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第一届国际法律咨询委员会

『壹』 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是谁

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1958） 周恩来(Zhou Enlai 1898.3.5-1976.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和法国求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先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进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时任中共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迫使蒋接受抗日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南方局，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并广泛开展对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和团结工作。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战胜利后，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早在建国前，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他根据各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同态度，创造了多层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如：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暂不建交”，只建立商贸关系等。1950年2月，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同斯大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6月，参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1月，迫使联合国同意中国政府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直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1年，提出外事队伍建设的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95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使节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思想，提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六条外交方针。朝鲜停战后，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接待印度访华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访问印度、缅甸时，分别与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4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有关各方谈判，促使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越南北方、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了国际承认。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进一步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参与制定了万隆十项原则，广泛结交了亚非国家新朋友。亚非会议后，亲自制定了解决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指导思想、具体政策和原则，妥善解决了同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等历史遗留问题，安定了中国的周边环境。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为纠正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和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周恩来于1957年1月出访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共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等28国，提出了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提供援助应根据平等互利和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原则，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提出区别对待的方针：对日本，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从开展民间往来入手，发展两国关系；对英国和荷兰，只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对法国，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使法国在1964年1月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对美国，在坚决反对其侵略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张坐下来谈判，直接领导了1958年～1970年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保持了双方联系的渠道。1969年，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与毛泽东一起，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和主持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接待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多次秘密访华和1972年美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发表“上海公报”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对苏联，一方面对其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尽力防止局势恶化，1969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缓和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文化大革命”期间坚决排除林彪、江青集团对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在实际工作中尽力纠正极“左”错误，弥补损失，挽回影响。 周恩来善于把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将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和手段同中国的优秀传统和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文选》上、下卷。建国后主要外交著作和讲话收入《周恩来外交文选》(参见“周恩来外交思想”)。

