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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市场需求

发布时间: 2022-06-21 00:15:18

A. 法律服务市场

按照法律服务市场客户的主体特征,中小城市法律服务市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传统市场、中端市场、高端市场。
一、传统市场
所谓传统市场,相对中端、高端市场而言,也可称之为低端市场,主要是指法律服务的层次较低,绝对量较大,但是标的额不高,所需要的法律服务技巧并不复杂,只要考取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干脆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甚至是经历过几次诉讼的人,就可以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这属于传统的法律服务项目。此类服务的特点是:
(一)主流业务的依附性
这类服务更加依赖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要是与民事刑事案件有关的诉讼代理、辩护等业务。为什么在法院门口有那么多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和法律服务所的办公室?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法院门口可以比较方便的接到低端市场的业务。当然,这也给法律服务的接受者提供了方便,去法院办事时,顺便换个门就可以到律师或法律服务所办公室了解一下自己的案件怎么处理,不同的人可以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曾经有一个需要法律服务的客户,到这个律师事务所这里,咨询了一下,问了一下价格,有人告诉他说要1000元,而到了另一个办公室有人告诉他应当收费1500元。两相比较,觉得他们提供的咨询意见都差不多。然后又到了第三家办公室,经咨询后,先是开价1200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800元成交。
(二)服务需求的随机性及被动性
其产生法律服务需求主要是基于无奈。比如,邻里之间因为宅基地、排水等相邻关系而产生的纠纷,轻伤害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数额不大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清晰的债务案件,等等。对这部分市场的客户来说,临时抱佛脚的成分比较大。往往是后院起火了,要到法院起诉了,或者法院传票来了,自己的亲属被拘留了,或者自己被别人打成轻伤或轻微伤了,而自己对法律或诉讼知识一点不懂,只好到法律服务市场逛一逛,了解一下行情,了解一下谁能为其提供服务。这些客户往往拿着同样的材料,先从这个律师事务所咨询,再到另一个律师事务所了解,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所、免费咨询所等等。
(三)服务需求的暂时性
在这个层次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客户的需求往往是一次性的,打过官司后,生活恢复正常以后,一般也就不需要律师了。所以在这个层次的市场,很难有长远的忠诚的客户。
经常有律师说,现在法律服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竞争激烈的法律服务市场主要是指这个层次来说的。
(四)服务需求的基础性和服务主体的多样性
在此层次中,对提供服务人员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实习律师、实习完毕刚刚拿到执业证的律师,往往是这个层次中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当然,也存在不少非律师执业人员。主要有:①已考取律师资格,但没有申领律师执业证的人员;②公检法系统退休但无律师执业证的人员;③法院清退的部分临时人员;④按规定只能为本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企业法律顾问;⑤企业、市场的保卫干部;⑥其他无证非法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人员。
(五)市场竞争的无序性
在此层次中,律师之间、律师与非律师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因为该层次法律服务的成本相对较低,且存在诸多法律服务主体,既存在肆意漫天要价现象,又存在胡乱压价的不正当竞争,既损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法律服务市场的合法有序。
客户在发生法律问题时,往往要对不同的服务机构进行分析比较。了解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压低价格,挑选服务人员。还有的甚至在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了法律规定之后,决定不请律师了,Do it yourself!当然也有更聪明的,在经过一个案件,明白了在这个低端市场中诉讼是怎么回事之后,干脆就在法院周围转来转去,先是给来打官司的人搭讪,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然后告诉需要法律服务的人某某法官是他的熟人,他可以摆平这个案件。一来二去,他倒是久病成医,摇身一变,也成了“独立代理人”了。
二、中端市场
第二个服务市场是中端市场。这一市场主要是针对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它们所形成的法律服务市场与其他类型法律服务市场相比,有其明显的区别。
根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800万家,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以笔者所在的地区为例,本市是全国第三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专业批发市场有45个,每个企业平均拥有摊位3000余个,平均拥有有限责任公司200余家,这简直是一个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汪洋大海。从生产领域看,仅兰山区一个义堂镇,从事装饰用胶合板生产的小型企业就达4600余家。
虽然这些企业规模并不很大,但其内部法律事务并不因其规模小而减少。相反,“中小企业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与大企业相比,在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包括中介服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恰恰由于这些企业的困难,导致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更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更应该得到更多的法律服务,成为最需要法律服务的一个阶层。
但实际上,市场主体的多样化,并没有带来律师业务的大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律师服务市场的繁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接受法律服务的市场主体方面看,普遍存在对法律服务的茫然。
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无序状态,我国的法治体系尚不完备,市场经济离成熟的法治化环境还有一段距离。在全社会对法治的作用还处于努力理解、力求推进的状态下,一般市场经济主体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存在相当程度的茫然性。中小企业的管理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法律服务的必要性,但看不到这种服务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找不到服务与需求之间的结合点。在一般经营者的心目中,知道律师的服务很重要,但是具体到自己的公司企业,究竟何处需要法律服务又不甚了解。人们还只是从表面上承认法律服务的作用,但并不了解如何去实现这种作用,有时候甚至还认为律师的意见会束缚手脚而持排斥、规避态度,直至铸成大错后才追悔莫及。这种茫然也往往使提供服务的律师陷入被动地位。这也是此类法律服务市场不成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在这种状态下,律师的任务显得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律师肩负着为广大中小企业解决法律困惑,处理经营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律师还肩负着唤醒、开发、引导中小企业法律意识的重任。在律师们看来,这种任务所带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一方面律师们为中小企业缺乏律师指导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又背着律师属于高收费、高报酬的黑锅。
