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百信律师事务所

Ⅰ 广州涉外律师事务所排名

1、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信信扬)系由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1998年成立)与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2001年成立)于2012年8月16日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复合并成立。 国信信扬成立于 1998年，致力于发展成综合性大型律师事务所，十八年来，已形成政府法律顾问、企业并购、改制、金融证券、破产重整、房地产、酒店合同管理、复杂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优势服务品牌，综合实力一直名列广东律师行业前茅。 ? 2000年被司法部授予 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荣誉称号; ? 2005年度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十大品牌律师所; ? 2011年度被授予全省优秀律师事务所荣誉称号; ? 2012—2013年度，连续两年被广州市律师协会授予管理优秀奖荣誉称号; ?

2014年7月，被广州市政府部门评定为广州市总部企业; ? 2016年11月30日，经广东省司法厅核准，正式转制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 国信信扬经过十八年的发展，不断整合资源，有序实现人才和业务资源的优化互补，大大提升了事务所的综合实力及优势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之一。

目前，国信信扬在深圳、河源、江门、汕头、东莞、广州南沙区和四川省成都市设立了七家分支机构。此外，国信信扬与香港麦家荣律师行分别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区共同设立了国信麦家荣(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国信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成为全国第一家在深圳前海和南沙自贸区均设有中港联营所的律师事务所。

2、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位于中国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市，办公面积2300 平方米，是一家在规模、专业水平及服务水准各方面均在中国华南地区律师行业内名列前茅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为更好服务于外商投资企业，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在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最密集的萝岗区设立了办公面积达970平方米的分支机构。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在业务工作流程和服务质量管理方面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内控体系，并设置了完善的后勤服务团队，以确保本所能够为客户提供始终如一的高品质法律服务。君厚在公司、证券与资本市场、并购和重组、劳动、银行信托及保险、知识产权、房地产开发与建设、跨境贸易与投资、海关事务、诉讼与仲裁等服务领域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目前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有员工近200人，其中有多位执业经验超过20年。君厚大多数律师毕业于国内外顶尖院校，其中硕、博以上学历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了良好的学历背景，部分律师还拥有不同行业的宝贵经验。

在选择律师这个职业前，有的曾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或其它各级法院担任法官，有的曾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有的曾在大型金融机构或企业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还有的曾在高等院校担任教授。丰富的职业背景使得君厚律师一专多能，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基于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君厚律师在律师专业领域、社会管理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及荣誉。

3、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1月，是广东省最早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2012年11月，广信君达成为在广东率先采用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的首家律师事务所;2016年11月，广信君达成立了广东省首家律师事务所党委;2017年6月，广信君达入驻广州第一高楼——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办公面积超过7000㎡;追求的步伐永不停歇。 广信君达总部设在中国中心城市——广州，并在武汉、深圳、中山、东莞、清远、佛山、广州南沙和白云、珠海、日本东京等地设有分所，泰国曼谷、美国洛杉矶、马来西亚吉隆坡设有办公室。目前，北京、上海、南京等分所正在设立之中，具有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服务全球的地缘优势。 广信君达拥有一支近500多名由资深律师、专家学者领衔组成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与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广信君达以汉、英、日、德、法、韩等多种语言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具备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法律服务解决方案的能力。 广信君达采用公司化的管理与运营模式，完善的制度与机制、科学的管理与专业支撑系统，严格的客户保密规范，有效的风险质量控制体系，为优质、高效服务客户提供了有力保障。 1993年以来，广信君达以优秀的律师队伍，优质的法律服务，规范的运营管理，获得了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法律服务行业文明服务窗口、司法部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协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亚洲法律杂志》中国南部最佳律师事务所、《商法》中国(广东)卓越律所、广州市总部企业、广州市十佳律师事务所等多项荣誉，是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组委会唯一常年法律顾问。 广信君达始终不忘回馈社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2013年发起责任社会 美丽中国律师社会公益计划，倡导中国律师参与村(社区)服务，以时间和才能承担社会责任。 广信君达以效率、信任、责任为核心价值，不断探索、创新、进取，努力打造成为华南地区首屈一指、全国行业排名前十的国际性专业化律师事务所。

