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理鹏律师

㈠ 会计门事件冯提莫有罪吗

庞理鹏律师表示，此案涉及以下法律问题：“第一，从目前网络上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如果冯提莫只是接受打赏，且与涉案会计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她是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第二，涉案会计用侵占的款项进行打赏，打赏的费用是否需要返还？谁来返还？结合法律和实践，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民法上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法律上对善意取得的定义是“在动产占有人非法处分其占有的动产时，如第三人基于善意受让对该动产取得占有，则依法对其即时取得所有权或他物权的制度。”

庞律师表示，构成善意取得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标的物须为动产或者不动产；（钱款为动产）

2.让与人对处分的动产或不动产无处分权（会计侵占的钱款是公司财产，其本身不具有处分权）；

3.受让人受让财产时是善意的；（不知钱款的来源是非法的）4.受让人须支付合理的价格；（即合理的对价）5.转让的动产或不动产已经交付或者登记。（如果是钱款则要求已经交付）。”庞律师补充称，就此案而言只需要考虑动产。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针对此案中涉案的打赏从法律上要如何处置，庞理鹏律师表示：“1、粉丝通过直播平台充值购买各种虚拟礼物打赏给网络主播。在这种情况下，粉丝是先通过充值购买直播平台的虚拟礼品，比如斗鱼的火箭等。在此过程当中，粉丝和平台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即粉丝通过充值购买直播平台上的虚拟产品（火箭、游艇等），再将购买的虚拟产品赠送给主播，主播可在平台上或者依据其与平台之间的协议对被赠予的虚拟产品进行变现。这种情况下，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就必须需要满足前文所述的条件，其关键在于虚拟产品的市场价值是否合理（比如斗鱼上一个超级火箭的价格是2000元），这一问题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结论。如果合理，则可以构成善意取得，直播平台无需退还款项。而粉丝在购买虚拟商品后又打赏给主播的行为，该怎样定性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打赏的行为是赠与还是购买服务（主播的表演等）？如果是购买且支付的是合理对价，则构成善意取得，主播无需退还；如果是赠与关系，则不构成善意取得，需要将相关款项退还给受害的公司。

2.线下见面时犯罪嫌疑人利用违法所得购买商品或者奢侈品赠送给主播。这种情况下，联系上述，因没有支付合理对价，主播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商品”的所有权，人民法院有权予以追缴；

3.线下见面时犯罪嫌疑人利用违法所得与主播共同消费。这种情况下，具体到本案当中，“会计”请客，与主播们共同在高档消费场所消费，但是此时违法所得的款项的实际控制人是“会计”本人，故主播并不负有责任。”

㈡ 法官在评估庞理鹏证据证明力大小的时候,运用了哪些经验法则

根据查询结果显示，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大于言词证据言语证据具有主观性、易变性的特征。不同主体对同一事实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表达，而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往往也可能作出前后不同的陈述。而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就相对稳定、客观，因此，言词证据经常会出现相互矛盾、自相矛盾的情形。深圳刑事律师认为，辩护律师在质证时就要及时揭露这些矛盾，并使用客观实物证据来发动有力的攻击。

㈢ 问题:法官在评估庞理鹏证据证明力大小的时候,运用了哪些经验法则

民事诉讼中“生活经验法则”的运用规则

张广秋律师

2022-6-4 04:38 · 来自北京 · 北京红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关于“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

上述规定，将日常生活法则引用到法律规定中，成为法官评判具体个案的事实认定标准。

综合归纳，生活经验法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应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

民事案件保罗社会万象，涉及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并且社会生活处于不断变化中，法律则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层面作出统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案例1】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296号民事判决中认为，艾阿尔公司原董事长于1994年至2007年曾任职于艾默生深圳公司并管理公司产品的全部运营工作，属于公司核心工作人员，并曾任法定代表人。可见，艾阿尔公司的核心工作人员接触或可能接触过艾默生珠海公司的涉案技术图纸。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涉案专利技术方案来自艾默生深圳公司的技术图纸，并非艾阿尔公司自行研发。该案即属于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二、“生活经验法则”与“合理性说明”紧密相连，既属于当事人的举证义务，也是法官对待证事实客观性判断标准

