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扩大范围改革试点

㈠ 刑事辩护全覆盖是什么意思

全覆盖的意思是扩大了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的范围。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辩护作用”，显然，这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强人权保障”，也即加强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如何做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一、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建议刑事诉讼法对第34条进行修改，在审判阶段，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全部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
二、将值班律师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值班律师在刑事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必要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
三、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要关注律师辩护覆盖的“数量”，而且更要确保律师辩护的“质量”。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存在法律援助律师“走过场”的现象，“刑事辩护”沦为“形式辩护”。
四、逐步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流程覆盖。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㈡ 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出台办法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是真的吗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日前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推进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一大进步，对于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辩护职能作用，维护司法公正，彰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这就将通知辩护范围扩大到法院阶段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所有一审案件、二审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同时，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或者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前，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可以提出法律帮助请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㈢ 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刑事辩护的修改完善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2012年刑诉修正案不仅提前了辩护权的适用时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体范围，还对辩护制度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力性内容、告知义务等义务性内容、申诉控告等救济性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进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更是保障人权、彰显正义、发展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在进步的同时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无论是从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还是从实践的影响来看，这部新刑诉法框架下的辩护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现已盛行于世界各国，其孕育和形成意味着一国对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义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其职能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一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伴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进步，刑事辩护早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职能。但由于诸多现实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其不完善性，导致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不遇到新问题、新困难。不过，我国一直走在不断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刑事诉讼法》，并已于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实施。此次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与新《律师法》进行有效的对接，基本上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实务层面进行进一步探析。以下，我们主要从新刑诉修改的关于律师辩护制度的内容来研究讨论。

一、新刑诉中对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

（一）辩护律师的介入权时间提前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侦查机关不断讯问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而新刑诉中将此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能从客观上对侦查活动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能促使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防止主观片面，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发生，促使案件达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状态。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强化

刑诉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设立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诉修正案切合这一理念，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一，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由审判提前至侦查、起诉阶段，这一修改使得辩护制度的时间整体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适用对象得以扩大。修正案第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上两条规定扩充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惠及对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内涵，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推动了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此外，此次刑诉修正案还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皆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和责任。这条明确了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为保障更多人的辩护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辩护制度的内容得到完善

1、自主会见权

实务办案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会见则会持消极态度，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也无法正常的交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时间和会见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时间上，修正案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在方式上，此次刑诉修正案吸收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凭借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以及会见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并且取消了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规定，而是将“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避免了以往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含义不明而出现的侵犯会见权的情况。

新刑诉中对律师的自主会见权的确定保证了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双方会见的及时、畅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也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

2、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只有辩护律师充分的行使阅卷权，才能对案情进行全面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护。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仅限于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这些都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这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能够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阅卷范围的扩大能保障辩护律师更详细的分析、解读案情，并能够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3、调查取证权

虽然新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变化，但是体系地审视新刑诉法，不难推导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亦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根据修改后第33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是“辩护人”，那么作为辩护人，当然有权享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一条进一步说明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享有调查取证权。

二、新刑诉中关于辩护制度出现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加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科学性，提高辩护质量，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将起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某些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辩护制度的法律用语具体含义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某些条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义不明确所导致的实施困难的情况，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以下从几个地方来说明：

第一，阅卷权。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但是没有细化“案卷材料”的内涵和外延，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仅包括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而且包括证明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在侦查机关侦查措施与手段日益完备的形势下，几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证据都被侦查机关搜集并固定起来。即使是那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也往往被侦查机关搜集和掌握。假如侦查机关将这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不编入证据卷宗之中，又假如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时将这些证据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么辩护律师就根本无法查阅到这些证据，而这将对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明确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重要的，这极大的关系到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保障。

第二，会见时不被监听权。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而有的学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 。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性、惩罚性、救济性条款过少

我国很多法律条文都属于制定出大体方向，却没有规定具体实施性内容，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难完全依靠立法机关的力量加以实施，而不得不依赖于大量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的内部文件规定进行具体的实施，而在实施过程，有些立法规定甚至出现被修改、被架空的境况 。

这次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法条中关于辩护制度问题集中在解决刑事法律援助、会见权、阅卷权及申请调查权等关键性问题，但是对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相关权利却均以“权利宣告”的方式被赋予，而没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性条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条中所宣称的比较抽象、概括的制度无法通过可操作的规则加以实现。同样，关于惩罚性条款和救济性条款，新《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也严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惩罚性条款，那么授权性规范就将因为没有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后果而变得难以实施，赋予的相关权利也难以实现；如果缺乏对于侵犯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实施救济的途径，将会使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与落实。因此，为了新刑诉法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和适用，应注意将法律条文内容具体化，并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辩护制度的建议

