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律援助学者

❶ 法律援助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单位

北京市经济法学会理事王雨辰表示，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式名称，由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是由国家拨款设立的专门为需要律师服务但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弱势群体及其法律规定必须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自己又没有聘请律师的特定人员，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等人员，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而设立的一种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及机关法律援助中心，通常有大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妇联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援助中心、工会的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等，社会公益机构举办的具公益性质的中心，这些也是不能收费的。这些社会法律援助中心都是受司法局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指导，社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由属非律师身份的法律学者、法律专家或其法律工作者组成。

❷ 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时间

接待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30 13：30-16：30
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式名称，由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是由国家拨款设立的专门为需要律师服务但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弱势群体及其法律规定必须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自己又没有聘请律师的特定人员（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等人员）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而设立的一种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依据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而设立。法律援助中心是由出于人权保护和维护司法公正与平衡的目的而设立。
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门设立的）是律师除律师事务所之外的法定执业机构。
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区别在于：
前者享受国家工资，专门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后者是自谋生路，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不得办理非援助案件，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向受授者收取钱物。
前者其注册后的律师证件称之为“律师工作证”，而后者的注册证件叫“律师执业证”。
外，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及机关法律援助中心，通常有大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妇联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援助中心、工会的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等，社会公益机构举办的具公益性质的中心，这些也是不能收费的。这些社会法律援助中心都是受司法局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指导，社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由属非律师身份的法律学者、法律专家或其法律工作者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85号)
《法律援助条例》已经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00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完）
《法律援助条例》

❸ 根据互惠援助协定英国向美国提供了哪些援助

1942年9月3日，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又签署了一系列互惠援助协定，互惠援助协定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也使它具有了更为可靠的法律依据。英美政府关于互惠援助实施原则的照会中规定的互助原则为：“……两国的战时生产和作战资源应由两方和其他联合国家的军队加以使用，并要以各种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可以得到的原料、人力、生产设备和海运舱位。”“虽然各国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潜在能力和责任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所有关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决定必须尽量符合一起赢得战争胜利的共同计划。”根据上述原则，英国政府明确保证向美国提供军火、美军需要的供应品和劳务、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境内工程建设的供应品和劳务等等。据英国学者统计，截至1943年6月30日，英国给予美国的各类援助共计2.3亿万英镑。一年后达4.2亿英镑。根据美国总统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12号报告”(1943年11月11日)中的计算，到1943年6月30日，美国从英帝国(包括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所得到的供应和劳务的货币价值合计117490万美元。英国的R•艾伦教授在比较了美国给予英国的租借援助和英国给予美国的互助援助和总值，以及占各自战时开支、国民收入、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之后得出结论：“根据联合王国的资源，它按照互惠援助协定对美国的贡献比美国按照租借协定给予英帝国的援助可能是少一些，但是肯定少得并不太多。”可见，互惠援助协定不仅密切了美英等国的合作，而且还证明它们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❹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哪个国家起源于哪一年中国是什么时候有法律援助的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正式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国家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❺ 为什么要对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