其次,从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来看,存在被动应付的消极性法律服务的状态。
我国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相对淡漠和对法律服务方式缺乏了解的现状,导致人们寻求法律服务时往往处于一种消极求助的被动状态。也就是,人们只知道灭火,而不知道预防。形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一是人们还看不到法律问题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普遍性,因此只有当问题暴露时才开始寻求法律服务,这种现象在各种经营活动中反映尤其明显。二是人们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往往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和利用人际关系代替法律手段,受到挫折后再回过头来转向法律途径。三是人们往往把复杂的法律问题简单化,认识不到专业化法律服务的必要性。自以为经过普法后一般的法律问题也可以自行解决。四是由于人们对法律服务的内容与方式缺乏了解,往往把诉讼方式当成解决法律问题的唯一手段而不是最后手段,因而严重地忽视了非诉讼法律服务的重要性。而正是由于非诉讼法律服务的严重缺失,致使一系列本可以防范的法律问题不得已被推向了诉讼阶段,从而又不得已被动地求助于法律服务。
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小企业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并不知道这属于法律问题,应当由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另一方面很多律师在抱怨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强,没有给律师服务提供充足的天地。如何实现法律服务需求的意识觉醒,如何加强律师宣传自己法律服务价值的自觉性与系统性,以实现法律服务需求与法律服务的对接,是所有律师,尤其是中小城市执业律师急需考虑的首要课题。
在这个市场中,单兵作战已显得十分单薄,团队的合作成为提供满意服务的保障。既保持律师事务所的灵活,又开发与满足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成为中小城市律师服务业的当务之急。
三、高端市场
第三个法律服务市场是高端市场,这个市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集团企业、股份公司。其特点是:
(一)法律服务需求的必然性
在这个层次的市场上,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需求不但是一种自觉,同时还具有一种必然性。众多的集团企业、股份企业,在其组成过程中,从报批、筹建,到规范运作,各个部门、各个机关都在给这个层次上的企业灌输一种观念:你的企业、你的发展,一定离不开法律,离不开律师,律师对你的企业的壮大与辉煌不可或缺。尤为重要的是,在企业改制、股票发行上市过程中,都有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把律师法律意见书作为上报审批的必备材料,把律师对董事会等会议的见证作为信息批露的必经程序。这也就使得任何一个改制企业、上市企业在其资产运营、企业运转等方面离不开专业的律师服务。
(二)法律服务需求的综合性
在这个市场上,市场经济主体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即服务者必须具有在诉讼与非诉讼的各个领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服务能力应当体现在两个不同阶段:一是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提供综合的服务,即通过全方位的论证、咨询、参谋、分析、判断、把关,帮助企业防患于未然,消除隐患;二是在事后救济中能够全面迅速地应对各种法律问题。
(三)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一般无缘高端市场律师业务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服务意识的片面的高度觉醒,以及对法律服务质量的高要求,反倒不利于中小城市律师法律服务。在意识到法律服务的重要性,而自己的重大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悬于律师意见一线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们突然意识到:原来法律这么重要,原来律师对我的事业膨胀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一定不惜代价,聘请最好的律师,让他们为我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在这时候,对中小城市的律师们来说,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对其利益的重大影响,大型企业在请律师的问题上又有着各种各样的考虑,本地的律师,他们又开始信不过了。于是,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目的只有一个,请一个全国最好的律师。
结果就是,在一个中小城市,请来的是北京、上海等某某大所的知名律师。尽管他们可能资深阅广,能力超群,而且不乏做过成功案例。但由于路途遥远不说,他们对当地资源的认识,对当地法制环境的感知,对本地各种人脉资源的拓展和利用,均显得并不十分得心应手,而律师服务费反倒多出当地的五倍、十倍甚至几十倍,再加上由于市场环境的不成熟而出现的违规操作与法律隐患、由于法治环境的不完善形成的法律约束与保护的相对缺失、由于法律服务的缺乏与滞后,使得诸多法律隐患难以消除一并爆发,而形成灭顶之灾。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对律师的普遍抱怨。对外地大律师的抱怨,逐渐又强化为对本地律师的不屑一顾:连大城市的律师服务都有这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小城市的律师能怎么样?而事实上,在股票发行、公司上市、国有企业出售等领域,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也培养了大量的合格的人才。不考虑业务特点、服务水平,不考虑从事服务的便利与快捷,不考虑对当地人文、法制环境的感知与认识,一味地追求大城市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并不是一种成熟、理智的市场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服务市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律师法律服务在中小城市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
在低端市场,人数少、规模小的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低端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服务,成本较低,所需知识与技巧并不苛刻,服务对象的法律服务需求也并不复杂,反倒更容易满足市场的法律需要。比如为一个轻伤的自诉案件,标的额一般不会超过十万元或五万元,请一位收费低廉、认真负责的律师,倒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这时,如果要求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规模化,无疑会增加客户的成本。在低端市场永远不会消失的判断下,发展低端市场的服务主体,完善操作规程,指导律师们对客户事务的理解与从容,反倒显得比一味要求发展成规模所、大所要更能提高律师提供服务的水平,更能刺激客户对法律服务的信任与依赖。
在中端市场,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律师的专业化水平、综合性能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加律师法律服务的附加值,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满足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同时,增强律师之间的合作,开发、唤醒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让广大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认识到,律师是“完成法律事务的助手,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专家”。在每一艘中小企业的航船上,都飘扬着律师法律服务的旗帜,在每一个中小企业的管理活动中,都活跃着律师的身影,是我们永远的追求目标。
在高端市场,我们仍然要高举律师事务所规模化、专业化的大旗,通过政府的重视与推介,使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提供高层次的法律服务成为可能;或者通过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与大城市律师事务所的联合与合作,运用自己各自的优势,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完善、周到的法律服务。
