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杨军

① 与支付宝“同名”的大爷，曾想状告阿里巴巴侵权，如今怎样了

与支付宝“同名”的大爷，已经成为网络红人，还在老家开了一个叫“支付宝商店”的便利店，很多游客慕名前往，成了打卡地。下文具体说一说。

这位叫做支付宝的大爷出生于1962年，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小村庄，姓“支”，字辈为“付”，他叫“支付宝”，哥哥叫做支付顺、弟弟叫做支付发，妹妹叫做支付花，刚开始有人不相信，以为又是炒作，后来经过调查，确有此事。

山东有一位老大爷姓名叫做“支付宝”，这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当初为何这位老大爷要状告阿里巴巴呢，主要是支付宝成立后迅速扩展开了，而这位大爷名字恰好也叫“支付宝”，于是有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就找上门要与他合影甚至还提出进行商业合作，老大爷对此实在忍受不了，才状告阿里巴巴侵犯他的姓名权。 状告阿里巴巴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因为部分网友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

然而这一次状告阿里巴巴其实也没有取得成功，律师告诉他，他的个人姓名未注册商标，阿里巴巴可以用“支付宝”当作商标，且支付宝的实际营运过程中也未对大爷造成影响，最后大爷最终放弃了和阿里巴巴打官司的念头。 既然告阿里巴巴是无法达成的愿望，但是却大爷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在网上彻底火起来了。

而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脑袋一转变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商铺，店铺名称就是“支付宝商店”，估计这是天底下最牛的店名。

网友说的是“当时马云知道老大爷想状告阿里之后，和老大爷取得联系，并且还以阿里巴巴的名义给大爷授权开了一家“支付宝官方商店””。

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这个事情我愿意相信，马云一个很有魄力的老板，而老大爷最终也靠着这个商店过得非常不错。

支付宝告了支付宝。

其实，支付宝大爷很无奈，用了几十年的名字，竟然成了别人的商标。于是，大爷一“狠心”，一纸诉状告上了支付宝，准备给自己一个交代。

支付宝大爷的无奈

2004年，支付宝成立，可能那时候支付宝也没有想法，自己在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支付宝的大爷出生了，爷爷考虑到“付字辈”，并且有想这是个宝贝孙子，就起名为支付宝。

大爷除了自己叫支付宝之外，家里兄妹四人，哥哥叫支付顺，弟弟叫支付发，妹妹叫支付花，他叫支付宝。顺，发，花，宝其实都是吉祥的名字！

其实，他之所以告支付宝，还真的是因为没有办法，自己经常被要求合影，因为是支付宝的名字还必须拿出身份证证明，这种无奈之下，大爷一冲动，要不就告个状？

支付宝大爷的“成功”

告状没有用，毕竟支付宝很早就注册了商标，可是大爷并没有注册呢。虽然，支付宝注册商标是在2012年。但是它确实注册了的。

大爷虽然想状告，却也没有证据，而且对方也没有侵犯他的名誉权。而且，支付宝让大爷红了。

实际上，大爷过的不错，可谓是名利双收。有个名字，有个支付宝的店，这反而是一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支付宝这个名字确实取得好，通俗易懂，还容易记，马云团队还是厉害的，但是，没有想到，世间竟然也有人叫支付宝，他就是山东临南县的一位大爷，真实姓名就是“支付宝”， 通过这位大爷的身份证，可以看到他出生于1962年，比推出支付宝早了42年，这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这个大爷只有支付宝红了后，觉得跟自己重名了，也对自己生活都带来影响，毕竟，支付宝太红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因为这个名字，也经常被人调侃，对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因此，支付宝大爷要状告阿里巴巴支付宝，还请了律师，但是，律师则告诉他，这个只能是重名，即便他的名字在先，打官司，也没用，毕竟，时间重名的太多了，如王明、李军、刘军、杨军、吴军、朱军、张军等一样，难道都要去打官司让在后面的取消吗？

何况，名字和app的名字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因为名字相同就触犯法律。

大爷火了后，也挺有做生意头脑的，直接开了一个叫做“支付宝”的商店，在店内还把自己的身份证放大，作为招牌，这个店也火了，经常有人来店里找他合影拍照，据支付宝大爷说，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做支付顺，弟弟叫做支付发，妹妹叫做支付花，刚开始还有人不相信，以为是炒作，但是后来调查后发现，还真的是这样。

