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法律援助

㈠ 【求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法院说调解，但是法院没有给我签和解协议书就喊被告赔钱。

1、收据能够证明赔偿了，但不能证明是否全赔，是否了结。
2、精神损失不赔偿。
3、可以委托律师出庭。

㈡ 刑事案件可以和解吗

刑事案件是可以和解的，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法律分析】
刑事案件是可以和解的，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具体规定如下：积极条件：1、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2、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3、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符合有关法律规定；4、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5、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消极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5年以内未曾故意犯罪。具体分为两类：一、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侵犯财产罪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公诉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作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八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一百零八、 增加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二百七十七条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第二百七十八条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第二百七十九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㈢ 援助律师和正式律师有啥不一样

法律援助律师和正式律师的区别：
1.委托方式不同，法律援助律师由法律援助中心指定，无需当事人或其亲属自行委托；非法律援助律师则需要当事人或亲属委托，与律师事务所办理委托手续。
2.对于法律援助，当事人不需支付律师费；而自己请的律师则应该按约定支付律师费用。
3.法律援助律师会为受害人辩护的。法律援助律师是对符合提供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则法律援助中心为当事人指定的辩护律师，也会正常为当事人进行辩护

(3)刑事和解法律援助扩展阅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5〕37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

1.做好刑事法律援助指派工作。严格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文件，组织律师做好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庭审等工作，认真办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
2.加大民生领域法律援助力度。组织律师围绕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民生事项，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诉讼和非诉讼代理，促进解决基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
3.广泛开展咨询服务。优先安排律师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和“12348”法律服务热线值班，运用自身专业特长为群众提供咨询意见，积极提供法律信息和帮助，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提高群众法治意识。
4.开展申诉案件代理工作。逐步将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引导律师为经济困难申诉人通过法律援助代理申诉。
5.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在人民法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提供法律咨询等法律帮助。
6.推进法律援助参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等诉讼制度改革工作。组织引导律师为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以及其他诉讼改革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等法律帮助。
7.积极参与刑事和解案件办理。对于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案件，组织引导律师依法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促进达成和解。
8.发挥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作用。组织律师办理死刑复核法律援助案件，依法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
9.办理跨行政区划法律援助案件。适应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组织律师开展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受理、审理案件法律援助工作。
10.推动律师广泛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当地法律援助需求量、律师数量及分布情况，明确律师承办一定数量法律援助案件，努力使律师通过多种形式普遍公平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在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及律师执业年度考核中将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作为重要考核依据。鼓励有行业影响力的优秀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11.推动律师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倡导每名律师每年提供不少于24小时的公益服务。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减免收费，发展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和公益律师队伍，专门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军人军属等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㈣ 刑事诉讼

有三控诉，辩护，审判即控辩审。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型法实施的价值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被害人，被告人，自诉人等诉讼参与人。

全球三大主要诉讼构造又称审判模式， 当事人主义 ， 职权主义 (适用于实体真实的诉讼目的)和 混合式 (以日本和意大利为代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刑事诉讼法》受法国和德国影响较大。诉讼结构属职权主义二战后日本法制受到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从1948年重新制定《刑事诉讼法》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刑事诉讼构造完成了从以职权主义为主到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转型。一方面，日本坚持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法官在庭审前不得接触控方除起诉状以外的案卷证据，证据由控辩双方当庭提出，证人主要由双方传唤和当庭询问。法庭调查实行交叉询问程序。这些都是当事人诉讼构造的内容。另一方面，法官仍然指导审判程序并在事实与证据调查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不实行陪审团制。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法官可以依职权自行扩大证据调查范围，主动调查并提出证据，有权询问证人、鉴定人，有权对控辩双方提出调查证据的请求进行审查，并有权不予准许。混合式诉讼构造应当是职权主义，吸收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形成)。

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称超职权主义。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称为强职权主义诉讼构造。2012年《刑事诉讼法》，又进一步吸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削弱了法官的职权主义特色，强调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称控辩式审判模式。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方向是愈来愈突出当事人主义。一国对诉讼价值，秩序，公正效益等的认识程度和水平决定一国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包括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再决定一国采取什么样的诉讼结构。价值影响目的，目的决定构造，而不能说价值直接决定构造。

体现为工具价值与独立价值。实体与程序有四种搭配方式： 实体—实体，如发现被告人自首，法院对其从轻量刑 。 如侦查机关对于已超过追诉期限的案件不予立案。

实体—程序，如庭审中被告人声称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法院建议检察院补充侦查 。程序—实体，如1.法院经过审理排除了非法证据，判决被告人无罪，程序制约实体；2.刑事诉讼法设置若干证据规则，为了保障查清案件事实，惩罚犯罪程序，服务实体。因排除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检察院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3.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而被法院量刑时从轻处理。4.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判决时不得对被告人判处重于原判的刑罚。

