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刑法考

1. 古代的砍脚酷刑

如果我们告诉你正确答案，你将会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根据刑法第234条2款之规定专应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3年的属好光阴浪费在监狱？？？
你一个月工资1200元，1年1万4千4百元，3年43200元。3年的时间可以赚到那么多钱，以3000元雇人砍脚的价格你可以砍14只！

2. 古代刑法中有株连九族，九族具体分别指什么呢

三字经对九族的说法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从秦代起，"九族"有经学上的今文和古文两种解说，各有其社会、政治背景，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九族"泛指亲属。但"九族"所指，诸说不同。
一说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即玄孙、曾孙、孙、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一说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九族"一说的出现，与封建社会的刑法制度有很大关系。封建社会实行残酷的株连法，一人犯法，尤其是犯大法，往往要被灭"九族"，即"株连九族"。随着时代的变迁，今日"九族"之意有了很大变化，其亲属之意已经淡出，变成了对与之有关的一切人的泛称。

历史出处
古文说
代表人物有孔安国、马融和郑玄。他们认为九族仅限于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直系亲属。古文说构成了宗法伦理的基础。唐、宋以后，九族古文说在国家法律中获得正式确认，其中明、清两代的律令规定，九族专指父宗。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三编第二章也引述了九族古文说。《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孔传：“以睦高祖、玄孙之亲。”《幼学琼林》卷二《祖孙父子》：“何谓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孙、曾、玄。”《诗·王风·葛荔序》：“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郑玄笺：“九族者，氢己上至高祖及玄孙之亲。”（参阅《元典章》卷三十《五服图》、《明会要》卷一〇二《丧服》之《本宗九族五服图》、《清律例》卷二《丧服图》之《本宗九族五服正服图》）
今文说
代表人物是许慎等。他们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今文说满足了封建统治者利用血缘姻亲关系实现对本阶级及整个社会最大限度控制的需要。封建统治者在赏赐、惩罚、屠杀时是利用九族的今文说的。《汉书.高帝纪上》：“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唐王昌龄《箜篌引》诗：“九族分离作楚囚，深溪寂寞弦苦幽。”元无名氏《赚蒯通》第四折：“律法有云：‘一人造反，九族全诛。’”参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疏》。

3. 古代刑罚中的重罪要诛九族，九族都是哪些亲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他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故九族之说恐非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4. 什么叫做杖打（古代时候的一种刑法）

是杖刑不是杖打。

杖刑是隋唐以来的五大惩罚之一。杖刑是指用荆棘或大竹板对囚犯施以酷刑的一种惩罚。该杆被用作东汉时期的惩罚。南朝时期，南朝无棣皇帝固定了鞭棍。杖以荆条制成，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等。棍子一般是“拿衣服拿棍子”，脱掉中间衣服（内衣），直接用竹子和木头打到臀部。

在北齐北周，将杖刑列为五刑之一。其后相沿直至清末。宋明清三代规定妇人犯了奸罪，必须“去衣受杖”，除造成皮肉之苦外，并达到凌辱之效。

(4)历代刑法考扩展阅读：

杖刑技巧：

三百六十行中没有这一行，但这一行绝对是靠手艺吃饭的。笞杖在手，生杀、轻重仅在一念之间。于是，怎么打人就成了一门学问。

李伯元《活地狱》第九回提到此事：从来州县衙门掌刑的皂录，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的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些下死的打，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

有人说，凡为皂录的，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责打，不惜花钱给这掌刑的……

这样一来，掌握这种高超本领的人，不仅能够顺利完成笞杖任务，而且可以执法违法，从中渔利。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罚分考十四》记载，明代厂卫负责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训练时，先用皮革绑扎成两个人形，一个里面放上砖头，一个外面包上纸，然后再给他们穿上衣服，让校卒对他们行杖。放砖头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轻内重”手法的。

要求可以看起来很轻，衣服不应该被损坏，但内部的砖应该被打破。包装纸的形状用于练习“光内外重量”方法，这要求它看起来很重，但包裹在里面的纸不会被损坏。只有工作人员达到这样的水平才能接受。

在清朝，方彪的“监狱笔记”记载了他在刑事监狱看到的一件事：三名囚犯遭受同样的惩罚。为了少吃，他们提前贿赂了工作人员

一名囚犯送了三十二银子，一点点骨头受轻伤，并持续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囚犯将钱翻了一倍，只伤了一点肉，不到一个月就没事了;第三名囚犯送了一百八十二银子，他在判刑后的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