那么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最终形成的市场状况是:大所、小所、中等所各尽其责,各得其利,把市场经济的各个层次主体的需求,均予以开发与满足,整个法律服务市场呈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和谐局面。倘如此,则律师幸甚,社会幸甚!

B. 中国哪些城市对法律生需求多一些或者法律行业活跃些

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达,法治意识高,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旺盛,比如北上广深、杭州、苏州、宁波、青岛、厦门等

C. 法律服务的创造需求行为为谁而为

——读《美国律师》第六章《创造需求:职业规划的一个新策略?》 【正文】 一、“事实”勾勒 1、律师业控制市场的努力 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正式开始,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围绕着规范供给活动展开,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里,即在1960年左右,律师业最接近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其他法学院的兴起,种族主义平等、女权主义等兴起,对律师业的市场控制就遭到了猛烈攻击,在这时,对供给的控制削弱了。作为回应,职业转向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策略,创造需求。但是,大多数律师最初对创造需求非常怀疑,而且在现在依然保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比控制供给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即创造需求使得职业内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大约只有6%的律师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 2、法律服务在早期分配严重不平等,其主要集中在大额财产的客户,也就形成了法律服务的一个传统,即主要为少数人的精英阶层服务,而大部分其他人,包括很多中产人士也没有被辐射到。虽然有法律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为中产人士服务的建议,但很少被采纳或者不予考虑,在20世纪30年代在费城才出现了邻里律师事务所。为穷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就更少了,特别是私人律师事务所,虽然在当时已经开始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私人慈善事业、以及零星的私人律师提供的公益行动。但是,在60年代,美国律师协会与美国律师基金开始了一场对“法律需求”的大型研究,说明了这个早已知道或者没有正式承认的事实,即法律服务需求不足,特别是穷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不足。 3、在最初。为那些不能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在慈善事业中往往是那些执业经验与收入更高的律师。但是这种慈善式的服务数量非常有限,且仅仅可能为一定范围内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比如说那些在未来能够付费的人或者能够起到互惠作用的中介人——即使在这时,他们的目标也是用最小的努力来满足客户混合中介人。造成的后果就是不仅仅最需要的人常常被排除在外,律师所提供的慈善服务的整体数量也同样令人失望。在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种公益性的法律服务,并且有些州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提供最低的法律服务数量,然而在另一些州,却被州最高法院宣布不能强制律师在无补偿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服务。即使在被强制提供法律服务的司法区域,律师们也在规避这一条,因为很多律师被允许以金钱购买方式来免除任何法律制裁。但是,这项行动并没有为职业创造出需要支付费用的法律服务。 4、当获得辩护不再是一项礼物,而是以公民的一项权利时,它首先出现在刑事案件中,而且还以强制性权力保障实现。最后,它还以宪法性权利出现了,也不仅仅表现在重罪案件,也实施于普通刑事案件。但是,这一项业务,特别是对普通刑事案件的强制性法律辩护并也并没有对私人律师执业的需求有什么业务增加。因为,为了满足这项宪法性权利,大多数司法区创设了政府支持的公设辩护人事务所,由领薪水的雇员充任。但是,法律职业是否从上述州的干预中获得了明显的利益还不清楚,不管这种利益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即使在那些政府付费的法律服务中,立法机关也拒绝给他们支付合理费用,这既得不到补偿,也无助于提高自己的名声。而且在这些政府付费的领域,绝大部分律师依然得不到业务,因为在最近一些年增加了共设律师的数量——这只是其一。其二,州付费的私人刑事辩护本身有许多缺陷:费用太低,只能吸引到那些较为不成功的律师,如果费用高到有利可图的地步,司法人员的偏爱会影响哪位律师将因此而收益——这种制度体系鼓励司法人员权力的滥用,会因为损害其合法性。 5、对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民事法律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宪法上的强制,这种代理既不充分也不稳定;然而在80年代,法律职业开始把民事代理看做法律之下平等司法的自由主义理念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法律服务公司的预算呈螺旋式增加时,美国律师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对州的支持态度,并试图将联邦的资金转移到私人职业者,即便如此,巨大多数的执业律师在为穷人提供民事代理上赚到的钱要比在刑事辩护中少得多。 虽然州对律师职业的补贴在增强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在为私人职业律师创造需求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于私人慈善事业则更处于边缘状态。在慈善事业中,基金会政府的捐助不仅仅会增加他们的能力,更会限制其游说的能力,缺乏了一种正当性,以社会和政府。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的正当性脆弱,不仅仅其受到限制,也使得其不安全——没有一个独立的财政基础。 6、律师们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了穷人身上,还将法律服务扩展到了中产阶级客户。他们通过律师中介、团体法律服务与法律诊所[2]的方式扩张了法律服务,但是这种成功更多在于业务集中,而不在于产生了大量的业务量。 然而,这些新策略在实现职业规划方面的效果是复杂的,或许增加了法律服务业务,同时也由于受制于较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也受制约职业环境而导致法律职业的内部竞争,不仅仅在于受薪律师与私人职业的竞争,也在于公共利益律师与私人律师的竞争,还有服务于团体计划的律师与那些在计划之外的律师在竞争;如此等等。因此,律师的竞争仍将继续计划,而且增加个人法律服务生产的集中度。 二、阅读思考 虽然上述内容有些“杂乱”,但也有一个简单的逻辑理路,即在职业控制减弱时,大量的人进入律师行业,使得律师职业人数剧增,解决的问题除了传统机制外(就是职业控制[3]),还有就是增加法律服务业务,包括了刑事强制辩护业务——既有重罪案件,也有普通刑事案件——也包括了一些民事案件的法律辩护,虽然对后者的标准还有若干争议。增加的法律服务也不仅仅有针对穷人的法律服务,还有针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比如说团体法律服务)。对于在这里提到的增加的法律服务的论述,在笔者的阅读中,有两点值得去思考: 首先,法律服务增加了,相对于以前的法律服务数量,的确应该属于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法律服务,因为在以前的法律服务中,这些律师往往只为有钱人或者能够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只为社会的精英人物提供法律服务,其他人基本被排除在法律服务之外,既包括中产人士,也包括了穷人被排斥在了法律服务之外。 其次,但是,对于这些增加的法律服务,到底是如何分配给律师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政府雇佣的律师(以固定薪水表现的法律人),即公设辩护人承担了大部分普通公民的法律服务,既有强制性的法律服务,也有其他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服务。而对于慈善事业下的法律服务以及公益性的法律服务主要在于私人律师自愿完成,在增加的法律服务中占据着微不足道的比例。