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延友律师

⑴ 经济犯罪和商事犯罪的名称,哪一个名称大家容易接受

商业犯罪听起来好听一点

⑵ 我作为律师销售应该怎样寻找案源。

（全网最全）律师如何有效获得案源？新律师开拓案源的方法有哪些？
青年律师们，新手律师们，关于找案源，看这篇文章就够了，全网最全，如果想借助互联网找案源，那更应该看，本文适合所有律师。每位律师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奋力为司法资格考试背水一战。面对一年只有10%的通过率，天未明，摸黑起床复习，挑灯熬夜无数次，背诵、理解数不清的法条、做了无数道习题、模拟题，日复一日，知识点过了一遍又一遍。通过法考只是实现律师梦想的一块敲门砖，未来的路仍需坚持不懈的努力。
实习期满后，需要通过面试方可取得正式的律师执业证。成为一名律师需要的时间成本只有法律人最清楚。在其中脱颖而出的新手律师还有几年不等的成长期才能成为一名基本业务熟练的律师，但不管是新手律师还是资历深厚的律师，最需要、最关心的就是案源。案源是每一位律师立足和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没有案源，找不到案源就意味着没有案件办理，没有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厉害、专业知识学得最牛的律师也会被荒废，从此“葬送”了一名律师的美好前程，所以，律师如何有效获取案源？新律师开拓案源的方式方法成为重中之重，下面带大家一起探讨：
对于律师来说，案源就是市场，案源的开拓其实就是市场营销，我们要抓住市场的脉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律师的法律产品推广出去，让大家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您，而案源的来源渠道无非就是人脉、宣传。
一、传统方法（人脉为主，嫌麻烦的可直接跳转后面查看互联网渠道的获客方式）：
1、利用好熟人圈子
通过亲朋好友推荐、老客户推荐、参加同学会、参加老乡会等，推送自己的个人名片，告诉大家您是一名律师。因为律师的职业特殊性，让人非常敬畏，如此一来会加深大家对您的印象，而且大家潜意识里已经记住您是律师这个事实，以后遇到任何法律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您。其实，从自己的人际圈开始挖掘，是绝大多数律师第一桶金的来源。
2、找大的律所挂靠
大的律师所资源雄厚、案件类型各式各样，而且所办理的案件大、影响力大，当您有机会接触这些案件时，您的视野就会非常广阔，您在其中所学到的技巧、积累的实战经验也是很足的。
3、跟在资深大律师身后，协助办案
律所的资深律师都是手握不少的案源，总会有些案源没有办法分身处理，这时候就需要其他律师协助。认真做好每一位老师、同事或同行转办或需要您协助办理的案件，您认真负责的态度，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以后别人有好的案件合作，就会第一时间想到您。
4、加入律师团队
当自己还不能独立走路的时候，借助别人的“搀扶”和使出自己储存的“能力”一起走路，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刚开始做律师，不要急于自己独立去办案子，您可以寻求做老律师的助理或者做某团队律师驻某企业的定点律师。同时，自己要端正思想，任何岗位都是从基层、从小事做起的。
5、参加或举办各种沙龙、论坛、讲座、演讲
想要低成本地营造高密度的潜在客户群体，演讲、开讲座是最好的办法，这就是点对面宣传，起到四两拨千斤，会场播种，广泛种草的效果。律师通过演讲、开讲座、举办沙龙等活动，可以与客户面对面进行交流，把自身的优势及高大自信的形象很直观地展现在客户的视野中，而且在现场有提问的环节，客户把问题抛出来后，律师通过现场给予专业的解答意见更具有说服力。
其实“讲”能够“讲”来业务、讲来案源，“演讲”能够征服客户，讲得好可以套牢客户的心，这个案源基本上就是稳稳地收入囊中。同时，“演讲”能够征服法官，讲得好，法官被您打动了，这个案子基本就“赢”了，而且给客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树立了高大、专业、自信的形象。
6、走法律援助之路
不要狭隘地认为：法律援助就是等各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的那点法律援助案子才是法律援助。也不要狭隘地认为：法律援助都是费力赔本的苦活路。其实，新手律师要主动地参与行业主管部门安排的法律援助和自己经过判断后认为值得参与的社会法律援助，而且法律援助的范围不要局限于您所在的省、市、县，要将眼光放大于全中国，借机扩大知名度，从而吸引更多的案源。
7、融入更多社交圈，扩大人脉资源
曝光自身的律师身份，人脉的积累与扩充，并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喝着茶，坐等客户找上门，坐等机会的来临，而是要把自身投入到更多的社交圈，扩大自身的社交范围，拓展视野，认识各行各业的人，这样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8、利用周六日休息时间，在比较繁华处摆摊设点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代书；到一些个体商贩密集的市场去逛逛，顺道派发名片。
9、平时有空多到法院立案庭转一转，借机会先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介入再谈接案；开庭时去旁听，与没有聘请律师一方沟通；去劳动局门后蹲点，印发名片，宣传等。
10、抽空到一些公司、企业去看一看，争取与公司、企业的领导接触、交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同时也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律所，宣传法律知识。
11、经常参加一些企业家的联谊会、商会和行会，多认识一些公司领导、各业界大咖。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大家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法律意识也随之增强。日常生活中，稍有一些法律问题或纠纷时，更趋向于寻求法律的帮助。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家对网络的依赖非常“严重”，手机都是寸步不离手的，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是找“度娘”，毕竟互联网中集思广益，可以筛选出很多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也表明了有些传统的营销方法或许已经不适用，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借助互联网、自媒体的力量来开拓案源市场、获取更多有效的案源，再也不用费力地四处奔波。也凸显了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的重要性，传播速度会非常快。
律师必须懂得宣传，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意识在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如果继续固守这种思想必将落后于时代的步伐。通过互联网的宣传，是一种知识、文化、智慧、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把自己是律师的身份暴露在网络上，就是系统地将专业的法律知识发到网上去，塑造律师的专业形象，树立个人品牌，以供全世界的人搜寻。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案源来源渠道的第二大方法：
二、现代方法（互联网宣传为主）
1、搜索引擎推广