4、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于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成立，是广州市属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金鹏律师事务所业已成为广州最具规模的大型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金鹏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及珠海等城市)及中国华南地区的企业及政府部门提供综合性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政府法律顾问、刑事辩护、企业法律顾问、并购及重组、融资及上市、破产及清算、知识产权、民商事诉讼及仲裁、婚姻家庭、医疗及人身伤害赔偿法律业务等。 金鹏律师事务所多次被评为广东省文明律师事务所、广州市规范管理律师事务所等荣誉称号。金鹏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建立了广泛的客户关系及政府资源，有多位律师先后分别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协会会长等职务，被广州市政府多个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聘为法律顾问。 金鹏律师事务所始终秉承厚德重法、忠信勤勉的精神理念，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致力成为广东省最值得信赖的律师事务所。

5、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1994年2月，广东正大律师事务所是顺应中国律师体制改革大潮，最先按国际通例组建的直属广东省司法厅管理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总部设在中国南方最大都市广州。1998年，原广东百灵律师事务所加盟广东正大律师事务所。2000年经司法部门批准，广东正大律师事务所正式更名为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2001年5月，原广东广建律师事务所又加盟正大联合，统一办公场地统一建帐，真正实现了律师骨干队伍与业务服务能力的强强联合。 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以一流规模、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为至高追求，以勤勉、诚信、高效为服务宗旨，赢得了良好声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严格考核，被授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经广东省司法厅对多年来的业务质量和服务信誉的考评，被授予首批广东省文明律师事务所称号。获此殊荣的省司法厅直属律师所仅两家。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已由最初创建成为现在多家加盟、颇具规模的律师事务所。

6、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于1995年在广州设立，是国内第一批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自创办以来，在广大客户、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事务所不断发展壮大，于2016年率先改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并创新管理模式，实现了跨越式的迅猛发展。目前，通过事务所兼并整合，广泛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和团队，目前已成为注册资本过千万、执业律师超300人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规模位居广州前五、广东前十，是华南区域最具规模、专业化建设最全面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随着事务所的战略发展规划，目前已经设立了肇庆、顺德、黄埔、长沙分所，正在筹备设立深圳、武汉、三亚、南昌、贵州、东莞、佛山、番禺、南沙、云浮等分所。

7、广大律师事务所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的大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为中国规模较大、较具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广大总部设于广州，在北京、上海、深圳设有分所，现有员工250余人，其中专职律师116名。其地理分布优势使广大的服务范围覆盖中国最重要经济发展区域的各大主要城市。本着勤勉敬业的执业准则，凭藉着精湛的法律业务素质和对中国经济环境及企业界需求的熟谙，广大律师以其及时、高效和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并在业界建立了宝贵的声誉。

成立十年以来，广大先后获司法部授予的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称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推荐的全国十佳律师事务所、广州市律师协会评定的广州市十佳律师事务所等多项殊荣。此外，广大还分别于2007年及2008年被亚洲法律事务杂志(ALB)评为年度最佳广东律师事务所及年度最佳广州律师事务所。

作为一家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的综合性大型律师事务所，广大下设多个法律业务部门，包括：公司与证券部、房地产与建筑部、国际业务部、金融与银行部、诉讼仲裁部、知识产权部和综合法律部等，广大的业务专长集中于公司及资本市场、房地产与建筑、跨国投资、诉讼及争议解决等领域。每个业务部门的律师在专业执业领域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非常注重团队作战，根据客户或项目的需要，来自不同部门的律师可以组成各类不同的项目专项小组以圆满实现客户的目标，这使得广大有足够的实力经办和处理各类大型、复杂的非诉讼项目和诉讼、仲裁案件。

2007年9月，广大作为创始成员所之一，与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和上海、深圳等地的8家地区性国内顶尖律所，在北京成立中世律所联盟(SGLA)。作为SGLA的成员，与联盟所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本所一项重要优势，广大可以通过SGLA国内和国际网络获得无可比拟的资源，从而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8、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

