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王霞
Ⅰ 离婚协议怎么写
法律分析：
离婚协议书的标准内容包括：一、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二、离婚的原因。三、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真实意思表示。四、孩子抚养权。五、共同财产的处理。六、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Ⅱ 改变抚养关系纠纷应提供什么证据
法律分析：除提供一般证明、证据外，还须按照诉讼请求内容提供以下必要证据:(1)离婚判决书、调解书或婚姻登记机关的证明。(2)各自抚育子女有利或不利条件的证明。(3)各自经济收入情况的证明。(4)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本人的意见。(5)与诉讼请求相关的其他证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Ⅲ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无需举证的情况是
这个题目问的很奇怪，，因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包括了原告被告还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究竟是想问是原告需要举证呢还是被告呢？因为在一个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案件性质和法律规定的不同是会有所不同的。
而举证责任的分配会关系到举证主体的举证不能情况下承担不利后果的诉讼利益分配。。
像A选项，是专利侵权案件，原告要想诉被告，原告就必须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请求是有确实的法律原因，和其遭受的损害的具体状况。所以原告必须举证---被告生产的产品与与原告的发明重合，且没有经过原告的授权，还有因为原告的侵权行为被告所遭受的损失情况。这个时候法院才会手里原告的起诉，而此时根据法律对被告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定，被告负责有对其生产的产品与原告的发明存在的不一致之处存在举证责任。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b选项，是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里动物致害案件。这个时候，原告起诉时所负有的举证责任是必须证明损害是由被告的饲养物造成，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还有损害结果的具体情况。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是证明原告的损伤与原告的过错行为或者是第三人的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才可以免责，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胜诉。
C选项，是普通的仓储合同之诉，诉讼中的原告要主张被告违约必须承担证明被告的行为使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使自己遭受损失。而被告想要免责只有证明此时自己的违约是由于原告的过错或者是由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这个时候还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
d选项，是特殊侵权里的产品侵权案件，这个时候原告要起诉还是需要承担证明损害的还有损害和被告的产品缺陷存在着因果关系，而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是证明损害是由原告的故意和过失造成，可以减轻赔偿责任，如果是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举证成功可以免责。
所以，，这个题目，这样问，基本上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因为在诉讼两造中都必要的被法律分配了一定的举证责任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因为C选项比较特别，，是普通之诉 ，，所以，，，，不知道你怎么问，如果但是最后答案就只可能是它。
Ⅳ 写篇民事诉讼起诉状
内容不详细，原被告情况，事实与理由等等欠缺
Ⅳ 协议离婚能重新起诉吗
法律分析：1.协议离婚后不能就夫妻关系的存续与否提起诉讼，但可以就夫妻双方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七十条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Ⅵ 山东即墨灵山民间借贷刘彩虹法院起诉案件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再终字第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永龙，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王宇，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彩虹。
委托代理人：王霞，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建娟，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徐寿刚。
再审申请人王永龙、刘彩虹因与被申请人刘建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烟民申字第258号民事裁定，对本案提起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王永龙之委托代理人王宇、再审申请人刘彩虹及委托代理人王霞、被申请人刘建娟之委托代理人徐寿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5月23日，原告刘建娟起诉至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称，二被告王永龙、刘彩虹系夫妻关系，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家庭共同生活需要，共向刘建娟借款12万元。王永龙分别于2011年1月13日向刘建娟出具了借款2万元的欠条一张，于2011年6月2日向刘建娟出具了借款10万元的欠条一张。王永龙所欠款项至今未还。现要求二被告王永龙、刘彩虹立即还清借款12万元，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王永龙未答辩。
