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顾问业绩证明

① 如何对企业法律顾问进行绩效考核

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工作者积极参与法律服务、当好法律顾问的积极性，推动全区法律顾问工作深入开展，根据区政府《关于实施法律顾问制度推进法治东港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机构。全区法律顾问绩效考核工作由区司法局法律顾问工作指导小组（下称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律师公证管理科，律师公证管理科科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第三条 考核对象。法律顾问及其所属法律服务机构。 第四条 考核内容。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实行百分制考核，内容包括基层评价、信息公开、工作日志、定期服务、限时服务、工作档案、加分项及一票否决等内容。法律服务机构考核成绩由其所属法律工作者考核成绩的加权平均数确定。
第五条 考核方法。考核工作每半年进行1次，由“听”、“看”、“查”、“评”四部分构成：
（一）“听”。听取法律顾问个人汇报和顾问单位对法律服务的反馈结果
（二）“看”。查看法律顾问工作室及法律顾问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工作职责等信息的公开情况。
（三）“查”。查看法律顾问工作档案、案卷的制作情况及规范程度，从中查出法律顾问的工作量、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
（四）“评”。召开单位职工（社区群众）代表会，向顾问单位、职工（群众）发放《法律顾问工作情况评分表》，以召开职工（居民）评议会的形式由顾问单位和职工（群众）对法律顾问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无记名打分。参加评议会的人数达到规定要求（机关单位不少于5人，社区、企业不少于10人）评议有效，达不到规定人数，评议无效。
具体考核评分标准见附表。
第六条 区司法局法律顾问工作指导小组将不定期对法律顾问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对工作不符合标准和规范的，给予红牌警告，督促其限期整改，再次抽查不合格的，取消其法律顾问资格，由其所在法律服务机构另行指派。考核结果合格的，发放绿牌，给予肯定，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给予额外加分：
（一）对法律事务把关严、参谋效果好，有效地防止、化解法律风险或为顾问单位有效避免经济损失的；
（二）积极服务顾问单位重大工程项目，帮助顾问单位化解重点、疑难问题或历史遗留法律难题，取得良好效果的。
第八条 区司法局将不定期对法律顾问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对服务不及时、不到位，档案材料不完整、不规范的，每发现1次扣5分。
第九条 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直接定为不合格：
（一）法律顾问为顾问单位提供的法律服务不及时或未提供法律服务，贻误工作，造成顾问单位经济损失的；
（二）向顾问单位吃拿卡要或接受顾问赠送的礼品、土特产、纪念品的；
（三）向顾问单位收取顾问费以外的服务费或向职工（居民）收取法律咨询费等违反公益性服务规定的行为；
（四）缺乏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支持、操纵有关人员上访或者参与集体上访的；
（五）在协助处理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上不能正确履职，导致问题进一步复杂和恶化的；
（六）法律顾问在绩效考核工作中向区司法局提供虚假材料或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其法律顾问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七）法律顾问被顾问单位投诉两次以上的。
第十条 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考核90分以上为优秀，60—90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对考核一次不合格的进行通报批评、公开曝光，并限期整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法律顾问资格，永不录用，并向全区各部门单位、社区、企业进行通报；
（二）顾问单位根据区司法局的考核结果兑现法律服务费，法律服务费每半年兑现一次。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全额兑现法律服务费；考核合格的，按得分情况按比例兑现；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兑现，并调整更换法律顾问；
（三）区局指导小组根据考核成绩评选法律顾问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四）考核情况及时在东港区司法局网站和东港148法律服务网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本办法及其附件《东港区律师顾问工作绩效考核量化标准》由区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于发布之日起施行。

