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司法权
A. 如何将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一、关键是透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关键是通过公开透明，避免权力暗箱操作，促使权力行使者自我约束。尽可能将权力运行的过程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让公众看得见、可感知。
规范司法权的行使，要以全过程展示审判流程公开：从案件进入法院立案阶段，到各诉讼程序，再到司法裁判生效后依法执行，都要依法公开。要构建以庭审为中心，覆盖全部审判流程的司法公开体系。要以多维度实现审判流程公开，不断拓宽人民法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法学专家、律师之间的互动渠道，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适时、主动向新闻媒体通报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公布案件审理结果。要以信息化支持审判流程公开，推行庭审网络直播，搭建社会公众查阅电子诉讼档案服务平台。
裁判文书公开。裁判文书的核心在于说理，公开旨在将裁判说理过程公之于众，让当事人赢得理直气壮，输得明明白白。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互联网公布后，每份判决书都将进入公众评判的视野，伴随主审法官终生，法官的责任心必然有所提高，司法擅断、徇私枉法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减少。
执行信息公开。要尽快建立统一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通过执行信息公开，避免因暗箱操作造成如拖延执行、索拿卡要，偏袒被执行人，帮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等司法腐败行为。
二、本质是有边界：
制度笼子就是要为权力运行设置明确边界，使权力行使“不自由”。制度笼子的边界设置要符合司法规律、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要通过构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权力约束机制，实现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避免边界过宽，权力运行难以受到约束；边界过窄，司法权无法公正高效权威运行的问题。
规范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必要的，但也是最容易产生权力寻租、司法腐败的领域。要完善制度框架，确保自由裁量权依法、规范行使。要加大司法解释工作力度，就抽象、弹性法律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用问题作出明确解释，指导法官适用法律；要及时出台规范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如量刑规范化方面，细化不同的量刑幅度，增强量刑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将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必要的范围内。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最高法院依照严格程序编选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导作用，即在根据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做出裁判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案例指导制度的要旨在其示范性、规范性和引导性，是避免司法权滥用，“同案不同判”的有效手段。法院要切实把握好“类似案件”标准，在同一时期、同一类型、同一争议焦点的案件，原则上要作出类似的判决，否则审判人员必须说明理由。
三、核心是关得进：
制度的笼子公开透明、边界明确以后，核心还是要解决好权力进笼子的问题。关键还在于驯服权力，推进监督制度落实，确保各项监督权落地。
落实人大监督。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选举并有权罢免最高法院院长，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法院院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重点针对执法检查、工作调研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人大在进行监督时，应重点选择社会关注度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案件，尤其是不应仅为涉及特定当事人、特定单位利益的案件提案质询。应善于发现个案中暴露出的司法作风、司法能力、司法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督促人民法院剖析原因，提出措施，完善机制，维护司法权威公信。
完善新闻监督。让司法审判工作时刻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甚至每一次庭审、每一份判决、法官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关注。这一方面让法官感到“不自由”，但也促使法官体察司法权的神圣性，保持审慎敬畏，谨言慎行，公正司法。当然，在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法院在重视媒体、善待媒体的同时又要秉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原则，不能简单的为新闻舆论所左右。
B. 行政干预司法违了什么法
法学界普遍认为，司法独立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司法改革实践表明，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其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戕害也是最大的。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加强对行政权力监督与制约，斩断行政干预司法的黑手。
