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
A.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权威问题，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权威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和特征。年初以来在在开创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动中，张文显院长曾多次指出，“要密切关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公正和效率赢得权威，以权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阐述了司法权威与法院工作的关系。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某些语言环境当中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针对现阶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来实现的。结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所面临的实现任务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从而为真正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信用的维度，即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另一个是信任的维度，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在“公众信任程度”这一语义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词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认同，是司法在公众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状态”。是我们法院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需要面对客观现实，透视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载体中获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种评价主体同法院打交道的经历，从当事人而言他们是程序和实体的亲历者，从相关利益方而言他们是公平与否的感知者，从社会舆论方的角度他们是公信力评判的参与者，总之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断的。也就是说，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于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我们需要从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来重新审视公信力问题。目前我们法院的整体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职业形象受到质疑。以四川省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问题展开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受访者对法官的职业形象评价一般，其中作出负面评价的接近两成，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个别法官违法违纪对法官整体形象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到，目前我们法官队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是经验型多于知识型，这同我们建立知识型与经验型结合的法院队伍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官这一职业社会地位还不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耀感还不强。 （二）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由于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因而有些裁判还存着认定事实不准、说理论证不清、责任划分不明的现象，困扰法官多年的执行难问题仍然很尖锐，信访问题一直不容忽视。另外，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如说情风、干预风也侵蚀着法官良知，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不信任。 （三）程序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突出表现在，各级法院中超审限案件仍然存在，严重影响法院的声望；法官驾驭庭审能力不强，庭审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发回重审案件过多，增加当事人诉累；“暗厢操作”依然存在，审判公开仍需进一步加强；法官与律师的交往还很普遍等，这些现象表明我们离程序公正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二、造成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 （一）法官素质不高是造成法官职业公信力偏低的根本原因。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法官形象在很多场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在西方有这样一句法谚：“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就是法官”，生动地表明了社会公众对于法官这一职业的崇高期待。“打铁先要自身硬”，现阶段造成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因此解决法官素质问题始终成为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制度因素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客观原因。在各种现实制度当中，司法行政化倾向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最大。这种行政化倾向既有来自法院外部的，如对于法院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对于法院人、财、物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法官职业的行政化倾向等，还有来自于法院内部的，如法官职能的行政化、干部管理的行政科层制、以及各种内部行政审批制度等。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上看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由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判断权，而缺乏体制独立保障的判断权是很难最终获得公众信服的。 （三）公众认知不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社会主观原因。漫长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以人治思想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无论是“德主刑辅”，还是“礼法并用”，其中蕴含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优位的法律观。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出现纠纷后诉讼往往是其最后采取的不得以的手段，即使进入诉讼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一旦败诉有的人便会四处告状、长年上访，有的则寄希望于找到“大官”为自己鸣不平，这种“清天情结”的背后隐藏着浓厚的官本位思维定式。目前公众对于法院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很多人对于近几年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法院各项工作的进展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凭借一些个案的报道或是传闻便产生了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这一点对于我们省法院而言更为突出。 （一）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从长远角度看，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也是司法回应民众信任和期待从而提高司法共信力的核心内容。首先，通过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让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目前许多基层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法官老龄化、年龄断层等现象，人才外流则是各个法院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有把法官队伍塑造成一支高素质的团队，法官职业的荣耀感才有可能随之产生。其次，通过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队伍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仅要让优秀的法官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要激发法官团队的整体合力。再次，要以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树立公正廉洁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不仅是法院的工作目标，更是每个法官的职责所在。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更是在强调由法官经验积累而成的一个个判例对于整个普通法系的重要性。对当事人而言，“张法官”、“李法官”都代表着全体法官、代表着法院甚至是法律，因而我们每位法官都应树立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团队意识，把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从这一点上看，法官的队伍建设不仅应是自上而下的，也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创建学习型法院、培养研究型法官”活动，为每位法官实现“内增实力，外树形象”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平台。 （二）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目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来实现司法能力水平的提高的，其中这样几项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第一，强化审判公开。在支撑司法权公正高效运行的各项制度中公开审判无疑具有核心的地位。“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伸张。”事实上公开审判制度中的每一小步改革，往往都能成为推进法治进程的强大动力。我们在诸如提高开庭率、证据认证公开、审委会参与公开审理、案件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等许多方面还可以进行许多大胆的探索性工作。第二、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从权力运行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以其主体、制度、组织、结构、功能、程序、公正结果承载的获得公众信任的资格和能力。”从这一点分析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取决于我们是否为公众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司法产品。评价审判质量效率的标准有很多，但有两个标准是核心的：一个是结果公正标准，另一个是程序合法标准。为此我们应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法院工作的生命线，全面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第三、建立科学的审判管理机制。目前将法院的管理细分为审判管理与司法行政管理已基本成为共识，强化审判管理已成为各级法院提高审判质量的有力手段。借助于审判质量与效率评估体系的管理功能，使我们能够建立起法院内部的案件流程管理体系、上下级法院间质量评查体系，通过科学的管理促进司法能力的提高。 （三）把司法改革作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民主法制建设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司法活动是依照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宣示法律公正的过程，公众主要是通过司法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具体运作来感知和认识司法的，因此司法改革能够起到提升司法权威、提高公司公信力的作用。首先，健全审判独立制度，探索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官思维规律的审判运行体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审委会的各项职能，调动全体法官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实现权力行使与监督制约的统一，建立责权明晰的审判责任制度也能够成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深层动力。其次，通过增强司法权威的相关改革，例如适当扩大法院对于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建立严格和庄严的法庭仪式、加强对法庭秩序的维护等，达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客观效果。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司法权威又称为司法尊严，一般被理解为“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权威及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够有效运行，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与司法公信力所强调的公众信任和信用这两个实然意义的维度不同，司法权威往往更强调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运行体制中的地位，它与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区别是其所具有的应然意义的维度，我们更多是把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目标指示性词语来使用的。应当说，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实现就没有司法权威的实现，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实现司法权威的主要途径，司法公信力的强弱是司法权威是否实现的主要参数。 （四）通过优化司法环境来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设。从表面上看，个别司法不公现象无疑是我们法院面临的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的最大障碍。而从法院外部的司法环境来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理顺法院与党委、人大、政府等的关系。无论从党的先进性还是代议制的角度，党委和人大的意见都属于广义的公众信任的范畴，他们有权代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评价，因此“党管司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要尽量争取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对于法院工作独立性、专业性的理解，以赢得他们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尊重，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其次，规范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在西方国家中，媒体一般被认为是继国家、政府、法院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我们要在坚持客观真实和维护法律权威的媒体监督原则的同时，畅通各种新闻监督渠道，防止不当报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把媒体作为外树形象的窗口。再次，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氛围。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认知入手，使他们能够了解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风险、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从而降低社会纠纷解决的成本，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对抗性因素，最终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为司法公信力建设夯实群众基础。 总之，我们应始牢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们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为了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是为了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还是从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角度，我们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的法治理想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作者单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1页共1页
B. 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权威问题，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权威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和特征。年初以来在在开创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动中，张文显院长曾多次指出，“要密切关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公正和效率赢得权威，以权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阐述了司法权威与法院工作的关系。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某些语言环境当中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针对现阶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来实现的。结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所面临的实现任务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从而为真正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信用的维度，即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另一个是信任的维度，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在“公众信任程度”这一语义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词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认同，是司法在公众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状态”。是我们法院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需要面对客观现实，透视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载体中获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种评价主体同法院打交道的经历，从当事人而言他们是程序和实体的亲历者，从相关利益方而言他们是公平与否的感知者，从社会舆论方的角度他们是公信力评判的参与者，总之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断的。也就是说，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于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我们需要从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来重新审视公信力问题。目前我们法院的整体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职业形象受到质疑。以四川省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问题展开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受访者对法官的职业形象评价一般，其中作出负面评价的接近两成，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个别法官违法违纪对法官整体形象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到，目前我们法官队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是经验型多于知识型，这同我们建立知识型与经验型结合的法院队伍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官这一职业社会地位还不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耀感还不强
C. 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是哪个时期提出来的
2014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倡导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回题专项教答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这是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高度，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因为现代社会不仅是物质丰裕的社会，更是诚信有序的社会。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欺诈、不敢造假，可以坦诚相待而不用费心费力防范、猜忌和捉摸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将诚信作为言语行动的基本规范，构建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D. 如何解读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通过优化司法环境来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设。从表面上看，个别司法不公现象无疑是我们法院面临的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的最大障碍。而从法院外部的司法环境来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理顺法院与党委、人大、政府等的关系。无论从党的先进性还是代议制的角度，党委和人大的意见都属于广义的公众信任的范畴，他们有权代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评价，因此“党管司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要尽量争取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对于法院工作独立性、专业性的理解，以赢得他们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尊重，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其次，规范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在西方国家中，媒体一般被认为是继国家、政府、法院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我们要在坚持客观真实和维护法律权威的媒体监督原则的同时，畅通各种新闻监督渠道，防止不当报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把媒体作为外树形象的窗口。再次，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氛围。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认知入手，使他们能够了解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风险、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从而降低社会纠纷解决的成本，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对抗性因素，最终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为司法公信力建设夯实群众基础。
