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的内涵与外延

㈠ 国际商法的题目~~！！

国际商法概念初探国际商法作为一门大学课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在国外的一些大学中开设多年。[1]在我国，随着近年来对外工作的不断扩大，不仅一些大学开设了国际商法课程，而且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商法已成为许多行业和部门人士的重要而受到普遍重视。与此同时，“国际商法”一词在各种场合被频繁使用，冠以国际商法名称的书籍也屡见不鲜。[2]于是，不断有对国际商法感兴趣的大学学生、生和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什么是国际商法？怎样理解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际商法是否同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或民法、经济法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深入，对法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而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新课题，推动和繁荣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正是我们法学研究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鉴于此，笔者拟对国际商法的概念从理论上进行初步的探讨，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国际商法概念的研究，综合考察国内外学者散论于各种著作中对国际商法概念的说明，笔者认为国际商法的概念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下文分别予以阐述。 一、从广义上看，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一，按照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国际商法就是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这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指某种商事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用以调整所有这些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就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具体将，举凡涉及商事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或冲突法规范，国际商事公约或条约，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都应包含在内。 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除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依据和主要的标准外，由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法律调整的异同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标准。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从未引起过争议，但刑法显然不是调整同一种类的社会关系的，而是调整由于犯罪所破坏的多种社会关系的，几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但其调整方法却是单一的刑罚手段。这是其它法律部门所不具有的调整方法。同样，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是多样性的，有不同于其它法律部门调整方法的显著特征。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既包括协商与调解等调整方法，也包括仲裁与诉讼等调整方法，既包括国内法的调整方法，也包括国际法的调整方法。因此，从法律调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说明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在讨论国际商事法律问题时，有必要对国际商事法律中的“商事”一词进行说明。“商事”一词是国际贸易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的惯常用语。一般来说，国际组织或国家都对“商事”一词尽可能做广义的解释。如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时，就“商事”一词所作的注释[4]，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代理；保付代理；租赁；咨询；设计；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保险；开采协议或特许权；合营或其它形成的或商业合作；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法典》则仿照《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罗列了18种属商事关系的事项：（1）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交易；（2）销售协议；（3）商事代表或代理；（4）开采协议或特许权；（5）合资或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6）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7）建筑；（8）保险；（9）许可；（10）保付代理；（11）租赁；（12）咨询；（13）工程；（14）；（15）银行；（16）资料或技术的转让；（17）知识或工业产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版权和软件程序权；（18）专业服务。[5]另根据我国加入1958年订于纽约的《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时作出的商事保留声明中提到的“商事”的概念，包括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等。[6]因此，我国关于“商事”一词的解释也是一种比较广义的解释。国际商法就是规范各种商事主体在上述国际“商事”领域活动的法律。 第二，从国际商法的产生看，国际商法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的。它最初所调整的商事关系就不是一国国内商人之间的商事关系，而是跨国界的、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国际商事关系。 国际商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商法的形成来源于实践，它的系统化过程不是由于国家的立法或学者的传播，而是由于其适用者兼推行者的努力。国际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它在十一世纪出现于威尼斯，后来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逐步扩大到西班牙、法国、德国及英国，甚至北欧各国和非洲北部。这种以商人（主要是从事两国或多国间贸易，并须经船舶运送的商人）间为规范对象的国际商法，属于商人习惯法，是以当事人自治原则为最高原则，经由交易常例、习尚、习惯而形成的法律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货物买卖合同的标准条款、两合公司、海上运输与保险、汇票、破产程序等方面的规范。这种商人习惯法是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集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商事交易的法律和商业惯例，它与当时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具有国际性，是国际商法，普遍适用于各国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2）它的解释和运用不是由一般法院的专职法官来执掌，而是由商人自己组织的法院来执掌，其性质类似于的国际商事仲裁或调解；（3）其程序较简单迅速，不拘泥于形成；（4）它强调按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处理案件。[7]

