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律师事务所

『壹』 四大律所分别是什么

中国四大律师事务所分别是金杜律师事务，大成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

四大律所的介绍及内容

一是金杜律师事务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目前金杜已发展成为一家全球性质的律师事务所，靠着众多的法律专业人才和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全球许多国家提供着法律服务。

二是大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2年，在2015年与Dentons律师事务所合并，共同打造出了一家全新的世界领先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着项目信息、专业知识、以及业务经验等各类资源，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简单便捷的法律服务。

三是君合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89年，是国际律师组织MULTILAW及LEXMUNDI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君合在发展中将律师执业领域为横，客户项目所需为纵，构建出了精细分工的律师团队，在人们心中赢得了优质的口碑。

四是中伦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其经过了数年的发展壮大，中伦现今已拥有260多名合伙人和1200多名的法律专业人士，他们都有着极强的进取精神，在委托任命中始终积极的为顾客排忧解难。

『贰』 刘广三的个人简历

1993年至1995年参加北京大学在职研究生班学习，1996年4月被北京大学授予法学硕士学位。在烟台大学工作期间先后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主讲《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监狱法学》、《刑事证据学》等课程。1996年10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9年10月破格晋升为教授，历任烟台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2002年7月调至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2003年9月被北京大学法学院录取为诉讼法专业在职博士生。2004年1月任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2005年12月调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2006年7月被北京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证据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客座教授(北戴河培训中心)，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2010年3月11日，经北京市石景山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任命刘广三教授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任命刘广三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叁』 河北省征地补偿标准

《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中关于河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规定第三十八条 征收耕地的土地专补偿费属，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倍至十倍。

征收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所在乡(镇)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五倍至八倍。征收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所在乡(镇)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倍至五倍。

第三十九条 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倍至六倍。征收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所在乡(镇)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倍至六倍。征收未利用地的，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3)北戴河律师事务所扩展阅读：

征地额外补偿上限

第四十条依照本条例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后，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再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下列限额：

(一)征收耕地的，不得超过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二)征收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不得超过该土地所在乡(镇)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二十五倍。

