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乾盛律师

『壹』 关于厚德载物的事例和自强不息的事例

自强不息事例：

很多人都读过这样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是晋代闻名遐迩的两大家族。王家是以王羲之为代表，是名流千古的一代书圣。“清风入袖，明月入怀”，人们用绝妙的比喻形容王羲之的书法，他作品的笔法、墨气、行款、神韵，无不为后人赞叹景仰。他是一个没有真迹存世的大书法家，然而后人对他的书法作品却是推崇备至，如痴如醉。他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王羲之练字专心致志，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吃饭走路也在揣摩字的结构，不断地用手在身上划字默写，久而久之，衣襟也磨破了。王羲之小的时候，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

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提到王羲之不得不提到《兰亭序》，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初三，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饮酒作诗。

42位名士列坐溪边，由书僮将盛满酒的羽觞放入溪水中，随风而动，羽觞停在谁的位臵，此人就得赋诗一首，倘若是作不出来，就要罚酒三杯。正在众人沉醉在酒香诗美的回味之时，有人提议不如将当日所做的三十七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这时众家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名噪天下的《兰亭序》由此而生。

拓展资料：

自强不息

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国学大师，他终生勤勉，致思学问，造福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堪称一代学人楷模。

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解释，它来源于《周易》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民国时期，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给当时的清华学子作了《论君子》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希望清华学子们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引用了《易经》上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此后，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译为：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厚德载物

人有聪明和愚笨，就如同地形有高低不平，土壤有肥沃贫瘠之分。农夫不会为了土壤贫瘠而不耕作，君子也不能为了愚笨不肖而放弃教育。天地间有形的东西，没有比大地更厚道的了，也没有什么不是承载在大地上的。所以君子处世要效法“坤”的意义，以厚德对待他人，无论是聪明、愚笨还是卑劣不肖的都给予一定的包容和宽忍。“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校训解释：来源于《周易》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民国时期，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给当时的清华学子作了《论君子》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希望清华学子们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引用了《易经》上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此后，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译为：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国学大师，他终生勤勉，致思学问，造福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堪称一代学人楷模。

人世沉浮如电光石火，盛衰起伏，变幻难测。如果你有天才，勤奋则使你如虎添翼；如果你没有天才，勤奋将使你赢得一切。命运掌握在那些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手中。推动世界前进的人并不是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天才，而是那些智力平平而又非常勤奋、埋头苦干的人；不是那些天资卓越、才华四射的天才，而是那些不论在哪一个行业都勤勤恳恳、劳作不息的人们。即使你身体有残缺，即使你没有过人的天资，即使别人看不起你。但是，只要你自强不息，就能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就能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天赋超常而没有毅力和恒心的人只会成为转瞬即逝的火花。许多意志坚强、持之以恒而智力平平乃至稍稍迟钝的人都会超过那些只有天赋而没有毅力的人。懒惰是一种毒药，它既毒害人们的肉体，也毒害人们的心灵。无论多么美好 的东西，人们只有付出相应的劳动和汗水，才能懂得这美好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真正的智慧总是与谦虚相连，真正的哲人必然像大海一样宽厚。浅薄的嫉恨和无知的轻蔑都是真正不尊重劳动、不尊重勤劳的表现。人们常说：播下行为的种子，你就会收割习惯；播下习惯的种子，你就会收割性格；播下性格的种子，你就会收割一定的命运。 “闻鸡起舞早耕耘，天道酬勤有志人。”让我们养成勤劳的习惯，培养勤奋的性格，收割丰收的果实！