② 如何充分发挥律师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并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与指导方针及相关要求。多年来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改制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有企业改制的进程日益加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毋容讳言的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新《公司法》的颁布，既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了新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也吹响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制的号角。
日益壮大的律师队伍作为一直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生力军，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和政府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当然离不开律师的积极参与，实践证明律师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律师如何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及如何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需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笔者力图从国有企业改制所面临的问题、律师介入国有企业改制的必要性、律师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方式等方面对律师在国有企业改制的作用进行初步的研究。
一、 国有企业改制面临的问题
（一） 就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现状来看，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改制的内容和方式两个方面。
1、就改制的内容而言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出资主体、职权的缺位，出资人不能有效地履行出资人的职责。
目前，中央及地方已成立相应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履行出资人的义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国资委并未随着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而相应地到位。而且即便形式到位，但国资委的职权、行权仍然存在制度上的缺位，仍是国有企业改制中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资委能够到位并能行权，而不是流于形式或变相地某个或某些政府官员“独断”，容易形成腐败或使国有资产受损。所以国资委的到位不是一个形式的到位，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制度的不健全。目前国有资产经全国人大政治委托给国务院国资委，再到省级国资委、市级国资委，再由各级国资委经过国有独资投资公司授权或委托给直接经营企业。这样就导致了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实际上则是地方企业或企业成员的企业，直接造成了产权的扭曲、效率的低下和国有经济收益的降低。所以说国资委到位的实质是真正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不仅仅是权利，更重要的是义务。
（2）国有股一股独大，其他股和员工股难以起到制衡作用，缺乏相应地民主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合力”的作用。
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过程中, “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仍然严重。在不少改制后的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全部由“集团公司”一家来行使,公司运作实质上呈现为内部人控制,名义上有出资人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构成的形式上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部分国有企业当初在进行公司制改造时为满足《公司法》“两个以上股东”的要求,由企业内部员工组成持股会或者找到另一方小股东作为一方股东与国有股一起完成公司的工商注册。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但是事实上不管是其他小股东还是持股会相对于国有股委派的公司管理层仍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其他小股东由于所持股份的原因根本没有决策权；代表员工持股会的公司工会,从干部任命体制上决定其必然听命上级(国有股东) ,甚至听从于行政领导。因此,员工持股会股东或其他小股东角色虚位,起不到制衡作用,二元股东形同虚设,真正有发言权的也就是国有股一家股东。因此长期以来不少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政府式的、垄断式的、家长式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3）公司权力机构的设置不合理，不能达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或执行董事与监事。但是,由于董事会和监事会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相互之间不具备直接任免、控制的权力，尤其是监事会在法律上只是被赋予了有限的监督权力，没有罢免董事的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董事行为的有效手段，实践中《公司法》赋予监事会的监督权常常流于形式。缺乏对公司“内部人”的有效制衡和良好的问责机制，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第一、关于股东大会的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公司化改制后，“由于公司产权过分集中，国家股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尚不成熟，产权交易市场也未建立，而社会个人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有限。即使有若干分散的小股东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一些公司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在持股比例和数量上也作了限制” ，这种限制使分散的小股东“心有余而力不足”。股东大会实际变成了国家股东会议或董事会扩大会议，难以形成规范、有效的对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及公司行为的制衡约束机制，没有体现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
第二、关于董事会的问题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对股东负责，受全体股东的委托，享有充分的权力，代表股东进行决策，在公司领导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在现实中，许多公司的董事会并没有发挥其核心作用。董事会的产生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股东大会没有召开，董事会就已产生。有的企业虽然从组织形式上完成了公司化改制，但原有的领导班子基本不变地进入了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高度重合，使董事会被经理班子控制，董事代表股东利益的作用失效，董事会形同虚设，不能正常运作。
第三、关于经理层的问题
虽然我国《公司法》确认了对公司经理层人员的选拔和聘任机制。然而事实上，许多改制后公司仍然以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模式来管理现代公司的经理层人员。这种做法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本不能相容，它打破了经理层人员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破坏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间层层产生、层层制衡负责的机制。从本质上讲，经理属于董事会聘用人员，但在由国有企业转化而来的公司中，经理往往由政府部门委派，他们不仅是“员工”，更是“领导”。对经理层没有良好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第四、关于监事会的问题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由股东大会选举的监事会的职责主要是对董事会和高级经理层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监督约束。由于改制后的公司一般是由国家股占绝对优势，监事会成员实际上就成了国家股东指定的人员，这就造成监事会很难发挥其监督作用。监事会履职时难以到位，其形同虚设导致了经理和董事会权力的膨胀。公司监事会中缺乏真正的资产代表者，很难做到像关心个人资产那样去关心国有或法人的资产，同时职工代表监事由于与经理处于垂直的领导关系网之中，难以做到监督作用。在这种体制下,监事会的监督制衡作用就必然会流于形式，“一把手说了算”仍是国有公司中的普遍现象。
第五、“新老三会”之间职责不清
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老三会”与“新三会”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公司管理权力和监督权力的分配与制衡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新三会”有名无实,“老三会”依旧发挥主要作用，或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原党代会、职代会与工会“老三会”与现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新三会”，它们之间的功能模糊，造成了公司的治理功能紊乱。新老机构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权力弱化，甚至出现“管理者缺位”等现象，给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带来了负面影响和不利因素。
（二）国有企业改制方案需要注意的问题。
1、要在国有产权持有人主持改制的前提下，本企业负责人或董事会制订提出改制方案的整体目标和框架。这是因为国有产权持有人是国有产权的代表，代表着国有产权的利益；而本企业的人最了解本企业的情况，方案一定要充分结合本企业的实际。
