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的历史发展

A. 我国公司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如何看待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对西方法律和法学的学习和借鉴
这也是近年来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这一问题就
具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
关于这一问题，在张文中是以对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的“法的现代化”及“法的国际化”问题的分析而展开
的。张文首先批评了“法学的现代化”和“法学的国际化”这种主张，认为这不是法学走出幼稚的可行之路；
在张文的第三部分，又批评了“法的国际化”的主张，认为“法的国际化”及“法学的国际化”的主张“超出
了它（指国际接轨）应有的界限”。而张文认为与国际接轨是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并将其“界限”界定
为“接轨只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领域”，“前沿的接触点只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范围”，且指出这个界限不
能超越，否则将走向反面，等等。
张文以上所谈的问题，概括起来，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在市场经济建设及对外开放中对西方法律和法学的学
习、吸收和借鉴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看看邓小平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讲道：“社会主义要赢得
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
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 “改革是全面的改
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
型的国家开放”。〔10〕这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其中并没有如张文所说的“界限”之类的
提法。
将与国际接轨的“界限”限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领域，无疑有着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但这一主张是否
科学，是否符合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思想，尚需研究。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体系，是一个宏大的法律制度体系结构。在这个制度体系中，民商法、经济法、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法等
无疑是其主干，在这些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对我国有益的法律制度，同国际接轨，是毫无疑问的，也是
张文所不反对的。但是，在这个法律体系结构中，还有行政法，可不可以吸收和借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行政
法制历史及实践经验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有无可鉴之处？还有社会法，即有关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济
等有关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此一法律领域的先进经验能否借鉴？在刑事法律领域，西方国家有关打击犯罪和
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些具体法制经验能否为我们借鉴？在程序法律领域，西方在立法程序、司法程序、执行程序
、监督程序等程序法律方面的有益经验能否为我们借鉴？甚而就宪法而言，针对我国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违宪案
件，西方国家在宪法实践中，对违宪审查及其追究和制裁的有效作法和经验能否为我们所借鉴？如果按照张文
所说的“界限”，那么这么多的法制领域都自然被排除在其“界限”之外，这与我国法制建设及法制现代化的
目标实现到底是否有利和有益，答案不言自明。在1995年8月16 日北京召开的亚太法协第14届大会开幕式上，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其讲话中讲道：“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
经济建设领域，同样也适用于法制建设领域”。〔11〕而这里的“法制建设”显然是指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丝毫看不出只将它局限于“市场经济体制领域”。
对西方法律、法学的吸收和借鉴并不意味着照搬，虽然存在着被一些人所担忧和惊呼的“全盘西化”，但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实践史揭示了这样一个被文化学者论证过的道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传入本
土后，都要经历一个本土化（即民族化）的过程，而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来文化进行分析、过滤
、鉴别、吸收、选择的过程。适宜的，则生存下来；不适宜的，则淘汰之。当我们对西方法律文化进行吸收和
借鉴时，其本身就经历着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吸收和借鉴的标准就是看是否适合于我国现实国情和现实需求。
因此，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看，大胆地吸收、利用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并不会导致“全面西化”的局面。
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由于中国文化除了具有的超强的民族同化力、包容力外，还在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
对西方法律文化从来不曾是“全盘”地吸收，被吸收和利用的大多是那些非政治层面的法律文化，并且在经过
本土化过程之后，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至于张文所不赞同的“法学现代化”及“法学的国际化”之主张，则更加具有法律文化层面的含义。“法
学现代化”是法学发展的方向，因为实现现代化是我国的既定目标，文化现代化是其组成内容。国家要走向现
代化，一切都要向现代化迈进。法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重要构成，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将伴随国家和
社会的现代化步伐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法学的国际化”则表述了中国的法学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开放
的，它并不是抛弃自己的特色和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只是要求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人
类文明成果。由于我国的现代法学发展历史较短，且又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因此，同国际社会法学发
展进程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差距既表现在法学视野的广度、法学范畴的宽度等方面，更表现在对
法律现象的认识力和透视力等深层次的思维层面，这些都导致我们同国际法学界难以进行对话和交流。因此，
在法学方面，我们面临着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学中优秀文化成果的艰巨任务。中国法学欲求发展，需要通过多种
方法多种途径去达目的。向西方法学学习和借鉴是多种方法中之一种，但非唯一的一种，而且从来没有人认为
这是唯一的方法和途径，“法学的国际化”的提出，只是针对我们过去排斥西方法学的经验教训，强调和重视
这一问题。张文关于为发展法学而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疑是正确的，但“法学的现代化”及“
法学的国际化”作为一种法学发展的一个途径，是否就如同张文所分析的那样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不相吻合甚或相背呢？恰恰相反，这正是法学界在此思想路线指导下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一种
新的探索。这种探索，除了在理论上还需要继续不断深化外，我国急速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市场经济体制的发
展趋势、法律体系的完善，国际接轨以及法学自身的发展等将会为此作出有说服力的、来自社会实践的验证。
在这里，让我们重复一个历史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B. 法拉力公司的发展历史