大爷其实还想跟马云见一面，马云知道有叫支付宝的大爷后，其实我想跟他见一面，但直到马云退休，貌似这个事情都没有成，又或者，人家已经见面了，只是媒体没有报道而已。

如今，他的商店生意还不错，虽然网红了一把，但红了后，依然要回归生活，他如今自己开商店，生活也算是平淡但真实。

结果。 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马云的做法确实很不错，因为没有过分追究责任，而且让阿里巴巴授权给这位支付宝大爷，在老家开了一个支付宝官方商店，所以现在的支付宝大爷在家乡开着自己的小店，幸福的生活着，因为他和支付宝撞名，好多人都慕名前去光顾他的生意，如今小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也算是因祸得福啦！

1.现在的生活。 大爷其实在出名之后也上过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不得不说名利双收，不过大爷好像对此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当初大爷知道自己失败之后，就不想被外界干扰，不过对于现在的大爷来说更希望的是经营自己的店铺好好的过好日子，现在也只是受到邀请而已。

2.马云的聪明才智。 确实我们不曾想到，真的有这样的名字，当初支付宝这个名字确实是另辟蹊径，但是还是没有逃过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确实很早就有人叫了这个名字，而现在支付宝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多的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工具，我想即便是成功了，支付宝改了名字，其实我们还是会用这个APP，因为我们看中的更是阿里赋予支付宝的功能和作用。

回答完毕

山东有一位老大爷姓名叫做“支付宝”，这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当初为何这位老大爷要状告阿里巴巴呢，主要是支付宝成立后迅速扩展开了，而这位大爷名字恰好也叫“支付宝”，于是有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就找上门要与他合影甚至还提出进行商业合作，老大爷对此实在忍受不了，才状告阿里巴巴侵犯他的姓名权。

状告阿里巴巴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因为部分网友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

然而这一次状告阿里巴巴其实也没有取得成功，律师告诉他，他的个人姓名未注册商标，阿里巴巴可以用“支付宝”当作商标，且支付宝的实际营运过程中也未对大爷造成影响，最后大爷最终放弃了和阿里巴巴打官司的念头。

既然告阿里巴巴是无法达成的愿望，但是却大爷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在网上彻底火起来了。

而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脑袋一转变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商铺，店铺名称就是“支付宝商店”，估计这是天底下最牛的店名。

不过关于店铺取名支付宝网上还有一个流传，至于真假不好判断，大家看看就行。

网友说的是“当时马云知道老大爷想状告阿里之后，和老大爷取得联系，并且还以阿里巴巴的名义给大爷授权开了一家“支付宝官方商店””。

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这个事情我愿意相信，马云一个很有魄力的老板，而老大爷最终也靠着这个商店过得非常不错。

② 4s店收取停车费合理吗

如果没有提前告知，存在霸王条款嫌疑。

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军分析表示，受损车辆停放4S店内，定损赔付耗费的时间属于正常业务，事先并未明确告知车主收费标准，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公示或通知，属于典型的“霸王收费”，消费者可以拒付。

榆林市物价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汽车4S店收取如此高额价格的停车费肯定不合理，如果超出了城市停车正常收费标准，可以向物价部门投诉，物价部门会进行调查处理。

(2)律师杨军扩展阅读

消费维权律师团成员、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瑛表示，4S店有义务提前将检修、停车等相关服务的收费标准明示消费者，双方在检修前应就相关收费协商一致。