㈡ 吧里有学国际金融法专业的学长学姐吗

国际金融法所调整的国际金融关系是具有金融性的国际关系。在当前金融业多向度、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探寻金融的恰当含义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国内外对金融的含义存在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直接影响到对国际金融法的概念、调整对象、范围、渊源、理念及社会功能等问题的科学认识，影响到国际金融法科学体系的建立。因此，探讨金融的含义就构成考察和掌握国际金融法基本理论的基点和起点。对于金融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金融的内涵
金融的内涵，即金融的本质属性有哪些，这是认识金融和国际金融法所必须回答且难以回答的问题。
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1.金融
在训诂意义上的基本含义“金融”是由中国字组成的词，据考证，它并非古已有之。古有“金”和“融”，但未见“金融”连在一起的词。《康熙字典》及其之前的工具书均无“金”与“融”连用的词，即为佐证。将“金”与“融”连起来始于何时，无确切考证。是否直接译自Finance亦无任何证明。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来自明治维新的日本。那一阶段，有许多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从日本引进——直接把日语翻成汉字搬到中国来。最早列入“金融”条目的工具书是: 1908年开始编纂、1915年出版初版的《辞源》和1905年即已酝酿编纂、1937年开始刊行的《辞海》。
《辞源》(1937年普及本第11版)对金融的释义是:“今谓金钱之融通状态曰金融。旧称银根。各种银行、票号、钱庄，曰金融机构。”《辞海》( 1936年版)对金融的释文是“(monetary circulation)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金融市场利率之升降，与普通市场价之涨落，同一原理，俱视供求之关系而定。即供给少需要多，则利率上腾，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紧迫，亦曰银根短绌；供给多需要少，则利率下降，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缓慢，亦曰银根松动。”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始于近百年前编纂的《辞源》、《辞海》是最早有据可查的、编入金融条目的辞书，说明这个词在20世纪初以前已经使用，并已相当定型。《辞海》注以英文，显示该词有可能来源于海外。《辞源》、《辞海》就其始刊时对金融的定义来看，简单地说，金融就是资金融通，即由资金融通的工具、机构、市场和制度等构成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系统。这一含义至今仍然能够体现出金融的初始的和基本的本质特征。
2.金融是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是资本以金融市场为主要依托所进行的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明了地说，虚拟经济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实体经济活动就是将货币通过交换成劳动力、原料、机器设备、厂房等，然后经过生产产出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再通过交换再变回货币。在实体经济的循环中，资本增值，取得了利润，这是实体经济的过程。虚拟经济的循环是在金融市场上，货币先通过交换成为借据、股票、债券、外汇等，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通过交换将这些金融产品变回货币，直接以钱生钱。
虚拟经济经历了商业信贷、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以及国际集成化等阶段。金融最初是个人之间的借贷，财富的剩余者将闲置货币借给借款人，这时货币变成了生息资本。
由于这样的借贷风险比较大，而且无法优化投资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出现。银行把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集中起来，变成生息资本，借给那些需要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人。银行在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赚取利差。企业向银行间接融资，因为有利差的存在成本较高，企业如果直接发行债券，不仅融资成本较低，而且投资人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这样就产生了债券。同时，为了使投资者能够共担风险，股票也出现了。债券和股票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债券和股票出现后投资品种和选择多样化，但流通性问题妨碍了社会投资。有价证券市场化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股票和债券都能在市场上随时变回现金，这样解决了流动性问题。最后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集成化，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日益增大，虚拟经济的总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由于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资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调动，国际金融市场已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
将金融界定为虚拟经济，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虚拟经济活动包括哪些内容和形式? 这是认识金融的性质所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金融的初始基本含义是资金融通，但是如果仅限于此，那么还不足以反映现代金融的全貌，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和有些保险产品等就不具有资金融通的性质。因此，以金融市场为依托所进行的金融活动，除资金融通外，还应包括非资金融通的活动，如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交易，分散风险和弥补损失的保险活动等。只有这样，金融的概念才能与时俱进，对当今的金融实践具有周延性。
总之，国际金融法的调整对象具有金融性，而国际经济法其他分支的调整对象则没有金融性质，因此，金融性将国际金融法与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其它学科或科学区分开来，也将国际金融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其他分支，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区别开来。国际间资金流动的形式，依投资方式，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国际投资法调整直接投资关系，国际金融法则调整间接投资关系。凡是以金融市场为依托进行的虚拟经济活动都属于国际金融法调整，而不具有以上特征的国际间资金流动关系则由国际投资法来调整。
例如，处于国际投资法和国际金融法敏感地带的股票购入，如果这种购入是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这种行为本身由国际金融法调整。如果买卖的目的是为了持有能提供一定收入的证券以便在证券市场获利，而不是为了经营管理企业，也不享有控制权，则这类交易始终都应受国际金融法调整。如果购入股票的目的是为了经营管理和控制企业，购入股票后参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或控制，那么，股票购入行为由国际金融法调整，购入后的经营管理或控制行为等由国际投资法来调整。如果对企业的收购不是通过证券市场而是通过产权市场进行的，且收购后对企业行使了经营管理或控制，那么，整个活动都应受国际投资法的调整。
(二)金融的外延
金融经过多年来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人们对其范围形成共识，反而似乎助长了分歧。对于金融及其外延，国内外存在不同的界定，大体上可以姑且称为一般意义的金融和狭义的金融。以下对金融及其范围的考察从当今对金融的两种主要理解入手，在此基础上找出金融的基本外延。
1.一般意义的金融
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包括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资金借贷市场，证券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中所具有的以上内容等。在国内，这种理解多年来存在于党政部门、实际经济部门、经济学界、本土金融学界，它不是始于某种理论界定，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在国外，对金融也存在类似上述意义上的理解。
韦氏词典对金融的理解就与我国对金融的上述理解基本相当。根据《韦伯斯特第三版国际新辞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金融包括“货币流通(circulation of money) 、信贷发放( granting of credit) 、投资(making ofinvestments)和银行设施的提供(the provision of bankingfacilities)等。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还有一种对金融的广义的理解:凡是与钱有关系的事情都可用“金融”(Finance)这个词。《牛津辞典》(Oxford Dictionary)和一些网络全书对Finance 的解释是: 货币事务(monetaryaffairs) 、货币管理(management of money) 、货币资源(pecuniary resources) ……。有时， 它指财政， 在与company、corporation、business联用或与之有关的上下文中，指公司财务等。这种理解显然比对金融的一般意义理解更广，不仅包括上述一般意义的金融，并且还包括国家财政、企业财务以及个人货币收支等。
2.狭义的金融
狭义的金融是指有价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市场，是指资本市场。持这种理解的人士认为，“金融”就是西文的Finance，Finance 即指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 ， 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 。据黄达先生考察，持有这样用法者在国内主要是: 80年代开始关注金融、研究金融的一些中老年理工学者；90年代中期起，在国外学成回国的中青年学者。其共同特点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国外，且只将金融覆盖面限于资本市场。持狭义理解的一些人士也承认，在自己的“金融”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被更多的人视之为“金融”的领域，可称之为传统领域，但认为这只不过是过时的用法，不能与国际接轨，将来必被取代。
既然对金融的狭义理解来自于西方，因此，西方也就不乏对金融的这种界定。如比较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对“Finance”的解释则是“金融主要关注资本市场的运行， 以及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
3.金融的恰当范围
认为对金融持一般意义的理解比较合理和得当，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向度来考察。
(1)从金融的起源和现实来看，一般意义的理解比较切合实际。
从历史上看，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起源于银行。把金融(Finance)限定用于资本市场，在西方也是近些年在特定圈子里的事情。从现实和发展前途看，虽然资本市场可能成为将来金融的主体，因而未来的金融可能主要指这一领域，但是商业银行的作用今天依然极大，今后是否必将削弱尚难定论。如果银行、货币趋于泯灭，金融大概也不能独自保存下来。
(2)从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具体使用情况来看，一般都趋于采用一般意义的金融。
①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对金融的理解和使用
联合国统计署有对金融及相关服务(Financialand Related Service)的统计，该项目大体上包括:金融中介服务，包括中央银行的服务、存贷业务和银行中介业务的服务；投资银行服务；非强制性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服务、再保险服务；房地产、租借、租赁等服务；为以上各项服务的各种金融中介的服务。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出于对WTO成员方影响金融服务的措施进行约束的目的，对金融服务进行了列举和界定(Definitions) 。《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 的金融服务附件(Annex on FinancialServices，简称金融附件)规定，金融服务包括所有的保险和与保险有关的服务、所有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服务(保险除外) 。其中，保险和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包括以下活动:直接保险(含寿险和非寿险) 、再保险和分保、保险中介(如经纪和代理) 、保险附属服务(如咨询、精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等) 。银行和除保险之外的其它金融服务包括以下活动:接受公众存款，发放各类贷款，金融租赁，支付和转移服务，保证和承诺，自营或代理买卖货币市场工具、外汇、衍生产品、汇率和利率工具、可转让证券、其它流通工具和金融资产包括金条等，参加发行各类证券，货币经纪，资产管理，金融资产的清算服务，金融信息的提供转移和金融数据的加工，为以上活动提供的咨询、中介和其它附属金融服务。