2、利用“外脑”制订具体方案。改制方案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不仅设计企业财务分析和市场分析，也涉及资产重组和资本营运，还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光依靠企业自身的人员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外聘机构是独立的第三人，没有利益冲突问题。
3、必须坚持依法改制。改制的各个环节都有许多法律问题，也有许多法律文件，要有专业的法律顾问全程参与并协助改制。
4、改制方案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酝酿，广泛征求意见，考虑各种不利因素，严格依据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改制政策和优惠政策，并适当留有余地。
改制方案一般应该包含多种可选择的模式或同时设计几套可供企业选择的改制方案，要保证每种改制模式或每套改制方案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改制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利于保障企业及其员工的长远利益。
二、律师介入国企改制的必要性
（一）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国企改制的方针，对指导国企从计划迈向市场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目前国有企业改制应当注意四个转变——“决策机制的转变”、“运行规则的转变”、“企业文化的转变”和“产权结构的转变”，而产权结构的转变又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中心问题和核心环节。国企改制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导提升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主导，这是本质的飞跃。而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解决采取一系列的改制措施：
1、真正落实出资人地位和职权，适当分散股权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形成科学而民主的决策机制。
对国有独资企业而言解决好对国资委的职权和行权问题。而对于混合多元的国有企业则应当在确保国资委到位和正常行权外，还应当积极发挥小股东的作用，解决好一股独大问题。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利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必须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前提。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确保小股东利益和作用的发挥，这是我国目前情况下解决一股独大的根本出路。因些在国企改制时，尽量不选择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只有国家股比重降低，才能真正确保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之间相互制衡的决策与管理、约束机制的正常运行，也才能真正落实公司法人的自主经营权。
国资委代表国务院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所以,国资委工作的核心应是依法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使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到位。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身份较为特殊，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企业家。国资委必须保证他们的经营能力到位、考核标准到位、激励收益到位和约束监管到位。
2、提高国资委的直接参与度，提升国资委的行权能力。
严格按《公司法》的规定明确出资人的职权、规范召集股东会的程序、规定投票的操作规程、细化出资人决议制度的实施办法、规定国资委的授权方式、授权内容、救济方式，等等，提升出资人的行权能力；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应提高中小股东的参与度。在表决程序制度上采取适当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出资人还要加大对重大经营活动、内部高层管理者的监督约束力。切实保障出资人的最高决策权、选任董事的权力以及在对外投资、担保方面的绝对控制权；完善出资人、董事会、经营管理机构的的授权方式和范围，建立和完善董事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设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述职制度和股东大会对董事质询、调查和罢免制度，强化对董事的业绩考核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权责相统一的运作机制。
3、规范董事会的治理行为。
优化董事会人员结构，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董事的选聘程序，逐步引入出资人派出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大力推行职工董事制度。健全董事会制度，这是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
（1）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彻底消除董事会产生的随意性，减少董事会与经理层人员的交叉任职，实现决策层与执行层的分离，真正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改善董事会的构成，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和功能，提高董事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确保董事会集体决策，防止内部合谋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2）在规范的董事会到位后，把国资委目前代为行使的董事会职权交还董事会行使，包括对经理人员的聘任、考核和薪酬决定权并授予重大决策权，使董事会真正成为经理人员的管理主体和企业的决策主体。建立和完善董事的信息披露制度，以确保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加透明。基于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公司股东有权利获悉关于董事活动、薪酬以及商业利益议的相关信息。
（3）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改革董事会成员任命方式。
首先，因为在任董事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提拔和选任新的董事，为避免独立董事的选举流于形式，可以考虑这样几种方法: ①独立董事必须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可以考虑差额选举)，不得由董事会任命。②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指定某一董事为独立董事，该董事必须符合独立董事最低限度的条件。③设立一个独立董事任命和提拔委员会，独立董事的任命都必须经过正式的程序来产生，应规定退休年限等。
其次，应该赋予独立董事足以真正起到监督效力的某些职权。如业务监督权、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公司代表权和特殊情况下的起诉权等。董事会的组成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未来，为了使其最大限度地代表股东利益，应严格按《公司法》选择董事会成员，尽量避免采用政府部门任命的方式，彻底解决政企不分问题，使董事会的权力直接受制于股东大会。同时还要实行严格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中最基本的是对经理人员的市场约束，包括商品(或服务) 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才市场的三重约束。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经理人才市场,对经理人员形成一种压力,使之产生危机感、树立强烈的事业心，规范其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地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利益趋同。
4、建立对公司经理层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选拔聘任机制。
必须根据经理层人员的经营管理绩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包括实行基本工资、年度奖金、长期激励(如股票期权)相结合的薪金报酬制度。在公司法人治理机构中，基于经理层人员拥有的巨大权力，在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不健全的现状下，必须通过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将经理层人员行为置于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中，通过股东的诉权、董事会的决策权及监事会的监察权，约束经理层人员在执行过程的行为无序状态。
5、提高监事会监督行为能力。
新《公司法》的修订，大大强化了监事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法律上的保障。监事要进一步提法律意识与自主意识，进一步完善监事会独立监督职能，在条件许可下可逐步引入独立监事制度。严格按《公司法》规定的选举程序选举监事组成监事会。监事应忠诚公正的履行职责，不但要认真检查公司财务，保障公司利益和公司业务活动的合法性，还应监督、纠正董事和公司经理层的行为，并将有关情况如实向股东大会报告。继续发挥外部监事会的作用。改善和强化外部监事会对企业的监督工作，以保证企业依法经营，提高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公司运作的透明度。
增强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行为合法性的监督。可以规定监事会对董事及经理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并要求纠正；并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处罚；建立健全监事会对有关问题的提案权；对不称职的董事有权向股东大会建议罢免等。
6、妥善安排和处理新老“三会”的关系。
实行公司制改造的目的是打破传统的企业制度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规范有效、良性运转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确立“新三会”的公司治理主体地位。“老三会”应逐渐淡出公司治理，使其向“业余性质”方向发展。老三会与新三会的相近职能应逐步向新三会转移、并轨，着力发挥“新三会”的作用。可考虑实行一套人员、多块牌子的办法，但应避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兼职。当前,特别要充分发挥董事会对公司重要问题的统一决策作用，即在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决策中心。废除党政联席会或者是有经理层全体参加的“董事会扩大会议”来决策公司重大事项的做法。要建立规范的可以追究董事责任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实行集体决策、个人负责。
