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框架

1. 我国法律体系框架

我国的法来律体系包括自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和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民法是规定并调整平等主题的公民间、法人间及公民与法人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是涮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公司法、合同法、民法通则、招标投标法等属于民法商法。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干预经济运作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民法框架扩展阅读：

法律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划分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法律部门，从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

该书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情况，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现状进行详细介绍。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对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社会法的分类以及各个部门法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对于了解我国法律体系框架、研究各部门法学具有指导作用。

2. 民法都有哪些结构如何掌握民法体系的要点

掌握民法，首先要掌握民法的体系。现代的民法体系，通常包括以下五个组成部分：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婚姻法和继承法。

要深入的掌握民法体系，有必要对于这几个部分的内在逻辑关系有一个清楚地认识，即为什么民法体系要包括这样五个部分，简单说，就是要满足一个正常的基本需要，是对于一个正常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活动进行的全面调整。分述如下：

要有物权法，因为，一个要在这个世界有尊严的活着，必须要拥有一定的财产并且要以合理的方式对于自己的财产进行利用，以享有财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物权法，就是调整人们对于财产的归属和利用（物权法第2条）的各种法律关系。

(2)民法框架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八条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第十九条 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他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宣告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 民法系统包括哪些法律

一、法学理论上的体系

（一）小民法

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合同、无因版管理、不当得利、侵权权行为）、亲属（婚姻、继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还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体系

总则：民法通则

物权：物权法

债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亲属：婚姻法、继承法

知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等。

4. 民法典体系结构是什么

1.民法典体系包含了总则篇、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回继承编、答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
2.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基本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国民法典的“人——物”对应结构;二是德国民法典的“总——分”对应结构,这两种结构均有法典目的缺失的缺陷。我国民法典的结构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的思想,以此设计的民法典实行三编制:第一编人法,第二编权利法,第三编侵权行为法。这一结构既具有民法文化的支持,也能使我国民法典结构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过程。在没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并不意味着没有民事立法。民法典就是现实中的实在法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外壳。要将这些杂乱存在的实在法组合在一起,就得为其提供一个体系框架,使每一民法材料都能在这个体系框架中各得其所,和谐共存,这就是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有了以一定结构构成的体系,各种民法材料的加工才有一个归属。因此,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民法典制定的基础。

5. 民法的基本体系 是 什么

法律体系就是部门法体系。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根据一定标准、原则所制定的同类规范的总称。
我国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2002年分别进行过民法典制定的尝试，前三次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因此搁浅，在2002年启动的民法典第四次编撰工作，采用了分编分章逐步制定的方法，中国目前的民法主干法律如下。
按照民法体系划分：
民法总则编：
《民法通则》（1986）及后来的实施意见
物权编
《物权法》（2007）《担保法》（1995）
债权编
《合同法》（1999）及合同法解释1、2
知识产权编
《著作权法》（1991）《商标法》（1993修正）《专利法》（2008年修订）
家庭关系编
《继承法》（1985）《婚姻法》（2001修订）《收养法》（1998修订）
侵权责任编
《侵权责任法》（2010年实施）
人格权编
《人格权法》目前只有草案稿，待成熟后将提请审议
涉外民事关系编
《涉外民事关系律适用法》，目前只有草案，待成熟后将提请审议
据了解，继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民法典下一步的内容将是人格权法的审议，预计将会列入2010——2011年的人大立法计划，另外涉外民事关系法也将在几年内提请审议，待次两步完成后，全国人大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整合现行民事法律，最终编撰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预计最快在2015——2018年前后）。

6. 民事诉讼法的知识框架

1991 年我国颁行的《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为解决群体性纠纷，吸收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和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的立法经验,确立了我国群体诉讼的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该制度进一步作了具体规范。

一、代表人诉讼制度对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重要意义

群体性诉讼制度的主要功能是:

1. 解决主体众多与诉讼程序空间容量有限的矛盾, 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

2. 保证诉讼标的相同或者属于同一种类的纠纷能够获得相同的裁判, 避免法院做出矛盾的判决;

3. 增强单个受害者抗衡现代高技术企业或者行业等具有强大实力的组织的能力, 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4. 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1]

二、现阶段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一）、从诉讼成本来看 [2]

有人认为诉讼成本是“生产正义的成本”, 包括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3] 从审理成本方面看

（1）法院立案审查工作繁重。法院需要对众多当事人一方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或者属于同一种类,诉讼请求或者抗辩方法是否相同，还要审查代表人是否适格等，极其繁杂。