因此,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出现的民权运动而带来的法律服务增加实际上确属微不足道。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案件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仅仅因为政府扶植,更因为这一领域的“油水”不大,无法真正吸引私人律师,特别是优秀的私人律师为这些穷人服务,以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才可以说是对私人律师的一种法律服务的增加。由于这部分法律服务的需求群体与以前的精英群体比较而言,其付费能力要小得多。因此。对之更多属于提供多元式的法律服务,比如说诊所式法律服务或者团体式法律服务,以吸引这些群体增加需求。然而,即使对于这些有限的增加的法律的服务市场,其在私人律师之间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同样遵循着在原来规则的分配方式,即根据你的人脉(关系)、你的执业时间长短、性别、种族等因素[4]进行法律服务的分配,简单的说,在这里的法律服务分配也没有改变没有进行法律需求创新前的格局;更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激化原来本已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说律师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了[5],抑或者说律师之间的分化也更为严重,虽然我们可以说这都是市场惹得“祸”,与具体的人无关!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美国律师们在创造法服务需求的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将蛋糕做大的方式以使所有人共赢,而且这也的确让所有人都翘首以望,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律服务在整体上增加了,为已经“等级化”的美国律师中的中下层律师而言无疑属于福音,即在律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法律服务需求的数量增加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我们的通常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在这里运行的规则依然属于以前的规则,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现状!或许,他们的命运就是适应原来的体制,一步步熬成婆,才属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幸的是,美国律师职业在运行中的确给了新律师这样的希望[6],如果没有这一希望,我相信美国律师界也会展现出一种良好的律师秩序,一种良好的法律人共同体!其实,在笔者看来,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我们能够做的,或许就是维持现状,首先对当下现状进行思考,思考这一现状下的权力结构、权利结构,这些结构渗透着一种什么的法律秩序与利益秩序,其能不能最终为普通律师们带来确切的希望与前途。如果不能,则必定需要改革,改革后的目标或许不能改变基本格局,但是至少可以让其有机会平等进入,让他们看到一个确切的希望[7],使他们愿意接受他们进入时的秩序,而且愿意遵守并保护这一秩序,而不是以破坏秩序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与收入。我们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的确当下的现状有问题,而且还是很多问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社会没有问题吗?),但是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否则,这种改革不但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固化现状,还带来“新政”之累,即好处还未得,坏处已显的结果。在现状把握以后,才能知道如何改革,如何循序渐进地改革,以改变旧的体制,使新旧律师、社会达成共赢,而不是共输;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看病,首先需要诊断病情,才知道如何下药! 【注释】 [1] 蒋志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 [2] 通过对该书所描绘的法律诊所,大约与中国学术界通常所理解的法律诊所不一样;在这里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吸引大客户、使服务日常化以及雇佣会填表写表格和使用文字处理的职业辅助人员来替代律师已降低成本,而在中国学术界当下的学术界所说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为法学院学生所准备的,以法律援助为基础的! [3] 就是该书第三章与第五章的内容;具体分析请参阅【美】理查德·L·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 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D. 未来五年,律师行业有什么发展的热点领域和热点方向

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属于时不时就会重新拿出来炒一炒的词,总是让人联想到20世纪19世纪的科幻小说。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界科技界人再一次开始警惕人工智能,似乎我们离其又更进一步。有的时候法律人很传统以至于固执,在公司化的今天任然保持着合伙的形式,一直用服务的思维,却很少有人用产品的思维思考。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能不能把法律产品化,标准化,借助人工智能这也将成为趋势,比如开发一款法律的产品能够和人交流,能够分析自然语言,融入了一定的法律逻辑,律师X程序员的组合具有颠覆整个行业的可能。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肯定不能够代替律师,但是一些格式化的法律服务很有可能由机器人完成。现在的律师行业,收入普遍不错似乎陷入了路径依赖的闭环当中。然而正如 Economist 3月份的一期中有这样一篇文章的开头讲到会计师事务所也正在进军法律行业,我们从德勤的官网上已经能够看到业务范围中有法律服务。律师服务需要向着更高的服务溢价发展。时代呼唤法律服务能够有一次颠覆性的巨变。大数据让我们分析对象面向所有变为了可能,在判决上网的今天,一个简单的爬虫程序就能够完成数据收集的工作,这意味着传统的裁判文书检索平台将逐渐丧失吸引力和竞争力,市场需要的是具有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的新型数据库。从越来越多的免费案例检索库的出现也能看出这一趋势。实质上对于判决的做出这一行为进行分析可以挖掘出大量的信息。这对于律师来说是十分有诱惑力的,分析意味着预测,不仅能够通过分析某法官的所有判决,得出一些规律性结论,还可以分析某

E. 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有哪些方面的需求

群众是党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满意度测评中,对我县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满意率为7.71%,为全市最高。与全市最低的水城县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满意度低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进行了系列调查,总结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和症结,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去年,全县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但民意调查测评结果却很不理想,经过深入客观调查分析,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有: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对司法行政知晓率、认知度不高,致使群众评价偏颇。一是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较多,但对县乡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职责系统、全覆盖地宣传却没有,导致群众对公检法司的职能职责混为一谈,加上平时的业务往来也使群众误认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统的总合,还有群众认为司法局就是管公、检、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等同起来,有的群众还到司法局来投诉公检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把对公检法的不满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专门的宣传手段和机制。