（二）律师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必要性
而上述目标的实现和问题的解决不是行政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法律问题，需要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对此党和政府也注意到了律师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重要性。
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四十六条就规定政府应当采取建立和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措施，为国有企业提供社会服务。
1998年2月6日印发的[1998]外经贸计财发第84号文第一次明确了在国企改制（该文中特指内部职工持股试点）中律师“起主协调作用”，把律师推向了改制的最前沿。
1999年8月23日，财政部、司法部财管字[1999]264号《关于律师事务所介入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就律师事务所介入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的意义、原则、要求等，作出了规定，明确了律师事务所介入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
2003年7月13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第六条规定：“在清产核资工作中，企业需要申报认定的各项资产损失，均应提供合法证据，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第八条规定：“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是指……律师事务所、专业鉴定机构等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或鉴证意见书”。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财政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或者批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应当审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务院国资委2005年末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企业改制必须对改制方案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的法律顾问或该单位决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出具。”
因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成为国企改革的必备文件。律师的参与也相应成为国企改革的一个法定环节。这是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和作用决定的。律师的本质属性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最终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其功能是：（1）维护法律权威，促进司法公正。律师“头戴荆棘的王冠，手持正义的利剑”，超脱而自律，律师依靠法律权威而又只服从法律，并始终如一的为确立法律权威而努力，这既是法治国家的要求，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2）平衡公平效益，促进社会稳定。律师深谙法律和法治精神，并能对社会行为作正确的法律评价，律师的努力改变了市场主体对最大利益的片面追求而使之成为公平合法的利益，降低经营者因法律风险和责任而引起的消耗，和因不适当市场行为损害而及时获取救济，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3）抑制权力（权利）滥用，保障公民权利。权利和权力都是有界限的。律师手中所掌握的不是公权力，也不是私权利，而是一种社会权力。其职业性质决定了这种权力横亘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可以平衡社会利益，调解权力或权利冲突，稳定社会危险系数，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律师因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人类关怀而独立存在，律师最知悉人的权利的重要性，律师本身就是人权的卫士，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保护者。（4）参与政治生活，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政治价值的主要体现。律师是实行法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社会正义要求实现效益最大化必须以公正和不侵害公益为条件，追求个体自由应当以群体安全和公正秩序为限度。正是从这一层次，律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执着的职业信仰和非凡的执业价值，而更在于其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而被赋予了倡导理性行为、呼唤社会正义的历史使命。因此：
1、 律师参与国企改制能有效的防范法律风险。
国企改制要求改制应符合公司法、会计准则和其它法律法规的要求，国企改制的政策性和法律性特征决定了其必然存在着一系列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这些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主要集中在国有资产评估、国有资产转让、报表的调整与纳税影响等几个方面。律师参与国企改革，可以为改革提供准确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有效地规避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保证国企改制的规范化运行。只有规范化运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律师参与国企改制，能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现实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
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产权界定、交易定价、产权纠纷调处、成本核算与管理、计提固定资产折旧、预提和摊销费用、计提和处理资产损失等各项工作中，律师可以协调企业如实提供真实情况，协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正确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依法维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处理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各类法律关系，审查投资人资格、资信状况、受让国有资产或国有股权的能力，以及提供担保的真实性、合法性；参与国有资产（股权）拍卖、招标或协议出售工作，从法律、政策上严格把关，规范操作、堵塞黑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效避免低价处置和低估贱卖国有资产等现象，确保国有资产的正确流转和良性重组。
3、律师参与国企改制，能有效节约改制成本。
律师可以帮助企业根据法律政策的规定和企业自身情况选择改制模式，处理好资产重组及人员调整中的各项法律问题，审查、制定改制方案及其他法律文件，保障法律文件的合法、有效，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对于主管部门审核、审批改制方案，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律师不仅仅是打官司。发生诉讼之后再去解决问题，必定会有损失。在比较先进的国家，律师的服务功能80%是在非诉讼领域。律师对非诉讼法律事务参与度的高低，是城市法制化进程的一个衡量标志。律师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就是进行非诉讼服务——防范风险、减少诉讼、保证交易的安全，因而被称为“法院前面的人”。
4、律师参与国企改制，能有效保护员工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制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听取职工意见；职工安置方案更是必需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律师的参与有利于这些方案的审议和通过。
中央政府文件要求改制中一次性用国有资产解决国企员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的支付）及其历史遗留问题（内退职工、下岗待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补差、离退休人员医药费暖气费补贴、员工集资、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等）。改制后的企业也要按规定按时足额交纳社会保险费，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极易引发纠纷，而且有可能形成群体事件，造成社会安全隐患，成为改制中一道绕不过去的难关。在国有净资产数额不足的条件下，支付经济补偿金与改制成本更是难中之难。保护员工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国家、经营者和员工的关系，保障改制的顺利进行便成为律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换取企业改制一时的成功。损害职工的利益，造成职工无法再就业，无法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将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构筑和谐社会。
三、律师参与国企改制的方式
当前相当多企业在企业改制中，只是基于相关政策的规定，在中间某个环节或最后阶段才不得不引入律师服务。企业应当更重视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全过程服务，特别是拟改制初期就应当引入律师服务。改制中律师不应该只是“消防员”，更应该是一位“设计师”。律师事务所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和双方的约定，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国有企业改制方面的法律服务。不同的服务方式，律师投入的精力和介入的程度不同，服务的内容和承担的责任有别，相应地，收取的服务费用也不同。

