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机能

Ⅰ 请教各位大虾，刑法的三种机能

保障机能、保护机能、规范机能
障机能是指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来保障国民版的自由的机权能（即“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的刑法的机能）；保护机能，是指保护法益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机能；规范机能是指通过明确规定犯罪和刑罚，给公民以明确的行为准则，控制国民的行为的机能。

Ⅱ 大型拖拉机能否评价为刑法134条的“汽车”风景区的缆车能否评价为刑法第134条的“电车”

汽车是可以扩张解释到公园内的电瓶车的，但是公园内是否受交通安全法管辖就要看有回关解释了，我不是实答务部门的暂时答不上来，只记得有过那么个司法解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挪用一类犯罪里面，一般表现为涂改账目、开具虚假收据等等掩盖挪用事实的行为，你可以对比挪用公款罪的相关司法解释看一下。一般挪用的话，是会出具借条或者账面上能反映有这个缺口，行为人主观上有归还的目的。

Ⅲ 刑法的机能有关知识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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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刑法的机能是指

在罪刑法定语境中,刑法的机能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重视保护个人权专利的现代民属主国家刑法的机能。当代日韩两国的刑法将刑法的机能分为刑法的本质的机能和刑法的具体机能。后者包括预防机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在我国,1979年刑法体现和强化了刑法的保护机能

Ⅳ 刑法的含义

（一）刑法的概念、渊源、分类
1、刑法概念：规定犯罪及刑罚的法
注意：这里的“犯罪”不仅仅是事实描述，而更是一种价值评价
2、刑法渊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组成部分）；
1个单行刑法（创立骗购外汇罪；将逃汇罪的主体由国有单位扩大到所有中国的单位；将非法买卖外汇定为非法经营罪）；
附属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规定；（中国没有明确的附属刑法）
3、刑法分类：狭义刑法与广义刑法、普通刑法与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征
1、调整和保护利益的广泛性与不完整性
2、最后手段性（其他部门法的补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机能
刑法的机能实际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体是指刑法在客观上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主观上人们希望和追求刑法发挥的作用
1、行为规制机能：指刑法具有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的机能。
刑法是面向未来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不是报复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复和禁止别人模仿。
例1：如张三偷钱，没人管，那么别人也会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传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复制自己以前的行为。（其本身无正常意识）。
用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极为罕见的行为即使是社会危害性极大也是不能当作犯罪来处理，否则就违反了行为规制机能（如刑法第17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负刑责的情形）。
国民得以自由活动的前提条件，是确立公正且透明的行为规范，使其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此规范的范围内，人们的自由活动将被保障，同时，当违反规范侵害他人利益时，将被追究责任。
2、保护法益机能：刑法能够保护而且值得保护的利益。
例如：刑法认为男子的性权利不值得保护。
当侵害的法益发生变化时，罪名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化犯）
3、自由保障机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
使国民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层次：刑法的整体目的：保护法益
2、第二层次：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同类客体）。
3、第三层次：各个条文的目的。对各个条文目的的理解不应超出规定该条文的“章”的目的范围。例外：刑法分则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释→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释的效力分为：有权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无权解释（学理解释）
按解释的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平义解释）、论理解释
文理解释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文理解释是一种基本的但并非简单的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进行论理解释。
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扩大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341条中“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将刑法第116条中的“汽车”解释为包括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机，则是一种扩大解释。扩大解释是对用语通常含义的扩张，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完全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应否做出扩大解释，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于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换言之，“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律条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处罚的必要性越大，扩大解释的扩张程度便越宽。