程序—程序，如一审法院公开审理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违反了诉讼程序，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如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公开审判，回避等规定。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既被发回重审。(违反了公开审判等程序，不一定会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但程序具有独立价值，只要违反了程序，不论实体处理定罪量刑是否正确，都需要承担程序性制裁的后果。)

工具价值与独立价值指的是刑事诉讼法程序之于刑法实体的关系，具有影响刑事实体法实现的功能。

宪法是静态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是动态的宪法，有关刑事诉讼的程序性条款构成各国宪法中关于人权保障条款的核心。《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适用权限，条件，程序与辩护等规定都直接体现了宪法关于公民人身，住宅，财产不受非法逮捕，搜查，扣押以及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规定的精神。《刑事诉讼法》规范和限制了国家权利，保障了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则(程序法定原则)。

基本内容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程序公正(公平正义包括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辩护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

诉讼效率。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法治国家。

被害人有没有过错？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及取保候审的保证方式问题。

由谁决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监察委。

公安机关鉴于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较轻且认罪态度较好，决定取保候审。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和保证人的保证方式。

暴力取证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犯罪，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检察院对贪污贿赂犯罪没有管辖权。

监察法中剥夺被调查对象人身自由的方式与《刑事诉讼法》不同。没有拘留逮捕制度，而是使用留置，留置意味着可能会较长时间的关押被调查对象，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侵犯人权，采取留置措施需要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此外，市级以下监察机关需要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证明案件重大复杂或者被调查人可能自杀、逃跑，案件调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监察委员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等案件立案调查。

取保候审。

监视(护)居住。不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

会见需批准的三类:一，贪污贿赂50万元以上。二，危害国家安全，群带性。三，恐怖犯罪。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变更和解除。

侦查措施的司法控制。

拘留(剥夺人身自由)、询问、讯问、侦查实验、搜查住所、勘验检查。

出示工作证件。两个人在场。须有见证人。在什么场所？证人的资格及证人保护。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在现场、证人所在单位、住处、证人提出的地点以及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

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

见证人特点：不能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

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涉嫌贪污罪，应当将案件移送监察委员会处理。犯罪嫌疑人犯数罪的，一般应当以监察委员会为主调查，检察院予以协助。

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若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证明其社会危险性很高，应当对其依法逮捕。检察院有权径行决定逮捕，同时交公安机关执行。

变更逮捕措施。

起诉制度，审查起诉程序，三种不起诉及其救济。

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采取对应的羁押措施。即将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再决定后续如何处理。

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有权决定逮捕，交公安机关执行。

包括四项： 审判公开原则 ， 直接言词原则 (拆分为 直接原则 和 言词原则 。直接原则又包括 直接审理原则 ， 直接采证原则 。直接就是只亲自参与到诉讼中(亲历性)。言词原则是指口头陈述方式)， 辩论原则 和 集中审理原则 。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自诉案件审理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

上诉和抗诉的区别。

上诉不加刑原则。

二审的审理方式和处理方式。

申诉的主体和法定理由。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和权限。

再审的审理程序。

附带民事诉讼成立的条件。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死缓限制减刑的程序。

特有原则和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

合适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的封存。

社会调查。

适用条件，程序，法律后果。

适用条件，程序，裁决方式，救济程序。

适用条件，程序，救济，强制医疗措施的定期评估、解除。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立案管辖、交叉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一般地区管辖、特殊地区管辖。

回避对象，回避程序，回避决定权，回避效力。

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有效辩护原则，辩护人的资格，法律援助辩护及拒绝辩护，辩护律师及非律师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诉讼义务。

证据的法定种类与理论分类

证明对象

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

政治的关联性和合法性

证据关联性的判断、证据的审查判断

刑事证据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强证据规则、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

检察院认为是公诉案件，但法院审理认为是告诉才处理的侵占案件，如果检察院不撤诉，法院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即认为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没有告诉的情形，依法裁定终止审理。