③ 在国内顶尖律所工作是种什么体验

变化一：财务数据日趋透明

尽管早些年《The Lawyer》杂志就致力于为《亚太地区150强（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国顶级律所报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数据，但一些律所拒绝公开他们的财务数据。

虽然各律所的盈利数据仍然被严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调查而言，我们仍能观察到一定的透明化趋势。在被调研的50所律所中，仅有10%的律所没有提供收入数据。但在这5家律所大多数律师的协助下，《中国顶级律所报告》已能够粗略地估计并筛选出中国收入最多的30强律所，并通过两项重要的指标（“律所年收入”及“律师人均年收入”）对它们的实力、市场表现及市场地位进行评估。

律所财务数据的进一步透明是中国法律行业不断成熟的反映。律所不仅更乐意公开它们的收入数据，而且还对其法律执业的效益以及如何精化管理等方面投以更多的关注。而更为精通商务的客户则是使律所思维模式发生变化的另一关键动因。据一位30强律所的管理合伙人所言：“在竞争业务时，律所越来越频繁地被客户问及有关收入及其他财务数据方面的问题。”

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强律所共拥有律师18,938名，而它们的年收入总和达到了158亿人民币（16亿英镑）。相比较而言，根据北京律师协会的数据，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800家律师事务所及23,776名律师，而北京地区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总和为98亿人民币，较2014年度的30强律所的年收入总和要少38%。

虽然如此，158亿人民币的收入仍然低于英国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国的顶级律所）”在2013/14财政年度的19亿英镑的收入。

2014年度中国30强律所的律师人均年收入为833,000元人民币，是2013年度北京地区律师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币的两倍，以及该年全国律师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币的四倍。

拥有3,113名律师以及45所办公室的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以总计22.5亿人民币的营业额斩获年度最高营业额内所。但这所不久就与Dentons合并的律所，律师人均年收入仅排第28位。

而拥有国内最多律师人数的盈科律师事务所，去年以9亿人民币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师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则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

据悉，几乎所有30强律所的2014年年度营业额都得到了增长，而只有一个例外。总部位于北京的国枫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急剧下降了28%，这主要归因于它的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去年跳槽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尽管年收入有所下降，国枫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张利国律师仍十分看好律所的发展，他称将带领瘦身后的律所在同质竞争中迎头而上，未来增长势头不可小觑。

在所有被调查的律所中，位于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获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其2014年的收入跃升了78%，达到了2亿人民币。位于成都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二，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而在“红圈”（red circle，中国顶级律所）律所之中，中伦以43%的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一，从2013年的10.3亿人民币涨至2014年的14.7亿人民币。而10所增幅最大的中国律所的平均年收入涨幅为25%，这样的增速在全球法律市场都是极为稀少的。

然而，在所有提供了年度营业额数据的律所中，约有1/3都表示要想收集能真实反映律所运营情况的数据是很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税收规则的变化，其二是松散的分支机构管理模式。

普遍的做法是，律所会制作两份数据，一份是真实的收入状况统计，另一份则是出于纳税的需要。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两份数据的差额达到40%之多。

一位北京律所的负责人表示：“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对律所的利润率有很大影响，比如增值税取代了营业税，不再采用定额税率，而是基于自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浮动征税。”

“律所通常会采取手段进行合理避税，这样就会导致公布的财务报表中营业额数据往往低于实际所得”，他补充道，“大型的全国性律所因为各地办公室基于税收政策采取的统计措施不同，在这方面往往会更加复杂和混乱。”

从国家的财政税收管理的角度，统一的全国会计准则、税收规则和行为准则的缺位是导致律所营业额数据不真实的原因之一。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管理合伙人乔文骏指出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但律师事务所的地位仍然非常尴尬”，乔律师解释说，“律师事务所至今仍然无法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为企业，因此也不能获得企业法人的法律资格。一直以来，律师事务所在征税时都被归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现在中国律所的主要监管机构仍然是司法部。”

“相比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专业服务公司，企业地位的缺乏给律所的发展带来更多不便，哪怕只是从事最基础的商业活动，比如开立银行帐户，申请贷款，开设海外分支机构或建立其他咨询子公司。”

“就像有出生证明却没有办法注册身份证的人，很尴尬。”

最后他总结道：“只有当这个这个最根本的地位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才有可能与国际律所趋同发展，否则中国律所在采取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公司化改革的道路上将始终缺乏动力。”

变化二：法律服务需求空前增长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逐渐放缓，中国市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发展法律市场的推动力量有二：一是国家法律监管的日益完善，二是政府依靠国内消费和私企发展来平衡经济的决心。