②有关国家对金融的主要理解和使用
从有关国家对金融的理解来看，美国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Act) ，其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s)的范围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储蓄协会、住宅贷款协会以及经纪人等中介服务。如果说“金融”一词来自日本，考察日本对金融的使用情况是有说服力的。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报告， 前些年与“金融(日文的汉字) ”对应的是货币和银行(Moneyand Bank2ing) ，这些年改为货币、银行和证券(Money，Bankingand Securities) 。日本中央银行的用法在日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我国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对金融普遍采取的是一般意义的理解。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与现实的时间向度，还是从国际组织与各国的空间向度来衡量，对金融做一般意义的理解构成对金融的普遍的理解，采用这种理解既符合历史和现实，也与国际金融实践相吻合。据此，简单粗略地说，金融涵盖货币、银行、证券、保险等。国际金融法应当涵盖以上领域。 国际金融法调整的国际金融关系除了具有金融性外，还具有国际性。以什么作为标志和标准来界定“国际”? 理论和实践都莫衷一是， 为此需要进行探讨。
(一)确定“国际”的现有标准
“国际”在许多学科和法律领域中都有使用，但含义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将判断“国际”的标准归为三类:国际公法标准、跨境标准和基于民商法视角的涉外标准。
国际公法标准体现在国际公法对“国际”的理解。国际公法将“国际”通常限于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即认为只有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才构成国际关系，这是从主体的角度作出的认定。
跨境标准体现在国际经济法学者和部分国际金融法学者对“国际”的理解和解释。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一般认为，国际经济关系是指不同国家的个人、法人、国家与国际组织由于从事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关系。而跨越国境的活动，一般是行为或行为的对象、结果涉及了一个以上的国家。所以，从这一定义看，国际经济法上的“国际”是从主体、客体或内容方面认定的。研究国际金融法的学者对于“国际”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关系就是跨越一国领域的金融关系，不仅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发生的金融关系，而且也包括分属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之间以及它们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发生的金融关系。这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法上述标准的套用。需要指出的是，跨境标准所讲的跨境活动或跨境关系不止是跨境交易这类私法性活动或关系，也包括多边、双边和一国对外的公法活动或关系。
基于民商法视角的涉外标准见诸于国际私法、部分国际金融法学者的表述。国际私法调整涉外或曰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而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就是该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这三项要素中至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因素与国外有联系。有国际金融法学者将国际金融表述为在金融活动的主体、交易标的或交易行为中含有跨国因素的资金融通；有的认为国际金融法上的国际是各种形态的货币金融资产跨越国境的流通和交易。国际私法和上述国际金融法学者的共同点在于:把“国际”的内容限于民商事流转和交易；强调主体、客体或内容三要素有涉外成分。
跨境标准虽然也强调主体、客体或内容的跨境，但它与基于民商法视角的涉外标准不同，前者强调的跨境活动不仅包括跨境交易，而且还包括交易之外的活动，如国际规制与监管等。涉外标准在国际私法中极为正常，因为国际私法调整的就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发生在私法领域，具有私法性质，但是，这一标准以及其它标准是否适用于确定国际金融法中的国际性呢?
(二)国际金融法中“国际”的标准
在以上标准中，国际公法标准，与国际金融交往和活动的现实相悖，因此，是不适用的。众所周知，国际金融交往和活动并不限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有关的法人和自然人也是这种活动的重要参加者，如一国银行向外国借款人发放贷款，本国公司在外国金融市场上发行证券等。同时，各国的法人和自然人还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发生形形色色的金融法律关系，例如，不少国家的政府将本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以外国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和经营，形成这些政府与银行的借贷关系。又如，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私人企业的贷款，形成国际组织与一国法人的借贷关系。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要的国际金融活动，不应被排除在外。
基于民商法视角的涉外标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前所述，资金融通是金融的初始基本含义。金融发展到今天，既包括资金融通，也包括非资金融通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法在性质上是规制与监管之法。因此，把国际金融关系中的国际性限于跨境民商事流转和交易，是不妥的。
在国际经济活动，包括国际金融活动的许多情况下，将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性界定为跨越国境，即采用跨境标准是适当的。但是，如果将国际金融法的国际性完全限定在跨越国境的金融活动之内，认为某一金融关系只要在主体、客体或或法律关系的内容方面具有涉外性，就具有国际金融法上的国际性或跨国性，也存在不周延、不全面的问题。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WTO对金融服务的界定。
WTO的金融附件规定，金融服务是由成员方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具有金融性质的任何服务，而金融服务的提供指的是GATS第1条第2款所指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4种服务提供方式。在这四种方式中，只有跨境提供与货物贸易的通常形式相当，即交易客体跨越了国境，而其他三种方式中的两种方式即境外消费和自然人移动，虽然都是货物贸易所不具有的，但能够为跨境标准所覆盖。在境外消费方式中，从金融服务接受者的母国角度看，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服务交易的客体——金融服务以及法律事实都发生或可能发生在国外。从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母国来看，交易的主体之一——金融服务接受者构成涉外因素。在自然人移动中，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自然人，不论其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代表其所在的机构，对金融服务接受者的母国而言构成涉外因素，对该自然人的母国而言，服务接受者以及法律事实构成涉外因素。
但是，金融服务的最重要的方式——商业存在就不同。建立商业存在涉及涉外因素，如建立商业存在的投资者和所需要的投资来自于境外，但是，WTO所说的商业存在是以商业存在这种形式而发生的金融服务。以银行为例，如果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采取的是外国银行的分行形式，提供金融服务的该分行可以看作是涉外主体，因为外国分行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的延伸，不具有东道国的法人资格。但是，如果设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采取子银行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通常就不存在任何的涉外因素，因为子银行是东道国的法人，交易如存贷款的客体——资金完全可能来自于东道国公众的存款，法律事实也通常发生在东道国，所以在主体、客体和法律事实等方面都没有涉外因素，但它确实是WTO项下的金融服务贸易。不止于此，因商业存在而发生的法律关系远不止金融服务的提供和交易，WTO将商业存在界定为服务提供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将成员方影响这种服务提供方式的成员方措施(如法律和政策等)纳入其约束和规制的范围，以建立多边贸易秩序和推动金融服务的逐步自由化。因此，商业存在必然引起WTO对各成员方的金融规制关系以及各成员方对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建立商业存在的管理关系等。调整这些关系的法律规范显然都属于国际金融法，但却并不都为跨境标准所覆盖。
这里需要解决一个潜在的疑问:在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存在，特别是注册独立法人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时，这种金融服务是国际金融服务本身的应有之义，还是WTO有关金融服务的法律架构对国内金融服务的延伸适用? 换言之，这种金融服务是国内金融服务，还是国际金融服务?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服务和服务贸易的特征入手。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等性质和特征。以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为例，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决定了服务交易通常需要服务的提供者和服务的接受者彼此接触，而且外国服务提供者也需要通过商业存在等方式了解当地情况并对情况变化做出反应。从这一意义上讲，通过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接触而发生的服务贸易都是适应服务的性质和特点而发生的，而不论这种接触是通过服务提供者的移动(自然人移动)或服务接受者的移动(境外消费)而发生的，还是由生产服务的手段跨境转移而发生的(商业存在) 。这就导致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发生并不一定总是需要服务本身的跨境转移(跨境提供) ，通过服务提供者或接受者的移动使二者接触，或通过生产服务的手段的跨境移动而在当地建立商业存在，同样可以发生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同时，由于服务具有上述性质和特征，各国需要借助国内规制的方法来管理国际服务贸易，WTO为了推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需要将成员方影响上述所有方式的措施纳入到其约束范围之内。
因此，因生产服务手段的跨境转移以及由此所导致服务提供者在当地建立商业存在而发生的金融服务贸易，虽然可能没有任何的涉外因素，但确实是适应服务的性质和特点而发生国际交易。然而，依据跨境标准，因商业存在而发生的有关金融法律关系显然不具有“国际”性。这就在活生生的国际金融活动面前暴露出了跨境标准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定义国际金融法中的“国际”性就成为现实的需要。
如何重新定义? 跨境标准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于对国际金融关系的判别的，只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判别金融关系是否具有国际性，只需要在跨境标准的基础上将外国商业存在这种情形包括进来即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金融关系不仅包括有关国家的个人、法人、国家与国际组织由于从事跨境的金融活动而产生的各种关系，也包括在外国的商业存在这种形式中没有发生跨境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简言之，国际金融关系是具有涉外因素或通过外国的商业存在而发生的各类金融关系。
国际金融法所调整的金融关系所具有的国际性使国际金融法与国内金融法区别开来。国内金融法所调整的金融关系没有国际性。具体来说，具有国际性的金融关系由国际金融法来调整，而不具有国际性的金融关系由国内金融法调整。虽然对因商业存在而发生的各类金融关系，从表面上讲，很难分清是国内金融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但是，只要生产服务的手段和为此进行的投资发生了跨境转移就构成国际金融关系，从而应由国际金融法来调整。