按照现代法治要求，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在内的各种国家权力的运作都应当纳入司法最终审查的范围。在法治国家，法院在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此同时，《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对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我国法院远没有树立起应有的权威。非但如此，行政机关通过财政、人事、编制等行政管理对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扰与限制，使我国的法院沦为相当边缘化的境地。
行政干预司法的第一个途径即财政控制。我国实行“一级政权，一级预算”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人民法院财政预算是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其决定权掌握在同级人民政府手里。不但法院办公环境的改善、办公设备的添置决定于同级政府预算，就连法院人员工资开支、办公经费支出等也都要受制于同级政府。“吃着人家嘴短，拿着人家手短”，法院也深知其中的道理。因此，法院有时不得不充当地方政府的看家护院。尽管《预算法》规定政府预算应当依法进行，尽管同级人大及常委会对预算具有审批、监督和撤销权，但这些都不足以约束政府的预算行为。中国的法院院长们都知道，与政府搞不好关系意味着什么。因此有人说，在中国当法院院长可以不懂法律，但不能不懂官场逻辑。
编制管理是政府干预司法的第二个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对法官的性质、范围、职责、及权利义务、任职条件、考核培训、奖励惩戒、福利保障等各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但是，符合这些条件就能够成为法官吗？当然不是，这只是成为法官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前提条件。按照现行人事管理制度规定，法院法官职位还要受到政府编制的约束。编制管理本来是行政机关设置行政机构的管理活动，但是现在却同时成为政府控制法官职位设置的制度。另外，许多地方政府还规定，法院招聘法官除了符合《法官法》条件外，还要具有本地方居民户口、通过人事部门组织的公务员资格考试。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突破法律规定，在事实上把法官纳入行政人事管理的范畴。这样，各级政府就通过编制管理、公务员资格管理及户籍管理等从宏观上控制了法院人事权。
行政干预司法的第三个途径是通过政法委。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专门机构，政法委在组织协调司法机关办理案件、保障人民权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认个别党的政法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妨碍法律正确实施的情况存在。按照现行党政领导体制，政府首长多为地方党委第一副书记，其党内排名较政法委书记靠前，而政法委又是司法工作的“领导”机关。为维护政府利益，政府首长常以其在党委中的身份通过政法委干扰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职权。与前两种方式相比，政府通过此种方式干预司法更为隐蔽，造成的危害也更为严重。
因此，斩断行政干预司法的黑手应当从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入手。首先，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提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将法院院长增选进各级党委常委会，并不断提高其在党内的位置；其次，按照《宪法》规定，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的责任追究制。《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本质上讲，违法干预司法也即妨碍法律实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再者，按照《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规范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通过立法禁止各级党组织对正在审判过程中的具体案件发表意见、作出指示，要进一步强调民主集中制，防止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假借集体名义干预司法。同时，将各级党委会对政法工作的决议、决定记录在案，并要求参与讨论的党委会成员签字确认，以备将来复查，追究违法干预者的法律责任；最后，在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同时，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需要说明的是，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协调进行。只要这样，才能使法院从人财物上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斩断政府对司法干预的黑手。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随着人类法制文明的进步，随着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行政干预司法必将受到更为强烈的质疑和抵制，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也必将得到真正的实现！
C. 司法权的程序性
