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观念变化

Ⅰ 现代司法理念是

我国当前正处于司法制度大变革的非常时期，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树立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并使之贯穿于运行法律规则和构建法律制度过程的始终，是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永恒主题，维护社会秩序持续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历史选择和必然要求。
[关键字]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独立，司法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人治走向法治，由单一的专政转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由贫穷落后发展到小康社会，由义务主导转向权利主导，那些不能反映司法职能特有性质和司法活动特有规律的传统司法观念将会逐渐退出司法制度的历史舞台，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客观规律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也将遭遇巨变。时代的变革呼唤司法制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改革，而改革的基础就是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树立现代司法理念，首先应当知道何谓理念？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信念或价值观。她是一种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她是经过历史历练后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具有特定的客观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决定的，而不是纯主观的、先天的和超然的东西；理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具体制度是理念的惯常表现方式，而理念则在这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运作中贯穿始终，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每一个拥有思维的人都有理念，一个人在其行为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或信念、信仰，就是他们的个人理念。而一个制度的理念，则必须建立在若干人的集体智慧之上，是这个群体在围绕这个制度行为的过程中普遍遵循和奉行的原则和信仰。
现代司法理念即是如此。法官个人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理念和学理知识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理解，又需要准确把握整个法官群体在运行法律规则和构建法律制度过程中所普遍遵循和奉行的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也是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1]其次，司法改革应当从理念的变革切入，但必须形成相对成熟的思考和共识，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将会反复无常，逻辑混乱，比如本文将探讨的司法独立问题与现行体制中的司法监督，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再次，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的基矗口号在其热情鼓动之下，往往可能掩盖着一种片面性甚至错误，在矫枉过正的做法之后，有时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危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口号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往往张扬了一种强硬的语言暴力色彩，力图用斩钉截铁的语义和简洁短促的句式结构遮蔽所有的话语空间，将对话、讨论、质疑、辩驳等统统拒之门外。诚然，口号运用得当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其感召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心的话语磁场.然而，口号式的感性宣泄终究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务实的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潜伏着一种非理性的灾难。法治口号往往成为主流法律意识的话语载体，甚至会拥有法治领域的话语霸权。”[2]
因此，在当前司法领域中各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方兴未艾、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实现司法公正之呼声日渐高涨之际，树立系统周密的现代司法理念，夯实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为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实际运作提供科学完善的价值观导向，就成为摆在所有致力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法律人面前的瓶颈。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需要确立的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这些理念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独立、司法尊严、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司法正义等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是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这一现代司法理念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障。
司法独立，在我国宪法中称之为审判独立，即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德国学者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3]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

Ⅱ 中国古代对司法审判什么样的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刑法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人性本恶"的指导思想上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张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也说过："重罪者人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所谓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

