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伟力律师

㈠ 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法律精神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一，巩固权力还是制约权力--中西方政治监督目标之比较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权力是腐败孽生的温床，腐败寄生于权力，无权力则腐败无从谈起。阿克顿勋爵有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可谓是权力与腐败关系的最好描述。孟德斯鸠则以他天才的"本质的直观"一针见血的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一理念集中反映了西方政治文化对国家权力的怀疑态度，也由此引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如何使权力不致滥用和产生腐败？

其实，在这些论断和命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预设的前提：即运用权力必须防止滥用和腐败。为什么运用权力一定要防止滥用和腐败？拥有权力者滥用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从他个人而言，不是一件很幸福很自由很快乐的事情么，何必要作茧自缚呢？

同样的一件事情，出发点也是不一样的。在古老的中华帝国时代，政治就是夺取、运用和巩固专制权力，维系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但偌大的中华版图，仅靠皇帝一人是无法把家天下的统治意志贯彻到全国的，于是设立官制，给一些人共享不同权限的权力和利益，让他们帮助维系"家天下"的局面，权力就不再是皇帝一人独掌了。

拥有了权力因而在中华帝国称为官员的人，一旦滥用权力压榨百姓，由于他的官员身份是代表着皇帝意志和利益的符号，其行为就会被草根百姓所愤恨和唾弃，官民矛盾激化，激起民变，皇帝就做不成了，江山就会易姓，成为另一个人的"家天下"；也可能出现官员徇私舞弊，玩弄权术，培植党羽，罗织同上同下的死党派系的力量，直接威胁和挑战皇权。

所以聪明的中华皇帝们"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建立起一套由君主直接控制的监察系统，以实现对全国文武官吏乃至人民的全面监视。作为中华专制制度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子，他站在中国同时代所有政治思想家的最高点，提出君主掌握法权，君主忠实的执行法权，君权和法权统一的原则。在他看来，只要君王是法权的忠实执行者，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可以避免权力滥用。另一方面，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他敏锐的觉察到君主专制政治形式在对付官员和下层的管理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于是又为君王想出一整套"权术"的办法来弥补。所以说专制社会也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坚决要铲除的。

西方的出发点则不同。基督教认为：人都是有原罪的，即使贵为帝王，也与普通人一样并非人间神明，也不是完善的圣人。"原罪说"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天国偷吃了禁果而闯下了弥天大祸，犯下了人类最初的罪行--原罪。从此人类失去了上帝的恩宠，灵魂死了，身体不受灵魂的支配而受贪欲的支配。因此，人类就丧失了达到最高的善的能力，并且连普通的天赋也随之腐化，产生了犯罪的强烈倾向。处在这样堕落处境中，人类虽然能以机警、公正、勇毅、自制四种美德来实现自己的一些世俗理想，得到一时的尊荣快乐，但并不足以使人在心灵上看见上帝。也就是说，由于人类的始祖的"原罪"，人类的后世子孙降生人世开始，就背负着祖先的这种"原罪"。人性中邪恶的部分时时会战胜原来自然状态中人性善良的部分，使人具有无法阻遏的犯罪倾向。基督教的原罪说给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常说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

既然人类的本性中有贪婪的"基因"，那么，权力成为人类贪婪的对象--权力欲的产生就很自然，原罪说对人类"人性原罪"的预设必然会导致"权力原罪"。政治过程就是运用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因而，从"人性原罪"和"权力原罪"合乎逻辑的推演出"政治原罪"。

可见，从神学世界观看，从"人性原罪"、"权力原罪"到"政治原罪"，是人在社会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在人性的支配下必然导致的"三部曲"（贪欲、权力和政治权力欲）。人靠本性无法加以避免。要杜绝或消弱政治原罪，其根本办法只有在外在于人性的政治体制中去寻找，通过权力监督机制来设定和控制权力行使的"界限"。因此，权力监督成为克服人性弱点的必要工具和方法。由此从基督教信仰产生了人民控制政府的愿望和要求。

基督教的教义使人们对政府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无法接受与他们同样具有原罪的世俗统治者决定他们最珍重的信仰问题。因此中世纪的神学迷雾逐渐消退之后，人们宁愿将原来由教会控制的领域变成自己个人自由的领域，变成个人的权利。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结果必然是个人超越国家的自由主义深入人心。到了十八世纪，美国宪法的制订者说："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 这就是说：人注定是有缺陷的，当然不能避免它犯错，所以才有政府承担起约束人性的管理责任的必要；另一方面，只要是人组成的政府，就不能给它完全的依赖，就应该对其实行监督和控制。这正是近代民主监督思想的基本前提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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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范牵制还是分权制衡--中西方政治监督实践之比较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王权的统一控制下，由各级政府分别主管各方面的政务。为了使其得以长期延续，统治者非常讲究"以内驭外"，"以小驭大"，"内外相维，犬牙交错"，有意造成架床垒屋，以便加以防范和牵制，结果造成管官的人多，管事的人少，形成庞大的行政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治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皇帝常常使用疑诏诡使、倒言反是等权术，在监察工作上主要采用连坐告密、遣吏巡行、牵制监督、特别侦缉、密奏传呈、检核簿册、举动案章等方式。隋唐五代宋时期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试图使这些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轮番使用。有时还采用过一些极端的措施，诸如不择手段地奖励告密，吸收一些流氓恶棍参与监察工作，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借助监察名义打击各种被指称为异己的人员等等，甚至对于监察人员也进行特殊的监察。武则天篡庙称帝，自知反对势力遍布朝野，竟专门设置知匦使，负责掌管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四匦，以受天下密奏，"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割据在四川一隅的王蜀，也设寻事团，亦名中团，"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宫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疱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宋代不但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察，还加强了对监察人员的监察。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在尚书都省设置御史房，"主行弹纠御史案察失职"，使监察官也要受到专门部门的监察。

所有这些，无非都是为了使皇帝独掌监察大权并充分运用之，使各类官吏，包括监察人员在内，都要受到来自皇权的严密约束，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西方社会则是试图通过政治权力内部"分立"、"分工"来达到权力的均衡，以防止权力专制和腐败。托克维尔认为，分权的"纯粹学说"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为了政治自由的建立和维护，关键是将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或三部分。三个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一定要限于行使自己的职能，不允许侵蚀其他部门的职能。进而组成这三个政府机构的人员一定要保持分离和不同，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一个以上部门的成员。这样一来，每个部门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基于对分权的上述理解，维尔进一步指出分权学说包含四个要素：第一是信奉"政治自由"，或排除"专断权力"。第二是政府具有三种具体的"职能"。第三个是他称之为"人员分离"。分权学说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样的观点：如果遵循关于机构、职能和人员分工或分立的建议，那么政府的每个部门都将成为对其他部门行使专断权力的制约，以及因为只限于行使自身的职能、政府各部门便无法对其他部门行使不当的控制或影响。

日本清官教授曾对三权分立理论做出这样的评论：（1）三权分立是为了自由而限制权力的最好的原理，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原理；（2）三权分立不是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而是消极的防止滥用权力的原理，就是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权力之间的摩擦，而是想通过不可避免的摩擦，把国民从专制下解脱出来；（3）三权分立是以对国家权力及行使权力的个人持怀疑的、不信人的、猜疑的态度为出发点的；（4）三权分立具有中立和调和的性质。就是说，它反对任何权力处于绝对的优越地位。它既要抑止执行方面的强权，也要抑止立法方面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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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现代国家政治监督制度必须贯彻法治和宪政

政治监督理论既是近代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巩固皇权专制的权术设计和制度安排。西方的政治监督理论不仅能有效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国家出现专制权力，而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监督理论，既不能有效遏制腐败，也不能防止专制，甚至可以说行使专制权力是它的政治监督的目的。

然而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进步，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提高，并非是人的一厢情愿的事情，在这些人为的制度设计背后，潜藏着社会规律运动的伟力。俯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史，历代王朝最终莫不以血腥的暴力革命方式告终，一乱一治，分合相依，始终跳不出这个怪圈。作为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思想的幕后总设计者韩非子，他的理论思想深度足可以和卢梭相媲美了，可惜政治环境和历史的局限，他没有为限制君权做出政治制度上的设计，于是，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可以为所欲为，成为最大的犯罪头头，韩非子的思想作茧自缚，成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和玩弄权术草菅人命的恶君王的帮凶，政治监督制度也成了维护皇权的工具，使芸芸众生拜倒在皇帝一人脚下，活在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黑暗时代，实在令人叹息和同情。

时光的车轮已经带领我们走入了二十一世纪。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已经昭示我们：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完全免于专制的处境，而不论掌权者在行使专制权力时的动机多么高尚，只要有政府行为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专制的决定。不仅专制独裁者的权力不例外，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权力也不例外。现代的政治文明要求政府的权力严格的受到
法律的限制，要求政府的行为不得违反法治所认可的价值前提。而法治最好的制度安排则是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以分权作为核心特征的宪政是现代国家最好的制度设计。宪政的本质在于用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划定并限制政府权力和行动的范围，并提供相关的制度设施。根据这一准绳，凡是宪法不保障民权与自由的政府不是宪政；凡是宪法无法对政府越权进行有效限制的政府，也不是宪政。

还是记住美国国父的话吧："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

这也许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监督制度最好的讽刺和现代政治监督制度最好的描述了.....