没有独立的门户网站、没有专门的刊物及其他载体,更没有专门的宣传机构、人员和相关制度,致使群众知晓率、认知度都较低,更导致群众评价随意性高。三是宣传不到位致使群众认知脱节。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师公证、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机构都具有服务性职能,常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群众却不知晓,对这些部门服务职能的认知度,不能统一到对司法行政的良好评价上来,是间接导致司法行政民意调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许多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没有得到较好的宣传,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二、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发挥不太好,为民服务的好事实事做得不够好。一是在普法为基础和依法治理为目标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却偏废了依法治理。在协调整合社会力量资源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还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体水平还不高,因而有政协委员建议加强此项工作。普法创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处于传统普法的状况,普法针对性、实用性、新颖性差,致使群众难于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仅限于单一的行业治理或单位治理,综合治理、基层治理、专项治理还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众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处实惠还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纠纷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于调解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强和工作积极性不高以及调解员补助难到位等问题,导致出现化解矛盾纠纷不及时、调解偶有不公正、文书档案不齐备、协议履行率不很高等问题,也是群众不满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当事人中还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指定辩护中,由于补助少,被指派的律师例行义务性出庭辩护,工作积极性不高,深入实际调查取证做不到位致使辩护效果不佳等等,也让一些群众不满意。四是在办理公证服务中,由于公证体制机制原因、公证员奇缺、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差异、办公条件不好等因素,导致群众办证不能及时获证,办证中没有休息场地,办事环境不好等,都导致了群众不满意。五是在法律服务中,部分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诚信建设还不是特别到位,服务群众的思想、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人员夸大其词、私自受案,甚至还有一些冒充律师的黑律师更是作虚假承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律师声誉,也是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不满意的一个因素。六是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中,由于服刑人员很多都受好逸恶劳思想的影响,不肯吃苦,还想挣大钱,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释解后,仍然挑挑拣拣,长时间不能就业。刑释解教人员由于其特殊经历,社会对他们存有偏见,致其就业困难、生活举步维艰。也致使一些人员不满意。
三、诸多客观因素长期制约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也是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员编制少且事务繁多。37个司法所中一人编制所还有19个,一人所的现状严重影响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依照《人民调解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调解纠纷、案件调查、走访矫正对象必须两人以上才能开展工作,否则,就是违法行为。现在我县各司法所普遍只有两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关门,群众来办事就得吃闭门羹。群众找不到人,办不成事,满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专人专职。由于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多年沉淀的原因,大部分乡镇党委政府把司法所当作内设机构,把司法所人员当作乡镇人员使用,从事很多与司法工作无关的事务如行政包村、计划生育、禁烧防火、合作医疗收款等,不能专职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业务成了附带和捎带。三是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保障难以到位。由于缺乏车辆编制和经费,致使22个司法所没有车辆,出现了处置纠纷赶赴现场不及时的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司法所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导致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不满意。四是司法行政机关待遇差,难以激发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法庭、派出所、财政所都已是副科级机构,但司法所还是股级,在工作协调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司法所当前承担着监管四种罪犯的职能职责,但却没有转警,没有赋予其相应职权,履行职能职责存在许多困难;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经常到一线处置群体性问题和化解纠纷,但却没有岗位津贴,严重挫伤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
四、干部队伍服务能力、水平、质量整体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干部职工综合素质不够高。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法律素养、宣传能力、科技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为的现象出现或者少数不作为、个别乱作为的现象。二是不善于缺乏“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接近群众,不会讲群众语言,不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不会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三是不会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虽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公证、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都是事关群众利益和好处的事。但由于不讲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风不细致、态度不和蔼、工作不扎实,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没有尽最大可能地应用司法行政资源更多地帮助办好群众关心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事。没有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四是没有做到心里装着大众,遇事想着群众。司法行政每项职能职责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但还没有把“心里一定要装着群众,做什么事、开展什么工作,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群众的知心人和贴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变成每个干部的实际行动。
