律师自治

A. 日本律师制度的日本律师组织及律师工作机构

日本律师实行自治，其律师组织在律师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师组织分为两种：日本律师联合会（简称“日律联”）和律师会。日本律师联合会（也称日本辩护士联合会）是全国性律师组织。其使命是保护律师品格，谋求律师改善和进步，对律师和律师会进行监督指导和业务联系。日本律师联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3人，理事71人，监事5人。这些人以选举产生。会长任期2年，其余是义务职，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联”设8个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纲纪委员会；人权拥护委员会；司法修习委员会；司法制度调查委员会；律师推荐委员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日律联”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审查律师资格，监督律师行为、惩戒违法律师、监督律师会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对立法、司法的改善进行调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决议规定：今后有关司法制度法规的改正、修订，要经“日律联”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后，才向国会提出；第三，从事维护人权的活动。
律师会是日本的地方性组织，其使命与“日律联”相同。律师会是法人组织，按照律师法规定，它在每一地区裁判所辖区设立，目前除东京有三个律师会外，律师会的成员是本辖区内所有的律师。小的律师会仅有十几名。律师会必须制订会则，向“日律联”登记，接受“日律联”的指导和监督。律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若干人。另外设资格审查委员会、惩罚委员会、纲纪委员会等等专门组织。律师会在日本律师系统中起承下启下的作用，日常是审查律师资格，指导律师开展业务，对律师活动实行直接的监督。
日本律师的工作机构是“法律事务所”。日本的律师属自由职业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务所是个人的。个人法律事务所的名称都是法律事务所前冠以律师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务所、鸠山法律事务所。这些事务所有的有专门办公地点，也有的就设在律师家里。除单个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外，还有数人合伙的法律事务所。合伙法律事务所力量大，竞争力强，便于律师业务水平的提高，颇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几年，这种法律事务所增长很快。律师除个人开办或者合伙开办法律事务所外，也有受雇佣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这些律师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间锻炼成熟，为以后单独开办法律事务所打下基础。

B. 北洋政府于1912年公布什么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起步

《律师暂行章程》。

2012年是中国建立律师制度100周年。100年前，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16日公布了《律师暂行章程》，这标志着律师制度在我国正式诞生。

伴随着对共和制度的向往，律师制度的出现废除了封建法律工作由官员担任的传统体制，迈出了社会追求司法独立和公平的重要步伐。

回顾和总结中国律师制度的百年发展历史，对于加强我国律师制度和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拟在2012年适当时间举办高峰论坛，以纪念中国律师制度建立100周年。

(2)律师自治扩展阅读：

近现代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在中国的出现的背景：

近现代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在中国的出现，包含了一场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地用西方现代意义的“律师”重塑和更新中国本土“讼师”意涵的变革活动。传统中国虽然也曾使用“律师”一词，而且在功能上也有职业形态相似的“讼师”，但是它们之间的含义毕竟有根本的不同。

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是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之一，它以保障人权、体现司法民主和法治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

而在传统中国社会，“讼师”又被贬称为“师爷”、“讼棍”、“刀笔吏”等，是不敬“道德文章”、专长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辩”的道义小人，在法律文化上缺乏价值正当性。

C. 律师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对国家起到什么推动作用

一、律师对社会发展的好处和作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律师制度创设的前提和基础，这就决定了律师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天然关系，也决定了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当仁不让的作用。
1、进行理论研究，提出立法建议与对策，为社会主义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法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为社会发展发挥息纷止争的作用。
3、作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百姓之间的桥梁，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沟通作用。
如果没有律师，而一般民众又因不熟悉法律，难免会对在法院打官司产生厌烦和恐惧，这样的话通过诉讼实现权利，保护权利的途径就难以获得。
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
5、律师行业应作为一个整体，有组织的参与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提高律师行业形象双赢。
6、律师可以担任地方政府部门及基层经济组织的法律顾问，架起这些部门与农民沟通的桥梁。
二、律师对国家起到什么推动作用
1、推进依法治国：律师是法制中国的生力军，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等多项任务，可以说，每一项任务都离不开律师的参与。
2、律师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
3、完备的律师服务体系，可以坚定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D. "律师协会"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专章明确了律师协会的性质和职责。
第五章 律师协会
第四十三条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
全国设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律师协会，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地方律师协会。
第四十四条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地方律师协会章程由地方会员代表大会制定，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地方律师协会章程不得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相抵触。
第四十五条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同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
律师协会会员享有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四十六条律师协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二)总结、交流律师工作经验;
(三)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
(四)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考核;
(五)组织管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的实习活动，对实习人员进行考核;
(六)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
(七)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律师的申诉;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不得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相抵触。