如果事先没有告知消费者，则存在霸王条款“嫌疑”。

③ 中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我从上海公司律师网找了个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490号。
法定代表人朱兴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一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丁成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425号。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刀剪总店公司)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刀剪总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军、刘一舟，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张小泉集团)和被上诉人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德龙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吴鹏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1956年 1月6日，开业之初名称是上海张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后变更为张小泉刀剪商店、张小泉刀剪总店、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业改制更名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经核准注册了“泉字牌”图形商标。1993年10 月，国内贸易部授予原告为中华老字号。
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前身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4年8月1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取得张小泉文字与剪刀图形组合的“张小泉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日用剪刀，注册号为46474。 1981年5月1日，“张小泉牌”商标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核定使用商品第20类剪刀，注册号为129501。1993和2003年连续获得续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获得“张小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册号为544568。2001年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两商标均转为国际分类，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因企业改制更名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张小泉牌”及“张小泉”注册商标先后经核准转让给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在被告麦德龙公司处购得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KSX－195G不锈钢民用厨刀、ZG－175不锈钢斩骨刀、HBSJ－174精制不锈钢家用剪、 HSSJ－185精制不锈钢强力剪、MY2000－1不锈钢民用剪(2000型)、NS－7不锈钢合金指甲剪、SSJ－125精制不锈钢剪各一把。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于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沪黄一证经字第4539号公证书。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不锈钢民用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左下方自左向右标有“创立于1663”字样、“张小泉”商标及产品名称，其中“张小泉 ”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邻在“张小泉”商标的左侧；包装盒的左侧标有“三百年历史 三百年盛誉”字样，右侧标有生产单位名称及货号。不锈钢斩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追求卓越品质”字样，下方依次标有“张小泉”商标、“since 1663”字样及产品名称。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五种剪刀产品外包装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标有“创立于1663”、“张小泉”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张小泉”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接在“张小泉”商标的上方；外包装的右侧标有货号及产品名称，下方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生产单位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3号生效判决书认定：“根据杭州市档案馆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张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起初由张思泉带着儿子小泉开设‘张大隆’剪刀店，1628年张小泉又率子近高来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继续营业，招牌仍用‘张大隆’，后因冒名者多，于1663年改名为‘张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后，儿子近高继承父业，并在张小泉后面加上近记，以便识别。1910年，张祖盈承业。1949年，张祖盈因亏损宣告停产，并将张小泉近记全部店基生财与牌号盘给许子耕。杭州解放后，张小泉近记剪刀复生。1953年，人民政府将当时所有的剪刀作坊并成五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系经营刀剪等商品的企业，符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竞争关系，故原告刀剪总店公司有权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关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和“since 1663”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前身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先后于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经注册取得“张小泉牌”商标和“张小泉”商标，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是上述商标的商标权人，其在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张小泉”商标的同时，标注“创立于1663”或“since 1663”，主观上是为了表明“张小泉”品牌创立于1663年的历史事实，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上述标注方式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虽于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按照《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在驰名商标认定时间超过三年时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故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亦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于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认定申请。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该规定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现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没有关于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需在一定期限后重新提出认定申请的相关规定。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曾在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均系经营刀剪等同类商品的企业，且均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双方因“张小泉”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诉讼，因此，双方在经营活动中均应依法规范使用各自与“张小泉”品牌有关的知识产权。本案中，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张小泉”商标与“创立于 1663”或“since 1663”字样结合使用和宣传的行为，显属不妥。为了正确区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商标与“张小泉”品牌的历史，避免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今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张小泉”品牌。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系争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930元，由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负担。
判决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刀剪产品外包装上不当标注“创立于1663”、“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不当标注产品；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合理费用人民币21,000元，其中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 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二、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 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由于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 ”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
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答辩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其主要答辩理由为：一、杭州张小泉集团有关“创立于1663”的标注不构成虚假宣传。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 ”刀剪品牌与创立于1663年的张小泉刀剪之间存在密切的传承及渊源关系，因此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包装上作系争标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渊源，不存在虚假捏造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企业的历史都从登记起算，不可能成立于1663年，因此消费者对杭州张小泉集团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只会理解为该品牌的源头和历史，不会形成“杭州张小泉集团成立于1663年”的误解。二、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已经被《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取代，后者中没有关于驰名商标超过三年必须重新进行认定的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也只是针对当事人要求工商局保护时，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认定。实践中，国家工商局没有重新认定过一件驰名商标。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商标广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决中均认定“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因此宣传驰名商标并不虚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张小泉集团行为不妥，是提醒其日后要更严谨、规范地使用权利。
被上诉人麦德龙公司答辩认为，其同意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的意见；同时，其作为销售商，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经营者违反诚信原则，实施误导消费者并损害同业竞争者合法权益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的行为，系为表明“张小泉”品牌的客观历史及“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之身份，并非违反诚信原则、误导相关公众的虚假宣传行为，亦未损害刀剪总店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未实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本院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关键在于是否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首先，鉴于我国目前的企业和商标制度均系在建国之后设立，客观上我国企业和商标均不可能创立于 1663年。其次，“张小泉”品牌及历史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其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也不会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认为其企业成立于1663年或其商标权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不构成虚假宣传。上诉人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本院认为，首先，《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仅规定已被认定的驰名商标3年内无需重新认定，至于超过3 年的情况是否必须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并无明确的表述。同时，该条款亦因在后生效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而被废止。其次，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国家商标局曾要求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或者曾有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向国家商标局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因此，上诉人提出的驰名商标被认定三年后应重新提出认定申请之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商标是否驰名，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基于国家商标局曾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而本院（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生效判决书亦确认该商标为驰名商标，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上述认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法律并未禁止驰名商标权利人标注“中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依法确认杭州张小泉集团将其“张小泉牌”商标标注为“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本院认为，虽然原判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包装文字未构成虚假宣传，但为了使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行为更加规范，原审法院特别提醒杭州张小泉集团今后要注意规范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30元，由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④ 吴英案涉哪些法律

