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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越南“国父”胡志明究竟在中国有多少妻子
根据史料,胡志明年轻时曾在越南国内有过一个妻子,但不幸过早牺牲。后来他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与中国姑娘产生爱情,还结了婚,回国后他便终生未娶。但是这个中国姑娘究竟是谁?笔者查了不少文章,竟然出现了两个名字——曾雪明和林依兰。黄铮、李永军、孔可立等人认为是前者;染益新、袁方等人则认为是后者。
那么,到底曾雪明和林依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还是本来只有一个人,却混淆成了两个人?又或者本来只有一个人,而另一个人根本就是瞎编的?若是一个人,她是曾雪明还是林依兰?看这两派文章的说法,都似乎言之凿凿,难分对错。历史就是这般扑朔迷离。
我个人认为有两人,即曾、林是两个不同的人。
先看曾雪明一说。
曾雪明1905年生于广州,原籍广东梅县松口镇,1926 年与胡志明举行婚礼,婚后两人一起生活了半年多时间。1927 年5 月胡志明离开广州后,就与妻子失去联系而未能再相聚。从此,这一对有情人,一个未再嫁,一个未再娶,天各一方,都过着独身生活,生死相恋,直至辞世。
1925年曾雪明在广州一医务所任助产士。当时广州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及中心地,何香凝、邓颖超、蔡畅开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受革命思想影响,曾也时常去妇运所听演讲,参加活动。
胡志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受共产国际派遣任中国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于1924年11月来到广州,化名李瑞。1925年的一天,曾雪明去妇运所找蔡畅,下楼时在楼梯拐角处巧遇正要上楼的李瑞。不经意的礼让和对视中,李瑞被这位长着鹅蛋型脸,皮肤白誓,文静端庄又显聪慧的广州姑娘所深深吸引,禁不住询问蔡畅她的芳名及有关情况。蔡畅见李瑞情有独钟,便会意地介绍了曾的情况,并与邓颖超一起做红娘(还有一说红娘是越南革命青年林德树的中国妻子梁惠群),使这对有情人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曾雪明仅知李瑞是鲍罗廷的翻译,越南革命党人。旧中国封建意识浓厚,女性绝少自由恋爱,更何况李瑞是越南人,35岁“高龄”尚未结婚,曾家能否同意这门亲事?好在曾家还是比较开明进步的。为考证李瑞的人品才学,其二哥曾锦湘(早年留学美国,并和孙中山是故交,精通5门外语,文笔精绝,曾应孙中山之请为其撰写文章)专程请李瑞作了一次长谈。李瑞的谦朴、务实、自信、热忱、远见卓识、献身精神、丰富的阅历及精熟纯正多国外语令曾锦湘深为折服,他代表曾家同意了这门涉外婚姻。
1926年10月曾雪明与李瑞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地点在市中心财厅前的太平餐馆,这也是一年前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请客的地方。邓颖超、蔡畅作为证婚人、媒人主持了婚礼。苏联顾问鲍罗廷、顾问助手张太雷到场祝贺,婚礼热烈而隆重。这短暂的不到一年光阴,婚后的生活幸福而甜蜜。曾对李瑞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颇为周到,堪称标准的贤妻良母,使这个21岁就离家出走,浪迹天涯的“游子”,在15年后又有了“家”的温暖感觉。这也是胡志明年谱中唯一没有文字记载的近一年空白时间。
1926年6月至12月曾雪明在妇运所继续学习了半年。此年底她怀孕了。李瑞喜出望外,盼望尽快做上父亲。但曾的母亲梁氏得知此事后,深恐女儿有了小孩会随夫离去,力劝她堕胎。父亲早亡,母亲暮年孤独,曾母命难违,为尽孝道,顾不了丈夫李瑞的苦苦相求,忍痛含泪做了堕胎手术,留下了终生遗憾。
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彻底背叛革命,疯狂围剿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血腥的屠杀震惊了世界。在严峻形势下,因共产国际指示无法携带家属,李瑞只好独自随苏联顾问团经武汉转上海,后经海参崴赴莫斯科。自此天各一方,夫妻分离。由于曾雪明过去认识的革命志士相继被捕或转移,无法再与李瑞取得任何联系。悲伤绝望之余她只得来到母亲身边,在顺德县当助产士。这期间,李瑞曾从外地两次托人带信和寄信与曾联络,都没有成功。
1929年12月胡志明到香港从事革命,化名宋文初。1931年6月他被港英政府逮捕,关押在维多利亚监狱。为打这场官司,宋找到曾雪明的群姐,得到了她的热情援助,群姐请律师帮他打赢了这场官司。曾从群姐那里得知宋文初就是自己丈夫李瑞时,曾专程赶到香港探监,但未能谋面,伤心而返。后当群姐落魄时,曾为感激她曾援助过自己丈夫的侠义心肠,亦倾囊相助。
曾雪明痛下决心,守节如玉,从一而终。她冥思苦想夫妻再相聚的一天能够到来。日月如梭,转瞬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5月,她在《文汇报》上看到越共主席胡志明的肖像、毛泽东主席发给胡60大寿的贺电、胡的生平事迹文章,才意识到自己多年来魂牵梦萦的丈夫就是胡志明。为证实这个想法,曾通过种种途径想设法与胡取得联系,但均未能如愿。1953年曾到广州西区第八保健站工作,1958年并入广州西区大联盟保健站继续任产科医生至退休。
