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受援率的意见

⑴ 我国法律援助提倡点援制有什么意义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了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而提供的一种法律服务，因为是免费服务，所以很多情况下，受援人一般是没有选择权的。也就是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援助律师都是由政府职能部门指定，而受援群众也只能“听命”，这样官司胜算如何，受援群众心理没有一点底气。如今，实行的法律援助“点援制”既突出了法律援助的人性化服务，又提高了法律援助案件的胜诉率，其好处也让群众看得见。
一方面，“点援制”实现了专家办案的理想。术业有专攻，不论是那一位律师，都有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让律师办自己擅长的案子如同于庖丁解牛，信手拈来，驾熟就轻。
另一方面，“点援制”让受援人有了话语权。谁的案子谁关心，群众的案子当然自己最重视，但现实却是法律援助案件通常由职能部门“指派”律师，这样，不但使受援人失去了话语权，而且也难以调动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实行“点援制”以后，挑选什么样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让受援人自己说了算。在案件的申请环节，工作人员就把法律援助律师的资料提供给受援人，让他们自己来挑选。
第三，“点援制”有利于律师提高自身素质。在用药方面，患者不看广告看疗效。实行法律援助“点援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提供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水平如何，就看受援群众的“点单率”高不高？如果律师长时间不被群众选择，不仅“没面子”，而且内心也无法“自我认同”。因此，实行“点援制”以后，就能倒逼律师提升业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⑵ 司法救助的对策和建议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要体现司法为民的思想，而且要体现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诉讼权受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从上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现状可见，该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从而影响了司法救助作用的发挥。因此，要真正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向人民的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很有必要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其不断完善。应当在救助的内涵上进行扩张，确定其准确的概念，在救助的对象、主体和条件上有明确、具体的内容，使其系统化。应当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司法救助的内容囊括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来，尽快制定统一的《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理由是：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在没有制订《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之前，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予以修改，加以补充和完善，以法律规范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获得救助，充分保障平等的基本诉讼权。对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充实与发展，笔者试从司法救助的概念、条件、主体、方式、范围、程序等方面的补充和完善以及建立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去作如下粗浅探讨和构想： 按照《规定》第二条的定义：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从此《规定》第二条可知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条件是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否科学呢？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当然坚持自己的案件符合上述要件，而最终要进行判断、作出决定的是立案法官。然而，要求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显然过于苛刻。换言之，如严格执行此条件，无疑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应予救助的当事人无法获得救助，从而无法全面实现司法救助保障诉权的功能，显然是不科学的。鉴于此，对该要件进行修正是必要的。德国法关于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规定颇为适度，值得我国借鉴。我们宜将《规定》第二条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修改为“有胜诉的可能……的当事人”。作此修正，既有利于防止法官判断上的恣意，又给法官以相对自由的裁量权，从而较好地实现司法救助制度保障诉权和防止诉权滥用的双重功能。此外，《规定》第二条界定司法救助只针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救助的对象采取的是例举式，往往不能穷尽所有需要救助的当事人。但对“生活确实困难”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什么是“生活确实困难”？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生活确实困难”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对于是否是“经济确有困难”的问题？可否参照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以当事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具体数额的人民币为标准。这样使得标准统一，易于操作。也可以明确规定经济困难的量化标准。香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所有财政资源不超过14万4千港币的人均可申请民事程序上的法律援助，但财政资源超过14万4千港币而不超过40万港币者可依法律辅助计划申请因人身伤亡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上的救助。香港法律援助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便于操作，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国确定量化标准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为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订立统一标准，而应结合各地经济水平确定不同标准。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救助时所采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与实现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罗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难并针对其提出具体的救助措施，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近平衡，不能“矫枉过正”。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救助方式：
1、减、缓、免交诉讼费。
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诉讼权是公民应受平等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诉讼权中的起诉权又是公民享有诉讼权的基础，因而，保障诉讼权应从保障起诉权开始。但是，公民起诉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提起诉讼，应当交纳诉讼费用，而诉讼费用的交纳实际上人为地垫高了公民起诉权行使的门槛，使得一部分人因交纳不起诉讼费用而实际上不能享有起诉权，对公民诉讼权的平等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使其成为形式上的平等保护而实质上的不平等保护。因此，务必规定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只有明确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才能便于法院在实践中操作，避免法院为图方便和稳妥只采用缓交一种方式，违背立法本意，同时也可以防止法院审查不严，随意减、免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上的减、缓、免，使得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也能打得起官司，从而使诉讼权的平等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保障。
2、民事、行政案件中指定诉讼代理人的作法。民事、行政诉讼中除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之外，不需要有别的司法救助措施了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生活极端贫困，没有生活来源的当事人往往同时是法律知识缺乏，仅仅使他们顺利进入诉讼程序，可因法律知识的缺乏明明“有理”可能胜诉而打不赢官司，此时诉讼费的缓免工作已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仅达到了形式正义的层面。而法律援助制度往往不能够深入到现实中的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可能不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亦可引入指定诉讼代理人的做法，在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下，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知识的司法救助，使其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不再匮乏。
3、在决定胜诉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证据的取得方面，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也是可以纳入司法救助的方式。在英国的法律制度改革中有这样的趋势，使法律援助进一步社会化，即从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化的转变，“法律社会主义”，如果法官有权帮助社会地位较弱的当事人，那么就可能消除诉讼当事人的不平等。法院应从原来的消极作用中摆脱出来，积极进行调查和取证，以便更好的了解案情。