1.生活经验法则大多都具有合理性存在的生活逻辑，否则不属客观事实

【案例2】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43号民事裁定中认为，李峰确认其与大汉公司之间没

㈣ 张丹峰工作室法人是谁

8月1日上午，“毕滢 张丹峰工作室法人”迅速占据热搜首条，网友发现毕滢不仅是以张丹峰、洪欣女儿名字命名的“晞彤（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法定代表人，还是唯一股东。这一消息让网友似乎找到张丹峰与毕滢关系不一般的证据，再度狂欢起来。对此，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庞理鹏告知媒体，毕滢担任法人仅能说明张丹峰、洪欣对她的信任，并不能佐证出轨。

对此，庞理鹏律师表示：“单纯从法定代表人来看证明不了出轨，经纪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仅代表其有权利代表公司对外行使权力，这只能证明张丹峰和洪欣对她的信任关系，不能代表出轨，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㈤ 犯人每天写日报告吗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公民个人信息和数据日趋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在利益驱使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危害信息数据安全的行为与日俱增，如淘宝12亿个人数据泄露案件、“暗网”兜售个人信息案件等等，其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
基于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刑事救济手段在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结合典型的案件，对相关罪名所涉及的手段和争议焦点展开讨论。本文对2016年以来，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犯罪的司法大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梳理出围绕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涉及罪名、典型案例及主要争议焦点。一方面为行政机关开展“两法衔接”工作提供指引，对于涉刑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向企业机构合规建设提供指引，避免陷入刑事风险。
11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现在我国在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方面已基本形成了“民、行、刑”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安全防护网。当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以国家公权力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不受侵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相较于行政、民事立法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笔者对近10年来，关于侵犯个人信息相关刑事犯罪的一审判决进行了汇总研究，用数字来展示我国个人信息刑事犯罪保护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典型案例对焦点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信息立法不断完善
为刑事司法救济提供制度保障
（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刑事立法的演变
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以公法保护为主到日益重视私法保护的发展历程。
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中増设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第177条之一第2款)是我国首个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定。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新增第253条之一,首次将窃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第253条之一作了修改:将“违反国家规定”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同时对犯罪主体的不同身份作出区分，对于特殊身份主体，规定了从重处罚的原则。对处理个人信息中履行相关职责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7年5月，针对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而且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绑架等犯罪呈合流态势,为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二）我国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收集、使用、保管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承担的义务及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2015年7月，《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将数据安全保障提高到国家安全层面。强调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其在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保管和使用进行了更全面的规范。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该法主要还是规定了网络运营者违反各种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定义务的行政法律责任。
2021年1月，《民法典》正式实施，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处理范围、要求及原则，以及免责情形；明确了个人信息主体权利，规定信息处理者义务；完善对患者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保密责任等等。
2021年9月，《数据安全法》生效实施，《数据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首次将数据安全全局决策统筹工作升格至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其上位法是《国家安全法》，这一法规确立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概念，与“重要数据”“其他数据”形成责任界定，并且优化了数据出境的规则。
2021年11月，《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在我国确立一整套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弥补以前立法的缺陷。既从我国实际出发，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措施上升为法律规范；又充分借鉴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有益做法，体现立法的前瞻性和完整性。
至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以《刑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主导的，全领域、多层次的保护体系，构建中国信息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
样本情况及数据分析
（一）从2017年开始爆发式增长
本次检索在Alpha数据库中，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为关键词，获取了自2011年至今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共计5624篇裁判文书。以此作为我们本次分析的样本数据，并重点分析自2016年以来，我国个人信息刑事司法保护的发展和趋势。
图表 1涉个人信息类刑事案件数量趋势
通过图表1我们可以看出，侵犯个人信息类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在2017年，成为了我国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关键起点。
因为在这一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启了我国涉个人信息刑事保护新时代。因此从2017年开始，案件增幅速度明显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这也体现出了立法者和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避免法的滞后性，紧追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坚决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态度和决心。
（二）案涉地域以沿海发达城市为主
（本次统计将案件涉及的全部犯罪实施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区均统计为犯罪地，因此犯罪地数据可能大于案件样本总数）
通过对犯罪地统计可以看出，在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类案件中，案发地所涉省市前五名，有四个省市位于我国南方的沿海城市，并且是经济大省江浙沪以及广东省，而另外一个河南省则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其中有4223件次涉及到江浙沪地区，可以说，江浙沪会成为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前沿阵地。