吴英 主要涉及的是刑法. 以下是相关的内容,你 可以看看
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吴英被控集资诈骗罪

第一部分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
一审《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共有六部分：一是被告人基本情况、案件受理过程以及控辩双方的基本观点；二是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及相应证据；三是向11名债权人借款的具体事实及相应证据；四是对辩护人证据的评判；五是对控辩双方的三个争议焦点的论述；六是综合观点及判决条款。
为了突出重点，简洁明了，这里只对其中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进行分析论述。
一、关于辩护人提供的证据
庭审中，辩护人提交了大量证据包括宣读公诉机关证据中的相关内容，但是判决书却只用一句话，即“证人对吴英资金的来源与去向并不知情，亦与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证言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予以全部否定，这里存在四个问题。
1.称对吴英资金的去向不知情不属实，因为证人证明了资金用于经营，没有挥霍。
2.判决称“与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证言不相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前后证言基本一致，并不存在“不相符”的情况；二是假设“不相符”，为什么就一定要采信侦查阶段的证言呢？显然于法无据，因为法律并未规定证人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证言其效力必然高于审判阶段。
3.辩护人的证据证明了吴英借钱时没有采用欺骗手段，不存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情形等，这些问题恰好证明吴英没有采用欺骗手段、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判决以证人不能证明吴英资金的来源与去向为由不予采信不但违背事实和法律，更犯下了逻辑错误，即只有证明吴英资金的来源与去向的证言才能采信，证明其他问题的证言就不能采信。难道其他问题都不需要证明了吗？
4.辩护人宣读的十一名债权人在侦查卷中的笔录，证明债权人非社会公众，借款时没有使用诈骗手段。判决不予采信没有法律依据。
下表为原审辩护人的证据目录及证明内容：
编号
名称
证明内容
1
蒋辛幸（原本色集团常务副总）
证言
①本色集团宣传册是2006年末印制的，只用于在湖北谈项目，跟借款无关；
②吴英不存在挥霍资金情形；
③吴英借钱是为了公司经营，别墅和汽车也属于公司；
④吴英借钱时没有想到不能偿还，即不存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情形，光“本色集团”4个字就能卖3个亿；
⑤吴英借钱时没有欺骗行为。
2
吴喆
（原本色集团财务总监）证言
①公司公章不由吴英保管，空白借条不一定跟吴英有关；
②吴英所借款项基本上全部用于公司经营；
③本色集团宣传册只用于在湖北谈项目，跟借款无关；
④吴英不存在挥霍资金情形。
3
徐滨滨（原本色集团办公室主任）证言
公司公章不由吴英保管，空白借条不一定跟吴英有关。
4
周巧
（原本色集团出纳）
证言
①公司公章不由吴英保管，空白借条不一定跟吴英有关；
②吴英所借款项都用于公司经营；
③一般人都认为公司有能力偿还借款，即吴英不存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情形；
④吴英不存在挥霍资金情形，购买的汽车为公司所有。
5
杜沈阳（原本色集团司机）证言
①公司公章不由吴英保管，空白借条不一定跟吴英有关；
②吴英不存在挥霍资金情形。
6
徐玉兰
（朋友）证言
①吴英借钱时没有欺骗行为；
②吴英不存在挥霍资金情形；
③吴英借钱时没有想到不能偿还，即不存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情形，如果不出事一定能够偿还。
7
11名债权人证言
①吴英与债权人系朋友关系，非社会公众；
②吴英借款时没有使用诈骗手段；
③吴英讲诚信，案发前仍在积极还款。
二、关于控辩双方的三个争议焦点
1.关于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问题
（1）关于《判决书》所谓“本身无经济基础，无力偿还巨额高息集资款”问题。辩护人认为首先吴英是否“本身无经济基础”存在争议，吴英称当时已拥有2500万元资产，法院只以注册资金判断实际投资依据不足；其次，退一步讲，即使无经济基础，负债经营也是一种非常普遍且并不违法的现象，借鸡生蛋、借船出海不是很正常的经营行为吗？当初资不抵债并不能证明最终无法还款；而且客观上无法还款也并不能证明借款当初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关于《判决书》所谓“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巨额资金”问题。大量证据表明，吴英借款时很少有人详细询问借款用途，因为债权人关心的是利息；吴英对借款用途的表述一般只是称做生意，而事实上除了一部分用于偿还借款本息以外，几乎全部用于经营；至于借款时称投资白马服饰城商铺和收购湖北荆门的酒店但实际并未投资于此的问题，只是极个别的情况，而且当初确实有该想法，只是后来情况变化没有成功而已；判决称“在社会上进行虚假宣传”属于子虚乌有，没有证据，也不符合事实。换句话说，无论律师提交的笔录还是侦查机关取得的笔录，被害人基本上都称吴英没有骗钱，是正常的民间借贷，不知法院凭什么认定“骗取”巨额资金呢？当然本色集团曾印刷过十几本宣传册，宣传册中有些夸张的内容，但该宣传册是为参加投标所用，并非为借款所用；而且宣传册于2006年12月印制，吴英最后一笔借款是同年11月，即宣传册在借款之后，与借款毫不相关。