今年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顶级律所都受益于这种持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排名前30的律所中有29所都达到了收入增长率的最高点，其中增长率最高最快的前10所平均增长率实现了25%。中伦以收入增长率43%成为领头羊，从2013年的10.3亿元到如今14.7亿元人民币。中伦从国枫收购的大型团队以及去年在重庆和青岛设立的新办公室都对大幅飙升的营业额有极大贡献。管理合伙人吴鹏也承认2014年是中伦在若干领域实现破纪录发展的一年。

这是中伦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的一年，吴鹏的团队今年贡献了两千多万人民币，并列成为历史之最。平均每位股东合伙人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七百万人民币。方达、天元、立方三家律所也在2014年有显著的员工和收入增长。在横向招聘方面，方达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为它的北京办公室招募了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的中国反垄断主管Michael Han。

除了从新兴领域探索新的业务，如反垄断、知识产权、证券和税，许多公司的增长是抓住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机遇，比如目前新三板市场就是非常关键的机遇。

2014年，中国有1,232家中小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片市场被279家律所分享。国浩律师事务所，在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服务中一直表现出色，它在2014年帮助77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这一业务量在国内无可匹敌。但仅仅在2015年上半年，大成就以81家企业成功上市的业务量实现了新的突破，也使大成成为新三板市场上最活跃的律所。

虽然新三板业务的利润率较低，但这是收入和客户增长的新途径，尤其是对于北京和上海的律所而言。

资本市场和并购交易一直是顶级律所的主要业务。中国激增的企业并购活动是积极的指向标，企业交易的发展和复杂使国内律所大大受益。

与资本市场情况类似，企业并购交易仍是30家顶级律所的最主要的一块业务收入。日益增多的并购活动使得这些律所在该领域的业务日臻成熟，中国公司间日益复杂的交易极大地裨益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内法律顾问市场。

根据路透社2014年的数据报道，RPL评级靠前的中国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非常活跃。业务量上，方达以72排名第一，中伦56排名第二，国浩以52排名第三。业务标的总额方面，北京嘉源以28个业务共668亿美元的标的额雄踞榜首，其次是海问和方达。

国内律所在资本和并购市场超越了外所，比如Freshfields，它在中国市场只有14个并购业务，总计500亿美元。

2014年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并购交易是中石化出售价值175亿美元的国内零售业务给由25个中外企业组成的大型投资集团。这些零售业务包括一个批发链，超过30000个加油站和便利店，以及成品油管道和存储设施。

这种规模的交易只是来自国家推动的国企私有化，被称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项目。

总部位于北京的海问在中石化交易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服务，覆盖交易的整个过程：包括对投资者投标、谈判和与潜在投资者相关所有文件的起草和执行。投资者团队的法律服务由锦天城，方达和天元负责。

30家顶级律所整体情况

变化三：更为合理的合伙制度

顶尖的中国律所专注于建立自己的业务领域并扩大在全国范围的业务覆盖，一些律所通过合并与补强收购迅速实现了目标。

在这些顶级律所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对合伙人盈利能力和更合理的合伙制度的强调。其中比如君合和海问，已经着手改革合伙薪酬制度。另外如中伦和全球，为律所管理层合伙人提供更高的优待。

君合在今年年初启动了为期三年的修整计划，这是自1989年成立以来最大的内部调整。在此之前，它的薪酬体系几乎完全以业绩为基础。

君合的管理合伙人之一华晓军表示，为了新制度的改革君合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包括向诸如Slaughters and May和Mayer Brown等国际律所取经。

全球律师事务所一直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结构，现在也感受到了压力，正在尝试改革更高效优质的财务管理结构。

相比之下，在2009年海问已经建立了一个西方式的薪酬分配结构，它最近的改革则是要加入业绩评估元素，合伙人将根据业务表现而级别变动，同时资历也是重要的评估因素。

今年年初，海问就调整措施来鼓励和稳定杰出的年轻合伙人并且积极地横向招揽。过去的结构在保持合伙人之间的协同一致以及管理质量上有一定优势，但海问需要不断调整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并保持它的领先地位。

管理合伙人刘苏表示，“我们去年利润增长的一个因素是强调合伙人与团队在优势领域的专注和专业，以此提高收费标准与竞争能力。虽然律所经营的成本因为租金和工资上涨等原因不断飙升，我们通过提高每项业务的效率和收费，仍然能实现高利润率。”

“上一年度我们的利润有增长。这主要是我们要求所有合伙人和律师在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将能力发挥到极致，如此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也能提高代理费用，” 刘苏说到。

“因为租金和工资持续见长，在中国经营一家大所的开销越来越大了，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执业能力来收取更高的代理费，同时高效地完成每桩交易和项目，这样一来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盈利，”他说。

变化四：在合并中迅速扩张

对于大型全国性律所和励志跻身前三十强的律所来说，如果他们已经意识到律所合并是国内法律市场的重头戏，那么应当看到2014年仍然是各家律所进行扩张的一年。

在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和共和律师事务所的合并是众多值得关注的合并案中的一桩，它们的合并铸成了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该所在本调查进行时有1.4亿的资本，拥有220名律师和63名合伙人，在中国四地设有办公室。天达共和的管理合伙人李大进将最近这场合并称作是“两个具有远见且优势互补的律所的结合”。