4、法官在诉讼中释明指导。释明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法官行使释明义务，要贯穿到审理的全部程序中。释明要规定以下程序。①立案时释明，当事人在起诉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诉状后，进行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诉讼风险的释明。②庭审准备阶段的释明：交换证据的释明，举证后果的释明，诉讼程序、请求、事实的释明。③庭审中的释明：诉讼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法律后果的释明等。但法官的释明也要有度，要注意审判秘密的泄露。
5、人民法院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方式。这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的。如前所述，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差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法律上应当赋予人民法院有权建议公安机关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调查取证。 司法救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承办人和受援人在实施司法救助和接受司法救助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的制度上的法律规定。总之，司法救助程序对保护一切被救助对象依法享有接受救助的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有关司法救助的法律规定，查明情况，审查条件，及时作出是否给予救助的决断及有效防止司法救助的法律关系主体对司法救助权力的滥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应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司法救助的申请
关于申请，一般情况下都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各地的不同实践亦采用了书面和口头形式。具体到司法救助，作者认为应当采用书面申请一种形式，因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权力机关，由其实施的救助应当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并应符合节约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的原则。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时，除了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写明申请理由外，还应提供相关证明，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此证明应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
2、司法救助的审查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由受理该案的审判人员负责审查，既要审查申请人申请救助的理由是否成立，属不属于应当给予救助的范围，又要审查申请人符不符合救助的经济条件和诉讼能力条件，并且有没有法定证明机关的证明文件。经过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由审判人员提出同意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主管副院长审批，其中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数额较大的，报院长审批。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发出不予司法救助通知书。
3、司法救助的实施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根据其申请救助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具体办法是，由受理申请的审判人员在审查同意后，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内容制作或者减、缓、免交诉讼费的通知，或者是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通知，或者是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通知，经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申请救助的当事人持该通知到相应部门办理救助事项。
4、司法救助被拒绝的申诉
当事人接到不予司法救助的通知后，可以申诉。申诉应当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原因是，司法救助的条件一般比较明确，审判人员经审查后，大多都能做出正确判断。也有少数审判人员可能因其他原因导致误断。在此情形下，给予当事人一次补救的机会也就足够了。这样也有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问题。
（七）规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应当把司法救助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告知当事人，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决定是否申请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
（八）建立诉讼费用担保制度，防止接受司法救助的当事人无限度地扩大诉讼请求。针对目前接受司法救助的部分当事人任意扩大诉讼请求这一问题，笔者建议建立一种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该制度主要适用于缓交和部分减交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即由该当事人就其所缓交或减交后剩余部分的诉讼费用提供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担保人，如果该当事人败诉（或者是所提出的过高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又无力补足诉讼费用，则转由其担保人承担该责任。
（九）规定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的程序。为了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很有必要规定如下两种程序：
①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已经决定给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人民法院一旦发现被救助人经济状况好转或者存在谎报虚报财产、滥用诉讼等情形时，亦即被救助方已不属于被救助范围的，应即予以裁定撤销司法救助，并责令其交纳诉讼费用。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力能支出诉讼费用而受诉讼救助或其后力能支出者，法院应以裁定撤销救助，并命令其补交暂免之费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在判明受诉讼救助裁定的人欠缺本法所规定的要件或已经欠缺该要件时，存有诉讼记录的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可随时作出撤销诉讼救助的裁定，并命令其交付缓期交付的费用。因此，我国可参照台湾、日本的有关撤销救助规定，结合我国国情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
②增加对诉讼费用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院强制执行诉讼费用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应当增加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应这样明确规定：在缓交的情况下，法官应要求被救助人在审理期限终结前补交诉讼费用；对有能力补交而拒不交纳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对确无能力补交的，可裁定减免诉讼费用。诉讼终结后，确定由对方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的，法官要及时填报移送执行单给执行局，便于强制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
（十）将司法救助工作纳入流程管理。应明确立案、审理和执行各阶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负责。对于需要追补诉讼费用的，应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移送执行局予以执行。
（十一）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确定和及时拨付相应的司法救助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为规范司法救助发展和解决司法救助困难提供根本保证。笔者建议，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应当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受地方财政预算，就相当于受地方政府控制，法院的审判，或多或少会受到行政干预，出现司法不公现象。因此，要真正实行司法救助，务必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应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限制。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监督机制。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将决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司法救助的案件审结后，再定期评查，从制度上杜绝“人情救助”。
（十三）设立司法救助监督机关。
针对当前司法救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要么过于宽泛，要么过于严厉的弊端，应在实践中确立起监督机关或者机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而公诉权只是其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和延伸。以法国为例，法国最高总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不仅对侦查活动、法庭审判活动及判决的执行等有监督权，还有权“①监督司法辅助人员；②监督、检察书记员；③监视司法救助制度的营运等”。因此，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就应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对同级及下级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既有利于各类案件的及时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程序公正，为维护实体公正创造了条件。实行司法救助，是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措施，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国应当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现有的司法救助制度，并配合其他社会制度共同作用，以提高我国的司法文明水平。