该项数据更多的反映出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类案件中，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案发概率更高。同时对于该类案件的刑事侦查手段和司法裁判也相较于其他地区走在前列，刑事打击力度也相对较大，司法保护力度也会更有成效。
接下来，其他地区将会借鉴江浙沪粤等地区的工作经验，逐渐追赶上来，掀起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新增长趋势。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手段多样，涉及罪名广泛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被告人实施侵犯个人信息的手段是多种形式的。
一种是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客体。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从而转卖、转售获得非法利益。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4476件占据了此类案件的决对多数。
随着信息存储的数字化、数据化以及网络化，更多的被告人采取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方式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不仅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同时也会触犯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罪名。
另一种是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工具。其目的是利用个人信息实施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如典型的电信诈骗、信用卡诈骗等。我们可以看出采用违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实施诈骗的案件数量有560件。特别是在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过程中，采用非法获取、购买的个人信息实施诈骗近年来不断攀升。为此，2021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这说明我国已经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四）个罪趋势及典型案例分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017年《解释》的发布实施，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的案件数量大幅提升，2019年达到了峰值，2021年由于大部分案件尚未审结，但是随着当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实施以及数据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程度上来，未来一段时间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数量仍会持续在较高的水平，但是新增犯罪数量必然会随着监管的加强而逐渐减少，待两三年内存量犯罪案件查办处理后，该案涉案数量将会回落至常态。
典型案例

王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私家侦探”非法获取并出售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吕某找到“私家侦探”王某，雇佣王某调查自己的丈夫。在五个月里，王某通过跟踪拍照、查询开房记录、定位手机等方式，获取了吕某丈夫的行踪轨迹、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凭借这些信息，王某从吕女士处先后收取酬金共计6.4万元。
2019年9月，王某被警方抓获，经查，王某在此次案发前，就在从事类似的违法活动。
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10万元，并继续追缴其6.4万元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本案中，对于接受个人委托，获取并出售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给单一委托人、数据未向不特定群体披露的情形，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了确认。两级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接受吕某的委托实施本案行为，并不能排除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对于此类“私家侦探”的非法调查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之内。
典型案例

张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依法公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
相关负责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被告人张某某在重庆市融信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天下公司）担任业务员。为了拓展贷款业务，其通过QQ从他人处非法获取信息79921条，其中包括姓名、业主楼号、住宅套内面积、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1940条；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贷款记录、联系方式等内容的交易信息588条；包括企业及法人、相关负责人信息73244条；一般公民个人信息4149条。通过QQ提供给他人包括姓名、电话号码等内容的信息278324条，其中包含车主姓名、身份证号码、上户日期、车型、车牌号、车架号、住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1318条；包括姓名、业主楼号、住宅建筑面积、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财产信息37条；包括企业及法人、相关负责人信息267580条；一般公民个人信息9389条。2017年4月11日，被告人张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以被告人张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5000元。
典型意义
认定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应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范围进行实质界定。
首先，从保护法益角度出发，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后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风险。而对外公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信息属于向社会公示范围，并没有违背其本人不予公开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类信息的对外公开表明企业法定代表人让渡出部分个人权益，概括同意该信息自由流通，保护价值降低。因此，从保护法益角度来讲，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其次，从公民个人信息的类型划分来探究不同类型信息的内在属性。在公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中有相当部分仅为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它既不同于财产信息、交易信息等敏感信息，又不同于一般公民个人信息，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故不应认定为刑法规范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诈骗罪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特别是通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再冒充公检法向其本人、亲友实施诈骗活动，既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又触犯了诈骗罪，应当数罪并罚。此类案件随着我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加强，严格互联网运营商、服务商监管义务，并且随着个人信息保护的加强，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封堵，该类案件在未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是鉴于跨境互联网犯罪打击难度较大，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显现成效。
典型案例

