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影响

Ⅰ 民法总则对公司的规定的影响有哪些

您好！
一、细化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的约定，公司应加强对法定代表人行为的规范与约束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六十二条 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法定代表人系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定主体，对公司的行为效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公司法》中涉及 “法定代表人”的条款共计9处，在8个条款当中进行了规定，分别为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八十一条、九十二条、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纵观公司法的上述条款，规定的内容多系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事项，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虽然规定了“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因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在实务中，公司以法定代表人超越职权范围或者违反公司章程的约定，进而否认某种行为的效力的抗辩情况时有发生，合同相对人一般需要依据《合同法》第五十条[1]的规定进行救济，不利于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六十一、六十二条在《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四十三条的基础上，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效力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明确了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承担主体，《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相较于《合同法》第五十条而言，直接实行第三人善意推定，更好地贯彻了公司法外观主义的保护原则，更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民法总则》第六十一、六十二条对第三人而言是重大利好，但是对公司而言，却是公司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加强对法定代表人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成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民法总则》的智慧之处在于法律在公司头上加一把达摩力之剑的同时，也为公司增设了救济的渠道。对于法定代表人责任的追究，公司一般系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进行救济，《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对于法定代表人责任的追究问题，除了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外，还赋予了公司章程个性化设计的空间，对于法定代表人“过错”的认定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作出约定，为加强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管理，公司章程中单独约定法定代表人的单独过错责任情形将是一种趋势，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过错行为的约定在经理人日益职业化的今天尤其有存在的必要。
二、公司懒政，后果自负——公司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 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公司法》已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导致的法律后果，公司法并未涉及。
经在案例库搜索，在实务中，因登记事项发生变更产生的抗辩以公司实际经营地址发生变更、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为主，其中涉及公司的经营地址发生变更进行的抗辩既包括对实体内容的抗辩，也包括作为管辖异议的理由进行程序性抗辩，甚至以实际经营地址发生变更，导致未收到仲裁文件为由提出撤销仲裁的申请(如上海新浩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世邦魏理仕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08)沪仲案字第0938号裁决纠纷案);关于法定代表人的抗辩主要涉及某人经内部决议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后所签署文件或者作出行为的效力。法院在对此类抗辩进行认定时，主要系依据登记的外观主义进行裁判，没有直接的裁判规则依据;该种裁判虽然客观上也能达到驳回该种抗辩的目的，但是没有直接裁判依据的缺陷直接导致了相关裁判程序的延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公司实际情况发生变更，但未及时进行变更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公司的懒政行为，作为有独立意思表示的主体，公司应为自身的懒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为法院制裁公司的懒政行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对公司而言，法律层面已经出台了制裁懒政行为的具体规则，公司应当在发生登记事项变更时，及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创新清算程序，增强职业经理人的责任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七十条，“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对应公司法条文：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对比以上条款，《民法总则》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系《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前段、后段的升华，其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二款。
根据《民法总则》第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法人的清算义务人为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强调的是经营管理人员的责任。在经营管理人员日益职业化的今天，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真正了解和掌握公司情况的人员是担任决策或者执行职务的董事、经营管理人员，由上述人员担任清算义务人有利于快速的处理清算事务，尽快结束公司的非经营状态，提高清算的效率;另一方面，由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作为清算义务人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和投资热情，笔者经办的案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小股东作为不参与经营的主体，被要求承担清算责任的案例也有存在，但因为小股东不参与经营，不了解公司的情况，不掌握公司的资料，实际无法承担起清算的责任，又因为小股东经济实力有限，也不能达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故要求不参与经营的小股东承担清算的连带责任不能达到保护债权人的目的，反而会影响中小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