搜索引擎推广方法又可分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常见的有：登录免费分类目录、登录付费分类目录、搜索引擎优化、关键词广告、关键词竞价排名、搜索排名、网页内容定位广告等。总结一句话：付费的贵，免费的耗时间并且不是每个律师都精通SEO推广。
2、建立律师的个人网站
有独立的域名，此种律师推广方法优点是能更好的掌控律师网站内容，更全面的包装律师本人。但是律师要结合自身的优点、利益点、兴趣点、专业领域强项、特长、弱项等进行全面分析。要准确寻找自己未来长期的定位，千万不要让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万金油律师！物以稀为贵，您只有在某一领域成为专家，您才能从众多律师中脱颖而出。
3、开设与运营各大自媒体账号
开设包括但不限定于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一点、企鹅、网易、头条、知乎、博客、百家号等各大自媒体账号。律师需要营销，更需要有目的、有针对性、有规划的营销。律师运用内容营销是一种非常好的营销方式，通过内容营销塑造品牌、开拓案源是大势所趋。如果您选择内容营销，那么内容的创作和传播是两大核心环节。从传播渠道选择而言，微信公众号、头条、一点、企鹅、网易、微博、博客、百家号等传播已经越来越受到众多法律从业者的喜爱，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对于刚入行的律师，没经验、没资历、没人脉、没资金，利用各大自媒体进行内容营销更是提升知名度的好机会，往往会被搜索引擎青睐，会有不错的排名，对于推广有一定帮助。
4、软文推广
一个优秀的律师不仅专业能力优秀，理论知识也非常丰富。没有多少案例经验的年轻律师可以通过理论文章来展示自己的能力；而对于经验丰富的律师，更可以通过文章来总结经验，传道受业，进一步提高自己。以写文章、发表文章为契机不断提升自我写作水平与修养、扎实专业知识，增强荣誉感与责任感。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自己的观点、文章甚至著作，包括杂志、会议、论坛、专业网站、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号等，在这些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文章，无形中形成了你的低成本持续获客通道，如果您的潜在客户看到您的文章，就可能顺藤摸瓜找到您，这是点对面无差别攻击。
5、争取上电视，参加公益普法节目
新闻媒介都有很多的公益活动需要律师介入，这就要求律师养成看报纸、电视的习惯，当看到有关信息后主动与编辑联系，毛遂自荐。但一定要记住：不要和记者、编辑谈报酬，要以公益之名来打造自己的公益大使形象。平时还要主动参与新闻媒介报道的社会热点案件、公益诉讼案件，哪怕只是在报纸上说上三五句点评或者在电视上露一张小脸，那都是积累与财富。
6、朋友圈晒判决书与开庭传票等
律师朋友圈晒判决书与开庭传票，这也是宣传的一种手段、可以说是零成本，这样可以让朋友圈的人知道，您最近在忙什么样的案件，证明您不是闲着没事做的，也是有客源的，可以胜任该类型的案件。时常在朋友圈刷刷存在感，借此来打响自己的知名度，以便日后大家遇到类似问题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您。
7、建立或加入普法微信群
QQ与微信也可以做为一种对外宣传和联系的工具，保持社交性质QQ群、微信群活跃度，提高自身是律师的知名度。因为大家对一个人的认知度都是先从言行举止开始的，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给大家带来了便利，通过互联网传播自身的信息。准确定位一些自己擅长的垂直QQ群与微信群：比如你擅长金融法律的，就去一些创业群、金融群，里边有大量需要投融资、股权、私募、上市需求的潜在顾客，他们一定会有相应的法律问题；如果你擅长婚姻家事案件的，就多泡一些妈妈社群；如果擅长公司法、劳动法的，就去泡一些管理社群、HR社群等。
8、入驻大型的法律咨询平台（强烈推荐）
入驻大型法律咨询平台，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付费法律咨询平台，真正把知识变现。为什么本人建议一定要入驻付费的法律咨询平台呢？原因如下：律师行业卖的服务是知识加时间，愿意为知识付费的客户虽然不一定是大客户，但一定是尊重知识，并且质量相对好的客户，而付费法律咨询平台的作用就是帮您筛选这种有质量的客户。个人不太建议入驻那种需要律师花钱认证的平台，本质上虽说律师花钱入驻平台获取案源，实际上还是通过免费咨询筛选案源，导致了这种平台的客户质量不是很好，很多客户都是想要免费咨询，根本不接受付费咨询，转化率非常低。同样是筛选客户，为什么不入驻一些付费的法律咨询平台？一步到位筛选到有质量有价值的客户，省时且高效。
一个好的律师平台提供的便利肯定是非常多的，包括不限定于品牌曝光、资源对接、赚取咨询费、线上客户转化为线下案源等，几乎涵盖了律师们所有的需求。所以，一定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的优势，选择入驻一些好的律师平台。比如这种客户付费咨询平台，律师筛选出来的案源客户都懂得尊重律师的知识及宝贵时间，而不是蹭免费咨询的，并且转换成案源客户都是高质量的。
此外，律师们要珍惜现有进行过付费咨询的客户，不管标的额大小，律师都要把客户当成“上帝”，用心解答每一位客户的咨询，以便获得更多的回头客。更好地完成律师与客户在线上的前期沟通，达成意向后再到线下详细沟通委托事宜，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降低沟通成本，提升客户的体验。律师的知识价值来源于知识付费，有价值的客户也来源于知识付费，即律师的案源来自于愿意付费的客户。
9、利用快手、抖音活跃起来
快手、抖音这两款短视频APP，近些年来成为了热搜社交软件，律师们通过直播来宣传法律知识，发一些与法律相关联的短视频，存储更多地潜在客户；还可以与一些粉丝量特别雄厚的网红合作，效果会更佳。
10、建立自己的律师圈，资源对接共享
多交一些律师朋友，不管是本市、本省、外省、外国的，都不要拒之门外，要养成广交朋友的习惯，律师们可以在律师圈内对接全国法律界同行的特殊资源、背景、人脉、能力、项目及代办、推荐、求资源、求人脉、求合作、求帮助、求机会等。某某我顾问线上法律付费平台的一个资源对接功能，超级实用。
11、塑造个人品牌：练就律师的核心竞争力
律师个人品牌的确立同个人的专业能力、口碑、关系网、行业地位、影响力等密不可分。品牌律师通常要具备如下条件：
（1）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当律师在一个领域做到顶尖专家后，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
（2）有拿得出手的成功案例。律师要有自己的代表作和标杆案例，不仅能唬住客户，也能让圈内津津乐道、口口相传。
（3）有十足的专业功底和办案功力。品牌都是以实力为尊，以实力为基础。律师不仅仅是帮别人打官司的人，您还能提供很多很多的优质法律服务，您是一个有着专业技能的、“金钥匙”般的法律服务者。
（4）有一定的个人魅力。不凡的个人魅力和个人修养，是品牌律师的必备要素，否则，平淡无奇怎么能对得起品牌二字。
（5）有相当的业内影响力。不仅能得到圈子内（不限于同行、法官、检察官等）的认同，还能得到当事人及其亲友们的认可。
营销从来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尤其是律师行业，很多时候我们销售的不是一件具体的产品，而是我们自身与我们的服务。所谓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永远是最直接有效的宣传方式，与其迷茫抱怨、好高骛远，不如尽心尽力地服务好当下的客户，为未来铺实道路。律师是一种服务行业，客户体验至关重要，对于客户需求，应该积极响应、及时反馈、主动沟通、竭力办妥，争取服务一位，满意一位，进而围绕这一位，拿下其圈子中的更多人。
总结：互联网渠道的重要性无需多言，相信很多从事律师行业的朋友都或多或少的都学习过互联网营销推广的知识，但还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坚持。

