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律师伪证案

1. 律师伪造证据后果有多严重

律师伪造证据怎么办?受到相应的处罚。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条规定的罪名就是“律师伪证罪”。
它无疑增加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风险，以至于律师常常在刑事案件中总是小心谨慎，不敢大胆发表自己言论;有的律师干脆就不办理刑事案件。因此，有些地方律协或司法机关就强制性规定，每个律师事务所每年必须办理若干个刑事案件，并以此作为通过年检的一个条件。这种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此条的规定。因此，这条规定一直以来就受到法学界尤其是律师们的质疑。
首先，它将律师单独作为一类伪证罪的主体来规定，有违刑事立法的公正性。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应当把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一视同仁地规定为这类“伪证罪”的主体，因为这些人同样存在威胁、恐吓证人的现象，而且他们的权力更大。如果只规定辩护方，而不规定指控方，就会造成立法上的职业歧视，无法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律师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不利于律师业特别是刑事辩护事业的发展的，也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制约。
其次，本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像“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之类的措辞，极易带来执法的随意性。事实上，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况非常复杂，有时“引诱”本身就是律师询问证人的一种技巧，将其泛刑罚化，无疑是给律师头上悬了一把剑。
第三，将律师伪证行为不分情节轻重，直接用刑法介入，不符合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的理念。刑法是其他法律规范的保障法，不要越俎代庖，过早介入，否则会出现成本过大、其他防线懈怠职能等副作用。因此，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律师协会这样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与此相适应，也需要切实加强律师行业的自治力度，否则就会出现恶性循环。
第四，律师利益和当事人利益是一致的，律师的执业道德要求必须为当事人服务，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当事人为了自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包括各种辩解和对证据的利用。这样最多也是在认罪态度上不好罢了，而律师却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此，在风险承担的问题上也不能体现公平对待。
最后，对“律师伪证罪”的诉讼制度设计也存在瑕疵。如律师作伪证，抓人的和起诉的就是他的对家———同一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对他们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回避制度，致使报复性执法成为可能。这就出现了实践中尽管最后真正被定罪的很少、但被抓起来的和关起来的却不在少数的现象。
律师伪造证据怎么办?律师伪造证据的行为是属于典型的知法犯法

2. 死磕派律师的概念成形

一直被认为是死磕派首创者的杨学林律师回忆说，他最初是听迟夙生律师说过这个词。2011年6月发生了“北海案”，4名刑辩律师以刑辩界臭名昭著的伪证罪被刑拘。当时恰逢“李庄案”第二季以检方撤诉告终不久，刑辩律师们还未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又被现实狠狠打击了一下。
激愤的律师从各地前往北海为被刑拘律师辩护或是声援。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执业的齐齐哈尔律师迟夙生是律师界少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她一直偏安于东北一隅。“北海案”发生之初，前往声援的律师在当地遭遇了诸多困难和压制，迟夙生坐不住了，从东北飞往广西。她看到有律师受到不明身份的人员围攻被打伤，忧虑重重，说了一句“得死磕”。杨学林从那时开始对“死磕”这个东北方言留下了印象。
2012年初，贵阳发生“黎庆洪打黑案”，总共有50多名被告，涉及27个罪名，事态越发严峻，最先介入的周泽律师呼吁各地律师前往援助。最终有本地和外来的律师共88人出庭辩护，庭审前后持续了40多天，堪称共和国第一大规模刑事庭审。
“黎庆洪案”在贵阳第一次开庭时，天气异常寒冷，但庭审过程更为僵硬。甫一开庭，辩护律师便直指上级指派的公诉人身份不合法，要求回避。僵持之下，一个上午过去了，公诉人连起诉书也没有念成。中午吃饭时，迟夙生忧心忡忡地对杨学林说：“这个事情我看得坚决死磕。”
一语成谶。当天下午继续开庭时，律师继续申请公诉人回避，一直僵持到当天庭审结束。第二天，审判长一开始就宣布驳回前一天的回避申请，律师们立即提出抗议，要求复议，但是审判长不予理会，径直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一些律师按捺不住，纷纷站起来抗议，最终审判长命令法警将伍雷、刘志强和杨名跨3名律师驱逐出法庭，并训诫了多名律师。
直到开庭第五天，迟夙生律师激烈抗议审判长无故中断已经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也被下令驱逐出法庭。面对围上来的法警，她情绪激动，血压升高，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急救。这一幕成为“死磕”最形象的展示。
“黎庆洪案”后，死磕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杨学林的微博和博客上。2013年2月，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刘志强等在“黎庆洪案”中死磕过的律师在江西办理“桂松案”时，斯伟江发了一条微博，戏称：“你们死磕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们为死磕派。”
刘志强开玩笑说，“死磕派不是谁都能当，要搞一个认证”。杨金柱马上说，那就搞一个死磕派律师认证中心，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关于拟成立“中国死磕派刑辩律师资格认证中心”的说明》，拟邀请陈有西、袁裕来、斯伟江等知名律师作为专家评审团。但在杨学林看来，杨金柱的“杨氏刀法”一向虚虚实实，纯粹是“搞着玩”，“后来都没人提认证的事情了”。
不久后，杨学林发了一条微博，根据辩护风格，将中国刑辩律师分成三种：死磕辩护派、形式辩护派和勾兑辩护派。后两者分别指走过场、做足样子的辩护律师和通过幕后勾兑解决问题的律师。此后，大部分参加过“李庄案”“北海案”“常熟案”和“小河案”的律师一般被认为是死磕派律师。

