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为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制度。我国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这两种制度均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实现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建立的一种司法保障制度。
一、二者的主要区别：
1、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是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完善，提出了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客观要求；审判方式的改革是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需要；律师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是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契机。司法救济制度的产生是伴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进度而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实施的主体不同。
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而司法救助的实施主体是人民法院。
3、实施的具体内容不同。
司法救助仅是诉讼立案许可的程序性行为。而法律援助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是全过程的帮助、支持。无论是诉前大量调查取证，还是诉讼进行的举证、质证等抗辩行为，都是要让弱势群体实现权益的最终兑现，这些都离不开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努力。
4、援助对象范围不同。
司法救助的对象和范围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经济确有困难的原告当事人。而法律援助对象不但包括上述案件原告当事人，而且包括经济确已困难的民事被告当事人，同时，还包括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中确因困难无钱请律师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法定应为其指定辩护的被告人。另一方面，在各类非诉讼领域、公证事项中的经济困难者因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均可申请法律援助。
5、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同。
司法救助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诉讼收费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属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法律援助执行依据是《法律援助条例》、《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地方人大的和各级政府规章，以及司法部行业主管部门规章。因此，法律援助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但有程序法上的规定，而且有实体法的依据，不但有国家立法规范，而且有地方立法规范保障，不但有行业部门规章，而且有地方政府规章，其依据更全面更详细。
6、援助队伍数量和机构网络不同。
司法救助因为是立案收费减、免、缓审查许可，无须投入人力、物力，因此，司法救助没有亦不需要有专职机构和专职队伍，只是告知法院立案室（庭）照章执行司法援助的规定即可。而法律援助不但有国家至省、市、县、及一些乡镇的专职援助队伍和机构，而且有广大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区，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残联等社团组织法律援助分支机构的人员参与，同时还有高等院校社团法律援助组织自愿参与。法律援助覆盖面广，机构网络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
二、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1、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未能达到互免审查。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司法救助的审批权在受诉法院。200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当直接做出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
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准许受援的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的，应当先行对当事人作出缓交诉讼费用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用的负担。这个规定建立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互免审查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地方财政体制限制，法院的通常做法是为援助对象缓交诉讼费用，大部分当事人得到了法律援助，却因交不起诉讼费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使法律援助陷入尴尬的境地。
2、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范围不能满足当事人的需要。
从受案范围来看，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比司法救助的范围广得多。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还包括非诉讼案件，例如因劳动
报酬、工伤赔偿引起的仲裁纠纷，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规定》，法院实施司法救助的范围仅限于民事纠纷和一小部分行政案件。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诉讼费用除包括案件受理费外，还包括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申请执行费用等。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请，只对受理费缓交、减交、免交申请进行审批，而对其它诉讼费用申请，因这些费用并非由法院收取，因此也无法实施司法救助。通过近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大部分需要援助的对象是因为突发性事件，使家庭陷入经济困难而需援助，如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赔偿等，当事人在承担了高昂的医疗费用情况下，往往已无力承担律师费、诉讼费及伤残鉴定费用，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三、解决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1、建议将法律援助制度与司法救助制度合二为一（包括劳动仲裁），制定全国统一的司法救助法。
2、明确政府是实施司法救助的责任主体。
3、建议将司法救助的范围重新做出科学的规定。
4、建立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机制，保障司法救助事业不断发展。
Ⅱ 试述法律援助的意义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为特殊条件的当事人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在刑事诉讼中 ,法律援助的意义体现在对辩护制度的保障方面。刑事诉讼是国家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司法行为 ,是对涉嫌犯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政治经济权利等基本人权的法律处理。从国家立法目的上看 ,这一司法行为的目的有两个方面 ,即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其中 ,基于保障人权这一诉讼目的 ,专门设立了辩护制度 ,即在刑事诉讼中确保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制度。这不仅是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更在于体现国家这一司法行为的公正。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特定意义就体现在为辩护制度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特定意义 ,是通过对辩护制度的保障体现国家司法行为的公正。其具体的体现是落实在对被告人能够获得辩护 ,并且是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的保障上。现代法制对于刑事审判公正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就是任何涉及对刑事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处罚的审判 ,都必须给予他充分的辩护权 ,包括保障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没有律师辩护的刑事审判在程序上不能说是公正的审判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 ,在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 ,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的重要标志。
Ⅲ 浅谈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随着社会民主和法制的发展而体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权利的尊重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专制社会和人治社会是无从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司法公正不受影响，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现实上得到体现，从而坚定公民对政府及社会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一）诉讼正义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则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人人都有委托或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作为一种商业性非常强的职业，律师为委托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方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是律师维持其生活的一大来源。然而，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这就有可能导致因为财产状况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成为水中月、雾中花。“相对于裁判职能而言，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维护诉讼构造平衡，保证诉讼公正所必需的。”[3]为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避免当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涩而在法庭审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运而生。 （二）实现“控辩平衡、平等武装”。 在狭义刑事诉讼中，[4]由于行使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各种必需手段的国家机关，而被追诉方往往处于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显然与行使追诉权的国家机关不可同日而语。在广义上的刑事诉讼之审前阶段，被指控者往往处于被羁押状态，控辩双方地位、力量上的差异之悬殊显而易见。因此，为了保护人权，保证诉讼参与原则的充分实现，无论在审判阶段，还是在审前阶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维护被害人权利。 以往谈及刑事法律援助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对象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远离了该范畴。有学者在对刑事法律援助下定义时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规定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执业律师义务承担刑事辩护和帮助的法律制度。”[5]笔者以为，出于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从道义上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当性基础，因此，维护被害人的权利理应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其第34条规定：“（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采用的是指定辩护的方式。该条第一款实际上是一种“任意的指定辩护”，法院对于指定辩护人的选任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第二、第三款规定的指定辩护则是法院的义务，如果法院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其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当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当事人提出上诉、检察院的抗诉而被上级法院裁判无效。[6]这种辩护即所谓的“必要的指定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颁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其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实践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国首家法律援助组织——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在中国开展了起来。随着一系列法律、规定的出台，在全国按照行政体系迅速展开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自主决定为辅；律师义务援助为主，政府财政适当补偿为辅；审判阶段为主，其他诉讼阶段为辅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但是由于各项工作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1、法律援助方式单一。 通观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援助和应当事人的申请而提供的援助。而且，应当事人的申请提供援助时一般还需要进行审查。对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没有区分情况，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可以对受援对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实施人员范围限于律师。 在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往往限于律师，而且，我国《律师法》认为律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义务，对律师不履行义务的后果规定的相当严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案件的质量。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极大地影响了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律师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律师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师在执行法律援助工作时往往疲于奔命，费力不讨好。 3、援助对象范围较窄。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做了具体的规定，援助对象由过去限于被告人扩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我国将援助对象严格限于“经济困难”以及几类特殊的群体，显然援助对象范围有过于狭窄之虞。 4、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帮助。 《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了在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对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会主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但处于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则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了。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没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而且，实践中往往会以侦查涉及侦查秘密为由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设置重重障碍，援助者也忽视或不愿意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获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艰难。
Ⅳ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非常强调审前程序,包括侦查、起诉要按照审判的要求、标准进行办案,不能把带病案件诉到法院。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也应当下功夫抓好审前程序的工作。但不能指望以此解决以往存在的司法不公、冤假错案的问题。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不能以加强审前工作,提高办案标准代替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其次,要解决好领导这项改革的组织措施问题。基于这项改革的全局性和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我认为,由任何具体司法部门牵头负责这项改革是有局限性的,建议中央政法委直接出面组织、协调、领导这项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以繁简分流、快速办案以及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前提为基础
虽然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核心是庭审实质化,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刑事案件都需要或都应当实行庭审实质化的审判。
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强化重点案件的庭审实质化审判
以审判为中心就要落实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就是要保证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接受诉讼双方质论特别是控方证人接受辩方的质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件的所有证人都需要出庭作证。
同时,即使属于此类案件也不是需要所有证人都出庭,而是重要证人、关键证人应当出庭。我个人认为这包括三种人:
一是案件的目击证人,其所作证言属于直接证据,应当出庭作证。
二是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对此我要多说几句。与普通证人相比,鉴定人更应当出庭作证。普通证人是因为偶然原因成为某个案件的证人,一辈子可能就做一次证人,而鉴定人是职业证人,是为诉讼案件反复提供鉴定意见证据的人,而且鉴定意见证据对定案又有着特殊的作用,往往容易被轻信。以往发生的一些冤错案件就是由于鉴定失误造成的。
第三种需要出庭作证的就是有关侦查人员。实践中侦查人员几乎不出庭,这是有问题的。应当树立一种观念或认识,侦查工作不是破了案就大功告成了,侦查人员还须出庭作证,支持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直到案件被法院定案才算完成了任务。
加强刑事辩护包括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诉讼制度,刑事辩护非常重要。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一般认为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这怎么体现和实现司法公正?国际上通行的公正审判的标准中律师辩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面又包含两项要求,首先有律师辩护本身就体现了程序公正,其次要重视律师的辩护作用,通过律师辩护维护,保障实体公正。
要解决我国刑事辩护问题,一是充分发挥、保障社会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作用；二是完善和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近些年发展较快,但距离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Ⅳ 如何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应该从规范司法程序、健全追究机制、逐步减少罪名、废止教养制度、健全矫正制度、健全司法救助、完善法律援助、完善律师制度这八个方面来进行。
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确保涉案财物处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公开化。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健全防止和纠正错案机制，要严格遵守证据裁判原则，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准确把握刑事案件证明标准。
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控制死刑的适用，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准确把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司法理念，严格落实我国对罪犯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社区矫正配套制度，扩大社区矫正工作覆盖面，促进相关部门配合衔接；加强社区矫正保障能力建设，完善机构设置、强化队伍建设，提升社区矫正的教育帮扶水平。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要推动国家立法，确定司法救助的对象，突出救助重点，使资金用于最需要救助的人员；完善司法救助措施，健全救助方式，合理确定救助金额；健全司法救助程序强化司法救助保障工作，在政府主导下，确保司法救助资金有保障、使用有规范、救助有实效。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要继续创新法律援助模式，保障弱势群体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及时调整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法律援助办案经费保障，推动建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完善法律援助与相关部门工作衔接机制，健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衔接配合机制。