⑶ 法律援助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___

法律援助工作在我国已开展40多年，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也存在服务供给不足、资源分配不均、覆盖范围偏窄、保障不充分、质量不高和便民措施不健全等问题。____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援助法，作出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拓宽法律援助方式、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加强质量管理、提供便捷化措施等，从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更大范围通过更多形式，为人民群众获得及时便利、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提供法治保障。_

法律援助法草案提请初次审议时有61条，经过修改完善增至71条。增加相关内容，主要是为了充分体现法律援助法是社会法的特征，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努力实现两个目的：让符合条件的更多力量有更多渠道和形式参与法律援助，更有积极性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更便利地享受更有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

一是激发更高积极性提供法律援助

以往法律援助大多是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指派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渠道相对单一、力量较为有限。对此，法律援助法进一步拓宽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大致明确了三个渠道：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或者安排本机构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执业资格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参照本法规定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志愿者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员和法学专业学生，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个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这些形式包括：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刑事辩护与代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主要是为以后或者地方探索拓展新的形式提供空间。

法律援助经费少、补贴标准低、社会支持力度不足等等，都是影响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以及社会各方面开展法律援助积极性的痛点、难点问题。为此，法律援助法直面问题作出三方面规定：明确政府财政保障。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法律援助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采取鼓励措施。包括：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通过捐赠等方式为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支持；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税收优惠；对在法律援助中作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明确补贴标准。包括：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补贴；补贴标准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援助的服务类型、承办成本等确定，并实行动态调整；法律援助补贴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二是保障更多公民获得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法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主要从三个方面保障更多公民获得法律援助：努力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包括：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有关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请求有关赔偿、给付和支付劳动报酬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包括：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发给抚恤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有关事故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等。符合法定情形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包括：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再审改判无罪申请国家赔偿，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主张相关权益，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为以后和地方扩展新情形预留空间。另外，不服司法机关生效的裁判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也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三是保障当事人更便利地获得法律援助