1924年，世界第一届跑车锦标赛举行，也就是F1大奖赛的前身，Alfa Romeo设计的P2跑车勇夺桂冠，开始了自己的百年传奇历程。
1929年，一个叫恩佐.法拉利的年轻人把他的Scuderia Ferrari公司并入了Alfa Romeo公司，开始设计跑车和比赛用车。
恩佐.法拉利提出“创新”和“勇气”的原则，在汽车业内掀起了一场革命，一场注重时尚而又同时提升性能的革命。
在Alfa Romeo公司赛车部内，恩佐.法拉利由一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转型成为一个具备先进设计理念的天才。1940年，他脱离了Alfa Romeo公司，自己创办了AutoAvioCostruzioniFerrari公司——这就是法拉利公司的前身。
Alfa Romeo公司为了纪念1925年的伟大的胜利，出的LOGO标志。MILANO意即为意大利语中的米兰，皇冠一般的金属象征着胜利。

C.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

中国公司法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清末(1904-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2004年)三个阶段。其中，中华民国时期又可分为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分为前期(1949-1978年)和后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于1904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颁行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还制订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相关法规。
《公司律》共分十一节，共一百三十一条。第一节，公司分类及创办呈报法；第二节，股份；第三节，股东权利各事宜；第四节，董事；第五节，查帐人；第六节，董事会议；第七节，众股东会议；第八节，账目；第九节，更改公司章程；第十节，停闭；第十一节，罚则。
清末《公司律》确立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司律》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开始以公司制企业模式组织、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经济民主理念的、专门规范生产经营组织的法律，从而开启了中国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与《商法调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钦定商律》颁行之后，《公司律》部分制定、颁行事出仓促，缺陷不少。修订法律馆曾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于1907年起草编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当时各商会以修订法律馆所编《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与国情不合，于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宪公会发起商法起草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商情、商事习惯，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自行编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开第二次大会时已完成《商法总则》与《公司律草案》两编，经大会讨论通过，呈请清政府施行，并附《公司律调查案理由书》与《商法总则调查案理由书》，农工商部再加以修订，定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总则和公司律两编)，相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远比已颁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当《公司律》修定接近尾声，并即将付诸资政院通过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该草案也未得颁行。

二、民国时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国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条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农商部颁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条例》。1914年的《公司条例》分为总纲、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及罚则共有6章、251条，其内容和篇幅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较大的变动和增加，并于同年9月起实施。

《公司条例》(共251条)不仅在内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条)详尽，而且在法理上也较《公司律》上了一个台阶。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而《公司条例》则规定，“本条例所称公司，谓以商行为为业而设立之团体”，“凡公司均认为法人。”第一次对公司概念作出了较为准确的界定，并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征，体现了现代公司的根本属性。再如，在公司分类方面，《公司律》将公司分为“合资”、“合资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类，因分类标准含糊，因而各种“公司”概念界定不严，相互重叠。《公司条例》则将公司分为“无限”、“两合”、“股分有限”和“股分两合”四种，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公司理论关于公司的分类原则。在其它具体条款方面，《公司条例》的规定相对都比较准确、可行。但该条例中将公司的类型规定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条例》将1904年《公司律》中“合资有限公司”(实为有限责任公司)删除，这与当时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总体而言，民初的《公司条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国民政府又主持修订了《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和《破产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规[7]，初步形成了民国初年较为完备的公司法律体系。其中《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在中国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

这部《公司条例》在颁行时并没有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农工商部呈请大总统批准颁布。《公司条例》颁布后，经过二次修正，分别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间，虽然于民国五年，法律编查会由余棨昌和日本学者岩谷孙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条)，但未经立法机关颁行。所以，《公司条例》是民国北洋时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条例》的基础上，参酌德法等国《公司法》，于1929年11月拟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中国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法院即拟定了“公司法原则草案”，在原有4种公司类型外增加了“保证有限公司”，以后在修订过程中又被否决。
1929年(公司法)颁行之后，南京政府又先后颁行了《公司法施行细则》、《公司登记规则》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公司法》施行的具体程序。另外，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记规则》，分通则、规费、呈请程序、附则4章46条，对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设立登记应缴纳的各种费用等加以规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记规则》和《公司法》一起，于1931年7月1日同时施行。