1994年10月，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开始了雄关漫道般的征程。 秉承以人为本、管理为先，以法为魂、执业为民，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理念，华法人以强化管理、优化服务、规范经营、规模发展为方针，朝着立足广东、面向全国、树行业典范、铸华法品牌的目标阔步迈进。目前，华法所总部设在广东佛山，并于北京、广州、香港、江门、顺德、三水、高明设立了七家分支机构，奠定了南北呼应、辐射全国的优势格局，跻身全国名牌大所之列。 2000年，华法所荣获全国律师界最高荣誉——司法部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光荣称号。 2005年与2011年华法所两度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作为一家面向全国的兼具综合性与专业性特质的规模律师事务所，华法所在金融、证券、房地产、刑事、民事、商事、知识产权、资产重组和企业改制等多个领域，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近年来，华法更加与时俱进，在防范金融风险、产业与城市改造等方面，为政府、各种经济体及个人开拓新的法律服务领域，并形成了华法新的、特有的专业服务优势。

9、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1、正平天成是广东地区第一批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正平天成是1995年3月由中国司法部授权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广东地区的第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正平天成秉承团队精神，勤勉敬业，优质服务的宗旨，强调以团队精神和集体智慧为客户奉献最好的专业服务。 正平天成自设立以来，其专业水平、客户群体，在华南地区和行业协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正平天成在1995年设立后，即与澳门中旅社联合办公，在澳门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澳门地区的公证、见证和涉外法律业务。

2、正平天成的律师团队 正平天成拥有一批业务水平精湛、具有良好敬业精神和道德风范的执业律师，现有执业律师63名，专业和行政辅助人员26名。 正平天成律师均接受过专业教育，其中多名律师具有博士、硕士以上学位，多名律师同时拥有金融、财务、工商管理、计算机等其他专业的教育背景。正平天成的部分合伙人和律师具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验。正平天成的多名律师亦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房地产评估师及专利代理律师等相关专业的从业资格。正平天成还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律专家团，有8名律师获颁广州市律师协会执业20年贡献奖，1名律师荣获全国十佳律师提名奖，1名律师荣获广东省十佳律师称号、1名律师荣获 广州市十佳律师称号。 正平天成倡导做学习型的律师事务所，多年以来正平天成的专业团队在各级各类专业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专著多篇，不断总结、升华在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积累的知识、经验，不断提高团队的理论水平。 正平天成在律师行业中也是领导型的服务机构，人才辈出，先后造就了多位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省市律师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3、正平天成的主要荣誉 正平天成自成立以来，曾多次被省司法厅、市司法局评为优秀律师事务所。2000年正平天成被中国司法部评为第一批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此外，正平天成还获广东省文明律师事务所、广州市文明律师事务所、广州市规范律师事务所和全省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等称号。 早在1999年，正平天成即被国际法律界权威杂志《法律500强――亚太卷》评为南国地区领导型律师行暨资本市场法律事务所主导领先地位之律师事务所。

4、正平天成的业务资质 正平天成设立后即取得中国证监会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证书，更有多位律师于全国首年度颁发从事

Ⅱ 三孩政策实施 民法典收养人条件是否调整

三孩政策实施，民法典收养人条件是有一定的调整。
作为亲属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收养制度是婚姻家庭法律里基础性的制度之一，具有完善家庭关系、促进道德风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今随着民众对于收养行为的接受度逐渐增高，与收养有关的民事行为也越来越多。据了解，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关于收养的法律咨询“屈指可数”；而自民法典实施后，加之“三孩政策”的到来，关于收养的咨询便多了起来。在民政部门户网站的政民互动栏目中，关于“收养”的话题更是热度不减。
变化调整有：
1.收养条件放宽：年满30岁单身人士可收养 主流收养群体仍是40岁以上夫妇，在收养的身份法律行为中，当事人往往包括收养人、被收养人和送养人。而在民法典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收养条件的放宽。“特别是对于收养人而言，民法典放宽了收养人条件和被收养人人数。” 来自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的婚姻家事律师张少星解释。
2.被收养人限制放宽：收养8岁以上未成年人需征询本人意见 14岁~18岁未成年人被纳入收养，除了放宽收养条件之外，民法典实施后的显著变化还包括放宽了被收养人的限制。“不仅扩大了被收养人的范围，同时也放宽了被收养人的年龄限制。”来自海珠区人民法院的张瑞雪法官说。
3.规范收养制度：增加收养评估办法 增加对收养人犯罪审查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民法典中还增加了对收养人违法犯罪记录的审查。“民政局除了会从经济情况、居住环境、个人健康、工作能力等考察收养人条件，还会与公安联动查看是否有不良记录，比如行政拘留、家暴等，也可能会与妇联联动进行家访。