显然，富人犯错误，只要他们有效，他们通常可以避免肉体的苦涩。最苦的是，老百姓，老钱看不到几个，到底犯了一些错误，让他们赚不到钱，一个人就可以被砸坏了。

5. 关于古代刑罚制度族诛和连坐的资料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 "。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故九族之说恐非一一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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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连九族是哪九族? zt

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故"族"者,即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恤刑原则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源,实在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法律中那些独具特色的制度或现象,无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理论依据,这种依据也是传统精神的共同准则,由此而获得权威性,并以文化的作用方式影响和规束法律。
然而,就族刑而论,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族刑问题上,经典之中有明显对立的观点。椐《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这一野蛮刑罚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纣,竟赫然为两位后世所追仰效法的"圣王"--夏启和商汤。这实在是一个令后世儒子们感到尴尬的事情,并由此导致他们在注疏中或干脆否认,或妄断"圣王" 之语不过是"迫胁"而已,并非会付诸实施(参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孔颖达疏》)。作为经典,《尚书》的这些简短记述给后世的统治者肆无忘惮地滥施族刑提供了理论上的口实。但同是儒家经典,《孟子·梁惠王下》却提出了"罪人不孥"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的。而"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这句有名的口号更表现了古代哲王的思想立场。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况曾对族刑进行过声讨。荀子视"以族论罪"为"乱世"之举,可谓大胆尖锐之论。且荀子的看法并非曲高和寡,在西汉时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学术正统的"贤良文学"曾以经典为依据,对族刑提出了大胆的异议。
这些议论代表着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倾向,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儒家圣贤以及经义精神对族刑有如此明白而又强烈的反对意见,那末,以儒家的德治和礼义相标榜的古代法律为什么毫不掩饰地保留了这一极端的刑罚呢?其原因恐怕要从两方面去寻找。首先,是古代政权的性质及其贯常的镇压手段决定的。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政治在本质上是反人民的,为维护和巩固暴政,无所不用其极,视人命如草芥,任何惨无人道的杀戮,既便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也不会使任何一位暴君虐臣产生什么负罪感。他们甚至还可以为其刑罚的酷滥寻找到堂皇的借口,即所谓的"以刑去刑"理论。族刑连坐法最著名的实践家商鞅曾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赏刑》)商鞅本人虽以其法家的名声而难为后世正统所垂青,但他的这一理论却完整地为后来者心照不宣
地接受,并贯彻于刑事镇压之中。族刑在古代的经久不衰,正是中国重刑主义传统的重要表现。其次,则又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找。简言之,即古代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家族本位的社会形态营造了族刑的生存空间。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社会基本结构决定了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家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即离开了家族背景,个人的生命意义及生存价值便被抹煞于无形之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只不过是家族最高利益下的附属物,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全以家族利益为转移。因此,个人的行为被赋予了家族的含义,成功或发达,首先是家族的荣耀,所谓"光宗耀祖"是也；沦丧或犯罪,则意味着家族的耻辱,所谓"家门不幸"是也。在这些观念的影响支配下,族刑也就具备了其存在的立足点,即就某些重大犯罪而言,整个家族有义务与犯罪者共同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看来,对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单纯惩治个人尚不足以达到威慑与防范的目的,于是,家族作为个人的母体也就相应地成为了杀戮的目标。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故九族之说恐非一一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说在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是特殊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儒。明惠帝时,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 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拟登极之诏。不料方孝儒一派愚忠,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 "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可谓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统治者的凶残本性(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族刑的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难寻觅。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不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也。
至秦始皇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和糟糕。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软地贯彻于实践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大凡"以古非今"、"挟书"、"妄言"、"诽谤"皆施以族刑,这是与秦之暴政相适应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倾覆的进程,也为后世所广泛抨击和挞伐。此后,汉朝虽也曾偶见废族刑之举,但终未能持之以恒,君王们往往自食其言。汉以后至唐以前,族刑不废,其株连范围开始走向规范化,形成了某些惯例,如族刑对象限制在谋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围,出嫁之女只随夫家连坐,并出现了不杀祖父母、孙及女性亲属的倾向。这就为《唐律》对族刑的限制性规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唐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两罪,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其它亲属均免去死刑,只是按其亲疏关系,或收、或流。而一般死罪,只杀本人, 亲属受免死之刑。这种不入于死刑的缘坐,已非严格意义上的族刑了。所以,相比而言,《唐律》对族刑的范围控制得较为狭窄。
然而到明、清时,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得以扩大。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刑去刑"思想的信仰者,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贯彻了"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指导思想，即对属于"典礼及风俗教化"性质的一般犯罪减轻处罚的同时,加重了诸如"谋反"、"大逆"这类重罪的惩罚,有犯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显然,与唐朝相比,这将使被杀的人数成倍增加。所幸"刀下留情",尚未波及女性亲属,但她们仍难逃"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的厄运。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且在具体执行上更呈宽滥的趋势。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在处罚上多施用族刑,极尽惨无人道之致。
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与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任廷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清庭终于在 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作。至此,族刑连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了。不过,这种废止是有极大保留的。这种保留,深刻反映了统治者对这一古老制度的恋恋不舍之心,而一旦有必要、有可能,统治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拾起这柄锈蚀的屠刀杀向人民。对我们这个素以保持对传统的自信与自诩为满足的国度而言,要真正彻底革除陈规陋习并非一纸明文所能完成,尤其是对那些可以为暴君和暴政服务的陈规陋习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像族刑连坐这类极富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惩罚手段,很自然地为某些暴政的制造者所缅怀是不足为奇的。这也使我们对族刑连坐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现象有了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这一野蛮刑罚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纣,竟赫然为两位后世所追仰效法的“圣王”——夏启和商汤。

