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师法
A. 日本律师现状
日本律师联合会发布一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截止到7月，2010年通过新司法考试的司法研习生中，希望成为律师却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超过4成，这是2007年该联合会实施调查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日本司法改革后律师数量大增，同时，律师就业难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在日本，律师资格的获得非常艰难，要取得律师资格必须在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日本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只有2%左右，每年只通过大约1000名。
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必须到最高法院举办的司法研修所接受一年半的培训，其内容主要是理论研修，实务研修和后期总结研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期一年的实务研修，全面掌握法律工作者从事实际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心理和伦理观念。只有司法研修合格者才可以选择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职业。所以，日本的青年律师的法律水平与素养都是相当高的，但是工作机会相对较少。
这十年间，日本的律师增加了1万人，今后，预计每年还将增加3000人，截止2011年1月，日本律师人数是30447名，预计将增到到5万人。日本律师联合会对于律师不断增加的趋势有些担忧，希望减少律师人数，但是政府对此却是不作为，听其自然。
虽然日本的律师数与欧美国家相比并不高，但是日本有独特的司法书士、税理士、弁理士，这些专业人士也是需要考取资格后才能开展业务的，他们分走了律师的部分工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律师人数还是较多的。与美国、英国的大型法律事务所相比，日本的法律事务所规模比较小，近年来出现合并的趋势，小规模律师事务所被吞并，所以，拥有200人以上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在增加。近年还出现了共同事务所增加的倾向，就是说数名的律师共同经营一个事务所。日本的律师事务所分工比较细，除了综合事务所外，还有国内业务事务所、国际案件事务所以及专业领域法律事务所。此外，日本还有女性律师事务所，律师以及工作人员全都是女性，因对客户总是亲切对应，处理离婚、财产纠纷等案例拿手，所以受欢迎。在竞争激烈的律师界，这也算是特别的生存之道。
也有一些律师是很风光的，他们除了当律师外，还“不务正业”，经常在电视娱乐节目中出风头，如日本电视台有个节目叫“门前排起队的法律咨询所”，每周日晚上，有四位能言善辩的律师出场，就法律问题发表评论，由此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大阪府知事桥下辙就是因为上了这个节目，人气大增，转而进军政坛。另一位律师丸山和也也实现了华丽转身，当上了参议院议员。
B. 关于日本法律的一些问题...
1、日本在除奴隶社会的氏族法以外，没有自己创设的法律。奴隶制时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现为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创建了以唐朝法律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承袭中国唐代和明代法制的传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成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以德国法为样板建立了六法体系，但也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许多精华。因此，日本法同时具有两大法系的特征。
2、而中国的现代法律，是在民国时期，效仿法租界和德租界的大陆法系建立的，后来也借鉴吸收了英美法系同时也难免具有封建思想的残余。新中国的法律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剔除了封建思想的残余，经历了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过程。
由于近代以来法的现代化方式的影响，加上建国后引入的前苏联法律模式也是受民法法系的影响，所以，我国总体上仍然倾向于民法法系，但吸收了普通法系的一些经验，如审判程序等。
日本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组织
1.近代司法组织的形成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没有系统的法院组织体系，司法与行政不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刑裁判权统一由其监管，地方则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审院各级法院职制章程》，规定大审院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设上等法院、巡回法院、府县法院，废除了地方官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
明治宪法颁行后，按法国和德国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并于1890年颁布了《裁判所构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构成法》参照德国法院组织体系制定而成，规定全国设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院、大审院，实行四级三审制。《行政裁判法》规定了行政法院组织以及行政诉讼原则和制度，共4章47条。法律规定在东京设立行政法院，只负责审理依法律、敕令及有关行政裁判文件所规定的行政违法案件。
1893年制定了《律师法》，规定律师须在各地方法院的名簿上登记，而且要加入所在地的律师会，地方律师会则须接受地方检事局首长的监督。
2．战后司法组织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日本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制定、颁布了《法院法》、《检察厅法》和《律师法》，从而使日本的司法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7年颁布实施的《法院法》废除了明治宪法体制下设立的行政法院和特别法院，实行单一的法院体系；法院为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简易法院四个审级。
1947年颁布实施的《检察厅法》按法院审级设置独立的检察厅，分为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区检察厅四级；作为统一执行国家检察工作的机关，下级检察厅受上级检察厅领导，法务大臣有权对检察厅进行一般的指导监督；检察官不再是司法官，而是国家行政官吏，其地位受法律保护。
1949年颁布的《律师法》确立律师自治原则，改变了日本律师处于国家机关严密监督之下的的旧体制，并规定：律师的主要使命是维护人权、伸张正义，在地方法院辖区内设立律师会，在全国设立日本律师联合会；律师联合会是所有律师都必须参加的团体，它是指导、联系及监督全国的律师及律师会的最高机关；律师有权设置律师事务所，但须向所在地的律师会办理申报手续。现在日本的律师事务所分单独事务所和共同事务所两种，大部分的律师都集中在日本的大城市，其主要业务活动是参加法庭诉讼。