被告刘彩虹辩称：我方不欠刘建娟款项。我的丈夫叫“王永龙”，刘建娟提交的欠条上是“王云龙”而不是“王永龙”，且王永龙自2010年8月就离家出走，从未回过家，对于王永龙所做的一切我方都一无所知，刘建娟没有证据证明王永龙欠其款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建娟的诉请。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系朋友关系，二被告王永龙、刘彩虹之间系夫妻关系。2011年1月13日，被告王永龙向原告刘建娟借款人民币2万元用于做买卖，并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刘建娟人民币2万元正20000元.贰万元正王永龙2011.1.13”。之后，王永龙陆续几次共向刘建娟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于2011年6月2日向刘建娟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欠条因母亲住院共欠刘建娟人民币l0万元正拾万元正王永龙2011.6.2”。刘建娟称2011年6月2日欠条上“因母亲住院”只是王永龙其中一次借款的理由，其他款项也是以做买卖的名义借的钱。刘彩虹对于刘建娟提交的两张欠条上“王永龙”的签字不认可，认为是“王云龙”，但是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也不申请鉴定；并表示王永龙自2010年8月就离家出走，对于王永龙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为此，刘彩虹提交邻居于瑞波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王永龙自2010年8月就未回过家，刘建娟质证认为该证词不符合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不能作为王永龙不回家的证据使用。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王永龙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对相关证据质证的权利。刘彩虹认为刘建娟提交的欠条上的署名不是“王永龙”，而是“王云龙”，但没有证据予以反驳，且不申请鉴定，因此对于刘彩虹的该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王永龙出具欠条的时间系王永龙、刘彩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刘建娟要求王永龙、刘彩虹偿还借款人民币12万元，有王永龙出具的欠条为证，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2012年7月12日作出（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永龙、刘彩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刘建娟借款人民币12万元。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王永龙、刘彩虹交纳；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永龙交纳。
宣判后，王永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程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王永龙的诉讼权利。1、原审法院立案送达时，被上诉人刘彩虹明确表示已与王永龙分居不能代收法律文书，但原审法院却欺骗使其代收，导致王永龙不知道被起诉，亦不知道第一次开庭的事实。2、原审第二次开庭时，王永龙已与刘彩虹离婚，但原审法院未通知王永龙，亦未向王永龙送达开庭传票使其无法参加诉讼。3、被上诉人刘彩虹以离婚为由拒绝为王永龙代收判决书，原审法院却以公告的形式向王永龙送达判决书违反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王永龙向被上诉人刘建娟借款12万元的事实成立错误。王永龙与刘建娟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王永龙出具的借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写，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王永龙的母亲已于2010年去世，且王永龙本人系普通工人，不需要大额现金流动，所谓的借款理由均不成立。三、王永龙与刘彩虹于2009年达成离婚协议，于2010年8月分居，分居后双方无经济往来，对于涉案债务刘彩虹并不知情，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改判王永龙不承担付款义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建娟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王永龙主张其与刘彩虹已于2012年6月4日协议离婚，提交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刘彩虹向法庭提交离婚证，证实双方确于2012年6月4日离婚。经质证，刘建娟认可王永龙与刘彩虹离婚的事实，但称双方离婚是为了逃避对其的债务。
庭审中，王永龙与刘彩虹称双方在离婚之前于2009年12月份开始分居，正式分居时间是2010年8月份，双方分居之后没有保留原来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对方。对此，王永龙提交与刘彩虹于2009年12月12日及2012年6月4日签订的两份离婚协议。经质证，刘建娟不认可。
经查，原审共有两次庭审。第一次庭审时间为2012年6月21日，王永龙未到庭，开庭传票送达时间为2012年5月28日，刘彩虹代王永龙签收，对此刘彩虹辩称其系受欺骗所签，且送达人未告知代签的法律后果。第二次庭审时间为2012年7月4日，王永龙未到庭。受件人为刘建娟的开庭传票由其委托代理人曲永玖签收，受件人为刘彩虹、王永龙的开庭传票送达回证上载明的送达地点为刘彩虹药店，附记记录为当事人拒签。在2012年6月21日第一次庭审时，刘彩虹的委托代理人告知法庭刘彩虹与王永龙系夫妻关系。2012年7月4日第二次庭审时，刘彩虹的委托代理人对于法庭出示的刘彩虹与王永龙的户籍证明没有异议，且在此次庭审中其为证实刘彩虹与王永龙已于2010年8月份分居，提交了证人于瑞波书写的书面证言一份，告知法庭此证据是准备起诉与王永龙离婚作为证据使用。在该两次庭审中，刘彩虹均未明确告知法庭其已与王永龙离婚。对此，刘彩虹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其原审委托代理人告知欠条上署名的是“王云龙”而不是“王永龙”，名字不对，会驳回起诉，其他的不用管。
庭审中，王永龙称其与刘建娟系婚外情关系，所谓的12万元借款并不存在，而是分手费，王永龙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立下的借条，提交加盖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印章的王永龙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时间为2011年6月14日，在该笔录中王永龙陈述了其与刘建娟之间的关系，以及受胁迫立下欠条的经过，在被问道：“对于你反映的情况，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王永龙称：“暂时不需要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我是因为这十二万元的欠条，来做一下说明，反映一下情况。”刘建娟承认王永龙出具借条时于涛在场，但否认王永龙受到胁迫，称其在收到原审判决书后接到派出所电话通知，去派出所作了笔录，在笔录中其否认与王永龙之间系婚外情关系，12万元也不是分手费。王永龙称公安局对其反映受胁迫立下借条一事没有处理结果。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