（2） 受理人数不确定的案件后不仅需要进行不少于30日的公告, 而且还要对陆续前来的当事人进行审查和登记。

（3）, 当事人如果不能推举出合适的诉讼代表人, 法院还要与全体当事人商定或者遴选诉讼代表人。

（4）法院必须对代表人是否忠于职责进行监督。

（5）, 案件审结后每当有当事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的, 法院都要对其请求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显然, 在这种制度约束下, 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愈多, 法院的上述工作任务就愈重, 法官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法院的投入成本也愈大。

1、 从诉讼成本方面说

（1）, 在提起诉讼之前, 意图提起代表人诉讼的当事人必须与其他当事人联络, 征求各个当事人提出诉讼的意向、其后要彼此商谈具体的诉讼请求、推举适当的诉讼代表人选, 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物色满意的代理律师等;

（2） 在提起诉讼后, 举凡诉讼请求变更或者放弃、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进行

和解和撤诉等诉讼事项发生, 都必须在所有的当事人之间征询意见并达成共识, 才能做出相应的诉讼对策, 而涉及诉讼代表人变更的, 又必须重新确定代表人。

（3） 交通费、律师代理费等等诉讼费用。代表人诉讼涉及的受害人愈多, 搜寻有关信息和达成诉讼合意就越困难, 当事人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大。

过高的诉讼成本为纠纷当事人提起代表人诉讼设置了难以跨越的门槛。

（二）、从当事人适格的角度来看

传统理论强调诉讼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这样的当事人才是适格当事人。传统的民事诉讼主体适格理论在现代型诉讼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现代型诉讼的特点是: “纷争当事人一方常常是数量众多且处于弱势的受害者, 从而在人数和利益等方面具有集团性行业扩散性。”4[4] 作为现代型诉讼的集团诉讼也往往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 其争议因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会化和政治化, 即群体性纠纷的大量出现, 已经使单独个人的私益问题, 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公益问题。5[5] 而传统的诉权理论及当事人适格问题则关闭了公共利益保护之门。一定程度上也关闭了个人权益保护之门。2000 年发生的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三菱”汽车事件中,众多中国消费者无法通过便利有效的群体诉讼机制来实现对其受损权利的救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6] 我国代表人诉讼中有关当事人适格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7[7]

(1)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用以最终确定人数的权利登记制度存在负面作用。由于群体诉讼多为“小额多数”之诉,在信息不发达地区或权利意识不强烈的情况下,会出现许多受损者没有机会或不愿意进行权利登记的实际情况,这样就会导致登记的赔偿总额与违法者的非法所得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从而放纵违法者。

(2)代表人的诉权需要经由其他成员的明示授予而获得,对对私人利益的侧重保护,导致群体诉讼的提起困难重重。由于群体纠纷涉及的利益主体范围广,规模大,要求代表人只有在获得其他当事人一一授予的诉讼实施权的情况下才能以“集团”的名义提起诉讼,无疑是一项复杂又艰巨的工作,而且在某些群体纠纷中当事人并不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情况下,要想获得所有当事人的明示授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代表人需要由经过权利登记的全体当事人明示授予其诉权与法院生效判决对那些未经权利登记的人具有“间接”拘束力存有制度上的矛盾,容易产生“搭便车”的懈怠诉讼心理。可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大家谁都不先提起诉讼,等着直接适用判决,个人私利得不到保障的同时,社会利益被破坏殆尽。

（三）、从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产生及权限角度

1、 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产生：

我国诉讼代表人产生需要经被代表人的推荐、商定及授权。但群体诉讼人数众多且不确定性以及分布的广泛性, 就决定了充分的授权是不可能的, 而且取得意见一致的授权更是有很大难度。即使实现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授权, 也仅仅是登记范围内权利人的授权,因为代表人并不能代表那些受到侵害却没有登记的人们, 而他们及其受到的侵害却是客观存在着。可以说,这个制度设计的本身就是以牺牲权利人的部分诉权的行使为代价的。

2、 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的权限：

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同意。”使代表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困难重重，由于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人数中众多,居住分散,处分实体权利要征得全体当事人的同意,不仅代表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造成诉讼拖延,增大了诉讼成本,而且当事人人数众多,极易造成意见不统一,使得代表人无法行使代表权,最终导致代表人诉讼无法进行。具体来说：