第一、 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第二、 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可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突出地位，而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忽略细节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模糊整体的图景。

二、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着眼点与执著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人们立足于现实人生，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中国的哲学无论儒、道、佛学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学求作为，道学求长生，佛学求悟觉。儒学以孔子思想为正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者为“仁”？孔子曰：“仁者爱人！”可见是怎样做人的学问，兴趣在阐发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修身养性的目的即实现自己的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

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着自己的执著。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共呼吸的和谐状态。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国文化自始即重农，“四民之中，士之下即为农”、“民以食为天”即缘由于此。道家思想更是要人们对人生留恋和在大自然中寻求到生命慰籍的杰作。

西方古代科学寓于对自然的探索之中，因此西方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一些名垂千古的专业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天人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应征服、控制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敌对力量。荷马史诗纯以海外遇险、征服自然为题材，他们的游戏都是在大自然的风浪中锻炼成长的人物。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三、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第一、中西方人生价值取向不同

儒家给中国人提供的价值观念，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持下，逐步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作为2000余年来的中国文化的一根精神支柱的这种人生信念，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的积极入世思想。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政治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政治、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第二、西方的个人本位和中方的家族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督教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第三、西方讲功利、时效，中方讲伦理、道德

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比较重功利和实效，善于算经济帐。例如：在一个大公司，如果每人节约几秒，加起来可节约几个人的时间，可少雇几个职员，减少多少开支。又如：一个人在写字，圆珠笔的笔尖向外放还是向内放比较节约拿笔写字的时间，怎么放的状态最有效等。

中国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自然科学不发达，着重于人伦关系的调节。礼义规范高于一切，“义”、“利”之辩的结果使价值观念产生偏差，提倡人为了符合某种礼义规范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重义轻利”被视为高风亮节、品格高尚。更有甚者，到了“文革”期间，“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对外中国只考虑政治影响，不顾及经济效益。（参考历史千年）

㈡ 黄亮是什么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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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位置： 光明网首页 -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制作日期： 2006年1月1日 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黄亮
（1906—1975）
陈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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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亮，植物病理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在甘薯瘟病研究上发现一种新的病原菌，并对甘薯病的防治做出了贡献；他对果树病害的研究造诣较深，对广西
柑桔类生产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编写的《广西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黄亮，原名黄晓仁，1906年4月1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1924年夏，梅州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1929年大学毕业后随即留校，先后任植物系病理组助教、讲师。在此期间，他一边努力完成教学任务，一边积极开展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完成《中国结球白菜及其他蔬菜软腐病初步研究》和《洋扁豆炭疽病研究》两篇论文。

1935年秋，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黄亮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植物病毒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国外研究员，从事柑桔类病害和植物病理的研究。1937年夏，获得硕士学位。随后，（1937—1939年），经导师史德尼（Staene）教授的推荐，考取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植物病理系博士研究生，并兼任植物病理系研究助教；并完成《几种化学药液对柑桔类青霉病及绿霉病孢子的影响》研究，而获得植物病理博士学位。

1939年黄亮回国，受聘于广西农事场任技正，兼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1942年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聘他为广西省推广繁殖站技术专员。1944年日寇入侵广西，桂林、柳州相继沦陷，黄亮转入广西大学任教，并随校西迁贵州省榕江县。抗战胜利后，又随校迁回柳州鹧鸪江，随后调桂林雁山广西大学农学院分部，担任病虫害系主任、教授，兼广西桐油研究所主任研究员。1952年院系调整，广西农学院成立，黄亮担任广西农学院教务长兼教授。1956年后辞卸教务长职务，任植物保护系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专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黄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统一工作委员会植物病理组委员，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植物病理学工作委员，广西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果树病害防治研究上的贡献

黄亮早期在蔬菜和粮食作物病害防治的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曾发表论文10余篇，对推动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1935年后，对柑桔类病害的研究较多。1937年完成《几种化学药液对柑桔类青霉病及绿霉病孢子的影响》论文，并发表在《美国植物病理学》杂志上。在任广西省推广繁殖站技术专员期间，对广西柑桔类产区进行了广泛调研，查清了当地主要病害并提出了防治措施，这对当时我国南方各省的柑桔类种植业的防病治病起到了良好作用，推动了该地区柑桔类生产的发展。1949年黄亮针对柑桔类溃疡病，进行了多种药物防治试验，筛选出了一些有效农药种类及其使用方法。这项工作在当时来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论文被《美国植物病理学》杂志刊载。

广西沙田柚是我国重要特产，每年产量甚多，长期因贮藏不当损失惨重。黄亮回国后，就投入到沙田柚贮藏病害的研究。发表《沙田柚贮藏病害防治试验》论文数篇，对解决贮藏病害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甘薯瘟研究的贡献

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表现了顽强的意志和刻苦钻研精神。1953年，他接受广西农业厅的委托，开展对广西甘薯瘟病进行研究。在既无文献、又无资料的情况下，黄亮带领研究人员深入广西红薯主要产地，对疫区进行现场调查研究，走访老农、采集大量研究标本，取得了第一手材料，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为了鉴定甘薯瘟病的病原，他和研究中心组先后经过1335次分离培养和570次接种试验，才获得圆满成功。发现甘薯瘟病有两种病原细菌，其中一种在国内外文献上都没有作过报导。这一发现，在植物病理学研究上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1956年，黄亮又带领研究小组开展大田防治试验研究工作，先后选育出了三个抗病丰产的甘薯品种。其中“桂农一号”品种具有高抗病、品质好的特点，其产量比当地推广品种高2—3倍，受到群众欢迎，很快在桂南各县广泛推广，在生产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58年，他深入广西岑溪县开办群众性防台甘薯瘟病培训班，推广甘薯瘟病防治措施，并协助该县实现了无甘薯瘟病县。

1960年，黄亮还参加广西首次农作物病虫害普查工作，亲自主持广西农作物病害鉴定及名录编写工作。最后编辑成《广西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并于1964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颇受国内外同行好评。

诲人不倦，为人师表

黄亮的一生，在学习、教学和科研上，深受国内外知名植病学家史德尼、戴芳澜等人的影响，他严以律己，工作严谨，诲人不倦，无私奉献。在教学工作中，他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尽管他任教已30多年，但他每逢授课总要事前认真备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使生产实际和科研成果能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当领导和同事们关照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说：“为了培养人材，发展祖国植物事业，要做出新成绩，就要拼命干。”他对部分深奥难懂的教学内容，还利用直观教材或现场教学，使学生较容易地掌握了授课内容。他总是千方百计，使讲课内容做到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使学生广泛地、牢固地掌握植物病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他在晚年的教学活动中，不顾年事已高和身体有病，仍经常深入课堂、学生宿舍辅导答疑，使学生能真正学到所学知识。他还乐于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完成额外的教学任务。

黄亮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在他的耐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下，不少青年教师都很快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黄亮的认真负责、严谨治学的精神，深受同事的敬佩、学生的爱戴。他为人忠厚老实，作风正派，对人友善，为人师表。他在教学中，鞠躬尽瘁，为广西培养了大批有成就的建设人材。

黄亮在科学研究上一丝不苟，高度负责，大胆突破难关，克服困难，夺得成功。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因此，他的研究课题范围广泛，且有较高的深度。他不断地把科学研究课题推向新的领域，取得累累成果，他自己常以“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作为自己的座佑铭。

黄亮已于1975年8月16日因病逝世。但愿他在广西开创的植物保护事业能根深叶茂，继往开来，不断前进。

(作者：陈育新)

简历

1906年4月18日 出生于广东梅县。

1924—1929年 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园艺系。

1929—1935年 任金陵大学助教、讲师。

1935—1937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兼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国外研究员。

1937—1939年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兼任植物病理系研究助教。

1939—1942年 任广西农事试验场技正兼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

1942—1944年 任广西省推广繁殖站技术专员。

1944—1952年 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广西桐油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1952—1956年 任广西农学院教务长兼教授。

1956—1975年 任广西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主任、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

1975年8月16日 于南宁病故。

主要论著

1 黄亮．植物病害防治原理（教学讲义）．广西农学院印，1941—1951．

2 黄亮．普通植物病理学（教学讲义）．广西农学院印1945—1951．

3 黄亮．植物病理通论（农学专业用教学讲义）．广西农学院出版（上、下册），1955—1956．

4 黄亮．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保护专业用教学讲义）．广西农学院出版（上、下册），1963—1965．