Ⅲ 司法审判机关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司法审判机关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1. 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符合公正司法的理念吗?在国家权力结构安排中，法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所具有的独立审判职能，是与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也反映了其超越于党派、团体利益之上的特质。因此，从本质上说，法院不应成为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它应当只服从宪法、法律，只追求公平和正义。在共产党为惟一执政党的体制下，由于党的利益、政策已通过宪法、法律得到体现，法院也只应依宪法、法律行事。如果法院只臣服于党的某一级组织或某级领导人，不但会损害党的整体利益，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历史上发生在众多共产党官员和群众身上的冤假错案，不就是司法不独立而铸就的可悲后果吗?因此，法院的天职是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而不是去完成某一阶段特定的政治任务。长期以来，法院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在过于紧跟形势，忽视司法审判本身的职能和规律；另一方面表现在将正确行使审判权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人为对立起来，比如，认为以共同诉讼形式受理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诉讼案件，就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实质上，与其说法院高级官员担心影响社会稳定，毋宁说是担心没有能力审判好这类案件会影响他们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经验证明，如果不祛除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公正司法的理念追求就只能是一句动听的空话。
2. 法院可以将当事人的诉求拒之门外吗?从法律层面讲，法院的审判权是宪法所赋予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与审理，须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项起诉条件，法院就必须受理。法院没有任何权力，以任何借口（包括所谓”受目前的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拒绝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主体提起的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从审判权产生的自然属性来讲，法院审判权源于社会公众和组织的契约安排，该契约赋予审判机关管理所有权益争议案件的职能，法院只能履行这一职能而无权违约推诿。再从审判机关的性质来看，由于作为纳税义务人的社会成员的供养，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公共商品性质，它应当平等地向所有有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优质公正的审判服务。
3.法院对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可以选择吗?在民事审判领域，只要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案件，法院就应当以民事案件立案和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并不断发展变化，在此情况下，法院不能以司法条件不成熟为由，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对民事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以后，选择一些类型受理，而排斥另一些类型于法院大门之外。在证券民事纠纷领域，最高法院只选择受理虚假陈述纠纷案件，而排斥受理内幕交易纠纷案件、操纵市场纠纷案件，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样做不但与法院为社会成员提供民事审判服务的职能相悖，而且也不能公平、公正地对投资者利益提供司法保护。投资者在受内幕交易、操纵行为损害的情况下，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对被告而言，其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不能得到民事制裁，从而降低了违法成本。
4.行政前置程序是受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将证监会等行政机构对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对被告的刑事裁判文书作为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尽管这一做法的最大好处是为原告提供了免于对被告侵权行为进行事实举证的义务，但总体上看弊大于利。司法权的行使竟然要建立在行政权的基础上，社会成员的民事诉权竟然要以行政权为前提，这既是对司法独立的损害，也是对司法地位的贬低，更是对社会成员私人诉权的剥夺。在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已逾20多年，并已成为WTO成员国的今天，竟然毫无遮掩地将这种类似以前法院内部掌握的”先刑后民”违背常识和法理的政策予以司法文件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5.法院内部对案件的决策可以超越法律规定吗?我们经常批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现象，认为这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殊不知在掌握法律准绳的法院，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也非常严重。下级法院可以以未接到上级法院指示为借口，拒不受理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案件；受理案件以后可以不按法定期限、法定诉讼形式立案和审理，甚至为了将案件拒之门外而通过文字游戏曲解法律条文；高一级的法院可以逾越法律的规定指示下一级法院不受理和审理案件；个别领导的一句口头表态，就可以使符合共同诉讼条件的案件分拆为单个诉讼或不超过10人一组这样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加大诉讼成本的低效率诉讼。基于体制弊病的原因，我们有时对社会舆论指责司法不公还对法院深表同情，但法院内部这些不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已到了应该引起警醒并加以改革的时候了。
三、转变观念：法院应积极保护私人利益
受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的法官习惯于在成文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这本身也是成文法的特点与长处。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往往会突破原有法律设定的规范，要求法官对法律进行扩张运用或在法律原则允许的范围内以司法解释、批复或判决的形式创制新”法”。在这方面，法官的主观努力显然不足，其思维仍然停留在西方20世纪以前曾流行过的”概念法学”阶段。概念法学认为：成文法典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普遍的结构，足以解决所有的纠纷，法官”只不过是宣布法律条文的喉舌”（孟德斯鸠语），只需依据一定的逻辑推理，就可以从由概念构成的现有法律条文中作出正确的判决，而无需求助法律之外的东西，更不需要考虑法律的目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当代社会，概念法学的立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的不完备性是永恒的。这就决定了现代的职业法官仅仅依靠对现有法律条文的诠释、运用进行判案已经不足。法律和司法必须平衡利益关系，保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就是平衡和保护利益的科学。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克（Heck）认为：法官仅仅依靠逻辑结构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生活的需要，法律必须保护利益，平衡利益。德国法学家耶林在论述”法的目的”时指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建立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中，习惯于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并往往将个人利益斥之为”私利”（贬义），经常压制、排斥、漠视个人利益。另一方面，误将机构利益、团体利益、党派利益、官僚机构利益等同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因此，当个人利益与它们发生冲突时，往往保护后者而牺牲前者。在一些权益纠纷案件中，我们经常听到损害储户利益的银行，损害股民利益的证券经纪商，损害购房者利益的开发商……振振有词地标榜自己的”国有”身份，要求司法机关不要将”国有”利益判给受害个人。在证券投资者民事赔偿机制建立的过程中，不少人（甚至不乏证券监管机构和法院的人）力主应考虑从事证券欺诈的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实质上就是上述观点的反映。这些观点完全忽视了私人权利是整个社会权利结构的基础。一个不尊重、不保护私人权利的社会，不但没有公平、公正、自由可言，而且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危机。在现代中国社会，法律既不应当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应当是强势团体压制弱势群体的工具。公正司法，意味着法院应平衡社会利益，并特别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法院的大门永远向受害者敞开。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国家宪政制度的信心。不但政府要认真对待个人权利，法院也必须认真对待个人权利，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R.Dworkin）所说：法院在处理案件，尤其是宪法案件和棘手案件时，应根据公认的道德原则作出保护个人权利的决定。为了公正、有效地保护私人利益，平衡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法院需要在转变不合适宜的若干价值观的基础上，积极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诉讼机制，坚持司法的独立性，提高司法的效率性，增强法官受理、审理案件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急剧变化的社会关系，法院应秉承公正司法的理念积极跟进，为社会成员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Ⅳ 对于司法考试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不是每年都有更新啊如何找到最新的版本

