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74条

『壹』 新民法总则第74条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是：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贰』 民法总则的树状结构

• 2017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该法将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这为我国民法典编纂走出了重要一步。民法属于私法，关乎每个人，故有人形象得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未来的民法典，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将包括民法总则、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就民法总则而言，其规定的是民法各编共通的基本规则，学者称之为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模式。现将《民法总则》各章分述如下。

• 一关于基本规定第一章基本规定共12个条文，其中第5条至第9条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第10条规定了法源。民法基本原则不能作为法官判案的法律依据。有的基本原则属于倡导式原则，比如第9条的绿色原则，法官不能根据该条规定来确定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一章中，最具意义的有两个条文。一是第8条用国际上通用的“公序良俗”一词代替了《民法通则》第7条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在第10条规定习惯可以作为法源，但遗憾的是，在无法律或习惯可供适用时，并没有规定法官可以基于公平正义理念，依据法理作出判决。

• 二关于民事主体《民法总则》共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三种民事主体。对于自然人，相较于《民法通则》，有以下几个主要变化。一是自然人的称法取代了《民法通则》的公民一词，因公民是系指一国之民，而自然人不分国籍，民法适用的对象为我国法域内的所有居民而不论国籍，故自然人一词更精确。二是在第16条明确，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胎儿可以分得遗产，这在《继承法》第28条已经作出规定，但本条规定则不限于继承，还包括接受赠与、向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等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均视为有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胎儿在未出生前，就可以向有关义务人主张权利，包括在娘胎里就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不需要等待出生后再提起诉讼。三是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十周岁下调至八周岁，这个条款并不是媒体误读的保护打酱油的权利，恰恰相反，下调年龄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利。四是在监护一节，规定对于监护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这条规定改变了《民法通则》必须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先行指定的前置程序之弊端，因为在实践中，这此组织往往不愿意指定监护人，这导致指定监护制度形同虚设。五是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特别是规定了成年监护中的意定监护制度，当然，《民法总则》即使未规定成年监护制度，成年人预先安排自己老年时变痴呆等无生活自理能力时的监护人，根据私法自治原则，也没有必要认定无效。六是更加详细的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相关情形和程序。对于法人，相较于《民法通则》，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其中营利法人包括公司等企业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不向出资者、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利润的法人。其中的社会服务机构，可能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比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在特别法人中，《民法总则》一方面在第96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另一方面又在第101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两者什么关系需待厘清。二是明确了法人（不再局限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种民事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在民法理论中，侵权责任包括侵害权利、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人受损、违反保护性法律致人受损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其中清算义务属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违反清算义务致人受损，属于违反保护性法律致人受损，构成侵权行为。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需要明确的是，法人的分支机构规定在“法人”一章的第74条，没有规定在“非法人组织”一章，这说明立法者并没有将法人的分支机构作为非法人组织，这与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人组织的概念是不同的。

• 三关于民事权利民法总则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权利与法律行为。在民法总则的立法例中，并不会详尽列举民事权利的类型。但我国的《民法总则》独树一帜，共用20个条文列举了民事权利的类型，包括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必须要指出的是，在民法总则里详细列举权利清单，仅仅起到宣示性作用，难以单独作为裁判规则。尽管如此，在民事权利一章中，也有进步的一面，比如第117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这是我国用法律的形式，首次明确规定征收需要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即使《物权法》也没有使用“公平、合理”这两个词。另外，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这条规定是对权利行使之限制的规定，具有裁判规则的特质，法官可以拿来适用。最后要指出的是，由于立法机关拟不再规定债法总则，故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这两种债规定在民法总则之中，但由于只有两个条文，不足敷用，可以想见，今后会通过司法解释或判例的形式予以补充，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制度。