『贰』 周鲠生的人物故事

幼年时期
周鲠生幼年十分不幸。他4岁丧母，跟随在县衙门做录事（管文笔一类差事）的父亲生活。10岁丧父，幸得父亲朋友相助，照顾他的生活并让他在家中私塾念书。周鲠生少时读书聪颖，才智过人。13岁就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过秀才。在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时，他靠公费到学堂念书。
留学国外
1906年，他17岁时，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在汉口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不久报纸被查封，他受到通缉而亡命上海。后来，在黄兴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获得湖南省官费到英国留学。他先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法，后又转到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周鲠生和留英、留法的中国留学生一道，包围了在巴黎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准他在和约上签字。这时，国内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海内外学生遥相呼应，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回国发展
1921年底周鲠生回国，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法制经济部主任。第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6年以后，他又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指派刘树杞（当时湖北省教育厅长）、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周鲠生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建人之一。
1930年他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时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周鲠生被聘为教务长。1939年9月，周鲠生赴美国讲学并担任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的中国代表和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因病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呈请辞职。1945年7月,教育部批准并任命周鲠生接任校长。1945年周鲠生回国，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
热爱教育工作
周鲠生热爱教育工作，长期从事教学实践，当教务长和校长时也没有脱离教学岗位。他开的课有时多至五、六门。在北大讲课，连教室的窗台上都坐满了旁听的人，深受学生欢迎。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说：“他1922年就开始在北大教国际法。从那时起，在中国凡是有些成就的国际法学者，就我所知，几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爱惜尊重人才
周鲠生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他在美国时亲自到许多大学去物色教授。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就是他当年到哈佛大学邀请来武大任教的三位青年教授。当年武大各个学院都有年青的教授。周鲠生敬佩蔡元培先生兼收并容的气度和精神，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正如此，在武大建立起一支学术力量很强的师资队伍，使武汉大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高等教育贡献
周鲠生不仅是我国现代国际法方面的祖师和泰斗，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我国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在当时教育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发展，也应该重点发展。主张充实和加强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他认为：“到处办校的结果，反倒无力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并预言：“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容纳五千人，甚至一万人”。“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在周鲠生担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原有的文、法、理、工4个学院外，又恢复了农学院，增设了医学院，使武汉大学成为一所包括6个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注重理论实践
周鲠生注重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并重。他在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中，主义联系实际，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英法等国操纵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调查团来华，炮制了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对此，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题为《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的文章，从国际法的角度，予以深刻的揭露。其后，国联中某些人又企图吸收伪满洲国加入国联。周鲠生又发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给以严正驳斥。
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偏重应用而不重视理论，“提倡实科，压缩文科”。他指出：“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这实在是不妥当的”。他说：“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意”。
周鲠生注重出人才，也注重出科研成果。他主张大学应该“造人”（出人才),也应该“出品”（出科研成果）。谭经常呼吁：“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是今后大家努力的目标”。
爱护学生
周鲠生爱护学生，富有正义感。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立法委员，他不接受，请他去做教育部长，他不答应。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学生运动中，武大进步学生要出版一张铅印的报纸《武大新闻》，请他题写报头，他欣然应允。这份学生报纸，专门报道校内外新闻和各地学运动态，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最后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持枪杀害学生3人，打伤多人，还捕走了进步教授和学生。当时，周鲠生正在南京，闻讯后立即飞回武汉。他看到惨死的学生，悲痛欲绝。悲愤地说：“我决心全力争取惨案的合理解决，被捕师生立即释放！”由于全校师生的斗争和他的奔走呼号，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师生，从优抚恤了死难之烈士的亲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妄图以传讯的名义加害18名进步学生。周鲠生明确表示，由校方、教授会及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护送学生出庭，并成立以韩德培教授为首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准备为学生辩护。由于师生的配合斗争，被传讯学生很快获保释放。
1949年元月，国民党特务在武昌戈甲营逮捕了7名准备赴解放区的进步学生。消息传来，学生自治会代表找周校长出面要人。周鲠生坚决地说：“只要你们打听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于周鲠生和武汉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学生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周鲠生与学生在斗争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49年3月6日是周鲠生六十寿辰。武大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为周校长举行了一次祝寿活动，还在武汉《大刚报》上发表访问记以扩大影响。学生们把周校长夫妇请到台上就坐，并致祝辞。最后，演出了一幕歌颂周鲠生夫妇的话剧，把老校长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拒绝迁校
武汉临近解放时，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4月，他在学校团结应变迎解放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周鲠生还对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说：学校安全，“则有待于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切实开展各项工作，始能共度难关”。关于师生生活，他“保证学校负责筹措五、六两个月，甚至七月的粮食及日常用品。”周鲠生在学校紧要时刻，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最后，把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个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受到敬重
正如此，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敬重。解放以后，他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聘请了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到外交部工作。其中，周鲠生、梅汝璈、涂允檀为外交部顾问，刘泽荣、凌其翰、陆殿栋、叶景莘、张炯伯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后增聘倪征燠），周鲠生奉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此后又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并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鲠生建国后主要从事外交和立法工作。他担任过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起草工作的顾问，董必武评价说他“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根据国际法原则发表了很多有影响有份量的文章。并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重要外宾。
周鲠生对新中国外交事业多有建树。他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国名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他建议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赴朝作战，为我国外交斗争赢得了较大空间。在周鲠生的建议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周总理在1 95 5年万隆会议上的发言正式使用这一提法。1958年8月，周鲠生、刘泽荣、倪征燠应召到北戴河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两位领导做有关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共计2小时。三位专家认为，中国应以12海里为领海宽度。1958年9月4日，根据周鲠生的建议，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宣布渤海为中国内海。自此，中国有了法定领海宽度。
1964年，他完成了60万字的巨作《国际法》，此书不仅介绍了国际法的来龙去脉，以及西方的国际法理论实践、苏联及第三世界的国际法观点，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上升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写入此书，该书于1970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鲠生曾被抄家，但未受进一步迫害，被闲置起来。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满82岁）。
人物交往
1947年夏天，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对新闻界发表了关于挑选和办好重点大学的谈话。他建议在10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把几所重点大学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像英国的剑桥、牛津那样。他具体提到首先办好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大等。他这次谈话先在《大公报》刊出，很快就传开了。这个问题的提出虽系一家之言，但在当时看来出自胡适之口却事关重大，引起了全国不少关心大学教育的专家们参与一场持续大半年的论争。当时的“武大人”对此事的关注不言而喻。
1948年初夏，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了几位校外学者到武大讲学，其中之一就是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第一天讲座的主讲人是胡适和李济两位。李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当时武大没有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李先生比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慕胡适的名而来。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讲坛上时，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眼巴巴地望着周校长，看他怎样安排这两位客人“亮相”。
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听众之后微笑着说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给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前台说道：“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谦虚，要我来‘跳加官’，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是来听李济之先生的讲座。”接着，他简要地介绍了李先生的情况。随即李济之教授也寒暄了几句才言归正传讲了起来。周鲠生校长安排这两位学者的“出场”进退得体，事后传为美谈。