5 黄亮等．小麦秆黑粉病防除试验．南京农业，1932（2）：401—411．

6 黄亮等．小麦品种秆黑粉病抵抗性之试验（一）．南京大学农学院杂志，193（9）．

7 黄亮等．小麦品种秆黑粉病抵抗性之试验（二）．农业科学，1934（1）：79—82．

8 黄亮等．大麦品种坚黑粉病抵抗性之试验（一）．农业科学，1934（1）：83—90．

9 黄亮等．粟粒黑粉病种子消毒试验．中华农学会报，1934（122）：1—18．

10 黄亮．中国结球白菜及其他蔬菜软腐病初步研究．南京大学农林学院杂志，1935（33）．

11 黄亮．洋扁豆炭疽病之研究．南京大学农林学院杂志，1935（39）．

12 黄亮等．外国大麦品种条纹病抗病性之试验．南京大学农学院杂志，1935（11）．

13 黄亮等．小麦品种秆黑粉病抵抗性之试验（三）．中国植物学会杂志，1936年（2）：111—114．

14 黄亮等．小麦秆黑粉病之生理小种．1936年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论文摘要．

15 黄亮等．大麦条纹病抵抗性试验．昆虫与植病4（35）：686—690．

16 黄亮．几种化学药液对柑桔类青霉病及绿霉病孢子的影响．美国植物病理学杂志，1938．

17 黄亮．番茄溃疡病之传染研究．广西农业，1（4）：214—220．

18 黄亮．柑桔类之溃疡病．广西农业，2（5）：385—393．

19 黄亮等．沙田柚贮藏病害防治试验（一）．广西农业，2（2）：109—125．

20 黄亮等．沙田柚贮藏病害防治试验（二）．广西农业，3（2）：97—115．

21 黄亮等．沙田柚贮藏病害防治试验（三）．广西农业，3（5）：283—309．

22 黄亮．广西柑桔类之病害．广西农业，4（1）：27—61．

23 黄亮等．沙塘空中病菌孢子之观察．广西农业，4（5）：259—261．

24 黄亮．柑桔类溃疡病之药液防治试验．美国植物病理学杂志，1949．

25 黄亮．甘薯瘟研究的初步报告．植物病理学报，1956，2（2）：97—113．

26 黄亮等．甘薯瘟病原细菌的比较研究．植物保护学报，1962，1（2）：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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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及艺术特色是什么

1848年—1870年是现实主义大放光彩的时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人们对进步充满深刻的信念，渴望在艺术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1848年的一代画家也都具有求新的要求和直接观察的兴趣，热爱即刻可及的现实，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是他们最好的代表。他在1855年送交世界美展的1l件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幅《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室》落选，于是，他撤回全部作品，自租场地举行（现实主义一库尔贝40件作品展》，并且宣布：“我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如实地表现我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和思想面貌。”《画室》是库尔贝生活环境的集中反映，画中有他最好的朋友一为现实主义而战的评论家和画家，有各种年龄的模特儿，有象征人民的罢工工人和爱尔兰妇女，还有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画家创作风景的小孩。这些毫不相干的人物被安排在一个画面之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地概括出该画副标题所示：我的10年生活。《奥尔南的葬礼》堪称绘画中的“人间喜剧”，掘墓工、死者的亲朋好友、维持治安者、法官、公证人、教士、市长都得到人木三分的表现。虽然除个别人之外，他们都是例行公事，表示哀悼，无任何其他表情、动作，构图又基本上是在一条直线上安排这些着黑衣者，库尔贝却能把画面组织得引人入胜，而且对各个人物心理都有颇具匠心的考虑，把它们的奸诈、贪婪、虚伪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源于生活的这种真实美既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也摧毁了浪漫主义的夸张美，代表了个体主义的时代精神。

库尔贝是位画路极其宽广、手法极为多样的大师，不管对象是风景、静物，还是肖像、动物，也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尽微致广，达到画品渊懿、精卓宏丽的崇高境界。怡然自得的《塞纳河畔少女》，满腔悲愤的《石工》，一扫积郁的《埃特尔塔悬崖雨后》，静谧幽深的《鹿之小憩》，无不气魄雄伟，刻画精到，使后世画家大受裨益。

19世纪30～70年代，枫丹白露森林的小镇巴比松吸引了许多画家，他们在那里聚会和出游作画，既得见原始荒凉的自然风貌，感受到逃离闹市的惬意，又与不远的巴黎保持着接触，了解世界美术的动向。面对法国大地所作的写生从此更彻底地驱逐了意大利风景，这就是影响巨大的巴比松画派。其主将卢梭（Rousseau，1812—1867）画风沉郁浑穆，尤擅描绘树木的性格和森林沼泽的深邃。《森林出口》、《阳光下的橡树》绘出蜿蜒扭曲、疤痕累累的虬枝，遮天蔽日的密叶，遭雷击断的老干，形象的丰富含情令人叹为观止。《橡树林》出色地刻画了阳光下的草地和在浓重树影中嚼草饮水的牛群，生趣盎然，美不胜收。他对于空气感和光的探索，对同一景致在不同时刻的气氛变化所作的研究，更为印象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当然，对印象派影响最大的巴比松画家首先还是外光派巨子杜比尼（Daubigny，1817—1878）。他的《春天》、《六月的原野》以分离、复加的大笔触抒写阳光明媚、春风拂煦的景色。逐渐地，水成为他画中的灵魂，“博丹”号画舟载着他沿塞纳河和瓦茨河，去捕捉天光云影，暮色晨曦。《维埃尔威尔的黄昏》、《瓦茨河上的落日》、《奥伯特沃兹的水闸》即奇变瑰丽的水天取代了透明的山岭，赢得“画水的贝多芬”的美誉。使莫奈发出赞叹的《维埃尔威尔》是现场写生，画家用木桩把画布固定在露天，长时间地等待着大块云朵被风卷去的时刻。在大风刮起之时，他记下倏忽瞬息的妙境，不拘细节，昂扬激越，厚厚的画面好似在动荡不已。

巴比松画家的风格和自然景物一样丰富。迪普雷（Dupro，1811—1889）喜爱用厚稠的颜色，把光积聚在画面中心，电闪雷鸣。暴雨乍收时的树林是他最擅长的主题。迪阿兹（Diaz，1807—1876）以晦明变幻的沼泽树丛为特色，从缝隙中射人的强光把湿润的草、磷峋的树皮、堆积的枯枝败叶照得如火燃烧。特洛容（Troyon，1810—1865）则长于用逆光表现林中归来的牧群，《牛栏》、《牛群》中那旷远的地平线和恬静的乡村情调引入遐思和神往。

有些评论把柯罗（Corot，1796—1875）列人巴比松七星，那是因为他时常住在枫丹白露森林，同挚友杜比尼一起作画的缘故。尽管每年都到外国和法国各地写生，他却始终迷恋着最早给他深刻印象的这片森林。柯罗一生未婚，家境富裕，但很晚才得以献身他所酷爱的绘画，因此，他对作品不断增长的商业价值丝毫不感兴趣。他不慕时尚，不求名利，忠实于自己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抒情诗一样的艺术。《蒙特之桥》一反传统的细微刻画，只用连续不断的桥孔和参差的树干交织成令人回味的节奏，宁静水面上荡舟者的红帽给幽深的空间增添了无限生机，好似奏呜曲的强音。《孟特芳丹的回忆》则更像一首梦幻曲，婀娜多姿的巨树舒展开臂膀，带着朦胧的树冠，伸向天穹。湖泊、草地都被蒙上了一层轻纱，暗部突破了传统的沥青色，发出神秘而透明的紫灰振响。柯罗曾把自己的画分为两类，一类是送往沙龙展出并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品，如《林中仙女之舞》；一类是不出示于人的悦己之作，如《纳尔尼桥》、《罗马竞技场》、《陶韦大街》、《夏特大教堂》、《海边的帆船》。它们虽是小幅，却逸笔纵横，言简意赅，色彩的明亮单纯和阳光的效果都不让后来的印象派。柯罗作画不选地方，常常坐在大路的正中写生。越是平凡的景致，越能使他施展才能。即使面对最繁琐的风景，他也能从容不迫地简化和提炼，发掘出和固定下它的隐艳馥郁。柯罗卓绝千古的风景有时使人忘记了他同时也是肖像画大师，他的（蓝衣女人》、《带珍珠的少女》、《梳妆》都以毫无雕琢的美和更现代的笔法，代表着该世纪艺术的精华。

米勒（Millet，1814—1875）出身农民家庭，虽然在巴黎已经以画裸女闻名，但巴比松的田间劳动者使他看到自己多年梦想的升华。于是，他携全家来到这里定居，使一幅幅平凡的农村生活场面放出奇光异彩。1848年，《簸谷者》作为他一系列作品的第一幅，在沙龙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它实现了许多画家长期的求索，也被憎恨这种艺术的人说成是“夸大事实”。《扶锄者》是位从清晨起便在贫瘠土地上奋力劳作的农民，他想直直腰，喘息一下。从他扶着锄柄的双臂，脸上的汗水和张开的嘴，可以看到他疲劳的程度。有的评论指责这种充满同情的真实描绘“不是绘画，而是宣言”。对此，米勒气愤地写道：“这么说，连我们看到凭额上汗水养活自己的人时就会产生的想法都不允许有了！”事实上，米勒艺术的深刻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就以《拾穗者》为例，三位穿着粗布衫裙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费力地弯着腰，在收割过的田里寻找遗落的一点点麦穗。画家没有作任何美化，我们甚至看不清她们垂向地面的脸，但是，劳动的神圣，要土地献出粮食的精神，已是对劳动者最好的颂歌。正是由于它使公众首次惊奇地发现平凡劳动的伟大，所以才“在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似乎有造反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尽头的旷野上，《牧羊女》就是这种构图的典型。在大批农民拥人工业化城市之时，一位终日与羊为伍的姑娘像雕像一样默默地站着，她那迷茫的目光是在憧憬，还是在怅惘？遥远的地平线，明朗的天边，把她的希望和我们的思想一起带向了远方。现已证明，米勒的《晚钟》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艺术作品。在苍茫暮色中，随着远方教堂的钟声垂首祈祷的农民夫妇引起过人们多少感触和联想！他们是在庆贺婴儿的诞生？祝愿婚姻的幸福？还是为死去的亲人默哀？或者是否可以说，那袅袅不绝的余音包含了整个社会和人生？