（1）、诉讼代表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分离最终导致诉讼代表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诉讼代表人不享有实体处分权, 便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 自主地行使权利, 维护己方合法权益。代表人的权限权相当于委托诉讼代理中的一般代理,忽视了代表人的当事人身份。

（2）、诉讼代表人缺乏实体处分权, 不能对实体问题独立做出让步和谅解, 而要征求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一旦有人执意反对, 调解结案便成泡影。.为调解结案设置了障碍。其诉讼权利充其量不过是被动地把各当事人意思表示收集后代为转告而已。

（四）、从诉讼标的同一的角度 [8]

诉讼标的同一或属于同一种类的这一诉讼要件,导致代表人诉讼的提起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 条、第55 条规定,当事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同一或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的。这两条规定表明,我国代表人诉讼适用范围是以诉讼标的同一或同一种类为前提,共同诉讼人之间不能因存在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提起代表人诉讼。实践中因同一事实造成众多当事人损害时,不同的当事人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可能有的用合同关系起诉,可能有的用侵权行为起诉,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不同一,也不是同一种类的,这样就导致造成众多当事人损害的事实相同,诉讼标的并不同一或同种,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尽管受害人众多,也因不符合代表人诉讼的要件而不能提起代表人诉讼。

(五) 从判决效力具有间接扩张性角度 [9]

判决效力具有间接扩张性导致“搭便车”的心理普遍存在,从而使代表人诉讼提起困难重重。我国民事诉讼所讲的判决效力间接扩张是指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这样规定有利于维护同等情况得到同等对待这一司法统一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但是,判决效力的间接扩张极易助长当事人“搭便车”的心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诉讼,而且他们还可能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而对于因同一事实遭受损害的未参加登记的当事人来讲,在胜诉之后再行起诉,法院可直接裁定适用原裁判,这部分人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同等的利益,这样做的后果会导致遭受损失的当事人都不先起诉,都等“搭便车”。从当事人的心态看,谁也不愿意费力地带头到法院起诉,而让他人坐享其成,分享利益。

(六)从上诉角度 [10]

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裁定适用已作出裁判不得上诉,这一规定与二审终审制度相冲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的裁定有四种:不予受理的裁定,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和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据此,对代表人诉讼中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所作出的适用原裁判的裁定是不能上诉的,这种裁定是解决实体问题的,并且裁定所适用的案件均为民事权益争议案件,并不属于一裁终局的非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不允许当事人上诉,这与二审终审制度是相冲突的。

（七）、从管辖角度：

级别管辖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还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二级人民法院都可管辖,应如何分工;地域管辖上,适用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还是适用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关于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管辖，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如果众多的当事人已向同一法院起诉或者被同一原告向同一法院提起诉讼，且该法院有权进行管辖的，当然就不存在什么管辖疑问。但现实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人数众多，往往可能会分散在许多法院管辖区之内，甚至跨县、跨省，而不便于集中进行诉讼，直接套用传统的民事诉讼管辖规则，对于代表人诉讼来说，就可能会显得过于原则而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如民事诉讼管辖规则对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的管辖是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这在侵权行为地较为分散的情况下仍优先适用，显然不利于充分保障全体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也不利于人民法院集中调查取证、审理案件从而使案件得以全面合理有效地解决。

三、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一) 适用范围要扩大。

我国诉讼代表人适用范围是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类,而不涉及同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这就把诉讼代表人制度作为一种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的特殊处理形式,限制了诉讼代表人制度的适用。而依通说,所谓的诉讼标的就是发生争议并提请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尽管有相同的事实问题,但当事人依不同的法律规定,比如有的依合同关系,有的依侵权行为而提起的诉讼,都不能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这必然把诉讼代表人局限于狭窄的范围。所以应从宽理解为有同一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就允许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

(二) 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登记权利时,程序要件应有所放宽。

如上文所述,我国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适用时要经过权利登记使人数确定化,而对于未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也不主张权利的人则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加保护。而现行的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则采取相反的作法,凡是没有申报退出将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处分的权利人,一律视为当事人并加以保护或拘束。相形之下,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登记程序与美国1938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申报加入”相似,而该规则已被1966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所抛弃。这种抛弃是讲究实证的美国人利弊权衡的结果。采取登记或申报的做法各有利弊,登记之后虽然确定了当事人,但是对于没有登记的权利人不但没有保护,而且会使侵权人因此而获得非法利益。而申报退出的做法虽然有嫌于忽略当事人的实体处分的权利,但是相对于集团诉讼对于公益特殊的保护和预防功能,前者应该让位于后者。