总之，我们应始牢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们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为了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是为了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还是从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角度，我们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的法治理想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从权力到权威、从信任到信仰，为此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E. 保证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确保什么
您好，保证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专和检察权的制度。
2014年10月30日，国属新办举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大意义等情况发布会。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决定》的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中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要求。
一是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二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三是推进严格司法。
四是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
五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六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F.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权威问题，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权威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和特征。年初以来在在开创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动中，张文显院长曾多次指出，“要密切关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公正和效率赢得权威，以权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阐述了司法权威与法院工作的关系。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某些语言环境当中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针对现阶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来实现的。结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所面临的实现任务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从而为真正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信用的维度，即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另一个是信任的维度，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在“公众信任程度”这一语义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词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认同，是司法在公众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状态”。是我们法院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需要面对客观现实，透视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载体中获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种评价主体同法院打交道的经历，从当事人而言他们是程序和实体的亲历者，从相关利益方而言他们是公平与否的感知者，从社会舆论方的角度他们是公信力评判的参与者，总之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断的。也就是说，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于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我们需要从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来重新审视公信力问题。目前我们法院的整体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职业形象受到质疑。以四川省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问题展开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受访者对法官的职业形象评价一般，其中作出负面评价的接近两成，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个别法官违法违纪对法官整体形象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到，目前我们法官队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是经验型多于知识型，这同我们建立知识型与经验型结合的法院队伍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官这一职业社会地位还不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耀感还不强。
（二）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由于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因而有些裁判还存着认定事实不准、说理论证不清、责任划分不明的现象，困扰法官多年的执行难问题仍然很尖锐，信访问题一直不容忽视。另外，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如说情风、干预风也侵蚀着法官良知，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不信任。
（三）程序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突出表现在，各级法院中超审限案件仍然存在，严重影响法院的声望；法官驾驭庭审能力不强，庭审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发回重审案件过多，增加当事人诉累；“暗厢操作”依然存在，审判公开仍需进一步加强；法官与律师的交往还很普遍等，这些现象表明我们离程序公正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二、造成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
（一）法官素质不高是造成法官职业公信力偏低的根本原因。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法官形象在很多场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在西方有这样一句法谚：“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就是法官”，生动地表明了社会公众对于法官这一职业的崇高期待。“打铁先要自身硬”，现阶段造成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因此解决法官素质问题始终成为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制度因素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客观原因。在各种现实制度当中，司法行政化倾向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最大。这种行政化倾向既有来自法院外部的，如对于法院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对于法院人、财、物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法官职业的行政化倾向等，还有来自于法院内部的，如法官职能的行政化、干部管理的行政科层制、以及各种内部行政审批制度等。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上看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由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判断权，而缺乏体制独立保障的判断权是很难最终获得公众信服的。
（三）公众认知不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社会主观原因。漫长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以人治思想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无论是“德主刑辅”，还是“礼法并用”，其中蕴含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优位的法律观。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出现纠纷后诉讼往往是其最后采取的不得以的手段，即使进入诉讼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一旦败诉有的人便会四处告状、长年上访，有的则寄希望于找到“大官”为自己鸣不平，这种“清天情结”的背后隐藏着浓厚的官本位思维定式。目前公众对于法院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很多人对于近几年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法院各项工作的进展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凭借一些个案的报道或是传闻便产生了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这一点对于我们省法院而言更为突出。
（一）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从长远角度看，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也是司法回应民众信任和期待从而提高司法共信力的核心内容。首先，通过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让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目前许多基层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法官老龄化、年龄断层等现象，人才外流则是各个法院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有把法官队伍塑造成一支高素质的团队，法官职业的荣耀感才有可能随之产生。其次，通过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队伍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仅要让优秀的法官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要激发法官团队的整体合力。再次，要以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树立公正廉洁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不仅是法院的工作目标，更是每个法官的职责所在。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更是在强调由法官经验积累而成的一个个判例对于整个普通法系的重要性。对当事人而言，“张法官”、“李法官”都代表着全体法官、代表着法院甚至是法律，因而我们每位法官都应树立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团队意识，把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从这一点上看，法官的队伍建设不仅应是自上而下的，也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创建学习型法院、培养研究型法官”活动，为每位法官实现“内增实力，外树形象”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平台。