章某某等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构成数罪的，依法予以并罚
基本案情
2016年初，被告人章某某到广东省河源市租住源城区建设大道德欣豪庭C2栋1201室，准备手机等作案工具并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555条。
2016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章某某先后雇佣被告人汪某某等三人在该租房内，通过拨打章某某事先从网上购买的学生个人信息上的家长联系电话，冒充“学校教务处”、“教育局”工作人员，以获取国家教育补贴款为由，诱骗学生家长持银行卡到ATM机上转账至章某某掌控的银行账户，从中获取钱财。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4392人次，骗取116200元。
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章某某还伙同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段实施诈骗行为，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807人次，骗取他人钱财近3000元。
2016年12月14日，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八千元；其他3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一年至二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打击利用互联网出售、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切断其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犯罪链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中章某某等人通过网络及QQ向他人购买学生个人信息，拨打学生家长电话，先后冒充学校及教育局工作人员，以领取学生助学补助金为幌子，骗取钱财，不仅侵犯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还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系统声誉，社会危害极大。随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征求意见，此类案件将会持续纳入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罪名被普遍认为是帮助犯的正犯化，新增该法条目的是单独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进行确认和定性，加强对帮助行为的打击力度。在样本数据中，共有47件案件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问题。
在对该类犯罪行为定罪定性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考虑法条竞合的问题，即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另一方面，案件涉及到的“信息”是否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典型案例

王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
出售公民自愿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
不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份，被告人王某某明知他人收购电话卡用于信息网络犯罪，通过“蓝牙工作室”网络招聘成为一名“开卡代理”，其以每张60元的价格让其亲朋好友及他人开通了164张手机卡，后再以每张100元至140元不等的价格将164张手机卡卖给“蓝牙工作室”“卓越”“撸撸移动联盟”等微信用户，违法所得共计14430元，其中非法获利4590元。王某某所售手机卡之一被用于诈骗被害人翟某所用。案发后，王某某退出非法获利4590元。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以被告人王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名不当，本院认为王某某对外提供的手机卡号均系卡主自愿、真实开通，其并没有侵犯到卡主的个人信息，但其将开通的手机卡号提供给他人用于实施网络犯罪，其行为侵犯的客体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而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王某某犯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犯罪
近年来，随着python等计算机语言的快速普及，利用爬虫技术等简单的技术手段便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数据，并且随着个人信息数据的价值不断增加，铤而走险采用侵入计算机系统、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数量在2017年以后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涉及个人信息数据犯罪方面，以非法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案件数量增长趋势最为明显。
典型案例