范围，国籍，法律适用，概念(狭义、广义)，司法协助，引渡。

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机关规定》；

最高院公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问题》

㈤ 采取哪些措施，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满意度

群众是党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满意度测评中,对我县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满意率为7.71%，为全市最高。与全市最低的水城县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满意度低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进行了系列调查，总结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和症结，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去年，全县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但民意调查测评结果却很不理想，经过深入客观调查分析，影响我县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的主要问题有：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对司法行政知晓率、认知度不高，致使群众评价偏颇。一是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较多，但对县乡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职责系统、全覆盖地宣传却没有，导致群众对公检法司的职能职责混为一谈，加上平时的业务往来也使群众误认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统的总合，还有群众认为司法局就是管公、检、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等同起来，有的群众还到司法局来投诉公检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把对公检法的不满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专门的宣传手段和机制。没有独立的门户网站、没有专门的刊物及其他载体，更没有专门的宣传机构、人员和相关制度，致使群众知晓率、认知度都较低，更导致群众评价随意性高。三是宣传不到位致使群众认知脱节。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师公证、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机构都具有服务性职能，常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群众却不知晓，对这些部门服务职能的认知度，不能统一到对司法行政的良好评价上来，是间接导致司法行政民意调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许多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没有得到较好的宣传，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二、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发挥不太好，为民服务的好事实事做得不够好。一是在普法为基础和依法治理为目标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却偏废了依法治理。在协调整合社会力量资源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还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体水平还不高，因而有政协委员建议加强此项工作。普法创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处于传统普法的状况，普法针对性、实用性、新颖性差，致使群众难于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仅限于单一的行业治理或单位治理，综合治理、基层治理、专项治理还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众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处实惠还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纠纷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于调解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强和工作积极性不高以及调解员补助难到位等问题，导致出现化解矛盾纠纷不及时、调解偶有不公正、文书档案不齐备、协议履行率不很高等问题，也是群众不满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当事人中还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指定辩护中，由于补助少，被指派的律师例行义务性出庭辩护，工作积极性不高，深入实际调查取证做不到位致使辩护效果不佳等等，也让一些群众不满意。四是在办理公证服务中，由于公证体制机制原因、公证员奇缺、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差异、办公条件不好等因素，导致群众办证不能及时获证，办证中没有休息场地，办事环境不好等，都导致了群众不满意。五是在法律服务中，部分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诚信建设还不是特别到位，服务群众的思想、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人员夸大其词、私自受案，甚至还有一些冒充律师的黑律师更是作虚假承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律师声誉，也是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不满意的一个因素。六是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中，由于服刑人员很多都受好逸恶劳思想的影响，不肯吃苦，还想挣大钱，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释解后，仍然挑挑拣拣，长时间不能就业。刑释解教人员由于其特殊经历，社会对他们存有偏见，致其就业困难、生活举步维艰。也致使一些人员不满意。
三、诸多客观因素长期制约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也是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员编制少且事务繁多。37个司法所中一人编制所还有19个，一人所的现状严重影响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依照《人民调解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调解纠纷、案件调查、走访矫正对象必须两人以上才能开展工作，否则，就是违法行为。现在我县各司法所普遍只有两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关门，群众来办事就得吃闭门羹。群众找不到人，办不成事，满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专人专职。由于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多年沉淀的原因，大部分乡镇党委政府把司法所当作内设机构，把司法所人员当作乡镇人员使用，从事很多与司法工作无关的事务如行政包村、计划生育、禁烧防火、合作医疗收款等，不能专职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业务成了附带和捎带。三是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保障难以到位。由于缺乏车辆编制和经费，致使22个司法所没有车辆，出现了处置纠纷赶赴现场不及时的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司法所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导致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不满意。四是司法行政机关待遇差，难以激发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法庭、派出所、财政所都已是副科级机构，但司法所还是股级，在工作协调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司法所当前承担着监管四种罪犯的职能职责，但却没有转警，没有赋予其相应职权，履行职能职责存在许多困难；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经常到一线处置群体性问题和化解纠纷，但却没有岗位津贴，严重挫伤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
四、干部队伍服务能力、水平、质量整体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干部职工综合素质不够高。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法律素养、宣传能力、科技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为的现象出现或者少数不作为、个别乱作为的现象。二是不善于缺乏“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接近群众，不会讲群众语言，不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不会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三是不会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虽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公证、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都是事关群众利益和好处的事。但由于不讲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风不细致、态度不和蔼、工作不扎实，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没有尽最大可能地应用司法行政资源更多地帮助办好群众关心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事。没有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四是没有做到心里装着大众，遇事想着群众。司法行政每项职能职责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但还没有把“心里一定要装着群众，做什么事、开展什么工作，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群众的知心人和贴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变成每个干部的实际行动。
五、社会管理创新不够，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多。主要是在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公证事项办理、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工作中的创新举措还不很多，群众感受到的实惠还不很多；在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强大和明显，在促进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方面还做得不是特别到位；在实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还没有做到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最大化、无缝隙、全覆盖、无盲点地服务好群众。
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行工作满意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准确了解掌握群众之所需、之所盼，增强群众满意度工作针对性、时效性
经过调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对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希望解决好治安突出问题，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工作、生产、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执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干部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切实增强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机关办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对社会管理更加人性化，对社会服务更热情、更到位、更文明，社会更加安定有序。具体来说主要反映在：一是对普法的希望是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方法和途径宣传，将法律规定融入法制文艺节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记、易掌握的形式宣传，积极从传统普法模式向创新性现代化普法形式转变；二是期望人民调解更多地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让矛盾纠纷不出村、不出乡镇；期望在社区矫正监管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中，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帮助被监管对象解决生产生活难题；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中，切实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切实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程序上维护其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三是群众期望干部职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进、作风更加优良、履职能力更强、工作质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随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二、全方位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知晓率、认知度。一是组建宣传机构，引进高素质写作人才，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二是抓紧建设独立的门户网站、在电视、报刊、广播等媒体上开辟专题宣传栏目，办好简报信息、工作动态、刊物等载体。