为保障当事人更便利地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法主要从三个方面规定有关便利措施：明确相关机关和部门提供便利的责任。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在办理案件或者相关事务中，应当及时告知有关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合理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或者联络点，就近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服务窗口、电话、网络等方式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应当提示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告知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便捷法律援助申请的手续。包括：在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的核查方式上，除法律援助机构通过信息共享查询外，还增加了申请人诚信承诺的方式；法律援助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材料或者由申请人作出说明。____特定情况更加便利对待。包括：法律援助申请人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发现有距法定时效或者期限届满不足七日，需要及时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行政复议，需要立即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等情形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应当提供无障碍设施设备和服务等。

四是保障法律援助高质量水平发展

法律援助法通过强化保障和监督措施，让当事人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更有获得感。法律援助法明确了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的义务。包括：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负有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支持和保障本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财物；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并应当按照规定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对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以及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具有三年以上相关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辩护人。同时，加强了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包括：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建立投诉查处制度，受理受援人的投诉并及时调查处理，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定期进行质量考核；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建立法律援助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案件办理、质量考核结果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法律援助法还完善了法律援助有关运行机制。包括：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培训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其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综合运用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回访受援人等措施，督促法律援助人员提升服务质量；律师协会应当将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等。另外，法律还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

⑷ 法律援助是基层司法行政服务窗口，司法局在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上有哪些举措

基层司法局应采取多项举措，完善质量管理措施，努力提高受援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一是注重窗口建设，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常态化。设立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公开公示服务承诺，设立“12348法律援助热线”，安排专职律师和有法律资格干警值班，负责接待来访，解答法律咨询，为残疾人、老年人、行动不便者提供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服务。

二是注重法律宣传，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知晓率。结合“12.4全国宪法日”、“3.8妇女维权周”、“全国助残日等重要节日，开展便民法律援助咨询活动，通过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等活动，走进田间地头、建筑工地分发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咨询活动，让广大职工群众知晓法律援助。

三是注重案件质量，不断完善质量管理机制。规范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结案、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和服务标准，深入各法援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检查，定期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评比活动，及时回访受援人，听取受援人对案件承办情况的意见反馈，及时跟进整改，努力办好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是注重扩大援助范围，努力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进一步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将经济困难标准调整为低收入标准，降低法律援助准入门槛，减少审批环节，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做好申诉代理工作，将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积极做到应援尽援;认真开展公益法律服务工作，在法律援助中心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安排“1+1”公益金项目法律援助律师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为农民工及其亲属及时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维权服务。

五是注重工作站点建设，大力拓宽服务渠道。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看守所、劳动监察大队、武装部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大力加强规范法援工作站（点）建设，规范工作站（点）的服务标准，形成工作合力，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畅通法律援助渠道。