米勒晚年得到官方违心的承认，境况的改善使他有可能运用各种技法和材料，并创作杰出的风景画：云涛汹涌的《起风》，隐秘寂静的《月下羊圈》，气象万千的《四季》。现存卢浮宫的《春》描绘雨后的彩虹与怒放的野花，尤其清音遐发，不同凡响。

正如米勒是讴歌农村生活的大师，杜米埃（Daumier，1808—1879）则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巨匠。他以漫画开始艺术生涯，讽刺国王路易·菲利浦侵吞民脂民膏的作品《高康大》使他遭到6个月的监禁，但是，经过迫害的画笔反而愈加犀利，拿破仑三世皇帝和梯也尔又相继成为它辛辣嘲讽的对象。《1834年4月15日的特朗斯诺南街》、《立法肚子》的正义与幽默使他大名远扬。从1835年起，他转向石版画，在取消了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把可笑的资产者。银行家、法官、市侩放入画面，时而也和下层市民开开玩笑。尽管他从事油画的愿望最终服从了更自由、敏捷的版画创作，但他仍然留下了近300幅诙谐、简洁的油画。《宽恕》以一位振振有词的律师作为主体，同掩面而泣的妇女、无动于衷的法官、宪兵形成鲜明对比，占了背景大半的基督受难像绝妙地点出了“宽厚仁慈”的虚伪。艺术爱好者是杜米埃最喜爱的主题之一，嗜画成癖的收藏家，自命不凡的画家、雕塑家，虚张声势的街头歌唱家是那样令人开心和同情。在创作中，杜米埃从来都毫不迟疑地略去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三等车厢》仅勾出人物的大轮廓，在暗部略施薄色，连放稿留下的方格都未盖上，旦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该时代的生活节奏和中下层人民的所思所想。《唐·吉诃德》更是只用富有雕塑感的寥寥数笔，绘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身影，连五官都省略掉了，但却使这位令人怜悯的英雄呼之欲出。这种纯然独创的“写意”对后世的艺术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世纪的法国雕塑在这里很值得提一提。这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于拓宽雕塑的领域，改变艺术氛围起了重要作用。雕塑作品的主要需求者由少数的贵族变为大量的个体资产者和公众协会。在1825年左右，法国各大城市的种种协会发起和组织为名人立像已成为风气，市长、尊贵的公证人、著名的医生、卓越的作家和画家的石雕或铜雕像矗立于公众场所，即便是最边远偏僻的小镇，都可以见到几尊雕像。与此同时，雕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建立，以适应这一空前需要。蓬勃发展的形势和艺术趣味的演变还直接反映到与雕塑关系极为密切的工艺美术上，如陶瓷、蜡台、钟表、家具的造型装饰。自然的抒情中和了古典的严谨，迎来一个天才选出的繁荣时代。

在将表现对象从君主转向名人、学者之时，雕塑家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最初通过英雄的肌肉传达澎湃激情的办法，而去着力捕捉人物深邃的思想和内心世界。这一倾向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安吉尔·大卫（David d’Angers，1788—1856），是位同路易·大卫同样热情的雅各宾党人。他的政治信念一旦与对古典的热爱结合一处，便使手下的石块产生了神奇魅力。埋葬杰出人物的法国先贤祠的大门门楣的高浮雕便是由他制作的。在横排巨字“伟人们，法兰西感激你们”的上方，代表法兰西民族的女神正由自由和正义之神陪伴，颁发代表永生的桂冠。伸出手来接受这一无上荣光的既有拿破仑和他的众将、士兵，也有律师、科学发明家和艺术家。尽管它采用了巴底农神庙的形式，却洋溢着一切仿古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艺术个性和英雄主义感情。

安吉尔·大卫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通过人物雕像，特别是通过精美的纪念章，大胆地将时尚服装引入19世纪雕塑，他也因此被视为在法国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维克多·雨果纪念章》、《蕾卡米埃夫人纪念章》为其杰作。他雕刻的人物均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为了做到在表达人物特点上的人木三分，他甚至使用强烈夸张，乃至变形的手法，堪称是激昂的德拉克洛瓦和诙谐的杜米埃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与安吉尔·大卫相比，普拉迪埃（Pradier）的作风则严肃、悲壮得多，他通过形的简洁、提炼，体现出特有的高雅，并因此得到来自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赞赏。他的作品，不论是尼姆喷泉的纪念碑式巨雕，还是供私人收藏的青铜小雕塑，都无不大气磅礴，令人赏心悦目。

19世纪最伟大的动物雕塑家非巴里（Barye，1796—1875）莫属。他突破古典稳重、矜持的规矩，敏锐无比地捕捉神情、动态，把握住动物最生动、可爱的一瞬，描绘出各种动物千差万别的习性。当然，他最喜爱表现的还是威震八方的猛兽，他所作的雄狮，有巴黎市中心卢森堡公园中巨大的群雕，也有普遍可见的镇纸的文具，都以生机和力量震撼人心。《老虎战鳄鱼》、《狮攫蛇》、《奔跑的大象》、《虎吞鹿》都以奇特的想象力，辟前人未有之境。那粗糙的毛。如箭在弦一般的紧张、富有表情的肌肉，把野兽为生存而奔走和搏杀的喜怒哀乐集中、感人地表现出来。

达鲁（Jules Dalou，1838—1902）的天才在于为19世纪的法国纪念碑雕塑注入了民族精神，其典型代表作首推矗立于民族广场的《共和国纪念碑》。从无数竞试者中脱颖而出的这一杰作使凡尔赛的神灵和君主最终让位给了人民形象的代表—一位头带法国大革命军帽的法国妇女。她平凡，朴素，果敢坚毅，筋骨坚实，目光中充满自信，正指挥着向胜利的进军。她的仪仗队不是功勋卓著的将军们，而是两头巨狮和两位男女劳动者。被可爱的孩子们簇拥的丰盛女神是位壮实的农妇，而肌肉隆起的赫拉克利斯则是位肩扛铁锤的强健的工人。民主、共和的情感与传统的雕塑形式结合得天衣无缝。它的中选标志着法国公众具有了现代的审美趣味。

达鲁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这使他更加接近劳动群众。在巴黎公社期间，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正直，担任了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为使世界的艺术瑰宝免遭损失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的工人、农民的大量雕像令人感受到一股被压抑，忍无可忍的情感，在他们绷紧的肌肉中凝聚着即将进发的伟力。达鲁为卢森堡公园所作的《德拉克洛瓦纪念碑》也是19世纪法国艺术中最出类拔萃的雕刻之一。两位天神正在掠走一位漂亮的裸女，而她一面在绝望地挣扎，一面回转身来，把一枝枝鲜花敬献在伟大画家的像前。

此时法国最著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还有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死者纪念碑》，作者巴托洛梅（Bartholom，1848—1928）运用了古埃及坟墓的建筑式样，在下层墓穴中作了尊单膝跪地、双臂伸向上方的天神，正在为一对死去的夫妇祈祷；上层作了左、右两列走向墓门的人群，在他们之中，有老迈不堪者，四肢残断者，掩面战栗者，以吻诀别者，绝望的动态突出着死亡的主题。

象征法国革命精神的《自由领导人民》在雕塑中找到了它的姐妹作《马赛曲》。吕德（Rude，1784—1855）为巴黎凯旋门所作的这尊巨形浮雕表现志愿军出发的场面。代表马赛曲的形象在振臂高呼，每个人体都进发出势不可挡的钢铁力量，激昂的斗志和强烈的动感使观众的英雄主义油然而生。吕德既爱爽快劲健、强调动势的浪漫派手法，同时又保持着精湛的现实主义观察。《小渔夫》、《贞德听到召唤》、《拿破仑成为不朽》、《奈依元帅像》都是他独特风格的体现。吕德的学生卡尔波（CarPeaux，1827—1875）扎根于真实，从巴洛克和罗可可艺术中汲取了诱人之处，以轻盈欢快的动态令人神魂颠倒。他的女人体群雕《舞蹈》和高浮雕《花神》如此逼真和新鲜，尽管被指责为“侮辱妇女”，却仍使巴黎歌剧院和社依勒里宫灿然生辉。他为巴黎天文台喷泉所作的《世界四方》以手拉手的4个人体代表不同人种，运用造成强烈光影的手法，把写实主义的构思、自然的姿态和急剧的动作完美地融为一体。由于作品永远洋溢着喜悦，他被誉为“表现微笑的雕塑家”。