『贰』 绍兴云门寺简介

景点简介云门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岩风景区内，源于云门文偃。文偃(864-949)，俗姓张，嘉兴(今浙江)人。出家后到各地参学。初参睦州道，后参义存，获得印可。禅宗六祖慧能圆寂后，嗣法弟子有湖南南岳怀让和江西青原行思两个法系。到唐末五代间，南岳一系形成沩仰和临济二宗，青原一系分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称禅宗五家。云门宗的传承是：青原山行思--道悟--崇信--宣鉴--义存--文偃。文偃在福州象骨山雪峰广福院得义存印可后，就来到韶州云门山，修复残破的光泰禅院，开创了自成一系的云门宗禅风。其说教方式独特，被称作"云门三句"。据《五灯会元》曰："我有三句话，示汝诸人。一句函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浪。"悟此三句便可入道。
云门寺位于广东韶关乳源县城北，离韶关市区50公里。云门寺建于五代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是禅宗五大支派之一----慧能的七传弟子文偃禅师所创云门宗的发祥地。至清末，寺庙已近荒芜。1943年冬，刚完成南华寺重修工作的著名高僧虚云和尚又到云门寺主持了寺院的重建工作。历时九年，建成殿堂180楹，新塑圣像80多尊，重振了云门宗风。1983年，云门寺与南华寺同时被定为全国重点寺院。
由于云门寺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1984年，在政府的支持和海内外信徒的资助下，又再次对云门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修复后的云门寺，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客堂、钟楼、功德堂、鼓楼、伽蓝殿、延寿堂、祖师殿、禅堂，还新建了虚云和尚纪念堂、舍利塔、山门、佛经流通处、凉亭等，殿堂内塑造了佛像，其中大雄宝殿内释迦牟尼像前两尊一立一卧的佛像，为纯正的缅甸汉白玉雕成；镶嵌在四壁的大型彩瓷佛面，下为十八罗汉，上是二十四天神，这在国内的佛殿中都是非常罕见的。云门大觉寺共维修改建2600多平方米，新建9800多平方米。这次重建后的云门寺，占地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多米，门、厅、殿、堂、舍等风格独特。寺里办有佛学院，为佛教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较高素质的人才。
云门寺内建有虚云纪念堂和舍利塔。后山是著名的桂花潭风景区，几十米的山崖上飞瀑直泻深潭，潭的四周山坡上长满桂花树，八、九月间，满山满谷桂花飘香，令人陶醉。云门大觉寺新修的山石碑坊高达12米。山门内壁存有著名的南汉大宝元年(958)《大汉韶州云门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等重要石碑，为佛教珍贵文物。距寺半华里，有海会塔，周围有殿堂房舍数十间，可容百人居住，现为女众修学的场所。后山又新修了虚云和尚纪念堂及舍利塔，林泉幽胜，可供僧人闭关阅经之用。寺前有观音山、桂花潭风景区，有桂花潮、出米石、九仙岩、慈悲峰、铁鼓山等山水名胜，流泉飞瀑，山岩嵯峨，桂花香溢，风光绮丽。 [编辑本段]浙江绍兴千年古刹---云门禅寺佛教文化自东汉灵帝建宁中（168年-172年），由安息国高僧安世高云游会稽，弘传佛教，经过三国、西晋的初步传播，后从东晋、南北朝延续至隋唐、宋元、明清近二千年，平水一度成为浙东传播佛教的中心。这里古刹云集如林，宗派祖庭争相宏宗立说，大德高僧代代呈现，帝王将相不断赏物赐额，骚客名流诗歌咏呤无数。厚重的佛教文化成为平水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目。云门书法胜地，历来为文人所重，风景名胜甲于越中。唐人有“越山千万云门绝”之吟叹。寺前青嶂，矗如列屏。秋如万重，灿若 褥绣。若耶溪绕门而过；秦望山据背在上。
关键词：绍兴云门寺、平水云门寺、绍兴平水云门寺、平江云门寺、会稽云门寺、越州云门寺、浙江云门寺、智永、辩才、五云桥、五云山、秦望山、会稽刻石、王献之 、兰亭序 、兰亭集序、陆游、王羲之、唐太宗、李世民、绍兴、绍兴风景区、绍兴旅游、绍兴佛教、云门寺、绍兴寺院、书法、 [编辑本段]寺院历史简介云门禅寺坐落于绍兴城南十五公里的平水镇寺里头村秦望山麓脚下的一个狭长山谷里，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刹。它的东面即靠平水镇，南面有若耶溪、平江水库、平阳寺等。北靠秦望山（因秦始皇曾经登此山而有名），云门寺三面青山环抱，座落在一个狭长二里左右的峡谷里，这里地处绍兴南部山区它有着宁静优雅、气候宜人、依山傍水、林泉秀美的一处清幽脱俗的佛门胜境。
云门寺始建于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了,可谓华夏最悠久的古刹之一。据史书记载：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曾于此隐居，云门寺本为中书令王献之（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的旧宅，传说王献之曾舍宅为寺。安帝义熙三年（407）某夜王献之在秦望山麓之宅处其屋顶忽然出现五彩祥云，王献之将此事上表奏帝，晋安帝得知下诏赐号将王献之的旧宅改建为“云门寺”，门前石桥改名“五云桥”,高僧帛道猷居之，竺法旷、竺道壹先后招之。明万历《会稽志》卷十六元虞集撰《云门寺记》云：“寺本中书令王献之旧宅”。
云门寺还是绍兴除兰亭之外最为著名的一处书法胜地，中国书法史上的许多名人和逸事都与此有关。云门寺的前身本为王献之的旧宅，传为王献之隐居练字之所。“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帖》真迹也曾长期保存在云门寺。 王羲之的第七代孙南朝智永禅师驻寺临书30年，留有铁门槛、笔冢及其侄子惠欣曾在这里出家为僧，叔侄二人都是书法大家，备受梁武帝的推崇，因启重寺僧智永、惠欣（两人皆以书名），因此云门寺曾一度敕改为“永欣寺”。相传王羲之墓便在附近，昔日智永，慧欣和尚迁居云门也为扫墓就近。智永有两个徒弟，一名智果、一名辨才，都是他的书法传人。智果青胜于蓝，隋炀帝就曾对智永说过：“和尚（——指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时人求书者甚多，户限为之穿。智永身后，王氏传家之宝《兰亭帖》真迹由辨才收藏，结果就在这云门寺中被唐太宗派来的御史萧翼设计赚去。唐高宗上元二年（６７５）三月上巳，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曾在云门寺主持了一次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修禊活动，并也仿《兰亭集序》写了一篇《修禊序》，其中叙景部分写道：“暮春三月，修禊事于献之山亭也。迟迟风景出没，媚于郊原。片片仙云远近，生于林薄。杂草将发，非止桃溪。迟鸟乱飞，有余莺谷。王孙春草，处处皆青。仲统芳园，家家并翠。”在云门寺中，原有不少与以上人事相关的建筑和设施，如献之山亭、献之笔仓、智永铁门槛、智永退笔冢、辨才塔以及陆游年轻时在此读书的云门草堂等等，可惜它们都早就随着整座古刹的倾圮一起化作历史陈迹。
唐代，云门寺高僧荟萃。建中间（780-783），高僧灵澈禅师在云门寺撰著《律宗引源》二十七卷，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在曹溪说法，云门寺高僧善现住持事之。唐会昌年间（841～846）云门寺遭到会昌之难而毁废，当时只剩下面南一小殿未毁，因附益以为寺，即广孝寺。至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观察使李褒奏重建。然非复旧址，赐号大中拯迷寺。后于寺西建忏堂，号净名庵。宋太祖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将其中一部份（显圣院）复名为云门寺。宋雍熙三年(986)赐名雍熙院。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改“拯迷寺”为“淳化寺”。后周显德二年(955)于拯迷寺石壁峰前建看经院。宋至道二年(996)改名显圣院。旧云门寺老宿所栖庵亦于熙宁二年(1069)赐名寿圣寺。其时云门寺已一裂为四。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高宗为云门广孝寺题“传忠广孝之寺”，中间又题小字云：“赐传忠广孝寺”。广孝寺前，有宋高宗书“传忠广孝之寺”碑额，碑高丈余。寺有弥陀道场，杭僧元照书额。（另有“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6-1274）曾改名为“传忠广孝寺”之说。）寺后废。