抗战期间，在1940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予以补充。按该条例，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机关组织、准许本国人民或外国人认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国民党立法院商法委员会依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修正公司法原则”，随后训令商法委员会修正1929年公司法，经商法经济两委员会联席会议，立法院讨论研究，修正后的公司法于1945年9月29日通过，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义”、“通则”，“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外国公司”、“公司之登记及认许”和“附则”10章、361条，篇幅大为增加，规定更为详细，内容大为丰富。为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后的1946年《公司法》，与前几部公司法规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它概括了一切有关公司的法律、条例、规则，形成十章的编制，除第九章纯为程序的规定外，前面各章都属实体上的规定，用整章规定登记手续置于实体规定章节之后，使该法呈现出浓厚的集实体、程序规定于一身的特点。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鉴英美公司法的内容，其次，在内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强了法律弹性，减少了官厅干涉，力图使立法精神从大陆的干涉主义趋于英美自由主义，该法的许多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引进有限公司制度。为此，194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东人数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于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资力者组织有限公司，”至于“其他资力较薄须集合多数人方能经营者”，则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1929年公司法重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原则，1946年公司法则通过一系列规定维护了大股东利益。

最后，1946年公司法为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进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规定中外合资公司董事长须有中华民国国籍，不设董事长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应有一人有中华民国国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设外国公司一章，规定凡在其本国设立登记的外国公司，可向中国官署申请认许，从而在中国境内营业或设立分公司，外国公司经认许后，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中国公司相同。将外国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在中国公司立法中属首次。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当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变化，台湾当局于1966年对该公司法进行全面的修正。此后，公司法又进行了7次修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2005年）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政务院于1950年12月29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凡32条，1951年又公布了《实施办法》，凡105条。根据上述条例和实施办法，私营企业有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规定的五种公司形态。

政务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该条例规范的公私合营企业虽然名称上不再称为公司，但其实质内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征，因为它确认公私双方的股份，并确定合营企业股东的有限责任（第5、8条），并规定合营企业的法人机关为董事会和私股股东会会议（第20、21条）以及盈余分配办法（第17条）。

1956年第一季末实现全国全行业私合营后，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已告完成，从此私营公司不复存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同时失效，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随之消失。根据1956年2月10日国务院的《关于在公私合营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及7月26日《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私有股份变为债权，私有股东不复存在。这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所规范的有限公司也归于消失，此后23年，中国的企业全部转为国营、集体企业，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业立法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8）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开始按照行业归口、产品归类和方便管理的原则，按行业组建了各种专业性公司。这种公司虽然名为生产性专业公司或销售公司，实际上其本身并非一种从事经营性的公司，而是国家对同行业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质，事实上这些专业公司后来又转变为各种行业主管机关。从所有制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全面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法制，企业组织形式逐渐演变为国营、集体企业两种公有形式，而且这两种组织形式彼此之间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联合投资的情况。由此，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国不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亦销声匿迹。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作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的公司制度逐渐开始重新恢复，有关公司立法也逐步推进。这一时期我国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与丰富为中心的，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关于三资企业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于1990、2001年两次修正）的颁布，标志着大陆公司立法在停顿23年后又恢复了。这部法律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公司企业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点。这一法律的颁布，开创了新中国法律确认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后，全国人大又分别于1986、1988年过《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均在2000年修订）。此外，经过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经在三资企业领域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而且成为我国公司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关于经济联合

198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并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并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组织，而要坚持自愿原则。这一规定可谓是企业联合经营和资本流动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组建成为可能，为后来企业联营式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关于私营经济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独资企业、合作企业和有限公司三种形式。依该条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投资者以其出资额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这样，法律就实际上规定了以国内法人、自然人作为股东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新中国企业公司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首先因为，虽然这一法规本4、关于公司的清理整顿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了一股“公司热”。公司滥设现象十分普遍，出现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挂名公司”，严重阻碍了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国家随后开始了“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为此，国务院陆续发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顿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间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为确立规范的公司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规范内容包括：（1）公司不拥有行政管理职能；（2）公司设立采许可主义，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3）公司必须办理注册登记，注册资金不得少于法定最低额；（5）董事长或经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规范化