⑶ 李天一案的社会影响

杨澜挺李双江儿子引发质疑
杨澜2013年2月23日在微博上转发李承鹏微博并评论称，当初“劳教一年对一个因为冲动打人的未成年人来说是否惩罚过重？被贴上标签的孩子很容易就破罐破摔了。”此言引发网友争议，认为有替对方推卸责任之嫌。随后微博公开道歉。
涉案其他人员家庭背景传言
该案5名犯罪嫌疑人中，4人为未成年人，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所以对嫌疑人情况不能披露。
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负责人：个别网上关于另几名犯罪嫌疑人家庭有“背景”的传言，这不是事实。此案警方在侦办过程中始终严格依法进行。警方提示，网络社会是法治社会，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轮流发生性关系”遭网友调侃
警方证实李双江之子李某涉嫌强奸一案侦查完结，进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有媒体在报道中描述，李某与另外4个男子一道在五道口一酒吧内将一醉酒女孩带到湖北大厦一房间，轮流与女孩发生性关系。该消息随即成为网上焦点，“轮流发生性关系”也成为吐槽造句的热词，众多网友质疑该措辞可能意味著该案将不以强奸定罪。对此北京警方发表声明称，警方关于此案相关措辞一直都是“涉嫌强奸罪”。
李天一代理律师律所网站被黑
李天一案的两位新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当今社会和舆论对其不公，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2013年7月12日凌晨，李天一代理律师之一王冉所属的律所官网遭黑客攻击，黑客留言称：“只为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自2013年7月13日起，网上便纷纷传闻王冉所在的北京冉民律师事务所网站遭黑客攻击，称该网站首页上留着“只为还当事人一个公道。登录该网站，该网站内“律师团队”栏下，律师们的头像全部被改成了一戴帽子的卡通小男孩儿形象。13日下午，北京冉民律师事务所一值班人员回应证实，该网站的确遭黑客攻击，不过，他们不想追究这事儿是谁干的，“也不想改正过来，就先这么着吧。”
教授发表雷人言论
2013年7月16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发表的“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的言论，更是让这位教授成为箭靶，无数网友名人的批评和谩骂，让易延友不得不删除言论并公开道歉。受害人律师再次接招，否认受害人杨女士“陪酒女”身份。
法学专家：梦鸽唯一的证据就是她的逻辑
法律专家田小穹认为，从梦鸽的言论中可看出，她“唯一的证据就是她的逻辑”，并表示在世界范围，强奸案件被害人不报案，晚报案是非常普遍的。田小穹说，她是一子障目、现在看来，她已经很偏执，她只相信她儿子，她心目中的一个忠义、纯真无邪的好孩子，不相信任何人，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她认定她的孩子被一个巨大阴谋、圈套陷害，这个阴谋包括但不限于一个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解密哥曝内幕
有“解密哥”在其微博晒出“李天一案新版内幕”，全程披露李某某在酒吧喝酒、几人带杨女士去吃夜宵以及到湖北大厦开房全过程。2013年7月28日，经过新闻媒体探访和调查，该新版内幕诸多细节得到核实。李家新闻发言人、法律顾问兰和回应称怀疑相关信息自警方或GLOBALCLUB酒吧泄出，随后表示该过程“纯属杜撰”。受害人杨女士的律师田参军评价此版本内幕时“保守”地表示“具有内在合理性”。
判决
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上诉一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⑷ 陈满案，蒙冤23年，什么概念