弱势群体是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的，它的存在是任何社会都具有的社会现象，当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已成为影响治安秩序、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棘手问题。在这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参与者多数是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是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要求相结合，多数人的过激行为与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全局性的不利影响。由于弱势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其生存条件、所处环境与其它群体相比极易使其产生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再加上其人权得不到的保障，又无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极易出现犯罪现象。由此可见，能否解决好弱势群体中的社会矛盾，关系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大量的矛盾纠纷都直接或间接由弱势群体引发，因此，维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事关国家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现状和问题
（一）立法不够完善
随着1994年法律援助在中国得到开展并迅速发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发展。2003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但是首先，《法律援助条例》效力层次不高。从《法律援助条例》的地位看，其毕竟属于行政法规, 效力层次不够, 立法层次不高。其次，《法律援助条例》对许多重要的内容未做规定, 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问题还有欠缺。而且其中困扰法律援助发展的机构、经费、人员和部门配合协作等问题并未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极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专门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再次，法律援助范围过窄。我国法律援助实行援助条件和经济困难的双重标准，也即除工伤和拖欠工资等实行绿色通道的案件外的当事人，必须同时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援助条件和经济困难标准才可以申请到法律援助。而经济困难标准又是十分严格的，一般是参照法律援助实施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这就将大部分的人群挡在了法律援助的大门之外。我国法律援助的援助条件从立法到实践，呈现出由小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对于离婚诉讼案件，侦查阶段案件等却未能够涵盖，从而将大量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案件排除了。
（二）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
所谓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1]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基础和保障。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法律援助经费逐年增加，有力地促进了法律援助的开展。但现实中，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也制约了法律援助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的援助经费是财政拨款为主，其他渠道为辅，并且财政拨款渠道不畅通，水平低下。据统计，我国国务院对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拨款每年为50万元，经济发达的上海市每年也仅仅有57.5万元，有些比较贫困的省份尚没有援助经费。这与我国每年至少需要3亿元的法律援助费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2]
（三）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存在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编制不足、办案流于形式等问题。
由于经费短缺和地方政府未给予充分重视等原因，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人员不足、素质不高、办案流于形式等现象。有的地方虽然挂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实际上却没有人员编制和实际活动，有的虽然采取司法行政机关内调的人员形式配备，但这些人员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不能满足法律援助机构大量繁杂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的需要，人才缺口很大。
（四）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
虽然中央多次发文要求加大法律援助的宣传和公众法律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甚至搞得不错，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就鹿城区而言，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宣传还停留在办公室接待和应对检查的层面，很多就只是在法制日等时候才发放《法律援助条例》和其他小册子，数量有限，并且只局限在城镇地区。而弱势群体集中的广大农村、边远山区、工矿区和民工居住的城郊却很少涉及。宣传工作与受众脱节，致使这些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没有机会和途径知晓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维护。
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立法。
一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备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纵观世界上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 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作保障, 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 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3]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仅仅依靠《法律援助条例》来调整法律援助关系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弱势群体的需要，亟需尽快制定一部统一完善的《法律援助法》。在该法中应对法律援助的性质和任务，指导原则、机构设置、经费来源、管理主体和管理模式、对象范围、程序、协作配合机制和责任等等，作出明确而且具体的规定，操作性强且便于执行，同时出台相关的配套规章制度，形成一套比较完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二）完善以政府财政为主导、多方筹措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1、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是法律援助作为政府责任的具体体现。可以将法律援助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按一定标准(可按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及办案成本等标准进行测算)确定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最低经费数额, 由同级财政按年度拨付, 并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从而使法律援助获得稳定且可靠的经费来源。
2、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鉴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才刚刚起步，社会对其认识还不足，而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问题又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因此为解决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 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参与, 探索建立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 充分利用社会财力, 发展法律援助事业。只要没有政治背景, 不附加任何条件, 不是违法资金, 经批准后都可以利用。
（三）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公职律师队伍，以缓解法律援助机构当前的人才瓶颈。
公职律师是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他们取得律师资格或律师执业证书，任职于政府并由政府支付薪水，主要办理本机关法律事务，不得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公职律师队伍的建立可以有效解决法律援助机构人才法律素质低、人员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提高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同时还有效缓解了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
此外，在各地建立公职律师队伍的基础上，可以实行跨区域人才共享机制，可以建立较大区域的援助律师人才库并联网管理。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跨地区选派援助律师进行援助，以解决地区间法律援助人员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四）加大针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宣传力度
首先，要继续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普法宣传。要将《法律援助条例》、《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等有关的弱势群体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农民工的政策文件列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采用图片展览、新闻报道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尤其是要深入农村开展法律宣传，并将其作为构建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要加强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宣传, 让他们在充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 认同和支持法律援助制度。使其在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工作开展、机构建立和人员编制、创造相关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支持, 改变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维持的局面。