司法权的程序性是指司法权的运作是依据程序法律所规定的顺序、步骤、程式所开展的表现形态。司法权的程序性是非常明显的，三大诉讼法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是程序性法律，其所系统地规定的各种诉讼程序，如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执行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等，无不体现出司法权行使的程序性及规范性的特点。为何司法权的行使必须要依程序规则来进行呢？这是由法律的规范性所决定的，既然司法机关及法官所司的对象是法律，那么，对规范性的法律之适用自然也应依规范性的程序来进行的。程序性也是司法权区别是于行政权、立法权的一大特征。虽然，立法权在行使过程也有一套步骤、方式，但其程序的严格性及系统性程度远比不上司法权的严格性和系统性程度高，况且，立法权也没有一套程序性法律来确定其运作规则。行政权的程序性程度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的程序性程度来讲更低，且更不规范，因为，行政权很多时候是依政策、命令、决策来运作的，机动和灵活性是其突出的特点，因此，其程序性程度远不及司法权的程序性是显而易见的。
司法权的程序具有权威性，是指司法权的行使在完成一个或几个法定程序之后，就对程序参与者各方产生一种法定约束力，非经法定程序的变更或解除，不得改变其效力。司法权程序的权威性是由程序本身所决定的，因为，程序既然是由法律规定的，那么，依法定程序行使的权力自然就会产生法定的权威性。
程序决定司法权权威性的表现为：
（一）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必须依法律规定的顺序、期限、主体、条件等来展开，如果违反这些要素则构成程序违法，程序违法则不能产生法定的效果及权威。
（二）程序的独立性。是指程序的依法运作不应受到非程序性因素的干扰，非因法定原因不得造成程序被任意的拖延、终止、终结或遭人为因素的破坏。程序的独立性与司法权的独立性是一致的，司法权的独立性包含着实体独立和程序独立，依法或依独立程序审理案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符合司法权运作的特点与规律。
（三）程序的保障性。“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此话道出程序的权威与价值。程序的保障性是指程序对参与各方的权利的保护都是平等的，约束各方的义务也是对等的，各方都享有程序给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相关证据，反驳对方的观点，处分自己的权利；各方都平等地接受义务的约束并及时履行义务，尊重对方的权利，等等。只有程序参与人平等地参与程序，平等地受到程序的保障，则他就能够尊重并接受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因为，“权威来源于确信和承认”，所以，程序的保障性自然也就产生权威性。
（四）程序的终局性。由于程序决定着结果，因此，一旦完成了一个或几个程序之后，结果就业已确定，不得改变。例如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案件经一、二审程序所做出的判决，具有终局性。故，不论是一个程序或是几个程序，都应当完整开展，如果未完成法定的程序，自然也就不能产生法定的结果与效力；同时，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之后，程序就具有终局性，这种终局性是不可改变的。这样，其权威性就由终局性所决定。
D. 关于中国古代的司法权问题
"法自君出"
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以礼教为指导原则
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七弃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以刑法为主刑
法律以刑法为主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遂通称刑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一部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混一，作证与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口含天宪"
司法从属于行政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一般无权过问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
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
E. 最高人民检察权的的司法解释，对法院是否有约束力请说明理由！
没有，司法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属正式解释。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说明。对某一案件在适用法律上所作的解释，只对该案件有效，没有普遍约束力。最高法院所作的解释，对下级法院通常具有约束力。违背宪法与法律的司法解释无效。
司法解释不是法律，法官根据案情可以参照司法解释，也可以不参照，因为司法解释没有法律的效力大，法官有自由裁量权的
F. 请从中国法律（最好是宪法）中找到对司法权可以约束行政权的条文
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G. 侦查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
现代一般认为，从侦查权的主动行使特征来看，它理论根据在于行政权；而从其刑事诉讼特征来看，侦查权的理论根据又在于司法权。"*#因此，侦查权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二者的部分特征。在西方大陆法系理论上，“行政程序说”认为，侦查程序是作为行政官署的侦查机关主宰的、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为中心任务的程序，作为侦查对象的“事实”不像作为审判对象的“公诉事实”那样确定，而具有相当的易变性，侦查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事先规定的那样进行，常常会因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侦查程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不同于司法程序的特点，它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约束，在侦查行为的效果上，首先注重的是合目的性，而不是合法性，所以侦查程序在本质上是行政程序。