㈢ 我国海商法该从哪些方面修订

没有官方结论，都是学者观点

㈣ 商法中的信义义务

忠实义务，又抄称信义义务袭，指董事管理经营公司业务时，毫无保留地代表全体股东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自导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优先。它源于作为受信人的董事与作为受益人的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公司由董事控制，是董事决策公司应采取的行动。就关于公司而作出的任何行为而言，董事处在如同受托人一般的信义地位[1]。依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对董事在法律或事实上产生信任，有所信赖；董事因接受公司信任而负有诚信、忠实、谨慎与勤勉等义务。公司对董事个人素质与品德等充分信任，董事在此关系中具有极强人身性。从权利义务一致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权力，董事应基于信任在法律上承担忠实义务。这主要包括：(1)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范围内，遵守公司章程，董事为正当目的诚信行使职权，努力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2)尽力避免董事个人利益（含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若两者冲突，后者优先。了解忠实义务，须明确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

㈤ 试述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功能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
摘要
]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领域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在现代民法中
,
诚实信用原则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该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项道德原则
,
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
原则。对于立法者未能预见的案件
,
可用该原则补充法律漏洞
,
使法律和裁判适应社会的发
展变化
,
从而使民法更加完善
,
制度更加健全。

[
关键词
]
诚实信用原则；概念；语源；历史沿革；地位；作用

一、诚实信用的概念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与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从域内外学者对其确定性与

否的认识
分野而言，有
“
语义说
”
和
“
一般条款说
”
这两种学说。
“
语义说
”
从诚实信用原则的字面意义出
发，
以该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具有相对确定性为认识基点，
该学说主张：
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民
事活动的参加者不进行任何欺诈、恪守信用的要求，其内涵为恪守信用、不欺诈；
其外延为
对民事活动参加者的要求。

“
一般条款说
”
则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均具有不确
定性，
是可弹性适用于民法各领域的有关公平正义的弹性要求。
就内涵而言，
诚实信用原则
是以模糊的公平正义要求为内容的规则；
就外延而言，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不确定性，
可补救
具体规定的不敷使用。①从诚实信用之语源可以看出
“
语义说
”
过分拘泥于字面意义

，未能
揭示出诚实信用原则之概念的本质，
且
“
语义说
”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客观上起到了对该原
则之适用的限制性效果，
不符合现代各国民法的一大趋势
——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宽泛化、
深入化。因而，域内外学者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多持
“
一般条款说
”
，在此基点上，
学者们又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

二、诚实信用的语源

诚信一词的语源出自我国古代典籍。
公元前
15
世纪前后，
商朝的
《商君书
·
靳

令》
将
“
诚
信
”
与
“
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
等并列确定为
“
六虱
”
。②另据
《唐书
·
刑法志》
的记载，
唐太宗于贞观六年，
“
亲录囚徒，
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
纵之还家，
期以明年秋即刑。
即期，
囚皆脂朝堂，
无后者。
太宗嘉其诚信，
悉原之。
③这两处所称的
“
诚
信
”
，可理解为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方面的诚实不欺，尚未成为专门的法律术语。

