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马强律师
1. 没有欠条 电话录音能作为证据吗 如果没说日期呢
录音资料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要分情况而定。若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
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只要符合两点条件就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第一：不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取得的;
第二：不是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
只要符合以上条件，电话录音即可作为法庭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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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2015年1月，马强突然接到乌市水区法院的传票。好友范军把他告上法庭，要求他偿还6万元欠款。
范军在诉状中称：“2014年1月2日，马强借我6万元现金周转，并向我出具了借条，我多次向马强索要，他却一再推诿不还。”
3月初，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范军出具了马强打的借条，上面载明：“今借到范军现金6万元整。”落款签名为马强，借款日期是2014年1月2日。
马强认可借条是其所写，但对范军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可。“我没有向范军借过钱，借条是因为当时范军和唐涛等人在一起赌博，唐涛输了钱，范军不让他走，我想把唐涛保出来，范军让我打借条，我就打了。”
马强提交了证人证言，而范军要求证人必须亲自到庭，接受询问。
3月10日，本案第二次开庭期间，3个证人出庭证实，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月1日，他们与范军、马强以及案外人唐涛等人在水磨沟区一家宾馆打麻将赌钱。
马强当庭拿出手机，播放了开庭前的一份电话录音，内容如下(摘要)：
马强：“说实话，这钱又不是我拿的，老唐欠你6万元赌资，你却告我。”
范军：“我当时跟你说了，借条不要打，我就问老唐要钱，你非要把借条打上。”
马强：“我说给你把借条打上，我把老唐带出去找钱，钱找不上我就把他带回来，把借条撤回来，你说行呢，结果你不把借条给我。”
范军：“你不打借条，老唐就会想办法筹钱，要不是你把人拿走，再过两小时，他就崩溃了，他把别人欠他的钱要回来，会给我一些，我最少能拿4万多吧。”
庭审中，双方对录音反映的事实无异议，他们均认可录音中提到的老唐是案外人唐涛。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
”本案中，马强给范军出具借条的事实客观存在，但该笔款通过庭审中马强出具的录音资料可以证实，其并非马强本人的借款，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款的事实。
通过庭审中双方对事实的叙述、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所形成的证据锁链相互印证后可以证实，此借条系案外人唐涛等人与范军赌博，唐涛赌输，由马强替唐涛出具借条，故不属于合法的借贷关系，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3月底，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范军的诉讼请求，范军没有上诉。
“上述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电话录音的事实，作为证据不存在异议。”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法官莫文静说，电话录音可以作为证据，但并不是所有的电话录音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必须满足一些要求才行。
首先，电话录音的对象必须是案件的当事人，录音内容必须完整反映案件内容，如果是欠款，录音应让债务人完整说出欠钱的具体金额和来龙去脉。
金额越具体越准确越好。录音证据应当未被剪辑或者伪造，前后连接紧密，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性。如果对录音进行技术剪辑，得出一份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即使情况真实，也是无效的。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私自在他人住宅安装窃听设备窃听的录音一般会因被认定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而无效。
录音内容必须反映被录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在被逼、被胁迫的情况下录音的，任何通过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绑架、威胁等手段取得的证据都是无效的。
2. 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嫌疑人应该是怎么个流程）
撰文 | 艾恬
18日15点55分，大庆看守所在押人员刘文忠利用律师会见的机会，在冒充律师人员协助下逃脱。刘文忠已经于22日早上7点28分被抓获，同时被抓的还有协助他逃跑的刘文龙。同日晚上17点30分，冒充律师协助刘文忠逃跑的李晓旭被抓获。
△刘文忠被抓获
可以说是“惊魂4天”了。
律师如何进入看守所？
我们按照刘文忠逃脱的“步骤”看一下这件事儿。
首先，第一步，假律师进入看守所。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有三类案件相对特殊，律师在会见前应当得到侦查机关许可，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三类案件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而且，《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可以看到，事关刘文忠一事的一句话是“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也就是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要有这些证件，是常说的“三证齐全”。
对此，政知道（微信ID:bqzhengju）采访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王玮琨律师，他表示，在“三证”的基础上，每个地方看守所具体的要求也有不同，有些地方还需要提交委托人的身份证证明、委托人与嫌疑人的身份关系证明等。因此，他在会见嫌疑人时会把这些资料都随身携带。
被问及假律师能不能混进去，王玮琨说：“一般来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会见前，律师把律师证提交之后，看守所电脑的系统内可以直接审核出来，“都是电脑联网的，系统里会有律师的信息，也有照片”，他说：“难道找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使这样也不太可能。”
如何与嫌疑人会面？
假律师进入看守所之后，如何与嫌疑人会面呢？
此前，《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大庆看守所一名退休人员。对方表示，律师出示相关证件证明之后，要将律师证等放在登记处，用律师介绍信的证明换取押票，给到值班民警提人。
这位退休人员表示，以前他在大庆看守所工作时，看守所一共有6道门。而且，一共有16个审讯室，每个审讯室都只有桌面这么大，对面全部是螺纹钢护栏，在案人员在一边，会见的提审人员在另一边，两人中间隔着桌子和护栏，不能直接接触。在会见过程中警察不会看守在旁边，每个审讯室都有监控，根据案情，不受时间限制，但不能离开审讯室。
而且，据了解，会见结束后，民警将嫌疑人带回羁押房间后，律师才能到门口拿回律师证等相关证明。也就是说，嫌疑人要先行被带走，律师才能走。
王玮琨也表示，一般看守所都会有一排会见室，类似于一个一个的隔间，隔着玻璃或者铁窗，“防止律师违规操作。”而且，律师和在押人员也是由不同的出入口进入会见区域。
可能存在哪些“漏洞”？
22日下午17点30分，冒充律师协助刘文忠逃跑的李晓旭被抓获。假律师被抓了，真律师也得以洗脱怀疑。
被冒充的律师杨马强这次是“躺枪了”。
在事件刚在网上曝光后，杨马强对媒体表示，自己是被“栽赃”了，“身份证号是我的，但我不认识刘文忠，我也没代理此案。如果刘文忠脱逃属实，那就是有人冒充了我的身份信息，我正在和公安联系。”
就看守所来说，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存在安全漏洞，可能也存在硬件设施滞后、资金缺乏等难题，但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干警渎职、徇私等，更多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披露。
资料 | 澎湃新闻 《新京报》
校对 | 项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