五、社会管理创新不够,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多。主要是在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公证事项办理、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工作中的创新举措还不很多,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很多;在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强大和明显,在促进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方面还做得不是特别到位;在实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还没有做到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最大化、无缝隙、全覆盖、无盲点地服务好群众。
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行工作满意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准确了解掌握群众之所需、之所盼,增强群众满意度工作针对性、时效性
经过调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对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希望解决好治安突出问题,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工作、生产、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执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干部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切实增强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机关办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对社会管理更加人性化,对社会服务更热情、更到位、更文明,社会更加安定有序。具体来说主要反映在:一是对普法的希望是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方法和途径宣传,将法律规定融入法制文艺节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记、易掌握的形式宣传,积极从传统普法模式向创新性现代化普法形式转变;二是期望人民调解更多地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让矛盾纠纷不出村、不出乡镇;期望在社区矫正监管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中,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帮助被监管对象解决生产生活难题;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中,切实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切实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程序上维护其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三是群众期望干部职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进、作风更加优良、履职能力更强、工作质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随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二、全方位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知晓率、认知度。一是组建宣传机构,引进高素质写作人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二是抓紧建设独立的门户网站、在电视、报刊、广播等媒体上开辟专题宣传栏目,办好简报信息、工作动态、刊物等载体。三是加强全系统人员宣传工作能力的培训提升,把全系统人员都培养成宣传能手。四是大力宣传司法行政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大力宣传本系统求真务实、便民利民、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做法、经验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认识,把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根本价值取向。首先是准确把握群众满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领域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表现。群众满意度就是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和社会形象整体的评价,是对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对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众满意这一目标的现实意义。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干部职工作风是否转变、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是让群众来评、看工作结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认识不顾群众是否满意,脱离群众思想的严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为群众谋利益,决不能用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不能只考虑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视群众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满意度。二是立足本职,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和热情服务,让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首先要把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增强罪犯监管改造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两抢一盗”等专项斗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严打整治斗争成果,确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其次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把执法活动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不断完善和创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从我们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解答的每一次咨询、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再次要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群众信任感、幸福感。最后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实际问题。针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通过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务,帮助群众提高法律素质,增强群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结合平安建设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资源优势帮助群众抓好平安乡村、平安社区等基层创建活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拓宽渠道,贴近群众,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和更广泛地参与司法行政工作 ,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实惠。首先是要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职责。