『叁』 徐谟的工作经历

1921年至1922年，在一战战后事宜的华盛顿会议上，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秘书。1922年7月回国，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在政治系担任法学、政治学教授。1925年当选为文科主任。并兼《益世报》的主编。1926年上海特区法院成立，被选为推事。1927年奉调任镇江地方法院院长。1928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4月调任外交部第一司司长；6月调任第三司司长。1929年1月，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5月兼任外交部驻上海交涉员。1931年兼任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同年1月，代理外交部常务次长。1932年6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33年10月，任考试院典试委员会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1941年7月，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1943年墨尔本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44年11月，任驻土耳其大使。1945年4月，赴华盛顿出席联合国法律专家委员会，参加起草国际法庭章则，并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6年当选为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1948年他任职三年后又连选连任。1956年赴西班牙参加国际法学会，当选为大会副会长。1956年6月28日在荷兰海牙逝世。终年63岁。

『肆』 吴思科的个人履历

吴思科，安徽人，中共党员，高级资深外交官， 中国知名外交家，1969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1971－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馆学习员、职员
1973－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职员、随员
1980－1981年 外交部亚非司随员
1981－1983年外交部办公厅秘书、二秘
1983－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馆二秘、一秘
1988－1991年 外交部亚非司中东事务处处长
1991－1993年 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
1993－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1996－2000年 外交部亚非司司长
2000－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3—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5---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国家联盟首任全权代表
2008—至今任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十一届政协全国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智囊机构】委员会委员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国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副会长
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兼中外能源合作智库常务理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兼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
外交学院兼职教授、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外语学院荣誉教授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长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中国同以色列国建交的全过程，并多次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团长、中国政府资深中东问题专家等身份参加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地区会议。在开罗任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或成员出席了在利比亚锡尔特举行的非洲联盟特别首脑会议、在苏丹喀土穆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和第18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以及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东会议。作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出席了于2010年3月27日在利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召开的第22届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

『伍』 杨洁勉的人物生平

杨洁勉，1951年10月6日生于上海市，先后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获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学位、美国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硕士学位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社科项目评审专家、政协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对外友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市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等；（美欧亚）三边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组组长、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委员等；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大兼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兼职教授等。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的世博先进个人奖”、“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杰出专业人士”的荣誉称号，并多次获得上海社科优秀专著和论文奖。主持过多项国家和上海市重大社科项目、外交部和市外办课题、国台办和市台办课题等。

『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在国际法上的第一个法官是谁

倪正燠

倪征燠（1906-2003）出生在1906年的晚清时期，苏州吴江黎里人，现属于汾湖镇。劳苦大众遭受奴役欺辱、蒙受冤屈而无处诉苦，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却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也燃起了他伸张正义、力讨公道的雄心壮志。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学法，报效国家。他先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专业，又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
倪征燠回国时，正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倪征燠
肥原、板垣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而处于危急关头。深谙英美法律的倪征燠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决心为国家和民族讨回公道。“虽然采证艰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无脸再见父老乡亲！”说到动情处，倪老眉峰上扬，仿佛又回到了昨日的审判庭上，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跃然脸上。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倪老调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任法律顾问，更好地发挥他的专业才能的时代来到了。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他多次作为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资深的阅历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柒』 史久镛的重要活动