完善律师制度。要加强对律师的管理与服务，规范律师活动，为律师行使执业权利提供司法保障，创造良好环境。
Ⅵ 刑事法律援助规定是什么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 刑事诉讼法 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法律援助条例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结合法律援助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依照前款规定申请法律援助： (一)有 证据 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 (二) 共同犯罪 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三)人民 检察院抗诉 的; (四)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第三条 公诉 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自诉案件 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四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案件受理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3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自决定再审之日起3日内履行相关告知职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情形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如果不委托辩护人，将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六条 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告知的内容应当易于被告知人理解。口头告知的，应当制作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对于被告知人当场表达申请法律援助意愿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七条 被 羁押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24小时内将其申请转交或者告知法律援助机构，并于3日内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协助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关证件、证明等相关材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无法通知的，应当在转交申请时一并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第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于7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制作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决定不予法律援助，制作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和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应当及时发送申请人，并函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了解案件办理过程中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情形等情况。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自发现该情形之日起3日内，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一)未成年人; (二)盲、聋、哑人; (三)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四)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 的人。 第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通知辩护的，应当将通知辩护公函和采取强制措施决定书、起诉意见书、 起诉书 、 判决书 副本或者复印件送交法律援助机构。 通知辩护公函应当载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姓名、涉嫌的 罪名 、羁押场所或者住所、通知辩护的理由、办案机关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等。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自受理强制医疗申请或者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之日起3日内，对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送交通知代理公函，通知其指派律师担任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诉讼代理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强制医疗申请书副本一并送交法律援助机构。 通知代理公函应当载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姓名、法定代理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办案机关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或者自收到通知辩护公函、通知代理公函之日起3日内，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法律援助公函应当载明承办律师的姓名、所属单位及联系方式。 第十三条 对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具有一定年限刑事辩护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应当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第十四条 承办律师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委托手续。 承办律师应当在首次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询问是否同意为其辩护，并制作笔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的，律师应当书面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五条 对于依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准许，并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对于有正当理由要求更换律师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对于应当通知辩护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拒绝的原因，有正当理由的，应当准许，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 批准逮捕 时，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公安机关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十七条 在案件侦查终结前，承办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其意见，并记录在案。承办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变更开庭时间的，应当在开庭3日前通知承办律师。承办律师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出庭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延期开庭。人民法院同意延期开庭的，应当及时通知承办律师。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决定不 开庭审理 的案件，承办律师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不开庭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承办律师复制案卷材料的费用予以免收或者减收。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在撤销案件或者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在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决定后，人民法院在终止审理或者作出裁决后，以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机关办理后，应当在5日内将相关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送达承办律师，或者书面告知承办律师。 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应当载明作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名称、承办律师姓名以及所属单位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决定，制作终止法律援助决定书发送受援人，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内函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办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除外; (五)法律、 法规 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函告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知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受援人对法律援助机构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按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强制医疗案件中的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诉讼代理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申诉 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第二十五条 律师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法律援助业务规程，做好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解答咨询、参加庭审等工作，依法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律师事务所应当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业务指导，督促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对律师事务所、律师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进行指导监督，确保办案质量。 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根据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实施奖励和惩戒。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律师有违法或者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行为，损害受援人利益的，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做好法律援助咨询、申请转交、组织实施等方面的衔接工作，促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 以上是有关法律援助的条例规定。律师务必做好援助的基础工作，如会见笔录、阅卷调查取证材料、咨询有关了解情况的问询记录等。如果受援人经济条件有所改变，可以停止援助工作，律师事务所对援助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Ⅶ 法律援助制度是什么