同年,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肯定了李瑞即胡志明化名,并证实曾、胡的婚姻关系。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先后会见了曾雪明。但此事终究涉及两国关系,胡志明是否知道妻子尚在人世,为何不通过中共中央寻觅失散多年的爱妻,就不得而知了。
胡志明主席经历了与曾雪明饱受磨难的婚姻之后,由于联络中断,又一心报国,亦是独守终生不曾再婚。其实,他以“志明”为名,就有了记在心中,永沫不忘(曾雪明)之意。他多次向陶铸等中共同志打听过曾的下落,只是毫无结果,从此对寻妻、娶妻之事心灰意冷,坦然过着独身生活。年深日久,这一段至死夙愿未偿的国际婚姻的内幕,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知情者寥若晨星。
1969 年9 月胡志明与世长辞。听到这个消息,在广州的曾雪明悲痛万分地在自己寓所南面墙上挂了胡的遗像,像框上披着黑纱,遗像前设置香烛台,点上香烛,摆上鲜花。她向单位请了丧事假,一连几天面对胡志明,时而站着,时而坐着,默默凝视着,万般哀思尽在不言之中。
曾雪明孤身一人直至1991年11月饮憾去世,享年86岁,遗体火化,洒向大海。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看到有保存完好的胡志明像,1949 年上海八月出版社出版的《胡志明传》,195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志明》小册子,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胡志明《狱中日记诗抄》,以及数页已发黄的刊登有胡志明资料的剪报。此外,还有她写给胡、而胡无法收到的信函底稿。
再看林依兰一说
1923年冬,正在莫斯科学习的胡志明,任凛冽的寒风和冰凉的雪水钻入脖颈,泪水悄无声息地从眼中涌出,打湿了指间的信笺。这封信带来的是噩耗:他的忠实伴侣阮清玲被敌人杀害了!
胡志明和阮清玲是在上世纪20年代第一个春天认识的。那年,胡到欧州寻找真理和革命火种,搭船回国途中两人在海上邂逅相识。阮不顾家里反对,毅然投身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传播革命火种,成为胡的忠实伴侣和得力助手。阮在越南妇女界一呼百应,是位有魄力和威望的妇女领导人。可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胡前往前苏联学习革命经验之际,由于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引诱、威逼,阮坚贞不屈,至死不向敌人低头。
在当晚的留苏越南青年同志会会议上,胡志明当众宣布:“清玲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但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她的鲜血决不会白流,更多的人会沿着她走过的路继续前进。有这么多好战友,我相信越南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完成。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生今世就不成家!”他没有想到,这句落地有声的话,将成为自己日后婚姻生活的一座大山,压得他不堪重负,痛苦不已。
1930年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当中,各地正加紧搜捕“共党分子”。胡志明就在此时到达广州开展革命工作。出于安全考虑,他向中共广东地下省委求助。于是,广东地下省委通过陶铸安排中共女党员林依兰和他假扮夫妻做掩护。这天,胡志明见到林,顿时惊呆了,眼前的女子分明便是自己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阮清玲!他差点失态了。
胡志明在日记中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言谈举止、性格爱好和清玲完全相同。在那目光相撞的瞬间,我发觉自己已不再是个纯粹的无神论者。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是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促成我们见面。我想,一定是我的真情感动上苍,让清玲的化身得返人间。现在我要百倍于从前地爱护她,我决不会让她再一次离开我。”
为掩护胡志明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林依兰以一个“妻子”的身份,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两人渐渐产生了爱意。但胡担心时机尚未成熟,怕遭到她的拒绝,始终不敢表示爱意。林在胡向她倾谈心声时,也早已芳心暗许,可她认为还没到捅破窗纸的时候。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胡志明被捕。临别时他拥抱了林依兰:“坚强些,别让敌人笑我们软弱,好吗?”说着,取出贴身珍藏的日记本交给她,“我把心留下来陪你,收下吧!”