E. 日本客户对于律师的要求，与中国客户对律师的要求，有哪些不同

日本律师组织及律师工作机构。日本律师实行自治，其律师组织在律师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师组织分为两种：日本律师联合会（简称“日律联”）和律师会。日本律师联合会（也称日本辩护士联合会）是全国性律师组织。其使命是保护律师品格，谋求律师改善和进步，对律师和律师会进行监督指导和业务联系。日本律师联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1人，理事71人，监事5人。这些人以选举产生。会长任期2年，其余是义务职，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联”设8个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纲纪委员会；人权拥护委员会；司法修习委员会；司法制度调查委员会；律师推荐委员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日律联”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审查律师资格，监督律师行为、惩戒违法律师、监督律师会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对立法、司法的改善进行调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决议规定：今后有关司法制度法规的改正、修订，要经“日律联”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后，才向国会提出；第三，从事维护人权的活动。

律师会是日本的地方性组织，其使命与“日律联”相同。律师会是法人组织，按照律师法规定，它在每一地区裁判所辖区设立，目前除东京有三个律师会外，律师会的成员是本辖区内所有的律师。小的律师会仅有十几名。律师会必须制订会则，向“日律联”登记，接受“日律联”的指导和监督。律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若干人。另外设资格审查委员会、惩罚委员会、纲纪委员会等等专门组织。律师会在日本律师系统中起承下启下的作用，日常是审查律师资格，指导律师开展业务，对律师活动实行直接的监督。

日本律师的工作机构是“法律事务所”。日本的律师属自由职业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务所是个人的。个人法律事务所的名称都是法律事务所前冠以律师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务所、鸠山法律事务所。这些事务所有的有专门办公地点，也有的就设在律师家里。除单个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外，还有数人合伙的法律事务所。合伙法律事务所力量大，竞争力强，便于律师业务水平的提高，颇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几年，这种法律事务所增长很快。律师除个人开办或者合伙开办法律事务所外，也有受雇佣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这些律师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间锻炼成熟，为以后单独开办法律事务所打下基础。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律师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不过是其中不那么起眼的一幕。但是，正如一滴露珠可以折射整个太阳的光辉一样，律师制度的历史，也生动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跌宕起伏。

中国的律师制度是清末修律运动中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产物，其后虽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所发展（尤其是在立法上），但从根本上说，将其归结为一种现代标识最为适宜。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律师制度见之于中国社会，其形式意义远多于实质意义。在近代西方，律师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而司法民主又是在整个社会倡导民权、以民权作为各种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的结果。中国社会始建律师制度之时，自由平等之风未行，专制特权之制仍在，作为法律改良的一部分而引进律师制度的直接动因，乃是为了消除列强的治外法权以重整国家治权。因此，如果说与民众权利结合的律师制度是民主精神的一种外化的话，那么从国家治权出发的律师制度则是一种有待于民主精神滋润的现代标识。其二，律师制度所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与中国固有的以宗法等级为基调的法律文化传统是异质的，而在形式上，律师却极易被混同于为社会所不屑、从而不可能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的“讼师”、“讼棍”一类，由此而使律师制度面临双重危险：一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丧失现代精神而发生蜕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新的律师制度”的尝试。新律师制度以当时的苏联为效仿对象，其主要特点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统一领导，统一工作。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众多的律师成为“右派”，律师制度旋即夭折。

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此后，随着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一轮的现代化运动，随着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上不断明确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取向，律师业也表现出持续而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数量规模上，律师事务所和从业人数大幅上升。迄今为止，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已从1979年的79家发展到1万余家，从业人数从1979年的212人壮大到约11万人。自1994年至2002年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之前，每年报考律师的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通过人数都超过1万人。如此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律师业，加之既存的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和服务人员（据统计我国从事法律服务者大约有1100多万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社会来说，无疑反映了一种无声息却划时代的社会巨变。