至明熹宗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僧福坤偕献之裔孙于旧址募资重修，僧雪峤任住持。又恢复云门寺的旧名，并一直沿用至今。崇祯十一年（1638），会稽籍高僧弘礼住云门寺，“刀耕火种，有古德风”，著语录30卷。云门寺在明末称曹洞中兴道场。云门一系，自湛然（圆澄）以后，其势力颇足，与临济宗的天童一系相颉顽。时云门广孝寺、显圣寺法席大振，威震江南。清初，平水佛教进入高层次的理论研究，高僧、名僧层出不穷，湛然门下出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瑞白（明雪）。当时，继席云门显圣寺的均为有名宗匠，明方门下的远门净柱，位中净符，明盂门下的狼亭净挺、西遁净超，明雪门下的百愚净断等，都是很有名的禅宿、有语录行世。1586-1676年，临济宗禅宿高僧道忞，奉诏敕建平阳寺，建阁七楹，其血书法华经全部，堪称佛门珍品。清顺治十七年（1661），赐帑银五百两，重修云门寺塔。后毁。建国初，寺内尚存佛像，有宗教活动。辛亥革命后，平水佛教寺院每况愈下。抗日战争时，平水寺院遭日寇蹂躏，寺毁僧散。解放以后，又一些寺院被毁，云门寺年久失修，湮于榛莽之中。佛像被毁，寺屋改作他用。今尚存广孝寺部分殿宇 及碑文。1986年后，当地信教群众募款重建，重塑佛像，恢复宗教活动。寺内尚存明代“募修云门寺疏碑. 至目前，平水还保留云门寺的部分。
云门寺在历史上之规模是非常之宏大。云门寺鼎盛时期曾热闹非凡，陆游在《云门寿圣院记》中写到：“云门寺自晋唐以来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时，缭山并溪，楼塔重覆、依岩跨壑（hè）,金碧飞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观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虽寺中人或旬月不得觌（dí ）也。”从此可以看出当年之盛况。另据《康熙会稽县志》中的记载和云门寺图上可以看出，进入峡谷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一个写着“云门古刹”的石牌坊，然后是辩才塔、“卓立云门”石牌坊、雪峤塔、五云山亭、火者塔然后走过五云桥到达云门寺的山门前面，寺前面还有一片枫林，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云门寺当时的云门寺有五进之多，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禅堂等主要殿堂。寺院的两边各建有两排长长的厢房。寺院的周围还有铁门限、溪风阁墓、王子敬笔琢、王子敬山亭(书上说:唐高宗上元二年(675)三月上已日,名例“初唐四杰”之首的文学家王勃,在云门寺王子敬山亭主持过一次“克隆”晋代王羲之等人在兰亭曲水流觞的修禊盛事。)、洗砚池、白乳亭、五云山等。另外云门寺除主寺之外还设置有“看经院”（另有“刊经院”、之说）、“芍师院（忏堂）”、“显圣院”(云门显圣寺 寺址在今绍兴城区东南玉笥山前。后周显德二年（955），僧重曜于拯迷寺石壁峰前募缘建造。初名显圣院（云门看经院）。宋至道二年（996）九月，敕改显圣寺。院后有王子敬笔仓，实一眢井。元时，寺毁。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张浚元等延请圆澄（湛然）禅师重建寺于玉笥山前，开法云门显圣寺，法席大盛。
全寺傍山而筑，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建殿堂宇舍200余间。民国19年（1930），有僧200余人。32年，部分寺舍为侵华日军所焚。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住持元相惨淡经营，然终难振旧观。1949年，有僧22名。1951年，寺舍废，改民居。)、广孝寺(广孝寺前，有宋高宗书“传忠广孝之寺”碑额，碑高丈余。寺有弥陀道场，杭僧元照书额。门外有丽句亭，刻唐贤诗赋于其上。寺前有辨才塔。寺内有辨才香阁，智永禅师之徒辨才曾居此。世传辨才于云门寺凿暗槛置右军兰亭序真迹于梁上，唐太宗御史萧翼以计取之。)、广福院（老宿所栖庵）、药师院等副寺，后来主寺日渐衰落各副寺就别立为寺了，如显圣寺、雍熙寺、寿圣寺等。在当时的这几个主要别立的寺院在加上云门寺本身被当地称为“一山四寺”、“一主四副”或云“一本而四名”。但在当地信众的观念中通常把这些寺院视其为云门一寺。另外在其不远还有很多的寺院、庵堂。“云门”只是一个总称而已。至宋，云门析为广孝、显圣、雍熙、普济、明觉、云门六寺。明万历《会稽志》卷十六载：“今云门有寺六：广孝，恩昱诸公所居也；上庵曰广福；看经院曰显圣；闷兴忏院早雍熙；西曰普济；南曰明觉，各有胜地。”足见当时的盛况
云门寺曾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任住持者皆系当时著名僧人，如首任住持帛道猷（yóu）系为东晋一代名僧。随后相继还有法旷、竺道一（壹）、支遁、昙一、弘明、弘瑜、智永、智果、圆信、湛然、重曜、净挺、辩才、允若、具德礼、王门等等皆是一代高僧，尤其是支遁和昙一，前者创“即色空”学说，后者创了“幻化宗”学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犹以辨才香阁最为文人喜爱。辨才为云门寺律师，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之得意弟子，其生前所住香阁，当然亦为后人重视。香阁之得名，看来源于云门特有之天香。宋之问《宿云门寺》曰：“天香众壑满。”孙邈 《酬万八贺九云门下归溪中作》曰：“天香满袖归。”孟浩然《游云门寺诗》曰：“香界登阁憩。” 孙邈《宿云门寺阁》曰：“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 孙邈不住岩东院而住香阁院应从心理上考虑。（按宣宗大中年间，浙东观察史李褒到云门，也住香阁院，并留下《宿云门香阁院》诗）当年《兰亭序》就是藏在这香阁之梁槛之上，诗人宿此当为凭吊。另一处“客栈”当为东客院，即岩东院，云门寺接待院。当年萧翼受唐太宗之托来云门骗取《兰亭序》时便住于此。萧翼有《宿云门东客院》诗。诗人初至云门就是以此诗结交辨才，博得辨才好感。历史上的云门寺与海外的佛教高僧也有着联系，如明末住持僧杉木祖师（原名段兰公）就曾去日本弘扬教义达三十年之久，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佛教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基础。
云门寺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声名显赫，历代帝王都很启重此寺。如晋安帝、梁武帝、唐太宗、吴越王、宋太祖、宋太宗、宋高宗、清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都十分关注云门寺，或赐名题额、或树碑建塔、或给予各种赏赐等。
“十峰游罢古招提，路入云门峻似梯。秀气渐分秦望岭，寒声犹入若耶溪”。作为一处林泉秀美、环境清幽的寺庙丛林，云门寺尤其成为历代文人雅士山水游赏的对象。历代许多著名诗人、文人墨客和佛门高僧也都慕名而来寄居、访师游赏。至晋以后多有诗人扣访。如六朝宋时，谢康乐与从弟谢惠连人称大小谢，曾泛舟耶溪，对诗于王子敬山亭。“谢灵云与惠连联句，刻于（孤潭）树侧”（《嘉泰会稽志》卷十）。南朝诗人王籍虽只两首诗作留世，然亦有泛舟耶溪“蝉燥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千古绝句。梁代时，何胤曾 “居若耶山云门寺” （《嘉泰会稽志》卷十四）。僧洪偃曾驻足于此，写下一首有名的《云门寺》诗。六朝风流可见一般。唐朝诗人孟浩然、白居易、李白（李太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曾四到浙江，三上天台，在绍兴一带留有大量诗作，写及云门的就有“禹穴寻溪入，云门隔岭深”）。、杜甫（杜甫念念不忘少年越中之游，在给友人画中题诗时竟发出“貌得山僧似童子，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的浩叹。）、杜牧、宋之问（初唐诗人宋之问更开越中唐诗风流之先河）。、崔颢、方干（千）、灵澈、严维、秦系、元稹（zhěn）、刘长卿、韦应物、萧翼、王勃（永淳元年（692年）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率浙东诗人修锲于云门王子敬山亭，有《修锲云门献之山亭序》。王勃也许意犹未尽，于同年秋再次修锲于此，作有《越州秋日宴山亭序》，此后又有大历浙东唱和（57诗人））。、王维、贺知章、元微之、白天乐、梁萧等等，到了北宋云门依然为文人所重，宋代的文豪范仲淹、陆游、苏东坡、苏瞬钦、王安石等，南宋时更为一代诗宗陆游的少年读书处。陆游在多处诗中提及云门，撰有云门《寿圣院记》。辛弃疾曾任浙东刺史，从云门后登秦望山。写下《 》。 明代的开国军师刘基（刘伯温）（明代刘伯温曾在云门居住多日，留有大量诗作。《游云门记》《自云峰深居过普济清远楼记》、《发普济过明觉寺至深居记》、《深居精舍记》、《活水源记》便作于此）。、徐渭、陈洪绶（明亡后，陈洪授、祁豸佳等十人出家云门寺，结成十子社）。、董其昌、张元忭（明代状元张元忭缉有《云门志略》五卷。）、刘宗周等他们经美丽的若耶溪，来到这块佛坛和书坛的胜地，云门寺。《钱起、杜甫、孙逖、李褒、李弥逊、虞集、金涓、王思任等》并留下了不少相关赞美云门寺的不朽诗文、词句。云门寺僧特在寺前建立牌林，留下这些大诗人的佳作，名曰：“丽句亭”。如唐朝王勃写的《修禊（xì ）云门献之山亭序》、唐梁萧的《游云门寺诗序》、唐宋之问的《游云门寺》、宋邓牧的《自陶山游云门记》、宋陆游的《寿圣院记》、元允若辑之《云门集》、元虞集的《云门广孝寺记》、明刘基的《游云门记》、明陆梦龙的《云门寺记》等等。云门寺唐时，便成为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杜甫的“若耶溪云门寺、青鞋布袜从此始”。就已成为千古绝唱。据初略统计《全唐诗》直接咏及云门的诗作达五十余首，而唐代到过云门的诗人更不计其数。云门乃越中必游之地，按走过浙东唐诗之路的唐代诗人有名可籍的就有四百余人，而到云门者必夜宿于此，如此想来云门乃天下第一名人客栈了。