一般认为，诚信一词在西方文明中的符号表现源自拉丁文
Bona Fides
，考

察拉丁文

Bona
Fides
一词，
Fides
来自动词

fieri
，为
“
已经做成
”
之义，后来转义为
“
信
”
的意思，对于
“
信
”
一词，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将之解释为
“
行其所言谓之信
”
（
Fiat quod dictum est appellatam
fidem
）

④此语相当于中文中的
“
言必信，
行必果
”
；
Bona
一词，
是
“
好
”
的意思，
起强化
Fides
，
的作用。
Bona Fides
在法文中转化为

Bonne Foi
，在英文中为

Good Faith
，其中

Bonne
及
Good
与

Bona
同义，
Foi
及

Faith
与

Fides
同义。
因此拉丁文中的

Bona Fides
及作为同义
词的
Bonne Foi
、
Good Faith
均为
“
好的信用
”
、
“
良信
”
、
“
善意
”
之意，
并在习惯上被翻译为
“
诚
信
”
。

但是，严格地从语义学的角度上说，
Bona Fides
仍然不是作为法律术语的

“
诚信
”
一词
最完整的符号表现，
因为，
“Bona Fides”
的原始词义有
“
信
”
而无
“
诚
”
。
“
诚
”
与
“
信
”
的合用即
“
诚
信
”
一词完整的符号表现为德语词汇

Treu und Glaube
该词来源于古代德国的誓约，取忠诚
和相信之意。在古代德国，人们常常以
In Treu
（于诚实）
、
Mit Treu
（于诚实）
、
Bei Treu
（依
诚实）
、

或

Unter Treu
（在诚实名义下）强制对方作誓。后来为了求得更加可靠，在诚实之

外加上

Glaube
（信用）二字，而以
“
于诚实信用
”
为誓辞起确保履行契约义务的作用。⑤可
见

Treu und Glaube
是
“
诚信
”
及
“
诚实信用原则
”
在法律语境下的真正语源。

三、诚实信用的历史沿革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发展至今，已成为君临整个民法领域的
“
帝

王原则
”
，
但其发展与演进并非是直线形的，
伴随着客观环境与人类的主观认识的变化，
诚实信用原则
经历了由发端进而衰退再转入复兴的曲折的历史沿革。

罗马法阶段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发端并初步繁荣的时期。
对这一时期的法律原始文献及相
关历史文献的考察可以看出，
诚信契约与诚信诉讼伴随着罗马经济的繁荣而逐步兴起。
在经
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随着古罗马文明的衰退

，诚实信用原则也随之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甚至在罗马法复兴时期
——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创制时代，
诚实信用原则虽被提出，
但
仍只是作为点缀品而存在，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初至今这个阶段，
可称之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被世界各国民法所规
定，而且其地位提升，适用范围扩大，

在法律实践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四、诚实信用在民法中的地位

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在民法基本原则中居于统领地位，
更是现代民法
的基本精神之体现。

第一，

诚实信用原则的经济基础。

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笔者同意学者
郑强的观点：
“
如果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
的关系，
那么在任何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
便包含了对诚实信用的要求。
这
就是诚实信用的物质经济基础
”
⑹。现代经济充满复杂性、高度的风险性，要求民事主体以
更为真诚守信的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参与民事活动。
唯有如此，
才能保护交易安全，
实现当
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和社会的公正。
因此，
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不是人为操作，
而是现代
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精神和立法者意志的直接反映。

民法基
本原则是指
“
其效力贯穿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规则，是对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社会关
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
”
⑺，它的根本属性来源于内容的根本性和效力的贯彻始终性。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立法者
主观意志的体现，也是现代民法精神的根本体现。现代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在民事领域
表现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体现了社会本位主义的要求，而作为维持民事主体之间利益平
衡的诚信原则，与公平正义有同等的价值内涵。立法者必然在民法典中确定诚实信用的基
本原则，以保证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和民法本质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统一，并为法律的适用和
法律漏洞的补充符合立法者意志提供法律的一致性依据。

第三，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统领作用

现代民法是以诚信原则为核心的法律
体系，尽管诚信原则与其它原则有内涵和侧重点的差异，但诚信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具有同等的价值内涵；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和情势变
更原则以及等价有偿原则等则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和制度化；遵守法律和政策原则、维护
社会公德、公共利益和国家计划原则等原则更是诚信原则的应有之意和补充。因此，诚实
信用原则是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民法原则的
“
原则
”
，它理所当然是民事立法、守法、
司法的
“
帝王条款
”
。

五、诚实信用在民法中的作用

一、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本质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本质是，法官通过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扩张性解释，并依其处理一些特殊的案件，以实现个案处理结果公平、
正义之目标，从而对
法律进行实质性发展的能动性司法活动。
本文之所以将其本质作以上定性，
主要是由于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是现代民法价值理念的体现。现代民法的理念价值
——
实质正义
是历史的产物。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
19
世纪的近代民法基
础的两个基本判断，
即所谓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
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
造
成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
迫使法立法者、
司法者和学者必须面对现实，
抛弃
近代民法的形式主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
20
世纪之初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所共同面
对的难题，
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应孕而生的。
其经过立法者、
司法者和学
者的不断挖掘，
被予以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最终从近代民法中的契约原则和上升为
民法的基本原则，
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可以说，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理念
——
实质正义，
逐渐取代近代民法理念
——
形式主义过程中，
在民法立法模式上的重要体现之一。
现代民法
实质正义的理念的形成，
促进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而诚实信用原则则全面贯穿了实质正
义的精神。
现代民法理念的形成与相应的立法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
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
系，互相促进，
互为条件。
贯彻实质正义精神的诚实信用原则，
在客观上体现为两种利益关
系的平衡，
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以及当事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即社会妥当性。
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必须以这两点为价值目标，其本质体现为公平、正义。

第四，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首先是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
社会生活条件在空间上涵
盖范围的无限性以及其时间范围内的千变万化性，
与体现了认识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成文法存
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律既不可能对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予以明确规定，
也不可能在时间上随时根据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致使成文法存在
“
不合目的性、不
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
”
等局限性。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大多数成文法国家除采取及时
修改有关法律条文这一措施外，
大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明确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承
认法官有造法之功能；二是立法者在法典中建立一些
“
框架
”
概念，通过法官对这些
“
框架
”
概
念的解释和适用，
以处理应对各种难以预料的社会现象。
就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来看，
我国
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
即法官通过司法活动直接造法的行为没有得到法
律的明确授权。
我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法官对法律作出相应的解释，
并
以之来调整相关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的。
因此，
对作为
“
框架概念
”
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诚实信用
原则的适用，首先是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过程。