6. 刑法学界辈分最高的人是哪位

高铭暄、马克昌。
两人是一个级别的，都是老一辈的刑法学家。
个人觉得，他们自己本事专没什么，只属是当时中国搞刑法的只活下了那么些个人，而且他们培养的一些年轻人很有学问很有本事，比如赵秉志、邱兴隆等等，都成了现在很有名的法学家。他们是沾了他们弟子的光辉，才有现在这么光彩夺目的。

7. 求一些讲述中国古代刑法的书籍

《中国刑法史》
作者：蔡枢衡 中国法制出版社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5k3v-gyL_t4C&dq=%E5%88%91%E6%B3%95&hl=zh-CN
《历代刑法考》
作者：专沈家本 出版社：属中国检察出版社
http://www.wl.cn/79768

8. 汉朝的刑法是怎样规定墨刑刑罚的

汉初刑法沿袭秦制，仍使用墨刑。《汉书·刑法志》规定“墨罪五百”，条款数目同周初一内样。公元前167年，汉容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应受墨刑者“髡钳为城旦舂”。意思是，男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剃去头发、颈上戴上铁制的刑具，去做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去做为期四年的舂米苦役。以后直至汉末，黥面未再实行。但在汉代，匈奴曾规定，汉朝的使节如果不以墨黥面，不得进入单于所居住的穹庐。有一次，王乌充任汉朝使节，出使匈奴时顺从了他们的规矩，单于大喜，同意让匈奴的太子到汉朝做人质，请求与汉和亲。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墨》中说，匈奴的这种规定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只是用墨画在脸上，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并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这和作为刑罚的黥面当有所区别。

9. 历代刑法考的内容简介

《历代刑法考》是中国近代法史学的奠基著作。自20世纪问世一百内年来，被公认为了解中华法系容的必读书。该书在编目上充分考虑法律内容上的归整，避免有关刑事法律的内容与律令篇章混杂排列。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辑入与刑事法律有关联的篇章，下卷辑入传统律令。经过重新编排的上下两卷，内容各有倚重，分类明了。如果从法学意义上讲，历代刑法考的内容集中于上卷；其他，律令通考、典型朝代的律令，汉、唐、明律令制度均编入下卷。编目的重新归整，还考虑到法律不同专业读者的阅览偏好。学习研究刑法者，建议精读上卷，研习中国法律史者，可读下卷。方便各类法科读者查阅，是该次出版的简化字横排本的重要特色。

10. 《历代刑法考》翻译问题

我自己解释一下

不能保证绝对正确

先王执政的时期，以教导（人内民）为先

刑法只是（教导不容足）时才使用的

没有教导人民而使人民犯罪被杀

是先王不忍心看到的

国家设立官员 原本是教育引导这些百姓的

所以刑法不是威吓震慑人民的工具

而是在教育不足时的辅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