本院二审认为，关于王永龙是否向刘建娟借款12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刘建娟持王永龙出具的借条起诉要求王永龙夫妻二人返还借款，在王永龙认可该欠条系其出具的情况下，刘建娟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王永龙虽称涉案欠条上的借款并不真实存在，其系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却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事实主张，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涉案12万元借款是否属于王永龙与刘彩虹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因该借款发生在王永龙与刘彩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永龙主张该借款不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发生的债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其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正确的。
从一审的送达情况及庭审过程来看，刘彩虹并未明确告知其已与王永龙离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代王永龙签收第一次开庭传票系受欺骗所为，且并未影响到本案的实体处理，故王永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王永龙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于2013年3月2日作出（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王永龙负担。
王永龙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根据2011年《山东省民事审判会议纪要》关于民间借贷部分的规定：出借人应当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出借人提供的“借据”应当结合金额多少、支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相关证据认定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刘建娟不仅不能对借款的来源、出借次数、每次的金额及交付的情况举证证明，更不能证实自己有能力支付上述款项。2、借款的理由不成立。王永龙母亲于2010年6月15日去世，欠条的时间是2011年6月2日，相差一年，借款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3、前后借款不合逻辑。2011年1月13日刘建娟第一次索款时，刘建娟找人逼迫王永龙写下2万元欠条，在事隔5个月之后的2011年6月2日，刘建娟在王永龙未还2万元的情况下又陆续出借10万元，明显不合常理。4、欠条不是王永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欠款的性质属于分手费、感情纠纷。通过2011年6月14日王永龙到牟平区政府大街派出所报案，以及派出所对刘建娟和刘建娟的证人于涛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王永龙与刘建娟之间是婚外情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综上，法院仅仅以王永龙出具借条为证，没有结合其他证据就认定借款成立缺乏证据证明。请求依法撤销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刘建娟的诉讼请求。
刘彩虹答辩称，同意王永龙的再审请求及理由。另外，即使法院判决王永龙承担部分给付义务，也与刘彩虹无关。
刘彩虹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定性错误，案由不应是民间借贷，被告主体错误，刘彩虹至少不应当是本案被告。本案的焦点有二：一是刘建娟与王永龙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是否借过钱给王永龙。刘建娟持的是两张欠条，而非借条。欠条与借条有重大区别，借条的案由一定是民间借贷，但欠条的案由可能是损害赔偿，可能是合同纠纷，如果认定是欠款，对于欠款的性质、原因及双方的结算过程等等，法院应查明。对于欠条，因为基于欠条形成的各种原因不同，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也不同，本案打欠条的人署名是王云龙，刘彩虹不认可，一审法官把举证责任强加给刘彩虹，要求刘彩虹要么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要么申请作笔迹鉴定，否则就认定王云龙即是王永龙。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有失公允且违法。欠条是刘建娟在找了三个大男人的陪同下，把王永龙骗出来，胁迫王永龙打的分手费，不是王永龙真实的意思表示，此种欠条也违反社会道德，公序良俗，侵犯了刘彩虹的配偶权，法院只保护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的欠款并非真实的合法的，不应保护。二是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刘彩虹来偿还。此举证责任应由举债一方承担，不应由刘彩虹承担。本案王永龙、刘彩虹双方自2000年第一次诉讼离婚，没离成，法院调解和好，2009年双方又达成离婚协议，并于2012年6月4日正式离婚，这期间，直至目前，刘彩虹及婚生女的日常生活费用一切均由刘彩虹独自承担，王永龙并未尽到应尽的抚养义务，刘彩虹及女儿从未从欠款中获得利益。王永龙母亲是2007年做的手术，其共花费3－4万元，共有8个子女，每人分不到4000元费用，且王永龙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政府每年给其母亲钱，母亲家里还有果园，根本无须对外借钱，第二张欠条打的因母亲住院欠刘建娟10万元是不可能的。法院不应机械地认为只要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的债务，无论对方是否知晓、认可，一律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王永龙、刘彩虹均不承认该债务的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断夫妻共同债务应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标准。刘建娟无证据证明王永龙所欠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其要求刘彩虹承担还款于法无据，假使认定存在债务，也是王永龙个人债务，与刘彩虹无关，应由王永龙个人承担。