（3）关于《判决书》所谓“随意处置投资款”问题。判决如此认定的依据主要是虚假注册公司；签订上亿元货款的珠宝合同，随意处置珠宝；在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购置大量汽车；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等。这些并不符合事实。第一，所谓虚假注册公司并不存在，因为“虚假注册公司”指的是申请人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而吴英的公司并不存在这种情况；第二，购买珠宝未必不属于投资，称随意处置依据不足，而且“随意处置”并不等同于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肆意挥霍”；第三，购买汽车是为了各部门负责人工作之用；第四，所谓个人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等并不存在，这只是吴英在他人欺骗诱导下作出的不真实的供述（东阳公安于2007.2.8—6.14安排化名张华的线人应小华在吴英监舍威胁、欺骗吴英，让其编造钱已全部花光的事实），此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按照刑诉法“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规定，该口供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近作出司法解释，对“非法占有”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辩护人认为有必要对照司法解释看一看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由于这里列举的八种情形中的第三至八没有争议，所以只需看前两种即可。事实很清楚，吴英根本不存在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的情形，而是绝大部分都用于生产经营，如购置大量房地产（众所周知，这些年房地产增值快，有的增长了四五倍）、汽车、开办十余家公司等等；如前所述，吴英也不存在肆意挥霍集资款的行为。换个角度说，如果说吴英的集资款没有用于生产经营，那么钱都花哪里去了呢？都挥霍了吗？都怎么挥霍了？是赌博了，吸毒了，建造豪宅了，还是一掷千金吃喝玩乐了？显然，都不存在。由此可见，吴英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关于本案属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问题
判决认定自然人犯罪主要理由有三个，一是公司实质上是吴英的个人公司，不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人格；二是公司经营活动很少；三是吴英集资的目的并非为了公司。
辩护人认为这些理由均不成立，第一，即使公司是个人公司，也不能得出公司不具有公司人格的结论，因为一人公司同样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形式，公司与自然人是不同的概念；第二，称公司经营活动很少依据不足，从证据看，可以说短期内赢利很少，不能说经营活动很少，吴英被限制人身自由之前十几家公司都在正常经营（包括试营业）或正在筹建；第三，称吴英集资的目的并非为了公司同样依据不足，因为借款多数打入公司账户，固定资产归公司所有，汽车在公司名下且由公司负责人使用，怎么能说集资的目的并非为了公司呢？
3.关于吴英的行为是否符合集资诈骗罪的问题
判决认定符合集资诈骗罪理由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虚假宣传、支付高息等形式误导社会公众；二是明知林卫平等是做融资生意的，他们的资金系非法吸存所得，所涉人员众多；三是除了向本案11名被害人集资外还向王香镯等人非法集资。
辩护人认为这种认定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第一，吴英没有通过虚假宣传误导社会公众，所有证据均证明吴英借款时都是单独地与单个债权人（亲朋好友）沟通，没有公开地向社会公众进行过宣传，所以称误导“社会公众”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大量证据证明吴英借钱时只称做生意或缺少资金，不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第二，虽然林卫平等人的资金系非法吸存所得，但吴英确实是向林卫平等个人借钱，至于林卫平等人的钱究竟是向社会公众集资所得，还是盗窃所得、抢劫所得那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二者不能混同。林卫平向社会公众非法吸存的行为不属于吴英的行为，从合同法角度讲，这叫做合同具有相对性。第三，所谓除了向本案11名被害人集资外还向王香镯等人非法集资并不能说明向社会公众集资，因为王香镯等人同样是吴英的亲朋好友，特定人员，根本不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第二部分 一审的程序错误