（二）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目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来实现司法能力水平的提高的，其中这样几项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第一，强化审判公开。在支撑司法权公正高效运行的各项制度中公开审判无疑具有核心的地位。“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伸张。”事实上公开审判制度中的每一小步改革，往往都能成为推进法治进程的强大动力。我们在诸如提高开庭率、证据认证公开、审委会参与公开审理、案件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等许多方面还可以进行许多大胆的探索性工作。第二、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从权力运行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以其主体、制度、组织、结构、功能、程序、公正结果承载的获得公众信任的资格和能力。”从这一点分析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取决于我们是否为公众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司法产品。评价审判质量效率的标准有很多，但有两个标准是核心的：一个是结果公正标准，另一个是程序合法标准。为此我们应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法院工作的生命线，全面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第三、建立科学的审判管理机制。目前将法院的管理细分为审判管理与司法行政管理已基本成为共识，强化审判管理已成为各级法院提高审判质量的有力手段。借助于审判质量与效率评估体系的管理功能，使我们能够建立起法院内部的案件流程管理体系、上下级法院间质量评查体系，通过科学的管理促进司法能力的提高。
（三）把司法改革作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民主法制建设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司法活动是依照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宣示法律公正的过程，公众主要是通过司法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具体运作来感知和认识司法的，因此司法改革能够起到提升司法权威、提高公司公信力的作用。首先，健全审判独立制度，探索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官思维规律的审判运行体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审委会的各项职能，调动全体法官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实现权力行使与监督制约的统一，建立责权明晰的审判责任制度也能够成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深层动力。其次，通过增强司法权威的相关改革，例如适当扩大法院对于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建立严格和庄严的法庭仪式、加强对法庭秩序的维护等，达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客观效果。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司法权威又称为司法尊严，一般被理解为“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权威及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够有效运行，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与司法公信力所强调的公众信任和信用这两个实然意义的维度不同，司法权威往往更强调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运行体制中的地位，它与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区别是其所具有的应然意义的维度，我们更多是把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目标指示性词语来使用的。应当说，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实现就没有司法权威的实现，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实现司法权威的主要途径，司法公信力的强弱是司法权威是否实现的主要参数。
（四）通过优化司法环境来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设。从表面上看，个别司法不公现象无疑是我们法院面临的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的最大障碍。而从法院外部的司法环境来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理顺法院与党委、人大、政府等的关系。无论从党的先进性还是代议制的角度，党委和人大的意见都属于广义的公众信任的范畴，他们有权代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评价，因此“党管司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要尽量争取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对于法院工作独立性、专业性的理解，以赢得他们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尊重，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其次，规范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在西方国家中，媒体一般被认为是继国家、政府、法院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我们要在坚持客观真实和维护法律权威的媒体监督原则的同时，畅通各种新闻监督渠道，防止不当报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把媒体作为外树形象的窗口。再次，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氛围。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认知入手，使他们能够了解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风险、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从而降低社会纠纷解决的成本，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对抗性因素，最终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为司法公信力建设夯实群众基础。
总之，我们应始牢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们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为了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是为了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还是从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角度，我们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的法治理想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从权力到权威、从信任到信仰，为此我们都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1页共1页
G. 法院如何应对司法公信力缺失现状
，司法公信力问题也日渐涌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热议的话题。 一、司法公信力缘何缺失 （一）内部因素 1、法官个人素质不高 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法官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当事人对案件裁判结果公正与否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官个人的素质密切相关，因此法官的个人素质是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有些法官业务素质不是很高，对法律的理解过于生硬，就按法条的字面意思进行裁决，面对庭审中突发状况不知所措，对相关法律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熟悉；有些法官的司法作风不是很好，如在案件中参与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对当事人发表不恰当的言论、私下与当事人会面等；有些法官的生活习性不是很好，如不注重仪表、爱好打牌、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等，这些因素都会使公众对法官公正性及专业性产生合理怀疑。 2、裁判文书制作水平不高 裁判文书决定了案件处理的实体结果，是当事人及外界舆论最为关注的材料，它不仅从法官的角度对整个案件进行了描述，更从法律和情理方面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做出了分析和说明。但是部分裁判文书质量偏低，尤其是说理部分的不充分及证据认定方面的含糊其辞，让许多当事人不认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服判息诉率较低，当事人“信访不信诉”的现象日渐凸现出来。 3、司法透明度指数不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开、公平、公正可以说是法律的精神和灵魂所在。司法透明让当事人对整个案件的司法程序、法官的活动、裁判的理由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减少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不必要的猜忌及误解。但是有些法院司法不够透明：如诉讼费缴纳办法不公开，收费随意性大；私自会面一方当事人，非正式开庭现象较多；裁判文书不公开，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没能接受大众的监督等等，这些不透明的司法活动都有可能让当事人或是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中立性及公正性产生不恰当的猜测与质疑。 4、司法裁判不统一 司法裁判的统一性是司法公正的具体体现。同类别的犯罪行为应当得到同样的惩罚，同类型的民事行为应当用相同标准的对待。目前我国有些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的随意性却较严重，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地方法院甚至在同一地方法院的不同法官间的处理结果不尽相同。这种的现象的存在难免使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产生质疑和不信任，会令他们怀疑司法活动过程中存在利益交易的空间和可能。 （二）外部因素 1、外部舆论的不利影响21世纪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及迅速传播性为司法活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了不小的压力。现在很多当事人习惯诉前去网上查询有关类似案件的情况或是网络、google自己案件可以遭遇的处理结果。一旦法院的判决与自己的预想不一致，有些人则会在论坛中根据自己的观点对案件事实进行加工后，对法院、法官进行恶意中伤。在法院司法透明度、公开性不高的情况下，许多的“听众”会在根本不熟悉的案情的情况下同情诉苦、控告的当事人，声讨法院司法不公。如此现象不断积累、重复出现，就会使公众产生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负面印象。而有关司法正面宣传的报道不仅听众少，且公众一般抱有怀疑的心态，宣传效果并不显著。 2、民众的法律素养偏低 民众的法律素养偏低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部分民众不信法，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坐等法院的司法裁决，而是找所谓“有权”的人干预，托人情、找关系，这就是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国情。