日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均有严格的考试、录用、培养制度，对日本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完善都有很大的贡献，三者一起构成日本的“法曹三者”，被誉为“法制建设上的三根支柱”。
(二)诉讼制度
1.近代诉讼法典的制定
(1)《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
1890年，日本参照德国刑事诉讼法，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它分为8编15章，共 334条，其基本特点是：将诉讼分为公诉与私诉，公诉由检事提起、以证明犯罪和适用刑罚为目的，私诉由被害人提起，以返还赃物及得到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为目的；具体规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把预审作为公判审理前必须的诉讼程序；规定了4种上诉形式，即控诉、上告、非常上告、抗告。
(2)《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
1880年日本曾仿照1807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制定过一个草案，但因政府已准备改效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而未能交付审议。1884年聘请德国专家帮助起草民事诉讼法典，经法律调查委员会的几度修改，于1890年4月获得通过并公布，次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典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分为8编12章，共805条，主要特点有：贯彻当事人进行主义、法院不干涉的原则；肯定了通过和解解决民事纠纷的传统做法，诉讼提起前可以申请法院和解，在第一审程序中的任何阶段法官都有权进行和解尝试，若和解不成再进行判决；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限于在原审提出的请求和上诉申请的范围内进行。
2.战后诉讼制度的变化
二次大战以后，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1)1948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体现出新的特点：① 规定各种强制处分都须有令状，新设宣告拘留理由制度，体现了保障人权的原则；② 明确刑事案件的追诉权专属于检察官和检察官根据罪犯的情况享有起诉或不起诉的裁量权，但又规定职权滥用罪，以防止检察官行使职权的不公正；③废止预审，扩大辩护制度，限制被告人自供的证据能力，体现了对被告当事人地位的尊重；④检察官提起公诉时只向法院提交一份起诉状，而不移送案卷和证据材料，贯彻了以庭审为中心和辩论原则；⑤废除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按其请求可以再审，第二审的控诉从原来的复审制改为事后审查制。总之，这个法典体现了大陆刑诉制度与英美刑诉制度相结合的特点。
(2)1929年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在二次大战后并没有被全面修改，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受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对《民事诉讼法》作了部分修改，颁布了单行法规，在减轻诉讼双方的负担、削弱父权干涉主义及诉讼程序民主化等方面有所改进。后又出现将本来属于《民事诉讼法》的事项分离出来的趋势，如1979年制定了《民事执行法》、1989年制定了《民事保全法》等单行法规，使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战后废除了行政法院的设置，行政诉讼案件也由普通法院审理，但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性，1948年制定《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则主要体现在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中。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有其相对独立性。
C. 律师依法独立职业的含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律师制度刚刚恢复时期，律师的职业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了1996年，《律师法》颁布以后，律师被重新定义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进而提出，律师的权利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律师的职业定位应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我理解，这个“自由职业者”的目的在于强调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即律师只服从于法律，在法律之下，律师是自由的，任何外来的干预不足以使律师屈从，从而最大限度保护律师发挥维护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官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检察官依法履行检察职责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都从法律上确定了法官、检察官职业的独立性。尽管现行的《律师法》尚未明确赋予律师具有职业的独立性，但这毕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例如德国《联邦律师条例》第一条规定：“律师在司法中的地位，是司法的独立人员，律师执业机构为从事司法工作之独立机关。”加拿大也明确规定律师与法官地位相等：“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因此，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也应成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在新《律师法》中，理应加上一条：“律师依法执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真正确立律师职业的独立性。