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Rodin，1840—1917）虽具有旷世奇才，却一生坎坷。他三次投考美院落榜，为维持生计倒巴黎圣母院作修补工作，又赴布鲁塞尔从事装饰雕刻，直至40岁仍默默无闻。他第一件人选沙龙的作品《塌鼻者》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而造成轰动的精铜时代脚又因人体的逼真精到，被评论家臆断诬蔑为从真人身上套下的模具的制作品。就在困厄的环境之中，罗丹不断地出示新颖、精彩的创作。《施洗者约翰》、《行走的人》是对人体阳刚的颂歌。《沉思者）传达出肌肉的表情，大块起伏造成丰富动人的明暗，宛如交响乐，所以有人称之为印象派雕塑。《于戈尔及其孩子们》的绝望，《接吻》的火热，《雨果》的雄伟，《夏凡纳》的朦胧都达到令人心中震撼的程度。《加莱义民》更塑造出为救全城性命而以绳索自缚，前往敌营受辱的市民代表，悲愤呼号撼人心魄。

罗丹不受任何限制的手法和非凡感觉在《地狱之门》上得到尽情发挥。沉思者高坐在门的上方，注视着苦难的人群，三个幽灵在门口徘徊，处于剧烈运动中的200多个人物在门内进行着形的奇特组合。它包含了艺术家大部分杰作，可谓是毕生心血的结晶。罗丹所遭到的谩骂攻击在他创作《巴尔扎克纪念碑》时达到顶点。他为该作费时6年，数易其稿，最后选择了《人间喜剧》作者在灵感的召唤下，夜间披衣起床的情景。人物的全身，包含双手在内，都被裹在宽大的睡袍之中，以突出那毛发散乱，硕大智慧的头颅。手法的奔放可比中国画酣畅的泼墨。结果，这件神品却被讥为“麻袋片中的癫蛤蟆”而遭拒绝。人们当时认识不到它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事实上，甚至连罗丹自己也未能再超越它。

㈣ 古典政治学什么意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现代社会理想的组织结构是：层级化、非人格化，依法办事，档案程序化管理，人员有固定任期并且按程序选拔和提升……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正是秦汉大黄金时代文吏组织的典型特征。

用现代政治学的标准，我们发现：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是中国建立起了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充分发展了部门监督之外的人与人监督形式——全民监督！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了超越种族边界的庞大文明有机体——血与土地的统一！

看看美国《联邦法典》对中国社会功勋制的蹩脚抄袭吧！（Merit system principle）看看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是如何被大企业、银行、政府官员组成的corporatocracy（有人不甚恰切地译作“公司王国”）绑架的吧！看看美国无法跨过边境的民主人权标准吧（驻伊拉克的美军只能在森严的军营中小心翼翼地实践民主自由，伊拉克人民还远远谈不上民主自由）！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对绵延数千载，长期占据世界政治中心的华夏文明视而不见吗？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总结为六个字：道生法、法生德；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建立一个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兹分述如下：

1. 道生法、法生德

为了显示中国古典政治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在论述过程中以下面三本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作为基础：《逸周书》、《黄帝四经》、《周礼》。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自然主义的。我们的先人认为，是自然秩序衍生了社会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基础。主张顺应天道、自然，以法立德，以德固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平衡发展。

《黄帝四经》以“道生法”开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段话是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法生德”可以解释为所有法律都是为教导百姓，去掉淫恶的行为，清除坏的习俗，使他们能够行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原文：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於为善[也]）《商君书·说民第五》所谓：“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黄帝四经》的作者认为，只有按照法律制度理政，不随主观愿望役使民众，才会实现“天地之德”——上兼爱，民亲上。《黄帝四经·君正》：法度是至为公正的。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法度，不能变化不一。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省去烦琐的政事，有节度地征收赋敛，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国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没有像父母一样的严威慈爱，就不能使子民有效地为之效力。君主若具备了待民如子的德行，便是德如天地一样广大。

在政策层面，周初每一种道德原则都是用法律来支撑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针对不孝的刑罚，二是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三是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四是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五是针对不信任朋友的刑罚，六是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七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八是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

至秦，有关“法生德”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代法律竹简。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法律义务互相帮助。上面说，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助，罚战甲两件。

从唐至清，由于中国法典和中华政治文明的儒家化，“法生德”逐步蜕变为对道德行为的褒奖，法律对道德的支撑力越来越弱——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清谈思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法生德”治国原则的基本记忆。

‘法生德 ’客观上要求采取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商鞅学派两千多年前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西方奉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弱点，指出那样的刑事政策只会使社会混乱、国家削弱。《商君书·说民第五》：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也会被削弱。

2. 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

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发端于春秋，成熟于战国时代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贵族与庶民的界线，降爵继承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它使获社会功勋者的后人如果不努力为社会作贡献，很快会失去爵位成了平民。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丰碑，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建立了起来！

不是按照资本和意识形态，而是按照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社会资源成为秦汉政治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对这种新制度作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功勋制对中国早期行政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国以功授官予爵”； 第二，“庶人之有爵禄”； 第三，“不官无爵”。

东西方文明的影响常常是阴差阳错。最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儒化后花瓶样脆弱的中国，自十九世纪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后，西方竟也声称自己实行的是功勋制（Merit system，也译作考绩制），如果我们将文末附录中的西方版功勋制与中国大黄金时代的功勋制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西方政治文明的弱点。

首先，西方政治是以科举制为蓝本，所以它也继承了科举制的缺点，即以知识记诵作为政治录用中业务能力的表现，而中国社会功勋制的政治录用标准是军功和事功，这样的标准客观上实现了业务能力与政治忠诚的统一。西方政治中不是这样，他们将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标准分开，建立了两套系统，一个是政务官系统，仍按照海盗式分赃的原则（Spoils system）组织，成员与政党的进退同步。另一个是事务官系统，它的录用原则是功勋制（Merit system）。这种二元配置违背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因为政治录用寻求的是德（政治忠诚）与才（业务能力）在个体上的统一，而不是整个社会分为一个政治忠诚合格系统和业务能力合格系统。

其次，中国的社会功勋制打破了身份界线，将每一个人（除世袭的最高领袖之外）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西方现代政治学不是这样，在政务官的选择上是以资本作为基础，谁钱多谁就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赃。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除了占选民总数的3%和10%会根据某种政治信仰或观点而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绝大多数选民直接受到资本作支撑的宣传舆论的控制。以美国为例，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美国进行了10次大选，其中报纸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竟有8次最终当选。剩下的两次，一次是1960年大选时，美国正处于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之中，这对已任8年副总统尼克松十分不利，而肯尼迪利用社会的求变心理取胜。另一次是1976年大选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共和党声名狼藉，总统的宝座最后让给了民主党。

最后，尽管西方为了保障文官中立行政和考绩制的运行建立了许多机构，除了联邦人事管理局，还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联邦劳工关系局和联邦僵局处理小组等等；根据美国《联邦法典》标题5第2301部B节功绩制原则（9），公务员有权力举报违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这些都没有逃出部门监督的范畴，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体制保障政治的廉洁和高效率。现在西方政治学者担心，膨胀的文官力量会不会带来官僚主义的泛滥——那是中国科举制的恶梦。

早期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这个异教徒社会也能过上快乐生活大惑不解，没有上帝作为法律契约来源和监督者，有秩序的生活怎能在世上实现？答案是，中国人发展了比西方部门监督更完美的政治工具——全民监督，即人与人之间的监督。

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核心是法律归责中的连带责任，自清末沈家本修法第一次确立责任自负原则后，这一中华民族伟大的政治创造被当作中华法系落后的象征，数千年来儒家孜孜以求的人治亲亲原则通过西化知识分子的手完成了——尽管西化知识分子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然而事与愿违，法律引入了，法治却不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

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考古发现使《秦律》和《汉律》在消失一千多年后重现国人面前，这时我们才知道，秦汉律哪里是什么暴法，连带责任哪里是什么滥杀无辜，秦汉律中充凝聚着高度发达的理性法治精神！

中国的监督体系发端很早。西周全民监督体系至少在庶民中已经建立起来，当是主要是为互助并承担连带责任（相保）。《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说，（大司徒）令五家组成一比，使他们互相担保。五比组成一闾，使他们[有事]可以互相托付。四闾组成一族，使他们有丧葬事互相帮助。五族组成一党，使他们[有灾荒]互相救助。五党组成一州，使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组成一乡，使他们[对乡中的贤者]以宾客之礼相待。

作为研究社会制度史的专家，南宋马端临清楚地意识到秦继承西周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就如同今天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政治正确”将西方的垃圾都称为现代一样，马端临出于儒家的“政治正确”对西周大加赞赏，却对秦的同一制度大加鞭笞。《文献通考·职役考》认为秦朝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使百姓成为暴戾小人，他说：“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秦人何辜！商鞅变法只是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细化并应用到了行政官员，通过“周官相监”实现了“刑无等级”。