首先，将部分法律条文用语的含义明确化。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许多关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但是，因为某些法律用语的含义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确，导致实务上对法律条文得不到良好的实施，权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释中，应将法律条文的含义具体化，明确化，以期达到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在实践中发挥更好的实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实施性、惩罚性和救济性条款。

“任何带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动地得到实现，而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条款加以保障，使得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过可操作性的规则加以实现。 ”以阅卷权为例，新《刑事诉讼法》可以制定明确的实施性条款，如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围和具体方式；又如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批准律师阅卷申请的时间； 检察机关如果不批准律师阅卷，律师向法院申请阅卷的时间等。相对于实施性条款而言，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惩罚、救济性条款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赋予辩护律师的相关权利，并使之在实务中得以贯彻与落实。如对看守所、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批准律师会见的行为，对于检察机关拒绝律师阅卷的行为等，在新《刑事诉讼法》应确立某种形式的追究责任的条款。而对于上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辩护律师的程序辩护权利时，可以通过建立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受到程序性违法之直接影响的证据、公诉、裁判以及其他的诉讼行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辩护权利受到侵犯的律师获得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 。

总之，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加强与完善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到封建制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再到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历程 。发展至今，新《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充分彰显了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以及控辩平衡等现代司法理念，与新《律师法》有效地衔接，使得辩护律师在阅卷、会见等方面的诉讼权利实现了对接，同时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对象和范围，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获得法律援助，这些规定无疑富有影响深远并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葛莎莎.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J].学理论，2013（5）.

[2] 陈光中.新刑诉法中辩护制度规定之实施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2-7-18.

[3]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4] 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

[5]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6] 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2．

㈣ 刑事案件全覆盖什么意思

全覆盖试点办法扩大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的范围，因此称为全覆盖，其推出的初衷是“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辩护作用”，显然，这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强人权保障”，也即加强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一）“全覆盖试点办法”扩大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的范围，因此称为“全覆盖”，其推出的初衷是“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辩护作用”，显然，这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强人权保障”，也即加强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覆盖试点办法”设置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二）“全覆盖试点办法”再次强调了人民法院有义务保障被告人有获得依法辩护的要求。依法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全覆盖试点办法”的出台不仅在有助于提升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了细化，在被告人获得辩护的程序上也进行在现阶段刑事辩护律师参与率不足的情况下，“全覆盖试点办法”有助于提升被告人在法庭上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作出最大程度的符合客观真实的裁决。
（三）“全覆盖试点办法”不但明确了法官、检察官各自的分工和职责，更是对提升律师队伍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知道，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目前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已经基本实现了专业化，而由于法律服务业的特殊性，加上律师业务范围等因素，律师业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业务专长分工，有些律师从事的业务跨多个领域，而刑事辩护因关涉当事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与其他业务相比较，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和业务水平均有着更高的要求。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㈤ 北京上海等八省市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情形如何

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市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采访北京、上海、浙江、河南4地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了解到，试点单位立足本地实际，在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明显增加，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大幅提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加强监管确保“量质”双升

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不只是要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解决律师辩护“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律师辩护“质”的问题。

陈伟强告诉记者，浙江司法厅要求把好法律援助指派关。根据案情难易程度、律师的专业特长和执业年限，结合受援人意愿等因素，指派相应专业、相应资质的律师承办。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徐建伟说，温州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律协出台意见，明确入库律师资格，只有符合刑辩业务精湛、热心法律援助工作且未因执业受到纪律处分或违法执业被查处，取得律师执业证书10年以上并从事刑事辩护5年以上，执业期间办理刑事案件40件以上，近3年每年办理10件以上等条件的律师，由市司法局审定后才能列入援助律师人才库。

此外，入库律师必须签订履职保证书，保证依法履行职责办理法律援助刑事案件，接受指派后办理的刑事案件，均应接受市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案件质量年度考核。对出现无正当理由拒绝指派，没有依法履行会见、阅卷、出庭等情形的律师，经核查属实予以除名。