当然，笔者也关注到，《民法总则》第七十条第二款后段同时规定，对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即在目前的公司法体系下，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仍由股东担任，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但是民法总则第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质上系对我国清算义务人体系变更的重要探索，体现了一种强化职业经理人责任体系的立法导向，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清算具有导向性的影响，这一点需要公司及公司法律实务从业人员予以特别注意。
四、改革剩余财产分配机制，为优先清算权的设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法人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根据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法人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应公司法条文：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只能按照股东的出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并未赋予公司章程个性化设计，或者股东进行意思自治处置的空间;在规范性文件层面上，除证监会公布的《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上市公司可以针对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在剩余财产分配上设置相关条款外，其他情形下的清算优先权均缺乏法律法规或者规范依据;即使是有规定的上市公司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也不允许设置剩余财产分配上具有不同优先顺序的优先股[2]。但是在实务中，战略投资者(尤其是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时，为保障自身的收益，约定享有优先清算权的案例不在少数，因公司法的上述硬性规定，该种优先清算权条款事实上属于违法的条款。
《民法总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优先清算权的设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拓宽了公司章程的个性化设计范围，给公司提供了更大的自治空间。该条款的设计同样也为上市公司优先股类型的拓展提供了法律依据，相信存在清算优先顺序的优先股出现也指日可待。
五、明确了会议决议瑕疵对第三人的效力，为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提供明确依据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民法总则的该条款实际上系《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关于会议决议撤销规定在民法总则中的体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对于会议效力撤销后的法律后果，仅规定了已经做变更登记的，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登记，但是对于该等被撤销的决议对第三人的影响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实务中法院对于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裁定主要依据商事登记的外观主义，或者善意第三人不负有审查内部决议文件效力之义务的原则进行裁判。
《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后段关于“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的规定为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交易关系的稳定;第三人也无需为决议效力对交易行为的影响而提心吊胆了。
六、意思表示的规范细化，意思表示的方式进一步拓展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六章 第二节 意思表示
关键条款：第一百三十九条 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
第一百四十条 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
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以上条款拓展了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方式，首次在法律层面上确认了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包括公告、默示等特殊的意思表示方式，并明确了上述意思表示方式的生效时间及行使方式等事项。
对公司而言，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默示”意思表示形式的使用条件。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法律规定的默示意思表示方式的典型即《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在实践中，比较典型的默示意思表示，如公司收到货物后X日内进行验收，未进行验收的，视为不存在质量缺陷。如有类似默示意思表示的情形，建议在合同或者采购单等文件中作出明确约定;如没有约定，发生纠纷时也无需过于惊慌，可以通过收集双方的交易文件或者微信、QQ等沟通记录的方式，证明默示属于双方的交易习惯，争取有利的诉讼地位。
七、时效发生重大变化，行使权利应及时
(一)有利的变化：诉讼时效延长，权利受保护期限增加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公司法上并无诉讼时效的专门规定，故公司类的事务，除决议撤销规定了60天的除斥期间外，一般的公司法律事务应适用民法上诉讼时效的规定。
众所周知，《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即普通事项的诉讼时效原为两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实际上将一般公司法律事务的保护期限延长了一年，更有利于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民法总则》的实施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按照其他法律的实施经验，一般新法实施前，如已经超过旧法规定的时效，该事项的保护期限不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故如公司存在在2017年10月1日前届满的情形，应及时追索使时效中断，或者及时提起诉讼/仲裁的方式保护自身权益，切莫因盲目相信三年时效，错失法律保护的机会。
(二)不利变化：撤销权的行使期间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最长保护期间，重大误解的救济期间大大缩短
相关条款：《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期限问题，主要规定于《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该条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民法总则对公司的规定，首先体现在细化了法定代表人的责任，若其滥用法人的独立身份时，是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其次，在公司股东、资本等关系关系者内部结构的事项进行变更之后，是需要及时到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办理变更登记的，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Ⅱ 民法典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民法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必将对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版标发挥积权极的作用，作出积极的贡献。”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宫鸣说。