❻ 家庭暴力法律救济的意义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作为一种落后、野蛮的社会痼疾,是困扰全球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人权的最大障碍。家庭暴力的存在,不仅给家庭及其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家庭暴力的分析研究势在必行。我国现行的法律虽已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由于法律的干预力度不够,家庭暴力的法律尚不完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难以获得充分的法律救济。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问题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者们认识不一,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行为方式不仅有直观性还有非直观性的。可见,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出现的以武力侵犯他人人身或对其进行精神折磨的强暴行为。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一般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
据世界银行调查显示，20世纪全世界有25%至50%的妇女都曾受到丈夫或男友的虐待。在美国，根据联邦调查局报告，每15秒就有一名妇女遭到其丈夫、男友或伙伴的殴打。据英国政府内政部的统计资料，英国每4名妇女中就有一名遭受家庭暴力的伤害，每一个星期就有两名妇女在家庭暴力中丧生，家庭暴力占英国犯罪总数的25%，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凸现。据199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显示，有0.9%女性经常遭受丈夫的殴打，8.2%的妻子有时遭受丈夫的殴打，20.1%的妻子偶尔遭受丈夫的殴打。
1995年国务院《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公布：全国2.67亿个家庭，离婚率1.54%，约40万个，其中1/4因于家庭暴力。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但是社会学家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中国妇女报》2000年12月10日）。在我省家庭暴力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立脚点。从我省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和司法部门受理的案件来看，近年来，我省家庭暴力案件呈上升趋势。占整个婚姻家庭案件的20%左右，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占92%。在家庭暴力案件中80%以上是丈夫对妻子实施的，并且施暴者的手段极其残忍。
长期以来，家庭暴力由于发生在家庭内部而被社会所忽视，但事实上因家庭暴力导致的离婚、人身伤害等事件屡有发生，甚至诱发一些恶性案件。据了解，仅在2000年，我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8179起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或者以家庭暴力为由提起离婚诉讼的约占20%，当年受理的2674起刑事案件中，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案件也占了一定比例。这些数字反映出的仅仅是相对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统计，可见，家庭暴力象一个幽灵游荡在我们周围，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已成为整个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

❼ 英国最早的刑事法律援助是规定在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法律援助最早起源于英国，从1495年起，英格兰即承认穷人享有因身份免付诉讼费的权利。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开始于“”之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第27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这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看到的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刑事诉讼制度。然而，在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里，却没有关于律师应该承担法律援助方面的义务作出规定。从1994年初开始，法律援助进入新的时期。在司法部肖扬部长亲自倡导下，明确提出了法律援助，并开始了对建立和实施这一制度的研究工作。1997年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这两部法律贯彻和规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思想和制度，并且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全国律师协会在2001年11月26日修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10条、山西省人大在2000年9月27日通过的《山西省律师执业条例》第9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应当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和“律师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义务”。200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这个条例系统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制度。法律援助的性质被明确为国家责任，这之后北京市律协和全国律协出台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就不再提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了，而是修改为“律师应当关注，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因为法律援助是政府义务，律师就不再是责任主体了。

二、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英国《简明不列颠 网络 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从规定的性质来看，在最早将法律援助看成是一个对他人或弱者的一个帮助，并且对象是“穷人”，既缺乏物质财产的人。一开始，法律援助看成是对穷人的帮助，这是道德的表现，符合道德的要素和价值。因此，在初期，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者来说，不是利益更不是权利，而是法律职业者（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改变。由原来的个人本位、权利本位进入了社会本位、公益本位，从社会责任、福利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公益的角度，对法律援助的含义和范围予以扩大。我国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 措施 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这是我国对法律援助性质的界定。这说明，我国将法律援助看成政府的责任、律师的义务，但是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的人来讲，是不是一个权利呢？