河南司法厅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案件质量监管，加强旁听、回访、征询意见工作，注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采取前置性的风险控制措施，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上海部分法院建立法律援助监督机制，如浦东区人民法院建立案件审理结束的“一案一评”监督机制，即对每一个法律援助案件中援助律师的工作态度、业务水平、履职情况等做综合评价，及时将上述信息反馈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保障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防止走过场、流于形式。

“既要看辩护率的高低，也要看辩护律师的工作是否实现法律援助的初衷。因此，我们提出，及时为需要帮助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也要加强质量监控，确保法律援助取得预期效果。”刘建华说。

㈥ 鄂尔多斯刑事案件是不是法律援助全覆盖

很棒的一个问题，涉及改革前沿，不敢妄下结论，但通观本题（及以下诸多答案），关于刑事全覆盖至少仍有较多误区需要澄清。

故此，浅析一二，抛砖引玉。

为了方便问题展开，答案中会适当罗列思考刑事法援是否应当全覆盖所需要的基础信息，因此行文也会略显冗长，但这些基础信息大多是必要的。否则，思而不学，讨论难免歧路亡羊，流于表面（惯例反对 @王瑞恩 ，哈哈，没错，又是我）。

正式展开：

1、什么是「刑事全覆盖」？

「刑事全覆盖」，又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顾名思义，是指一种覆盖所有类型刑事案件的指定律师辩护制度。

回顾历史，在我国，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这是一种「任意辩护」（即并不强制，由人民法院裁量），也是最早的指定律师辩护制度。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聋、哑及未成年人纳入指定律师辩护制度中，明确：

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
（第二十七条）

这是我国立法文本中首次出现「应当」（也就是明确要求）指定辩护人的规定。

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旧法基础上，增加了「盲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两类「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况。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四条）

2012年再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又在九六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一类「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况（第三十四条）。

自此，除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外：

盲、聋、哑；
未成年人；
精神病人；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四种情况均「应当指定辩护人」。

2017年10月9日由最高院、司法部颁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办法》在《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再一次扩展了指定律师辩护的范围，将之扩展到「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

《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省（直辖市）试行，在原有《刑诉法》基础上，新增的「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才是「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的试点内容，也是本题的争议焦点。

小结如图：

二、哪一类人真正受「刑事全覆盖」试点影响？

首先指出，并不是 @王瑞恩 举例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聂树斌案、陈满案、刘忠林案，以上三案中，聂树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满、刘忠林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均属于应当指定辩护人（如无辩护人）的情形。

无论是否推行「刑事全覆盖」制度，以上三例（在现有法规下）都应当有律师辩护。

事实上，聂树斌、刘忠林审判定罪均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参见上图，1996修订首次加入可能判处死刑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规定），陈满在修订后，因此即使只看举例王兄也搞错了，陈满案是有辩护律师的。

以上三例和本题并没有直接联系。

事实上，几乎所有重大恶性案件，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应当指定辩护人的规定，都与本题我们讨论的「刑事全覆盖」试点无关。

按照《中国法律年鉴》2009、2010、2011年公布的数据，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15%左右，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比例显然更低，换言之，不适用《刑诉法》指定律师制度的刑事案件占绝对多数，这一部分普通案件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全覆盖」真正影响的「普通一、二审，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与死刑、无期徒刑无关、量刑较轻的罪名）」案件。

（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我们继续往下看）

三、「刑事全覆盖」试图解决的问题

2018年，在《办法》试点一年后，《人民检察》刊载中央财经大学郭华、韩笑《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经济学分析》一文。

文中指出，我国长期以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不普遍、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不普遍且分布不均衡。据统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足30%，有些省市甚至只有12%。
二是律师辩护率与诉讼程序的复杂程度呈正比。实证研究发现，简易程序中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机率比普通程序中的被告人低，并呈现出一种诉讼程序越复杂，可能判处的刑法越重，律师辩护率越高的趋势。
从被告人个体的角度说，聘请律师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支出，因此刑罚越重、程序越复杂，聘请律师就越是「物有所值」，简单程序和轻罪就不那么有必要。

但是在制度设计层面，普通案件数量占绝对比例 ，案件审理越便捷，越需要律师确保司法在追求效率过程中未失却司法公正。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可以实现最优司法配置，但只有在认罪认罚被告人辩护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替代性简化程序的增量使用才有助于实现法律上的帕累托最优。若权利保障缺位，则程序简化可能导致实质真实发现原则向形式真实发现原则退却，甚至导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双失落。