“这家合并后的律所可以围绕客户的需要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它通过这次关键性的变革弥补了原来两家律所在执业团队业务领域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李大进说。

“由于壮大后的合伙人团队提升了我们在市场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经受得住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的考验，原来两家所的客户都会从这次合并中受益，”他说，希望此次合并能够引领这家新生律所跻身顶级大所的行列。

最近的一场合并案例是北京君泰律师事务所和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的合并，在这次7月间完成的合并中诞生的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拥有400名员工和9处办公室。

在上海，本土的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和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在2014年初的合并是法律市场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

除了同城之间的律所合并，也有地区性的律所加入全国性律所业务链的案例。

国浩律师事务所在2013年拥有超过100名律师和15处办公室，去年在国内又增开了两处办公室，这两处办公室都是在与当地律所合并的助力下增设的。国浩在重庆新设的办公室是在并购天之合律师事务所及和华利胜律师事务所驻重庆分办公室的基础上进行的。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加入了国浩律师事务并作为其在济南新设的办公室。在南京，国浩在吸纳拥有40位律师的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后增设了一倍数量的办公室。

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的管理合伙人管建军说：“我们的策略就是在中国的每一个重要的城市以及国外核心地点建立起一个广泛而有力的业务网”。

管建军说，拿重庆的办公室的增设为例，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一个除成都外的办事处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地理位置及市场需求差异的限制，仅依靠成都一处是不能完全开展律所业务的，而重庆作为一个类省级的法律服务市场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全国性律所为地处北京及上海外的区域性律所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平台。通过加入其业务链，地区性律所就能为其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务，也可以接触到由其他合伙人分享的众多资源和知识经验，”管建军补充道。

变化五：海外市场的骄人业绩

如今越来越多的客户具备全球视野，而国内贸易沾带涉外因素也逐渐成为常态。再这样的形势下，律所必须通过提出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来满足客户国际化的需求。

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角色转换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过去十年有了充分的增长。2014年，中国的海外投资量达到了1,029亿美元的超高记录。中国海外投资的进程还将在人民币贬值及政府诸多干预政策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快。据预测，海外投资量终将超过境内投资量，中国将逐渐变为一个纯资本输出国。

欧洲成为一个接受中国资本流向的至关重要的地区。据荣鼎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有价值180亿美元的总共153项投资流向欧洲，这比去年的数量翻了一番。

涉足海外业务的律所已经获得了回报。2013年金杜律师事务所与英国律所SJ Berwin合并，坐稳了海外企业并购领域法律服务提供商的交椅。据汤森路透2014的交易数据显示，金杜所累计为18桩海外企业并购案中的中方企业们提供了法律服务，其交易额使得金杜成为该领域最活跃的法律服务提供商。这也使得它在这场竞争中击败了对手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DLA Piper），该所完成了17桩案子的法律服务。

金杜律师事务所海外法律服务交易的战绩包括它在国有企业广东省广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欲以报价11亿澳元（5亿英镑）收购澳洲上市铜金矿开采商PanAust案件中的代理，潍柴动力以1.87亿欧元（1.36亿英镑）取得德国上市公司凯傲集团一部分股权的法律咨询以及为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厚朴基金（HOPU）对帕拉丁能源（Paladin Energy）投资中的代理。
然而，将金杜所的收入累加后情形就不容乐观了。它所完成的这18个交易共计42亿美元，每桩交易取得的代理费为2.33亿美元。相比而言， Freshfields完成了价值202亿美元的13桩交易--每桩交易额在15亿美元。

“中资所的国际化拓展计划是在客户的现实需求下展开的，”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说道。他说金杜所处理的案子中越来越多地牵扯到涉外因素，由此便需要其提供涉及多元管辖权的法律意见。“一家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案件很容易就牵涉到三四个管辖权问题。如今一家中国公司要通过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取得一家英国上市公司在非洲的资产作为其涵盖英国资本成分的资本构成是很常见的。

“对我们来说，在欧洲拥有一家成员所是很重要的，在这张全球法律服务网络的剩余市场中，中欧双向投资的机遇给了我们很强的指示性信息。”张律师说。上海办事处的合伙人王良华最近已经去往伦敦协助处理中国客户在英国和欧洲的诸多事项。

大成律师事务所与Dentons的合并以及Baker & McKenzie与小型律师事务所奋迅于上海自由贸易区（SFTZ）设立联营办公室是去年广泛报道的两宗头条事件。虽然这两宗合并案例在组合结构和规模类型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无一不显示了中资律所扩展海外市场的决心和外所对进一步发掘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

就在最近，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八月份，它于香港开设了一处办公室，并与美亚博国际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合并。

“合并后我们最想从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那里学到的就是在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及通过他们先进的科技知识使我们的业务范围扩展至新的领域，”竞天公诚的管理合伙人高翔说道，他也认识到了利用美亚博的国际优势为有涉外因素的中国客户服务的重要性。