《德国民法典》文字语言既简洁明晰，又通俗易懂，让一般人理解起来毫无困难。体现了立法者的法律平民化的理念。在法典的总体结构上，是以国法大全之《法学阶梯》人、物、诉讼三编制为基础，构建了人、财产以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三编制的体例。

(2)民法的影响扩展阅读：

《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法典除总则外，分为3编，《法国民法典》共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在静态中的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

第三编称为“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编。内容颇为庞杂：首先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其次规定了债法，附以质权和抵押权法；最后还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实际上，该编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从一个权利主体转移于另一个权利主体的各种可能性的规定。

Ⅲ 民法总则对民事诉讼法的影响有哪些

（一）一些特殊主体的当事人资格：
1.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第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和有独立财产村民小组的当事人资格，认定其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当事人。2017年《民法总则》第101条规定，居委会、村委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法人是一种基本的民事诉讼当事人，这就直接呼应了居委会、村委会的当事人资格。
2.非法人组织。《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种。“其他组织”例如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等，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可成为当事人）。“其他组织”在民法上通常称作“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在旧《民法通则》中曾不具有民事主体地位，没有民事权利能力。而2017年《民法总则》第四章专门规定了非法人组织。可见，非法人组织既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也具有诉讼权利能力。
3.胎儿。《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此处的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就具有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权利能力，可以成为当事人。当然，在日后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民事诉讼文书中如何标注胎儿当事人的身份（毕竟尚无姓名），也是个需要解决的小问题。
（二）诉讼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
在民法上，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三种情况。而在民事诉讼法上，公民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则只分为有诉讼行为能力与无诉讼行为能力两种情况。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诉讼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无诉讼行为能力，不能亲自参加民事诉讼，需要设定法定诉讼代理人。
2017年《民法总则》第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条修改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界限，由原来的10周岁改为8周岁。
（三）法定诉讼代理人的确定
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在民法活动中需要监护人，而在民事诉讼活动中需要法定诉讼代理人。监护人的确定与法定代理人的确定是一致的。
（1）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他们之间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民事诉讼法》第57条）
（2）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民诉解释》第83条）
（3）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四）诉讼时效问题
《民法总则》第188条将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由两年改为三年。若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实体法），而并未丧失民事诉讼法上的起诉权，此时法院仍然应当受理案件。
《民法总则》第193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可见，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即使原告超过诉讼时效，若无被告的抗辩，法院也不得主动判决原告败诉。必须在被告抗辩原告超过诉讼时效的基础上，法院才审查诉讼时效问题。
（五）特别程序相关问题
1.认定公民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申请主体。《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而《民法总则》第24条第1款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该公民的利害关系人或有关组织向该公民住所地的基层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可见，《民法总则》将申请主体在原来“利害关系人”基础上又增加了“有关组织”。根据《民法总则》第24条第3款规定，有关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2.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案件的关系。《民法总则》第47条规定，对同一公民，有的申请人申请宣告死亡，有的申请人申请宣告失踪，符合宣告死亡条件的，法院应当宣告死亡。