在质的方面，由于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和律师业的发展，律师已实现了由原先单纯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向“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转变，其执业形式是通过合伙和合作等途径设立的自律性律师事务所；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处或律师事务所实际上已呈消亡之势。律师管理体制也开始实现由司法行政机关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并将最终过渡到“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

中国律师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可以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发生的一种超越本土法律文化传统——从而使这种传统不得不再次回归于一种潜在状态——的运动。这种运动以律师业回归社会并在社会中形成与其职业使命和专业化要求相适应的自治自律机制为基本内容，因此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化过程。具体则可以将其概括为前后相继、互相依存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在与国家（相对于民间）的关系上发生的以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费和编制的依赖为主要特征的中介化运动；二是在与社会（包含国家和民间）的关系上发生的以形成律师业自治自律的机制为目的的行业化运动。对于这种势必重塑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社会化进程，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积极的回应。

第一，世界各国尽管国情不同，但要建立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就应该了解和重视这种社会在制度构造上的规律性和合理性。现代律师业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基本构件，其基本属性就是中介化和行业化。中介化是相对于把律师业纳入国家公职范围或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而言的。律师业中介化的必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律师业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职业，而按照现代法治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构造，国家没有必要也很难把提供一切法律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在尊奉民权的基础上构筑的法治社会，从民权保护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看，一个不属于国家公权（特别是行政权力）系统而且有权专门从事法律活动的独立的律师业，更适宜于监督和对抗公权的滥用，也更能有效地防止私权自身因滥用而变质和丧失。从“国家工作人员”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转变，反映出我们从更加贴近律师的固有属性来认识律师；也反映出政治制度对律师需求内容的重大变化。

律师业的行业化是分散运作的律师业为加强职业内部的联系和交流、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以强化自身对社会的交涉力和影响力而表现出的一种自我整合过程。所不同的是，由于律师的职业活动在复杂的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律师对当事人、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所应负的责任，使得律师业在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自律性。这也可以视为社会与律师业之间所达成的一种“交易”，即社会承认律师业自治自律的“特权”，以便律师业能实现其职业使命，造福于社会。从国家行政管理到不断增多的自治自律的变化，使中国的律师更加贴近民间社会，成为媒合国家和民间社会的中介，成为促进民间社会自我整合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中国律师业的中介化和行业化，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结构范围内、而非原先的国家权力结构范围内重塑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因而不仅需要各种阶段性设计，而且还要有一种系统的构想。当中国律师业最终从国家公职范围中脱离出来，从而彻底割断与国家权力相连的“脐带”后，失去国家权力背景或依托的这一职业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维护民权、促进法治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吗？中国律师业能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上取得行业化的较理想状态吗？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重塑律师制度和律师业，需要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环境因素有什么对应的变化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应该通盘考虑的。从许多现代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律师制度自始就是其制度构架的一个有机部分，律师业通过与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磨合，已转化为一种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包含律师业在各方面活动的现实合理性的职业传统。相比之下，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重塑，有着历史传统方面的诸多障碍。因此，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业，首先必须从立法上对律师业作出与其职业使命相适合的定位，并提供充分必要的保障；同时，还要考虑律师业发展的现状及其自我拓展的能力。在这里，单纯的法律眼光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广泛的社会视野。

F. 投诉律师到那个执法部门

投诉律师，一般是到司法局投诉，或者律师协会也可以。
司法局是律师的业务主管部门，律师协会属于司法局领导下的律师自治组织。

G. 简述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的关系

司法行政部门是国家政府机关，律师协会是自治性社会团体，两者在法律上没有隶属关系。但因之前我国律师都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一般是律师管理处），近年才逐渐转变为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双重管理，二者在人员、财政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交叉，各省的交叉程度又有差异，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期。总之，可以认为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是互相依存、互相配合的关系。