第五，

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能动性。
这是由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弹性规则和强
制性、补充性规则的特点所决定的。立法者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而建立起来的
“
框架
”
概念，
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不明确，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
“
乃属白纸规定
”
，
“
无色透明的
”
。也就
是说，
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无所不在。
只要在适用成文法的过程中出现漏洞与不足，
诚
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就会被运用和体现。这也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适用上的强制性。
在民事活动中，
其具体体现为：
无论当事人是否约定，
诚实信用原则都是约束双方当事权利
义务的当然条款，使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约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这种强制的补充性义务。
并且当事人也不得约定排除其适用，即使约定排除，其效力也归于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讲，
诚实信用原则是当事人进行任何民事活动时，
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当然组成部分。
法官在审
理民事案件中，首先应尊重这种体现为民事权利的私权，

并当然地适用作为私权表现形式
的诚实信用原则，
不须以当事人是否明确作出意思表示为标准。
因此，
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
的适用具有能动性。

第四，
法官适用诚实任用原则在实质是发展了现行法。
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补充性规则的
存在，
具有其合理性的同时，
也决定了这些规则只能处于补充性地位，
这种补充地位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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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从现代商法的内涵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关于商法的地位与商事立法问题，学界历来存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主张。然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国内的商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分立而民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合一，这其中或许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笔者看来，商法是否独立，商事通则制定是否可行，是一个逻辑性、体系性、科学性的论证过程，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则，也绝不意味着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撇开感情因素，对这个问题做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考察。

商事规范与“商事通则”

（一）关于商事规范内容的通说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为对商或商事关系的界定是构建商法的概念、规则、体系的基础，所以研究商事规范需从对商的认识出发。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界定，“商是指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的货物之交换。”《韦氏新国际辞典》称“商是指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笔者认为这些界定主要是针对古典商业时代而言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事的范围和种类已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形成 “无业不商”的局面，商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交易的行为，在法律上皆可谓之“商”。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现代意义上的商事是指一切营利性主体所从事的一切营利性活动或事业的总称。

在世界各国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商法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韩国等4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商法仅是民法的特别法，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典，仅以商事单行法和散见于民法及其他部门法、判例中的商法规则为表现形式。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国家中，《德国商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商人的身份，下设商人、商业登记簿、商号、经理权和代办权，商业辅助人和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事居间人七章；第二编为公司和隐名合伙，下设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隐名合伙三章；第三编为商业账簿，下设对所有商人的规定，对资合公司的补充规定、对登记合作社的补充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补充规定、私人提出账目委员会及提出账目咨询委员会五章；第四编为商行为，下设一般规定、商业买卖、行纪营业、货运营业、运输代理营业、仓库营业六章；第五编为海商，内容另行刊载。它未涉及任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的内容，对有限公司、合作社、证券等相关内容也未作规定。《法国商法典》的内容涉及商人、商人会计、商品交易所、居间商、质押和行纪商、商行为的证据、汇票和本票、商业时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采用了总则、公司、商行为及海商四编的体系结构，规定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的内容，又规定了买卖、交互计算、隐名合伙、居间营业、行纪营业、承揽运送、寄托保险等商行为，但未涉及破产法。《澳门商法典》分为四卷，即经营商业企业之一般规则、合营企业之经营及企业经营之合作、企业外部活动及债权证券。从上述各国（地区）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内容极为庞杂，各国法上规定的内容相差较大，商法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界线，在尚无成熟的立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谈我国商事通则乃至商法典的制订，似乎为时尚早。

（二）关于商事立法的各种主张以及目前的立法实践

国内学界对于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1.主张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学鹿教授。该种主张主要是基于完善商法体系，保障商法统一以及体现商法独立价值等方面的考虑。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张，而这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相悖，欠缺对中国现实的回应，已经为大部分学者所不采。

2.主张制定商事通则，江平、王保树等诸多学者持此主张。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发挥其统率作用，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质的局限，其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实现商法体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统一市场、统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赞成制定商事通则，认为这样简便可行并可以充分体现商法的特征。[2]但对于商事通则的内容，学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张商事通则应包括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包括商业名称、商业信用、商业秘密等）、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商业帐薄、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包括内部经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种销售代理，如独家代理等）等内容；[3]也有学者提出商事通则应包括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代理、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4]此较前说范围缩小；王保树教授认为，商事通则仅仅是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5]

3.主张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别法的形式存在，此多为民法学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数商法学者持此主张，比如赵万一教授认为“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6]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理由，而且现行的体制运行良好，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动。

商法的内容，通说认为包括组织法和行为法两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体、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事代理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商法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很难找到共同涉及的内容准则，从而抽象出普遍适用的本质特征及共同规则，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议的商法典，将会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事。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并于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商事条例》）。该条例分为8章共65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四章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让，第五章商业账簿，第六章商业雇员，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则。这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则。自其颁布以来，学界虽有一定的争论，但褒奖者甚众，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务部召开的现代市场流通体制法律框架研讨会上又传出了要抓紧制定商事通则的消息。的确，基于深圳特区在我国的突出地位，其第一个制订商事条例不可能没有轰动效应，但若主张以此为契机，制订全国适用的商事通则，则有诸多需商榷之处。而且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它是将商行为法剥离，而仅以商组织法为基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全文仅有65 条，立法的过于粗线条，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笔者认为是否制定商事通则是一个关乎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需要大量的分析论证，以我国目前的立法传统和理论基础，应以舍弃制定商事通则为宜。

㈦ 国际商法的构成及其意义

国际商法作为一门大学课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在国外的一些大学中开设多年。[1]在我国，随着近年来对外经济工作的不断扩大，不仅一些大学开设了国际商法课程，而且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商法已成为许多行业和部门人士学习法律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普遍重视。与此同时，“国际商法”一词在各种场合被频繁使用，冠以国际商法名称的书籍也屡见不鲜。[2]于是，不断有对国际商法感兴趣的大学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问题：什么是国际商法？怎样理解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际商法是否同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或民法、经济法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对法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而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新课题，推动和繁荣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正是我们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鉴于此，笔者拟对国际商法的概念从理论上进行初步的探讨，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国际商法概念的研究，综合考察国内外学者散论于各种著作中对国际商法概念的说明，笔者认为国际商法的概念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下文分别予以阐述。