1.严重超审限问题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半月以内宣判，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即最长审限为二个半月，可是本案自 2009年1月4日受理至12月18日宣判，整整十一个半月！人们常说“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那么迟来的非正义就更是非正义了。
2.拒绝鉴定问题
本案有两个问题需要进行司法鉴定，一是吴英借款的准确金额、资金流向、吴英及本色集团的资产价值等，因其直接关系到案件定性，辩护人曾申请委托鉴定；二是吴英及本色集团资产价格由于东阳市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书》不客观、不全面，辩护人曾申请重新鉴定，但均遭拒绝，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6条关于“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的规定。
附：辩护人《重新鉴定申请书》主要内容
一、评估价格明显偏低
1.本色集团正道汽车服务中心购买安装的自动洗车机购买时30万元左右，而评估价格仅为：使用过的洗车机人民币1万元（比卖废铁的价格还要低），未使用过的洗车机7万元。
2.评估单中体现出来的本色集团内部货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如仓库中的三合板评估价每张只有人民币2元。市场上根本没有这么廉价的三合板材！
3.本色集团的房产价格被评为每平方米3800元左右、街面房7000元左右。而目前的市场价为：房地产价格每平方米6500元左右，街面房1万元以上。
二、评估项目有重大遗漏
由于司法机关未给吴英及本色集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而且所有账簿都扣押在司法机关，吴英、本色集团、申请人均无法查阅、核对，所以不能列明遗漏的具体项目，但知道遗漏很多，如酒店内的锅炉发电机等都未在评估表中体现出来。
三、公安机关造成的损失应由公安机关承担
申请人及本色集团的财产是2007年2月10日被查封的，查封期间由于公安机关怠于管理、保护，乃至不少物品失窃或发霉变质、贬值。这些损失应当由公安机关承担。
第三部分 假设构成犯罪，一审量刑也属不当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并不少见，然而当吴英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用媒体的话说叫做“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2009年12月24日《时代周报》）著名财经评论员、经济学家马光远称：吴英案对比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集资诈骗标准时所规定的七种情形，跟每一种情形都有很大差别，“这个案子的判决实在是非常牵强附会。”（2010年06月10日凤凰网财经）著名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郎咸平甚至称判处吴英死刑是杀人灭口！（广东卫视《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辩护人认为民间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当然辩护人的根本观点是吴英不构成犯罪，这里只是退一步讲，即使法庭认为构成犯罪也不应当判处极刑。下面引用一些民间观点作为辩护人的观点提出，希望引起法庭的重视。
1.吴英借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地步
虽然数额巨大，但是被害人多为放高利贷者，并非缺钱养老、等钱治病、等米下锅的普通百姓，具有相对较强的承担风险的能力；而且，被害人存在过错，按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18条关于“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的规定，理应减轻对吴英的处罚。
2.吴英的犯罪情节并非特别恶劣
与暴力犯罪、贪污腐败等犯罪相比集资诈骗的情节相对较轻，而且前者一般并未判处极刑。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贪贿1304万元被判死缓；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贪贿736万元被判死缓；中石油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1.95亿元也仅判死缓；“中国金融第一案”、辽宁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石雪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2.6亿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伪造金融凭证企图诈骗央行14亿元、非法集资24亿元，也仅被判了死缓。这些，不能不令人产生“司法不公”、“同罪不同判”的质疑。
3.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并非泾渭分明
