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解释
❶ 如何理解刑法扩张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与复刑法司制法解释是不同层次上的概念。
罪刑法定原则属于基本原则范畴,反映的是基于一定社会价值观所产生的要求,是对刑法实质意义和功能的定位,是构建刑法的基础。
刑法司法解释属于应用规则范畴,是对刑法运作过程中具体适用问题的阐明,是对刑法构建的解说,它影响着实践操作和应用结果。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以刑法条文为形式联结点,因此,二者是否发生关系,有无必要研究二者的关系与刑法典的规定有密切联系。当某一部刑法典明文规定或者实际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时,就产生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性和刑法司法解释的独立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刑法典没有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对刑法司法解释就不存在制约关系,研究工作即会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无价值。所以,二者的关系的实质是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则问题。
❷ 什么是罪刑法定原则
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❸ 如何理解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解答如下：
关于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一、罪刑法定原则能制约刑法司法解释，主要表现在：
（1）对刑法司法解释主体的制约。作为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在加强司法独立的法制条件下，司法解释权归属于司法机关是必然的。
（2）对刑法司法解释范围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禁止习惯法的排斥原则都表达了“法定”罪刑的宗旨。因此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解释行为的性质, 依照规定的刑种和刑度裁量，犯罪构成没有规定的行为不得以犯罪处理，不得超越刑种和刑度量刑。
（3）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制约。罪刑法定的排斥原则之一就是禁止刑法解释的溯及既往。因此，刑法司法解释的根据应以行为时的法律文本为基准进行适用解释。解释的效力只能对以后发生的行为适用。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例外。
（4）对刑法司法解释方式的制约。根据不同的标准，刑法司法解释的种类可以划分出很多种。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又一派生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排斥类推解释的理解，这在各国刑法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也是辩证统一的
罪刑法定的价值目标是在形式公正中实现刑法的安全价值，而刑法解释的价值目标则是如何突破罪刑法定的束缚寻求实体公正。前者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后者则是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样，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其实，如果我们将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置于刑法的价值目标之下，将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现实层面上,而且表现在观念层面上。罪刑法定强调形式公正,，求刑法的安全价值。为了防止司法擅断，严格限制司法权就是其必然选择。因而作为一种价值目标,罪刑法定之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刑法解释在价值选择上是偏向于刑法的公正价值的，并以此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从司法实践看，司法行为不仅要接受立法者的评判，更重要的它要接受全体国民的评判。因为法律不仅是立法者的法律，它更应当是全体国民的法律。刑法解释应当立足于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实践，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刑事立法的权威性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解释的积极作用。因此，法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以刑法的价值目标为终极归宿，以积极的态度趋向于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之不足的功效。
仅供参考！
❹ 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解释的关系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分为“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一)形式的侧面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不定(期)刑，是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被称为“形式的侧面”。形式的侧面源于三权分立与心理强制说两个思想渊源，这两个思想渊源基本上主张议会至上。虽然“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11]也正因为如此，议会主权、议会至上得以推崇。于是，人们信任立法权，只是不信任司法权与行政权；又由于三权分立以及罪刑由司法权管辖，故罪刑法定原则起先所提出的原则均为形式的侧面，旨在限制司法权。即只要法院严格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人们的自由就有了保障。这正是形式法治的观点。形式侧面并未过时，相反仍显重要；而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故现在支撑形式侧面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尊重人权主义：要使国民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必须有事先明文规定的法律，而且不得对法律作类推解释。1．法律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主义，是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必须是成文的法律；法官只能根据成文法律定罪量刑。其具体要求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故行政规章不能制定刑法；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必须由本国通用的文字表述；习惯法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判例也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这几点密切联系，虽易于理解，也存在疑问。2．禁止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事后法原则源于法律的本质。法律一方面具有安定的机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推动或塑造的机能。即法律在保障社会生活的延续，保障人民的权利和正当期盼的同时，能够使所建立的秩序与社会演变相适应，甚至在特定意义上来促进这种演变。法律首先是一种裁判规范，但人民透过裁判规范，可以认识其行为规范的一面。国民相信法律规范的真实性，并将其生活计划置于刑法中，实施法律所允许实施的行为，不实施法律所禁止实施的行为；于是，法律规范起到了指引、促进或者决定人们行为的作用。显然，法律规范不可能在其付诸生效之前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如果法律规范溯及既往，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正当期盼的失落，会导致对法律规范失去信心，进而摧毁法的社会机能。禁止事后法是保障国民自由的要求。因为国民总是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计划和实施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现行有效的法律可以预见，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行事。国民决不可能预见到立法机关在其行为后会制定何种法律，故不可能根据行为后的法律安排现在的行为。如果现在的合法行为，会被将来的法律宣告为非法，进而给予制裁，国民就没有丝毫自由可言。正因为禁止事后法是为了保障国民自由，所以，禁止事后法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如果新法有利于被告人，则可以溯及既往适用新法。更有甚者，在新法处罚较轻或者不处罚的情况下，对原来根据旧法所作的判决也必须改判为较轻的刑罚或者宣告无罪。[23]这是为了使刑罚的处罚范围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扩大国民的自由。禁止溯及既往既是司法原则，也是立法原则。因为刑法适用上的溯及既往与刑事立法上的溯及既往都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即使一般来说，新法优于旧法，但是，在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之前，旧法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的法律，不可认为新法能适应以往时代的需要。根据预测可能性的原理，下列做法违反禁止事后法的原则：(1)对行为时并未禁止的行为科处刑罚；(2)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未规定法定刑)的行为科处刑罚；(3)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4)事后提高法定刑；(5)改变刑事证据规则，事后允许以较少或较简单的证据作为定罪根据。3．禁止类推解释多数学者认为，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内容。类推解释是指，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形式侧面的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导致刑法的规定适用刁：相似的情况，“相似就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矛盾的统一”[24],两种现象之间只要存在相同之处，人们就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性。这样一来，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科处刑罚的危险。禁止类推解释既可以由民主主义解释，也可以由预测可能性解释。立法机关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进行解释；同时，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体系，故在确定文字含义时，应当在维持刑法整体含义的前提下进行解释。