云门寺这片清净佛教胜地，还是士子们励志攻读学习的选择之处，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年少时都曾经在这里刻苦学习，并留下了当年学习的“云门草堂”遗址。此外还有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几个历来传诵不绝的故事，如：智永和尚苦练书法最终成名的“退笔冢”与“铁门槛”的故事就在此。唐太宗因追慕王羲之的书法杰作，特派监察御史萧翼用计从辩才和尚谋骗取珍藏在云门寺被称为 “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真迹的故事也在此发生。得知云门是缘于《兰亭序》，王羲之在山阴兰亭写就《兰亭序》为世人知晓，却少有人知道会稽云门乃《兰亭序》失却之所。唐代演义故事中有《云门失兰亭序记》一章。故事所云：智永和尚为王羲之七世孙，（王羲之五子）王徽之后裔。少年与兄孝宾（慧欣）一道在秦望山嘉祥寺舍俗入道。精通般若法华诸经，好禅寂，罕接俗物，以善书名。智永居永欣寺（隋炀帝重智永、智欣，赐名永欣寺，即云门寺。）阁上临书先袒遣贴三十余年，所退笔头，置之大竹簏，簏有一石之大，而五簏皆满，取而 之，号“退笔冢”。人来求书及请题者如市，所居门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之“铁门限”。弟子中著名书法者有智果、释述、释特、辨才、虞世南等。智永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大贡献有二个方面：一为发“永字八法”之旨趣，逐成隋唐学者宗匠；二为临集《千字文》，开后代书法家书写《千字文》之风。智永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施浙东诸寺各一本，让人临写，后遂成我国儿童的启蒙读物。宋书法家米芾谓智永所临《千字文》“秀润圆劲，八面俱备”。智永取名，寓“得永字而益增智慧”之意，确为我国一位杰出的僧侣大书法家。又自制铭制，遂不复作书。寿一百另二岁。智永死后将《兰亭序》传于辨才。唐太宗晚年酷爱书法，尤其重二王。他收藏了不少王羲之的书贴，唯《兰亭序》只闻其名而未睹其迹，便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后得知《兰亭序》在辨才手中，乃下 勒令，命辨才到京入道内场侍奉，恩赐甚丰，欲诱骗辨才献出墨宝。辨才早有思想准备，他在《赴太宗召》一诗中写道：
云霄咫尺别松关，禅室空流碧障间。
纵使朝廷卿相贵，争如心与白云间。
到京后辩才一口咬定，《兰亭序》已在丧乱中亡失，不知所在。唐太宗无奈，只得将其放归越中。太宗不甘罢休，再次命辨才进京，重问《兰亭序》下落，如是者竟有三次。即为《志书》所载，唐太宗三召辨才，诘其《兰亭帖》下落事。
尚书右仆射房玄龄见唐太宗求宝心切，便推荐监察史萧翼赴越探明墨宝下落。萧翼本名世翼，梁元帝萧绎曾孙，富有才气，亦多权谋，接受唐太宗旨意后，随带二王杂帖三数通来到越州，假扮山东书生，径往云门。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辩才院，辩才遥见翼，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谈说文史，意甚相得，当日便留夜宿。谈及翰墨，萧自称：弟子先门皆传二王楷书法，弟子又幼来耽习，今亦有数帖自随。辨才欣然之曰：明日来可把比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贫道有一真迹，颇亦殊常。翼问何帖？辩才曰：兰亭。翼佯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于是辩才说出真情，并告：可明日来看。及翼到，辨才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类曰：果是响榻书也。辨才自将“兰亭”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梁槛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自是与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一日，辨才出赴灵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来房前，与案上私取《兰亭序》及御府二王诸帖赴永安驿，告驿长身份，并叫其报汝都督齐善行。善行（即窦建德之妹婿）闻之，弛来拜 。萧翼宣示 旨，具告所由。善行使人召辨才，辨才及见，乃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 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得矣，故唤师来取别。辨才闻语，身便绝倒，良久始苏。
唐太宗见《兰亭序》大悦，以房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镂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 ，庄宅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俄以年耄，不忍加刑，数日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 越州支给。辨才不敢将入已用，回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而老僧因惊悸患重，岁余乃卒。后人便将它取名为辩才塔。
现在能看到的云门寺与初始时的云门寺及全盛时的云门寺已是天壤之别。云门寺自明末以后一直不振，目前，云门寺仍留有清代重建起来的一部分殿宇，清代的木构建筑两进及东厢房数间。第一进三开间山门，系清早期建筑，门楣上方书“云门古刹”行楷大字，明间兼作韦驮殿，东、西两次间易为民用。第二进三开间大雄宝殿，清代建筑。前檐下置“大雄宝殿”横匾，明间五架抬梁式带前廊，大殿内四根雕饰石柱, 三百余年来顽强地坚守着它对释加牟尼的信仰和它自身与寺庙的佛缘。大殿内,目之所及一尘不染,洁净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前后金柱为圆形石柱，柱础呈鼓形；东、西两次间为穿斗式结构。在寺院的东侧厢房北端廊壁间现存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文学家王思任撰文、范允临行书、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陈继儒和董象蒙跋语的《募修云门寺疏》碑一通。碑为太湖石质，下设长方形基座。碑高１４８厘米，宽８２厘米，碑文记述云门寺地理位置以及募修云门寺经过。这是古代云门寺的确证。在碑的背后，有一汪清泉，传说是王献之的“洗砚池”，澄澈的池水，好像历史老人的眼睛，闪烁着诡秘的神色。寺院周围还有“五云桥”、“丽句亭”（亭内有历代诗人留下的赞美云门寺的诗词等）、“五云山亭（内还有两尊石佛造像）”、“杉木祖师墓”、王献之的“洗笔池”、“辩才塔”遗址（辩才塔为唐太宗所赐建）、陆游曾在此学习的“云门草堂”遗址，以及当时各副寺的残留废弃的屋基，也都能清晰可见，并还有大量当时的寺院建筑用的石板、石墩、石柱等遗物，并且有些上面还有精美的雕刻，这都是古代寺庙的遗址。
云门寺与茶
云门寺可以说是一处集宗教、历史、文化、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佛教胜地，它历来一向很受我国学术界、政府部门的重视，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写信或亲自来探访，并发表研究文章。绍兴市、县文保部门以及云门寺所在的平水镇镇政府也都十分重视和关心。