我国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活动始于1980年初期。1983年国家经委和体改委开始着手起草公司法。但当时显然不具备制定统一公司法的实践基础和外部环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论问题也未得到解决。1985年8月，由国家经委主持起草工作，并于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又分别拟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送审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送审稿）。1987年，两个条例的草案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在研究这两个条例时认为股份公司尚属试点性质，不宜在全国以行政法规形式加以规定，有限公司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也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可以先行通过。1991年国务院法制局与国家体改委以送审稿为基础，会同有关部门反复修改，于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并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但由于有限公司法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关系，国有独资公司是否列入等问题未予解决，未获通过。后有关部、委、办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份制企业发展声速，为适应规范化的需要，后决定先由国家体改委（1988年国家经委被撤销，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转由国家体改委主持）以这两个公司的“规范意见”这一行政规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而先加以公布。这样，1992年5月15日，《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一道由国家体改委正式发布。《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1章79条，《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2章119条，以大陆法系的公司制度为蓝本，在全面总结了自1978年以来我国公司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规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设立、公司治理、资本（股份）、合并与分立、解散与清算、财务会计、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其后，相关部、委、办也相继发布了十余项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极有特点的中国公司法律制度体系。

同一时期，我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性公司法规也对公司制度予以规范。最早的是广东省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责任公司暂行规定》。之后，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继颁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规。这些地方性公司法规、规章的制定，不仅规范了本地公司的行为，也为全国统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

这一时期，在以两个《规范意见》为核心的一系列规范性立法文件基础上形成的公司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它是以行政规章、行政法规为主构成的制度体系；其次，与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该制度体系内容更为系统和规范；复次，它既汲取了台湾地区和国际上的通用准则，又特别反映出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实际需求；再次，它总结了我国公司制的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最后，这一制度体系具有试点和过渡性质。总之，上述规范性文件尤其是两个《规范意见》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公司法的制定与出台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也标志着我国公司立法逐渐走向规范。

（五）1993年《公司法》

两个《规范意见》发布后，各界要求尽快制定公司法的呼声很高。这里有一个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规范意见》所规定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方面的问题，加之它们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适用效力有局限性。随着这一时期各项市场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国有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也纷纷组建公司，国家迫切需要制定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效力位阶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计划，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并获原则通过。7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关于该草案的说明。依该说明，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在不打破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确立的企业立法体制的基础上，定位于：在中国境内由二个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作为股东出资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有限公司仍适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并参照本法执行；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之间相互联营或同其他企业联营而举办的有限公司，参照本法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认为，草案确立的调整范围太窄，没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进行企业立法的作法，太迁就了立法现实，并提出应制定一部覆盖面更宽一些、内容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会议闭幕后，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较完整的公司法。此后，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有限公司条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资料之基础上，广泛参考其他国和地区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该草案历经1993年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1993年6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1993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三次审议，最终于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于此，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诞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为法人，分为两种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都规定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根据各国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为弥补此项不足，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和1999年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对于合伙与个人独资作出了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为非法人商事主体，注册资本无最低资本额限制，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设立程序较公司为简便，条件限制较少，设立较易。

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市场发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虽然有230条之多，但条文存在着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诸多不足，在实际应用中问题颇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但只是对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增设和对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对于司法实践应用的大量问题并没有做出相应修改。此后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答复，但随着《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这一意见稿并没有最后出台。

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生效，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进行了修改，但仅仅删除了一款“股票采用溢价发行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的规定，基本上仅仅是涉及到技术层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会议上，数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项议案，建议尽快修改公司法。随后，《公司法》的修订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届要审议的立法规划。2004年7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到有关部门征求意见。2004年12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历经三次审议之后，于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2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订后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条，分为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公司债券， 公司财务、会计，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任和附则。

这次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较全面的修订，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当然有些是属于文字上的修改。这次修订后的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顺应了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实践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当然任何修订都只是阶段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还会适时加以修改，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要求相适应。

D. 我国公司法的沿革历程

我国《公司法》颁布于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10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市场发展创新迅猛等多方原因，《公司法》虽然有230条之多，但条文存在着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诸多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3月份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案统计显示：建议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的呼声高涨，约有10件。若按每件议案至少有30位代表联名的最低要求，提出议案的代表应在400人以上。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的一份议案就有近百位代表联名。

今年两会期间，北京用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等三十多名人大代表共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修改公司法的议案，这样的议案已提了很多次了，因为一些关键的问题争议未果，公司法一直没有修改。