H.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执业规定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作用，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律师是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其职责是通过办理法律事务，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第三条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第四条律师依法执业，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阻挠，严禁侮辱、诽谤和打击迫害。第五条律师执业机构是律师事务所。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多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受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第六条律师协会是律师的行业性群众组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第七条同一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律师执业，必须持有司法行政机关颁发注册的律师工作执照或律师工作证（以下简称律师工作照证）。第八条律师执业，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或者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第九条对履行律师职责有突出贡献或显著成绩的律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违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给予惩戒。第二章律师的业务和责任第十条律师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委托，或受人民法院的指定，办理下列法律事务：
（一）担任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或公民的法律顾问；
（二）担任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担任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或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监护人的代理人，参加刑事诉讼；
（三）担任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参加诉讼；
（四）担任经济、行政、劳动争议等仲裁当事人的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
（五）参加民事、经济纠纷的调解活动；
（六）代理涉外民事、经济等活动中的法律事务；
（七）代理申请行政复议；
（八）代理申诉法律事务；
（九）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十）办理其他法律事务。
律师应当通过以上各项业务活动，宣传法律、法规。第十一条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责任，是协助委托方实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受委托办理各项法律事务，维护委托方的合法权益。
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从轻、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的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担任其他案件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和办理其他法律事务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在委托权限内，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第十二条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并按规定统一收费。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应当尽可能满足委托人对律师的指名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律师事务所派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时，有关律师事务所应当安排。第三章律师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三条律师代理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不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律师对裁定不服的，经原告同意可以提起上诉。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受理又不裁定不予受理的，律师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第十四条律师参加诉讼、仲裁活动，可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和律师工作照证到人民法院、仲裁机关查阅所承办案件的材料和补充的侦查、调查材料。但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记录以及事关他案的线索材料不得查阅。
律师阅卷可以摘录。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许可，可以复制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第十五条律师办理各项业务，可持律师事务所调查专用证明和律师工作照证，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取证，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并依法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律师调查取证时，主要知情人是正在预审期间的刑事被告人，且该案与被告人本身的案件无利害关系，律师可持律师事务所调查专用证明和律师工作照证，由公安或检察机关的人员陪同；律师所调查的问题与正在预审期间被告人本身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由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人员负责问明情况，及时将材料转交承办律师或律师事务所。

I. 律师依法独立职业的含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律师制度刚刚恢复时期，律师的职业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了1996年，《律师法》颁布以后，律师被重新定义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进而提出，律师的权利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律师的职业定位应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我理解，这个“自由职业者”的目的在于强调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即律师只服从于法律，在法律之下，律师是自由的，任何外来的干预不足以使律师屈从，从而最大限度保护律师发挥维护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官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检察官依法履行检察职责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都从法律上确定了法官、检察官职业的独立性。尽管现行的《律师法》尚未明确赋予律师具有职业的独立性，但这毕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例如德国《联邦律师条例》第一条规定：“律师在司法中的地位，是司法的独立人员，律师执业机构为从事司法工作之独立机关。”加拿大也明确规定律师与法官地位相等：“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因此，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也应成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在新《律师法》中，理应加上一条：“律师依法执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真正确立律师职业的独立性。

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是指律师不受国家公权和当事人私权影响，独立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律师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及法人的侵害。一个国家的公民和法人，他们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作为被国家管理、治理的相对人，他们没有直接立法和司法、执法的权力，只有遵法守法的义务。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总是处于弱势、劣势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更不用说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渎职枉法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通过立法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对公民人权、权利予以强化之外，还需要一种独立于国家公权和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力量，通过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以法律为武器来制约不法权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律师以他独具的职业独立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法人的侵害。这种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律师与政府、法官、检察官保持相对的独立，有同国家公权对峙的勇气和能力，并在执业过程中不受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独立于当事人，律师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而不是丧失独立人格的惟命是从的附庸和代言人，律师有义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义务保守当事人的秘密，但也有权利拒绝当事人提出的与法律相悖的不正当要求，并在刑事辩护中依据实事和法律独立地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发表辩护意见。

由于当事人追求的利益并非总能与法律规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对立冲突，而个别律师将自己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当事人不当利益的实现上，这样就会出现律师一味迎合当事人，背离事实，歪曲法律的现象，势必动摇整个律师行业在社会中的公信力。