三是加强全系统人员宣传工作能力的培训提升，把全系统人员都培养成宣传能手。四是大力宣传司法行政为民服务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进人物，大力宣传本系统求真务实、便民利民、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做法、经验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认识，把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根本价值取向。首先是准确把握群众满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领域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表现。群众满意度就是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和社会形象整体的评价，是对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对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众满意这一目标的现实意义。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干部职工作风是否转变、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是让群众来评、看工作结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认识不顾群众是否满意，脱离群众思想的严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为群众谋利益，决不能用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不能只考虑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视群众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满意度。二是立足本职，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和热情服务,让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首先要把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增强罪犯监管改造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两抢一盗”等专项斗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严打整治斗争成果，确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其次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把执法活动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不断完善和创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从我们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解答的每一次咨询、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再次要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群众信任感、幸福感。最后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实际问题。针对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通过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务，帮助群众提高法律素质，增强群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结合平安建设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资源优势帮助群众抓好平安乡村、平安社区等基层创建活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拓宽渠道，贴近群众，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和更广泛地参与司法行政工作 ,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实惠。首先是要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职责。通过设置政务公开栏、网站、宣传橱窗等方式深化政务公开，让群众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职责，增强参与、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自觉性。其次是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与群众谈心等方式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深入乡镇村组，主动贴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并对征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分类整理，针对工作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扩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托服务等“窗口”部门的工作，树立良好机关形象，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支持和参与司法行政工作。从小处着手，贴近群众，方便群众来访咨询。如在办公楼大厅设置科室公告牌，办事流程图等方便群众来访、预约等，避免群众重复来访，节约办事成本。最后在咨询解答中，尽可能地告知群众权利义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可以利用告知书、明白卡、宣传册等，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以及救济途径。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实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四、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求。一是强化监管和帮教，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工作。刑释解教人员是一个特殊、敏感群体，这个群体的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实施整体联动；要有新举措，创造新载体，要根据当前释解人员的特点，在不断拓宽就业途径，教育其适应形势，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提高就业安置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释解人员的就业技能和水平进行安置。加强教育培训，加强对释解人员的就业观念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引导他们摒弃好逸恶劳思想，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学得一技之长，靠诚实劳动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以人为本，积极为释解人员办实事。能够实现再就业的帮助安置就业，符合低保条件的解决低保问题，不符合低保的，予以临时救济。二是全面加强普法方式方法创新，切实增强宣传效果。加快从传统普法向现代普法的转变，积极开展靶式普法、订单式普法、联合普法、文化普法、楼宇电视和政务微博等新媒体普法，加大法治县乡创建力度，管在关键点、避免形式化，切实有效开展。三是加大人民调解法贯彻执行力度，强化网络建设，全面提升调解员队伍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积极争取政府解决调解员补贴，争取设立专职调解员，大力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和排查化解，确保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四是积极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积极推进“点援制”，深入总结人民满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强法律援助义务值班解答法律咨询正常化管理，积极将疑难纠纷调解和刑事和解纳入法律援助试点，总结经验推广实施，真正实现应援尽援。五是全面坚强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导他们统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切实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正义。六是全面加强协调沟通力度，争取人财物支持，大力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树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积极争取人员编制和车辆编制，解决好司法所人员和交通工具问题。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好干部队伍待遇问题，切实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全力打造办事大厅，努力为群众办事提供良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让群众满意。
五、全面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为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提供坚强保证。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面镜子对照自己，始终坚持亲民、爱民、为民。经常地自觉从干部队伍自身找原因，群众观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经验，是否是丧失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化解矛盾、处理问题是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干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线，与群众打交道少了、心理距离远了，是否做到感情上与群众“心连心”，工作中与群众“面对面”，为群众办事“实打实”，向群众宣传“情牵情”，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实现人民群众满意。三是要扎扎实实办好事、办实事。首先要教育干部要经常扪心自问，将心比心，多做换位思考，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把群众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办理。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为群众到底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每个干部职工必须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接近群众，会讲群众语言，会用群众的方法思考问题，会把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与群众的需求、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更好、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再次是要认认真真为群众更多地解决具体问题、更多地办实事，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群众利益无小事，不但要做好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经济这件大事，也要把群众要求解决的琐事、杂事和群众关注的“小事”办好办实。最后是要善用群众语言和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与之进行沟通，注重面对面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无论是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宣讲法律法规，帮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都要把解决群众思想困惑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话说到点子上，努力解开思想疙瘩，在宣传中建立感情，在宣传中形成互信，在宣传中赢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首先要强化干部职工核心价值观和社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其次加强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培训，熟练掌握程序性、实体性和时效性规定，自觉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维护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次是加大对不维护公平正义的人和事的处理力度，全面促进公平正义得到最广泛的维护。四是全面提升干部职工在新媒体时代引导能力。要最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司法行政重大决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维护稳定、社会管理、服务群众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司法行政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最大限度地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坚决杜绝“大丑恶”事件发生。五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落实“谁拥有先进科技手段，占据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主动，赢得未来”的理念，牢固树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战斗力的理念，大力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训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拒腐防变能力。要深刻认识拒腐防变的重要性、紧迫性，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促进干警清正、队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这个根本，围绕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岗位，健全制度规定，强化廉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学会在法治轨道上用权，保持清廉本色，坚守精神高地。（转）