• 四关于法律行为作者不愿意使用民事法律行为一词，盖因法律行为一词本就是德国民法的产物，不存在行政法律行为、刑事法律行为，所以也没有必要创设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但立法机关考虑到法理学者的感情，予以妥协，加了多余的“民事”两字。法律行为是权利得失变更的重要法律事实，譬如物权、债权常因法律行为而创设或消灭；又如，婚姻关系始于结婚这个法律行为，终于离婚这个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包括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前者如合同，后者如结婚、收养。民法总则既然是民法各编通用规则的提取，即所谓的提取公因式，那么法律行为一章的相关规定都应该可以适用于身份行为。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民法总则里的法律行为主要适用于财产行为。与《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有如下修改。一是第139条规定意思表示可以通过公告方式作出，这对于无法寻找相对人有利。比如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在相对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报纸公告的方式作出，无须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但是，第139条规定，“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这是不符合法理的，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告发布后两个月后生效。二是关于无效法律行为的种类上，共有如下几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4条）、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第146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53条第一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53条第二款）、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54条）。对比合同法第52条，你会发现，少了三种情形。一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作者认为，合同法第52条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已经被《民法总则》第153条第二款的违背公序良俗无效所替代。对于另外两种情形，由于《民法总则》居于一般法的地位，而《合同法》是特别法，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法律行为，仍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定无效。三是关于可撤销法律行为，与《民法通则》相比，增加了第三人实施欺诈、胁迫的情形，另外对于撤销权消灭的情形亦作了类型化规定。

• 五关于代理对于代理制度，与《民法通则》相比，变化不大，仍然将代理限定在直接代理，不承认间接代理。主要变化是将职务行为作为代理之一种。《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两条即所谓的职务行为。作者认为，职务行为，本质上属于代理行为，故理应作为代理行为之一种，但《民法通则》将之不当得规定在法人一章。《民法总则》拨乱反正，在代理一章的第170条规定，“1、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2、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自此，职务行为回归代理制度。

• 六关于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的民事责任一章，是一个大杂烩，糅合了多种情形。作者尝试分析之：（1）第176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这条是众所周知的法理，无特别规定之必要。（2）第177条、第178条分别规定了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这里的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属于债的范畴，本应规定在债法总则里，但由于立法机关不再另行规定债权总则，故将这两个条文放置于“民事责任”一章，体例的缺陷在这两个条文中表露无遗。（3）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是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的排他性权能的体现；返还财产是物权请求权之行使；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是债法责任。（4）第181条和第182条规定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制度，这两条即学理上的自卫行为，在“台湾民法”，与禁止权利滥用（即大陆《民法总则》第132条）同属于权利之行使的范畴，作者认为可以参照“台湾民法”，规定在“民事权利”之第132条以下，因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属于保护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免遭危害而设，属于权利行使之界线。第183条以及第184条的“好人法”，类型上亦可分别归类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5）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传言这条是全国人大代表会议表决前临时加上去的，这个规定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一是死者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这不仅仅是英雄烈士，普通人也应受保护，无特别规定之必要，且即使规定，也应当规定在“民事权利”一章的人身权下。二是该条规定的原告是谁语焉不详，是否是英雄烈士的近亲属？还是有关国家机关，比如检察院？如果是后者，规定在民法之中并不合适，如果是前者，则根据侵权责任法即可，也无在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必要。（6）第18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此条文语意不明。（7）第187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刑民交叉是中国式法律问题，不知这一条的规定能否让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 七关于诉讼时效与《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将诉讼时效期间统一规定为三年，不再规定特殊短期诉讼时效（如前者规定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另外，根据第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的客体为民事权利，但自第190条开始，采用了请求权一词，因此，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当属无疑。而请求权，有基于物权者，有基于人格权者，有基于债权者。何者适用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只有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根据《民法总则》第196条的规定，除机动车、船舶等需要登记的动产外，其他动产的返还请求权，虽然属于物权请求权，但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叁』 申请仲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1、有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及当事人在争议发内生前或争议发生后签订的仲裁协议书。如容果没有仲裁协议，而只有一方当事人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不得受理。2、仲裁事项属于受诉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3、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即申请人请求仲裁委员会予以保护的合法权益以及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实体义务的具体内容。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其所提出的仲裁请求是否合理，所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理由是否正确，需要由仲裁委员会进一步确定，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时，只要提出具体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即可。

『肆』 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问此条款是否有效力

无效。

理由如下：

1、仲裁条款应当说明协商的仲裁机构的具体名称。甲方所在地如果是北京或者上海等有多个仲裁机构的城市，无法确定具体仲裁机构，那么该条款是无效的。

2“仲裁不成……”。同意仲裁意味着接受了仲裁机构的管辖，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接受。“仲裁不成”让人无法理解，是不服的意思吗，仲裁就一次，如果没有程序上的违法，就应当接受结果，不履行的话对方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法院强制执行，如果程序违法或者有其他问题，申请有关法院撤销仲裁。再重新仲裁或者到法院立案处理。