㈦ 法律援助工作计划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下面给大家分享法律援助的工作计划，欢迎借鉴！

法律援助工作计划1

20xx年东城区法律援助工作继续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以贯彻落实京办发〔20xx〕37号文件为主线，以推动法律援助改革落地见效为重点，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深化法律援助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助推东城区法律援助工作在案件数量、案件质量、服务规范上再上新台阶，为不断满足我区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全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一、继续夯实公共法律援助三级网络工作基础

结合我区实际，在更多个法律援助示范联系点设立设置“法律援助宣传角”“法律援助宣传栏”等，进一步增强联系点的影响力；健全完善联系点工作机制，发挥联系点在宣传法律援助、引导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等方面的作用有效发挥。继续开展“法律援助示范联系点”创建活动，示范联系点做到“四有一公开”的要求，即“有标识、有场所、有专（兼）职人员、有工作记录，法律援助事项、联系人及电话”公开，进一步促进联系点职能发挥。

二、抓实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高队伍工作实效

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了工作人员，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和专业化水平，为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做好基础工作。

三、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促进法律援助服务能力的提升

本着服务基层，服务弱势群体，服务孤老残百姓的实际需求，我们将宣传法律援助、服务弱势群体的工作尽量安排在社区、军营、学校、工地等方便百姓的地点开展，利于更多的人受益，避免走形式，力争得到农民工、残疾人、妇女、学生、军人、老年人等的欢迎。

四、抓实改革任务，确保落地见效

今年我局法律援助工作部门要继续全力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和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项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工作程序衔接，规范申诉法律援助案件受理、指派和办理各环节工作，依法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

五、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继续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和案件业务经费的监管。健全案件监管结果评估、培训、督导作用。完善经费管理和使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补贴发放程序；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效益。促进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稳步提升。

法律援助工作计划2

20xx年要继续金面深入贯彻《法律援助条例》，按照上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全面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新发展，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石佛做出新贡献。现将今年工作安排如下：

一、扎实有效地开展好法律援助的各项业务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努力提高法律服务质量。

二、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组织的街头宣传咨询活动，采用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台等形式让社会了解法律援助，支持法律援助，促进了条例的贯彻实施；充分利用海报、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宣传，营造良好的议论氛围。让社会知晓法律援助制度对保障弱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宣传法律援助是国家为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权利。

三、加强档案管理，未归档的案卷尽早整理归档。

四、认真解答法律咨询问题，做好援助案件代理，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五、是在农忙、春节等大批农民工返乡之际，组织各村法律援助工作点到田间地头宣传法律援助知识，发放农民工明白卡，增强了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六、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技能。全体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学习业务知识。切实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按时参加集中学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本职工作，学以致用学有所得。

七、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宣传力度。落实便民利民措施，简化对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程序。

1、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继续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2、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条件，直接予以受理。

法律援助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将应难而上，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将石佛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做的更好，让群众更满意。

㈧ 法律援助的背景

一、《法律援助法》立法的背景及依据
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以下简称《法律援助法》)。这是我国首次就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专门立法。该法共七章71条,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制度,在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自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辩护以来,法律援助工作在我国已开展40多年,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同时,除了《法律援助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外,国务院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分别出台了规范性文件。但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也存在服务供给不足、资源分配不均、覆盖范围偏窄、保障不充分、质量不高和便民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制定法律援助法,作出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从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更大范围通过更多形式,为人民群众获得及时便利、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提供法治保障。
二、《法律援助法》立法的意义
将法律援助制度上升到法律层次,向全社会公布,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有利于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率和影响力,有利于培养民众的法律援助意识,推动法律援助在全社会的深入广泛讨论,进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
三、《法律援助法》的亮点内容
(一)拓宽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与《法律援助条例》相比,《法律援助法》明显拓展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法律援助法》第四条、第五条基本沿用了《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确立了包括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费保障等政府责任;第六条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法律援助职责;第七条确立了律师协会的法律援助义务;第八条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第十七条规定了个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志愿者提供法律援助。将符合条件的个人纳入到法律援助志愿者的范畴,积极拓宽渠道,鼓励、支持更多社会力量提供法律援助,提升服务质量。为形成政府主导、公检法协助、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不同渠道的法律援助工作都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协力推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在总结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法律援助法对法律援助范围作出了适当扩大。一是在刑事法律援助范围方面,将“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纳入了应当通知辩护范围,并新增可以通知辩护的援助类型;二是在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围方面,法律援助法新增了“确认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等事项;三是新增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情形,规定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三)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法律援助法》第五十七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监督,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通过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进行质量考核。” 第五十八条:“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案件办理、质量考核结果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十九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综合运用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回访受援人等措施,督促法律援助人员提升服务质量。”
上述三条均是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方面的条款,凸显了国家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决心。57条规定政府要通过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开展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对法律援助进行质量考核;58条规定了法律援助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社会监督方式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59条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义务,即通过庭审旁听、案卷检查、调查走访等措施督促法律援助人员提升服务质量。可以说,《法律援助法》是通过打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来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未来,法律援助的发展将更加关注服务质量提升,而不仅仅是关注法律援助的案件量。
(四)激发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法律援助经费少、补贴标准低、社会支持力度不足等等,都是影响法律援助积极性的痛点、难点问题。对此法律援助法作出三方面规定:一是明确政府财政保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二是明确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并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建立法律服务资源依法跨区域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在法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提供法律援助。
四、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
(一)加强对《法律援助法》的宣传推广,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法》的社会知晓率;
(二)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学习《法律援助法》,提升法律援助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能力;
(三)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管理,着力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使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再上新台阶。