㈥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㈦ 北京刑事辩护好的律师

北京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无罪辩护|经验丰富|在线咨询
刑事辩护业务是北京宸轩律师事务所的传统优势业务领域之一，刑事服务团队的承办刑事业务的专业化、标准化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北京宸轩律师事务所，经司法局批准设立，是一家传统与新型管理模式相结合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拥有一批实战经验丰富的精英律师，业务范围包括婚姻纠纷、征地拆迁、刑事辩护、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房产纠纷、法律顾问、劳动纠纷、债务债权、遗嘱纠纷、融资并购、知识产权等等。用心服务，为客户排忧解难，给当事人更大限度的法律支持，全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是我们的动力和目标。
刑事律师专业团队大多由执业多年的专业律师组成，坚持团队化办案工作流程，从咨询到结案，每一个案件都经过标准化流程处理。开庭前一周，办案律师会为当事人进行“1对1”的模拟法庭庭前辅导，让当事人及时了解案件，帮助当事人从容应对庭审。团队的专业能力与服务态度受到当事人一致好评与认可。
宸轩律师事务所刑事诉讼部门，提倡并践行团队精神，整合集体智慧和资源，保证刑事诉讼部的案件质量，为生命辩护、为自由辩护。刑事团队律师都是精通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资深律师，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学术理论功底深厚，还有一批成员具有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刑事司法工作经验。以精湛的业务、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辩护效果，深得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好评。擅长处理各类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并在刑事合规及刑事风险控制业务方面颇有心得。
宸轩刑事辩护业务领域
我们提供的专业服务主要包括：
· 协助当事人向有权机关提起刑事举报、控告
· 为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死刑复核等阶段担任辩护人
· 代理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并通过谈判、刑事和解、刑事执行等方式进行刑事索赔，最大限度挽回客户损失
· 代理当事人进行刑事申诉
· 协助公司客户开展企业内部舞弊风险防范
· 协助公司客户开展刑事合规审查
· 协助公司客户处理刑事被调查危机事项