您好！陈满蒙冤23年，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说明求得司法公正是何其难啊！
下面是陈满案全记录
1992年12月25日
海口市上坡下村 109 号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陈满被当地警方锁定为凶手，随后被羁押。
1994年11月22日
历经一、二审，陈满被判死缓，服刑至今。
23年间
陈满父母陈元成、王众一夫妇和家人，开始了“陈满无罪”的申诉路。
2015年2月22日
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和四川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琼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陈满冤案申诉状。
2015年2月16日
易延友收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最高检决定就陈满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15年4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一案进行再审。
今日
陈满案再审在海口开庭。
12月28日，海口美兰监狱，大哥陈忆夫妇和陈满交流将近半个小时。走出监狱，陈忆说，和10年前来看陈满时相比，弟弟老了黑了瘦了，但这次精神状态要好很多。
陈满案再审时间临近，长年关注并为陈满奔波的多位律师，相继赶到海口。律师群中，有一审和二审辩护律师曹铮，还有曾在监狱与陈满面对面一整天的律师陈建刚，以及再审出庭律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和川籍律师王万琼。“我们希望亲眼见证陈满回家，因为这是我国法治进程，最值得记录的时刻。”曹铮说。
12月28日晚，华西都市报记者还辗转与办理陈满案的警方——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区分局（原振东区分局）政治部负责人取得联系。在电话里，这位负责人表示，因年代久远，当年承办该案主要民警，已陆续退休。而他本人，于2003年进入分局工作，对陈满案完全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情，故不便作任何评说。
陈满一审律师
写了77次申诉材料，几乎全部石沉大海。“我开始灰心了。毕竟，时间越久，翻案的机会就越渺茫
A 再审前一天大哥：“为弟弟腾出了向阳的屋子”
12月28日，陈满案再审的前一天，海口下着小雨，有点凉。
美兰监狱，陈满的大哥陈忆搀扶着爱人李宇琪来到这里。
他们带着从老家四川绵竹给陈满买的一身新衣服，专程给弟弟送来。
夹克、粉色衬衣、西裤还有皮鞋，大嫂李宇琪说，这样的着装显得正式。“衬衣选择粉红色，是想象征有好兆头。”
“衣服没有让送，但破例让我们跟陈满见了面。”陈忆说，陈满显得很平静，可能是在监狱里呆久了，整个人都麻木了，“弟弟老了黑了瘦了，但能感到他精神还不错。”
会面中，陈满问大嫂侄儿的情况，当得知侄儿已经结婚后，他点了点头。
陈忆说，家里三兄弟只有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弟弟都没有结婚生子，“二弟（陈满）跟我们的最后一张合影时，我们儿子还抱在手里，如今都27岁了，都结婚了。”说到这里，陈忆很是感慨。
虽然衣服没有送到陈满的手里，但是陈忆夫妇依然感到很高兴，“提前和陈满见了面，说上了话。”
由于亲属会面不能谈案情，三人就聊了一会儿家常。陈满问陈忆住哪里，安全不，也问了老家爸爸妈妈的情况，“虽然前不久才打了电话给父母，但他还是很惦记。”陈忆说。
此前，母亲王众一说，她们老两口身体不行了，不能去看儿子出庭了，“我们去了怕回不来了。”
王众一说，家里就全权让老大陈忆和大儿媳去，“我倒是想他们两个人去能三个人回来。”
“从10点半开始会见，只聊了半个小时。”陈忆说，他和弟弟差不多有10年没有见面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感觉还有好多的话没有说，“期待他明天就能出来和我们团聚，一家人坐在一起慢慢聊。”
陈忆说，爸爸妈妈为了迎接弟弟回家，还专门腌制了两块腊肉，弹了两床新棉絮，和一套新的床上用品，还把他以前住的那间向阳的屋子腾出来，准备给弟弟住。“希望他回家后忘掉监狱，忘掉那些阴暗的东西，忘掉过去的痛苦生活，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阳光。”
律师：“如出狱会寻求合理的赔偿”
28日下午3点，陈满案再审辩护律师易延友和王万琼来到美兰监狱会见陈满，做开庭前的最后沟通，告诉他庭审的流程和一些注意事项。
会面从下午三点持续到五点，王万琼律师向华西都市报记者介绍了会面的一些情况，她说，“除了告诉他流程，更重要的是给他梳理一下当年的证人证言，还有就是帮他回忆当年的一些庭审情况，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了。”
由于时间有限，王万琼只给陈满梳理了十多个证人证言，“太多他也记不住。”
陈满案再审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教授对于本案则表示，“我认为陈满是无罪的，最高检也做了史无前例的无罪抗诉，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而就陈满案后续的赔偿问题，易延友说，等陈满出狱后再说，“坐了20多年的牢，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对陈满的身体、精神和心理都造成了损害，会为他寻求一个合理的赔偿。”
同学同事来了，希望能接陈满回家
陈满当年在绵竹县（今绵竹市）工商局的同事姚军也一直关注着陈满案的再审，当得知29日再审的消息后，也从老家赶了过来。
据陈满大哥陈忆介绍，陈满和姚军两人曾一起下海，后来姚军又回到绵竹。
陈满的高中同学王代斌也来了，“他们是来接陈满回家的。”陈忆说。
据陈忆介绍，他们三兄弟当年读书都非常刻苦的，成绩也都很好，可惜的是陈满因为感冒发烧，高考考砸了。
后来，陈满通过招干考进了绵竹县工商局。“那个年代，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大学生还有干部，是相当可以的了。”陈忆说，没想到弟弟辞职闯海南才4年时间，就出了事情。
28日晚上7点，陈忆接到了母亲王众一从绵竹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陈忆给母亲描述了当天和弟弟会见的情况，“母亲很高兴，说看到了媒体的报道。”陈忆安慰母亲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待庭审的到来，“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告结果，报告好消息。”
B 为他辩护的律师们发黄卷宗曝光公安副局长手写“认定理由”
曹铮，今年75岁。1994年5月16日，当陈满父亲陈元成在海口找到他时，他在海南省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任刑辩主任。
12月28日下午，坐在海口某宾馆茶室里，曹铮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大叠材料。“这些都是我为陈满作一、二审无罪辩护的卷宗材料，我全部保存着。尽管我没成功，不过，这些都是见证。”
“陈满父亲对他儿子的爱，我永生难忘。”曹铮说。当然，对在监狱见到陈满的那一幕，曹铮更是记忆犹新。曹铮说，当时陈满已被羁押一年多时间了。“整个人精神状态极差。一个劲地说：他是被冤枉的，他没干过……”
据曹铮介绍，他在一审和二审庭上，均替陈满作的是无罪辩护。并当庭质证“物证去了哪儿”、“警方调查人证证明陈满没有作案时间”等多项理由。不过，他等来的还是死缓判决。
收到海南省终审裁定后，曹铮显得格外沮丧。他不死心，便继续替陈满父母改写申诉材料，多达77次。不过，几乎全部石沉大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灰心了。毕竟，时间越久，翻案的机会就越渺茫。”
时隔20多年，曹铮留存的卷宗已全部泛黄。不过，纸上字迹依旧清晰。其中，包含一份落款为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某副局长的手写材料，题为《关于侦破“12.25”案件的有关情况》。
这份手写材料共计6页，全系手写。材料最后一段这样写道：“这次审讯进行了五个晚上，在整个审讯中，我们始终坚持专人审讯，不诱供，不逼供。采取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都让陈满自圆其说的方法进行审讯。正是通过反反复复的审讯，陈满在几次交代中把整个案发现场的细节全部自己讲出来。如果不是他作的案，是不可能对现场情况及案情如此了解，所以我们认定陈满作的案。”
前几天，正在新疆办案的曹铮，从同行获知最高院对陈满案启动再审程序。“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终于看到了陈满无罪回家的希望。”于是，他立即订了一张从乌鲁木齐直飞海口的机票，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他抵达海口，希望能坐在旁听席上，见证陈满回家。
律师监狱笔录 “他比我大10岁，看上去老20岁”
陈满被判入狱后，一直在海口美兰监狱服刑。尽管其间有多位律师和家人前往探视，不过，探视时间都较为仓促。时至2013年，北京律师陈建刚开始介入陈满案。
当年10月9日，陈建刚来到美兰监狱，获准会见已51岁的陈满。“那次的会见时间，长达一整天。”
陈建刚进入监狱，陈满正在一个工作间劳作。当狱警轻声叫喊陈满时，陈满驼着背，用鼻子“嗯”了一声。而与陈建刚交流时，陈满眼睛一直朝下，无论陈建刚怎么说，陈满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似乎说的事与自己无关一样。时至下午，两人的会见被安排至一间办公室里。可能是之前麻木有所缓解，继续交流半个小时后，陈满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劲地哭喊说：“我没干过，我说什么啊……”
离开监狱，陈建刚将这一幕作为会见笔记，记录下来。“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历经这样的遭遇，完全变成了麻木的老头。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陈建刚说，于是，他与同事亲手起草了再审申诉书。
和陈建刚记录陈满“完全苍老”的，还有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
易延友在监狱会见陈满，是在2013年12月底。易延友在笔记里这样写道：“我详细地把自己心中疑问，向面前比我只大10岁，但看上去却比我老20岁的陈满一一道出。坦率地说，陈满对有些问题的回答让我很失望。比如说对于他口供中的那些细节问题，陈满的回答是：这些事情我都说不清楚，他们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不去查清楚事实，我又怎么能说清楚呢？曾经一度，陈满还显得很激动，认为我不理解他，认为整个社会都辜负了他。在他这样激动的时候，我也没有试图去阻止他或者打断他，因为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问题看清楚一个真实的陈满。经过反复的发问，我大体上明白：陈满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对于为何没有上诉这个问题，陈满倒是说得很清楚：一审判决之后他没有拿到判决书；他一直等着二审律师去见他并帮助他上诉，但是律师一直没有等到，所以耽误了。
寻找23年前案发地上坡下村109号已难觅痕迹
12月2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陈满案案发地——海口市美兰区上坡下村。不过，当年警方记录的案发地——上坡下村109号早已难觅痕迹。
一位在这里居住长达30年的老人回忆说，当年，上坡下村一带的确发生了一起杀人放火案。不过，时间已过去很久很久了，具体什么事，谁干的，他早就遗忘了。而且，早在多年前，具体案发地——上坡下村109号已被拆除了。
“109号消失，或许让我们遗忘得更快吧！”这位老人说，不过，当时抓捕凶手的宁屯大厦还在，距离案发地，步行要花好几分钟呢。随后，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宁屯大厦，这栋当年陈满带着工人装修的大厦，如今和周围高楼相比，已变成一栋十分破旧的楼了。
当年办案民警已陆续退休
作为当年主办陈满案的警方，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对最高检抗诉和最高院启动再审陈满案又有何态度？
据华西都市报了解，随着地名变更，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已更名美兰分局。12月28日，华西都市报辗转与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政治部胡主任取得联系。胡主任表示，该局尚不知道陈满案已进入再审程序。当华西都市报记者提出希望与当时办案民警取得联系时，胡主任回应说，由于时间久远，当年的办案民警已陆续退休。他于2003年才调入分局工作，对陈满案不甚知情，所以不便作任何评说。
谢谢阅读！

⑸ 清华大学易延友

易延友 1973年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背景
1992-1996，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
1996-1999，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硕士
2001-2002，英国华威大学法学硕士
1999-2002，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博士

还是比较年轻的老师，有冲劲。
请看清华大学官方链接：
http://www.tsinghua.e.cn/publish/law/3563/2010/20101220195201791121787/20101220195201791121787_.html
网络：
http://ke..com/view/1001350.htm