解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辨析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至10月，被告人解某某使用“灭天战神”“远程爆破”等黑客软件攻击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并将破解的计算机IP地址、账号、密码及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
2017年7月，在天津市东丽区一无名网吧，被告人解大伟使用上述方法攻击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侵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周某某经营的中国移动代办点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王某经营的通讯经营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证照片、电话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510条，并存储于其网络云网盘中，后将上述个人信息向他人贩卖。
2017年7、8月，在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某网吧，被告人解大伟在QQ群内下载“公安数据库”“公安局的裤子”“教育局”“学生数据”等共享文件，并储存于其腾讯微云网盘中。其中“公安局数据库”及“公安局的裤子”文件共含有公民个人信息2342条、“教育局”文件含有公民个人信息1339条、“学生数据”文件含有公民个人信息12154条。
2017年7月，在天津市东丽区一无名网吧，被告人解大伟使用上述方法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12306网站登录账号、密码等身份认证信息及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3组，并储存于其腾讯微云网盘中。2017年10月18日，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3刑初15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解大伟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5000元。
典型意义
如何辨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通过网络非法获取的信息中有可能包含公民个人信息，也就是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在一些情况下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手段行为，所以两罪之间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而这种竞合是因“一行为侵害数个独立之法益，致触犯数个罪名，同时具有数罪之性质”。也就是说，两罪之间的竞合由于一个犯罪行为侵害多个法益所在，是想象竞合关系。
但两罪之间又存在诸多不同点，存在实质性差别，成为司法实践中构成不同罪名进行处断的依据。如何根据获取的“个人信息”性质不同，区分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信息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合议庭经合议后认为，被告人解大伟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12306网站登录账号、密码等身份认证信息共计13组的行为，同时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应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规则进行处理；其实施的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他人身份证照片、电话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510条及在QQ群内下载“公安数据库”等文件获取公民信息15835条的行为，与上述犯罪行为在犯罪性质上有所区分，仅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罪。
特殊主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犯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特殊主体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这里的“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人员不仅限于公职人员，对于酒店从业人员、互联网运营管理人员等均属于该特殊主体的范畴之内。当前，各监管机构对于互联网APP的治理是一项急切的工作。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使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在强监管之下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切实履行自身的法律义务，放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事件的发生，届时受到追诉的不仅仅是具体工作人员，整个企业都有可能陷入刑事风险。
在国家机关的数据保护义务方面，《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都分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典型案例

冯某某受贿案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
罪名适用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至8月间，冯某某利用担任某法院执行三庭法官助理的职务便利，接受社会人员曹某请托，违规使用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及工作证件等，多次在中国工商银行知春路支行等多家银行查询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共计300余条，将200余条银行查询结果非法提供给曹某，并因此收受曹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8．35万元。
2018年7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维持原判裁定，即判处冯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在案之人民币十一万三千五百元，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
一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与滥用职权的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冯某某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滥用职权罪，同时还符合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犯罪行为的想象竞合。滥用职权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刑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尽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附加判处罚金刑，但考虑到冯力文身份的特殊性，其犯罪行为具有突出的职权属性，因此以滥用职权罪择一重罪处罚。
二是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是否属于重复评价？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均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密切相关。然而，受贿罪重在惩罚被告人收受财物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损害，滥用职权罪则重在惩处被告人不正当行使职权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故两罪虽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性，数罪并罚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数据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正处于质变的过程，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元宇宙等依靠数据支撑的产业的持续爆火，各领域围绕个人信息数据争夺的热情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减。因此，我们认为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在未来几年内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而言，仍然要持续关注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法律适用与政策研究，紧紧跟随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潮流。
·律师介绍

庞理鹏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书记、执行主任、合伙人
数据合规项目组负责人
策略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争议调解中心负责人
EXIN数据保护官(DPO)&信息安全官(ISO)双认证律师、授权讲师
田浩男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拥有多年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经验
特别 声明： 以上 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不 代表 策略 律师 及策略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 任何形式之 法律意见。 如有意向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 探讨，欢迎与本所 联系！

㈥ 边控是什么意思呢

边控意思如下：

一般来讲，“边控”是我们常说的边境控制，通常包含了对出境和入境的限制，被限制主体则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不具备中国国籍的人）。相关部门只要认定有基本涉嫌犯罪事实或理由就可以实施“边控”，可以不需要立案。

边控的具体内容：

就边控而言，对于中国公民可能包含两层内容，一是限制出境，二是在入境时可能会被采取相应的措施。

链法团队负责人庞理鹏律师就向链得得表示，“边控措施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以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执行，边控措施的存在，有利于出入境口岸做到查证有据、查控到位”。

受到边控限制时，如果当事人身处国内，在出境时则势必会受到限制；如果当事人身处国外，则会在入境中被相关部门采取监管措施，具体措施则要根据案件情况判定。

㈦ 网络红人郭美美要判几年牢

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2014年7月9日，郭美美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依法批准逮捕，