（二）从原审卷宗看，证据明显不足。一审的证据只有两张所谓的欠条，刘建娟在一审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欠款事实，刘彩虹不认可也不知情，在王永龙未到庭的情况下，基本事实不清楚，一审不应当缺席判决。二审调取的王永龙、于涛、刘建娟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有重大关系，能够证明王永龙是受刘建娟的胁迫打的欠条，法院不再次开庭质证，是枉法裁判。王永龙在二审提交了刘彩虹与王永龙在2009年12月12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证明夫妻双方在两张欠条之前早已分居，而且最后一条明确规定王永龙在外居住的一切事情与刘彩虹无关。二审承办人不收该证据，不质证。法官可能认为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对抗第三人。夫妻生活本具有私密性，只有夫妻双方最清楚，他人无法知晓，刘彩虹提供的邻居证明可证实王永龙多长时间未回过家，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建娟的诉讼请求，或至少判令刘彩虹不承担12万元的债务；刘建娟承担全部案件的诉讼费用。
王永龙答辩称，同意刘彩虹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涉案款项，根本就不存在、不成立。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债务关系成立，也是王永龙与刘彩虹分居期间与刘建娟形成的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王永龙与刘彩虹的夫妻共同债务。
刘建娟对王永龙、刘彩虹的再审申请答辩称，1、借款是王永龙分几次借的刘建娟的钱，欠条也是王永龙本人书写，原审已经查明。2、王永龙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王永龙只是向公安机关作了解释，是否是感情纠纷也仅仅是王永龙的一面之词，公安机关对其反映的情况也没有作出处理结果，不能作为本案定性的依据。3、两张欠条是王永龙和刘彩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由王永龙本人所写，该款项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当由王永龙和刘彩虹提供相应证据，如果提不出相应证据，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不应当由刘建娟提供证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
本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8日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对于涛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于涛陈述了陪同刘建娟去找王永龙的经过。经质证，王永龙和刘彩虹对于涛的笔录没有异议。刘建娟对于涛的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于涛笔录中说“刘建娟说你看咱俩这么长时间感情值多少钱，你看着打吧”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王永龙、刘彩虹所主张的刘建娟与王永龙是婚外情关系，而是因为刘建娟与王永龙认识时间比较长，是朋友关系，关系比较好，当时刘建娟想王永龙能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还查明，2012年11月16日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对刘建娟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刘建娟陈述了去找王永龙的经过。经质证，王永龙、刘彩虹对刘建娟的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刘建娟笔录中说打欠条时都冷静下来，心平气和的，是不对的，实际上是采取找人威胁的手段打的欠条。
审理中，王永龙提交以下证据：2012年11月16日乳山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书、王永龙的母亲李培珍住院期间的住院病历、乳山市崖山镇大崮村村民委员会于2010年6月15日出具的李培珍的死亡证明各一份。证明李培珍于2007年1月19日至2007年2月16日在乳山市人民医院因癌症作手术治疗，于2010年6月15日病故，借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刘彩虹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刘建娟质证称上述三份证据与其无关。
审理中，刘彩虹提交以下证据：1、（2000）牟宁民字第250号案件立案审批表，证明王永龙和刘彩虹在2000年3月28日在牟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双方夫妻关系截止到目前已经名存实亡。王永龙对该证据无异议。刘建娟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在该案中，王永龙和刘彩虹没有离婚，他们是2012年离的婚，而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王永龙签字的2012.6.4日刘彩虹和王永龙关于双方之间离婚约定，证明凡没有刘彩虹签字的欠条，都是王永龙承担，不属于共同债务。王永龙打给刘建娟两张分别是2011.1.13日2万、2011.6.2日10万（已报案）的欠条，与刘彩虹无关。本案诉争的12万欠款非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非夫妻共同债务，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王永龙对该证据无异议。刘建娟质证称，该证明是王永龙与刘彩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该约定只是夫妻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3、视听资料一份，于永明能证明王永龙与姜洪英2009年就在一起住，间接证明王永龙与刘彩虹早已分居。王永龙代理人称，其不认识于永明，也不知道刘彩虹和于永明对话的事，但是王永龙和刘建娟分手后，与姜洪英同居是真实的。刘建娟称，因为证人于永明没有到庭，无法核对证据的真实性。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刘建娟与王永龙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即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条件，出借人应当就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建娟所持有的欠条虽然是王永龙所出具，但由于王永龙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欠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合同生效与否还需刘建娟继续举证，即刘建娟应当就其已经向王永龙实际给付了钱款举证。刘建娟主张借款金额为12万元，均是现金交付，但在诉讼中刘建娟除提供欠条外，未能提供借款来源依据及给付王永龙12万元的其他证据，仅凭2张欠条并不能证明刘建娟交付钱款的事实。原审判决仅依据2张欠条判令王永龙、刘彩虹还款，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刘建娟要求王永龙、刘彩虹还清借款12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和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建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共计5400元，由刘建娟负担。公告费300元，由王永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郝严卫