吴英当年被东阳市公安局逮捕时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东阳市检察院起诉时的主要“罪名”仍然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直到金华市检察院起诉，“罪名”才变成了“集资诈骗”。而另案处理的吴英案关联人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杨志昂、徐玉兰、骆华梅、杨军等，罪名仍然都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院判决的量刑也只有1年10个月到6年不等。这些说明司法机关本身对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的认识就是模糊与摇摆的。
4.我国信贷管理体制本身存在巨大缺陷
知名财经评论者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该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我国现有的银行体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高效的民间资金弥补了这一缺陷。可以肯定，只要不合理的资金使用体制不变，只要国有金融机构盘剥式的存贷差不变，民间金融就不可能消失。金华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吴英案公诉人许达在剖析吴英案的警示和教训时说，有着藏富于民的传统与市场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下金融素来十分发达。客观上，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但缺少有效畅通的渠道，正常的银行贷款又十分困难；另一方面，老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后，迫切需要解决投资理财的渠道问题。货币如水，择地而生，堵不如疏。
第四部分 其他
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
二审庭审中，检察员多次提到吴英“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对此检辩双方争议很大。其实，从法律适用角度讲，这一条出自2000年9月最高法院的《座谈会纪要》，随着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该条款已经被“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第四条）这一客观标准所取代。即判断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标准不再使用是否“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这一主观标准，而是使用是否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这一客管标准。吴英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是不争的事实，检察员的观点只是吴英的企业没有盈利甚至亏损，对此辩护人谈两点，一是当时吴英的企业属于起步阶段，如同征地买树苗种果树，开始几年必然投入多产出少或者无产出，可是几年后就会获得回报；二是按照最新司法解释，要求行为人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并不是要求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盈利。
2.关于立功问题
吴英曾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对此发表意见如下：第一，应当认定为立功表现，因为虽然有的跟吴英行贿有关，但有的无关，如索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第二，虽然有的是在一审阶段举报，但因当时并未查证属实，一审判决没有涉及；第三，已被判刑的虽然只有三人，但有的因时机不成熟相关部门尚未查处，将来有可能被判刑；第四，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材料显示，在查处李天贵、周亮案件中深挖窝案串案，一并查处21件21人，其中厅级干部2件2人，处级干部5件5人，在全省震动很大，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因此请求法院认定为重大立功。
综上，辩护人有两个观点，一是一审判决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吴英不应当定罪；二是吴英一案充满争议，而且民间认为吴英无罪或者不应当判处极刑的观点达到了一边倒的程度，虽然法官判案依据的是法律而不是民意，但是从讲政治和司法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案件至少应当得到审慎的判决，即辩护人确实认为吴英无罪，但是如果合议庭认为有罪也恳请合议庭刀下留人，避免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谢谢！
辩护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雁峰
2011年4月7日