通过设置政务公开栏、网站、宣传橱窗等方式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职责,增强参与、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自觉性。其次是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与群众谈心等方式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深入乡镇村组,主动贴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并对征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分类整理,针对工作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扩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托服务等“窗口”部门的工作,树立良好机关形象,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支持和参与司法行政工作。从小处着手,贴近群众,方便群众来访咨询。如在办公楼大厅设置科室公告牌,办事流程图等方便群众来访、预约等,避免群众重复来访,节约办事成本。最后在咨询解答中,尽可能地告知群众权利义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可以利用告知书、明白卡、宣传册等,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以及救济途径。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实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四、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求。一是强化监管和帮教,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工作。刑释解教人员是一个特殊、敏感群体,这个群体的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实施整体联动;要有新举措,创造新载体,要根据当前释解人员的特点,在不断拓宽就业途径,教育其适应形势,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提高就业安置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释解人员的就业技能和水平进行安置。加强教育培训,加强对释解人员的就业观念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引导他们摒弃好逸恶劳思想,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学得一技之长,靠诚实劳动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以人为本,积极为释解人员办实事。能够实现再就业的帮助安置就业,符合低保条件的解决低保问题,不符合低保的,予以临时救济。二是全面加强普法方式方法创新,切实增强宣传效果。加快从传统普法向现代普法的转变,积极开展靶式普法、订单式普法、联合普法、文化普法、楼宇电视和政务微博等新媒体普法,加大法治县乡创建力度,管在关键点、避免形式化,切实有效开展。三是加大人民调解法贯彻执行力度,强化网络建设,全面提升调解员队伍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争取政府解决调解员补贴,争取设立专职调解员,大力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和排查化解,确保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四是积极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积极推进“点援制”,深入总结人民满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义务值班解答法律咨询正常化管理,积极将疑难纠纷调解和刑事和解纳入法律援助试点,总结经验推广实施,真正实现应援尽援。五是全面坚强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导他们统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切实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正义。六是全面加强协调沟通力度,争取人财物支持,大力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树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积极争取人员编制和车辆编制,解决好司法所人员和交通工具问题。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好干部队伍待遇问题,切实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全力打造办事大厅,努力为群众办事提供良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让群众满意。
五、全面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为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提供坚强保证。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面镜子对照自己,始终坚持亲民、爱民、为民。经常地自觉从干部队伍自身找原因,群众观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经验,是否是丧失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化解矛盾、处理问题是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干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线,与群众打交道少了、心理距离远了,是否做到感情上与群众“心连心”,工作中与群众“面对面”,为群众办事“实打实”,向群众宣传“情牵情”,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实现人民群众满意。三是要扎扎实实办好事、办实事。首先要教育干部要经常扪心自问,将心比心,多做换位思考,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把群众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办理。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为群众到底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每个干部职工必须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接近群众,会讲群众语言,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会把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再次是要认认真真为群众更多地解决具体问题、更多地办实事,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群众利益无小事,不但要做好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经济这件大事,也要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最后是要善用群众语言和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与之进行沟通,注重面对面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无论是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宣讲法律法规,帮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都要把解决群众思想困惑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话说到点子上,努力解开思想疙瘩,在宣传中建立感情,在宣传中形成互信,在宣传中赢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首先要强化干部职工核心价值观和社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其次加强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培训,熟练掌握程序性、实体性和时效性规定,自觉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维护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次是加大对不维护公平正义的人和事的处理力度,全面促进公平正义得到最广泛的维护。四是全面提升干部职工在新媒体时代引导能力。