审判员孙春汉
审判员张婷婷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吴静
Ⅶ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
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
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
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
二
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
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
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
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
[参考文献]
[1]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局，1990.
[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M].
[4]劝学篇•变法[M].
[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M].
[6]刘伟.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王霞.地方督抚与
清末法制变革[J]，人文杂志，2001，(4).
[7]清实录•光绪朝[M].
[8]李政.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J].法律科学，2000，(6).
[9]寄簃文存六•政治类典序[M].
[10]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新译法规大全序[M].
[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
[12]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重刻明律序[M].
[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
[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
[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Ⅷ 关于民事诉讼的案例分析，急求答案
西城区人民法院或者海淀区人民法院，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不是继承纠纷的直接当事人，但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他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房子有三间是他的，有独立请求权。
中止诉讼，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Ⅸ 北京邮电大学有没有法律硕士
没有。
法律硕士 这几年分数不断地涨，而且其实法律的就业形势也并不乐观版。提供一些情况供大家参考吧权。
政法 分数最高，几乎同北大看齐~~法学基础没的说~有诸多优秀的学者。研究教学实力很优秀。就业方面也比较被行业认可。只要有实力，政法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但那里更偏重于理论型学习，而且校区设在昌平。实用性一般。
北师大 的性价比最高，学校的牌子很老而且法律硕士属于难得的分数不高，一般都是国家线，生员毕业去向丝毫不比北大、人大等逊色。个人觉得北师大使所有北京学校这个分数档里的最佳选择。
对外经贸 对英语的要求相对较高，注重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类法律，实用性很强，去向进外企的多，进司法系统的少罢了。总的来说对外经贸的经济类的法律硕士是比较吃得开的，工作也容易找。
公安大学也不错，相对容易考，而且就业会有很多优势，因为就业渠道与任脉以及社会认可度摆在那里。以司法机关为主要去向
民族大学的法律硕士只要有经济法学、民商法学、法律史学、行政法学与宪法学、民族法学这几个方向，国家线~
北方工业大学的法律硕士个人不太了解，不过从分数看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北京属于不是很热门的学校~不是很难考。可以考虑~~
Ⅹ 夫妻双方贷款需要担保人吗
法律分析：因为担保可能形成债务，因此对外担保也可视为对共同财产的处置，按规定对共有财产处置是需要征得共有人同意的。因此一些银行会规定贷款人的担保人需要是夫妻双方，当然不是全部的银行都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实行这项规定的银行也会有额度上的规定，一般是额度超过多少才要夫妻双方签字，多少以下可以一个人签字就行。弊端是会使整个贷款程度更加复杂，不利简化程度。贷款申请中，夫妻是不可以互相担保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双方均有共享和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力。如夫妻互相担保就等于申领人为自己担保，形成假保，属于无效担保。夫妻可以做共同还款人，担保可以找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等人。贷款担保人需满足的条件包括：
1、与本案资金牵连，仅存在担保关系；
2、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有人生自由权；
3、具有代偿清贷款的能力；
4、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充当保证人。
5、离退休人员不能进行担保，贷款地以外的外籍人士不能担保。
6、国家机关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不能为它人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