『叁』 古代打官司用花钱吗分刑事、民事妈

“拉下去重责40大板！”
对于这样的情节，我们可以经常从古装剧中看到，这就是古代衙门里经常使用的刑罚——杖责（俗称“打板子”）。
对于杖责，算是一种惩罚，也算一种手段。一方面是案子已结后对当事人的惩罚，另一方面也可以算做为了拿到口供的一种强迫手段。
但我觉得现代人可能忽略了其中的血腥，那我就从下面两个方面说说吧：
1、 痛苦。
既是刑罚，就不可能不产生痛苦，但杖责的痛苦可能一般人想象不到。一般古代公堂中所使用的板子，最小号的也是要在20斤以上，大号的可达到40-50斤，这样的重量高高举起再重重落下，估计没几个能受得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犯人一听见打板子就吓得要死的原因。一般来说，能清醒地挨满20板子的就不算多，能挨够40板子的更是少之又少，往往是中途就昏厥甚至毙命了。大家如果不相信，不妨去找快二三十斤的木板照自己屁屁上来几下，应该就能体会到这滋味了^O^。
2、 技巧。
没错，360行每行都有自己的技巧，衙役也不例外。古代的衙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首先要练好的就是打板子。练习方法有两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相同。
第一种：外轻内重。
这种打法是用衣服包裹着一块厚石板，要求打完之后，衣服毫发无损，里面的石板却要打成碎石。这种打法往往是案子已结时，给予犯人的比较狠的惩罚。照这样的打法，往往只消20下，犯人的骨盆甚至内脏便会碎裂，但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损伤，而实际上的结果是非死即残，实在算是比较阴险的打法了。~_~!
第二种：外重内轻。
这种打法是用衣服包裹着一摞纸张，要求打完之后，衣服破破烂烂，里面的纸张却毫发无损。这种打法往往是用于逼供，照这样的打法，看起来是皮开肉绽，实际上是伤皮不伤骨，没什么危险，等犯人疼晕过去就泼水，泼腥了继续打，在犯人招供之前一般是出不了人命的。所以，后来就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犯人估计自己可能会挨重板子（比如第一种类型），而去贿赂衙役，这些衙役收了钱之后，自然就按后一种打法打了。不了解其中内幕的官员往往也就被蒙骗过去了。