要最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司法行政重大决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维护稳定、社会管理、服务群众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司法行政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最大限度地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坚决杜绝“大丑恶”事件发生。五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落实“谁拥有先进科技手段,占据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主动,赢得未来”的理念,牢固树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战斗力的理念,大力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训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拒腐防变能力。要深刻认识拒腐防变的重要性、紧迫性,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促进干警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这个根本,围绕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健全制度规定,强化廉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学会在法治轨道上用权,保持清廉本色,坚守精神高地。

F. 法律专业就业现状和市场前景分析怎么样

法律系常设的专业有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事法学、国际法学、环境法学、涉外法律专业等专业方向。
主要课程法理史、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
相关专业 监狱学、知识产权、社会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治安学、刑事侦察技术、经济犯罪侦察
就业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分析
目前法学就业存在着困境,但是前途还是很光明的,举个很小的例子: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根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全国现有律师12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0.8个,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美国30人,英国15人),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别达到了20人和 12人。就企业方面讲,我国现有企业5000万家,仅有4万家聘请了律师当法律顾问。目前法学面临的种种挫折,只是暂时的。作为法律人或者有志于从事法律工作的高三学弟学妹们,不应坐享其成或者坐以待毙,应当善于开拓,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寒流过后一定会迎来法律专业的春暖花开。
法学专业是朝阳学科,从社会需要来看是大有发展前景的。从法律系毕业生就业现状来看,他们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够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就业前景非常广泛,做警官、检察官、法官、行政机关公务员;到大公司主管法律事务;做律师;到高校做法学教师;到研究所做法学研究者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经济类、财经类等一些专业就业难度来说,法学类就业出路较窄。甚至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入法律系统的。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社会对法律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再加上法院、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法治部门无法接受这样大批的学生涌入,多数学生毕业后只能转行。
法学类专业对人才素质、学历需求较高。他们不仅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还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跨学科的行业知识。随着近年来对法学人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法学类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就业情况并不乐观。但高学历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特别是与经济、国际交往相关联专业的研究生,就业前景广阔。法律系专业的学生其职业发展方向就是在转行时,大多数也选择在与“法”相关联的行业,或在企业任职做法律顾问、或做媒体的法制版编辑、记者等。有的根据其个人性格特点、专业特长转换专业,在“法”岗位对其紧闭大门的时候,他们没有挤独木桥,而是独僻蹊径,在企业、公司的商务部任职,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商务合同的签订、谈判、维护企业利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身的价值也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出来。
法学专业就业前景分析与展望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法”, 但这是否说明,法学类专业就业前景光明呢?《今日说法》栏目的主持人撒贝宁在电视机前侃侃而谈,征服了全国观众。有谁会想到,他并不是广播、表演、主持等专业科班出身,而是法律系的一个高材生呢?法学类的学生,是不是一定就要去当律师,当法律顾问呢?独之秀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机构根据职场动态和社会行业就业趋势,就此问题提出一点拙见。
随着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制建设也处在一个迅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时期,特别是我国“入世”以来,社会对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各经济组织、律师事务所对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尤为突出。同时这也对高校培养高层次法学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90多所院校开设了法学本科专业。
法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做生意签订合同要懂合同法,与工作单位发生纠纷要懂劳动法。另外,像研究犯罪问题的刑法、研究如何打官司的诉讼法、研究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等,也都在法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学习法学,还能够了解为何要制定法律,并学习如何依法处理事件和问题。
我国目前的法学类专业设置根据所在院、校的侧重点不同,人才培养方式也各具特色,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专门的法学院,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另一种是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律系或法学院,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还有一种是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院校,如清华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等。专门的法学院学科划分较细,专业化程度高,可使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律系或法学院的特色在于可以发挥多学科优势,学生可以跨系选课,有利于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法律硕士、法学硕士保研、考研、复试、调剂保录取,法学博士,法律职业规划,龙图教育提供全程的全科的学习规划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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