一部分民众不懂法，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异，就让许多不懂法的当事人及社会民众对法院的判决很不能理解及接受，进而对司法活动产生误解。 二、法院如何应对 造成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是多重的，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同样，也绝不是一两个举措就可以要改善这一现状，要提高司法公信力需要法院多管齐下，通过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努力，在潜移默化间改善公众对司法的认识。 （一）全面提高法官综合素养 提升司法公信力首先要提高法官的公信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首先要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在法官选任时注重法官思考能力及应用能力的考察，任职期间加强对法官的专业培训，加强上下级法院间的学术交流，打造学习型法院，以全面提高法官的专业素养，向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展示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法官队伍。其次是要提高法官的道德品质素养，内部要加强对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引导法官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职业荣辱观、道德观及价值观。外部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对法官的承办的案件进行司法质量评查、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对司法腐败的行为及违规会见当事人等行为予以严格查处。再次是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在法院内部建立优良的司法传统，塑造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司法作风，营造良好的司法氛围。 （二）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提高裁判文书主要是要对裁判文书的写作进行改革，重点突出裁判文书说理部分，使整个文书逻辑严谨、说理通透。要提高文书制作水平，法官应当善于学习与总结，定期研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案例，借鉴其在事实认定及说理部分的优秀经验，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文书写作过程中。法院也可以定期举行文书评论会，通过法官对裁判文书的自评与互评，借鉴他人之长并找到自身不足加以改善。此外，每年举行的裁判文书评比也是很好的激励策略。 （三）扩大司法公开的广度及深度扩大司法公开的广度就是要拓宽司法公开的渠道及受众范围，网络、短信、报纸都是司法公开的媒介，而司法公开的受众也不应局限在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之列，广大的社会民众也应该是司法公开的对象。司法公开的深度则表现在公开的内容及完整性，相关的法规、司法流程、裁判文书、案卷资料都应成为司法公开的内容。对网络或是其他媒体热议的敏感性案件，当事法院应当积极主动做出说明，以确保正面的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进入大众的视角，提高司法活动的透明度。 （四）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 加强对社会公众的普法教育。首先应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法制观念，在学校、社区多举办形式新颖的普法教育活动；其次是利用媒体的信息渠道，选择典型案理宣传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主动进行宣传，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理解；再次，转变工作作风，加强与当事人的沟通，积极做好庭前调解、判后答疑、案件回访等工作，尽量让当事人理解法院司法行为的正当性及重要性。第1页 共1页
H. 保证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确保 什么
您好，保证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完善确保依法独立版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权检察权的制度。
2014年10月30日，国新办举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大意义等情况发布会。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决定》的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中提出六个方面的改革要求。
一是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二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三是推进严格司法。
四是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
五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六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I. 司法公信力是怎样生成的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菲力普斯（美）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英国法谚 论文提要：援引法律条文所作判决，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众感知，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却往往被民众认为是公平、公正。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妥善化解争议和纠纷，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纠纷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为符合司法客观规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环节。法官的判决不能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关键词：司法公信 内涵 民间法 生成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问题和纠纷层出不穷，在坚守正义和维护和谐的两难处境中，人们常把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机关的权威说法。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司法机关能否维护公平正义仍持怀疑，司法公信力在人们“欲说还休”的法律意识下，依然面临着挑战。一、依照法律所作出的裁判因何并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揭开司法公信力的面纱 （一）发生湘西南地区的两习俗案折射出机械的规则之治并不能生成司法公信 由于法律并没有广泛地被信仰，法律人和普通人对法律的认识与看法存有巨大的差距，在平常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就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则条文所作出的裁判,也并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法律人认为的公平正义，在普通人的眼里有时就蜕变为司法不公。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法与情、情与理等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困惑。以下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湘西南的某县，谢某家的耕牛走进了肖某家的礼堂，按当地的习俗，牛进礼堂会给堂屋的主人带来晦气，肖某为除晦气多次请求谢某“谢地扫堂”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谢某赔礼道歉并承担“谢地扫堂”的费用。法院认为牛进礼堂并没有给肖某造成实际上的损害，请道士作法“谢地扫堂”是封建迷信，法院不宜支持，故驳回了肖某的诉讼请求。肖某认为牛进礼堂会带来一生的晦气，“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法院是黑暗的，靠不住的。当地村民也认为法院没有公正处理，支持肖某私力救济，于是肖某就与本村几个村民去向谢某讨还公道，在理论的过程中发生打斗，致谢某轻伤，法院依法追究了肖某的刑事责任，判处肖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肖某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出狱后不断找法院寻事、不断地上访，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多村民对法院的判决感到困惑。因为在乡亲们看来的, “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另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湘西南的某瑶族乡，刘某的女儿英年早逝，出殡时，好事的尹某“烧烟包火”，按当地的习俗，“烧烟包火”会使亡灵找不到回家的路，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刘某找到尹某，要求尹某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他一定的精神损失，两人协商不成，在许多村民的陪同下来到法院，要求法官处理。因两当事人都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官只对次纠纷进行调解，法官认为“烧烟包火”是一种习俗，因当地人都信仰，“烧烟包火”会给死者的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尹某明知“烧烟包火”习俗因好事还故意烧，是对死者的亲属的侵权，故尹某应向刘某赔礼道歉，至于精神损失，刘某与尹某都是本村人，适当表示下就行。跟随刘某、尹某来的许多村民都拍手叫好，认为法官这样处理公道。尹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刘某赔礼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所不同的是,案例一中法官严格依据国家法的规定,从国家制定法层面来看,无疑是一个公正的判决;然而,很多村民对法院的判决却难以接受,认为“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显而易见,该判决并未获得公众的认可,并不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反观案例二 ，法官从“习俗被信仰，违背习俗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伤害”逻辑出发,认为尹某违反习俗会给刘某造成精神上伤害，建议尹某向刘某赔礼道歉，该司法行为村民都认为公道，具有公信力。为什么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判决,却没有公信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而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依从民间法逻辑作出的司法行为,反而具有有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究竟为何物，直教法官如何相许？ （二）司法公信力之内涵在于信仰 什么是司法公信力？国家出现后，司法作为定纷止争、除暴安良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追求的东西依个体行为能力难以实现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司法公信力来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司法权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责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义的信任力。（1）是指司法人员以司法执法活动为媒介向人们提供正义、公平的司法行为，在人们心中自发形成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力。 