Ⅲ 深锐｜聚焦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紧急施救 纵有不当不算过错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总则编作为民法典的第一编，凝练了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集中体现着民法典严谨逻辑体系中“总”的特点和规律。
针对该《解释》，记者近日采访了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的冯宇平律师，在他看来，民法典总则编起着提纲挈领、价值统摄的作用。“民法典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体现了公平正义、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对于普罗群众而言，特别细化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见义勇为、自甘风险等制度规则，进一步在‘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问题上亮明态度;与此同时，民法典在内容上还突出强调了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自然人开始更早地参与到部分正常社会社交中，因此在未成年人年龄限制、胎儿利益等方面也作出了调整，体现了社会进步。”
细化社会正义
紧急避险:保障“不得已”行为
根据《解释》第三十二条:“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耐迟没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而在现实生活中，紧急避险也可以较大程度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冯宇平律师用两个案例来进行解释——
案例一:为减少损失挖邻居鱼塘，属紧急避险
A某承包四口相邻的鱼塘，将公路底下暗渠的去水口堵住来蓄水养鱼。B某在A某的鱼塘边种植果树。一天因为天降大雨，积水无法及时排出，致A某的四口鱼塘贯通成一片，B某的果树也被浸泡在水中，B某担心果树被长时间浸泡会出问题，于是将A某在暗渠去水口上安装的拦网和围栏挖开，加快排出积水。A某因此流失了不少的鱼种，于是将B某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8600元。一审法院经过调查，确认A某的实际损失为4200元，B某擅自毁坏其架设的拦网和围栏，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判决B某赔偿A某损失4200元。
对此，B某上诉，二审法院认为，A某堵塞去水口导致果园被淹，存在过错;B某为了让自己的财产损失不至于扩大，疏通去水口，属于紧急避险。但B某没有通旦握知A某，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渔产损失，双方过错相当，判决B某承担2100元。
案例二:因躲避行人而翻车
行人承担主要责任
刘某驾驶一超载大货车至城乡接合部，见行人车辆渐少，遂加快行驶速度。此时他突然发现前面有一行人王某横穿公路，刘某慌乱之下猛打方向盘避开王某，但由于车辆方向急转，一下子便侧翻在地，车辆、货物均有受损。刘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其所受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为不伤及被告，采取向右急打方向盘导致翻车的行为，属紧急避险，其损害应依法由引起险情的王某承担。但刘某在运输过程中超过核定的限载量载货，其违章行为对翻车的损害后果也有一定的过错。据此，一审判决由王某承担主要责任，赔偿原告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5780.60元，刘某自行承担次要责任。
志愿者展示民法典。(视觉中国)
律师分析:紧急避险乃“不得已而为之，择其重而护之”
类似“紧急避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是如何判断却成为一大难点。对此，冯宇平表示:“紧急避险的重点在于，两个合法的权益发生了冲突，但是只能保全其中一个，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允许行为人为了保护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
“如果用简单的话说，紧急避险可以理解为‘不得已而为之，择其重而护之’，是通过牺牲一个比较小的合法权益去保护另一较大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还是对较小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应当在穷尽其他一切可用的手段仍然无法保护法益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 冯宇平称，实现紧急避险主要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有现实的危险正在发生，且这种危险必须是如不采取措施就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如案例一中，果树已经浸泡在积水中，而积水再不排出就会对B某的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害;第二，有避险行为，即必须有损害某一利益而昌纳保全另一利益的动机和事实。如案例一中B某挖开去水口，损害了A某的财产利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安全，案例二中刘某猛打方向盘是为了保全王某的性命。“如果只存在损害利益的行为，就只构成侵权行为。”第三，避险措施必须适当，主要表现为被损害的利益要小于保全的利益。例如案例二中，较大的利益就是王某的生命权，损害的利益是较生命而言更小的财产利益，因此刘某的行为在紧急避险的适用范围内。
冯宇平也强调，由于紧急避险的情况复杂、条件苛刻，在实践中往往需要双方谨慎衡量多重因素。“因此在面对突发危机的情况下，不要总想适用紧急避险，还是要尽可能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
民法典让“不敢扶”成为过去
紧急救助:让施救者无后顾之忧
“扶不扶”“救不救”等社会问题近几年被大众重视，而民法典中，对于“紧急救助”也设立了相关条款。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而在《解释》第三十四条中同样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