下面引自清华大学官方介绍
学术成果
（一）著作
1. 《刑事诉讼法（第四版）》（法学阶梯），法律出版社，2013年。
2. 《刑事诉讼法精义》（法学名师讲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Understanding China’s Criminal Procere》（英文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美国海马出版社，2012年。
4. 《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6. 《刑事诉讼法（第三版）》（21世纪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8年。
7. 《陪审团审判与对抗式诉讼》，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
8. 《刑事诉讼法（第二版）》（21世纪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4年。
9. 《刑事诉讼法（第一版）》（21世纪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3年。
10.《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二）论文
1. 《刑事强制措施的体系及完善》，《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2. 《State Ideology Transition and Procere Model Transformation: China’s Criminal Procere Law and Its Revisions》,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2012.
3. 《论无罪推定的涵义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4. 《论最佳证据规则》，《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
5. 《公民宪法权利的刑事程序保护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为中心展开》，《清华法学》，2011年第4期。
6. 《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7. 《对抗式刑事诉讼的形成与特色——兼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对抗制改革》，《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
8. 《眼球对眼球的权利——对质权研究》，《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1期。
9. 《Can A Government Compulsorily Make Citizens More Free? Revisiting Non-Judicial Detentions unde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n PR China and Their Justifications》, in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2010, vol. 2.
10. 《刑事审级制度的建构与反思》，《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1.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的关联性》,《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6期。
12. 《除罪化、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以黄碟案为中心的法理透视》，《清华法学》2009年第4期。
13. 《特免权规则：美国的制度与实践》，《证据科学》，2009年第4期。
14. 《英美证据法上的证人作证规则》，《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
15. 《证据规则的法典化——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制定及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
16. 《传闻法则：历史、原理与发展趋势》，《清华法学》2008年第4期。
17. 《Arrest as Punishment: the Abuse of Arre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PUNISHMENT &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NOLOGY, 2008, vol. 10, No. 1.
18. 《英美证据法上的专家证言制度及其挑战》，《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
19. 《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20. 《冤狱是怎样炼成的——从<窦娥冤>中的举证责任谈起》，《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
21. 《权衡原则是怎样把人权消灭掉的——以<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为例》，《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 《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
23. 《陪审团移植的成败及其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24. 《英美证据法的历史与哲学考察》，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3期。
25. 《陪审团在衰退吗？——当代英美陪审团发展趋势解读》，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26. 《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7. 《论辩诉交易应当缓行》，载《法学》，2003年第12期。
28. 《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司法改革研究述评》，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29. 《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
30. 《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哲学基础的再思考》，《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
（三）随笔
1. 《检察官客观义务需要理论与实践支撑》，《检察日报》，2009年9月23日。
2. 《日本陪审团的恢复及对中国的启示》，《南方周末》，2009年7月。
3. 《官位与资源让学者们马失前蹄》，《法制日报》，2009年6月24日。
4. 《重典治乱与司法能动主义无关》，《法制日报》，2009年8月31日。
5. 《法院判决应当经得起法律的推敲——英文字母入姓名不符合我国法律》，《法制日报》，2009年3月4日。
6. 《量刑辩论程序理应推广和完善》，《法制日报》，2009年6月。
7. 《我国暂不宜设立藐视法庭罪》，《法制日报》，2009年1月22日。
8. 《保障眼球对眼球的权利》，《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7日。
9. 《律师应当为何而战》，《中国律师》，2008年。
10. 《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检察日报》，2006年5月18日。
11. 《法院判案何须请示》，《南方周末》，2004年5月27日。
12. 《人民法院整体回避于法有据——评法官谋杀院长案》，搜狐评论，2003年10月13日。
13. 《我们能被关押多久》，《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日。
14. 《“可不知论”与“不可不知论”》，《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
15. 《法院如何给说法》，《南方周末》，1998年9月25日。
16. 《法官应代表哪家的利益》，《南方周末》，1998年6月26日。
17. 《毒树之根岂可不挖》，《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

⑹ 易延友怎么当上清华法学教授的

今天，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其微博中替李天一律师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舆论鼎沸。易延友于是修正了说法：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易教授的表现相当轻狂，前后两句话有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这令人想起了一则掌故：美国讽刺小说家马克吐温有次撰文大骂政客：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是婊子养的，国会议员恼羞成怒，纷纷要求马克吐温道歉，马克吐温很爽快地道了歉：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婊子养的。
作为法学院的教授，我们不能说易教授不懂强奸的定义，他确实一直都在使用强奸一词，但是，令人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强奸作为一种犯罪行为，易教授不是根据强奸的数量、情节来区分危害性，而是根据受害者的身份和地位来区分危害性。如果易教授认为强奸2个人比强奸1个人的危害性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易教授却说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根据身份和地位来区别强奸的危害性，这就实在令人费解和难以接受。
--要知道，法院在量刑时，会考虑社会危害性，危害性小，量刑也会小。从这个角度而言，易教授确实是在替李天一及其律师开脱。我由此产生了疑惑：易教授是不是认识两位打算替李天一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甚至，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打牌？但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再护友心切，也不能发表此等没头没脑的言论啊。
强奸的危害性大小和身份挂钩，显然是国际一流的法学研究成果，似乎别的国家没有这种理论，否则易教授早就引经据典了，所以，这堪称是易教授全球独步的理论。如果按照易教授这种强奸危害性的大小取决于身份的法学理论，那么，强奸公务员的老婆或女儿比强奸农民工的老婆或女儿危害性大，强奸处级干部的老婆或女儿比强奸科级干部的老婆或子女的危害性大，强奸大学本科生比强奸专科生的危害性大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易教授是不是在变相强调，如果谁真的按捺不住，想强奸了，就请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因为危害小，因此风险就小，量刑肯定也比强奸良家妇女低。
按照易教授的理论，我们也很容易推导出：法律是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来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的，在强奸面前，法律优先保护良家妇女，道理很简单，因为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性大。

⑺ 易延友怎么当上清华法学教授的

今天，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其微博中替李天一律师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舆论鼎沸。易延友于是修正了说法：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易教授的表现相当轻狂，前后两句话有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这令人想起了一则掌故：美国讽刺小说家马克吐温有次撰文大骂政客：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是婊子养的，国会议员恼羞成怒，纷纷要求马克吐温道歉，马克吐温很爽快地道了歉：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婊子养的。
作为法学院的教授，我们不能说易教授不懂强奸的定义，他确实一直都在使用强奸一词，但是，令人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强奸作为一种犯罪行为，易教授不是根据强奸的数量、情节来区分危害性，而是根据受害者的身份和地位来区分危害性。如果易教授认为强奸2个人比强奸1个人的危害性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易教授却说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根据身份和地位来区别强奸的危害性，这就实在令人费解和难以接受。
--要知道，法院在量刑时，会考虑社会危害性，危害性小，量刑也会小。从这个角度而言，易教授确实是在替李天一及其律师开脱。我由此产生了疑惑：易教授是不是认识两位打算替李天一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甚至，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打牌？但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再护友心切，也不能发表此等没头没脑的言论啊。
强奸的危害性大小和身份挂钩，显然是国际一流的法学研究成果，似乎别的国家没有这种理论，否则易教授早就引经据典了，所以，这堪称是易教授全球独步的理论。如果按照易教授这种强奸危害性的大小取决于身份的法学理论，那么，强奸公务员的老婆或女儿比强奸农民工的老婆或女儿危害性大，强奸处级干部的老婆或女儿比强奸科级干部的老婆或子女的危害性大，强奸大学本科生比强奸专科生的危害性大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易教授是不是在变相强调，如果谁真的按捺不住，想强奸了，就请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因为危害小，因此风险就小，量刑肯定也比强奸良家妇女低。
按照易教授的理论，我们也很容易推导出：法律是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来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的，在强奸面前，法律优先保护良家妇女，道理很简单，因为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性大。