政治社会生活中，秦人应用档案程序化管理，实现了公私个人、行政官员和法官之间的制衡，核心是通过全民监督达到人民自治，君主虚位无为而治。《商君书》的作者详述了档案程序化的具体操作流程，中国长时期内没有律师制度，但“主法令之吏”使打官司的成本几乎降至零，效率显然更高。《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商鞅学派已经完成了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的理论化。《商君书》的作者指出，今天西方社会那种部门监督体系并不能保障监督的顺利实施，因为这一制度无法保证实行监督的部门工作人员本身不以私枉法，那只不过是最低级的监督形态。上面说：“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分开他们的权势，使谋私之道有障碍，所以他的势力难以隐瞒私利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的人也不敢做坏事。”

儒家亲亲原则、西方责任自负原则将中华法系的连带责任原则和全民监督体系屏蔽掉，其灾难性结果不仅是政治社会上的，还有经济方面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几千年来，中国长期以信用贷款为主要放款方式，但随着西方银行抵押放款方式的引入，农村金融体系近乎崩溃，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将所属县市分支机构撤并调整后剩下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很难有效完成农村融资功能，因为农民不可能以山羊作抵押取得贷款。就是在城市，中小企业的信用瓶颈也很难突破，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直到近年来，连带责任原则才重新回到农村小额贷款和城镇中小企业融资之中，但国人似乎永远无法突破西方文明限定的“紧箍咒”，大体还在试点——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除了不断摸着石头过河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三千多年前，周初的信用制度就以连带责任为基础，当百姓需要资金支持时，借贷者的基层官员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基层官员和借贷者要一起去当时的金融机构泉府办理相关手续。《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条：凡赊取钱物的，为祭祀而赊取不超过十天归还，为丧事而赊取不超过三个月归还。凡民有贷取钱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别钱物而授给他，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来收取利息；另据《逸周书》，周文王时代中国特色的信贷制度就建立了起来。《逸周书·文酌解第四》说文王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贷官以属”，即借贷官府连属百姓；公元前1123年，周人遇大荒，政府放松银根，也是以基层官员作为担保——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

笔者不反对学习西方的银行制度，但不能将中国传统的东西全都放弃。事实上西方现代银行进入中国后，除了北京的钱庄被八国联军强盗洗劫一空之外，在上海等地，长期进行信用贷款的钱庄并没有衰落，相反繁荣了起来，解放后钱庄的关闭政治原因多于经济原因；二十一世纪，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极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不能没有信贷支持啊！说是中国人天生缺乏信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论调了。三千年了，我们主要实行信用贷款，明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信用的民族！其背后的制度支撑就是连带责任原则！

3. 血与土地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先是西方外交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大惑不解。中国既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体系中独大，为什么没有成为宗主国？于是他们断定，原因是中国人将自己的宗法体系延伸到了国际事务方面，所以中国人会以兄弟的逻辑对等自己边缘的小国。这一中国式处交逻辑的基础是道德力量，不是武装暴力。

当代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在《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点，文化认同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而罗马人只有上层懂拉丁文，一般不识字的百姓仍用其故有语言，不同的文字不能形成有利于整体认同的教化力量；东西方其他不同还包括，中国以小农为中心的经济体可以扩张，难以裂解，而罗马以城市为中心庞大经济体一旦破裂，容易各自为政，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

许倬云学贯中西，观察历史宽广细腻，这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事，他仍然是从事件到事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文明发展形态有其政治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的血与土地统一的政策，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超越种族边界的文明有机体——一种不是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范式。

只要看看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仍以罗马军团的逻辑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夺资源，通过驻军维持这一掠夺——你就会感到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地球村的合作与繁荣，它的基础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暴力与掠夺逻辑，而是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通过血与土的大融合建立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逸周书》从实战角度论述了统一天下的原则。在《武称》中，作者提到在战争中就要赦免被俘的敌人，并照顾当地百姓的生活，《逸周书·武称解第六》：“赦免被俘的兵众，谅解他的过错，抚慰他的百姓，盛满他的粮袋，是武事的‘间’。”战争胜利后，除了解除敌国的防御力量，更要用平等的原则对待战败的敌国百姓，禁止抢掠。《逸周书·武称解第六》：“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

紧接着，《逸周书》详细论述了用行政手段，“文德”安定胜国的方法，明确反对用武力手段接管战败国。民事政策包含内容很广，从行政一直到教育，核心是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没有制度化的掠夺，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逸周书·允文解第七》：“想要安定并巩固胜利，要用文德作为纲纪。安民告示到处张贴、悬挂。收缴武器，发放财物，不要让百姓随意迁徙。文官武将接续原有职务，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财物，全都用来赈赐穷士，救济贫穷病弱，做到徭役与土地均衡。让大夫恢复其命服，以消除他们的忧伤与羞辱。使孤儿寡母无所求，众人因收获丰厚而皆大欢喜。寻访所有的外戚，记下他们的住处。选择同姓同氏者，立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为服役的标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诚实进行教育，百姓如同得到父母。用宽和办法治理百姓，谁能不顺从？顺从而无有悔恨，还会安守本分而供养君王。君王英明就会作教诫，在这时候还要进行武教。这样，死了的也想再生，活着的想再任旧职。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达官贵人手执玉器，住在他们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种，老幼无有欺诈。不违背他们的心意，国内通行无阻。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

到《黄帝四经》，血与土地的政策已经作了理论化的阐述。《黄帝四经》的作者主张兼并他国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要解除他的武装，但不可随意掠夺，要作到“兼之而勿擅”；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国际法和国内法没有明显的界限，正义原则永远是超越国界的。《黄帝四经·国次 》：“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黄帝四经·君正》将治理统一天下的政策也理论化了，政策包括全民监督体系的建立：“执政的第一年应遵从百姓的风俗，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授与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发号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可以掌握他们是非善恶、好恶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年擢用有德能的人，百姓就都会努力争取向上。第三年免去赋税征敛，百姓就会生活富足。第四年发号施令，百姓都会敬畏服从。第五年用法律来治理，百姓就不敢有侥幸心理。第六年百姓有敬畏心理，便会懂得刑罚律令而不敢触犯。第七年率民出征敌国，便能战胜强大的对手。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是为了是顺应民心。第二年选拔有德能的人为官吏是通过施爱于民以激励其奋勉。第三年要使民富足是要废除山泽之禁及关口市场的征税。第四年要想有效地发号令，就要以什伍连坐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并挑选人才去管理他们，使贤与不贤的人各有等差。第五年以法律治理百姓，有罪必罚，不可姑息。第六年百姓有了敬畏心理便不敢再去触犯刑罚。到了第七年便可以率民出征并战胜强敌，这是因为百姓会出死效力。”

老子认为天下各国的大一统是自然过程，反对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一平天下，要大国“守雌、居下”，他将中国古典政治学血与土地统一的原则形象地哲理化了。《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大国要象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归附；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也才能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或者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归附，或者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大国取得小国的归附，不过是要养育更多的人民，小国取得大国的容纳不过是要让大国管理更多的人。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尤其应当以谦下为宜。”

当看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用从土著人那里偷走孩子的办法进行民族同化时，你会为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高度文明所惊叹。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作一个高度进化了的多细胞生物，那么西方文明仍处于单细胞生命阶段，它依靠不断地分裂来持续生命，这些单细胞本身永远无法融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民族国家似乎是它发展的极限。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性早就被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弗格森所阐述，作为一个研究希腊化历史的专家，威廉·弗格森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希腊帝国主义》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论点是：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已经使西方文明突破了城邦的厚墙，但却无法穿越民族之墙。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兴起并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候，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并进行资源的掠夺，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成为一种常态。直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人还在加固它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围墙——整个西方世界都对来自贫穷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平等劳动在他们的文明中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西方国家天天将平等博爱叫得响彻云霄，似乎连上帝都会听见！

许多人都知道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残酷而野蛮的种族屠杀，100天之内有50万图西族人被杀，占图西族总人口的75%。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本来是一体的族群竟然是西方文明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创造”出来的。比利时人到这里殖民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平等劳动、自由通婚。但1933年，比利时人通过测量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来给每个人确定了种族，并发给一张身份标识卡。比利时人还支持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这成为后来种族屠杀的祸根！

今天，西方人也要在中国实行同样的“文明”。在中国人自己按苏联教科书的标准在国内划分了不同种族特征的56个民族后，西方人开始宣称中国政府向西部移民的作法违反了“人权”——这里，文明与野蛮的概念已经严重地错位了！

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吧！中国的政治制度哪里是什么封建专制、传统落后！尽管中华原文明儒化后变得内向保守，但从秦将关中十万户移民巴蜀到明清两朝在西南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行政官员代替自治权很大的地方土司），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融合了巴人、羌人、诸多草原民族和世界是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将华夏文明远播四方，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将这一文明进程拦腰截断——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华文明涵化天下的伟力！血与土地的统一，建立人类有机体，是华夏族万古不灭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将这一古老梦想重新点燃！