3、个人建议不采用仲裁，直接找法院处理，实践中问题太多。

(4)民法总则74条扩展阅读：

商事仲裁时效

纵观中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并未见涉及商事仲裁时效的特别规定，由此，依照《仲裁法》第74条的规定，商事仲裁时效适用相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具体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9条：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于2008年5月1日起执行 第二十七条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的计算

仲裁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同样，《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中止及中断的规定也应适用于商事仲裁时效和劳动仲裁时效。

在仲裁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权利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权利人提出要求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的行为可构成仲裁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得以重新计算。

此外，对于劳动仲裁来说，如果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伍』 民法解释方法包括哪几种

．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

文义解释也称字面解释、字义解释、文理解释，是最基本、最初步的解释，它是按照民法规范条文所用的文字、词句、用语使用方式等，阐释民法规范的意义内容。如将“饲养的动物”解释为由人工喂养而非处于自然状态的动物，即属此类。一般情况下，法律解释仅靠文义解释是不够的，是很难确切地阐释法条的真意的，还需借助其他解释方法。但文义解释是其他解释方法适用的前提，如果连法律规范使用的概念、术语等的字面意义都未解释清楚，则不可能适用别的解释方法。

准确、合理、严格的文义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内涵和外延的统一性，进而保证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和安定性，避免对同样的语言文字作出不同解释的现象，进而避免同案异判的情形，也可防止法官和仲裁员在解释法律时的恣意。

但准确、合理、严格的文义解释不仅依赖于司法者的个人专业素养，更依赖于一国之内民法学的理论水平、研究方式和民法学者的学理解释。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都规定了不可抗力，并在法律条文中对其含义进行了初步的说明，但不可抗力到底包括哪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法律规范本身未作列举，其外延应当如何确定存在争议，如政府行为、社会动乱、动植物疫情、技术风险等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需要首先在学理上阐述清楚，才便于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

文义解释的具体方法有：

（1）依语言文字固有之义解释。多数法律条文中的概念、术语及其他词句直接渊源于社会生活，人们对其含义有通常之理解，应依此种通常之意义予以解释。如欺诈、乘人之危、追认、催告等。

（2）依某一专业学科的通行理论或学说解释。法律条文中常借用其他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概念或名词术语，则须依该学科或专业领域的通行理论或学说解释此类概念和名词术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自出生取得权利能力，因死亡丧失权利能力，但何为“出生”，何为“死亡”，乃医学上之概念，须按照医学的一般意义予以解释，如现代医学所称出生是指婴儿离开母体并能独立呼吸，所谓死亡是指自然人心脏停止跳动和脑电图消失。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概念来自于消费经济学，其含义是指为个人生活消费之目的而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体成员。

（3）依法律用语的特定含义解释。日常生活之用语被使用于民法领域并被赋予特定含义时，则只能依此特定含义进行解释，此种民法中之专业术语甚多，是理解民法规范的重要概念。如民法中所称“善意”，不能依其语词意义解释为“善良意愿”或“慈善”，而是指“不知情”；同样，民法中所称“恶意”也非指“恶劣意愿”或“罪恶意图”，而是指“知情”。 [11]

2．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该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上下相关条文为依据，对条文内涵与外延进行解释。

体系解释的特点和意义在于：

（1）以法律规范的逻辑关联为解释起点。体系解释着眼于法律条文在整个法律规范以至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可以避免割裂该条文与其他相关条文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得出更符合立法意旨的解释。例如，《担保法》在关于保证人的资格的规定时明确了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此无疑义，但在抵押担保中对国家机关使用的房屋、设备等能否设立抵押未作规定，此生疑窦，然根据前述关于禁止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规定的立法意旨可以解释为此等财产不能设立抵押担保，此即体系解释的结果。

（2）有利于克服法律条文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体系解释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当发生数个法律条文相互冲突或不协调而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时，可以通过体系解释寻找最合理的判断，以避免法律适用效果的抵销，维持法律规范体系内部的和谐。例如，《合同法》第94条规定在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对方可以解除合同，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义务，若当事人一方发现对方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故认为其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而提出依第94条解除合同，但对方提出此时只能依第68条之规定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根据这两个条文在总则中的相互关系可以解释为二者并不排斥，当事人既可根据第68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也可以根据第94条行使解除权，法律赋予其选择权，而对方不享有此选择权。