怎么说呢，对于肉刑，从来都是很血腥的，最简单的肉刑也不例外，而肉刑虽然违反人道，但也算比较好用。比如新加坡现在就保留着鞭刑。呵呵，估计记吃不记打的人也不多吧^O^
参考资料：http://cn.bbs.yahoo.com/message/read_ghost_269844_1.html
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发生了缇萦上书救父的事件以后，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改用其他刑罚替代，其中当用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当斩左脚趾者改为笞五百，但是，笞三百或五百大多能把人打死，这比原来的肉刑还厉害。于是汉景帝刘启在前元元年（前156）下诏说，用笞杖与死罪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不死，也落重残。因此他把文帝规定的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这样做，许多囚犯仍然被打死。到中元元年（前144），景帝又下诏把笞三百改为笞二百，二百减为一百，并且“定棰令”。棰是笞杖所用的刑具，当时规定棰长五尺，用竹子制作，大头直径一寸，小头半寸，竹节要削平，行刑时抽打臀部。从此以后，按照这样的规定，受刑的犯人才可以保全性命。

汉代以后，笞杖之刑在执行时比较混乱，无有定规。南北朝时有的朝代嫌笞杖太轻，多改用鞭刑，或叫鞭杖。从隋代起，才正式把笞与杖分开，都列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之一，其中笞刑最轻，杖刑稍重于笞刑，并且对笞杖的数目、刑具的尺寸、受刑的部位以及量刑的条款都作了明确规定，形成制度，由国家司法部门监督执行。

关于笞杖的数目，隋、唐、宋、金以至明清，都把笞刑定为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从六十至一百，也是每加十下加一等。辽代刑重，没有笞刑，其杖刑六等，五十至三百，每加五十下则加一等。元代笞杖之刑的数目比较特别。其笞刑分六等，从七下到五十七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六十七到一百零七，每加十下则加一等。这个数目是元世祖忽必烈规定的，他的本意是想减轻刑罚，对宋代规定的数目“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所以每等减了三下。实际上，元代将笞刑加了一等，由五等变为六等，结果除笞刑的最低等外，以后的每一等同宋代相比反而增加了七下。因此，元大德年间，刑部尚书王约启奏说：国初规定笞杖十减为七，笞五十应减至四十七为止，不应再有五十七这个等级；杖刑应从五十七到九十七，不应再有一百零七这个等级。但王约的意见为被采纳，所以终元之世，一直采用这笞、杖共十一等的刑法。

关于刑具的尺寸和受刑部位，各代的规定也不一样。汉代笞杖不分，都叫棰，尺寸以如前述。晋代的笞用竹条，沿袭汉制：杖用生荆，长六尺，大头围（截面周长）一寸，小头三分半。南北朝梁时，杖也都用生荆，长六尺，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种。大杖大围一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五分；小杖大围一寸一分，小头呈细尖状。北魏时杖用荆条，削平其节，分三种，拷讯囚徒时用的杖，直径为三分，杖囚犯脊背的杖，直径为二分，杖腿用的杖，直径为一分。北齐时杖分两种，一种长四尺，大头直径三分，小头二分，另一种大头直径二分半，小头一分半。行刑时打在臀部，而且规定对一人行刑时不得换人。隋时用杖较滥，没有固定的尺寸。唐时把笞和杖分开，都长三尺五寸。笞的大头直径二分，小头一分半。杖分两种：一种叫讯囚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另一种叫常行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用刑时，分别打在背部、臀部和腿部。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规定，常行官杖沿用后周显德五年（958）颁定尺寸，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得超过二寸，厚度和小头宽度不得超过九分。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集贤校理聂冠卿上书说，自从规定杖制以来，杖的长短宽窄都有尺度，但杖的轻重却不统一，有些官吏特制重杖，加大处罚，应该做出规定。仁宗皇帝赵祯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规定常行官杖的重量不得超过十五两。金、元时笞与杖的尺寸不确定，但在金时曾规定大杖的直径不得超过五分。

明代笞杖刑具承袭唐制，略有变化，分笞、杖和讯杖三种，都长三尺五寸。笞，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三分五厘。笞和杖都用紫荆条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讯杖用紫荆木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或腿部。各地官府用的笞、杖和讯杖都要用刑部颁发的刑具式样对照比较检查，尺寸合乎规定才准许使用。那种刑具式样是铜铸的，归刑部统一管理。明代还规定，制作笞、杖等刑具不准用兽筋或皮胶等物在杖上装钉子。

清代官府衙门所用的笞杖开始沿袭明代规定，后来该为竹板子。大竹板子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这种竹板子哪一年开始使用，已难查考。

上述各代对刑具尺寸的规定，都是分别使用当时的度量衡标准，各代的标准互相之间有差别，和现代尺寸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史籍记载的尺寸是当时的数字，折合为现代的度量标准相当于多少，很难考证清楚，它所反映的只是各代笞杖刑具的大概情况。

至于说各代犯什么罪用笞杖，杖多少，其条目繁多，毋须细述。需要提到的是，有些朝代规定，被判应受笞杖之刑的，可以交纳财物赎罪。如宋代刑法规定：判为笞刑应打十下的，赎铜一斤，免打三下；应打二十的，赎铜二斤，免打十三下；应打三十的，赎铜三斤，免打二十二下；应打四十的，赎铜四斤，免打三十二下；应打五十的，赎铜五斤，免打四十下。杖刑也是如此，应打五十至一百的，分别赎铜五至十斤，免打三十七至八十下。金代笞杖之刑，也是用铜来赎，每十下赎铜二斤，若应杖一百，赎铜二十斤就可以免打。明初规定笞杖之刑可用铜赎，每笞十下赎铜半斤，每杖十下赎铜一斤。后来改用钱赎，每十下赎铜钱六百文，若应笞二十下，赎钱一贯零二百文，应杖一百，赎钱六贯。景泰以后，赎钱的数目越来越大。景泰元年（1450）规定，每笞十下赎钱二百贯，杖十下赎三百贯。再后来各朝逐渐加码，又规定将钱折算为银子。妇女犯罪应笞杖者，赎钱的数目更大。也有某些官员临时规定可以不用钱赎，而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来赎。如明末时，江苏如皋县令王喜爱蝴蝶，每当有人应该受笞杖之刑时，他就让犯人家属交纳蝴蝶赎免。他宴请宾客时，就把蝴蝶防哪个出，满堂飞舞，五彩缤纷，如同风飘碎锦一般，王与宾客以此嬉笑取乐。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卷八有《放蝶》一篇，记述的就是这件事。