Ⅳ 民法总则：民法总则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影响

您好， 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判断
民法总则在第一章基本规定里明确，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的核心就是自由，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民法总则基本规定一章所确立的不得侵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以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彼此印证，相互呼应。”王轶说,“民法总则所确立的法律规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自始至终都坚持着一项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只有出于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保障和维护的需要，才能够动用国家公权力去干涉私人生活、介入市场交易、剥夺和限制私人合法财产。除此以外，别无理由。”
王轶指出，在民法总则的条文中，还可以看到凡是涉及民事主体私人利益的事项都要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判断，这就是自愿原则的体现。这一点会对每一个民众的生活都产生影响，给了我们更多自主判断、自由探索与创新的空间，也让我们知道，有自由就有责任，自己要对自己的自主决定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
“相较于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总则在人们价值共识改变、调整的基础上，对具体法律规则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和发展，这些变动都会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产生更为具体和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一定是综合性的、体系化的。”王轶说。
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王轶认为，民法总则在重视和贯彻人文关怀理念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很多条文都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民法是人永远走不出的网，可以说一个人从“进入摇篮”之前到“进入坟墓”之后，都会受到民法总则的关注。
例如，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在现行民事法律中，仅仅在继承遗产的场合要求给胎儿特留份，但在民法总则中，只要胎儿娩出时是活体，则被更为广泛地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样胎儿除了继承遗产，在接受赠予等方面也受到保护。这就意味着，母体中的胎儿，如果因为母亲遭受侵害，自己也受到了损害，那么母亲对加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胎儿在娩出时是活体的前提下，也对加害人享有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另外，民法总则还重视对逝者的关怀。如果侵害包括英雄烈士在内的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王轶说，此外民法总则还有相当多的法律条文都渗透着人文关怀的理念。无论在监护制度上，还是在自然人人身自由的享有、人格尊严的维护中，对各项具体类型的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的确认和保障中，都能够看出这一特点。
王轶指出，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部分开篇的四个条文是关于人格权益、身份权益的，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对人身关系的法律调整给予了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关注，这是民法总则具有21世纪特征，反映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认为，在新时期，我们不会仅仅看重民法总则，包括未来的民法典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也会更加看重民法典所体现的人文关怀。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法总则，包括未来的民法典不是仅仅将人定位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更是将人定位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主体。”王轶说。
体现了对家的重视
王轶介绍，民法总则草案在审议过程中，曾规定了子女对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要尽到赡养、保护、照顾的义务。当时有意见提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子女就不需要赡养、保护吗？所以最终表决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王轶认为，这个变化体现了民法总则对民族性要求的回应。他说：“家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中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一些社会学家说，西方一些国家所讲的家，是从两个成年人为共同生活目的走到一起开始的，家就是家庭；中国人的家，就不太一样，人是一出生就被‘抛’到家里的，人在这里出生、成长，慢慢走向社会，长期和家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的家，既是家庭，更是家族。因此，无论是家还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讲，都非常重要。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则体现了对家的重视。如今，在各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家的认识也有变化，但家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依然不容置疑。”
对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回应
王轶认为，作为21世纪的民法典要对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回应。在民法总则里，比较典型的体现就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以及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作出的回应。
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王轶说：“日常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形，尤其是在20世纪后期、21世纪更为广泛。民法总则对此作出规定体现了民法典的时代性特征。”他说。
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王轶认为，不但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传统代表性法典制定时不会遇到、甚至不会想象到，我国民法通则制定时也不会想到回应这样的问题。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等作为新的财产类型的代表，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来随着高端芯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以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某种意义上，哪个国家率先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等做出周到妥帖的法律回应，哪个国家就会在新一轮的巨大变革中占据先机，处于引领地位。我国编纂的民法典，能够超越以往民法典的，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上适应时代需求的调整和改变。站在人类社会经济变革的又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国人能不能把握住新的历史机遇，能不能从容应对新技术的挑战，事关国家繁荣富强以及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Ⅳ 思考实施民法典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实施民法典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权利。
让每个人都拥有更好的权利和义务，专对于我们的权益是非常重属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Ⅵ 民法有什么作用

核心内容：民事权利是指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满足其利益的法律手段。根据权利的作用，民事权利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等。下面由法律快车小编为您介绍相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支配权是指权利人可以自己直接支配其权利客体

2、并有权排除他人妨碍其支配的权利。

3、请求权是指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4、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依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

5、抗辩权是指对抗他人行使权利的权利。

6、绝对权是指效力及于一切人的权利，其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人，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一切人。

7、相对权是指其效力仅及于特定人的权利，相对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均是特定的人。

8、主权利是指在两项有关联的权利中，不依赖另一权利可以独立存在的权利；

9、从权利是指在两项有关联的权利中，其效力受另一权利制约的权利。

10、既得权是指其成立要件已全部实现的权利。

11、期待权是指其成立要件尚未全部实现，将来有可能会实现，也有可能不会实现的权利。

12、原权利是指在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存在的权利。

13、救济权是指在原权利受到侵害时，或有受到侵害危险时而发生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