⑻ 易延友的发表言论

2013年7月16日，新浪微博认证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的易延友，在其微博替李天一律师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立即引来网友热议。 对于李天一案，一名新浪微博认证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的易延友，在其微博替李天一律师辩护时表示：“强调被害人为陪酒女并不是说陪酒女就可以强奸而是说陪酒女同意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此言一出，立即引来网友热议。
随即，针对网友质疑，易延友在其微博表示，关于最后一句，修正如下：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面对广大网友的批评怒骂，又表示：“顺着无知大众说话远比说出真理容易“。
7月16日下午3点37分发表的最后一条微博“看了一下评论，不堪入目。网络就是网络，不能奢望可以成为理性对话的公共平台” @许昌高中王博：清华大学法学院这位易先生做为“法律人”显然是在为李双江说话。辩护律师可以做无罪辩护。此案只能以罪罚相适应来讨论，因为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已有规定。以陪酒女愿意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来辩护便是法盲了。因为法律只对证据说话而不是对“可能性”说话。“可能性”只是“莫须有”而不是证据。
@和菜头：标准的浩劫级公关灾难案例，请大家观赏一个专业人士试图对社会大众说话时，采用了错误的表达方式和混乱的逻辑之后，会引发多么大狂暴的反击。
@FTD-TT：呵呵，请问危害大小是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强奸就是强奸，只要违背女方的意愿罪过都是一样的，跟女方职业无关，就你这种人还当博导?你教的好学生吗?
@一十一为王：完了，彻底完了，中国的教育怎么会走到牲畜一样的水平，人性甚至还不如畜性。
@包炬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在你心目中人是三六九等么，居然公然能说出此等歧视话语。
@杨和平导演：完全是个法盲，幼稚，无知。就这样的人还混进清华当叫兽?这个国家怎么啦?!
@热情洋溢的老头：你太缺德了!
@谢伟锋：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当看到堂堂清华大学教授，竟然公然标榜“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心中愤懑之情只能用爆表来形容！刚开始真的以为这位居学堂之高的法治和教育工作者的微博是不是被黑了，后面亲自登陆其微博，才发现里面早就炸开锅。而易延友面对滔天的指责，他所作的只是把陪酒女的范围大到“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的范围。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淡定。 记者赵宝彤报道：新浪微博认证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的易延友副教授，16日在其个人微博为李某某辩护律师“说两句”称：“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微博一出，立即“一语激起万条骂”。针对网友质疑，易延友随后又在微博称是“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17日18时40分，易延友本人再次在微博上发表“致歉声明”：本人昨日微博言论确实欠妥，对由此引起的消极影响深感不安，特向各方致歉！
对于易延友的“致歉声明”，网友有赞有弹。@“童之伟”称：“如此甚好！有些道理一时没想透，很正常。有些网友不讲道理，凭感觉骂人，也确实够呛。”但也有网友不买账，@“王_新”：“没说错在哪里，只是表面服软罢了。”
据悉，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李某某母亲质疑受害人是陪酒女，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受害人杨女士的律师田参军发布声明称，“陪酒女”不是李某某等强奸无罪的挡箭牌。 《新闻1+1》白岩松：
7月16日，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通过微博为李天一案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其中一句“强奸陪酒女危害小”引起热议。17日晚播出的央视《新闻1+1》节目中，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批驳了易教授的不当言论，称“微博140字让知识分子不再深度思考”，并指出其“违反常识、突破底线、冒犯公众”。
节目中，白岩松直截了当得送给清华教授易延友12个字“违反常识、突破底线、冒犯公众”，白岩松指出，1、法律前人人平等，易的说法违反常识；2、法律是最低道德底线，法律并没对身份做界定，他的说法突破底线；3、最要命的是冒犯公众，冒犯公众比虚假新闻伤害更严重。知识分子应该管好自己的嘴。不管生活在怎样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应以爱做最大的底色。永远对现实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被利益所绑架，做一个正方向的推动者。做啄木鸟，通过找出树上的虫子，去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而不是喜鹊，天天说好话，于森林健康却无益。

⑼ 存在中国工商银行的钱是不是真真的失踪了解

近日接到浙江台州张菊花女士的代理人郑小平的投诉，称张菊花3年多前在江苏镇江扬中市工商银行存入900万元，竟然被该行营业部主任何卫华私自转走。现在，工商银行以何卫华的行为是个人诈骗客户资金为由，拒绝向储户偿付存款，而张菊花向法院提起诉讼，却被镇江中院踢皮球。

“900万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要回来。”郑小平说，“工商银行这种设局诈骗太可怕了。”

翻阅郑小平所提供的资料和证据，发现他的投诉非假，特把此事写出来，供各位网友借鉴，今后，千万要小心工商银行的陷阱。

巨款莫名丢失

2008年6月2日，张菊花到工行镇江扬中市支行，通过柜台办理了存款手续和存单、账户，并将900万元存于该账户上，当时办理存款手续的柜员叫洪伯章。

之后不久，张菊花拿着这个大额存单去查询，却被告知900万元早已被人用U盾通过网上银行业务转走。而另一位叫郑云素的女士也发现，她存在这家工商银行的100万元，也被人用同样手法偷偷转走了。

扬中市工行告诉张菊花，转走她钱的人叫何卫华，原是张菊花办存款手续的银行营业部主任，何利用办理存款时私自扣下的U盾，通过网上银行业务将她的存款转给了他人。

对于张菊花要求支付存款的请求，扬中市工行称，何卫华转走存款属于私人行为，他们已经开除了何卫华，所以银行不再承担归还客户存款的责任。

张菊花非常气愤，她和银行交涉说：“我的钱存在你们银行里，我的存单根本没动，你们的员工办理存款时，欺负我不懂网上银行业务，将U盾私自扣留，这和偷窃有何区别？我和何卫华也素不相识，他转走我的钱，完全是利用银行员工的职务之便，这些后果当然应该由你们银行负责。”

对于张菊花的交涉要求，扬中市工商银行未予理睬。

张菊花的存折上明明白白地写着900万元存款

惊天黑幕

后来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调查，还原了张菊花的900万元被转走的经过。

当时，扬中市工商银行柜员洪伯章为张菊花办理存款的时候，作为营业部主任的何卫华授意该行另一个职员王某站在张的身旁，看到了张的密码，而张菊花根本没意识到站在他身旁的穿着制服的银行员工，竟然是在偷窥她的存款密码。

在办理存款手续时，柜员拿出多张格式申请文件让张菊花签名。而张基于对银行的信任，看都没看就将所有的文书都签好后递还给窗口内的柜员。张菊花哪里知道，她当时所签的文件里，就有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的文书。

根据银行的有关规定，储户办理网上业务时，银行所提供的U盾，应该交储户本人而不能交代理人或其他人，但经办柜员承认，他把张菊花的网上银行U盾，交给了当时站在张菊花身旁的另一个银行职员王某。此后，王某将此U盾和所探知的密码，一并交给了何卫华。至此，何卫华等于掌握了张菊花此笔存款的全部秘密并随时可以支取或转账。而对此一无所知的张菊花，却一直蒙在鼓里。

对于上述经过，何卫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给予了承认。何卫华还向警察承认，其实早在2007年，他就到镇江找一个体户，私刻了一枚“扬中市工商银行2号业务章”，从那之后10个月的时间里，他用这枚私刻公章，在银行柜台里借办理存款之机，以假公章控制了储户存款3000万元，并全部转走。其中，福建人阮章新在该行一次存款1200万元，当天晚上就被何转走了600多万元，幸亏阮警惕性高，第二天就发现了此事，并通过报警在扬中市工行讨回了全部存款。