尽管各朝代对笞杖之刑的有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时往往不按正式条文，官员使用笞杖常常只凭当时的主观意志，使用的刑具也常常超出官方规定的标准。结果，现实中的笞杖之刑要比正史刑法的条文残酷得多，使笞杖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教刑本意，而变为单纯惩罚人的手段。

本来，笞杖不属于死刑的范围，可是在各朝代中，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常把笞杖作为执行死刑的方式，即把犯人毙于杖下，叫做笞杀或杖杀。汉代，死于笞杖是很平常的事，隋代以后，笞杀或杖杀的事仍然不绝于史书。隋代，隋文帝杨坚亲自下令笞杀楚州参军李君才，又棒杀大理少卿赵绰、鸿胪少卿陈延。唐代各朝对于捕获的各地“反贼”首领，多用杖杀代替斩、绞等死刑。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二年（961）四月杖杀商河知县李瑶，又于开宝五年（972）十二月杖杀内班董延谔。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杖杀中书令李知古，八月又杖杀詹事丞徐选。南宋初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高宗赵构杖杀伪福国长公主李善静。辽、金、元各代笞杖杀人的情况也不少。明代，皇帝对大臣实行廷杖，许多朝政要员受杖致死。（参见本书《廷杖》）清代废除廷杖，但仍有皇帝杖杀人的例子。雍正帝有一次观看戏班演出《绣襦记》，演员唱工俱佳，雍正大喜，传旨赏赐优人用饭。因剧中郑元和的父亲郑儋的官职为州刺史，有一个演员在吃饭时，顺便向一位官员询问现任常州知府姓甚名谁。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大怒道：“你不过是一个优伶，竟敢擅自探听官守大事！”于是传旨将这位优伶立毙杖下。不仅皇帝这样做，各级官员也如此行事。顺治十一年（1654），李森先巡按江南，就把著名优人王紫稼与尚三遮杖杀于苏州。

历代执行笞杖之刑时，常常巧立各种名目，加重处罚。北朝时周宣帝宇文赟每次对人用杖时，定要打够一百二十下，称为“天杖”，或者加倍，打二百四十。有个叫杨文佑的因作歌讥讽朝政，被郑译奏知宣帝，宣帝下令赐杖二百四十致死。五代时南汉刘铢对人用杖时，总是每次两条杖一齐打，称为“合欢杖”。又临刑时问被打者的年龄，施杖的数目一定要和他的岁数相同，称为“随年杖”，年龄较大的犯人常被当场打死。隋炀帝时，王文同任恒山郡赞务，杖责囚犯的办法更奇特。他让人在庭院空地上埋一个大木椿，露出地面一尺多，又在大木椿四周各埋一个小木橛，把犯人面朝下，胸部放在大木椿上，把他的四肢分别系在四个小木橛上，然后用棒打他的背，不几下就打得躯体溃烂而死。

而且，历代施用杖刑时，常用别的东西代替杖具。许多杖杀人的情况，用的就不是杖，而是棒，同杖相比，棒要粗重得多，击打人身显然更容易造成伤残或致死。辽时除杖之外，又有木剑、大棒、沙袋、铁骨朵等，都比杖厉害。辽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年间（927～938）制作大棒和木剑，打人的数目自十五至三十不等，受此刑者罕有不残废的。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年间（951～969）又制作沙袋，它是用牛皮缝制成的，长六寸，宽二寸，装有一尺多长的木柄，并规定，凡是应决杖五十以上者，就用沙袋来打。行刑时向周身猛击，皮肤不见伤痕而内脏破裂出血，许多人受刑不久即死。后来又制作铁骨朵，规定行刑的次数为五下或七下，但即使只有这么几下，也会轻则致残，重则致命。南宋时，理宗赵昀用刑狠毒，常用“断薪”（折断的木柴）为杖打人的手或脚，名曰“掉柴”。和辽代的铁骨朵相似的，明代叫金瓜，在朝廷由御前校尉执掌，常用来责罚朝臣。洪熙元年（1425），李时勉上疏触怒仁宗朱高炽，仁宗命令武士用金瓜打他，十七下便打断肋骨。

还有的酷吏用的杖具是特制的。明代成化年间，监察御史王琰巡按苏州时，用大毛竹剖开做成竹板子，起名为“番黄”。用它行刑，许多人不到打够数就气绝身亡，侥幸不死的，也必须请工匠用细镊子小心地取出烂肉中的竹刺，然后求医敷药，清除淤血，卧床百天以上才能痊愈。有一天，王琰到无锡巡视，一个和尚来不及回避，冲撞了他的仪仗，他立即下令用番黄杖责和尚。和尚不一会便死去，王琰大怒，骂他装死，喝令继续打，那和尚终于没有再醒过来。后来，王琰被提升到朝中任职，得罪了宪宗朱见深，在午门尝到了受廷杖的滋味，结果受杖两天后送了命。

历代对犯什么罪应受笞杖的刑罚虽有规定，但在执行时常常是随意定罪，动辄使用笞杖。在衙门里当差的人役们不知哪句话冒犯了官长，就要受到杖责。唐代杜牧诗云：“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诗中所说的情况，在其他朝代也是这样。隋代的崔弘度有一次正在吃鳖肉，八九个人在旁边伺候，崔弘度一个个地问他们：“鳖肉味道佳美吗？”侍者平时就怕他，都回答说：“佳美。”弘度大骂道：“蠢奴才，竟敢骗我！你们没有吃过这鳖肉，哪能知道它的味道美不美？”喝令把他们每人杖八十。当时京师长安有谚语说：“宁饮三升醋，不见崔弘度。”可见这个崔某是多么暴虐了。与崔弘度同时的著名酷吏燕荣在任幽州总管时经常对手下进行鞭笞，一次责罚的数目竟多达千数，被打的人鲜血淋漓，他在旁边饮酒吃肉，神态自若。有一次，燕荣外出视察，看见路旁丛生的荆棘可以制作笞杖，就叫人当时制作一根，随意抓过来一名随从试试是否好用。那人辩白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打我？”燕荣说：“今天打了你，以后你真的犯了罪，就用今天打的数目来顶替，不再打了。”过了不久，那位随从果然因犯错误应该受笞杖，他立即提出：“前次我已挨过了，老爷您说再有罪就应当免刑，因此今天不能打我。”燕荣斥责他说：“你没犯罪时尚且能受杖，现在犯了罪不是更应该受杖吗？”于是不由分说，把那人再次打了一顿。明万历时，有个叫陈经济的任湖州太守，他有个毛病，最讨厌乌鸦叫，在衙门里偶尔听见院中有乌鸦叫，就将衙役痛加笞杖。因此，当时人们都叫他“陈老鸦”。