——她将照亮一个没有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的新世界！！

㈤ 中西方政府职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相同点：

1。中西方政府职能演变的轨迹基本是：国家和政府建立初期主要强化政治统治职能，辅之以及其相关的经济职能；国家和政府政权稳定以后注重经济职能的发挥和增加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以巩固政权，实现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总的来说，政治统治职能在逐步减弱，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在逐步加强。这一轨迹都反映了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对人的政治统治”将逐步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

2。当前，中西方政府职能发展中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全球化和信息化。在某些方面中西方政府相互借鉴，政府职能内容上逐步趋同。

比如，在政府经济职能行使方式和手段上，西方政府依靠计划、行政干预的作用，平稳了国内经济危机；中国政府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经济腾飞。

3。政府职能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价值目标的争论：效率、民主、自由、平等、权威、公平、公共利益、正义，尤其集中于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

从历史实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不存在唯一的价值目标，它们应该构成-一个多元的价值目标体系，蕴涵于政府政策中。

4。政府职能转变在某些理念和实践上具有相同的特征。理念上，政府职能市场化④、政府职能社会化⑤。实践上，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一些类似举措：精简机构和人员、放松管制。

5。政府职能演变道路上，注重法制化。西方国家- -般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级政府职能内容、运作方式、程序等，并且有专门的监督，不能随意变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正在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

6。政府职能范围上，主张有限政府。中西方政府曾经分别经历了全能型政府、福利政府时代，出现了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发展危机，认识到政府能力有限。

(二)不同点：

1。国家根本制度不同，政府职能实质不同。尽管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加强，但西方政府职能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维护的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府，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政府职能定位不同。辛向阳在《红墙决策一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中曾经对政府职能进行过国际比较，认为英美政府的职能是合格的“守夜人”；日本政府的职能是优秀的“领航员”。

德国政府的职能是经济的“监护人”；法国政府的职能是社会的“协调员”；东亚政府的职能是公平的“裁判员”；南亚政府的职能是社会的“管制者”；东欧政府的职能是转轨的“推进器”；拉美政府的职能是经济的“清道夫"。

非洲政府的职能是部落的“代言人”。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由计划经济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但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明显滞后，加之我国特殊的国情( 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民族自治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存在) ，政府职能定位显现多样化特点。

3。社会发展基础不同，政府职能转变模式不同。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很不成熟，相关法律制度规范还很不完备。

我国非赢利组织得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中；公民普及教育水平不高，公民社会尚未形成。我国政府职能演变表现为政策一体制一市场的模式，而西方政府表现为市场一体制一政策的模式。

(5)宫伟力律师扩展阅读：

总结：

中西方文化、背景、经济模式及地域等相关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政府职能的不同，中西方政府的职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各自的演变轨迹。

西方各国的政府职能虽有差异，但经济职能大致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全面干预，再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及至"第三条道路"的演变过程，政治统治职能逐渐减弱，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则呈现出从战后的全面干预到逐步社会化的趋势。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政府经历了从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重心转移的过程，经济职能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发展到逐渐增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从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管理为主，而社会职能则从社会事务的国家化逐渐走向了社会化但同时也在不断增强。

从比较中总之中西方文化、背景、经济模式及地域等相关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政府职能的不同，中西方政府的职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各自的演变轨迹。

西方各国的政府职能虽有差异，但经济职能大致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全面干预，再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及至"第三条道路"的演变过程，政治统治职能逐渐减弱，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则呈现出从战后的全面干预到逐步社会化的趋势。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政府经历了从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重心转移的过程，经济职能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发展到逐渐增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从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管理为主，而社会职能则从社会事务的国家化逐渐走向了社会化但同时也在不断增强。

从比较中蕴涵有共性的东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㈥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10篇

你听说了吗?最近有个大消息!“天宫课堂第二课”太空授课即将举行啦。下面我为大家带来2022天宫课堂学生 作文 精选，希望对您有帮助，欢迎参考阅读!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1

我有一个航天梦，别看我是一个小女孩儿，但我依然对宇宙和天空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像需要太阳的大家庭，和地球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太阳和月亮……

其实，我非常想当一位出色的航天员。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自由翱翔，探索其中无穷的真理。在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以后，我非常佩服杨利伟叔叔。当航天员必须要有结实的身体，丰富多彩的航天知识，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辛训练，也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太空吃东西不方便，就连睡觉也要睡在睡袋里。

想着想着，我便立即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梦见自己驾驶着飞船，在地球上环游了几圈，发现湛蓝的海水一块一块的，像块拼图。黄色的陆地像烙饼。飞船停在了月球上，我觉得月球没有地吸引力，一跳起来就跳到了空中。月球上的环形山好像埃及的金字塔一般。我把随身带着的地球植物种子从袋子中取出来，一把撒在了月球的尘土止，月球上没有水和空气。经过一阵子观察后，月球上种出来的农作物比地球上要高几十万倍。还种上了一些西红柿，有的比一个 高尔夫球 小，有的比很大很大的南瓜还大。

突然间，我眼前出现一道亮光。我猛地一惊，大声说：“是谁，要命的快给我滚出来!”只见那东西长着一双超大的眼睛，眼里闪着金色的光，脑袋像个萝卜，细小的胳膊长长的腿，样子长得非常奇怪。难道就这是外星人吗?我很惊讶。它们奇怪地问：“你是地球人吗?”我目瞪口呆，难道外星人也会说汉语?我连忙打了一个招呼说：“我们地球人很想见到你们，现在见到了你们，终于可以回去‘交差’了!”我既激动又高兴。我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外星人很友好地说：“我们是来考察情况的，看看这里适不适合我们生存，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突然一阵刺眼的光闪过，它们消失了。

“醒醒!”我迷迷糊糊听见一点声音，原来是妈妈在叫我。原来是个梦呀，我想这个梦一定会实现的!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2

“天宫”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座空间站。你还别说，“天宫”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定的，那里面如一座宫殿，样样俱全。

空间站是一个可供宇航员短期住宿，并可以做各种太空研究和实验的“太空酒店式实验室”。那为什么要修建空间站呢?空间站可以测试未来可能用于太空飞行的各种技术设备。还能获得“失重”环境——这种在地面上难以长时间获得的特别环境。但是往返一次太空成本相当高，能一次在太空中多待些时间，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所以这样一个功能全面，又能让宇航员住久一些的地方就诞生了。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我们“宫殿”的规划。

天和核心舱就是宫殿的卧室，主要供宇航员们居住。货运和载人飞船就如地上的车辆一般，用来运送货物和人员。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目前还暂未完工，它们就是“宫殿”中的研发实验室，用于各种太空实验和科研工作。

太空中会面临各种可想而知的危险，其中的威胁来自于我们熟知的太阳。众所周知，太阳是地球生物赖以生存的依靠，它提供源源不绝的各种能量，滋养万物生长。但是它释放的X射线和伽马射线都是非常致命的，这两种射线能轻易穿透你的皮肤，破坏身体所有细胞。那我们在地球上为什么可以天天晒太阳呢?那是因为，地球的磁场和大气层把它们反射或者吸收了。空间站架设的位置必须考虑这个安全因素。国际上一般选择了在距地面1000公里的位置，我们的“天宫”，为了程度的安全，架设在距地面400公里的位置。这样既能获得地球磁场的保护，也能获得大气层的保护，一举两得。

古时的天宫，据说在云端，那里住着各路神仙，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今时的“天宫”住着许多宇航员和科学家，他们在高高的天上为中国的太空科技进步，不断努力，让我们不再依赖国外技术，在俯瞰地球的同时也能真正放眼整个宇宙，对太空的了解不断深入。

所以，我们的“天宫”真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宫殿啊!或许这就是“天宫”之名的由来和美好寓意吧。

“天宫”之门已经打开，腾云驾雾，遨游太空，未来可期!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3

振奋人心的那一刻，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后续将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我国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神舟七号发射成功，5G互联网研究与产业化获得重大突破，我国"首条国际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在京津两大城市间开通，"首个中国人基因组序列研究成果发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建设任务圆满完成，"曙光5000A跻身世界超级计算机前十。

蛟龙深潜，嫦娥探月。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进步。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科技创新日趋活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千年梦想，今朝实现。去年7月23日，天问一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天问一号于2021年2月到达火星，实施火星捕获。2021年5月择机实施降轨，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软着陆火星表面，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开展巡视探测等工作，对火星的表面形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水冰、大气、电离层、磁场等科学探测，实现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技术跨越[5]。深空探测将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截至2021年2月3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总飞行里程已超过4.5亿公里，距地球约1.7亿公里。

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神舟十三号的航天员按计划将在轨驻留6个月，在这6个月时间，主要工作是要进一步验证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的关键技术。具体来讲，就是要和核心舱、天舟二号、天舟三号一起配合进一步验证。

科技强，则国强。自信之路成功，为中国航天点赞。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4

我喜欢挂在“天宫”空间站的美丽夺目的中国结，它正对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样的空间站是太空中最靓丽的风景线，也使我们倍感亲切。

在太空里要控制自己的身体以适应失重感，像一条鱼儿一样四处游走。吃的饭菜原来是在地球上事先做好的。培育太空植物，是飞行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太空中，虽然不能像在地球上那样冲热水澡，但是洗脸洗头发都没有问题。科研人员专门研制了分解洗发液——不仅可以把头发洗得很干净，还十分节约水。空间站的水非常宝贵，所以要尽可能地节约用水。