资料显示，何卫华控制储户资金的办法比较简单：先是让储户办理存款，并设法探知密码，然后以关心储户安全为名，建议储户将银行卡存放在银行，何则用这枚假公章给储户开具银行卡保存单与承诺函。待储户离开，他即用银行卡和探知的密码转走款项。

阮章新的1200万元存款险被骗走的事情发生后，扬中市工商银行已经完全知道了何卫华的所作所为。但不知什么原因，该行既没有收缴何卫华私刻的公章，也没有对其采取措施，而是任由何卫华继续在营业职位上坑害储户，直至张菊花的900万元被骗后，扬中工行的上级单位才给予何卫华以开除处分。

郑小平怀疑，其实，扬中市工行的黑幕，应该远不止这4000万元，因为银行方面努力掩盖，广大储户一直不知详情，所以更多黑幕可能还在等待揭发之中。

何卫华承认私刻的公章和给储户盖有此章的承诺付款函

法律之争

扬中市工商银行告诉张菊花，因为何卫华是已经被开除的员工，所以他转走张的存款，和银行没关系，银行不能负责。

张菊花则认为，何在张菊花办理存款时尚为银行员工，这就是他的职务行为。任何储户只要到银行的柜台办理存款手续，就有理由相信坐在柜台里的员工是银行的职员，否则，储户还怎么信任银行？

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认为，张菊花的存单未丢失也未取款，她和何卫华不相识，没有任何委托存取款关系，张卫华偷偷转走存款的事情，这一行为性质应该是何盗窃或者诈骗银行客户资金。这一系列行为表现为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张菊花和银行的存款债权关系，二是何卫华对银行客户资金的侵权关系。银行不能因为有人盗取了客户资金就对储户不支付存款，否则，按照扬中市工行的逻辑，只要哪天该行进了一个贼，是不是就可以拒绝支付所有储户的存款呢？这岂不是让所有的储户人人自危？银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无条件向张菊花支付存款，再追究何卫华侵权的责任。

看到扬中市工商银行拒绝支付存款，张菊花将银行告上了镇江市中级法院，索要存款和利息。

但张菊花没想到，如此简单的法律关系，后来却变得莫名的复杂。

法律皮球

镇江中院法院受理张菊花的诉状后，法官很负责任地立即进行了外调，通过向当时经办存款的柜员洪伯章和何卫华询问，查清了张菊花的900万元被转走的经过。于是，法院很快发出了开庭通知。

但此后，法院领导干预案件的审理，镇江中院莫名其妙地停止了审理，并以一纸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张菊花，鉴于此案涉及到银行客户资金被诈骗的情况，案件已经移送扬中市公安局进行刑事侦查。

律师认为，镇江中院此举很没有道理。第一，如果法院需要中止审理，应该以《裁定书》的形式而不是用通知作出，因为当事人只有拿到了《裁定书》，才能上诉，向上级法院寻求救济，法院用这种通知的方式，使张菊花无法上诉从而失去诉权。第二，警方应当侦查的是何卫华诈骗银行资金的嫌疑，这和张菊花的存款纠纷并非同一案件，而“先刑事后民事”的司法原则，指的是同一个案件，因此，法院根本就不应该中止审理。

更让张菊花不解的是，在案件进入扬中市公安局之后，除了在开始阶段警方找何卫华作了询问笔录，之后就一直停滞下来，这一拖就是两年，任凭张菊花及其代理人怎么催促，警方就是不动，既不抓人，也不侦办，更不结案。而何卫华则在被开除后，又到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当起了总经理。

期间，浙江两位全国人大代表邱继宝和林焱，听闻此事后拍案而起，直接向最高法院负责人发出质询信。但尽管有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批示，此案层层批转下来，到了镇江中院和扬中市公安局，就没有下文了。此后，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再次质询并向江苏省高院院长公丕祥发出信函，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律师分析说，这个案件本身非常简单，只要法院一开庭，就必然判工行败诉，张菊花的900万元就一定能要回来。而法院之所以故意用不符合格式和程序的方式中止审理，公安局则心照不宣地拖延侦办，目的其实就是配合工行的公关行为，让这个案件永远无法了结，让储户永远拿不到存款。

张菊花的代理人郑小平分析说，扬中市工商银行长时间存在这种黑幕，并且任由员工私刻业务公章诈骗和侵占客户资金，金额高达数千万元，这绝不是一个营业部主任一个人能够搞定的事情，更大的黑幕，应该是工商银行的领导层。而拖延张菊花案件的审理和存款支付，正是工行方面领导层的授意，只有这样，才能使黑幕多掩盖一天。