摆脱名利的羁绊，抵御金钱的腐蚀，除了需要律师自身有“良心”、“道德”外，能够保障律师恪守独立的制度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律师的独立，“不独立，毋宁死”，更需要每个律师身体力行地保护这支独立的“薪火”。以下，就当前可能影响律师职业独立性的两个现实问题，笔者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律师类型的多样化不利于律师保持独立性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律师与法官、检察官都是法律职业团体中的一种，仅仅是分工不同，地位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国家创设律师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使每一个公民通过律师的独立工作来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给予了律师职业极大的期待和重视。例如日本《律师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律师法》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律师以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法治为使命。”由此可见，律师的基本使命就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面对如此庄严神圣的使命，一部律师法约束下的所有律师的处境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目前在我国却有一种律师种类多元化的趋势，在我国有的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设置了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在2005年6月全国律协换届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代表、理事，这样，他们连同已经存在的军队律师将要形成中国律师的多样性。如果说，军队律师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的话，那么随着“两公律师”队伍的建立与发展，社会将越来越多地见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由于其职责与一般意义上的律师（已有人称之为社会律师）有所不同，他们的出现，必将对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产生巨大的冲击。

公职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或经招聘到前述部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公务人员。曾经有国家某总局一位政策法规司的副司长在获得该系统首批公职律师执业证书后，兴奋地告诉记者：“如果美国谈判对手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告诉他我是中国律师。”其实这也表明了公职律师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身份的双重性，公职律师既是国家公务员或政府雇员又是律师；二是服务对象的固定性，公职律师只能为供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在社会上的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本单位以外的诉讼与非诉讼案件；三是固定薪酬制，公职律师直接从供职部门领取固定薪酬。

再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职律师的五项工作职责：一、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二、根据政府的要求，参与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和修改工作；三、为涉及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重大利益事项和纠纷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或组织专家论证；四、代理政府参与诉讼、仲裁活动；五、政府中其他应由公职律师承担的工作。上述五项职责大部分还是围绕“长官意志”进行，公职律师工作的独立性难以体现。

笔者认为，公职律师尽管主要处理政府微观方面的法律事务，但与政府法制办的部分职能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政府工作人员查阅案卷方便，而硬要设置一种与社会律师相抗衡的律师类型，似乎有些矫枉过正。因为社会律师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的各种当事人，当然也包括政府职能部门。

公司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在企业内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的执业人员。2002年12月，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了公司律师的职责，其中非诉讼业务包括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本企业法律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审核企业规章制度，审查和管理企业合同，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和建议，在企业内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仲裁事务；诉讼业务包括处理与本企业有关的诉讼业务。对照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7年5月颁布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职责的规定，简直是一模一样。

公司律师已试行近3年，现有近700名公司律师服务于150家大型、特大型企业，其中不乏中国人寿、中国一汽这样的“行业巨鳄”。据某位对公司律师制度颇为赞赏的行政官员说，公司律师具有“离得近、叫得应、专业熟、信息灵、反应快、保密好”的优点。据笔者看，只有前两项符合实际，因为公司律师就是本公司职员，肯定离得近，而且他们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当然“一叫得应”了。至于其它四项，还没有过硬的事实能够证明他们比社会律师强。

如果“两公”律师从法律上给予确认，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使越来越多的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

相对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服务的领域更窄，完全是看某一个“老板”的脸色行事，职业的独立性更加无从谈起。

一个人要想独立地做一件事情，至少具备两个条件：思维判断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受制于人。律师之所以能有独立性，就在于执业具有选择性，可以对当事人不适当的要求拒绝辩护或代理，通俗地说，一个律师的“衣食父母”是不确定的，他不必为某一个特定的“老板”而折腰。但“两公”律师却是做不到的。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设立公司律师是与国际接轨，这里且不论只有少数国家具有这种制度且亦对这种制度尚存诸多质疑外，就以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律师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人数也较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公司律师只是一种律师高度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其他还有移民律师、婚姻律师、专利律师等等，部分律师专职从事公司的法律事务性工作是美国经济极为发达情况下各种社会分工形成的，换言之，不是不考虑国情人为推动形成的。有人片面地认为引入公司律师制度就是走国际化道路，这种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断章取义的。中国国情目前的现状和律师的地位与美国律师的地位相差甚远，美国的制度目前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仅仅靠多一种律师类型来跟国际接轨，其实是在“拔苗助长”，其必带来许多现行体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设立公司律师看似进步实是退步，势必影响中国律师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凝聚力，放缓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出现“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法治建设并不十分完善，律师队伍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一味细化律师行业的分工，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迫使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在业务上只好选择做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在律师内部造成门派对立，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难以划一，增大不同类型律师之间的不信任感并相互贬低；社会公众对各种类型的律师产生混淆，不明所以。同时也大大不利于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整个行业的统一管理。都是律师，却有着迥异的生存模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律师就不可能有自由职业者的人格和思想自由，其独立性必将大打折扣。所以，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职责和义务应该由专职的公务员或公司职员来完成，也可以聘请社会律师来执行，没有必要设立两个新的律师门类。