㈧ 北京刑事辩护好的律师

陈晓伟，北京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职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事务部执行主任、刑民交叉法律事务部北京分中心主任。2016年到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盈科律师事务所年度优秀律师，年创收均在千万元以上。陈晓伟律师擅长处理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处理结果深受当事人的好评和信任。
陈晓伟律师自2004年开始执业，办理的刑事案件不胜枚举，处理过的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成百上千。多年的执业经历，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和精湛的辩护技巧，对刑事辩护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方法，对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办案流程极为熟悉。陈晓伟律师办理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撤案，检察院未批准逮捕、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辩护率极高。
陈晓伟律师尤其擅长经济犯罪、金融类犯罪、职务犯罪、涉黑犯罪辩护与公司高管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与解决。
陈晓伟律师执业多年来一直将“胸怀感激，心存敬畏，竭诚服务，伸张正义”作为执业信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倾尽所有的帮助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并充分尊重公检法机关的办案规定。在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评价和信任时，也充分获得了公检法机关承办人员的赞赏。
陈晓伟律师辩护成功案例：
（一）、经济犯罪案例
1、辽宁杜某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辽宁省建国以来最大一起虚开增值税发
票案）；
2、北京逯某涉嫌诈骗案， （无罪辩护，庭审之后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
由撤回起诉）
3、北京某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李某涉嫌诈骗案； （检察院未批准逮捕）
4、北京刘某涉嫌诈骗案，涉案金额 5600 余万；
5、北京梅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涉嫌金额 437 万元（法
定刑以下量刑）；
（二）、职务犯罪案例
1、北京某村主任鲁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
2、首汽集团某分公司经理杨某涉嫌贪污案；（判处缓刑）
3、黑龙江农垦商贸集团原经理刘某涉嫌贪污案二审， （一审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4、山东省安丘市某国企总经理刘某受贿，挪用公款案；
5、北京金隅集团耿某涉嫌职务侵占案，涉案金额 1020 万， （变更起诉
罪名为挪用资金）；
6、中国民用航空器有限公司石某涉嫌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额 300 余万
（判处缓刑）；
（三）、涉黑案例
1、内蒙古赤峰市周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2、河北省承德市段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3、青海省门源县谢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敲诈
勒索、非法采矿案（青海省全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第一案）；
4、山东省曹县马某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恶势力犯罪案；
5、河南省罗山县某人大代表涉嫌非法采矿、强迫交易、 寻衅滋事等恶势
力犯罪案件；
6、黑龙江省宁安县董某涉嫌寻衅滋事等恶势力犯罪案件；
（四）、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与解决
1、北京雍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P2P 平台雍和金融）总经理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检察院未批捕）
3、香港某外汇交易平台股东个人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专项；
4、黑龙江中现信息有限公司某业务经理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检
察院未批捕）
5、北京中投汇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
案金额 1 亿
5、廊坊市黄金佳集团赵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 5.6 亿；
6、内蒙古赤峰市五甲万京集团孙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涉案金额 3.8
亿；
7、北京成吉大易杨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 69 亿；
8、内蒙古鄂尔多斯孟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 7.2 亿；
9、内蒙古鄂尔多斯塔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检察院不起诉）；
10江苏宿迁石某涉嫌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 7.8 亿；