⑽ 自证其罪的历史渊源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人们关于这一规则的斗争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2世纪的早期。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易延友博士的考证，在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后，结束了英国法律不统一的状态，为了实现司法权的集中，威廉要求原有的司法机构根据国王的令状并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审判，以防止其权力的扩大，同时又建立了由僧侣贵族及高级官吏组成的“御前会议”。起初，它只在国王安宁受到重大威胁而各地法院又无法满足正义的要求时才行使最高审判权；后来，它的司法职能受到重视，逐渐从中分离出一系列专门机构，分别行使皇家司法权，其中包括王座法院，这些法院的权力有所扩张。而当时在英国，教会是一个较有影响的政治组织，教会法院对教徒之间的纠纷有“专门”的管辖权，教徒之间的争议不得诉诸于普通法院。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法官享有极大的职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他们仅是被审讯和被拷问的对象。当时，英国的教会法院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这种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须忠实地回答所有针对他提出的问题，由于当时被告人不会被告知指控他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反对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种程序下，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有可能被歪曲成证明他有罪的含义。如果他拒绝宣誓，或者未能提供受欢迎的可采性证据，他都将被判罪处刑；如果他未能说出真相，他还得承受被判伪证罪的风险，所以，一旦被告人进入了宣誓程序，他基本上是在劫难逃了。
当时的普通法院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教会法院的，普通法院的法官们签署反对宗教官员主持的诉讼程序的人身保护令，来抵制教会法院的越权，后来一系列反对“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萌芽。美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问题专家莱纳得·利维，在他所写的《第五修正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普通法，它逐步形成发展了不得被强迫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后来随着王权的兴起，普通法院在反对教会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时，却相应发展出了自己的纠问程序，其中也包括纠问誓言的使用，这些经常体现于王座法院、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的行为当中。这些法院受王室的直接支配，所以它们也经常运用誓言的纠问程序来迎合国王的主张。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尔在赐于一个被迫宣誓者以人身保护令时，他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这种宣誓，并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这成为之后人们在赞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时乐于称道的一句名言。
之后，当清教徒托马斯-卡特被指控犯有信仰上的罪行时，他认为进行宣誓是对一个人隐私的侵犯，也是对一个人良心的侵犯，还是对宗教教义的违反。不久，普通法和英国《大宪章》成为反对宣誓的首要理由。一位备受尊重的律师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斯就认为，纠问誓言违背了普通法规则，也违背了《大宪章》第29条，因为该条宣称，刑诉程序应当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调整。据此，英国议会于1534年宣布禁止使用宣誓这种审判方式，同时取消了1401年以来允许教会法院中的主教使用纠问技术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英国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
最后，议会取得了初步胜利，在17世纪初叶，英国法律朝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遭到了纠问程序的报复，“李尔本案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是：李尔本这个人，一生中曾多次受到过刑事指控：第一次是1637年，因为政治犯罪在星座法院受审，最后一次是因为叛国罪在普通法院受审（开始于1694年）。李尔本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进行的精彩辩护，即主张被告人应当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以及陪审团应当同时裁决事实和法律问题；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有关的案件则是他第一次受审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因为涉嫌输入煽动性书籍进入英国，而遭到星座法院的指控，在审判中，李尔本对星座法院的指控予以否认，同时要求与控告者当面对质，并拒绝宣誓或回答任何“无礼的”提问，以免自己因回答这样的问题而受到伤害。具体地说，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主要是在两个地方行使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一是在“罪状认否程序”中，他宣称：“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于我或关于我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主审的凯博法官要求他辨认笔迹时，他拒绝看控方提交的文件，并且再次主张不回答任何问题，反而要求控方先证明其犯罪。
当时，星座法院不光不采纳他的要求，反而以此为由于1639年判决他藐视法庭罪，并将他投进监狱，同时对他处以肉体上的刑罚。李尔本在遭受鞭打时，他向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宣讲纠问程序的坏处。正是李尔本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赢得了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使舆论倒向议会一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议会掌握了政权，并于1641年议会宣布李尔本案件的判决不合法，废除了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又过一年后，一个由12名盎格鲁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议会起诉，呼吁国王保护他们在上议院的豁免权，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被人们所主张；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起诉七个主教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法律的命令，在这个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英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自1688年在英国正式确立后，1848年通过的《约翰杰维斯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在审判前的调查程序中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警告他，他在审判前审讯中所作的回答可以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1898年通过的《英国刑事证据法》也规定，被告人在审判中享有不被强迫提供不利于自己证据的权利；1912年制定的《法官规则》也再次确认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否则因此而作的任何供述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这里的“法官规则”在英国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作出的判例，它是应警察部门的要求，由王座法庭的法官们制作的关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指南，对于警察的讯问行为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这一规则在1912年制定时只有4条，1918年追加5条，1930年后又作过多次“补充说明”，1964年“法官规则”经过全面修改，与“补充说明”一起以内务部规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成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制定以前，指导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基本准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官规则”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准据法》制定之前，具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而在“法官规则”中又有大量的有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
在美国，尽管其最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正式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却不能说完全是受英国的影响。因为最先到达美洲大陆的人，大多是清教徒或者是被英国法院判刑的人，所以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坚决主张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这也是后来美国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重要原因。
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不同的州也都有各自的“宪法”，所以到178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九个的州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也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即使后来通过的的人权法案，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明确指出：“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后来的“米兰达规则”也就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这一宪法修正案进行了解释，它的主要内容有：（1）这一特权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它不仅包括实质上的导致自我归罪的陈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其他证据；（2）这一特权不仅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张，而且能为证人所主张；（3）这一特权不仅可在侦查程序中主张，而且可在审判过程中主张；（4）这一特权限于为本人利益而主张，不能扩大适用于他人利益；（5）这一特权只适用于自然人，不适用于法人等。
而且，这一宪法的权利在各州中也可得到了适用实施，按照华尔兹先生的接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各州适用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案件是发生于1964年的马洛伊诉霍根一案。在此案中，马洛伊这个人，以前曾在一个赌博的指控中被认定有罪，在他服刑之后，一位受法庭委托正在进行赌博活动调查的人将他传唤并询问，当调查人所问的问题涉及到马洛伊被判罪的事件时，马洛伊以“这可能归罪于我为理由”而拒绝回答，任命该调查人的州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对他判了刑。对此，马洛伊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该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调查人对马洛伊提出的问题与他曾犯过的罪相牵连，马如果回答将“可能会构成那足以使（他）与近期的犯罪联系起来的证据链中的一环，而且他可能仍会为该犯罪而受到追诉”；同时，最高法院还裁定：不仅各州法院要像联邦法院一样尊重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特免权，而且各州法院在适用该特免权时遵循联邦的标准。该法院对“联邦标准”的描述为：“所提供的特免权不仅涉及那些本身会支持有罪判决的回答…… 而且同样包括那些会构成起诉所需证据链之一环的回答”。正是通过这一判例，美国确立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可以通过联邦第宪法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而适用于各州。
另外，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国家，也相继确立了这一规则，例如，1982年加拿大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就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据基本正义的原则”，不得剥夺，据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在警察拘捕后的讯问过程中保持沉默的权利，是《权利与自由宪章》所规定的“基本正义”原则之一，并指出：“刑事诉讼中或许唯一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被追诉者不得被强制协助对自己的指控”。
法国属于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表现出以成文法典为核心的模式与特点。具体说来，在传统上，法国奉行的也是一种纠问主义的诉讼模式，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否则法院可判以“虚言罚”或者“不服从罚”，并且当时明确赋予司法机关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对其进行拷问的权利。虽然法国1789年公布的法律，效仿英国而废除了对被告人要求宣誓后进行讯问的规定，但是1808年通过的《治罪法》又规定，法院可以为发现真实而采取一切方法，并以此为根据实行预审及法庭审判中的讯问被告人的作法。
直到1897年，法国才通过新的法律，要求在预审法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明确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律师在场权。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已成为法国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除有关被追诉者的身份事项外，他们没有必须回答警察、检察官或者预审法官提问的义务，被追诉者在审判中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保持沉默，无需担心而因此会受到处罚。1993年修正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16条、第128条和第133条，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则。
在德国，于1994年10月28日修改并于1994年12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基于对二战中纳粹暴行的反思，该法典专设了“第十章、讯问被指控人”的规定，在这一章中，第136条第一款对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了专门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适用的处罚规定。接着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此外，对他应当告知可以申请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对此适当的情况中还应当告诉被指控人可以用书面陈述。”从而确立了讯问人员在初次讯问被指控人时所应当坚持的严密的“告知”义务，比如应当告知他被指控的事由、可能适用的处罚，以及可以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告知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按照德国学者施米特的说法，在德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有权保持沉默，而且有权说谎，而无须被追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对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审讯人员在发问前的告知程序，按照另一德国学者的解释：“如果审讯官员没有提出这种警告，只有在能够证明嫌疑人知道这项权利的情况下，其陈述才能被用作证据”，“嫌疑人可以限定愿意回答问题的范围，可以撤回所作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问题拒绝回答”；在法庭审判中，审判长在审查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之后，应当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接下来当庭就所控犯罪事实进行审问，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每个具体问题，法庭不得就这种拒绝回答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
在日本，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38条中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的，在此之前，日本警察一直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这也和那时的立法规定有关：1890年的明治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禁止以恐吓或者欺骗的方法获得口供，同时又规定了“讯问被告人”的程序；1922年的大正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必须给予被告人陈述有利事实的机会，但也没有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不光在日本国的宪法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荷兰《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义务回答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提问，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个人有罪时，在讯问之前必须告知他“没有义务回答问题”；如果因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嫌疑人受到来自警房的任何不当压力，那么由此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开始讯问前，除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外，还应当告知被讯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葡萄牙《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也规定，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权不回答有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或者对于这些事实的陈述内容的问题，关于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实方面的提问，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或者作虚假的回答，不得从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论，也不得因其作虚假陈述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