3天后胡志明被营救出来。林依兰盯着他那有棱有角的脸孔,说:“志明,你受苦了!为什么不等我去接你?”“我也想更快见到你。”说着,胡送上兰花,“送给你,喜欢吗?”看到林表情困惑的样子,他又说:“看过我的日记了吧?我相信心中的兰花永远不会枯萎。”林接过花束,情不自禁地扑入胡那宽厚的怀里。
不久后胡志明回国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并担任越南党政主要领导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解放,林依兰已是广东省高级领导干部。几年后胡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立即致电广东省委及陶铸、林依兰等人到北京与胡会面。当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时,一切尽在不言中,两个人久久凝视着对方,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1958年在越南河内,胡志明郑重地对陶铸说:“我已年逾花甲,和依兰相恋20余载,想尽快同她团聚。请你回去后询问一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这件事的看法,倘若他们赞成,我想把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婚礼,了结多年的夙愿。”陶铸也非常支持他。回京后,陶铸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胡的意思。毛沉吟片刻,说:“我们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过,这事关连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说:“我认为应该跟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协商一下,假如他们不反对,我们决不做绊脚石。”
但是,越南方面却阻力重重。在北越中央政治局会议室里,胡志明终于拍案而起:“我受够了!我不想再按别人意思生活!这一次你们休想说服我!”总书记黎笋没有动怒,心平气和地说:“老胡,别太冲动!凡事从长计议。我这么劝阻也是为你着想。
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骂我们是千古罪人!”这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胡无力回天,默默无语两眼泪,悄悄吞下了这枚苦果。
胡志明与林依兰之间无果的恋情,对林的精神打击太大,年年望眼欲穿,盼来的却总是失望,只能独自低声饮泣。1968年她病情恶化,告别人世。临终前,她没有忘记把胡赠给她的那本“爱情日记”托人交给他,并嘱咐他节哀顺变。胡惊闻恋人去世,痛不欲生,泪如雨下。时隔一年,胡亦溘然去世。弥留之际,他还念叨着林的名字。这段上世纪中叶最令人瞩目的恋情,终以悲剧而止。
⑤ 马戏团狮子老虎“释放回家”团长会申请国家赔偿吗
狮子老虎“释放回家”, 团长欲申请国家赔偿。
获悉,“河北一马戏团跨省运输虎狮熊猴未办证,团长被判10年”案又有新进展——团长李荣庆在二审被判无罪40多天后,沈阳森林公安归还了被扣押的动物。
谈及先前媒体报道的巨额饲养费、罚金等问题时,李荣庆称,领回这些动物,他们并未交罚金,也没有向寄存动物的动物园交纳饲养费。“但是,被扣押的老虎、狮子、猕猴等,已经不认识我们了,短期内肯定不能表演了。”李荣庆称,被扣押时动物大多只有百十斤,现在老虎、狮子已经三百多斤了,比原来凶恶多了,他们先得熟悉一段时间,然后再说继续训练的事。“每次喂食时,我都要和老虎、狮子说会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进交流,尽快熟悉起来。”
谈及返还动物的安全问题时,李荣庆称,老虎和狮子都关在特制的笼子里,安全没有问题。返还扣押动物,是否意味着该案画上了圆满句号?李荣庆称,案件还远没有画上句号,他说目前正委托律师就国家赔偿的相关事宜在做前期工作,只有拿到国家赔偿,案子才能算圆满结束。至于赔偿的数额,李荣庆说,具体数额目前律师正在计算,能肯定的是,赔偿费用包括一年多来马戏团的损失、误工费用等。
李荣庆的代理律师、辽宁江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芬称,她目前正就马戏团的具体损失收集证据,等相关工作完成后,他们将向沈阳市浑南区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⑥ 二·二八事件的过程
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台湾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歉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百姓们原以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欢迎变为失望,最后成为仇恨。这种仇恨的情绪,由一件偶然的事情,点燃了全岛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一年后,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跟大陆人民一样,他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光复一年,台湾人民的兴奋变成了积怨,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47年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1947年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国府迁移至台湾初期,外省人大多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在长官公署的科股长,专员以上的316名中层官员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余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极少数的半山仔。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外省人。在事变期间,台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国军登陆后,由于军纪不佳,所以立即采取对台人报复之行动。
事件爆发后,部分地区亦有台共乘机介入,如台中地区主导“三二事件”的谢雪红和杨克煌。谢雪红不仅利用示威群众并召开市民大会,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机构,更利用青年学生以武装“二七部队”组织,在处委会的议会路线之外,另辟一条武装路线。嘉义地区则自三月二日事件发生后,就显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嘉义民众与阿里山邹族原住民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临时结合之民众,亦有嘉义地区不少社会人士支持反抗行动。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对抗虽然激烈,不过有出现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建国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医院住院时,曾受到医院本省人护士的保护。 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论不同而异,取中间数并没有意义。至于向二·二八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会已审: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踪179,羁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补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伤亡数字,原因有七项,在二二八基金会官网有详细说明.....