㈨ 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有哪些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有哪些? 1、 依法请求 国家赔偿 的; 2、 请求给予 社会保险 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 请求发给 抚恤金 、救济金的; 4、 请求给付 赡养费 、 抚养费 、 扶养 费的; 5、 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6、 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7、 请求给予 工伤待遇 的; 8、 请求因 交通事故 引起的 人身损害赔偿 的; 9、 主张因 家庭暴力 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刑事诉讼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 犯罪嫌疑人 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 律师 的; 2、 公诉 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 代理 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3、 自诉案件 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二、刑事法律援助有什么法律规定? 《 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无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 辩护人 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三、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法律援助条例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结合法律援助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依照前款规定申请法律援助： (一)有 证据 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 (二) 共同犯罪 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三)人民 检察院抗诉 的; (四)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第三条 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四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案件受理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3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自决定再审之日起3日内履行相关告知职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情形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如果不委托辩护人，将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六条 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告知的内容应当易于被告知人理解。口头告知的，应当制作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对于被告知人当场表达申请法律援助意愿的，应当记录在案。 刑事法律援助具有一定的范围，只有满足相应的范围才可以享受相应的法律援助，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那么就可以自己或者委托亲属申请法律援助，但是申请法律援助的过程并不简单，需要申请人提交各种的证明材料。