3. 贵阳小河案和北海律师案哪个在先

贵阳小河案在先，北海律师案在后。

4. 律师到北海会见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拿到犯罪嫌疑人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方能会见急！！

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均可以以书面形式申请聘请律师。公安机关批准后就可以约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了。

5. 律师伪证罪的简介

律师伪证罪目的是为了遏制承办案件的代理人（律师）作伪证而专门设立的罪行。2010年两会期间，有委员和代表提出取消律师伪证罪，因此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306条款已经成为了办案机关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斗不过你，就赶走你！赶不走你，就收拾你！”北京一位律师如此评价306条款被滥用的状况。 法律原文公安、检察人员、一般当事人、证人，都可能做伪证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6. 江西律师“伪证案”出现逆转，该名律师到底有没有做伪证

江西律师“伪证案”出现逆转

江西律师熊昕，坚称自己没有罪，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做伪证，但是检方，则认为雄心是有罪的，只不过，所谓的伪证罪因为情节过轻没有造成伤害，不构成犯罪，所以才让这名江西的律师恢复了自由，其实这起案件，真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已经很难判定了，但是熊昕律师依然坚持要通过法律手段还自己一个清白，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7.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对律师辩护的影响

《刑法》“第306条”出台十几年来，不少律师因该条法律受害，刑事案件年年递增，而律师参与辩护的刑事案件却逐年减少，为何？律师的心都凉了。而律师退出刑辩，势必使冤假错案更加层出不穷。
一、“第306条”破坏控辩双方的平衡。
控辩式诉讼的设计，其本意是要在对等的条件下，使控辩双方处于平衡状态，然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处理。“第306条”使律师不敢调查取证，只能从控方的证据中找出瑕疵和漏洞。如果律师参与调查，被告人改变了口供，或证人改变了证言，控方就可以依据“第306条”拘捕辩方律师。控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完全破坏了控辩双方的对等原则。
二、“第306条”打击了律师刑辩的积极性。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律师只要还有一碗饭吃，都不愿意去触碰“第306条”这个地雷。“第306条”出台后，刑案辩护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恐怕是立法者当初始料不及的。刑案本来收费就低，再加上随时有坐牢的危险，精明如律师者，谁愿意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三、“第306条”是变相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律师可能是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唯一的救星，“第306条”使律师望而却步，致使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和辩护。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形同虚设，实际上是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而没有律师的辩护，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只有交给道德和良心。而现实告诉我们，道德和良心根本靠不住，为了追求破案率，为了追求办案成绩，各种各样的刑讯逼供已超过了国人的想像力。
四、“第306条”是制约律师制度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起步，像一棵幼苗在风雨中飘摇。“第306条”对律师制度的破坏，这么多年来有目共睹。据全国律协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从1997年到2011年共有140多位律师被套上了“第306条”的罪名进行追诉，有30多位律师被判刑。
五、“第306条”给报复律师开了方便之门。
北海四律师伪证案，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都还没有侦破，案件事实均还未水落石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还未被法院认定，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连犯罪嫌疑人都还不能定罪，但公安机关却先把参与辩护的律师抓起来，荒唐至极。案件都没判，怎么就断定律师错了？说不定最终证明是公安机关弄错了呢？
六、“第306条”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受到公权力追诉时享有辩护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公民的法律知识有限，在失去自由之后更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尚没有沉默权的规定，而法律赋予他委托律师辩护的基本权利，也因律师不敢或不愿参与辩护而失去。
七、“第306条”是对法治文明的破坏。
我的一位朋友说：“可以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治。”法治是每天在新闻里、报纸上以及官员们的嘴里叫得最响的词汇，而“第306条”恰恰是给法治文明抹黑的条款，是暴力条款。
八、“第306条”是对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冒犯。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第17条规定：“律师如因履行其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障”。调查取证是律师办案的基本权利，但现在调查取证却成了我国律师执业的危险地带，稍有不慎就会因为触犯“第306条”而被刑拘。所以，“第306条”事实上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剥夺了。
九、“第306条”让新刑法蒙羞。