传统理论从司法权力和司法机关的角度研究，认为司法公信力是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和尊重的一种公共性力量，是司法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誉与相互评价，表现为司法权应具有的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2）也有学者认知论的视角出发，主张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尽管理论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界定众说纷纭，但都认为司法公信力是一种信仰。司法公信力的内涵是信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信仰。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态度，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处理某些社会纠纷的制度设计和结果的态度。它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享有处置某些社会纠纷的权力正当性的是否认可，与对司法机关处断某些社会纠纷的结果的是否尊重与服从。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们都主张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的信任和尊重，是社会公众实现理性社会认知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对处理个案的司法机关或裁判人员的怀疑比较普遍，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本身还是信任、尊重和期待。第二、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尊重。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态度体现在对司法机关处断社会矛盾、平息社会纠纷的职能以及司法权力实现过程或结果的是否尊重与信任。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尊重，是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促动力，是社会公众对法律裁决的普遍服从。第三、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态度是对法官运用法律知识定分止争得专业素养以及维护公正廉洁的道德水准的评价。（3）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在于社会公众经法院调解或裁判的案件，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化解矛盾。司法公信力是法律的灵魂所在，“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正如卢梭所形容的，“最重要的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或是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众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4）二、民间法能否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反思 （一）法律的局限性致使国家法不能独领江湖 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如何处理循法与变法的问题一直是东西方法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5）的确，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即使法律再公正，条文再细密完全，机构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再高，也无法实现法律应有的治理社会的效果；法律经常变化，人们往往无所适从。但社会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法律的稳定性又难以应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法官进行裁判的依据是法律，裁判的过程与质量与法律自身的质量休戚相关。在成文法国度，法官没有权力依据判例修正和弥补法的缺陷，不得不援引现有的法律规范是通过演绎推理得出裁判结论，作为演绎推理的三段论的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其具体内容是由法律预先确定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必然将通过裁判结果表现出来。国家制定法的滞后性、不灵活性等固有弊端会导致依据古板的或者不适时的法律规定作出的裁判难以说服民众，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法律规定的不具体或者缺失，不同法律规定之间不相和谐、相冲突，法律的变动过于频繁，都会导致司法过程中无法可依或有法不敢依。法官对法律的选择不同而使得同样的案件在同一法院的判决结果迥异，法律规定与社会普遍伦理相冲突的问题，依法裁判的结果辜负了民众以人之常情与普遍的伦理对司法所寄的厚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影响司法公信力。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如何处理循法与变法的问题，就要求在纠纷解决的场域，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成文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时的法制建设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必须尽力沟通、理解，在此基础上相互妥协、合作，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不能按照一种思辨的理想型法制模式（无论是强调国家制定法还是强调民间法的模式）来构建当代中国的法制。”（6）法律的本身也存在需要民众认知的问题，国家制定的法律在与民众认同的习俗发生冲突时，结果往往会是两败俱伤：民众认同的习俗在强势的法律面前落败，但是国家成文法的暂时的胜利却往往需要付出司法的公信力为代价，国家法的本身局限性与缺陷也是造成司法公信力力缺失的重要客观原因。（二）民间法还不能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国家法的期望值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纠纷场域的所有问题。民间法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价值和生存的时间、空间基础，在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允许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人员的法律需求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一起发挥作用是应当的。习惯、民俗是人们以往经验的总结、是乡土社会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获得、乡土社会认为是符合公平正义观念的规则系统。适用被乡土民众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处理发生在乡土社会的纠纷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的、应当的。其实，代表普遍民众意志的国家法与代表部分民众意志的以习惯、民俗为表现形式的民间法并非是格格不入，“国家法与民间法，实乃互动之存在。互动者，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藉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不仅如此，两者作为各自自治的事物，自表面看，分理社会秩序之某一方面；但深究其实质，则共筑人间安全之坚固堤坝。即两者之共同旨趣，在构织人类交往行动之秩序。自古迄今，国家法虽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备，然民间法亦为人类交往秩序所必须。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7）国家法虽然是国家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当然，也正因为其非官方性，这部分法律往往与国家法不尽一致，乃至互相牴牾，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个社会法律秩序真实和重要的一部分。”（8）适用民间法处理乡土社会的纠纷也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我国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以习惯、习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间法。乡土民众对国家法不甚了解，而对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人人信守的习惯、村规民约却奉为经典，习惯、习俗等民间法已扎根在乡土民众的心中，乡土民众对民间法的信仰大大超过了对国家法的呼唤，事实上，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场域，国家法往往还处于边缘化地位，人们接受、应用法律的能力、频率都比民间法低。因而发生在湘西南地区的牛如堂屋案，法官依国家法公正地判决并不能生成公信力，也并不能妥善地解决两当事人的纠纷，可见，国家法推进和宣传还不能完全消除和抛弃人们心目中认可的习惯，民间法仍有自己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我们还不能以法律人的眼光去指责和讥讽“扫堂去晦”的荒唐。对民间法，厮守还是放弃，我们法律人并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乡土民众，在乡土民众还未能作出正确择决之时，在国家法还未能吹绿乡土社会之际，民间法不能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重视公认的民间做法，允许乡土社会认可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双管齐下是很正常和应当的。 三、司法公信力如何生成——追问司法方式的转换 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妥善化解争议和纠纷，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为符合司法客观规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环节。 (一)探求法的精神，司法应由“按图索骥”向“背水列阵”转换。 “牛入堂屋”案是司法遭遇民众质疑，法官的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与其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还不如说是法官司法能力欠缺所导致。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脚步加快，法官的学历层次、文化知识有所提高，但是法官对社情民意的把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断章取义地理解司法中立、程序正义、独立审判等司法理念，机械司法、消极执法、就案办案，“按图索骥”司法方式致使司法常遭遇尴尬，法官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片面追求审判的程式和技巧，忽视纠纷的实质解决，难以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难以在司法的过程中生成公信力。司法人员要全面地审视法律、要探求法的精神、要洞悉法律之中隐藏的民意，勿断章取义，勿教条地、，勿古板地适用法律。法律适用犹如兵法适用，蜀之马谡僵化地适用“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兵法规定而痛失街亭，楚汉之争中，韩信不顾“背水列阵”的禁忌，灵活地适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要义而取得了背水一战的全胜。法官学会探求法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提高正确地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正确地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能力，提高正确地处理“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的能力。探求法的精神，司法由“按图索骥”向“背水列阵”转换，能避免法律固有的局限性在司法过程的体现，能使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力求纠纷化解，司法应由“规则主义”向“利益衡量”转换 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纠纷的解决，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 “牛入堂屋”案，忽视纠纷的实质解决，法官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致使案结事不了，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烧烟包火”案，从纠纷解决出发，疏导当事人进行利益衡量，取得好的社会效果，有利于公信力的生成。