2015年9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郭美美、赵晓来涉嫌开设赌场案。郭美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据称，郭美美有先后60多次往返香港、澳门和一些周边国家进行赌博，后来被警察逮住了，于是她自己供认了全部罪行。首先是为了牟取暴利聚众赌博，用“抽水”的方式牟取了数十万暴利，可她并不知足，随后她就花大手笔开设赌场，每次都是获暴利而归，最终就落个坐牢的下场。

(7)庞理鹏律师扩展阅读：

郭美美 （炫富女郭美玲网名）

郭美美，女，真名郭美玲，小名洋洋，1991年6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网络炫富女之一。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

2011年6月，郭美美曾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而受关注。

2015年5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郭美美、赵晓来涉嫌开设赌场罪，依法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美美、赵晓来多次组织他人进行赌博活动，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5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收到东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郭美美、赵晓来涉嫌开设赌场一案。经审查，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8日依法决定立案审理。

2015年9月10日上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郭美美、赵晓来涉嫌开设赌场案。 郭美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截至9月28日24时，该案已过上诉时限，郭美美本人未提出上诉，因此，从9月29日日起，该案一审判决开始生效，郭美美将在年内被转回原籍湖南服刑。

㈧ 郭美美判刑了几年

郭美美或被判刑十年
“第一次组牌局时，他的外籍男朋友跟一个中国合伙人开了一场，郭美美只赚了7万多元。她觉得少，说‘还是得女人当家，下次我自己组牌局’。”吕某某说。
而对于郭美美的性交易行为，朱晓磊律师则表示，郭美美的行为可以定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卖淫行为，且根据该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郭美美会因其卖淫行为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处罚。此外，经警方核查，郭美美口中所谓的签约演艺公司进行商演活动更多是借“商演”之名从事性交易。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了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
并规定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根据此项规定，庞理鹏律师表示，不排除本案当中性交易的组织者和介绍者等构成其他相关刑事罪名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
最后，庞理鹏律师表示，若郭美美能积极协助警方调查此案，认罪态度良好，或者有立功表现，比如检举他人等。那么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存在对其从轻处罚的可能性。

㈨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刑事这块谁更专业一些

你可以找策略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庞理鹏律师跟合伙人许嘉祥律师。其中庞律师针对区块链诉讼案件有些研究，迷妹我表示想跟庞主任学习学习，你可以看下庞主任代理的刑事案件的案子，胜诉率高。庞主任还参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研讨，并参与编写了《侵权疑难对策》、《侵权责任法律师实务》等法学实务著作～

㈩ 成龙儿子被判什么邢

房祖名因吸毒罪被刑拘

近日，房祖名、柯震东吸毒事件如一声惊雷在娱乐圈震荡，成为近日娱乐圈的大事件。房祖名、柯震东平日以阳光形象示人，所扮演的角色积极向上，而私下里却在一起吸毒，让人大跌眼镜。据悉，房祖名已正式被批准，他终将为他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9月17日上午，东城检方透露，已经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对房祖名批准逮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房祖名最快会在1个半月后被检方诉至法院。2014年8月18日，北京警方确认柯震东与房祖名因涉嫌吸毒被抓获，警方在其住所内搜到100多克大麻。房祖名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拘。

2014年8月19日，央视《焦点访谈》在晚间则报道称，房祖名已有8年吸毒史，首次吸毒地点在荷兰;柯震东则有两年吸毒史，柯震东第一次吸毒正是在房祖名家中。

房祖名一家合影

律师分析房祖名事件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毒品犯罪中，有贩卖毒品罪、走私毒品罪、非法种植毒品最、容留他人吸食或注射毒品罪等多项罪名，房祖名与柯震东都因为吸毒被抓，而房祖名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刘玲律师称，房祖名被批捕后，有可能被起诉的是容留他人吸毒罪及非法持有毒品罪两项罪名，可能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庞理鹏律师分析认为，虽然房祖名认罪态度较好，但不足以判处其缓刑。因为他不存在自首情节，且吸毒时间较长，多次聚众吸毒，从情节上看应该比此前的歌手李代沫更严重。如果认罪态度好，且有立功表现，可能会减轻处罚。但除非有重大立功表现，才可能会判处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