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刑法

① 刘艳红的学历和工作经历

1992年、1997年先后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分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2年德国萨尔大学（UdS）法学院做访问学者。自1992年7月，先后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和东南大学法学院，其间于200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司法部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科研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课题等各类科研项目、江苏省人民政府“六大人才高峰”资助项目、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培养资金资助项目、江苏省法学会研究课题、江苏省教育厅“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等各类项目10余项；专著《实质刑法观》获得2013年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获第十二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第二届“法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十三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首届“钱端升法学优秀成果奖”、国家司法部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类奖励10余项；在国内外法学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文献7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转载50余篇次；出版专著《实质刑法观》、《走向实质的刑法解释》、《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罪名研究》、《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论》、《人格刑法导论》等，主编《刑法学总论》和《刑法学各论》（获“2007年江苏省高等学校评优精品教材”），主编《刑法学》（上）、《刑法学》（下）及参编著作10余部。
研究领域与特长为犯罪成立理论以及刑法解释论。长期以来，一直潜心致力于实质刑法学派确立与展开的体系化研究，从微观的个罪解释到中观的犯罪构成理论，及至宏观的实质刑法观，产生了一系列以实质刑法为个人学术特色与学术标签的理论成果，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与社会效果。围绕实质刑法的核心命题，相继展开了“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实质刑法观”、“实质的刑法解释”、“实质的犯罪论”等实质刑法立场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同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通过致力于对刑法中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认为刑法中存在大量的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此应允许裁判者对之进行实质的解释，因而提倡实质的犯罪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此外，在行政刑法、刑法方法论、刑事立法、交通犯罪等领域，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经2014年1月27日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委员会评选，2014年2月21日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审议、决定产生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刘艳红教授赫然在列。2010年，刘艳红教授的先生、东南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周佑勇教授（现东南大学社科处处长）曾获得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夫妻双获此奖，堪称法学界的一段佳话。

② 如何评述我国刑法中的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

在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下，论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承认构成要件的独立机能，以社会的一般观念为基础，将构成要件进行类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论，通常被称为形式的犯罪论。实质的犯罪论对形式的犯罪论进行批判，认为作为形式犯罪论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类型的内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论中，追求保障人权保护国民利益的处罚范围难以适当划定，主张在刑罚法规的解释特别是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应当从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观点，换句话说，应当从当罚性这一实质的点出发来进行。按照这种观点，刑法是行为规范，但更应当是以法官为对象的裁判规范，即不外乎是为了导入实质的当罚性判断的规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或刑法的严格解释原则并不重要，应当从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场出发，对刑罚法规或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形式犯罪论者对构成要件进行形式解释，实质犯罪论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也即形式解释是将构成要件独立于违法性判断，主张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说，实质解释是将构成要件融入违法性判断之中，主张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类型说。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的争论，那么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间的争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前田雅英是实质犯罪论者，也是实质解释的积极倡导者。“前田坚持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但他反对形式的罪刑法定主义，主张从实质的观点修正罪刑法定主义。罪刑法定主义的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使得刑法在规制行为时，必须考虑宪法上的必要性，即罪刑法定主义与实体的正当程序具有密切关系，故必须从实质上理解罪刑法定主义。前田认为，对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解释刑法时，先是确定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然后确定该法规的保护法益，考虑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再后，当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一定价值时，要对该价值与被害法益的价值进行衡量；此后，计算处罚该行为对其他案件的影响效果：最后，考虑解释结论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协调统一性。关于解释允许的范围，前田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解释的实质的允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文通常的语义成反比。’即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允许解释的范围就越大，距离法文的通常语度越远，允许解释的范围就越小。” {48}与此相对应，有学者批评了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引申出来的实质解释论的观点，指出：“从刑法实质解释的角度出发，有见解认为，在解释的时候，必须在语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范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和保护法益、处罚的必要性之间进行比较衡量。按照这种见解，‘解释的实质处罚范围和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和条文通常意义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但是，罪刑法定原则是即便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也不得予以处罚的原则，因此，在确定处罚范围的时候，不应当加人处罚的必要性考虑。罪刑法定原则是即使牺牲处罚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国民基于预测可能性进行行动的自由的原则。

在三阶层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下，也许这种解释方式的争论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回观我国学者就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争论，仍然是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之下展开的[6]，存在这种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两种解释方法还是可以统一的。首先，从上面二者的争论以及对争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有些争论是无关紧要的，驳斥对方的有些论据显得疲乏无力，既难以驳倒对方，也很难支持自己的主张。其次，对于有些问题，严格按照形式解释的结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难以为国民接受，此时，需要实质解释为先，而对于另外一些问题，彻底遵循实质解释立场，会出现扩大处罚范围的处理结果，这时，有必要以形式解释为首。再次，形式解释论者在形式解释之后，还要作实质解释，并不是实质解释论者批评的那样，形式解释论者仅作形式解释而不作实质解释，实质解释论者在实质解释之后，也要作形式解释，并不像形式解释论者批评的那样，实质解释论者在实质解释之后，无法再作形式解释[7]。本文认为，对于有些问题的解释，需要形式解释优先，有些问题则需要实质解释优先，其余的问题采取何者为先均可。尽管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都强调自己既进行形式解释也进行实质解释，但解释的先后顺序却完全相反，根据本文的结论，严格的形式解释论和彻底的实质解释论都不能合理解决所有问题，有必要取消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提法，代之为形式实质统一论或者并合论。

立足于当前我国仍以四要件平面式（或耦合式）为主的犯罪构成体系之下，似乎不应存在这种争论，因为，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脱离违法性的构成要件没有存在的余地，这就意味着犯罪构成要件既要实质解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又要形式解释—符合刑法的明文规定，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在平面式的犯罪构成要件下，很难截然分开，也很难说先形式解释合理还是先实质解释合理，在实际判断中，往往同时进行，形式解释的同时也在实质解释，反之亦然。

③ ...这里的形式刑法和实质刑法是什么意思

形式刑法就是刑法典，实质刑法就是所有含有刑法规范的条文，因为其它法律中也会含有刑法规范的条文，所以实质刑法的范围要广一些

④ 特别刑法是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吗

特别刑法是区别于普通刑法即刑法典的刑法，是指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的刑法。专在我国，属也就是指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单行刑法自97刑法出台后就只剩下《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部单行刑法了，而附属刑法指规定在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有关犯罪的刑罚的附属刑法规范的总称。
你所问是否是实质意义上的刑法，个人看来是肯定的，区分刑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关键很特别，其不在于主体，也不在于领域，而在于主体触犯法律后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是否受到刑事处罚，就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单行刑法，还是附属刑法，只要符合相关法条的犯罪构成，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承受刑事处罚，所以，特别刑法不仅在名义上属于刑法，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刑法。

⑤ 刑法学自考教材00245张明楷2014年版正版的刑法的分类有写形式刑法和实质刑法吗

《刑法学》自考教材00245，张明楷著，2014年版正版，在刑法的分类中有形式刑法和实质刑法的表述回。答
张明楷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1日出版的《刑法学》第四版第22页有这样的表述：形式刑法，即从外形和名称上便可得知其为刑法的法律。实质刑法，是指在外形上看不出来，但从内容上体现着刑法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