⑸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存在的问题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有众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别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特别是援助案件范围扩大后，须援助案件数急剧上升。以工伤和劳动合同纠纷为例，2010年罗庄区仲裁委办理293件，今年办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凡是农民工的都属于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列入区财政办案补贴经费较少，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资源有限，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以及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我们还无力顾及。
（二）是法律援助队伍人员编制不足、专职律师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的，人员由司法所人员兼任。目前我区各基层司法所占编人员仅1个，既要负责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这无疑增加其工作负担，影响工作效率。其次，专职律师缺乏，目前罗庄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岗的只有一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高。由于经费的制约，该区诉讼案件办案补贴发放办法是2006年制定的，诉讼案件每件补贴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诉调解案件补贴办法，每件补贴50元，有时连律师支出的交通费都难以冲抵，导致律师办案热情低。有些承办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过场，准备不认真细致，直接影响案件质量；有的法律援助承办单位将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轻律师和实习律师办理，缺乏资深律师必要的指导，办案质量不高。
（四）是经济困难证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虽然《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公民如何证明自己达到经济困难标准，现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实践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乡镇或者街道政府盖章确认的经济困难证明。申请人到乡镇街道出具证明较为困难，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况，也不愿出具。2、对于申请人提供的经济困难证明是否属实，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财力几乎无法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五)是民事援助与法院司法救助衔接机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配合机制不完善。1、在《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做出了救助应援助，援助应救助的规定，但相互之间的衔接缺乏具体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与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做出了规定，但目前与公安、检察尚无明确有效的配合机制。
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众宣传，还要向领导干部宣传，让他们真正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事业，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从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提高办案质量方面。应建立资深律师优先办案制度，根据律师专业优势，建立资深律师名录，根据案件分类，优先指派相关专业的资深律师承办。因县区律师人数较少，专业面较窄，对有些专业案件指派律师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1、建立最低经费保障标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时，应当根据当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标准。2、积极开辟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谁接受捐助却没有明确。可参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县（区）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依法募集社会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通过慈善基金会接受社会捐助，并明确政法系统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用于法律援助事业。
（四）建立经济困难证明和核实制度。《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只是规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此，应在全省或全市范围内制定统一的经济困难证明和核实制度。我们的做法是让村居、乡镇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参与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并由司法所代为向申请人单位或村居核实。这样不但了解情况，也方便申请人。
探索建立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免审查经济困难制度。应与民政部门联系，建立困难群众资料库，将城镇低保、农村低保等群众纳入，凡是困难群众资料库中的，申请法律援助均免审查经济状况。这样方便群众，无需申请人再到村居、乡镇街道开经济困难证明。
（五）民事援助与法院司法救助的衔接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联合出台具体规定，就司法救助转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转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样式和负责部门作出具体规定。司法救助转法律援助，我们的做法是法院给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书，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后，直接与申请人签订协议，安排律师代理诉讼。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配合机制，应由政法委牵头尽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们与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给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辩护人通知书，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后，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⑹ 湖北省法律援助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和专职工作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的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其他法律援助志愿人员。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人。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指导、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第四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支持、协助法律援助工作。第五条 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应予以帮助、指导和监督。第六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公民可申请法律援助：
(一)申请法律援助的事由发生在申请地；
(二)有证据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三)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第七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第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为有关公益福利组织或公益事项提供法律援助。第九条 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
(二)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办案人员。第十条 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承担以下义务：
(一)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和相关情况；
(二)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三)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
(四)受援人在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经双方协商，可不终止法律服务，但原受援人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五)因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的解决获得较大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补偿法律服务费用。第十一条 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不得就同一事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第十二条 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应当支付已获得法律服务的全部费用。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
(一)刑事案件；
(二)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的法律事项；
(三)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四)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
(五)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
(六)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七)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公证证明；
(七)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非指定的刑事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审判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其他非诉讼法律事项，由申请人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第十六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必须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申请表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的事实和理由；
(三)申请人的经济状况；
(四)申请人提供的证明、证据材料清单；
(五)申请人保证提交证明及证据材料属实的声明。第十七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证明及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或说明，也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

⑺ 深圳市法律援助条例(2019修正)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市、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依法为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辅助性法律援助，是指由市、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依法为不符合无偿法律援助条件但是符合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条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活动。第四条市、区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并对法律援助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第五条设立市、区法律援助协调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协调指导委员会由司法行政、公安、人力资源保障等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组成。由市、区人民政府或者市、区人民政府委托司法行政部门召集。

法律援助协调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第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公正独立、讲求效率，对受援人体恤关怀，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第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本条例规定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安排并监督法律援助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第八条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依法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第九条行政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协助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第十条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第十一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第二章范围第十二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无偿法律援助：

（一）符合本市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

（二）申请事项依法在本市审理或者处理；

（三）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第十三条经济困难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发布。

经济困难标准不得低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依法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审查其经济状况。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侦查机关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者自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申请法律援助，无需提供经济状况证明。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前六个月平均月工资在本行政区域最低工资标准两倍以下的劳动者，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无需提供经济状况证明，但是应当提供收入水平证明。第十五条对因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或者涉及人数较多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受理并先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第十六条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就法律援助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直接决定予以办理。第三章申请与审查第十七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区级受理机关办理或者请求事项义务人是区级机关的，申请人应当向办理机关或者义务人所在地的区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市级受理机关办理或者请求事项义务人是市级机关的，申请人应当向市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不服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裁定上诉的案件，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市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其他法律援助事项，申请人应当向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区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法律援助事项经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或者人民法院裁判后，受援人要求继续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另行申请。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将法律援助事项转请市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一）因短时间内案件较多，区级法律援助机构不能及时办理的；

（二）因案件情况疑难、复杂，区级法律援助机构难以独立完成的。

当事人直接向市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且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市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予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