通知公告
吴英案二审裁定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0）浙刑二终字第27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英，女，××××年×月×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市人，中专文化，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捕前住东阳市本色概念酒店913房间，户籍在××市××镇××村。因本案于2007年2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6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金华市看守所。

被告人吴英上诉称，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所借资金大部分用于经营，没有肆意挥霍；客观上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没有用虚假宣传欺骗债权人；本案债权人不属社会公众，自己也不是向社会非法集资；本色集团合法注册，非为犯罪成立，也不是以犯罪为主要活动，本案是单位借款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要求宣告无罪。吴英的二审辩护人以相同的理由为其辩护，要求宣告吴英无罪。同时又称，吴英即使构成犯罪，也不属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一审量刑显属不当；吴英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行为，构成重大立功。吴英在本院二审开庭审理中又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出庭检察员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吴英使用诈骗的方法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有非法占为己有的主观故意和随意处置、挥霍集资款的行为，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且系个人犯罪，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开庭审理后，被告人吴英又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撤回上诉。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的事实，有被害人林卫平、杨卫凌、杨志昂、杨卫江、蒋辛幸、周忠红、叶义生、龚益峰、任义勇、毛夏娣、龚苏平的陈述，证人吴玲玲、徐玉兰、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竺航飞、应丰义、葛保国、周海江、赵国夫、周巧、方鸿、金华芳、杜沈阳、吴喆、刘安、杨军、骆华梅、胡英萍、徐滨滨、包明荣、傅玲玲、龚红星、吴建红等证言，本色控股集团及各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银行往来凭证、借条、投资协议、抵债书、收条，记录资金往来的笔记本、记账本、借还款清单、期货交易明细单、银行进账单、支付凭证、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保证金划转函、成交确认书、罚没票据、搜查笔录、物品扣押清单、财物鉴定结论书，从吴英处提取经鉴定系假的面值为4900万元工行汇票一张和私刻的二枚广发银行杭州分行业务专用章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吴英亦供认在案，所供与上述证据反映情况相符。
关于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1）吴英自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公司前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高息集资，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对巨额集资款又无账目、记录；同时，吴英将非法集资所得的资金除少部分用于注册传统微利行业的公司以掩盖真相外，绝大部分集资款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大量购买高档轿车、珠宝及肆意挥霍；案发前吴英四处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原判据此认定吴英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无不当。（2）在案的被害人陈述和吴英的供述证实，吴英均系以投资商铺、做煤和石油生意、合作开发酒店、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的理由对外集资，同时，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经常用集资款一次向一个房产公司购买大批房产、签订大额购房协议；买断东义路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宣传广告，制作本色宣传册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在做期货严重亏损情况下仍以赚了大钱为由用集资款进行高利分红，吴英的上述种种行为显系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的欺骗方法集资。（3）吴英除了本人出面向社会公众筹资，还委托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向社会公众集资，虽原判认定的直接受害人仅为11人，但其中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四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受害人涉及浙江省东阳、义乌、奉化、丽水、杭州等地，大量的是普通群众，且吴英也明知这些人的款项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吴英显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有公众性。（4）本色集团及各公司成立的注册资金均来自于非法集资，成立后大部分公司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吴英用非法集资来的资金注册众多公司的目的是为虚假宣传，给社会公众造成本色集团繁荣的假象，以骗得更多的社会资金。而且吴英大量集资均以其个人名义进行，大量资金进入的是其个人账户，用途也由其一人随意决定。故本色集团及所属各公司实质上是吴英非法集资的工具，原判认定本案为吴英个人犯罪准确。综上，吴英上诉及其二审辩护人辩称吴英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没有用虚假宣传欺骗社会公众、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吴英所谓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均系其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他人行贿，依法不构成重大立功。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等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吴英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其仅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审辩护人提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及要求改判无罪的理由，均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二审辩护人要求对吴英从轻改判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成立，应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员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之规定，吴英在二审庭审之后要求撤回上诉的请求，依法不予准许。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由本院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⑤ 我是孕妇，公司突然解聘我，请问要怎么给我核算工资和赔偿的事

1.公司未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超过7个自然工作日视为劳动关系生效，你可以主张自你上班日起至你离职日起的双倍工资。 2.主张自你上班日起至你离职日的全部社保缴纳金的补办。 3.主张自你离职日起的90天的产假工资及产期离职补偿金。 4.公司宣布破产必须出示相关法律证件，否则无权对你在产期内进行劝退。 你...可以仲裁的内容很多，建议请专门的律师咨询，你这种情况打官司必定能赢的，哪个律师都愿意接。不过建议仲裁。 除非你主动辞职，如果是公司要求你离职，你有权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