法治理念每年具复体的表制述会有变化，多数内容还是稳定的，只能以当年出版的三大本为准。一般各个学校的会在新大纲发布以后做出解读。

13年民诉法、刑诉法修正的内容很多，因为法律变化了，所以相应的司法解释什么的都有变化，好在是程序法，某种意义上讲主要是靠记忆法条或者记忆老师的讲义，而且是第一次考新法，难度上应该相对低一点。

Ⅳ 浅谈“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司法理念转变的意义

http://gzdaily.dayoo.com/gb/content/2002-12/14/content_882621.htm

Ⅵ 关于对宪法司法化的看法和理解

这个问题由我来答，先列一个题纲：

前言：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宪法使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所以把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宪法的意义。宪法，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我国，宪法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60年期间，我们还未曾有过处理违宪案件的实际经验，所以宪法在中国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就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它是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因此宪法司法化必须引起应该有的重视。

2、所谓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条文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解决纠纷。
长期以来，中国宪法除了发挥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很难找出因违反宪法而直接定罪量刑的案例（齐玉苓案除外）。但宪法首先是法，法律应该能被实施，因此宪法应当从神坛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为民所用。
3、原因：第一，体制问题，我国最高法院无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第二，我国宪法至上权威地位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宪法适用状况与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完善程度、宪法传统和民众的宪法观念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人治传统根深蒂固，宪法法治观念淡薄，也因为宪法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所以无论公民还是国家的行政、司法、立法机关，都没有在心中树立起宪法权威至上的观念，从而也无法进一步形成宪法可以被律师用来打官司，可以被法院援引作为判案的根据，可以被公民直接引用为自己冤案提起上诉或是申诉的观念。第三，司法独立程度不高和法官素质相对较低，给宪法适用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一方面，法官不能在审判中处于相对独立地位，法官受到宪法和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影响和干扰，这样导致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原则难以贯彻；另一方面法官在审判中倾向于保守，不敢革新和突破，也不敢突破适用的“禁区”，造成了宪法在司法上很少直接适用这个既定事实。

4、解决途径：应当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深入宣传和学习宪法，使宪法观念和基本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教育广大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权威；
为进一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前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与各国在经济贸易的密切联系，需继续加强相关立法，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履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要使行政机关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司法机关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能，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而努力奋斗。