权利，字面上的解释是，自己可以为或不为，或要求他人为或不为的可能性。法律援助对于要求援助的人来讲，如果政府认为申请人不符合受援助的条件，而做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申请人可不可以提出诉讼，将司法援助的决定者告上法庭？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19条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可见，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对法律援助机构所作出的不同意法律援助的决定可以诉讼，而只能要求“异议”。这说明，对于政府来说，这不是一个义务，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个权利，因为它无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济。

我们国家对法律援助的界定，超出了道德，但没有到权利，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讲，还只是一个利益。权利，有很多学说和观点，但很多人都认为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利益，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才是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才是权利。如果只有利益，自己无法对该利益行使主动的自由，而只是被动享有，无法主张自身的主观意志，那么就不是权利，只是利益。利益国家也是保护的，但保护的方式是当事人没有自由。笔者认为，从法律援助社会需求来看理应成为政府的义务、穷人的权利。

首先，这是平等和正义的法律价值要求。在党的十七大 报告 中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 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法律援助正是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法律价值的要求。从《人权宣言》宣告了个人权利在社会中的性质以来，权利被视为一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具体化，正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于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在社会上每个人可能在经济活财富上是不平等的，而穷人的人格和富人的人格却是相等的，这种平等地位在法律上要求平等对待。而诉讼又是需要成本的，经济上穷人就处于弱势，因此，为了穷人和富人平等，应该给予穷人以法律援助。

其次，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人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便衍生出社会权利即公民权，公民权和人权不同，是人权在政治社会中的具体化，即是在政治国家中的权利体系。如果说人权是自然权利，即在原始社会也拥有，在没有国家政治生活的阶段也拥有的话，公民权便是社会权，在政治国家中所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的集合。因此，在公民社会生活中，基于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公民，只要在权利上有所需要，即为社会权设立的基础和出发点。而法律援助，是社会生活中获得法律上帮助的权利或利益，所以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公民权应该包括法律援助的权利。因此，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来看，法律援助体现了人在这个社会上有权拥有不比他人少的权利，只要都是人，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法律上就应当平等。而不管它有多少的财产，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在我国，法律援助可不可以成为一种权利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首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职责，可以成为行政法上的义务。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分析，其本质上是行政给付行为”。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予以审查，确定是否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如果获得法律援助，就可以不支付律师费，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利益，而审查就是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或不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所以，法律援助应该是一个行政义务。

其次，穷人应该有权获得这个利益，成为一种平衡上的权利。由于各种原因，穷人的财产相对于富人而言较少，而这种情况就是的穷人有一个隐含的权利——获得利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法律援助上的表现，就是有权在社会上得到这种补偿。“人至少必须活着，这就要求诸如生命权（《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食物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这样的生存权。如果这种生存的含义多于兽类的生存，它就要求诸如健康保障和社会保障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由此可见，物质利益的不公平就要求在权利上来对他进行弥补，这就是社会保障，法律援助正是这种保障的方式之一，因此，对于受援助者来说，法律援助应该成为一种权利而不是利益。

总之，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在古代就有仁爱、亲民的思想，将人民放在国家和君主之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保护。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就有162处讲“人”，48处讲“民”，加上“人民”，二字连用，有多达211处讲到“人”和“民”。“天子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在严复将《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天赋人权”的理念、传统的“仁爱”思想及被压迫阶级对“平等”的渴望，激励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 口号 。自由权、参政权、平等权、等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宪法对人民的权利做了详细而系统规定。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此，这些理念和理论都将社会的自由和权利普及到各个方面，只要是涉及这些方面应该成为权利的，都应该成为权利而不仅仅是利益。所以，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上，无论从道德还是法治上，法律援助都应该成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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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