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是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作了专章规定。《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律师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并为今后制定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已基本形成了四级组织的架构：
1、 在国家一级，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对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负责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援助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开展与国外法律援助团体及人士的交流活动等等工作。
同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传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其基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内社团、企业、商社及个人的捐赠和赞助；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等。
2、 在省级地方，建立XX省（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3、 在地、市（含副省级）地方，建立XX地区（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的双重职能。
4、 在具备条件的县、区级地方，建立XX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备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条件的地方，由县（区）司法局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申请人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代理和民事诉讼代理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
中国法律援助有三个基本的资金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主要指义务办案）。
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建立阶段。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必将为实现依法治国方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促进社会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
Ⅷ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分析：法律援助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制度，他通过向困难群众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自1994年我国施行法律援助制度以来，我国在立法和实践等方面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宣传力度不够、经费严重短缺、援助人员不足、服务形式单一和体制欠规范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Ⅸ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解释,如果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1、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2、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3、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br＞＜br＞申请流程与材料(一)申请人可以到市法律援助中心或市各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直接申请援助，详细地址和电话请参看组织机构，也可以通过核蠢网上填报法律援助申请表申请援助;(二)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同时提交以下材料：1、法律援助申请表，并载明以下事项：(1)申请人的基本情况;(2)申请法律援助的事实和理由;(3)申请人的经济状况;(4)申请人提供的证明、证据材料清单;(5)申请人保证所提交的证明及证据材料属实的声明。书写有困难的申请人，可口头提出申请，由接待人员按上述要求记入笔录，申请人签字或捺指印确认。2、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其它有效身份证明;3、申请人住所地或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申请人所在单位劳资、人事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4、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证明及证据材料;5、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三)法律援助机构自收到申请援助事项的全部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1、对符合条件者，作出同意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承办法律援助事务的法律服务机构，并通知受援人。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应签订法律援助协议;2、对不符合条件者，作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四)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由此可见，刑事案件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主要就是当事人的经济收入非常的困难，有些残疾人和未成年人，被告方要被判处死刑的等这些状况，其实人民法院都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帮助的，而且像是这种人根本也不会专门的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去进行严格的审查的，和一般的法律援助又有所不同。＜br＞＜br＞刑法法律援助的条件一＜br＞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解释,如果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br＞1、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br＞2、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br＞3、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br＞这里的应当就是“必须”的意思,即只要属于上述情形法院必须为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作为其辩护人,而无须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br＞＜br＞综上所述是小编对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做出的相关回答，希望可以帮助到您。＜br＞＜br＞【法律依据】：＜br＞《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十二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闭咐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轿氏纯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第十三条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Ⅹ 最近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哪些
央广网北京月10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会签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今天上午全文发布，《意见》共21条。此项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对于发挥好审判特别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严格侦查、起诉环节的办案标准，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第一条指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张相军分析：“从近年来纠正的重大冤假错案看，往往都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行为。”
这次《意见》立足于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早发现早排除，规定了诸多制度机制。
张相军表示，首次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重大案件，由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法学博士刘静坤认为，证据裁判是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从审判程序来讲，证据只有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也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意见》有多条规定强调疑罪从无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刘静坤分析，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将进一步明确。“更准确地界定‘刑讯逼供’，明确‘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证据’的一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