在空间站睡觉就更有趣了。只要一个睡袋就可以，睡袋一般要求固定在舱壁上，但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睡在任何地方，比如睡在天花板上。

在空间站也有许多休闲活动，可以和家人打视频电话，可以从舷窗边欣赏日落时美丽的地球，还可以进行晨练，晨练项目是中国传统健身项目—— 太极拳 。

最重要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出舱活动了。穿好“飞天”服，通过气闸舱来到舱外，通过地面调度人员和舱内同伴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在舱外完成相关任务。

在太空也有许多喜事： 种植 的水稻抽穗了，迎来了太空快递员，也迎来了新伙伴来进行工作交接。在太空驻留了三个月，很快就要告别“天宫”空间站返回地球了，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地球上的亲人，非常激动。

太空本身已经非常迷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每出现带有五星红旗的一切，都愈发使每一位中华儿女倍感亲切与自豪!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5

人类航天史将记下这样一个瞬间，2008年9月27日16时41分00秒，航天员翟志刚身穿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服，从七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这是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一个重大跨越。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浩瀚太空印上自己的足迹。从这一刻起--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的三个实现太空行走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

三度金秋，三度飞天，三度突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从“嫦娥奔月”的 传说 到明代万户乘坐47支火箭开始人类首次飞向太空的包装尝试，再到现代杨利伟独自一人造访“天空”，到费俊龙，聂海胜携手巡天归来，到翟志刚出舱漫步，中国航天人把一系列超越梦想的飞跃，标记在了太空之上，成员从一到多人，飞行时间从一天到多天，航天员活动范围从舱内到舱外……

翟志刚留在太空上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的一步。

--这历史性的一步，所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积蓄的雄厚实力。

综合国力的大步跨越，托起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大步跨越，从高安全，高可靠性的运载火箭到现代化的载人航天发射场，从遍布陆，海，空的航天测控网到先进的立体搜救系统^决定神舟一步一步跨越的这一切，无不源自于改革开放所积蓄的巨大经济和科技力量。

尽管在太空探索的许多领域，中国还处在蹒跚学步阶段，但坚定地迈出了第一步，一定能够迈出坚实的第二步，第三步。因为，中国航天拥有一支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在腾飞的火箭中，加注了一个焕发青春的民族的雄心壮志和动力之源。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6

奋斗是圆梦的翅膀。一代代航天人在航天“试验田”中勤恳耕耘，心有天地经纬、脚向浩瀚天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苦奋斗，在反复试验求索中砥砺前行，在精益求精攻关下追求卓越，敢闯难关、勇开新路。一个个航天员在严格系统全面的训练中学 经验 、强本领，飞天遨游、出舱行走需要扎实的功底，需要他们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强健的体魄，寒来暑往的刻苦训练让他们拥有超强的意志力与自信心。为了伟大的航天事业，航天工作者与航天员，将艰辛与曲折作为事业发展的“阶梯”，以志气锻造骨气，以骨气厚积底气，在接续奋斗中实现航天事业更高水平的创新与突破。

从“神一”的发射成功到“神五”“神六”“神七”的宇宙之行……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成果丰硕。在“追梦”的道路上，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征途，每一次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前所未有的挑战难度也造就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鲁迅先生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由双脚踏出来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开拓出来的。从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至今，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发展中一以贯之的坚持，是推动航天事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自然少不了弯路，闯前人没闯过的关也必然少不了挫折，成为先驱，方能成为先锋，唯有敢闯，才能闯出新天地，抢占“新高地”。

伟大事业孕育着伟大精神。回望航天事业发展史，无论是“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还是神舟系列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成就;

无论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建成，还是“嫦娥”奔月与“天问”探火，从大胆设想到成功实践，无不彰显着中国与时俱进的航天实力。中国的航天事业从艰难起步到艰辛跋涉再到取得辉煌业绩，在浩瀚太空中留下的是中国身影、中国足迹，在航天事业的发展道路上留下的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这种精神与力量必将引领着14亿中华儿女万众一心齐奋斗，激荡起磅礴伟力，奋进新征程，逐梦新时代。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7

神舟出征传递实干拼搏之力。星辰大海不会自己向我们走来，也不会主动面向我们变得越来越广阔，必须有我们自己去开辟、去拓展。迈向星辰大海的每一步，都有中国航天人踩下的坚实脚印。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亦呼唤我们靠实干拼搏，向着星辰大海前行。

神舟出征焕发开拓创新之力。“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逐梦之路绝非一马平川，而正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坚定不移开拓创新，不断_“卡脖子”问题，勇于走向科技“无人区”，推动了中国航天科技的持续进步，奇迹迭出。有鉴于此，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梦想必然要始终洋溢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善于创造、善于创新的锐气。只有敢破敢立、敢闯敢试，才能跨越前行路上的“雪山”“草地”，征服前进途中的“娄山关”“腊子口”。

回首来时路，艰辛而辉煌;展望未来景，任重而道远。神舟出征激荡迈向星辰大海的更强劲的力量，而我们的任何事业、任何梦想，也同样期待着我们以理想信念之力、实干拼搏之力、开拓创新之力，不断开启更为广阔的星辰大海。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8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8年前，“太空教师”王亚平为全国6000多万名学生太空授课时的寄语尚萦绕在耳畔，如今她又一次踏上了太空之旅，将成为中国首位进驻空间站的女航天员，以及中国首位出舱女航天员。寻声凝望，原本神秘遥远的深邃太空离我们越来越近，一个个美丽的“飞天梦”正成为现实。

16日凌晨，神舟十三号成功发射，此时距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不到一月时间。由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组成的新“太空出差三人组”搭乘载人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此次任务将实现与核心舱径向交会对接、由救援船转入正式任务船等多个“首次”，还将在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基础上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_年，神舟五号飞船搭载杨利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历时21小时23分钟成功返回地面，首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18年来，7次载人飞行，间隔期从以年计算到以月相隔，“出差”的频率更快、衔接更顺畅，准备更从容，展现着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太空之旅从“一日游”到“季度游”，再到此次半年的“深度游”，“太空出差”的时间更长，步伐迈得更大更远更坚定，彰显着大国自信的豪情。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9

“太空授课”开辟了科技与学生面对面授课的新方式，这是一次崭新的 教育 改革，这个改革必然激发出更多社会领域与学生面对的授课方式。比如文学家与学生面对授课，比如企业家与学生面对面授课，等等。做好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全社会所有领域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们都懂，但是都做的远远不够，今天，太空授课迈出了伟大的一步，我坚信，这伟大的一步，必然引领处更多领域的社会授课之步，必然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崭新内容，社会教育的神圣职责必然得到很好的落实、

“太空授课”以一人主讲两人配合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圆满的教学。这是一个创举，这是对课堂一人授课传统的打破，笔者认为，这样的讲课方式应该在地 面试 验推广，一方面，我们的班级人数很多，一人授课，老师很累;一方面，多人配合讲课，更加生动，立体，多元，必然给学生打造一个更加充实的学习氛围。这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创举。

“太空授课”以身临其境的感悟教学别具一格，教师与知识融为一体，与环境融为一体，教师身临其境的教，学生身临其境的学，真正创造了教师，课堂，知识的形象合成的。作为地面授课的课堂，我们应该好好借鉴，要根据现场的环境，现在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师的个性融为一体，创造的课堂。只有的课堂才是最美的课堂。

“太空授课”是高科技的结晶，是教育现代化的硕果，必然对我们教育中国梦有无数的启迪，必然引领教育中国梦更加精彩纷呈。

我期盼我们的教育中国梦里有更多这样的太空授课，有种类丰富的工厂授课，商场授课，军舰授课，飞机授课，等等，教育的中国梦，是教育的立体化，社会化，现代化，形象化，多元化，网络化的具体落实之梦。

2022天宫课堂学生作文精选10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的飞天梦，但，航天事业，需要后继有人。太空授课，就是要让孩子热爱航天，首先要让他们走近航天、了解航天。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对宇宙空间的向往、对学习科技知识的热情。通过天地对话这种授课方式，也把神秘的航天科技逐渐渗透到全民科普教育之中，让民众对航天与生活等各方面的关系及作用，有更深入的认知，进而更加理解和支持航天事业。

太空授课还将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物体运动的特点，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情况，加深对质量、重量以及牛顿定律等基本物理概念规律的理解。微重力环境在地球上难以取得，在地面上不能完成的搬到了太空之中，实验现象将更加更直接更加直观，无须运用推论等 方法 。现场直播这样的科学探究值得期待。

王亚平身处太空，面对地球，面向地球人授课，是中国太空老师的第一人，彰显了一个航天大国的风度和气派。

王亚平说：“面对浩瀚的宇宙，我们也是学生，我很期待着能够与广大青少年朋友一起去感知、去探索神奇而美妙的太空，获取知识和快乐。”宇宙是浩瀚的，宇宙是神奇的复杂多变的，宇宙中许多奥秘值得探究，这就是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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