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是指律师不受国家公权和当事人私权影响，独立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律师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及法人的侵害。一个国家的公民和法人，他们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作为被国家管理、治理的相对人，他们没有直接立法和司法、执法的权力，只有遵法守法的义务。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总是处于弱势、劣势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更不用说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渎职枉法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通过立法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对公民人权、权利予以强化之外，还需要一种独立于国家公权和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力量，通过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以法律为武器来制约不法权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律师以他独具的职业独立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法人的侵害。这种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律师与政府、法官、检察官保持相对的独立，有同国家公权对峙的勇气和能力，并在执业过程中不受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独立于当事人，律师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而不是丧失独立人格的惟命是从的附庸和代言人，律师有义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义务保守当事人的秘密，但也有权利拒绝当事人提出的与法律相悖的不正当要求，并在刑事辩护中依据实事和法律独立地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发表辩护意见。
由于当事人追求的利益并非总能与法律规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对立冲突，而个别律师将自己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当事人不当利益的实现上，这样就会出现律师一味迎合当事人，背离事实，歪曲法律的现象，势必动摇整个律师行业在社会中的公信力。
摆脱名利的羁绊，抵御金钱的腐蚀，除了需要律师自身有“良心”、“道德”外，能够保障律师恪守独立的制度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律师的独立，“不独立，毋宁死”，更需要每个律师身体力行地保护这支独立的“薪火”。以下，就当前可能影响律师职业独立性的两个现实问题，笔者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律师类型的多样化不利于律师保持独立性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律师与法官、检察官都是法律职业团体中的一种，仅仅是分工不同，地位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国家创设律师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使每一个公民通过律师的独立工作来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给予了律师职业极大的期待和重视。例如日本《律师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律师法》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律师以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法治为使命。”由此可见，律师的基本使命就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面对如此庄严神圣的使命，一部律师法约束下的所有律师的处境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目前在我国却有一种律师种类多元化的趋势，在我国有的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设置了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在2005年6月全国律协换届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代表、理事，这样，他们连同已经存在的军队律师将要形成中国律师的多样性。如果说，军队律师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的话，那么随着“两公律师”队伍的建立与发展，社会将越来越多地见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由于其职责与一般意义上的律师（已有人称之为社会律师）有所不同，他们的出现，必将对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产生巨大的冲击。
公职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或经招聘到前述部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公务人员。曾经有国家某总局一位政策法规司的副司长在获得该系统首批公职律师执业证书后，兴奋地告诉记者：“如果美国谈判对手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告诉他我是中国律师。”其实这也表明了公职律师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身份的双重性，公职律师既是国家公务员或政府雇员又是律师；二是服务对象的固定性，公职律师只能为供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在社会上的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本单位以外的诉讼与非诉讼案件；三是固定薪酬制，公职律师直接从供职部门领取固定薪酬。
再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职律师的五项工作职责：一、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二、根据政府的要求，参与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和修改工作；三、为涉及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重大利益事项和纠纷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或组织专家论证；四、代理政府参与诉讼、仲裁活动；五、政府中其他应由公职律师承担的工作。上述五项职责大部分还是围绕“长官意志”进行，公职律师工作的独立性难以体现。
笔者认为，公职律师尽管主要处理政府微观方面的法律事务，但与政府法制办的部分职能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政府工作人员查阅案卷方便，而硬要设置一种与社会律师相抗衡的律师类型，似乎有些矫枉过正。因为社会律师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的各种当事人，当然也包括政府职能部门。