一、从广义上看，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一，按照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国际商法就是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这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指某种商事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用以调整所有这些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就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具体将，举凡涉及商事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或冲突法规范，国际商事公约或条约，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都应包含在内。

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除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依据和主要的标准外，由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法律调整方法的异同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标准。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从未引起过争议，但刑法显然不是调整同一种类的社会关系的，而是调整由于犯罪所破坏的多种社会关系的，几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但其调整方法却是单一的刑罚手段。这是其它法律部门所不具有的调整方法。同样，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是多样性的，有不同于其它法律部门调整方法的显著特征。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既包括协商与调解等调整方法，也包括仲裁与诉讼等调整方法，既包括国内法的调整方法，也包括国际法的调整方法。因此，从法律调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说明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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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地位及体系的演变

摘要：国际商法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代以来，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应突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的局限，确立国际商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明确其体系结构，将多种多样的法律渊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分析，以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统一，更好地适应国际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作为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国际商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存在着争议，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商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且不利于系统普及国际商法知识，不能满足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确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地位、体系结构，对于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权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中世纪有限的国内立法基本不涉及国际商事关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渊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惯例为主。16世纪起，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重商主义理论逐渐开始在欧洲盛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表现形态，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来源，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就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各新兴主权国家开始干预本国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商人法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体系[2]（P210）。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内，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来。新生的民族主权国家通过把系统、灵活、强调公平合理的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体系，促进了各国国内传统法律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统一和维护国内商业秩序，促进了各国国内商业的发展。这一国内化进程对国际商法自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国际商法的渊源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主权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国内法本质上属于主权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㈨ 论我国商法体系构建的科学化