如果可以类推解释，则意味着成文刑法丧失了意义。刑法通过其文字形成规范从而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国民通过刑法用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在了解的过程中，国民当然会想到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因此，在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做出解释，就不会损害其预测可能性；如果将国民根据刑法用语所预想不到的事项解释为刑法用语所包含的事项，就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导致国民实施原本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却受到了刑罚处罚。所以，类推解释的结论，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刑罚处罚。禁止类推解释原本只是从形式侧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对刑法做出任何类推解释，，但是，如果同时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出发，对类推解释应当作两个方面的补充与发展。其一，不仅应禁止类推解释，而且应禁止一切违反民主主义、违反预测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释。因为，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限制解释也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即使不是类推解释，而只是扩大解释，但如果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甚至在应当作限制解释而不作限制解释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解释方法无穷无尽，但可以肯定的是，类推解释从方法上来说，就是应当禁止的，而其他解释方法只有从解释理由与结论上才能判断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二，类推解释的要求经历了由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到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过程。之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是因为刑法中存在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因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缘故，按照其文字含义适用时会造成不公平现象。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正是为了克服形式侧面的缺陷，实现刑法的正义。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如何厘定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则是一个难题。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可能具有的含义”，是指依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该用语还能够指称的意义。[25]，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的结论在公民预测可能性之内；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是不确定的。同一种解释，有人觉得是类推解释，有人则认为是扩大解释。例如，将刑法第259条的“同居”概念，解释为包括长期通奸或导致严重后果的通奸，既可能被人们认定为类推解释，也可能被人们认定为扩大解释。即使一些习以为常的解释，仔细思索后也会发现问题。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然而，“侵入”一词究竟能否包含“不退出”的行为，或者说，上述定义是否类推解释，还是存在疑问的。不难发现，这里存在解释者的前理解、一般人的接受程度等问题。尽管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还存在难题，但不能因此否认二者的界限，也不能因此否定扩大解释本身。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法定刑必须有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如果刑法对某种行为没有规定刑罚，那么，根据“没有法定的刑罚就没有犯罪”(Nullum crimen sine poena legali.)的原则，该行为便不是犯罪。[26]同样，如果刑法只是规定对某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没有规定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司法机关因为没有适用刑罚的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不同时代的刑法通常都对犯罪规定了特定的刑种与刑度。所不同的是，在一段时间内，西方一些国家的刑法(如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使法官没有裁量的余地。从表面上看，刑法规定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有利于保障人权。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具体的犯罪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情节、不同的危害程度以及不同的人身危险性，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只能以该种犯罪的平均程度的危害性为根据予以确定，故反而侵害那些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较轻的部分犯罪人的自由。所以，现代各国的刑法都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由于刑法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法官不仅应当以相对确定刑为依据裁量刑罚，而且必须做出具体的裁量，即必须宣告具体的刑罚，而不能宣告不定期刑。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一方面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的均衡，因而符合法治的要求
❺ 如何理解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不需要
(一)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从立法者意图而言,前段旨在突出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段则旨在突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和法律渊源分析,其具体内容分为“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不定(期)刑,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传统内容,被称为“形式的侧面”。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原则、刑罚法定的内容适正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的行为和进行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是其“实质的侧面”。[①]罪刑法定原则下,要求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在刑法文义“射程”范围内进行的扩大、限制等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
(二)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指刑法规定意义的说明。刑法解释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刑法规定的含义与精神;有利于刑法的正确实施和使用;有利于克服刑法表述的某些缺陷;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和完善。
按照刑法解释的效力可以分为正式的刑法解释和非正式的刑法解释。正式的刑法解释主要指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非正式的刑法解释,即未经国家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刑法所做的解释,没有法律效力,但对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具有重大作用。[②]比如专家学者解释、司法工作人员解释等。本文主要以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的非正式刑法解释为研究对象,即司法工作人员在适应刑法过程中,在没有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进行阐明时,如何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下作出必要、合理的解释,准确适用刑法,区分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标准。
(三)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司法工作人员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往往会通过比较解释、体系解释、文理解释、限制解释、扩大解释等方法和技巧进行解释。这些解释方法和技巧,在不超越刑法本意的基础上,是被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比如,在办理聚众淫乱案件过程中,将聚众淫乱限制解释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众淫乱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因为如果不限制解释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众淫乱,就可能导致刑法介入道德生活领域,使伦理秩序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允许类推解释,司法工作人员不能以类推对刑法进行解释。因为类推解释是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并且一般是将所要解释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释,其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于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从论理方法上说,类推解释认识到了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和紧迫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比如,将刑法中的“妇女”解释为“人”,就是典型的类推解释,很显然,这种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冲突的。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适用规则