公司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在企业内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的执业人员。2002年12月，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了公司律师的职责，其中非诉讼业务包括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本企业法律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审核企业规章制度，审查和管理企业合同，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和建议，在企业内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仲裁事务；诉讼业务包括处理与本企业有关的诉讼业务。对照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7年5月颁布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职责的规定，简直是一模一样。
公司律师已试行近3年，现有近700名公司律师服务于150家大型、特大型企业，其中不乏中国人寿、中国一汽这样的“行业巨鳄”。据某位对公司律师制度颇为赞赏的行政官员说，公司律师具有“离得近、叫得应、专业熟、信息灵、反应快、保密好”的优点。据笔者看，只有前两项符合实际，因为公司律师就是本公司职员，肯定离得近，而且他们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当然“一叫得应”了。至于其它四项，还没有过硬的事实能够证明他们比社会律师强。
如果“两公”律师从法律上给予确认，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使越来越多的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
相对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服务的领域更窄，完全是看某一个“老板”的脸色行事，职业的独立性更加无从谈起。
一个人要想独立地做一件事情，至少具备两个条件：思维判断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受制于人。律师之所以能有独立性，就在于执业具有选择性，可以对当事人不适当的要求拒绝辩护或代理，通俗地说，一个律师的“衣食父母”是不确定的，他不必为某一个特定的“老板”而折腰。但“两公”律师却是做不到的。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设立公司律师是与国际接轨，这里且不论只有少数国家具有这种制度且亦对这种制度尚存诸多质疑外，就以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律师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人数也较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公司律师只是一种律师高度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其他还有移民律师、婚姻律师、专利律师等等，部分律师专职从事公司的法律事务性工作是美国经济极为发达情况下各种社会分工形成的，换言之，不是不考虑国情人为推动形成的。有人片面地认为引入公司律师制度就是走国际化道路，这种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断章取义的。中国国情目前的现状和律师的地位与美国律师的地位相差甚远，美国的制度目前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仅仅靠多一种律师类型来跟国际接轨，其实是在“拔苗助长”，其必带来许多现行体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设立公司律师看似进步实是退步，势必影响中国律师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凝聚力，放缓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出现“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法治建设并不十分完善，律师队伍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一味细化律师行业的分工，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迫使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在业务上只好选择做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在律师内部造成门派对立，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难以划一，增大不同类型律师之间的不信任感并相互贬低；社会公众对各种类型的律师产生混淆，不明所以。同时也大大不利于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整个行业的统一管理。都是律师，却有着迥异的生存模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律师就不可能有自由职业者的人格和思想自由，其独立性必将大打折扣。所以，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职责和义务应该由专职的公务员或公司职员来完成，也可以聘请社会律师来执行，没有必要设立两个新的律师门类。
对于暂不设立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这个问题，笔者曾向立法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多次呼吁，以期进行更严密的调研和更科学的分析，也希望律师同行们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律师行业特点的具体建议和办法来，可惜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律师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经营性活动是对律师独立性的反动
在美国，政府从职业律师中雇佣一些人担任检察官，而各级法院的法官，也是从执业15年以上，品行良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资深律师中选任的。一个有追求的律师，肯定会在执业过程中小心谨慎，保持一个清白的纪录。同时，律师、检察官、法官甚至法学家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机制，大家都以法律准则而不是以各自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对一件事情或者纠纷，所得出的结论是能够合理预期的。
如何能在律师、检察官、法官、法学家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职业共同体？首要的还是制度保障。律师怎样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自身角度讲，必须向检察官、法官的标准看齐。法律规定检察官、法官均不能从事有偿经营性活动。这一点具体到律师身上，那就是除了律师法上允许的有偿法律服务以外，律师不应再兼职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这一点虽然在律师执业规范中有所体现，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这就给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这些搞经营性活动的律师带来了困难。不解决律师随便兼职谋利的问题，律师这一职业就难以净化。