(2)缩小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广，于是限制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111条规定的“情报”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则是缩小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的思想，并非意味着在任何场合都尽可能做出缩小解释；事实上，任意做出缩小解释反而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将刑法第232条中的“故意杀人”的“人”限制解释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满1周岁以上的人”，可谓缩小解释，但严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义，而是在刑法规定之外附加条件的，不是缩小解释，可能是目的性限缩。
(3)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如刑法第201条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认为因偷税被给予三次、四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则是当然解释。（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4)反对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5)补正解释。即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统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
(6)体系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刑法是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整体，它不仅要与宪法协调，而且本身也是协调的。因为刑法体现正义，要对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处理，对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处理，对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处理，绝对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协调的解释，必然有损刑法的正义性。所以，使刑法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对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则应舍弃。”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部分，而不应当以某种规定不明确为由而否定明确的规定。体系解释并不意味着对刑法中的任何用语都必须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释，更不意味着刑法用语必须与其他法律用语的含义相吻合。由于语言的特点等原因，刑法中的许多用语也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同时，肯定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为了实现刑法的协调与正义，所以，对用语作相对解释，实质上也是体系解释。
(7)历史解释。即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并不意味着只是探讨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据历史参考资料得出符合时代的结论。历史解释也不意味着必须永远按照过去的观念解释现行刑法或对旧刑法的解释必须仍然适用于新刑法，而是应注重刑法变更的历史原因。例如，私自开拆、隐藏、毁弃邮件、电报罪，已由旧刑法中的渎职罪调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解释者应当把握这种调整的理由并做出新的解释，而不能按渎职罪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
(8)比较解释。即将刑法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借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在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实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诈骗罪，第246条之二规定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第248条规定了准诈骗罪，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后两种罪名。不能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与准诈骗的行为，没有被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处刑；相反只能认为，这些行为包含在我国刑法第264条、第266条规定的盗窃罪、诈骗罪之中。
(9)目的解释。即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与刑罚的条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护目的；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必须以其保护法益为指导。目的解释的前提是正确确定刑法规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难以确定的是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例如，规定盗窃罪的第264条的目的，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保护财产的占有？规定受贿罪的第385条的目的，是保护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此，又需要根据宪法原则和刑法理念与现实，采取多种解释方法来确定。
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既可能采取某一种解释方法，也可能同时采取某几种解释方法，对不同条文可能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如对A条进行扩大解释，对B条进行缩小解释），但解释必须符合刑法目的。
对于一个词语的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它的判断标准是：对一个概念的解释是否超出了国民对于这个词语含义的预测可能性