『肆』 石家庄学院好不好

石家庄学院向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铿锵迈进
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15年11月04日【字体： 大 中 小】
（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夯实发展基础 科学稳健转型
石家庄学院自升本以来就坚持走地方性、应用型办学之路，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正在向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的目标迈进。
辛勤耕耘 八万桃李满天下
石家庄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地处河北石家庄高新区，由南北两个校区组成，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始建于1958年的石家庄专区师范学院，1959年更名为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1996年3月经河北省政府批准，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石家庄地区教育学院与石家庄市教育学院合并为“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石家庄学院。
石家庄学院占地1221亩，建筑面积35.4万平方米。教学科研设备总值达1.44亿元，建有13个实验中心、258个实验室，其中物理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文学与传媒实验教学中心、化工制药实验教学中心、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图书馆藏书110余万册，电子图书43.2万种，各类期刊902种，购置23个数据库资源。多功能体育馆、游泳池等体育活动设施齐备，构成了完善的教学和生活体系。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7170人。
学校紧密结合河北，特别是石家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形成了面向石家庄市主导产业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三群一链”专业格局，构建了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专业体系。设有15个学院、80个本专科专业（其中本科专业52个），涵盖法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9个学科门类。拥有化学工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文地理学、中国现当代文学4个省级重点发展学科；拥有生物制药教育、政治法律教育2个省级本科教育创新高地；拥有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石家庄学院农村发展研究基地；拥有生物工程、制药工程、法学、社会工作4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其中制药工程、生物工程2个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制药工程、小学教育2个专业被确定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河北省高等学校教学团队”。学校为河北省首批十所转型发展试点学校之一、石家庄京津冀产学研联盟会员单位。
学校现有教职工1118人，其中教授109人、副教授28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20人。有百余名教师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市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学名师、模范教师、优秀教师、师德标兵、拔尖人才、“三三三”人才工程人选等多项荣誉。
学校秉承“厚德博学、崇实求新”的校训，坚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牢固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连续四届获“河北省文明单位”称号，被评为“石家庄市最具影响力城市品牌”。
学校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充实就业服务内容，探索出了具有特色的“一二三四五”就业工作模式，即严格实施“一把手”工程，加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两类市场的开发，实现工作对象、工作方法和工作重心的三种转变，始终坚持就业与招生相结合、就业与创业相结合、就业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就业与专业结构调整及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四个结合，切实抓好制度、队伍、课程、实训基地、科研五项建设。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年攀升，初次就业率稳定在90%，居省内同类院校前茅。2014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3.69%，通信工程、社区管理与服务、音乐表演等专业基本实现全部就业；法学、影视动画、旅游管理等专业就业对口率高、就业质量好。本科毕业生考研上线率达到了报考人数的59%，占毕业生总数的22%，很多学生考取了国家级科研院所，“985”、“211”高校的研究生；专接本升学率高达50%；司法考试通过率高达42.5%，远高于全国20%的平均通过率。建校以来，已累积为社会培养8万余名毕业生。
砥砺前行 稳健发展谱新篇
应用型办学理念在全校形成共识。2004年升本之初，学校就明确了地方性、应用型、多科性的办学定位；“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合格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以及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提出建设高水平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目标；2012年学校党代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升本以来，学校围绕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办学实践，应用型发展的理念已在全校形成广泛共识。
初步构建适应石家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体系。学校紧密围绕石家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学科专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构建了与地方产业链相对接的专业体系：围绕石家庄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增设了制药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围绕石家庄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才需求，增设了知识产权、社会工作、物业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等专业；围绕石家庄动漫产业链的人才需求，增设了动画、数字媒体技术、艺术设计、广告学等专业；围绕石家庄教育发展需求，增设了特殊教育、小学教育等专业。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专业体系与地方产业体系的契合度越来越高。
形成基本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学校注重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引进中信联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于铁忠,金刚集团高级工程师冯栓良,诚志股份总工程师李小兵等具有行业背景的专家担任学科专业带头人，特聘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以岭为学校客座教授、化工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队伍实践能力的培养。近几年，学校选派104人次到行业企业一线挂职锻炼，选派71人次赴国外学习应用型专业建设的经验，2014年暑期更是选派22名教师赴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开展为期两周的学习培训。目前，学校“双师型”教师已达115人。
探索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不断探索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了“四位一体”订单式育人、“产学研用”合作育人、“工学结合”实践育人、“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与石家庄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企业入驻学校投资1000多万元建立影视制作实训基地；通信工程专业与铁通河北公司合作共建交换网络实验室；法学专业与13家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建设模拟法庭、知识产权与物证技术等实训室;与河北新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创办了“石家庄学院软件与服务外包学院”，公司投资500多万元，与学校联合培养服务外包人才。2012年学校被省政府确定为“河北省示范服务外包学院”，被省商务厅等五部门确定为“河北省服务外包培训基地”等。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行业企业岗位需求的契合度不断提升。
实践教学基本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大力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构建校内外结合、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实践教学基地。目前已拥有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126个专业实验室，建立了啤酒生产实训室、物业管理实训室等107个校内实训场所；同时，学校与以岭药业、中讯集团等企业合作，建立了264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生物制药、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参与到以岭药业连花清瘟胶囊的生产过程，学生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和好评,《光明日报》对此进行了采访报道；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国管局北戴河服务局和全国政协北戴河培训中心实习，实习学生的专业素质获得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等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好评。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近几年，中海物业、以岭药业、中讯集团、宝力健身、网络等知名企业主动约聘学校毕业生，学生以理论基础实、实践能力强、发展后劲足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