一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屁股。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女犯了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脱了裤子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是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是难堪的精神之辱。明代的这条规定造成一种社会弊病，民众中亲戚邻里之间若有因小隙而成仇怨者，一方就捕风捉影，寻找事端，指控对方家中妇女有奸情，然后贿赂官府，让逮捕被告妇女裸体受杖。到执行刑罚那天，原告一方事先约集亲友，一齐来到公堂，名曰“看打”。他们又花钱买通行刑的衙役，让他们在行刑时对受刑女子百般凌辱。衙役干这种事是很在行的，他们的手段有“掘芋艿”、挖荸荠”、“剖葫芦”、“剥菱角”等名目。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名曰“晾臀”；有时行刑完毕，仍不让妇女穿裤，随即拉到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羞辱，回去后便寻了自尽。还有一种惯例，被告妇女必须光着脚过堂。未过堂之前，先在衙前戴着刑具暂押。这时，仇家就趁机闹事，怂恿无赖子弟把这妇女的鞋子脱掉，裤子褪下，有的人顺手把鞋子拾去，满街人随意传看。如果这天官不出堂，第二天照样闹一番。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嘻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系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仍有妇女裸体受杖的做法。晚清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到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他常对人说：“刑律上明文规定，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者去衣，余罪单衣决罚’。行杖时是打臀部的，所谓单衣就是单裤，去衣当然就是去裤了。”别人辩不过他，他坚持一直这样做。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子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奖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人家为十三、四岁的儿子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新婚之夜，新媳妇把小女婿拴在床腿上，把自己相好的一位屠夫藏在新房中同居。事发后被捕，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把衣服夺下来，不让给她穿，这个女子只好光着身子走回家去。

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予以杖责，又让用杖头捅入妓女的阴户。朱铄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妓女，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

像朱铄这样的狠官毒吏比比皆是，但古代也有少数官吏在使用笞杖刑罚时，相对来说较能通情达理，稍存宽厚仁慈之心。据说，宋朝开国功臣曹彬为人仁爱多恕，用刑慎重，他任徐州知府时，有一次一名小吏犯下罪过，立案审理后应该用杖刑，可是过了一年曹彬才对他进行杖责。属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听人讲过那个吏员犯罪时刚新婚不久，如果对他用刑，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新媳妇的八字不对带来的灾难，从而对她加以虐待，使她蒙受冤屈无法存身。我把此事缓期执行，既不影响他的家庭，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众人都佩服他的见解。

宋朝胡太初关于使用笞杖刑罚时曾说过“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的话，即是指对老人幼童及有病怀孕的犯人不要笞杖。他还说，在问官醉酒时、犯人醉酒时或犯人身体瘦弱这三种情况下都不要用刑。明代万历时曾任刑部侍郎的吕坤进一步发挥了胡太初的观点，他著有《刑戒》八章，对审案时使用笞杖订立了八项戒规。第一项叫做五不打：老人不打，幼童不打，病号不打，饥寒而无衣食者不打。被人打过者不打。第二项叫做五莫轻打：朝廷宗室不要轻易打，官员不要轻易打，秀才不要轻易打，童生不要轻易打，妇女不要轻易打。第三项叫做五勿就打：某人正在着急不马上就打，其人正在发怒不马上就打，其人醉酒未醒不马上就打，其人走远路刚到不马上就打，其人半跑而来喘息未定不马上就打。第四项叫做五且缓打：我正在发怒时且缓打，我饮酒方醉时且缓打，我正在生病时且缓打，我未见到真凭实据且缓打，我对案情处理不了且缓打。第五项叫做三莫又打：以用过拶指不要又打，已用过夹棍不要又打，将要枷号示众不要又打。第六项叫做三怜不打：佳节良辰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严寒盛暑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案犯正在伤心时应该可怜不要打。第七项叫做三应打不打：尊长有错应该打，但他若是与年轻晚辈争讼就不要打；百姓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与衙役争讼就不要打；工役铺行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为衙门办事或采买自用物件就不要打。第八项叫做三禁打：禁止用重杖打，禁止从案犯身体下部打，禁止用非刑手段狠打。

曹彬、胡太初、吕坤等，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廉明仁厚的清官了，可惜这样的官员实在为数不多。他们的这些仁慈的做法只是在法制制度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缓解的措施，而不能从根本上废止笞杖的酷刑。

在官府衙门里直接对犯人用刑的皂隶们，一般都是心狠手辣的，否则难以充当这样的差使。但是在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心地良善之辈。清代，浙江秀水县人诸锦的祖辈有在县衙当差的，很怜悯犯人受杖的痛苦。他听人说受了刑伤后饮小便可以止疼解毒，就把自己用的竹杖浸在厕里的尿桶里，该他行刑时，就使用这浸了尿的竹杖，打过人既不疼也不化脓。这样，他坚持了数十年。到诸锦这一辈地位显达，人们说他是因先人积德得到了善报。南宋有个郑金的，发明了一种名叫“杖丹”的药方。其法是把水蛭焙干，研成末，加少量朴硝，用水调成糊状敷在伤处。他常常把这秘方施用于吃官司受杖刑的人，疗效非常明显。在滥用酷刑的封建时代，这样的善举可以说是茫茫暗夜中一点难得的亮色。

注:

笞杖是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笞”的本意是用竹条或木条对人进行抽打，杖的本意是拐杖。古时候，儿子不孝，父亲可以用拐杖打他。舜小时候是很孝顺的，他父亲用小杖打他，他就忍着，若用大杖打他，他就逃开。后来把笞杖作为一种刑罚，据说是沿袭了古代父亲打儿子那种教诲、训诫的含义，所以又把笞杖称为教刑。
汉代以前官方规定的五刑是墨、劓、宫、刖、杀，没有笞杖
参考资料：铁血书库档案页
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1336030.html?s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