Ⅵ 简述刑法的机能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内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Ⅶ 刑法的机能指什么

你提问的意思也就是用来干什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条中专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属，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Ⅷ 刑法概念有哪些

（一）刑法的概念、渊源、分类
1、刑法概念：规定犯罪及刑罚的法
注意：这里的“犯罪”不仅仅是事实描述，而更是一种价值评价
2、刑法渊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组成部分）；
1个单行刑法（创立骗购外汇罪；将逃汇罪的主体由国有单位扩大到所有中国的单位；将非法买卖外汇定为非法经营罪）；
附属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规定；（中国没有明确的附属刑法）
3、刑法分类：狭义刑法与广义刑法、普通刑法与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征
1、调整和保护利益的广泛性与不完整性
2、最后手段性（其他部门法的补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机能
刑法的机能实际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体是指刑法在客观上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主观上人们希望和追求刑法发挥的作用
1、行为规制机能：指刑法具有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的机能。
刑法是面向未来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不是报复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复和禁止别人模仿。
例1：如张三偷钱，没人管，那么别人也会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传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复制自己以前的行为。（其本身无正常意识）。
用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极为罕见的行为即使是社会危害性极大也是不能当作犯罪来处理，否则就违反了行为规制机能（如刑法第17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负刑责的情形）。
国民得以自由活动的前提条件，是确立公正且透明的行为规范，使其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此规范的范围内，人们的自由活动将被保障，同时，当违反规范侵害他人利益时，将被追究责任。
2、保护法益机能：刑法能够保护而且值得保护的利益。
例如：刑法认为男子的性权利不值得保护。
当侵害的法益发生变化时，罪名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化犯）
3、自由保障机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
使国民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层次：刑法的整体目的：保护法益
2、第二层次：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同类客体）。
3、第三层次：各个条文的目的。对各个条文目的的理解不应超出规定该条文的“章”的目的范围。例外：刑法分则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释→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释的效力分为：有权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无权解释（学理解释）
按解释的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平义解释）、论理解释
文理解释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文理解释是一种基本的但并非简单的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进行论理解释。
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扩大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341条中“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将刑法第116条中的“汽车”解释为包括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机，则是一种扩大解释。扩大解释是对用语通常含义的扩张，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完全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应否做出扩大解释，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于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换言之，“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律条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处罚的必要性越大，扩大解释的扩张程度便越宽。
(2)缩小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广，于是限制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111条规定的“情报”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则是缩小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的思想，并非意味着在任何场合都尽可能做出缩小解释；事实上，任意做出缩小解释反而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将刑法第232条中的“故意杀人”的“人”限制解释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满1周岁以上的人”，可谓缩小解释，但严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义，而是在刑法规定之外附加条件的，不是缩小解释，可能是目的性限缩。
(3)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如刑法第201条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认为因偷税被给予三次、四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则是当然解释。（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4)反对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5)补正解释。即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统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
(6)体系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刑法是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整体，它不仅要与宪法协调，而且本身也是协调的。因为刑法体现正义，要对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处理，对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处理，对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处理，绝对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协调的解释，必然有损刑法的正义性。所以，使刑法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对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则应舍弃。”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部分，而不应当以某种规定不明确为由而否定明确的规定。体系解释并不意味着对刑法中的任何用语都必须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释，更不意味着刑法用语必须与其他法律用语的含义相吻合。由于语言的特点等原因，刑法中的许多用语也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同时，肯定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为了实现刑法的协调与正义，所以，对用语作相对解释，实质上也是体系解释。
(7)历史解释。即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并不意味着只是探讨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据历史参考资料得出符合时代的结论。历史解释也不意味着必须永远按照过去的观念解释现行刑法或对旧刑法的解释必须仍然适用于新刑法，而是应注重刑法变更的历史原因。例如，私自开拆、隐藏、毁弃邮件、电报罪，已由旧刑法中的渎职罪调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解释者应当把握这种调整的理由并做出新的解释，而不能按渎职罪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
(8)比较解释。即将刑法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借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在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实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诈骗罪，第246条之二规定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第248条规定了准诈骗罪，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后两种罪名。不能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与准诈骗的行为，没有被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处刑；相反只能认为，这些行为包含在我国刑法第264条、第266条规定的盗窃罪、诈骗罪之中。
(9)目的解释。即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与刑罚的条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护目的；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必须以其保护法益为指导。目的解释的前提是正确确定刑法规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难以确定的是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例如，规定盗窃罪的第264条的目的，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保护财产的占有？规定受贿罪的第385条的目的，是保护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此，又需要根据宪法原则和刑法理念与现实，采取多种解释方法来确定。
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既可能采取某一种解释方法，也可能同时采取某几种解释方法，对不同条文可能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如对A条进行扩大解释，对B条进行缩小解释），但解释必须符合刑法目的。
对于一个词语的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它的判断标准是：对一个概念的解释是否超出了国民对于这个词语含义的预测可能性

Ⅸ 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

保障机能自从和罪刑法定原则共生以来，毕竟只有不足二百年的生命历程，与具有长达数千年历史的保护机能不可同日而语，仍需要精心呵护和照料。由于 “刑罚实际上是双刃器。它通过损害法益来保护法益” ，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刑罚权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国家刑罚权所保护的社会秩序既然往往被视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象征，那么，国家在保护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下，将刑罚的利刃很容易地指向公民个人自由权利。因此，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保障机能，在现代社会里不仅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而且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强调，而这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则历史价值之所在。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不容否定，在我们今天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尤为显得紧迫和必要。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尽管其立法精神是倾向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但在第79条明确规定了类推制度。 1997年修订后的现行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废止了类推制度，成为我国刑法修订和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量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法律上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刑法近代化作出了再次努力，其意义非常重大和深远。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 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因此，刑法在通过惩罚违犯社会生存条件的行为来保护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它是以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法典（尤其是刑法典）应该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贯穿1997年刑法修改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并且全面贯彻落实其各项具体要求，表现在：