㈨ 陈光中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陈光中治学严谨，崇尚科学，倡导创新，注重务实。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密切注视国际研究动向和趋势，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著作35部、教材19本、论文220多篇），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诉讼价值观
陈光中认为诉讼法的价值可分为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在现代法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相辅相成，不能有主次之分；应当承认，诉讼法的第一价值是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自身重要的独立价值。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机械的并重而是动态的并重。
（2）刑事诉讼目的观
陈光中主张法的权利本位观，刑事诉讼在总体上也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打击犯罪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权。但刑事诉讼直接的目的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内涵，狭义上应指诉讼参与人，特别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应当是保障的重点。我国传统上重打击轻保障，因此既要讲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又要重点突出保障人权。应当将“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条文。同时，他认为强调人权保障并不意味着放弃惩罚犯罪的价值追求，而是主张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同时防止削弱打击犯罪，在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强化被害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
（3）刑事诉讼结构观
陈光中认为，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才能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现代法治的刑事诉讼结构应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审判方居中裁判的原则。他主张，中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包括两个三角结构：一个是在审判阶段中，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结构。另一个是审前阶段由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以及审批逮捕、审查起诉的中立裁决者组成的三方结构。
此外，他还认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这两种诉讼结构各有长短，两者适当结合最有利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吸收西方两大诉讼结构的长处来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近似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应适当吸收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同时又不能完全照搬，应保持法官在庭审中有限的主动性。
（4）刑事诉讼效率观
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上，陈光中主张“公正第一，兼顾效率”。他认为，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公正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查清案情，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以一种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解决国家与被告人、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当然，公正的优先地位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效率，不得不对公正的价值作出适当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不能过分，否则就会违反司法的基本要求。 （1）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真实观
陈光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他不同意否定认识论对证据制度起指导作用的观点。他认为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达到诉讼客观真实，即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力求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他主张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由于诉讼证明的复杂性，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刑事证明不能只适用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而是要有层次性，如适用推定等，这样就必须适用法律真实原理。但是如果法律真实不与客观真实相结合，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主观主义。
（2）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事实时必须遵循的原则。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史，不应以欧洲大陆为中心，而应扩展至世界范围,将其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证据裁判原则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根据。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可采性。定罪证明标准是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其中“事实清楚”是主观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是客观标准。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关键条件。但不能照搬西方对排除合理怀疑关于“接近确定性”或“95%”的解释。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应达到结论唯一性，以严防冤案的发生。
（3）刑事证明理论
陈光中主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在广义上，应当指公安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以及他们所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收集、运用证据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活动。对于证明责任问题，他主张对举证责任和职务证明责任进行区分，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庭审理阶段，控辩双方对法庭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而职务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基于职责，在诉讼证明中所应达到的要求，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的处理性决定时必须具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它要解决的是国家专门机关在追究犯罪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系问题。
（4）刑事证据原则和规则的完善
陈光中主张为了实现证据制度上科学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根据国际人权的有关规定并参考外国的证据法，应当确立以下原则、规则：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作证特权，传闻证据规则等等。他力主疑罪从无，认为疑罪从轻实质上是有罪推定并且是产生冤假错案的重要成因。1996年刑诉法修改，增加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重要规定，这与陈光中的努力有关。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陈光中主张建立相对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刑讯获取的口供一律排除，不具有证据效力；实物证据则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应采取裁量排除原则，即根据违法程度、案件的性质、公益的保护等因素综合加以酌量考虑，具有一定的弹性。在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上，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认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为非法取得并提出相关线索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合法取得，其证明标准为确实充分，至少要达到证据明显优势。 （1）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
陈光中认为，在当前，刑讯逼供是最大的程序不公，冤枉无辜是最大的实体不公。为了遏制刑讯逼供，陈光中主张，扩大刑讯手段的解释范围，即刑讯不仅指对肉体上的施加暴力，而且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实现看守所中立，并由其进行全程录像或者录音；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相对的沉默权。
（2）完善辩护制度
陈光中始终认为，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1955年他在《政法研究》上发表的处女作论文中就通过介绍苏联辩护制度主张在新中国建立辩护制度。后又在两次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以及发表的文章中，力主不断完善辩护制度。如主张律师在侦查阶段应当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有权收集证据等。他是最早主张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当全程实行法律援助制度。
（3）强化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陈光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应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在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他主张在加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扩大被害人的权利。经立法部门和学者的共同努力，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列为当事人之一，赋予了他申请回避权和要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从而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当前他又主张制定新法，创建被害人救助制度。
（4）腐败犯罪案件侦查手段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在我国的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检察机关取证能力较为有限，难以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在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可以使用控制下交付、特工行动和电子或者其他监听形式等特殊侦查手段。但我国1996年刑诉法对这些手段均没有作任何规定。因此他建议，修改刑诉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反腐败侦查部门有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2012年刑诉法再次修改时吸收了此建议，将特殊侦查手段纳入刑事诉讼法规制范围之内。同时，他特别强调，在强化犯罪侦查能力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机关权力的制约也非常必要。
（5）二审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陈光中认为，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权利救济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1996年刑诉法修改对二审审判改革力度明显不够。为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功能，刑诉法再修改应当坚持全面审查原则、扩大开庭审理的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改革发回重审制度、创建当事人和解制度。惟有如此,刑事二审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
（6）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死刑复核程序是最后一道把关的程序，应当向诉讼化方向进一步完善：第一，法官应当讯问被告人；第二，必须有辩护人参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聘请辩护律师的，应当指派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参加。第三，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重要证据要认真细致地核实，必要时可以到当地召开不公开的听审会，通知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到场，对证人、鉴定人等言词证据来源加以质证，以便更有效地判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以上部分主张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
（7）再审程序的改造
陈光中认为，我国传统观念上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单纯追求实体公正，具有片面性。现代化的再审程序必须把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一事不再理）规则、程序安定性与纠正错判结合起来，区别有利于被判决人和不利于被判决人两种情况做不同处理。他认为在再审理念上不能只强调程序终局性而不注意纠正生效裁判实体错误，特别是对无罪错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任何时候都应当允许申诉，在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后，必须加以改判平反，还无辜者以清白。
（8）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
陈光中认为原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被追诉人的特点关注和权利保障很不够，主张再修改时应专章设立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规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确立全面调查、分案处理和办案人员专业化的制度；实行指定辩护制度，提高逮捕标准，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并率先提出增设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以上主张大多被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9）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陈光中认为，近些年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理念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实务部门通过开展试点，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能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有利于提升被害人的程序性主体地位并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和解应当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同时还应加以规范，使其发挥最大功能，将弊端减少到最低限度。如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以及放纵犯罪或者处罚过轻现象。
（10）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光中教授就率先关注和倡导建立中国的刑事赔偿制度。他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尽快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以使宪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具体化，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他建议，享有刑事赔偿请求权的条件，应当包括错误羁押和错判，错判以无罪枉判为限。关于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他认为，我国确立刑事赔偿制度时应当以赔偿经济损失为主，赔偿金应当由国库支付。他还建议，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挟嫌报复、玩忽职守，造成错误羁押，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除了应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些建议，后来大多被1994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所吸收。十多年后，根据法治建设发展，立法机关启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陈光中积极参加修改座谈会，还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对如何改革刑事赔偿制度提出系统建议，其中不少主张为2010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所吸收。 （1）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