新刑法为展现法治开明，为了与国际接轨，让律师提前介入，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这貌似进步。但接着又出台“第306条”套上一条锁链，“第306条”出台前没听说有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被追诉，“第306条”出台后却一个又一个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锒铛入狱。如果真有律师胆敢以身试法，教唆证人作伪证，那么用刑法第307条足可以定罪处罚，为什么一定要单列一条专门针对律师的伪证罪？
十、“第306条”是传统思维的延续。
按照“第306条”的思维，凡是被公安机关刑拘的人，都是有罪的，必须做出有罪的供述，不招供自然有无数的办法让你认罪。认罪后律师介入，如果翻供喊冤，那必定是律师作怪，引诱嫌疑人翻供或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妨害公安破案。故再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证人指控律师诱供，然后把律师收监，公安大获全胜。如此这般，是传统思维的延续。
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1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即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8. 律师的现状（以刑诉律师为例）

律师现状不容乐观，总的来说，律师在刑事辩护没有什么作用。1996年刑诉法修改之前，律师在案件到了法院时才允许介入，不管作用大与不大，不管是不是人们所说的律师是我国刑事辩护的花瓶，也不管法院所说的，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但是律师能够看到所有刑事案件材料。而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从法律规定来看尽管律师介入提前到公安侦查阶段，提所有的案件都有公安办案人员在场，律师根本无法开展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尽管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能够复制到所有的材料，但有些重要的材料检察院是不让复制的。尽管律师法后来修改，律师可以不经公安机关审批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但看守所答复没有公安机关的批准不能见，律师又有什么办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形成了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三难”，这个“三难”有人也总结了“五难”，到目前也没有解决。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第38条，防止律师引诱证人做伪证，刑法增加了第306条，都是律师头上的一把剑。刑事辩护律师根本不愿意去调查，搞不好自己就和自己所服务的对象住到一起了，李庄就是例子。因此，律师们总结：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整个状况，存在较之新法颁布前“进一步退两步”的现实情况已经成明显。律师界流传的段子这样说：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报到吧。总之，刑事律师的现状不乐观。

9. 你如何看待刑法306条

伪证是很容易作的，随便找几个人，告诉他么怎么说，就会形成伪证，这些所谓的证人和律师都会构成伪证罪。几年还不抓一个律师，你觉的是多还是少啊。律师是懂法的，甚至精通法的，司法机关只要敢抓，必定是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刑辩律师的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规范。这两起案件，没有冤枉一个律师，他们知法犯法，跟执法人员犯法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危害性极大，必须予以严惩。 同时严惩他们，不是为了打击某一行业，也是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

10. 律师伪证罪异地侦查如何执行，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您好：
伪证罪是刑事犯罪中常见的一项罪名，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律师伪证罪异地侦查如下
一、伪证罪应由谁来侦查?
伪证罪作为刑事罪名，《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其他刑事案件应当一律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六机关《规定》，伪证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不应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因此，伪证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它对于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以及当事人的人身权利都有严重的危害，所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统治者都对它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伪证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在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伪证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是复杂客体。伪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行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自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虚假陈述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但为了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而为之。
由上述要件构成了伪证罪，其处罚由法院根据情节严重情况进行处理，即犯伪证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