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源起于利益法学派的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对概念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对规则主义的修正，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法学方法。该理论主张民事法律审判应当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作比较与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些方面的利益应当受保护的判断，然后再从法律规定中寻找依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9）在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中，立足于利益衡量，坚持双方利益最大化原则，恰如其分地进行诉讼调解，可最大限度的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力求纠纷化解，司法由“规则主义”向“利益衡量”转换，能避免依规则机械司法诱发新的纠纷发生，能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对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三）细探案件真相，司法应由“以鞋找脚”向“以脚试鞋”转换 查明案件的真相，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实不相矛盾，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基本条件。如果认定的事实如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实相矛盾，要当事人从内心尊重和服从法院的判决那是不可能的事。法官审理案件首先是对证据进行分析、据以发现案件的基本情况，然后再进行法律分析，给事实定性，找到相对应得法律规范，据此得出结论。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是先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案由，由案由再去寻找法律规范，找到法律规范，再分析要适用该规范要具备哪些要件事实，然后根据证据去核实要件事实是否成立，这种以“以鞋找脚”的方法看起来能提高审判效率，但往往是管中视豹，未能准确地掌握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未能全面地掌握案件的真相。“牛入堂屋”案，法官先从“封建迷信法律不予支持”的大前提入手，然后再证实“扫堂去晦”是封建迷信，最后水到渠成得出“不予支持”的结论。这种“以鞋找脚”忽视了对“牛入堂屋”是否造成了损害的事实查明，也忽视了对牛主人疏于看管给他人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是否要赔礼道歉的思考，故而遭民众质疑。“烧烟包火”案先从查明案件事实入手，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认定“烧烟包火”是对死者家属侵权法律事实，然后再找相对应得法律规范进行处理，得出“应赔礼道歉”结论。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以脚试鞋”司法方式使公信力得以生成。 （四）服务于民，司法应由“消极应对”向“积极服务”转换 由于对“居中裁判”、“不告不理”的片面理解，许多法官认为法院的司法活动就是“消极应对”，对向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望而止步。“牛入堂屋”案，法官没有积极向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没有像“烧烟包火”案的法官那样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进行法律分析，也没有积极履行调解的服务去促使当事人和解，结果未能使公信力生成。现代司法服务是指以亲民、便民为手段公正、高效为准则，以法律适用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在纠纷的解决的过程中，主要以当事人为对象，所实施的公开、便捷的服务活动。司法服务应当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地利用本地本土司法资源，为社会提供多途径、全方位服务活动。我国司法正处于由传统的礼治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的转型时期。因此，社会对司法服务的需求观念不断增强，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服务社会对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如何利用本土司法资源，建立符合一般公众需要的审判制度和全方位、灵活的司法服务机制，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其所需求的司法服务，是司法为民的关键所在，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法院是社会的特殊服务场所，是集中展示司法文明，体现法治精神的开放性、服务性场域。虽然司法公正要求法官保持与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对方合理性怀疑，但决不意味着法官不要与当事人合理的接触，法官不能定位于不晓人情事理的裁判机器。相反，法官更应当亲近民众，体贴民情，洞悉社会的需要。司法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解决纠纷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唯服务于民、取信于民、知民情、体民意才能使司法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好的保障，因此现代司法应当强化法院的社会服务功能。服务于民，司法由“消极应对”向“积极服务”转换，取信于民、施惠于民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 四、公正应以何种形式被感知——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纠纷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平、公正地司法，体现人民对正义的基本需求的司法才能生成司法公信力，但公平、公正如何被人们感知,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判决，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众感知，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却往往被民众认为是公平、公正。法官的判决不能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一）尊重“意思自治”，完善法院调解机制，在协商中感知正义 法院调解是让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法官仅作为中立的协调人，其职能是主持协调程序、进行合法性判断和审查，督促当事人执行和解和调解协议。通过调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来保障对利益冲突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衡平，也是公平、正义让民众充分感知的重要方式。但近年来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如何构法院机制仍存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建立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分离机制。这种观点认为，采取调审结合模式容易影响结果的公正性。而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程序，采取调审分离制度，主要是鉴于我国法官队伍人数众多，素质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以真正实现民事案件利益衡量中的“精英裁判”。（10）另一观点认为，要建立法官主导和当事人协商相融合的调解机制。在坚持依法公正、居中、及时、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要建立庭前、庭审、庭后调解衡平机制。也就是法官在案件立案后，案件庭审调查后至宣判前，庭审结束后的三个阶段，都应注重调解。这样既可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又可达到胜败皆服、案结事了的目的。（11）笔者认为 在基层法院的调解工作中，要坚持“三阶段，三原则”。 “三阶段”一是指送达阶段，充分了解当事人的诉求，伺机调解；二是庭前准备阶段，着力化解矛盾，促进当事人和解；三是指法庭辩论终结后，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以谋求当事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与当事人共商调解方案，确保息诉解纷，案结事了。“三原则”一是指在明晰相关法律关系及诉讼风险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坚持调解自愿的原则；二是指立足于利益衡量，坚持双方利益最大化原则，站在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三是指注重明法析理，在宣扬国家法律的同时，注意引风俗习惯、传统道德、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规劝教化，坚持说理依据多元化原则。（12）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诉讼的风险向当事人耐心地向当事人释明，引导当事人进行利益判断与取舍，适时进行调解，有利于解开当事人之间的积怨，有利于化解矛盾与纠纷，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在统筹兼顾中彰显正义 在美国司法审判中，法官经常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论证判决的合理性，维护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这就是昂格尔所说的合理化法律分析。（13）中国传统司法主张 “法本原情”、 “衡情度理”，常根据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合理化法律分析。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实际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指一个人在依据情理评估假想对手们之可能有的反证时所进行的思考，法官处理案件时，他会预先设想自己的每个判断对于各方情绪、心理的影响，必要时他会据此作出策略上的调整。（14）中国传统司法特别强调“法不阿贵”、“为民申冤”，并且把这样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法官品格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贫民与富人的诉讼中，传统法官常进行合理化法律分析，坚持“与其屈贫民，宁可屈富民”。（15）在当前中国审判实践的过程中，要以“拿来主义”眼光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要结合反映当地普遍民意的乡风良俗、要结合反映人民的普遍意愿的政策和党的纲领，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论证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司法过程中良俗、政策方针、法律要三位一体，要以法律来彰显良俗、政策方针的合法性，要以良俗、政策方针来彰显法律的合理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用普通人的眼光捕捉正义 美国的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成员就代表着一般人的看法。美国的陪审团审理案件的特色是“什么都考虑在内”， 陪审团会考虑正义与非正义、法律之内的与法律之外的、控辩双方的状况甚至是“自然法”的因素。陪审团能够使法律规则保持机动灵活，它有权力可以修改、替换甚至避而不用规则，将“超国家的”或者说“非国家的”意识导入司法，以维护情理和公意、实现个案正义。（16）我国可借鉴美国陪审团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在司法过程中能将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观融入法官的考虑范围内，真正起到法律人与普通人思维互补的作用，使审判结果既考虑法理、法律又合乎情理、民意。这样以普通人的目光捕捉正义就容易让正义被普通人感知，这样就能够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和接受度，这样就能促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五、结论 司法公信力来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司法权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责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义的信任力。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纠纷的解决，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