商法是民事法律或私法中的重要板块，它调整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极为重要的商事贸易关系。我国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历经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直至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高度的计划经济时期，真正的商事贸易极度匮乏，因此，我国商法中的单行法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颁布实施或完善的。在现阶段，我国商法的发展现状存在关于民商合一的争议、商法“泛公法”化以及“商法典”的颁布争议。民法与商法在我国现阶段基本上属于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与“重要补充”的关系；而商法在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又使得其呈现出“泛公法”化的重要特征；商法典是否颁布也在我国目前模糊的商法界限中争议颇多。
由于商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商法典的颁布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就显得异常重要，我国商法正在向着法典化、独立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商法的未来发展，并不取决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问题。我国商法现存的法典化形式足以确保我国商法的独立发展。我国商法的未来发展应当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即商法观念的独立化问题和商法制度的整合问题。毋庸置疑，商法在未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商法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成熟。
商法在世界法制史上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法律体系，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日益壮大。16、17世纪，随着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欧洲诸国将在各国商人之间普遍适用的、具有国际性的各种商事习惯、商事规范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从而开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颁布的《商事条例》（1673）和《海事条例》（1681）就是世界上近代最早的两部商事法令。
在我国，至今没有颁布民法典，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商法典。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实行了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以此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不仅没有适用商法的需要，而且连商法的观念都被社会遗忘了。
如今我们所能够感觉到和谈论的“商法”，则是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现象，它只是涉及规范商事活动的诸多商业活动法的综合体，而我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名为“商法”的法律。在现阶段，我国商法中呈现“民商合一”、商法的“泛公法”化、商法各单行法的“法典化”、“修正式进步”等发展现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完善的需要，中国商法体系的发展呈现独立化、内部整合的趋势，相信商法典的颁布也将变为现实。
一、 我国商法发展现状
（一）我国法律制度中的民商合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活动中商业行为的急剧增多、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促使我国的“商法”步入快速发展进程。由于涉及“商法”的法制建设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从理论和实务上讲，在我国，法学界常说的“商法”只能在“民商合一”的体制范围内进行思考。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我国民商法制度采取的是民商分立的模式，无论是立法形式上还是运行机制上，均采民商分立。实际上，笔者认为，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是关于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关系问题的论点；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的模式，民商合一是指就民商事关系仅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对于不能合并到民法典中的有关商事的规定，另行制定单行法规。
大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制度。因为在我国的立法史上，立法者一般不分商事和民事，通过颁布法律建立保护民事权利和维护私权利秩序的统一的私法制度，民商法构成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上，民法是规范社会生活、经济秩序的基本法，而商法则是对民法的有效补充。
在逐步完善民法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不仅颁布有民法通则、继承法和合同法，而且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特点的单行法，这是我国民商法获得发展的重要事实，它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没有民法典，我国的民法和商法均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则已经渗透到我国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我国所谓的“商法”除了单行法的表现形式外，由于基础薄弱，其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尤其是商法理论的研究则更是捉襟见肘。
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后十余年，即开始建立私法制度之时，我国法学界法律体系中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不是清楚的，而这个时期又有长期存在的民法和经济法之争，商法似乎已经被人们所忽视。其实，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所谓的商事交易规则的创制，只不过这个法制进程并没有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商法在我国的存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布的《经济合同法》规定有买卖、仓储、保险等多种交易制度，若视其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点也不过分；特别是该法所规定的“买卖”、“保险”，更属传统意义上的“商行为”。为了满足国际经济交往的商业需求，在1985年，我国颁布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其所包含的法律内容也应当是名副其实的“商行为法”。然而，在长期的法学研究中，我们却很少称那个时期所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甚至后来颁布的《合同法》）为“商法”，因为从当时的法学理论上来讲，它们太不像“商法”而更像“民法”。实际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立法者将许多原本应当属于商法规范的交易制度，诸如货物买卖、保险等，通过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事立法来调整，民法的影响力颇为巨大；只是在后来，我国颁布的有关商事活动的法律多了，人们才习惯性地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等称为“商法”。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数十年的法制建设过程中，民法固有的理念、精神、原则和制度几乎影响甚至包容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内容。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活动方面基本上是在实行民商合一的法律体制，可以预见，独立的商法制度在短期内较难形成。
（二）我国法制进程中商法的“法典化”
尽管存在“民商合一”的现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的法制化的进程中，“商法”也以国家立法部门所颁布的有关商事活动的单行法“法典化”的独特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笔者认为，虽然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施行“民商合一”的法制体制，但相对独立的商法还是在逐渐脱离民法领地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自“商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形态逐渐清晰以来，买卖、票据、行纪、承揽、运送、保险、海商等即被作为主要的商行为规定在商法之中，由此构成了我国商法初级形态中的商业活动法。
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加快了商事领域的立法步伐，立法机构先后颁布了海商法（1992年）、公司法（1993年） 、票据法（1995年）、保险法（1995年）、证券法（1998年）、合同法（1999年）、信托法（2001年）和投资基金法（2003年）等。另外，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中，我国在1986年还颁布了体现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的 “企业破产法”，该法适用于国有企业（从事商事交易的国有企业）法人的条款规定被称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事实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经济建设中，我国颁布的有关海商、公司、票据、保险、证券、信托和投资基金等内容的法律，为我国建立起商事主体、交易和秩序的法律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律所包含的原则、已经建立或者试图建立的制度，具有明显不同于民法的原则和制度的特点，甚至有些制度的差异导致民法原则和制度在商事活动领域的“不适用”。例如，保险法所称“保险合同”已经完全实现了格式化，附加合同成为保险法上的合同制度的普遍现象，民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则几乎被抛弃。甚至，保险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有其自身的特有内涵，利用“民法”上的原则和制度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这些被称之为“商法”的法律和民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些法律似乎等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所称的“商法”，它们的客观存在基本上能够成为我国存在“商法”的理论上的事实依据。
但由于大陆法系的商法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而在我国法学界，因为欠缺商法传统以及商法历史，更因为学术上无相应理论基础甚至仍然争论商法和民法的关系，致使人们无法真正看清楚我国“商法”的边界。我国商法的范围或者外延到底在哪里，仍然是存在疑问的。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商法正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不断涌现的商法“法典化”的单行法即是例证。 （三）我国商法的“泛公法”化
关于公法的概念，目前在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凡是规定私人之间事情的就是私法，反之则为公法。商法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属于私法的范畴，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深入发展，商法也逐渐呈现“泛公法”化的发展现象。相对于“私法味”较浓的民法来讲，商主体承担较民事主体更高的注意义务，商事行为的外部约束对于交易的安全更有意义，而这些都需要借助国家公权力来得到更好地落实和贯彻。 在我国，为了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商事立法中越来越多地体现政府经济职权色彩和干预意志、调节个人与政府和社会间经济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法的明显属性。例如商业登记制度、商业帐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组织形态、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公司股份转让与公司合并的条件与程序等规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记、运输单证、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抵押权等规定；保险法中的责任准备金、再保险、保险代理人与保险经纪人、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等规定；破产法中的和解整顿、债权人会议、破产财产范围、债务清偿顺序等规定，均属公法性质的规定。笔者认为，商法的公法化，在性质上主要还是限于国家公权力对商事活动的消极干预，即设定商主体必须遵循的强行法制度，以限制商主体的意思组织和加重商主体的法律责任。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的角度来讲，商法的公法化不应当倡导国家公权力对商事活动的积极干预。 由于我国商法在建构其制度的过程中吸收了更多的、不规则的国家公权力积极干预商事活动的公法内容，所以从我国商法的单行法内容可以看到，国家公权力介入商事活动更加积极和主动，呈现出泛公法化的特点。例如，我国保险法规定有保险业的监管机构——保监会及其监管权限，并详细规定有保险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内容和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授权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保险业进行全面的监管；证券法规定有证券交易的监管，以法律的形式授权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证券交易进行全面的监管。这些都是我国“商法”单行法中所体现的“泛公法”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制度所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中，存在“宏观调控、经济调整”等许多特有的经济现象，这就是支持我国商法呈现“泛公法”的经济基础。这种商法的“泛公法”化也必将在今后的法制进程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四）我国商法的“修正”式发展
由于我国的商法（或者说是商法单行法）脱胎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初的构建过程中，因此我国已经颁布的“商法”存在或者遗留着诸多计划经济的痕迹或者不尽合理。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得其中的很多条款急需整改甚至废除。例如，我国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定。这是国家公权力积极干预企业自主经营的典型事例。而且，我国建设市场经济法制的经验不足，更加缺乏“商法”的原则和制度设计的经验。除个别的“商法”如海商法，因为吸收国际经验的缘故，其不足相对较少外，涉及公司、证券、票据、保险、信托等法律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深刻的修正，然后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将成为我国的商法发展的特有现象。 我国商法的“修正”式发展，本身意味着我国商法的发展过程存在曲折，修正商法的目的显然是要完善欠缺妥当性的法律规范。修改法律，无非是法律规范的价值再发现的结果，是立法者对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的优化选择。我国已经修正过的“商法”，有公司法和保险法等。通过修正，公司法和保险法都体现了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观念变迁的需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更加成熟。

㈩ 简述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基本原则如下：

（一）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永久主权宣言》把尊重东道国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作为南北之间一切国际经济交往和经贸活动的前提。

（二）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

《宣言》和《宪章》一再强调：东道国对于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并且突出地强调对境内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管理监督权。

（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

按照西方殖民强国的传统观点，落后地区的东道国政府对于境内外国投资家的财产，只有保护的义务，没有“侵害”的权利。一旦予以“侵害”（包括征用或国有化），就构成所谓“国际不法行为”，本国政府就“有权”追究东道国的“国家责任”，甚至可以以“护侨”为名，大动干戈，兴兵索债。

(10)商法的内涵与外延扩展阅读

1986年3月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1.发生情势变迁的时间必须是在缔约之后；

2.情势变迁的程度必须是根本性的；

3.情况必须是当事国所未预见的；

4.结果必须是丧失了当事国当初同意接受该条约拘束的必要基础或基本前提；

5.影响必须是势将根本改变依据该条约尚待履行的义务的范围或程度；

6.原因必须不是出于该当事国本身的违约行为；

7.适用的对象必须不是边界条约或边界条款。

但是，在国际实践中，也必须注意防止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歪曲和滥用《公约》对“情势变迁”原则的限制性规定，以继续维持弱肉强食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可见，在国际经济法中作为“有约必守”原则之例外的“情势变迁”原则，也不是孤立自在的。只有紧密地结合前述经济主权原则和公平互利原则，才能对“情势变迁”原则及其限制作出全面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