（三）、扩大诉讼代表人诉讼权利

1、在对诉讼代表人的资格予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赋予其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在诉讼中留给其更为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框架下，诉讼代表人在诉讼活动中的诉讼行为所受的限制比较大。其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代表人在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方面没有自主权。从立法者的考虑来看，是为了防止因诉讼代表人的恶意行为而给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失这一情况的发生。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安排是不符合群体诉讼制度自身的内在机理及其宗旨的。这是因为，群体诉讼制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解决大规模纠纷而设立的，而且群体诉讼制度的价值所在就是其效率性和经济性。诉讼代表人可以看成是被“浓缩”的当事人，要保证整个诉讼活动真正富有意义，就必须赋予其充分而全面的诉讼权利，其中就包括处分权，尤其是实体处分权。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诉讼代表人的“代表”作用。倘若对代表人的行为做出较大的限制，不给予他充分的意志自由，无疑会束缚其手脚，不利于其能动作用的全面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关键时刻要求代表人征求被代表人同意或授权的做法势必造成诉讼的延误，同时也造成不必要的程序耗费，和设立群体诉讼制度的初衷相悖。尤其是在当事人一方人数特别多，分布特别广的情况下此种做法更是行不通，或者成本相当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集团诉讼的某些处理方式，赋予代表人在法院的监督下行使处分权（尤其是实体处分权）的权利，从而使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彻底从共同诉讼的框架中走出来，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名副其实的大规模群体纠纷解决机制 [11] 2、加强对代表人资格的审查和监督

不断扩大代表人诉讼权利尤其是实体性处分权利，要求诉讼代表人能够本着被代表人利益行为。因此，对于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资格、诉讼能力以及必要的责任意识等问题有待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和具体化，法院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待增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对诉讼代表人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显然不利于对代表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为合格诉讼代表人，尤其在前述扩大其诉讼权利的基础上，应该具备起码的条件，才能为被代表当事人利益不受侵害提供保障。包括：1.诉讼代表人与其他成员应具有共同的利益；2.具有诉讼行为能力；3.能公正善意的维护所代表全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另外，“当代表人没有很好履行代表职责时，被代表的当事人应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更换代表人；同时人民法院对此也应承担必要的监督职责，在审理中发现诉讼代表人不适格的，也有权通知当事人更换代表人。” [12] 此外，对于诉讼代表人的失职或者与对方当事人串通损害被代表人利益的恶意行为，必须要有相应的、及时的救济措施，比如人民法院可以宣布其恶意的诉讼行为无效。在诉讼代表人的产生问题上，应该更为充分的尊重当事人意志。当出现推选或者商讨不出诉讼代表人的情形时，人民法院不应强行指定，而应告知这些当事人可以分别进行诉讼。

(四) 赋予某些团体以诉权

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 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须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实现,所有团体的行为最终可归结为组成团体的个人的行为 [13] 。所以可借鉴德国的做法, 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 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在某些领域设立团体诉讼, 基于团体章程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直接起诉。如果当事人不能或无法选择诉讼担当人, 则可以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某个机构作为其诉讼担当人 [14]。可优先赋予消费者保护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以诉权, 赋予其直接提起侵权之诉或不作为之诉(停止侵害) 救济的权利 [15]。在证券集团诉讼中, 可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做法, 专门成立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机构 [16] 。直接代表股东的利益, 代表股东从事诉讼活动。

（五）对民事诉讼法立法空白问题的构想

1. 管辖问题。

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案情简单、诉讼主体较少、诉讼标的不大的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主体特别多、标的额巨大,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域管辖适用民事诉讼法一般规定

2. 上扩问题。一审判决后,部分代表人上诉,部分放弃上诉的,部分上诉诉讼代表人的上诉行为对全体成员发生效力,上诉法院应当通知放弃诉讼的其他诉讼代表人参加上诉审,如其不愿参加,可以上诉的部分代表人作为上诉审的诉讼代表人,二审判决的效力及于全体;一审判决的,全体诉讼代表人放弃上扩,群体中部分当事人不服原判,部分当事人无上诉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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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法体系是什么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减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将更加便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何构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短短的几年内，我国学者陆续提出了关于未来民法典体系设计的方案，并围绕着这些方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在构架我国民法典的体系之时首先要采纳德国潘德克顿模式，将民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