四个具有示范作用的国际律所合并为中资律所如何进行国际性拓展打开了新的路径。多家顶级律所的管理合伙人表示他们对于国际间的律所合并持开明态度，但是他们并没有遇到合适的合作对象，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具有启发性的会谈。

尽管有众多理由诱使中资所与国际律所进行合并，还是有一些律所坚定地捍卫其独立性。打比方说，在国有控股企业和能源公司海外项目尤其是其在新兴市场的法律服务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的德恒律师事务所。

目前，它正在为中国三峡南亚投资计划对巴基斯坦境内卡洛特水电站的合作开发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指引下首先推行的项目之一。与此同时，它处理着几个中国水电在东南亚的并购项目。在这些案子里，德恒在众多法律服务提供商中无疑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它会根据客户利益指导那些地区性律所如何执业。

“和国际律所合并不是中资律所拓展国际业务的唯一出路。保持独立性的中资所在未来走向方面有着更高的灵活性，同时也能铸造自己的品牌。与那些同国际律所合并的同行相比，保持独立性的中资所显得与众不同，”德恒律所的管理合伙人孙钢宏说。

中国的律所面临着一个变革的时代，律所的透明度，组织上的管领力，良好的盈利性和稳健的外贸增长值成为一家律所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主要因素。

变化六：国际律所在中国：势力缩减、挑战加剧

就如世界基金组织（IMF）在2014年将中国列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大国所显示出的信号一样，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毫无疑问，成为国际律所进军的核心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18个月中，陆续有新的律所进入中国市场--美国的Alston & Bird，Curtis Mallet-Prevost Colt & Mosle, Duane Morris Selvam 和 Fenwick & West只是其中几例。同时，Quinn Emanuel Urquhart & Sullivan为入驻上海市场展开了合并行动。

根据中国司法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中国有170家外所共计225处办公室（参见下面的图表）。上海仍然是外资所最集中的流入地，这一点从它拥有124处办公室就可以看出，而北京只有87处。这170家外所里有54家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拥有2处办公室，115家在中国有1处办公室。只有总部在巴黎的德尚律师事务所(DS Avocats)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拥有三处办事处。

美资律所是中国外资所中最大的构成部分，这87家美资所占170家外所的51%。欧洲大陆律所有31家进驻中国，排名第二。英资律所有19家排名第三。

然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对外资所打开国门以后，外资所办公室的数量第一次缩减了。相比2013年有记录的232家办公室，到2014年已经减少到了178家。

这些数字中略有下降的部分是由于近年来全球兼并和某些跨国所的倒闭。例如，澳大利亚的Allens 与 legacy Mallesons Stephen Jaqueso两家所都关闭了在中国的办公室，就是因为这两家所分别同Linklaters 和金杜达成联盟进行合并。现在，defunctBingham McCutchen 的北京办公室也在去年关闭。

然而，其他的一些外所决定退出中国，比如美国的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和Chadbourne Parke， 巴西的Duarte Garcia Caselli Guimar?es e Terra Advogados 以及瑞典的 Advokatfirman Vinge。

也有一些律所决定减少其在中国的“存在感”，英国的Stephenson Harwood 近期关闭了它在广州的办公室，转而同广州的伟途律师事务所联盟，以便继续在那儿服务他们的客户。在关闭之前，该所是极少数在中国大陆设有三个办公室的外所之一。

尽管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挣钱却是公认的艰难。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对其执业范围的诸多限制。此外，外所往往没有认识到他们可能面临的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以及他们在英国或美国的大企业客户可能不会自动追随成为其在华客户的现实。

所有的这些挑战，再加上来自那些快速成长的顶级内所的激烈竞争，意味着跨国所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策略，在一些地区裁员，在其他一些地区扩张，以及进行一般的调整，都是为了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更加精简和更有利可图。

尽管因为本国市场的利润更高，一些跨国所已经完全撤出了中国市场，但越来越多的外所决定通过与国内所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一家从事保险业务的律师事务所 Kennedy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15年1月，该所同一家主要从事保险业务的中国所安杰达成了合作协议，而没有在大陆开设自己的办公室。

今年四月份，意大利的一家律所 Gianni Origoni Grippo Cappelli & Partners 采取了相类似的方式，同中国的汉坤所组成正式的联盟，而汉坤凭借其高营收已成为中国成长最快的内所。

一些进入中国市场已久的跨国所也都决定去联系一个国内盟友，以便增强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Baker & McKenzie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本地所奋迅组成的合资所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更大规模上，Dentons与大成运用“瑞士法律下社团组织结构（a Swiss Verein model）”模式进行联盟反映了类似的动机。Joe Andrew主席解释说，相较于找一个“红圈”合作伙伴，Dentons更想找个把国内的重点放在二线城市的大所。道理在于，这些所虽然没有做到专注于国际业务，却与国内的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这些客户大部分立足于北京、上海之外，尽管迄今为止北京与上海是聚集着众多跨国所的地方。

除了能在北京、上海给律所更多资源外，Dentons考虑的是合并能让它占领目前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被跨国所知悉的城市的市场份额，而这些城市预计在2025年前将成为全球超级城市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