以上是基本概况，应该通俗易懂，你是大一学生，可参考具体宪法内容，予以增删。特别是查一下山东省齐玉苓案，结合案例进行说明和阐述。

希望能帮到你。

Ⅶ 如何落实协调发展的理念，在司法办案中正确把握和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总揽全局的首要的基本关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最早是江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到今天,可以说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这样一些观念,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大道理”.然而,怎样把“大道理”付诸实践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最可靠的保证；稳定则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要求.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根据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侧重.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证明,必须始终注意把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要坚持以改革作为发展的基本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现在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也仍处于攻坚阶段.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的根本措施,但在推进过程中不仅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会显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为此,深化改革必须突出重点,分别轻重缓急,防止改革措施在时间上过于集中.改革措施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认真考虑每项改革措施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把握好改革出台的时机和节奏.还要重视建立补偿机制,对在深化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要通过一定形式给予补偿.
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历史经验证明,正确把握发展的速度至关重要.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或者过高,都不利于深化改革,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既不利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潜力,也会带来就业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我国现在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占优势的巨大压力,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扩大,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超过现有资源的潜力,又会引起通货膨胀和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样也会造成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我们今后要尽力避免的.
要坚持把稳定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保持社会安定团结.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要把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工作,搞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抓紧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城镇房屋拆迁与农村土地征收征用中侵犯城镇居民和农民合法权益等问题.积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不断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体制和结构性原因.继续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健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把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化解到最低程度,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下面这个是时政类的回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事关全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各项任务,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只有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
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2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铸就辉煌成就,也得益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三个论断深刻表明,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三个重要支点,缺一不可.江 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因此,要始终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强调这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实践证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既处于“黄金发展期”,又处在“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总体局势良好,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通过2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我们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够完善,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一方面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一方面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另一方面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一方面就业形式、利益分配的多样化给社会前进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收入分配中的矛盾较多,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的特点,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依然不少.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注重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仅事关深化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改革动力的增强,而且事关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二、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结合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践证明,不改革,就不能发展,就是死路一条,相反,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发展,哪里就有稳定和新气象.通过20多年的全面改革,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为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保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中国,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科学发展,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也就不可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经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要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还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的科学发展,才能兼顾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到不同阶层的利益,照顾到各方面的关切.
稳定压倒一切.保持社会稳定,是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前提,也是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与别的任何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搞改革搞建设,没有稳定断不可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稳定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内在统一的结合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个共同的立足点和政策措施的结合点,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政策的协调性,发展的全面性、稳定的长期性都将难以实现.只有抓住这个结合点,三者才能真正成为互为前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必然要求.
必须树立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理念.要把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把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做到总揽全局、统筹兼顾,防止片面性、绝对化;要把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和平、合作、和解、和谐理念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营造安定团结的良好氛围.
必须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稳定的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改革、发展、稳定决策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本、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关切上.要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来.要坚持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以群众利益作为决策的依据,在决策的制定和落实的各个环节中,要广泛征询群众意见,充分考虑各方面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承受能力,努力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必须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实践中.全面、协调、可持续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改革、保持稳定、促进和谐的内在要求.要注重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和稳定措施的协调性.在制定解决改革涉及的深层次矛盾的措施时,不仅要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而且要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在制定解决发展遇到的问题的措施时,要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不仅要有着力解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矛盾的措施,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义务教育等,而且要有着力缓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不平衡矛盾的措施.在制定保持稳定遇到的问题的措施时,不仅要有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的措施,还要有着力教育引导群众正确地看待形势、正确地处理遇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的措施.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在推进各项改革时,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推进科学发展时,要与改善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统一起来;在维护稳定方面,要把握好人民群众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解决好各种实际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总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更加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为“十一五”规划顺利推进创造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

Ⅷ 日本司法制度的变迁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其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纪后半叶即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契机，以欧洲大陆法系为基础，并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主要是引入了美国的法律制度），又继承了自身传统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国唐代律令为蓝本的“大宝律令”制度）而逐步演变发展起来的。
（一）二战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日本是由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掌握着国家政权。由于日本当时采取锁国政策，与外国的邦交及通商都处于停止状态。直到19世纪中叶受欧美各国开放的压力，才打破了锁国政策，并从“明治维新”建立新政权后，才开始了近代国家的建设，并借鉴法国和德国的法律制度，开始建设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国对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最为明显。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仿照法国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时，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国的影响，1890年的《法院组织法》就是以德国《法院组织法》为蓝本的，并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宪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构成法》，也是借鉴德国宪法制定的。此外，日本还借鉴英国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审法，从1928年开始，实行了15年陪审制度，后来由于案件逐年减少，加之二战爆发，为了节约由于陪审所需要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于是1943年取消了陪审制度。
（ 二）日本二战以后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后，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的规定，日本废除了《明治宪法》。美军作为联合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后，在美国的参与和扶助下制定了实行国民主权原则的日本宪法。以此为契机，日本进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谓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现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赋予法院（日称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权和违宪审查权，禁止设置二战前行政法院那种特别法院；增设了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的审判机构体系；在审判程序方面，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制度中采用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原则；将司法“三曹”（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又称“法曹”）合而为一，实行同一的严格的司法考试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关于“国民权利义务”一章中，规定了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权利，如沉默权、令状主义、质问权等，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骨架。这些规定是以《美国联邦宪法》为根据制定的，并成为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各种原则的基础。因此，二战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带有美国司法制度的色彩。

Ⅸ 司法解释的修改是因为以往的观念错了，那么我们用旧的不就是承认其正确性吗

司法解释是为了适应当前时代的需求，随着时间变化，司法也跟着变化，而且现在认为正确的法律法规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变成社会的阻碍，是一时一变的。

Ⅹ 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 经济 之间存在诸多 问题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从而导致我国司法权的地方化;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体制不 科学 ;法官素质不理想;审判方式陈旧落后，审判流程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现象；“人情案”、“关系案”，甚至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况普遍存在，个别司法裁判不公，使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 发展 ，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对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问题进行了 分析 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对策：一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 中国 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 影响 的司法体系,二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 规律 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六要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 政治 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 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试 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 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一） 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