学校注重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不断增强动手能力。近三年，在数学建模、“挑战杯”、“飞思卡尔杯”、POCIB外贸从业能力大赛等一系列重大竞赛活动中，学生获得近500项国家级、省级奖励，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获奖层次有些甚至超过了部分国家重点院校。
学校积极引导各学科和专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于应用的专利授权数连年超出部分省属骨干大学，在省会高校中排名第二；许多应用性课题和技术攻关项目成果已应用于生产，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例如，与高邑县圣泽瓷业有限公司合作进行科技攻关，2013年仅此一个项目就利用废瓷片135000吨，节煤45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800立方米，降低原料成本1650万元。
学校利用教师教育学科优势，主动服务地方基础教育，与市政府共建了石家庄市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石家庄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等机构；同时，积极面向国家、省、市教育行业开展培训工作。2010年以来，累计培训中小学管理干部、教学名师、特级教师、骨干教师逾万人。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培计划”示范性集中培训项目培训机构，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所取得该资质的新建综合类本科院校。
由于应用型办学起步早、有成效，学校于2009年被推举为河北省应用型本科院校校长联席会首任秘书长单位；2014年，又被推举为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成为河北省唯一一所进入副理事长行列的高校。
扬帆起航 乘势而上绘蓝图
石家庄学院按照“分步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工作思路，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成为办学水平高、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在全省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首先进一步推进专业群与区域产业群的深度融合。对接产业，优化专业。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将现有的52个本科专业整合为12个应用型专业群，使专业体系与区域产业体系更加契合。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瞄准石家庄特色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打造软件技术、电子与通信、化工制药与食品安全、数字媒体4个专业群，通过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力争在2018年底使4个重点专业群基本转型。同时，带动其他8个专业群的转型发展。
提升内涵，强化特色。增设物联网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乳品工程等符合学校专业群布局、与地方产业体系匹配度高的工程技术类专业和现代服务类专业，提升和拓展重点专业群的内涵，培育和强化重点专业群的特色，使学校成为石家庄计算机软件服务、电子与通讯、化工与制药等产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其次进一步创新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创新实践“工学结合、学做一体；虚拟任务、梯次递进；项目驱动、工作室制；四段式渐进顶岗”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软件技术、电子与通信、化工制药与食品安全等专业群，主要采取“工学结合、学做一体”的培养模式。充分利用校内虚拟仿真平台、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校外实习基地等资源，将车间与教室合一、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合一、实训教学与生产实训合一、实习教学与顶岗工作合一，形成具有学校工学结合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社区服务、法律服务、现代物流等专业群，主要采取“虚拟任务、梯次递进”的培养模式。依据岗位能力要求的“梯次递进”，通过让学生依次完成虚拟任务，对学生进行分阶段、分层次、分类培养。
数字媒体、广播影视等专业群，主要采取“项目驱动、工作室制”的培养模式。以工作室为培养平台，通过项目驱动，逐步形成知识、能力、素质有机结合的教学体系，实现“产、学、研”一体，“教、学、做”一体。
教师教育类专业群，主要采取“四段式渐进顶岗”培养模式。通过在“高校—中小学”之间双向交互实施“职业认知”、“教学技能实训”、“教学见习”、“顶岗实习”四个阶段的“模块化”教学进行人才培养。
三是进一步完善与职业岗位能力对接的课程体系。按照“课程设置岗位化、课程结构模块化、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评价多元化”的建设思路，积极开展模块化课程改革。
根据岗位工作任务分析，确定岗位能力要求，参照职业资格标准,构建以理论教学、实验教学、技术技能训练为一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项目为载体，实施“做中学、学中做”，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构建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
围绕4个重点专业群和14个主导专业，与企业合作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企业生产实际为教学案例的应用型核心课程，建设与核心课程相对应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并实现核心课程教学资源的共享。
四是强力打造更加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采取“校企合作培养、国际合作培养”的方式，通过实施“专业带头人工程”、“教师实践能力提升工程”、“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工程”，着力打造专业带头人、“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师三支队伍。
聘请具有行业企业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同专业教师共同担任专业负责人，全面指导和深度参与专业建设的各个环节。
通过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项目等途径，提高专业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能力；引导教师结合专业需要考取各类职业（执业）资格证书，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数量和水平。
通过长期聘任和短期任职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专兼教师结对帮扶等，提高兼职教师的教学能力，并逐步形成实践技术技能课程主要由行业精英和技术专家教学的机制。
五是大力拓展以生产性实训为主体的专业实训基地。按照“校内基地生产化、校外基地教学化”的要求，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围绕4个重点专业群，新建10个、改扩建20个具有岗位工作环境的综合性实训室，建成10个集生产功能和教学功能为一体的生产型教学工厂，新增30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50家企事业单位构成的顶岗实习网络，满足学生以“任务驱动”、“学做一体”等形式进行实验实训和顶岗实习的需要。以实习实训基地为平台深化校企合作，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紧密型”实习实训基地。
目前，2.8万平方米的产学研实训中心等项目已批准立项，0.3万平方米的金工实习车间等实训基地正在建设中。项目完成后，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筑面积将达到图书馆面积（4.9万平方米）的3倍。
六是全面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人才服务地方的贡献度。主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到2020年，使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达到80%以上；依托学校国家动漫产业发展（石家庄）基地等，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新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学校成为我市技术技能培训中心；依托石家庄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等，将学校建成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中小学教师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培训指导中心。
提高科技服务地方的贡献度。主动与行业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其解决发展和技术难题。在与石家庄循环经济化工示范基地等签订科技创新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到2020年，每个重点专业群至少再与10家企业，一般专业群至少再与5家企业签订科技创新合作协议，合作共建科研平台，联合开展应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技术咨询等技术服务项目，将学校建成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的新技术研发推广中心。
提高智力服务地方的贡献度。主动与省市政府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其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服务。依托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石家庄学院农村发展研究基地、西柏坡文化研究中心等，通过承担科研项目、社会调研、高水平学术研讨等多种方式，在我省特别是我市重大决策等问题上发挥知识库、智囊团的作用。
石家庄学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省、市教育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抢抓机遇，团结务实，多措并举，稳健转型，正向着建成发展方向明确、学科特色鲜明、师资力量强大、教育质量较高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强势迈进！