若干人士引用杨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变》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销十二万有籍无人的户籍,做为二·二八罹难人数的一个参考数据。但是台湾户籍法规定申报过死亡就不再有户籍,民法规定失踪七年也能报死亡。所以这十二万人,没有一个在二·二八事变当年被申报死亡或失踪,才会十几年后还有户籍。而真正在二·二八当年罹难,申报过失踪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户没有户籍,不会落在有籍无人的清单。所以所谓有籍无人,跟二·二八事变罹难人数无关。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以下所列人物为台湾二二八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部分受难者列表,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教会罗马字拼音顺序排列。
蒋渭川:知名非武装抗日人士蒋渭水的弟弟。当时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蒋渭川侥幸逃过一劫,但其女儿蒋巧云遭到杀害。蒋渭川虽然还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只是样版,而且失去台湾人的信任。
庄木火:瑞芳小学校长。
杨元丁:艺人伊能静的外公,基隆市副议长,被军人枪杀后踢入河中。
陈澄波:东京美术学校研究所毕业,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陈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
简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军医,在军中被杀。
卢园:淡水中学化学科教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医院救治,不治身亡。
顾尚泰:西医。
廖进平:社会运动家。
许朝宗:艺人许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车站副站长。
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郭守义:基隆名医。
黄妈典:日占时代任朴子街长,事变时任台南县参议员;在新营被枪毙示众。
李瑞峰:律师。
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
李丹修:八堵火车站站长。
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
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1个哲学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
蓝灯旺:基隆社寮岛居民。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2007年六月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份,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228纪念馆执行长)。
黄阿统:淡水中学训导主任。
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占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学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行政长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级单位副首长(教育处副处长)的台籍高级官员,《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228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枪托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汤氏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体暴露,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
王添灯:日占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张慕陶的宪兵用汽油烧死。
王育霖:日占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处死。
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占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道被害。
吴鸿麒:吴伯雄之伯父。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军民纠纷,得罪一位军官而惹祸。
萧朝金:日占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尽酷刑后遭枪毙。
许锡谦:花莲人。战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7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于返回花莲途中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杨照的外祖父。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后来证明是被当时的花莲县长张文成挟怨报复。其二子张依仁曾前往中国东北病院服务,医治过蒋介石腹泻。张依仁被搜身时,衣袋内有一枚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及蒋的亲笔手条,才免去杀身之祸,后避居日本。当时,台籍人士林顶立任职保密局,借职务之便,诬告张七郎。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请廿一师独立团第五连连长董至成密裁张家。因张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发,震惊地方之后,指示台湾调查站明确指出“张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参与事变之活动,似此不分善恶而捕杀,今后公家之事何人敢为。”尔后,林顶立定居中台湾安享天年至1980年。张文成下落不明,一说他后来返回大陆。
潘木枝:医生,免费医治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救了萧万长在内的许多市民的生命,事变时任民选嘉义市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3月25日与画家陈澄波等多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被公开处决,儿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后的清乡扫荡中。
⑦ 美国盛信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在哪里
54、美国来德信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自
FREDRIKSON&BYRONP.A.