一、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一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优方案是控制社会，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社会预设的各种调解、仲裁和司法机制来解决；而对于后者中的群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今社会，各种矛盾解决机制的设计无不打上经济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机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现为法院诉讼费和律师服务费及鉴定费用的收取等。无疑，对于大部分弱势群体而言，附带有各种经济成本的司法机制遥不可及，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犹如空中楼阁，在受到侵害时除了逆来顺受，只能在状告无门时采取法外手段私力解决。这类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必将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成为许多犯罪现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预设成本，只要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实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导入法律途径，恢复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将此类当事人引导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轨道上来，并由此增强法律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执行力，促进社会贫弱阶层对法律的理解及亲合。我国每年处理的数十万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得以合法方式解决；特别是许多群体性矛盾的法律调解和疏导，如由房屋拆迁、劳动纠纷、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引发的集体上访、局部区域紧张等，对稳定地区社会治安、恢复公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极有好处。美国著名学者米歇尔·麦卡恩在《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中热情地写道，“穷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样享受司法体制的保护，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国②。”二是扶贫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贫功能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前者指通过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师费，不至于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纠纷和诉讼中，可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法律赋予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改善经济状况。后者主要是指通过向广大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达到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化解和消除，实现一个和平安宁的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强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场理论中，犯罪侵害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弱点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为实施犯罪的条件。犯罪分子之所以会选择这类群体作为犯罪对象无外乎两点，一是犯罪易于得手；二是得手后这类群体的回击能力弱。当法律援助成为贫弱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弱势群体对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强，对犯罪者侵害弱势群体的意图起到有效的遏制效应。

二、保障诉讼权利，彰显法律亲和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往往有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势社会群体一样，他们也成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对象。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关乎宪法赋予当事人基本的宪政权利④，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构建本国的正当刑事程序，保障弱势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国家公诉机关进行一场对其而言极为重要的诉讼。各国纷纷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费的律师代理和辩护。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风险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风险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结果涉及到关系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家刑罚权的最终发动与否。刑事诉讼一旦出现错误，将会给被告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刑法的适用和刑罚权的发动具有双重属性，“保护社会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法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社会两受其害 ⑤。”对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罚制裁方式与刑事诉讼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发点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刑事诉讼侧重于“保护个人”。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保护社会和保护个人是可以统一的，但是由于某些具体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为钱辩护的律师神通广大，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有钱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惩罚（所有的）犯罪以保护社会”的功能产生了偏向惩罚无钱的犯罪。于是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长了社会动乱因素，这同社会保护的目的正好相反⑥。为了保障贫弱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无须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⑦。不少国家还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到所有可能被剥夺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贫困被告人对于法律的认同与亲和。我们不妨对刑事被告人作一个分类透视：第一种为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情况。获得法律援助的过程虽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经历的无故追究将使他对法律和司法产生某种不信任感，这对于他本人、法律、社会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体现司法平等和人权保障理念的诸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司法权威的确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对所有人包括贫弱者、甚至由于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视同仁的。第二种情况是被告人被判决有罪的情况。由于法律援助律师进行了有效的减轻罪责的辩护，使其罚当其罪，既保护了他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他认识法律的意义，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教育其改过自新打下基础。可见，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对于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鉴别意义也不可忽视。

强调亲和性与感化力。是因为，刑事诉讼的潜在主体是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社会成员。程序人权反映的不仅是实际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成员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亲和性与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价值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严打处分的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过多地侧重于惩罚，侧重于威慑的一般预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为欠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张君、李泽军重大杀人抢劫案审判过程中，重庆市和湖南省常德市两地法律援助机构分别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为该案中的十几位被告指派了辩护律师，以维护他们的正当的诉讼权利。主犯张君在自白中承认，通过对80年代
被处以劳动教养和这次被捕、受审的两次经历相比较，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法制的进步。尽管他罪大恶极而被处以死刑，他仍然在监禁和审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