而“司法程序说”则认为，侦查程序固然必须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并且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但它仍然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即使从查明事实真相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对侦查程序进行法律约束，而不能任凭侦查机关“自由裁量”，特别是考虑到侦查过程中必然需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对市民社会的基本人权构成重大威胁，必须要求侦查权的行使针对特定的案件进行，每一项强制措施的采用必须以存在合理的根据为前提，侦查程序虽然不能与审判程序同等看待，但可以视为一种类似的司法过程，即它是受“侦查法”调整的、对于侦查相对人的权利给予保障和救济的司法程序。可见，对侦查程序性质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于侦查目的、侦查机关与相对人的关系、侦查权的约束与法官的参与等问题的不同认识。
H. 法律程序对司法权的约束主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审查。我认为程序对于司法权的约束最主要的表现在审查上。
I. 准司法权是什么意思麻烦解释详细点
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赋予了中国证监会以准司法权，而证监会出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更是对准司法权的行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让广大股民感觉到准司法权正切切实实地向我们走来。毫无疑问，证监会拥有准司法权对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一个不小的利好，我国证券市场违法犯罪案件屡发不止的现状可望得到改善。
准司法权：国际通行我国首次
赋予证券监管机构一些准司法权，是这次证券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这在我国行政执法部门中还比较少见，但却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这主要是因为，证券违法犯罪往往表现为危害易于扩大、蔓延，证据容易毁损、灭失，资金容易隐匿、转移，如不及时制止和控制，不仅案件本身难以查证，难以处罚，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危及市场的安全运行。基于这些考虑，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赋予证券监管部门必要的行政执法权，使其在监管中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实施办法》颁布之前，我国证监会只有行政处罚权，没有行政执法权，即所谓的准司法权，因此只能通过司法机关申请冻结。实践中，往往因为跨部门申请手续及审批过程较长，贻误时机、损失扩大。
准司法权的具体内容
这次新证券法修改新增的执法权，最重要的执法手段之一就是冻结、查封权。作为执法程序的规定，《实施办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决谁申请、谁审查、谁决定、谁执行、谁监督的问题，严格规定证券监管机关冻结、查封和限制证券买卖的实施步骤，各环节相对独立，各负其责，分工合作，保障执法过程的规范化。二是统一申请书、决定书、通知书等执法文书的内容、格式，告知当事人及协助执行单位的权利、义务及配合责任，提高相关措施的实施效率。
依照法律规定，证监会在对证券违法案件进行调查、审理或者执行时，发现涉案当事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实施冻结、查封措施：一是已经转移、隐匿违法资金、证券等涉案财产的；二是可能转移、隐匿违法资金、证券等涉案财产的；三是已经隐匿、伪造、毁损重要证据的；四是可能隐匿、伪造、毁损重要证据的；五是其他需要及时冻结、查封的情形。对于什么是重要证据，哪些情形属于可能转移、隐匿、伪造、毁损，在办法中都有详细规定。
那么，冻结、查封的对象主要有哪些？根据新证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六项的规定，证券监管机构有权冻结、查封涉案当事人的违法资金、证券等涉案财产及重要证据。主要包括：涉案当事人资金账户和银行账户的资金和存款；证券账户中的有价证券；动产(如办公设备)、不动产(如房屋)、特定动产(如汽车)及其他财产权(如股权)；对案件调查有重大影响、对案件定性有关键作用、不可替代或者具有惟一性的重要证据。
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冻结、查封的当事人也并不是完全无可作为。《实施办法》设置了多渠道的救济措施，比如实施时当事人有权陈述和申辩，执行人员应该听取并记录；账户被冻结后，证券持有人提出出售部分或者全部被冻结证券的请求，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将该部分或者全部被冻结证券解冻；当事人提供相应担保的，经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解除冻结、查封措施；涉案当事人对冻结、查封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等。
准司法权：制衡下的权力
有权力，就有责任和对权力的制衡。《实施办法》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案件调查部门、审查部门及派出机构未按规定程序实施冻结、查封等措施，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害的，依法给予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业界认为，“冻结、查封”权力使得证监会的调查监管力度得到了本质上的加强，而不再只是敲山震虎式的行政约束。但准司法权的落实，最终还需要司法权作支撑，需要其他配套的法规。如果法院仍然拒绝受理有关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案，仍然拒绝小股东的集体诉讼，那么证监会的准司法权也就会流于形式。同时，这一权力的行使应该是慎重的，用严格的机制和程序做保障，将权力的行使过程公之于众，主动接受市场和全社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