在联合国司法准则问题的研究上，陈光中率先敏锐地认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1998年，陈光中与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国际中心合作推出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是国内最早专门探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中国的实施问题的专著。他认为，联合国人权准则是从人类社会共同的要求中概括出来的准则，我们应当予以尊重。对于我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则应当认真、严格地予以遵守，不宜与之发生明显的不协调的现象。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使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内容在我国能真正得以实现，必要时还要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与国际条约相接轨。
2002年，陈光中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建议书》，并公开发表在《政法论坛》杂志上，他希望通过该建议书促进我国早日批准和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促使我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改善，促进我国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对于我国批准和实施该公约的条件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基本具备批准和实施公约的条件。对于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协调问题，他认为，我国宪法没有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将来应当对该问题在法律上加以明确，确立优先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对于该公约条款的保留问题，陈光中建议，在批准公约时尽量不保留，把保留和声明的条款减少到最低限度。关于该公约的批准时间问题，他建议，我们应当积极创制条件，认真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以争取尽快批准公约。
（2）对外国法制经验的借鉴
早在1988年，陈光中主编了《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一书，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专著。在对待外国法治的态度上，陈光中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法治的一些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性予以否定，应当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特别是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2004年，陈光中教授又主编出版了《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立法的最新变革动向以及联合国有关刑事诉讼的条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及探讨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提供重要资讯。但是，陈光中教授从来不盲目相信西方的制度，认为，对外国法的移植和吸收，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 1. 《刑事证据制度理论》（合著），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2.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第一作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
3. 《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 《律师学教程》（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国法律教程》（主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第一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
9. 《联合国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第一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
11.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3. 《审判公正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8. 《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修订版）》（副主编，并任其中的“刑事诉讼法”、“司法组织”学科主编），中国网络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
19. 《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路径》（第一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第一作者），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陈光中法学文选外文卷“Chen Guangzhong：Selected Works on Law”》，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 《陈光中法学文选》（三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中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之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6. 《刑事诉讼法》（第五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 《法学概论》（第五版）（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03年版。
28. 《证据法学（修订版）》（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9. 《论检察》（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
3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 《苏联的辩护制度》，载《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2.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分类与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合作），载《政法研究》1956年第2期。
3. 《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简述》，载《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4. 《略论封建法制》，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1期。
5. 《试论我国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6. 《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
7. 《中国古代的上诉、复审和复核制度》，载《法学评论》1983年第3、4期合刊。
8.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赴日本考察报告》（合作），载《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
9.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87年第1期。
10. 《关于检察制度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几个问题》，载《浙江法学》1987年第3期。
11. 《外国刑事诉讼法程序的近期发展趋势》，载《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1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形成和特征》，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1卷），日本成文堂1989年 版。
13. 《关于中国的判例制度研究》，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89年第4期。
14. 《处理两岸间刑事法律之我见》，载曾宪义等：《大陆法律学者论“海峡两岸关系暂行条例”》，台湾蔚里 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新探》（合作），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6. 《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2卷），日本成文堂1991年 版。
17. 《中国大陆的法学教育》，载《中国法制比较研究论文集》（台北）1992年。
18. 《关于反贪污贿赂立法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合作），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93年第8 期。
19.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与审判结构之探讨》，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20. 《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展望（要点）》，载《93’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1994年1月。
21.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展望》（合作），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5年。
22. 《孙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法制思想》，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23.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24. 《刑事诉讼法修改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5期。
25.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现况及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律》（香港）1996年第1期。
26. 《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27. 《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体会》，载 《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28. 《中国刑事诉讼法之改革》，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8年。
29. 《刑事法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0. 《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31.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32. 《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并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合作），载《中国法学》 2001年第1期。
33. 《论刑事诉讼中的“中立”理念》（合作），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34. 《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合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 第1期。
35. 《中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6. 《关于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12期。
37. 《刑诉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理之修改》，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3期。
38. 《改革、完善刑事证据法若干问题之思考》，载《证据法论丛》（第8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版。
39.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澳门检察》2004年第5期。
40. 《试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41.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2.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3. 《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4. 《附条件不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
45. 《司法、司法机关的中国式解读》（合作），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46.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7.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之展望》，载《法学》2008年第6期。
48.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诉讼法学》（合作），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
49. 《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合作），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50. 《刑事诉讼立法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51. 《建国初期司法改革运动评说》（合作），载《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论文集》2009年4月。
5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合作），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
53.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合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54. 《再谈刑事和解》，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5. 《中国语境下的证明责任问题探讨》（合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56. 《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之探讨——以两院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之公布为视角》，载 《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7. 《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58.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视野下的二审程序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59. 《我国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60.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合作），载《法学》2011 年第9期。
61. 《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法学》2012年第11期。 62.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63.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载《澳门研究》2013年第1期。
64. 《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65.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作），载《诉讼法学研究》（第十八卷）2013年9月。
66.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
67.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之探讨》（合作），载《中国法律》2013年第5期。
68. 《严防冤案若干问题思考》（合作），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
69. 《应当如何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期。
70.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