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司法解释

㈠ 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以后，怎样适用发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为。

1、在刑法学中，刑法的效力范围被认为是其基础的问题之一，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的变更，在新旧法如何选择的问题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实践困难。讨论新旧法的适用，无疑是讨论我国刑法溯及力的核心和实质。

2、在司法实践中，新法取代就旧法的现象十分常见，特别是当新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这就引出了新法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适用当时的法律;

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选取了从旧兼从轻的的原则，此价值取向是有利于行为人的。这体现着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之精神。

我国刑法用简练的语言的对新旧法的适用作了明确的规定，将这里的情况具体分析，大致体现在两方面，

（1）在行为实施后，法律发生变更，法律评价应采用哪种刑法。

（2）当犯罪行为跨越新旧法时，又应如何进行判断。这就具体提出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司法实践困难，为解决此诸多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系列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刑法的溯及力问题。

3、犯罪行为跨越新旧刑法规范的情况。即行为在旧法生效期间开始，结束于新法生效之后，根据新旧刑法关于犯罪是否的不同规定可能，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

（1）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继续犯罪，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

（2）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

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

第二，如果法律在行为人的行为实施过程中发生变更，变更后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变更前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查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第十二条若干问题的通知》中的第三条中部分内容规定：

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如果法律在行为人的行为实施过程中发生变更，旧法认为是犯罪，依照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适用新法。

(1)刑法的司法解释扩展阅读：

发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为，适用刑法应遵循以下规定：

一、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后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为，生效的刑法认为是犯罪而生效前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生效的刑法对该行为不具有溯及力，即不能对该行为定罪量刑;

二、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后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为，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生效的刑法也依法认定应当予以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不能按照生效的刑法规定定罪量刑;

三、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后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为，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生效后的刑法认为不是犯罪，或者虽然认为是犯罪，但是处刑较轻，依生效后的刑法定罪量刑，即生效的刑法对该行为具有溯及力;

四、刑法生效以前，人民法院按照当时的法律已作出生效判决，不适用生效刑法，即生效刑法对刑法生效以前的判决不具有溯及力。

㈡ 如何理解司法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的效力

根据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由此可见，我国实行的是“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 。“二元”指的是有权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一级”指的是最高司法机关。故以上“二元一级”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但我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西部差距明显，“两高”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释难以兼顾各地实际情况，有些情况下只能作出具有一定弹性的规定（如数额犯），然后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对案件的处理发挥着司法解释的作用。比如，相同的犯罪数额，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在经济发达地区所表现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不同，即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应有所区别，这一区别就反映在各地的“意见”中。而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意见”又分两种：一是根据“两高”的明确授权所制定的“实施意见”，因该意见的效力源于“两高”的刑法司法解释，故当然具有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二是根据刑法和“两高”刑法司法解释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治安状况制定的“指导性意见”，笔者认为，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在辖区范围内具有“准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

㈢ 刑法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六十五条【盗窃罪】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由上可知，盗窃罪的犯罪事实是：

1、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2、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3)刑法的司法解释扩展阅读：

案例：转走恋人支付宝钱款男子犯盗窃罪被判刑

聂某与康某本来是男女朋友关系，聂某因为着急用钱，在向康某借钱被拒绝后，竟在康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偷接收验证短信的方式，更改了女友的支付宝密码，后将其支付宝账户中的钱款转走。近日，延庆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发生在情侣间的特殊盗窃案件。

据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12月初，被告人聂某与康某结识，后两人以男女朋友关系交往。同年12月下旬，被告人聂某因着急用钱向康某借钱被拒。几日后，被告人聂某在康某的住所与康某聊天期间，趁其不备，使用康某手机通过接收短信验证码的方式修改康某的支付宝账户密码，后使用自己手机登录康某支付宝账户。

次日凌晨，被告人聂某离开康某的住所后，在自己手机上操作康某的支付宝账户，分三次将康某支付宝账户内人民币转账到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共窃得人民币1.8万余元。当日康某发现支付宝内钱款被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被告人聂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后被告人聂某家属积极退赃给被害人，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延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聂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予刑罚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某犯盗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鉴于聂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聂某积极退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予从轻处罚。最终，延庆法院依法判决聂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㈣ 刑法修正案九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
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三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四条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符合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六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八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九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行贿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第十条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执行。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
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第十二条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根据行贿犯罪的事实、情节，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较轻”。
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
（一）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
（二）主动交待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
（三）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四）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五条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第十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第十七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第二十条本解释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㈤ 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

（2）从新原则，即刑法专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属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

（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

（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

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

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5)刑法的司法解释扩展阅读

法律的溯及力，也称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就现代法而言，法律一般只能适用于生效后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适用于生效前的事件和行为，即采取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司法解释

第二百二十四条 【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6)刑法的司法解释扩展阅读

1999年1月15日，河南省获嘉县公安局民警在永昌县将赵守帅抓获，将其带往河南羁押，涉嫌的罪名为合同诈骗罪。同年2月14日，赵守帅被逮捕。在羁押期间,因犯故意伤害罪，2001年4月13日，赵守帅被新乡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02年8月18日,新乡市检察院以赵守帅犯合同诈骗罪向新乡市中院提起公诉。当年11月30日,新乡市中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赵守帅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元，与另案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罚金3万元，犯罪所得的财物予以追缴。

新乡市中院在判决中称，农牧公司于1997年先后向新乡市第一拖拉机厂(简称“新乡一拖”)订购各种型号拖拉机142台，但收到货后，仍有76万余元货款未向拖拉机厂付款。农牧公司与新乡一拖订立合同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其固定资产被抵押，同时还欠有银行贷款。