对于暂不设立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这个问题，笔者曾向立法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多次呼吁，以期进行更严密的调研和更科学的分析，也希望律师同行们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律师行业特点的具体建议和办法来，可惜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律师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经营性活动是对律师独立性的反动

在美国，政府从职业律师中雇佣一些人担任检察官，而各级法院的法官，也是从执业15年以上，品行良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资深律师中选任的。一个有追求的律师，肯定会在执业过程中小心谨慎，保持一个清白的纪录。同时，律师、检察官、法官甚至法学家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机制，大家都以法律准则而不是以各自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对一件事情或者纠纷，所得出的结论是能够合理预期的。

如何能在律师、检察官、法官、法学家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职业共同体？首要的还是制度保障。律师怎样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自身角度讲，必须向检察官、法官的标准看齐。法律规定检察官、法官均不能从事有偿经营性活动。这一点具体到律师身上，那就是除了律师法上允许的有偿法律服务以外，律师不应再兼职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这一点虽然在律师执业规范中有所体现，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这就给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这些搞经营性活动的律师带来了困难。不解决律师随便兼职谋利的问题，律师这一职业就难以净化。

所谓“职业”是指个人所从事的赖以为他人或社会服务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律师的工作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他的收入也就理应来自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律师的职业使命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只服从法律并且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不是惟当事人是从，这也就决定了律师职业的基本属性不包括商业性，律师不应该也不能被金钱利益所驱动。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历程中，金钱对于每个律师的操守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一个律师无法维持稳定的生活，在诱惑面前难免把持不住；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那也只能变成一个赚钱工具，实在是舍本逐末。律师要想在社会立足，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职业化”的训练，练就过硬的本领，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社会竞争中得到承认。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导，认为律师价值的体现就是用收入高低来衡量。律师对经济利益的偏激追逐，将会极大的损害律师形象，尤其是个别律师，甚至脱离本职工作，在社会上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律师行业的反感和不满。

仅以西安为例，就曾有资深执业律师在外兼职从事商业活动，并利用职务便利及法律专业知识，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最后锒铛入狱、声败名裂。还有少数律师，或是从事酒店餐饮行业或是经营娱乐场所，或是经营房地产、拍卖行等，都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笔者认为，新律师法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加入禁止执业律师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之所以如此要求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律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像医生，需要社会认可自身的价值，但决不能惟钱是图，商业气息太浓；二来律师由于职业特殊，可能知晓或接触很多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如果参与其他商业经营性活动，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便利为己服务，甚至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理应禁止。而且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难免影响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令其为攫取更大利润钻法律的空子，这样就背离了律师制度的初衷。

另外，新《律师法》还有必要严格律师初任调查和年检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内容。仅以笔者所知的在西安执业的律师为例，就有不少于5%的注册律师是披了“两张皮”。他们或是国家公务员或是企业的老板、职员工，利用个人关系或伪造部分档案材料，把人事关系送到人才交流中心转一圈，就获得了律师身份。既不耽误自己的固定工作或者经营活动，还能以“律师”的名义到处招揽律师业务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严重败坏了律师法律职业者的独立形象，必须坚决予以扼制。笔者建议，新《律师法》应授权司法行政机关制订更加严格的律师准入程序，加强个人身份的调查；对于律师档案的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也应建立自有的管理体系。努力保持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和职业的独立性。

美国一位著名的律师布兰代斯在其所著的《律师的机会》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现今的律师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如七十五年前或者也确实不如五十年前那样显赫了；但是，其原因并非是缺乏机会。而是：律师没有在富人和大众之间恪守独立，------他们最大限度地放纵自己成为大公司的附庸，而忽略利用自己的权利保护大众的义务。”也许，中国律师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面对强权与金钱，请选择独立。最后，我以北京一位律师的话结束这篇文章：“律师崇尚的，应该是按照法律办事；律师追求的，应该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律师执着的，应该是司法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