3．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

（1）目的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高境界

立法乃代表全民利益之国家活动，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任何立法活动均有其目的，这种立法目的最终体现和隐含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故法律条文均有其目的。当法律条文之含义发生岐义，则解释该条文时如能探寻到立法者的本意或宗旨，则不惟体现了立法权中心主义的国家权力分配之原理，防止司法对立法的僭越，也恰当地通过创造性的司法释法活动实现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并便于人们理解立法目的所包含的价值取向，乃理想之结果。所谓目的解释，就是以法律规范包含和追求的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解释方法。

目的解释往往是在运用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的方法仍不奏效的情形下适用，其解释难度与解释风险均大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前提是司法者须理解立法和法律规范追求的一般价值，如公平、正义、安全、效益等，同时理解具体规范所对应的价值追求。例如，《合同法》第54条规定对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但未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的，法院和仲裁机构能否变更，若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法院撤销，未请求变更，法院经审理未支持撤销的请求，但认为确属显失公平而予以变更，是否妥当？从立法目的解释，第5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系基于安全与效益的价值取向，不轻易否定已经形成的交易和权利义务关系，以此目的推论，应解释为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予以变更。

目的解释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主观目的解释和客观目的解释，前者强调法律解释应当以阐释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的真实意图为边界，不能逾越此边界，否则解释法律就有可能嬗变为制定法律；客观目的解释强调法律解释不仅需要探寻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更需要探寻法律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会功能，当二者有所矛盾时应优先考虑法律规范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会功能。客观目的解释的实质是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即以宪法原则作为解释法律规范效力的最高位阶准则， [12]解释的结果与宪法相冲突，则不能采此释义。显然，客观目的解释赋予司法者过大的自由释法权，使法律解释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主观目的解释又对司法者有过多的桎梏，容易陷入“恶法亦法”的泥沼。故将二者妥为折衷才是理想之境界。例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合同保全撤销权的适用对象之一是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此处之“无偿转让财产”是否包括所有的转让财产的行为，特别是是否包括债务人向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设若某债务人拖欠债权人巨额合同价款，却向一慈善组织捐款，债务人能否请求撤销？从客观目的解释的角度捐助行为属于乐善好施的公益行为，符合公序良俗，应予保护，但从主观目的解释角度，该条的立法意图乃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捐助行为同样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债务人在拒绝履行其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实施的施善行为有悖于公序良俗，此种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鼓励，故该条所称“无偿转让财产”应当解释为所有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而不问其动机与目的。

（2）目的解释之扩张与限缩

在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时，对法律规范之目的常需作出扩张立法目的或限缩立法目的的选择与判断，前者称之为目的性扩张或扩张解释，后者称之为目的性限缩或限缩解释。扩张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词句的意义过于狭窄或规定的事项过于狭窄而不足以表达立法真意时，扩张其文义，以实现法律之真意。例如，《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公民、法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如合伙、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团体等能否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则未予规定，此时即应作出扩张解释，解释为除自然人、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组织也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限缩解释是指条文所使用的词句的意义过于宽泛或规定的事项过于笼统而有违立法真意时，缩小其文义，以实现法律之真意。例如，《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法律、行政法规非强制性规定类型多样，数目繁复，包括很多纯粹属于政府管理手段的强制性规定，此时必须对“强制性规定”作出限缩解释，将其限缩在极少数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否则有违立法之本意。

由此可见，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不是独立的解释方法或解释规则，而只是目的解释方法中的不同路径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结论而已，正如学者指出的：“实际上，被扩张或缩小的是言词，所依据的恰恰是被发现的精神，因为的法律的意志在于的精神而不是在于言词。” [13]在法律漏洞填补中的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的填补方法与此种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有所不同，尽管二者有异曲同工之理。

4．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

历史解释是指根据制定法律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背景等，和记载与反映这种历史条件、背景的立法素材如法律正式公布前的草案、立法理由书等立法文件，对法律规范中的疑义进行解释。亦称为法意解释或沿革解释。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须注意以下诸方面：