而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实施了紧急救助但未能成功的案例。“这一法条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使群众在对特定人群施以援手之时无后顾之忧。”冯宇平表示。
案例:牌友发病致死 施救不当不存在过错
某日晚，A某与B某相约到C某家里打牌。当晚9时许，A某突然出现手麻、满头大汗、脸色发青、说话困难等症状，其他人立即将A某仰面平躺在沙发上。在场的B某马上拨打急救电话120，C某则联系同一栋楼上的D某、E某帮忙。随后，D某采用抓起A某双臂的方式将其背起，在场其余人搭手共同将其送出，一同将A某送往医院抢救。后A某经抢救无效于当晚23时许宣布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A某的儿子认为其父亲发病时不能移动只能平躺等待救治，但B某等六人救助方式不恰当，导致受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六被告连带赔偿二原告因A某死亡产生费用的50%即4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B某等六人在A某出现身体不适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属于在当时场景下能够采取的适当措施，均是对A某的救助行为，并非加害行为。B某等六被告不是专业医护人员，难以通过A某的症状判断其病因，更不知晓其病状是否不能移动。因此，各被告所采取的救助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施救方法，不应因为救助者未达到专业医护人员的救治水平而认定其存在过错。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律师分析:鼓励和保护救助者让“不敢扶”成为过去
冯宇平表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作为免责事由，必须满足“救助情形紧急”，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自愿救助行为”:所谓“紧急”，即救助是需要第一时间去实施的，否则将难以弥补。该救助行为通常针对受助人可能遭受的人身损害，或挽回紧急情况下的财产损害;“自愿”则是指从行为上表现为主动施救，要凸显主动。
此外，冯宇平还强调，本条仅针对该救助行为对受助人造成的损害免责。“若存在对其他人的损害，则要看是否符合紧急避险、无因管理或者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等情形予以分别处理。比如在这个案例中，若A某最终被救活，但B某六人在送A某去医院过程中又导致A某出现其他伤害，B某六人不需承担民事责任。”
“法律不强人所难，过多的限制会导致一些‘善法’没办法落实。对于自愿实施救助的行为人，不能苛求他们都具有专业的救助知识，而应鼓励并保护这些伸出援手的救助者，重塑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让‘不敢扶’成为过去。”冯宇平说。
冯宇平
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平
自甘风险:厘清文体活动意外责任
民法典共分7编，依次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尽管部分新规并未出现在总则编或最新的《解释》中，但其余六编均在“总则编”的统摄之下，始终贯彻着民法典体现的公平正义原则。
冯宇平律师以侵权责任编中增设修改的“自甘风险”新规为例:“法律具有进步性。过去，可能弱者和强者对公平会存在不一样的看法，而随着公民素质提高，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说，它的引导作用就在于努力实现从社会民众的角度上的、更大程度上的公平。”
“自甘风险”则刚好体现了这一点。冯律师以一个民法典实施后的案例及此前的相关办案经验作对比:70多岁的A某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一直自发参加各类羽毛球比赛。一天A某和B某以及另外两人参加羽毛球2对2比赛。期间，B某不慎用球拍击中A某右眼，致其人工晶体脱位、前房积血等问题，A某将B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近万元。
“在未施行民法典前，‘自甘风险’的概念还没出现，因此总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而在司法实践中，过去各地法院对此类纠纷的裁判原则并不统一。有的法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认为‘致伤者’并无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有的法院则认为适用公平原则，判决‘致伤者’赔偿或补偿部分损失。”冯宇平表示，在民法典实施前，“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已经有了一定的司法基础。而民法典的“自甘风险”则填补了这一块的法律空白，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裁判规范。“这厘清了在文体活动中出现意外时，各方责任的法律范围，体现了最大程度的公平。”
根据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行为”，这意味着一方面行为人要依法承担与其年龄、智力、行为能力相适应的责任，风险自担;另一方面明确了活动组织方、管理方的责任，督促其更好履行职责(如因地板湿滑摔倒等情况，活动方需要承担责任)。但是，若是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受害人受伤的，依然需要承担责任。
民法典宣传进社区(视觉中国)
保护未成年人、胎儿利益:更早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此外，在《解释》中，还在内容上突出强调权利保护，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自然人的权利保护置于中心位置，从保护未成年人、胎儿利益，规范权利的行使，平衡失踪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司法立场。
如关于“胎儿的利益保护”，胎儿能不能继承遗产?能不能接受赠与?《解释》第四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而根据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该条款是对胎儿做了一种象征性和拟制性的规定，即民法典认可了胎儿拥有部分和成年人同样的权利，将胎儿视为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但因胎儿能否顺利降生尚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才拟制了这个权利。这在原来的法律上是不多见的。”冯宇平说。