判决认为，农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赵守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货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㈦ 刑法司法解释全文

刑法解释全文太长，无法全部复制到本标题下。仅举例第二条，其它内容可以从网络文库阅读、下载。
刑法：第二条【刑法任务】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解释】本条是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 我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其具体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刑法的首要任务。我国的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取得的，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因此，用刑罚方法同一切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武装暴乱、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勾结外国危害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犯罪作斗争，是刑法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刑法的打击锋芒，就是指向这类危害最严重的犯罪，这是符合国家和人民最根本利益的。
2．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国家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证。根据宪法关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刑法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公民生产、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样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刑法对于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
3．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其人身权利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利；民主权利是指公民依照法律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各项权利；其他权利是指劳动、婚姻自由、老人、儿童不受虐待、遗弃等权利。刑法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作斗争，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刑法的重要任务。 4．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否则，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成为刑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犯罪，依照刑法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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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刑法205条司法解释量刑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 规定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㈨ 刑法的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

刑法的司法解释有溯及力，具体如下：

一、司法解释溯及力应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尽管这一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于刑事司法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但鉴于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发挥着阐释甚至补充刑法立法的功能，其不是刑法甚是刑法，因此，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一致赞同司法解释在溯及力问题上与刑法一样，基本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这在2001年12月7日“两高”《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也得到了肯定。

该《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行为时没有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此规定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新”原则；第三条规定，对于具有新旧司法解释交替的情形，对于发生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前的行为，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后处理的，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

第四条对于旧司法解释之前发生的行为，已经办结的，不再变动，也即“从旧”原则。可以总结：对于新司法解释施行之前的行为，在新司法解释之后处理，分为两种情形：如果无旧司法解释的，采取“从新”原则；如果存在新旧司法解释的，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

二、司法解释溯及力存在的问题

有关司法解释溯及力的规定似乎并无不妥，但在实务中会出现以下两种尴尬情形：

第一，适用旧刑法（将修改之前的刑法条文简称为“旧刑法”，相应的将修改后的刑法条文简称“新刑法”）而同时适用新司法解释。

此种情况出现在以下情形：发生在刑法修改之前的行为，如果无旧司法解释可以适用，在新司法解释施行之后处理的，根据该“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当适用新司法解释。但如果新刑法处罚较重，在刑法条文的选择上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适用旧法。

因而出现适用旧刑法而适用新司法解释的可能。

第二，在存在新旧司法解释的情形，可能出现适用新刑法而同时适用旧司法解释的情形：

其一，在刑法已经作出修改，但新的司法解释尚未作出之前，如果新刑法轻于旧刑法，这导致在刑法修改之前发生的危害行为在新刑法生效之后处理的，根据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适用新刑法，但是在新司法解释未作出之前，可能适用旧司法解释；

其二，无论新旧刑法在处罚上的轻重，对于刑法修改后发生的行为，在新司法解释做出之前进行司法处理的，都有可能面临着适用新刑法而适用旧司法解释的可能。

这一冲突并非仅是理论推理，司法实践大量存在。举例而言，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1997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在犯罪对象和结果等方面降低了定罪条件，处罚更加严厉。

但是最高法院2006年7月28日起施行的有关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直至2013年6月19日被“两高”有关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新司法解释所替代。

这导致2011年5月1日到2013年6月19日期间发生的行为，司法机关在2013年6月19日之前进行司法处理的，就同时适用有关“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和2006年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根据其作出时生效的刑法制定的。无论是旧刑法与新司法解释的交叉，还是新刑法与旧司法解释的交叉，如果对定罪量刑的规定不存在冲突尚可，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则会导致部分不符合立法初衷的司法适用争议。对于这一问题，司法解释并未作出适用说明。

(9)刑法的司法解释扩展阅读：

刑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

新旧刑法和新旧司法解释的交叉的原因在于：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改不能同步，司法解释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对象是新旧司法解释，而非针对刑法修改问题。

但由于司法解释是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做出的解释，因此，不能苛求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改保持同步，其必然应当在刑法适用一段时间后，在发现司法适用问题和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作出。

尽管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情有可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刑事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这一冲突。刑法还将不断修改完善，刑事司法对此应当作出合理解决。

对于由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所导致的新旧刑法与新旧司法解释交叉适用的解决，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刑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

也即，司法解释应当完全遵循或者让步于刑法规定。在司法解释与刑法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当然可以同时作为司法处理的依据；但当司法解释与刑法发生冲突，则优先遵守刑法规定，不能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对所应遵守的立法规定进行调整甚至改变。

具体而言，对于前述可能出现的适用新（旧）刑法而适用旧（新）司法解释的情形，应当以新（旧）刑法规定为标准。

如果旧（新）司法解释与新（旧）刑法规定相一致，也即定罪量刑的规定未修改的，可以援引旧（新）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当无旧司法解释可以援引或者旧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被新刑法所修改，则应当分别对待：

其一，在因为无旧司法解释而可能同时适用旧刑法和新司法解释的情形，新司法解释与旧刑法相冲突的，新司法解释不能作为适用依据，对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旧刑法及其生效期间的判例和审判经验作出。

其二，在同时适用新刑法和旧司法解释的情形，旧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已经被新刑法更改的，应当以新刑法的规定为准，旧司法解释则不能再作为适用依据，在尚无新司法解释可以作为适用根据的情况下，对于刑法条文的解释则交由法院根据条文修改的立法原意和立法初衷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