三、引发双边合力，促进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进了监狱从单纯执行消极回顾机制的惩罚职能向积极的前瞻性的矫正和预防职能转变。李斯特提出的“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可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的思想得到各国普遍认同和贯彻，追求减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预防再犯成为监狱行刑的首要目的。为达到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构成和人身危险性，把犯罪人改造成为能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国在刑罚执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狱政管理等各个环节推行人道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 ⑧；在保持刑罚惩罚和剥夺功能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有针对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实行人道性原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有利于调动犯罪人改过自新的积极性，有利于行刑目的的实现。西方的近代刑法学家们把资产阶级人性的本质属性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方面。现代的刑法、刑罚理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极为突出的演变，认为人道主义的顶点是把坏人改造为好人，把恶性转变为循规向善的人⑨。一般认为，坚持人道性原则，首先要处理好罪犯权利保障问题。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剥夺或限制了某些权利；但是，作为普通公民，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样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批评建议权、获得赔偿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合法财产权、著作权、继承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如果这些权利未被依法剥夺，罪犯仍然享有这些权利。此外，我国《监狱法》还规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会见权、从事适当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权利、重大立功表现者的减刑权、劳动中致伤致残人员依法获得补偿金和抚恤金的权利等数十项与行刑相关的权利。当然，罪犯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对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最低权利保障和基础条件。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给犯人权利的重大意义在于使犯人在行刑过程中处于相对的主动地位，以利调动矫正的积极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双边（国家行刑当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础，双方享有权利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刑罚功能实现的过程。侵犯犯人的权利实质是阻挠国家刑罚目的的实现⑩。应该看到，在狱中服刑的罪犯的权利带有不完整性。罪犯处于监禁条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剥夺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权利时不得不受到前者带来的相应的限制和制约。因此，与人身自由相密切联系的那些权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充分、完全和彻底，建立监狱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为保障犯人狱内狱外基本权益、实现国家刑罚目的的时代要求。

四、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国创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同。为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强法律援助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我国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行动。“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权保障因素”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国家权力之间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公民权利和自由总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确立并加强法律援助的应有地位，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中，纳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变革时代，各种利益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和犯罪现象不断出现。我国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犯罪预防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综合治理模式在观念上重“打防”，轻“教育”，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权利的维护”，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现至少说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犯罪问题严重，单靠严打或刑事司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经济，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要求与之相配套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设计体现人权保障的思想。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不可偏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识地纳入和加强法律援助及类似诸制度，将有利于提升这一模式的现代品格，有利于特殊预防，有利于标本兼治。

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要有意识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向刑法的前后两端——犯罪的社会预防和服刑人、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两个方向延伸。

❾ 中国人可否申请美国的法律援助

中国人可以申请美国的法律援助、
申请方式有两种：
1、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委托其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并要依专利法4办理；
2、向提出国际申请，指定进入美国。 PS:在美国申请专利与中国大相径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而是两种制度的不同，其重要的差异在于分类和撰写方式的不同。 （一）申请流程
申请日期：即为向美国专利局提交申请的日期，交文后2周内可知；
申请号；审查员审查该专利后才给；
申请提交后，需向美国专利局提供其他在先近似权利的信息；
申请提交后，18个月左右接收到第一次官方意见。
审查时间：2.5-3年
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20年
（二）申请资料
美国专利申请所需资料：
申请人名称，地址（居住地址以及邮寄地址），国籍。
发明人名称，地址（居住地址以及邮寄地址），国籍。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摘要，附图。
专利申请声明及委托书，发明人权利声明（需签字或盖章）
如果要求优先权，需提供优先权文件副本（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
其他在先近似权利的信息
（三）申请注册费用（供参考）
费用(USD) 代理费(RMB)
申请费 2000 1500
独立权利要求＞3每项收费 100 100
权利要求＞20项 每项收费 350 100
证书费 1900 800
年费
(USD) 1-3年半 1075 800
3年半－7年半 2075 800
7年半－11年半 3115 800

❿ 多选题英国最早的刑事法律援助是规定在什么中

英国最早的刑事法律援助是规定在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这两部法律贯彻和规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思想和制度，并且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