所谓“职业”是指个人所从事的赖以为他人或社会服务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律师的工作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他的收入也就理应来自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律师的职业使命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只服从法律并且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不是惟当事人是从，这也就决定了律师职业的基本属性不包括商业性，律师不应该也不能被金钱利益所驱动。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历程中，金钱对于每个律师的操守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一个律师无法维持稳定的生活，在诱惑面前难免把持不住；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那也只能变成一个赚钱工具，实在是舍本逐末。律师要想在社会立足，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职业化”的训练，练就过硬的本领，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社会竞争中得到承认。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导，认为律师价值的体现就是用收入高低来衡量。律师对经济利益的偏激追逐，将会极大的损害律师形象，尤其是个别律师，甚至脱离本职工作，在社会上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律师行业的反感和不满。
仅以西安为例，就曾有资深执业律师在外兼职从事商业活动，并利用职务便利及法律专业知识，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最后锒铛入狱、声败名裂。还有少数律师，或是从事酒店餐饮行业或是经营娱乐场所，或是经营房地产、拍卖行等，都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笔者认为，新律师法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加入禁止执业律师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之所以如此要求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律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像医生，需要社会认可自身的价值，但决不能惟钱是图，商业气息太浓；二来律师由于职业特殊，可能知晓或接触很多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如果参与其他商业经营性活动，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便利为己服务，甚至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理应禁止。而且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难免影响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令其为攫取更大利润钻法律的空子，这样就背离了律师制度的初衷。
另外，新《律师法》还有必要严格律师初任调查和年检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内容。仅以笔者所知的在西安执业的律师为例，就有不少于5%的注册律师是披了“两张皮”。他们或是国家公务员或是企业的老板、职员工，利用个人关系或伪造部分档案材料，把人事关系送到人才交流中心转一圈，就获得了律师身份。既不耽误自己的固定工作或者经营活动，还能以“律师”的名义到处招揽律师业务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严重败坏了律师法律职业者的独立形象，必须坚决予以扼制。笔者建议，新《律师法》应授权司法行政机关制订更加严格的律师准入程序，加强个人身份的调查；对于律师档案的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也应建立自有的管理体系。努力保持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和职业的独立性。
美国一位著名的律师布兰代斯在其所著的《律师的机会》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现今的律师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如七十五年前或者也确实不如五十年前那样显赫了；但是，其原因并非是缺乏机会。而是：律师没有在富人和大众之间恪守独立，------他们最大限度地放纵自己成为大公司的附庸，而忽略利用自己的权利保护大众的义务。”也许，中国律师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面对强权与金钱，请选择独立。最后，我以北京一位律师的话结束这篇文章：“律师崇尚的，应该是按照法律办事；律师追求的，应该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律师执着的，应该是司法公正的实现。”
D. 日本律师怎么考
弁护士となり得る者
日本で弁护士になるには、现在のところ2つの経路がある。1つは法务省の司法试験委员会が行う司法试験（现在の名称旧司法试験）に合格し、司法研修所での司法修习を修了する（弁护士法4条、裁判所法66条、司法试験法附则10条、旧司法试験法）。もう1つは、法科大学院课程を修了し、法务省の司法试験委员会が行う新司法试験に合格し、司法研修所での司法修习を修了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弁护士法4条、裁判所法66条、司法试験法）。
このほか、最高裁判所の裁判官の职にあった者は弁护士の资格を有し（弁护士法6条）、司法试験合格后に国会议员、内阁法制局参事官や大学で法律学を研究する大学院の置かれているものの法律学を研究する学部、専攻科若しくは大学院における法律学の教授若しくは准教授の职などに在った期间通算5年以上経験した者、あるいは司法试験合格后に公务员や民间人として立法作业や契约书等の作成に従事した期间が通算7年以上経験した者、特别考査に合格して検察官（副検事を除く）として5年以上在职するなど、特定の职业に一定期间就き、日本弁护士连合会の研修を修了して法务大臣がその修了を认定した场合には、弁护士の资格が与えられる（同法5条）。
なお、経过措置として、司法试験に合格しなくても、2004年4月1日现在で法律学を研究する学部、専攻科若しくは大学院における法律学の教授若しくは助教授の职歴を通算5年以上有する者などについては弁护士资格が与えられる（平成16年法律第9号附则3条）。
また、弁护士会に加入し、弁护士登录をすることが业务を行う要件である（弁护士法8条）。
新司法试験の受験资格
移行期间においては、新司法试験を受験するためには、法科大学院课程を修了することが必须条件である。すなわち法科大学院を修了した者は、その修了日后の5年度内に3回の范囲内で新司法试験を受験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移行期间终了后は旧司法试験が廃止され、法科大学院を修了していない者は予备试験を受験して新司法试験の受験资格を得ることになる。
3回の受験制限规定においては、法科大学院修了前2年间の旧司法试験の受験についてもカウント対象となる。
2006年に行われた第1回の新司法试験では、有受験资格者2125人中、合格者は1009人だった。合格率は48.35%となり、数%の合格率であった旧司法试験よりも数字上は大幅に竞争が缓和された。また、2007年（平成19年）新司法试験の合格者数1851名であった（出愿者数比合格率34.27%、有受験资格者数比合格率35.06%、受験者数比合格率40.18%）となった。
楼上是几几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