（1）此处的“历史”是狭义上的历史概念，仅指存有疑义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条文制定时的历史。换言之，它既非一国的历史，亦非一国法律的历史，甚至不是一国某一法律部门的历史，而是制定具体法律的当时的历史，属于静态的历史而非动态的历史。历史解释不是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去细研法律之全部，而只是截取历史的某一横断面，其切入点仅是存有疑义的法律规范的制定时间。

（2）历史解释方法所需考察历史的载体既包括以文字形式记载的制定法律当时的法律草案、立法理由书等，也包括抽象意义上的制定法律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缺少法律草案、立法理由书等，故考察抽象意义上的“历史”更为必要。例如，《民法通则》在第二章第四节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但条文很少，且非常概括和笼统，“两户”到底享有哪些民事权利、对外债务如何承担、如何确定以个人财产经营抑或以家庭财产经营等，实务中常生疑义，此须考究《民法通则》制定当时的历史背景即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中刚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中刚刚允许居民自谋职业等基本情况，方能对疑义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3）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尽可能采取民主立法程序，并规范立法手段，完善立法技术，阐释立法理由，保存立法资料，以便于司法实务中出现法律条文的疑义时司法者采用历史解释方法得出合理的结论。说到底，历史解释方法就其本质仍属目的解释的范畴，解释法律时考究法律制定当时的各种立法资料与背景信息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5．比较解释方法的运用

比较解释方法是指在解释存有疑义的法律条文时借鉴学理、判例以及国外相关立法或判例，进行比较，以寻求法条之真意。此处之“比较”乃广义之比较，即参酌诸种法律知识范围内的资料与信息，包括学理、判例、惯例、域外立法例等，兹分述如下：

（1）关于参酌学理与学说进行解释。若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仍存疑义时，或无法采上述诸种解释方法时，或不需采上述诸种解释方法时，可以参酌、借鉴关于争议条文的学理、学说作出解释。学理本为立法发展与完善之土壤，学理通说本应函括在法律条文中，但一则法律条文相对凝固而学理时在变新之中，二者立法时由于立法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未采学理通说，此时采纳学理通说常有利于疑义之精析。正如学者指出：“法律制定后，在适用上遇有疑义时，多借学说理论加以阐释。学说虽非属法源，不具法律上拘束力，但对于法律的发展及法院审判，甚属重要，其主要理由系为成文法传统，法律解释适用有待学说的阐释；法官多在大学受法律教育，长期受到学者见解的影响。” [14]如，《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若第三人善意取得该财产是否亦须负返还义务，法律未予明确，但关于此，学理通说皆认标的物为动产时应当适用第三人善意取得。

（2）关于参酌判例进行解释。我国非判例法国家，判例的先例效力未得到立法的肯认，但此种情形并不妨碍在法律条文发生疑义难以适用而已有妥适之判例时借鉴该判例进行解释。当然，理论上言，若不承认判例法，则第一个判例便无从产生，又谈何适用判例进行解释，但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根据立法精神、学理、域外立法例等对某些有争议的法律条文的适用通过案例予以了解释（如关于公司人格否认方面的案例、关于商标信托方面的案例等），此种由高人民法院正式通过并以一定方式公布的案例应当赋予其先例的效力，至于将其参酌为法律解释的渊源则更不应有疑义。

（3）关于参酌域外立法例进行解释。这主要是我国的民事立法本身都存在借鉴国外立法例或进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于此情形，当某些从域外借鉴而来的法律条文出现疑义时，参酌相关国家的立法例和判例进行解释顺理成章。如《合同法》中的预期违约规范、缔约过错责任规范、不安抗辩权规范、债的保全代位权规范等。当然，参酌域外立法例和判例无疑应当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可削足适履或生搬硬套。

上述民法解释的诸种方法或规则尽管理论上而言应有适用之先后顺序，但司法实务中法官和仲裁员当依发生疑义的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之具体情形，选择最为贴切、最为妥当、最相匹配之任何一种方法或同时适用数种方法，皆属正常，均无不可。

『陆』 民法总则第74条的规范目的

您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的规范目的是强调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内。
第七十四条 【集容体财产所有权】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

（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

（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

（三）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水库、农田水利设施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四）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关联法规《宪法》第9条、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8-16、63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4条《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19-25条

『柒』 民法总则第74条释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民法总则第74条释【集体财产所有权】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版所有，包括：权
（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
（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
（三）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水库、农田水利设施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四）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关联法规《宪法》第9条、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8-16、63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4条《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19-2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