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哪些内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随后各地法院陆续展开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从目前各地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在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背景冲突、制度冲突以及技术冲突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一、背景冲突
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104万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总数的89.32%；审结102.3万件，上升7.24%；判决生效被告人118.5万人，上升2.24%。法院系统的这种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层表现越突出。以笔者调研的C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为例，该庭主要承办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审案件以及二审案件，2014年该庭共有承办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审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审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计算，7天左右就要办结一起案件，而这中间还要包括开庭时间、案管系统录入办案信息的时间以及撰写法律文书的时间等等，工作强度和压力相当大。该市部分城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这就带来一个现实的悖论：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多年以来逐年递增、高位运行，已经成为新常态，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观因素影响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员额数又受到严格控制，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规模扩编。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采取简化办案流程的方式来“挤”时间、“压”工作量。但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无疑将变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表明，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庭审持续的时间明显拉长，原本1个小时可以审结的案件，现在可能需要4个小时甚至更长；同时，因为要当庭宣判，法官开庭审理时的心理压力比以前更大，庭审的工作强度亦明显加大，法律文书质量的要求也更高。这些新要求、新常态都与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一现实矛盾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解决审判程序的“入口”问题，即必须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将庭审实质化改革适用的对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对复杂、疑难、重大的案件，而对于案情简单、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则应当通过简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决。当前可以考虑的选择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增强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强化“轻刑快处”程序的适用，简化办案方式、缩短办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转。
二、制度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相关制度资源的协助、支撑与配套。否则，单纯的庭审制度改革将如同“孤军深入”，战略上被动而战术上亦难以为继。从各地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一些相关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经严重影响到改革的成效，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审实质化，但在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改革必须以庭审高效化为前提，实质化的庭审只能针对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进行集中审理，而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时，不约而同都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并突出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事项、展示证据并整理争点的功能。但问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但却并未明确其功能及效力，诸如庭前会议中被告人是否到场、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就证据和事实达成的共识究竟有无拘束力、是否允许反悔等问题规定不明。实践中，因为被告人方反悔而导致庭审“炒冷饭”或程序倒流的现象一再出现，不仅打乱了庭审节奏，更降低了庭审效率。实践中的另一大难点还在于在庭前会议中究竟能否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各地法院的试点情况表明，在庭审程序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庭审效果似乎并不好，因而有观点主张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但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确。
二是证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证出庭作证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义，也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等人证出庭率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一项痼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言词原则，广为人所诟病。证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替代品（如证人询问笔录），是造成书面审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证人等出庭作证，但证人出庭作证又需要建立相关保障制度。对此，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专门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第六十三条又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但问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上述立法似乎从未真正落到实处。改革试点中证人出庭费用补助的标准和经费承担主体无法明确、统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证人人身安全的主体和具体措施也无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立法上的证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实践中法官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证人出庭作证后，是不是就不允许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词（证人询问笔录）了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固然反对“侦查中心主义”即法官完全以侦查阶段所形成的各种书面笔录作为裁判基础，提倡“四个在庭”：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并不能就此理解为完全排斥法官查阅和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包括书面证词。实践中，证人尽管已经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但有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证人翻证的情况下，法官基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考虑，仍须查阅证人在审前程序中所作陈述，以便对证人证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行审查，进而对翻证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实际上是辅助法官进行证据审查、判断的一种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可能并不合乎实际。因此，实务中迫切需要的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书面证言等使用的条件和方式，并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不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建立在控、辩、审三方良性互动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只有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律师提出有质量的质证意见和法律适用意见，才有利于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因而，辩护制度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面相。然而，我国当前的刑事辩护实践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将指定辩护适用的案件范围扩展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与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实属杯水车薪。根据C市法院的初步统计，其市、区（县）两级法院刑事案件辩护律师的参与率只有1/3左右。换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这说明我们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远远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一个症结点。
四是法院现行分案制度与改革有抵触。“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实际上舶来自日本。日本学界曾反思其司法实务中之所以形成书面审判、依赖书证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法院通常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密切相关，在需要开庭两次以上的案件中，开庭间隔时间很长，通常是以周为单位，有时甚至以月为单位。由于法官同时承办多起案件，只能对案件实行交叉开庭，而无法做到连续、集中审理，导致对同一案件前后两次开庭间隔时间较长。因而，法官对前一次庭审中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内容可能会有所遗忘或产生混淆，为防止事实认定错误，法官只能反复核阅当事人和证人在侦查阶段所作陈述，由此导致书面审判即侦查中心主义。其实，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在我国同样存在，由于大多数法院对案件实行轮分制，每一位承办法官可能需要同时承办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审限限制，为防止案件审理超审限，法官只能采取交叉开庭、轮流开庭的方式，即就甲案开完一次庭后，又就乙案开庭审理，而无法做到对同一起案件连续、集中审理，为防止案件事实的遗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后反复核阅卷宗，从而造成侦查中心主义。基于此，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即在对案件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合理控制每位承办法官同一时期承办案件的数量。
三、技术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倡导技术理性的制度，它强调的是密集开庭、集中审理、当庭认证、当庭宣判，这是一种高度重视和强调司法技术的庭审制度设计，它要求控、辩、审三方都要具备高超的诉讼技艺：对于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强，要能恰当地引导双方围绕争点展开攻防，要熟悉证据规则，具备当庭认证的能力；对于控辩双方来说，要具备突出的举证、示证和质证能力，要能熟练地运用交叉询问规则展开对人证的盘诘和调查。
但从笔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控、辩、审三方的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距离上述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突出表现在对人证的交叉询问上，控、辩双方明显缺乏对人证如何有效展开交叉询问的经验和技巧，不知该如何正确运用反对权，法庭上经常是反对声此起彼伏，却不着要领；而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对于交叉询问制度中的禁止诱导性询问等规则也是一知半解，当控辩双方行使反对权时，不知是该裁决反对有效还是反对无效，从而使得整个庭审在人证调查环节显得有些忙乱无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对人证频繁发问，又使得庭审更像是大陆法系的轮替询问而非交叉询问。这些情况表明，控、辩、审三方在交叉询问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进程中，实有必要组织控、辩、审三方人员进行相关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方面的专门培训和实战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