1、废除了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只能用刑罚惩罚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处罚。而类推制度恰恰是惩罚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的，尽管我国曾经对类推制度的适用作了严格的控制，但从其本质上讲，是与罪刑法定原则完全对立的。要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第一件工作必然是废除类推制度。1997年刑法修改引起世界瞩目，不仅是因为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更是因为再次废除类推制度。

2、再次明确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确认刑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在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况下，才允许刑法有溯及力。原刑法也曾经明文确认这一原则，但在随后颁行的一系列单行刑事法律中，却出现了容许刑法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有条件从新原则”、甚至“从新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再次明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依照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法治精神要求，也就意味着今后颁行的单行刑事法律在溯及力问题上不能再采取允许刑法溯及既往的从新原则。

3、在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确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与1979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条文由原来的192条增加为452条，净增加260条，其中分则部分的条文增加了247条。分则条文增加主要是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规定，分解了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三个“口袋罪”，具体罪名从一百多个增加到四百多个，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化的具体要求。另外，所规定的每个具体罪名之后都有明确的法定刑，至少有一个包含多个刑种或刑期的量刑幅度等等。

但是，如果考虑到1997年刑法修改工作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刑法理论界在有关类推制度保留或者废除争论的深度和广度，竟然都远不及上个世纪初沈家本与张之洞论战水平，考虑到在上个世纪初在沈家本主持下我国曾经谋求过刑法近代化的历史事实，对照现行刑法，不难看出：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再次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中国刑法来说，近代化仍然任重道远。集中体现在，作为近代刑法实质性标志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起点，其法律地位的确立仍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

首先，现行刑法第三条开宗明义地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种貌似全面和辩证的表述方式，与费尔巴哈的否定句表述方式相比，恰恰失却了罪刑法定主义所一再强调的限制、规范和控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底蕴，没有赋予现行刑法以近代刑法必然蕴含的保障机能，使刑法成为全体公民的自由大宪章。认识水平仍然与刑法学界普遍存在的通行观点相一致，仅仅停留在将罪刑法定原则理解为犯罪与刑法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近乎望文生义式的表层，没有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

第二，现行刑法第二条仍然沿用原刑法条文表述刑法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一切就是所有，就是一个不落，这就更加明确地表明现行刑法全然没有贯彻近代刑法理念-刑法调整范围有限性，不仅无法看到近代刑法所要求的保障机能的身影，恰恰相反，能够读出的却是让类推制度万寿无疆的唯恐一个犯罪分子漏网的政治心态。

第三，现行刑法第十三条没有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犯罪只作形式上的定义，仍然基本沿用原刑法第十条规定关于犯罪的实质性定义，即“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以致不得不继续保留任意性极大的“但书”，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罪刑法定原则在犯罪的概念上就已然被大大打了折扣。这一做法也使得刑法学界对犯罪基本特征的概括描述仍然陷于逻辑矛盾境地不可自拔，依然把处于不同层次的特征并列起来，依然将社会危害性视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当作法律表现和法律后果方面特征。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犯罪取决于刑法的规定性，犯罪特征只在于其刑法性质的特殊性，凡是被刑法分则明文宣布为犯罪的违法行为就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获得犯罪的性质，这就使得犯罪行为与一般民事或者行政违法行为划清了界限。这个界限完全取决于不同性质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是由法官对行为的危害程度大小加以认定，从而排除定罪上的任意性

Ⅹ 刑法与生活,多选,下列选项中,哪些是刑法的机能

非常多，稍不留神就可能涉嫌犯罪。

例如：

1. 故意伤害罪：生活中与人发生争执，内情绪激动打了对方容，一旦造成轻伤以上程度，即构成该罪。

2. 强制猥亵罪：看到美女，心情一激动没忍住，冲上前去亲吻抚摸，很可能会构成该罪名。

3. 贷款诈骗罪：急需用钱，可无处拆借，情急之下，伪造材料进行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