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来看,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办案中应正确适用刑法,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如果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将难以真正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适用规则可以表现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的解释过程。即在办理具体刑事犯罪案件时,首先从整体上要有禁止类推解释的法律观念,然后回归到案件事实本身,拉近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的连接点,通过交互作用,进行合理必要解释,最后从局部对个别刑法用语作出评价和修正,把握好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作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断。具体表现为:
(一)树立禁止类推解释法律观念
司法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善于解释刑法,不能因为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就仅对刑法条文作字面解释;另一方面也要禁止类推思维进行类推解释。当前类推思维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即不具体分析某种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而仅从整体上考察该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而判断是否成立犯罪。[④]这是缺乏罪刑法定主义法律观念的表现。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树立禁止类推解释的法律观念的情况下,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等诸多方面作出解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问题。
(二)拉近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进行合理解释
由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所以它与犯罪构成事实有别:前者是法律规定,后者是具体事实。二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具体事实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时,才能成为犯罪构成事实。[⑤]案件事实对犯罪构成的解释起着重要作用,现实的案件事实成为推动司法工作人员反复斟酌刑法真实含义的最大动因。在树立树立禁止类推解释法律观念的前提下,司法工作人员在的目光总是不断往返于犯罪构成和案件事实之间,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使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交互作用,一方面将案件事实向犯罪构成拉近,一方面将犯罪构成向案件事实拉近,从而作出判断。比如,犯罪构成的内容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案件事实为行为人故意将他人价值1万元的戒指扔入大海中。如果将犯罪构成中的“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物理上的毁损”,将案件事实抽象为“使他人戒指转移与大海中”,则必然得出无罪结果,但这种结论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于是,司法工作人员可能进一步解释犯罪构成,将“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的本来效用减少或者丧失”,再对比案件事实,则必然得出有罪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工作人员一定要达到有罪结论才罢休。只有在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又不歪曲事实的前提下,使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彼此对应。
(三)综合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司法工作人员应该依据什么标准对刑法用语作出评价和解释,才能把握其拥有之义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的需要证明的事实和不需要证明的事实进行分类。第一类为法律评价,即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公私财物”等则应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第二类为社会评价,即要求参照法律意外的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等一般文化的评价方式评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猥亵”、“侮辱”、“损害”、“泄愤报复”、“淫秽物品”等。第三类为事实评价,即伴随着事实事实判断的概念,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比如,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危险”以及“情节严重”,都是伴随着事实判断的概念。根据具体个案,通过综合评价,准确把握好刑法用语中可能具有的含义。
❻ 简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罪刑法定原版则可以分为绝权对罪刑法定与相对罪刑法定。绝对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认为法官应当逐字地适用刑法。而相对罪刑法定则并不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司法裁量。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罪刑法定，因而给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在空白罪状和概括条款的情况下，法官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裁量。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应当将司法裁量权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只有这样，罪刑法定原则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❼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有哪些
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内容是：
（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扩大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
（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法定罪。
（3）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绝对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
(7)罪刑法定解释扩展阅读
基本要求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
（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
（3）明确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
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则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发生了从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到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转变。
❽ 如何判断某种解释方法,解释结论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第一，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这里包含扩大解释、限缩解释、体系解释、补正解释、历史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比较解释）第二，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第三，法院运用刑法解释体系的时候，必须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判案。具体说，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罪，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释、推测而定为有罪，并且在罪名的认定上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同时，对于犯罪的处罚、即判什么刑，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轻罪轻判，重罪重判，不能轻罪重判，重罪轻判。 举个列子来说明吧，刑法总则第25条规定的那个共同犯罪的行为“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对于这里的“人”并不能解释为所有的人，而应该解释为“年满14周岁的非精神病人”也就是说这里要是能独立承担刑事责任的人。（海南政法-）。对于这个如果讲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纳入到这一条款定罪的话，那么就会对这个故意共同犯罪的进行了扩大的解释，也就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 给个优，选为满意答案吧
❾ 刑法扩张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罪刑法定意为罪与刑罚都是由法律进行规定，且该法律是成文的，定罪和处罚内应依据成容文法而定。
然而，因为法律的文义性，滞后性。在法律的适用中通常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因此需要有权机关进行解释。这也是为了更好的适用法律。落实罪刑法定原则。
定罪判刑只能依据法律。解释是为了达到罪责刑统一。
❿ 罪刑法定怎么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中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内"法无明文规容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一个方面可称之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第罪刑法定二个方面，可称之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都有其各自的含义。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权的维护，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