『伍』 刑法修正案九受贿量刑关于司法解释

“数额+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 制度 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此次人大审法，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到暴力袭警罪的重罚，都引来关注。而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样是社会关注多时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划分：不再具体列出贪污数额，而是分成贪污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而现行刑法中，是按照“10万元以上”“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不满5000元”四类贪污数额，分列出刑罚标准。相比之下，这样的具体数额，不合理性显而易见。

比如，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亿元现金，已经远远超出10万元，但也只能按照10万元以上来量刑。从公开报道看，因为贪腐5000元或者5万元被处理的官员，也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 规定 显然不合时宜甚至难以严格执行。所以，将贪污数额分成“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虽看起来比较原则，但无疑是实事求是之举。

与改变具体数额的规定相比，另一个变化同样重要——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不再简单与贪污金额挂钩，还同时兼顾考虑到“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前些年，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院原检察长刘丽洁，曾因“借豪车”被质疑。这样的借款、借物，免费使用豪车、豪宅，在新的法条下，或许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认定了。“数额士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

不过，这样的规定，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担心。有不少网民认为，删除具体的标准后，自由裁量空间扩大，立案、量刑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打消这样的顾虑，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跟进。其实，通过司法解释甚至具体的司法实践，来根据不同情况精确地调整具体的标准，也是更科学的选择。

法律并非“死”的规定，而是应该有“活”的调整。只有通过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民意不断对话，法律才能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真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贪污受贿“5000元起步”的标准，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价水平，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了。当然，法律也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法律权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题。

应该说，经过近三年强力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已经进入了一个攻坚期、深水区。国内外都有很多舆论，在看反腐败“往哪里走”。在这一阶段，让反腐败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是必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扩展阅读

9月27日，在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3年开始起草，收受礼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关反腐而备受关注。

制定收受礼金罪的用意，在于弥补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反腐要求的脱节。不仅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处了解，刑法修正案(九)还将对受贿罪量刑进行规范化，受贿罪量刑标准将不再以5000元、5万元、10万元三个“尴尬”的数字为量刑标准。

拟增设收受礼金罪

“收受礼金罪将是独立于受贿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贿罪的附属罪名”，9月28日，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储槐植告诉记者。

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这意味着，“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必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储槐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变相受贿行为，即官员慢慢被收买，却无法证明其为他人谋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腐败分子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最后进入司法程序时，受贿数额却只有几千万、几百万的原因，大量的贪腐金额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找不到因果关系”，一名接近立法机关人士说。除此之外，缺少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还会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

多名刑法学者证实，收受礼金罪已写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礼金达到一定数额，哪怕证明不了为他人谋利也可以定罪”，储槐植说。

“当然，收受礼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贿罪轻一点”，他说。

在上述接近立法机关人士看来，增设收受礼金罪，是中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问题。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足以构成受贿罪，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呼吁设立收受礼金罪最早出现在1997年，刑法学者周振晓当年在《杭州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收受礼金罪。

亦有刑法学者表示不同 意见 ，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多名刑法学者表示不需设立收受礼金罪，“而只需对现有受贿罪构成要件进行重构”。

今年8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曾表示，可以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则可能将一些正常人情往来也变成犯罪行为。

受贿罪量刑不再“唯数字论”?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反腐败的规制，还包括重构受贿罪的量刑标准。

现行《刑法》中，受贿罪量刑标准参照贪污罪，划分为4个标准：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受贿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只受行政处分。

这在现实中造成了量刑标准的不统一，“比如有人受贿8万元，被判刑8年，但有人受贿80万元，却可能只被判11年”，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说。

“因此，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希望像盗窃罪那样，取消受贿罪量刑的具体数字标准”，张泗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储槐植告诉记者，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有意见称取消受贿罪量刑中五千元、五万元和十万元的具体数字标准，只使用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等模糊概念，“具体数字标准用司法解释确定”，他说。

“这种意见在起草刑法修正案(八)时就已提出，但在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一个月，被取消了”，储槐植说。

“司法实践中，有很多人提出疑义。有人认为，受贿罪5000元的起刑点数额是在1997年提出的，现在应该大幅提高，至少提高10倍。”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广西政法干部学院教授欧锦雄说。

还有观点认为起刑点应该降低，原因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应该大于盗窃罪，而盗窃罪的起刑点数额是1000元至3000元”，他介绍，“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应该‘零容忍’，因此量刑起点不设数额”。

欧锦雄的观点是，以最低工资倍数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于最低工资是最弱势职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可以体现出受贿罪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受贿罪量刑标准的进一步明确，是量刑规范化制度推进的一部分。经过多年试点，2010年，最高法院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范了15个罪名的具体量刑标准。

有知情人士称，这15个罪名涵盖了我国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75%，但不包括受贿罪。上述知情人士称，有关部门已计划扩大量刑指导意见中的罪名数量至约30个。

受贿罪量刑中另外的缺陷，在于其并未设置管制刑和罚金刑，这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结果是，受贿犯罪大量应用缓刑，造成轻刑化严重，带来对受贿罪犯打击力度过轻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