SHANGHAIREPRESENTATIVEOFFICE(USA)
批准日期:2007年2月7日
执业许可证号:司发证外字2007第1-0075号
首席代表:李瑞林
地址:上海市浦东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604室
邮编:200120
电话:(021)38525100传真:(021)38870988
网址:www.fredlaw.com
只找到这个,你说的盛信找不到。没有这个公司。
⑧ 长垣剑锐律师事务所怎么样
不错。
律所主任:高建敏
执业证号:24107200930000446
组织形式:国资
所属地区:新乡
律师所地址:新乡市长垣县人民路421号
邮编:453400
联系电话:0378-8897996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高建敏、夏志杰、吴彩霞、李瑞、黄景卫、赵慧
⑨ 胡志明有老婆吗
根据史料,胡志明年轻时曾在越南国内有过一个妻子,但不幸过早牺牲。后来他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与中国姑娘产生爱情,还结了婚,回国后他便终生未娶。但是这个中国姑娘究竟是谁?笔者查了不少文章,竟然出现了两个名字——曾雪明和林依兰。黄铮、李永军、孔可立等人认为是前者;染益新、袁方等人则认为是后者。
那么,到底曾雪明和林依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还是本来只有一个人,却混淆成了两个人?又或者本来只有一个人,而另一个人根本就是瞎编的?若是一个人,她是曾雪明还是林依兰?看这两派文章的说法,都似乎言之凿凿,难分对错。历史就是这般扑朔迷离。
我个人认为有两人,即曾、林是两个不同的人。
1/先看曾雪明一说。
曾雪明1905年生于广州,原籍广东梅县松口镇,1926 年与胡志明举行婚礼,婚后两人一起生活了半年多时间。1927 年5 月胡志明离开广州后,就与妻子失去联系而未能再相聚。从此,这一对有情人,一个未再嫁,一个未再娶,天各一方,都过着独身生活,生死相恋,直至辞世。
1925年曾雪明在广州一医务所任助产士。当时广州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及中心地,何香凝、邓颖超、蔡畅开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受革命思想影响,曾也时常去妇运所听演讲,参加活动。
胡志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受共产国际派遣任中国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于1924年11月来到广州,化名李瑞。1925年的一天,曾雪明去妇运所找蔡畅,下楼时在楼梯拐角处巧遇正要上楼的李瑞。不经意的礼让和对视中,李瑞被这位长着鹅蛋型脸,皮肤白誓,文静端庄又显聪慧的广州姑娘所深深吸引,禁不住询问蔡畅她的芳名及有关情况。蔡畅见李瑞情有独钟,便会意地介绍了曾的情况,并与邓颖超一起做红娘(还有一说红娘是越南革命青年林德树的中国妻子梁惠群),使这对有情人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曾雪明仅知李瑞是鲍罗廷的翻译,越南革命党人。旧中国封建意识浓厚,女性绝少自由恋爱,更何况李瑞是越南人,35岁“高龄”尚未结婚,曾家能否同意这门亲事?好在曾家还是比较开明进步的。为考证李瑞的人品才学,其二哥曾锦湘(早年留学美国,并和孙中山是故交,精通5门外语,文笔精绝,曾应孙中山之请为其撰写文章)专程请李瑞作了一次长谈。李瑞的谦朴、务实、自信、热忱、远见卓识、献身精神、丰富的阅历及精熟纯正多国外语令曾锦湘深为折服,他代表曾家同意了这门涉外婚姻。
1926年10月曾雪明与李瑞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地点在市中心财厅前的太平餐馆,这也是一年前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请客的地方。邓颖超、蔡畅作为证婚人、媒人主持了婚礼。苏联顾问鲍罗廷、顾问助手张太雷到场祝贺,婚礼热烈而隆重。这短暂的不到一年光阴,婚后的生活幸福而甜蜜。曾对李瑞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颇为周到,堪称标准的贤妻良母,使这个21岁就离家出走,浪迹天涯的“游子”,在15年后又有了“家”的温暖感觉。这也是胡志明年谱中唯一没有文字记载的近一年空白时间。
1926年6月至12月曾雪明在妇运所继续学习了半年。此年底她怀孕了。李瑞喜出望外,盼望尽快做上父亲。但曾的母亲梁氏得知此事后,深恐女儿有了小孩会随夫离去,力劝她堕胎。父亲早亡,母亲暮年孤独,曾母命难违,为尽孝道,顾不了丈夫李瑞的苦苦相求,忍痛含泪做了堕胎手术,留下了终生遗憾。
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彻底背叛革命,疯狂围剿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血腥的屠杀震惊了世界。在严峻形势下,因共产国际指示无法携带家属,李瑞只好独自随苏联顾问团经武汉转上海,后经海参崴赴莫斯科。自此天各一方,夫妻分离。由于曾雪明过去认识的革命志士相继被捕或转移,无法再与李瑞取得任何联系。悲伤绝望之余她只得来到母亲身边,在顺德县当助产士。这期间,李瑞曾从外地两次托人带信和寄信与曾联络,都没有成功。
1929年12月胡志明到香港从事革命,化名宋文初。1931年6月他被港英政府逮捕,关押在维多利亚监狱。为打这场官司,宋找到曾雪明的群姐,得到了她的热情援助,群姐请律师帮他打赢了这场官司。曾从群姐那里得知宋文初就是自己丈夫李瑞时,曾专程赶到香港探监,但未能谋面,伤心而返。后当群姐落魄时,曾为感激她曾援助过自己丈夫的侠义心肠,亦倾囊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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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