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先生23日表示，国际诉讼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众多机构对国际法条款的不同解释是目前国际法院面临的2个巨大挑战。
史久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从国际法院受理的案件来看，案件的政治敏感性越来越高。如何适当处理国家间的纠纷，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是国际法院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他说：“如何用法律的手段和平解决这些争端，得到国际正义和国际公平，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史久镛同时认为，目前出现的司法解释紊乱迹象是国际法院面临的又一挑战。他说，现在包括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一些司法机构对国际法一些条文的解释和运用上有出入，由此产生了国际法方面的紊乱解释，这可能导致各国政府在运用国际法时采取实用主义办法，采用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法或国际公约解释。他说，虽然这种现象还不很明显，但也露出了一些苗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大会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对此加以遏制。”
他介绍说，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同司法机构对国际法的解释出现不同时，联合国大会应当作出决定，让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国际法院对有争议的国际法条款发表咨询意见。这有助于维护国际法解释的统一性和国际法的权威性。 2004年2月6日，国际法院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任期3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即向其发了贺电。
据悉，这是自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法官担任院长。1993年11月，史久镛首次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任期9年。2000年2月，史久镛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2002年10月21日，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上，史久镛以高票通过再次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现年77岁的史久镛在中国国际法学领域堪称学识渊博、建树精深。他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国际法硕士学位。1954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国际法的教育和研究工作。1980年以后开始担任外交部的法律顾问，1987年被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直到1993年。
唐家璇贺电全文如下：
海牙
国际法院院长，
史久镛法官阁下，
阁下，
欣悉您于2月6日当选国际法院院长，谨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一职的首位中国人。您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您卓越学识和公正品格的肯定。这是您个人的荣誉，是中国法学界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誉。
祝您在担任院长期间，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祝您身体安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
二OO三年二月六日于北京

『捌』 美国行政机构的历史沿革

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美国为联邦制国家，并对州的自治权与联邦行政权的界限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联邦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受到州权的极大牵制。直到南北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规模一直比较小。联邦政府先后设置的内阁部有：外交部（1781年1月设立，1789年9月改名为国务院）、陆军部（1789年9月）、财政部（1789年9月）、海军部（1798年4月）、内政部（1849年3月）。1857年起为总统配备一名由国库开支的私人秘书。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和1865～1877年的南方重建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总统及总统办事机构在联邦政府中的作用，从而为扩大联邦政府职能及其机构奠定了基础，也使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出现了第一次膨胀。1870年 2月将1789年设的检察长改为司法部，1872年 1月将1789年设的邮政总长改为邮政部，1889年增设农业部，1903年增设商务及劳工部，1913年劳工部单独成立，随后又增设了空军部。此外，联邦政府增设了一系列独立机构，如文官委员会(1883)、州际商务委员会(1887)、联邦储备委员会(1913)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没有增设新的部级机构，但是，总统办事机构和独立机构却急剧膨胀。1939年，F.D.罗斯福总统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改组法正式设立总统办事机构：白宫办公厅、预算局、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人员管理联络局、政府报告起草办公室和一个应急办事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联邦政府新成立的独立机构有29个，如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管理局、联邦储备保险公司、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着将战时政府转为和平时期政府和缩小罗斯福“新政”带来的联邦政府职能与权力扩张的双重任务。为此国会成立了以前总统H.C.胡佛命名的两届政府改组委员会，即第一届和第二届胡佛委员会。这两届委员会提出许多建议。这对后来美国行政机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它并未能阻止联邦行政机构的全面膨胀。到1985年，美国联邦行政机构中，内阁部从1947年的 9个增至13个，总统办事机构从建立时的 6个增至16个，独立机构从1929年的20多个增至67个。联邦政府职能日益扩大，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