类似的还包括《解释》第五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表现最为明显的则是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界限由10周岁调整为8周岁。“这体现了随着社会发展，法律认可自然人能更早地参与到部分正常社会社交行为当中。”冯宇平说。
而根据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意味着，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已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如9岁的小明收到了来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A某的赠与，小明表示接受，小明的监护人则不能再对于该赠与行为向A某做出退回或不接受的决定。
民法典以及《解释》的施行，让未成年人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细化“一般规范” 避免“和稀泥”式执法
针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施行带来的变化和意义，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民商法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会长周林彬教授，他表示:“无论是立法或是司法解释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法院通过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案例去诠释民法典，通过指导性案例等相关制度去统一民法典的适用规则。”
利于杜绝“同案不同判”
“《解释》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周林彬教授表示，民法典总则编主要规定的是民事制度统领性的“一般规范”，多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为了弥补“一般规范”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解释》细化并完善了部分“一般规范”，比如进一步规定滥用民事权利行为的认定与法律后果、重大误解这种“意思表示”错误民事行为的认定标准等。此举为民事主体守法、行政机关执法、司法机关适法提供了更具体的指引，既有助于避免出现“和稀泥”式的裁判和执法，也有利于杜绝“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此外周林彬认为，《解释》充满了人文关怀，强调对于弱者的保护。民法典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强调了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解释》延续了这种精神。比如，《解释》细化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认定标准和处理规则，保障了人民以合理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再如，《解释》明确了监护能力的认定标准和监护人确定规则，遵循了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有利于被监护人权利的切实保障。这些规定都充分发扬了民法典“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
周林彬
提供灵活应变的解决思路
周林彬认为，《解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解释》特别强调民法典总则编的“一般规范”在填补法律漏洞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第三款规定“民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遵循民法典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为法院适用民法典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型法律关系、新问题提供了灵活应变的解决思路。
“《解释》同样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自信。”周林彬表示，《解释》规定，“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并要求“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应当就习惯及其具体内容提供相应证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查明”。一方面，中国人民在社会生活和商业交易中长期形成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的习惯，据此得以成为规范各方行为的规则和司法裁判的依据，这所产生的正向效应不仅使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能够得到更好的调整，更体现在其能够将更多符合中国人民交往模式和民族特性的习惯吸纳进民事法律体系中;另一方面，《解释》严守作为法源的习惯的界限，防范习惯在民法典总则编的模糊规定下无序扩张，坚定习惯应有的普遍性、道义性等中国特色。
是保障《民法典》实施的重要措施
“《解释》是保障民法典实施的重要措施，但并不能解决民法典总则编法律适用中的全部问题。”周林彬举例，尽管《解释》已经对代理制度的法律适用提供了更完善的适用规则，但对于营利法人和决议行为等商事制度的法律适用并未提供适用指引;又如《解释》虽细化了民法典总则编部分“一般规范”的适用规则，但仍有一些适用规则待进一步细化。“当然，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无论是立法或是司法解释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更重要的是法院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去诠释民法典，通过指导性案例等相关制度去统一民法典的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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