J. 如何认识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司法公信力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树立司法公信力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对构建社会法律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权威是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规范的司法行为向当事人和全社会展示的一种威望、一种公信力。司法权威作为国家权威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公正高效的生成基础。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必由之路。确保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事业发展的生命和灵魂。司法效率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满意与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司法权威不是凭空而来的，甚至也不是外部力量给与的，最终还是要依靠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来实现，靠廉洁、清正的法官队伍来保证。法律只有被公正、高效地适用，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和一体遵从，才能真正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厌讼、“青天情结”等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客观存在，导致一方面人们对司法不信任，法院的社会公信力下降，民众失去司法信仰，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司法不尊重，把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通过非司法程序解决冲突的途径上，甚至于把纯粹的法律问题也通过非司法途径来解决，司法权存在的必要性成了疑问，上访、闹事成了必然。一些案件刚起诉到法院，一方或双方诉讼当事人就开始信访，要求人大或者党政机关监督法院公正司法。公民中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亦损害了司法权威。打官司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当前一些人的言谈举止中，存在着很多的错误观念：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诉讼风险责任，推卸给司法机关；不懂得诉讼权利是一种“过时不候”的时效性权利；不懂得司法审判权是一种终局性权力；不懂得司法权力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一些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其中个别代表和委员本身是案件当事人，在“两会”上反映具体案件，并要求法院的接待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也有个别身份是律师的代表和委员，将本人在代理诉讼中败诉的案件带到会上反映，公开批评法院办案不公。甚至一些人大代表更是把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提前介入以及所谓的“媒体审判”更是影响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判断。媒体对司法机关开展新闻批评，对司法机关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和工作缺陷提出批评，予以揭露，进而形成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名誉、人格进行攻击，甚至是恶意的或攻击性的对司法机关中违法违纪人员进行曝光，对庭审报道片面追求新闻效果，过分地介入并不加分析地详细报道案情，易误导社会舆论和公众看法出现偏差。
建设和谐诚信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对违背诚信行为进行及时和适当的制裁，使违背诚信所付出的代价要大于守信的成本，而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信用体系——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是建立和谐诚信社会的首要前提。当前，行政权干预司法、司法腐败、执行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原本脆弱的司法诚信体系造成一次次严重的冲击，司法公信力已成为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已成为亟待解决之问题。
增强司法权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仅仅依靠党的领导，建立权威的司法体制。所谓权威的司法体制是指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虽然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却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所提倡的司法独立，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司法从属于立法。但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越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从事的时间越长，对法律越感失望。这是在太多权力干扰和世俗压迫下而产生的恶性循环。当前，主要有两种错误的倾向比较突出。一是司法权力行政化倾向；二是司法权力地方化、行业化倾向。两者严重干扰着司法独立和司法统一，是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的诱因之一，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司法体制中立、统一、公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统一行使司法权，其它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机关的权威地位提供制度性的尊重和维护，营造独立的司法环境，建立权威的司法体制至关重要。
第二，努力提高司法者自身的司法能力。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法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司法者的司法能力必须不断提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能力则是司法者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完成运用法律处理案件，体现司法职能的专门活动的本领。1、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此法官必须具备形式逻辑知识，明晰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规律，注重培养自己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2、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才能准确掌握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规定，才能全面了解每个具体条文的立法愿意和立法背景，才能熟知每个条文或具体制度在该法律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准确运用法律，去正确裁判每一起案件。3、娴熟的审判技术运用能力。审判技术运用能力包括听讼能力、驾驭庭审能力、归纳争议焦点能力、认证能力、适用法律能力、调解能力、应变能力等。法官只有具备较强的审判技术运用能力，才能明辨是非。4、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法官所有的裁判活动必须通过有声语言和书面文字来完成。这种语言和文字载体必须传达法律原则和精神、表达法律意志、明确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这种语言和文字必须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即法言法语。法言法语具有逻辑性、功能性和权威性，它不仅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而且能将模糊的社会问题转化成明确的法律问题，同时排除了非法律的思考，保证法官思维的理性化。规范、准确、简洁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必备素质之一。5、自觉的创新发展能力。法官应当具备自觉的创新发展能力，即由单纯的适用法律的机器向总结司法经验和审判规律的层面发展。法官必须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从而实现从适用型法官向创新型法官的转变，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实现对社会的责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任。
第三，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公正与效率相辅相成，共同体现着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没有公正的效率就失去了司法的根本，而没有效率的公正也不是完全的公正。我们既不能以牺牲实体公正来求得效率，盲目追求审限内结案率；也不能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无视当事人缩短周期、减少讼累的期盼，造成诉讼迟延，久拖不决。因此，要牢固树立司法公正的意识和办案质量第一的观念，用最大的人力投入、最有力的措施、最优良的条件，确保程序合法，最大限度杜绝错判案件的发生。同时，要牢固树立司法效率的意识，确保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案件，这也是严肃执法的体现。
第四，强化法官对法律的忠诚和自律意识。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对公正、高效和权威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法官最大的耻辱就是枉法裁判。一个对法律不忠的人、一个法律的背叛者，是没有资格担当法官重任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一定时间内，法律是一成不变的，而法律关系则千变万化。法官不应该满足于充当法律条文的复印机。法官不仅要模范地遵守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创造性地执行法律；法官不仅要服从现有的法律，更要服从法律的基本价值——正义和良知。法官必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其次要戒贪，贪有多种形式，有贪财的，有贪利的，有贪名的，有贪色的。
第五，建立支持司法权威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与现代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现代法律精神及国际社会公认的司法原则相一致，其核心是公正。现代司法理念是司法权威的观念支持，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人员的理念，他们是司法活动的主体；二是领导者的理念，他们掌有领导权、立法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引导控制着司法活动的方向；三是社会公众的理念，他们是司法活动的参与者。首先领导干部要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执政能力护宪法的自觉性。其次要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
第六，要加强司法宣传。社会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的评价，往往并不是来源于对审判工作的全面了解，而是来源于对个案处理结果的观察和感受。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事人对个案不公都有一种本能的“放大”效应。但是，把少数法官的腐败行为渲染扩大为整个司法队伍的腐败行为，把少数案件的处理不当渲染扩大为全部司法活动的不公，也是有失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