是什么促使这些代表，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们如此强烈地要求修改公司法？

王文京等代表在议案中指出：我国现行《公司法》的颁布及其后的小量修改对完善我国公司制企业的治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变化，现行《公司法》中的一些规定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公司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制约了发展。如：其中的实收资本金制度制约了公司期权制度的建立；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限制了公司的投资和控股公司的发展；公司股票回购的规定限定的范围太窄，影响了公司的股权管理等。对此，企业界、法律界和理论界都有较多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对公司法的修改已经列入了九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调研计划，但未完成修改。建议在十届全国人大把对公司法的修改尽早列入立法计划，尽快完成修改。这份议案提出的立法建议是修改现行的实收资本金制度，促进公司期权等制度的建立；放宽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公司投资，并促进控股公司的发展；扩大公司回购股票的范围，以利企业对股权的战略性管理。该议案共有30多位代表签名。主要是企业界、教育界和党政部门的代表。

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房德权律师给记者介绍了两个案例。甲公司与乙公司有贸易往来，甲公司欠乙公司货款20万元人民币，事隔一年之后，甲公司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结果乙公司己于半年前被吊销营业执照，法院不予受理。法院驳回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股东利用公司专门从事违法行为，或者设立公司是为了不法目的，于此情形，仍一味维护公司的独立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这与法律创制公司的宗旨背道而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护。

吊销营业执照已成为公司的股东合法逃避债务的有效方式，由于法律未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法律也没有授予法院对公司吊销执照的实质审查权，致使实践中发生的以吊销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纠纷很难处理，也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特别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的股东在一定时期内不得重新设立公司进行经营的规定，致使被吊销执照的股东异地办照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但使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社会经济利益。

另外一个案例也说明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引起无法解决的矛盾。李某为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2001年元月因一起交通事故不治身亡。其与前妻离婚后只有一子李某某在外省读大学。李某某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继承其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财产，因李某某在外地求学，不愿参与公司经营，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将李某的股份转让给其它的股东，转让现金归自己所有。

李某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能否被其子继承并取得股东身份？关于股份继承的性质的界定，我国现行《公司法》未做规定。而我国《公司法》规定禁止股东在公司登记后抽回出资，这样如果其他股东不愿意购买死亡股东的股份，继承人既不能取得股东身份，又不能得到其应继承的财产，在法律上不能很好的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这两个案例只是公司法诉讼遇到难题的冰山一角。

上海浩华律师事务所合秋人杨宝春律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公司法》颁布施行已近10年，期间已曾作修订，但是它毕竟是建立市场经济初期颁布的，与现实经济生活已经有很多脱节的地方。最高院对于重要法律都有全面的司法解释，而对于《公司法》这样一部重要法律，却至今没有全面的司法解释。

杨宝春向本报记者介绍，我国实行实收资本制，并对出资方式作严格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然而，公司法对出资限制太多，特别是对无形资产出资限制较多。而一些公司名为公司，实为合伙，或者公司资产与家庭财产界限不清，如果其出资人也承担有限责任则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只有普通股，没有优先股，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我国对公司回购或持有本公司股票做出了严格限制，对企业建立激励机制以及吸收风险投资不利。而对小股东权益保护不够和小股东滥用诉权，也成了一对矛盾。

新公司法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使我国公司法的制度得到完善，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将有效提升我国公司的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一，新公司法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制度，鼓励、推动公司设立、公司发展。主要在6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降低了公司的注册数额、扩大了出资财产的范围、只规定货币出资比例最高可为公司注册资本的70％、放开了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保留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定方式、确定了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法人股东的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第二，新公司法对贯穿公司理念，改善公司结构，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做了修改完善，并且明确规定公司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股东在公司运营中扮演重大角色，以及在解散、清算后收回公司财产权。二是由公司章程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由董事长或者经理担任。三是公司章程约定的效率优先，例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约定按照股东分取权利，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约定决定合法继承人是否继受股东的资格。四是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每个股东都可以拥有权利。五是新公司法强化了对董事长权利的制约，细化了股东会的权力。六是规定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七是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义务。董事、监事、管理人员违反法律，或者行政章程规定的形式应承担赔偿责任。八是，公司董事执行公司决策的行为如果是违反法律或者章程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效保护股东利益。
第三，新公司法进一步健全了公司股东和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保护投资，维护公平的社会经济秩序。新公司法借鉴国外的通行法律规定，赋予中小股东查阅公司账簿的权利。二是公司连续五年盈利而不分配红利，股东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以及不解散公司的决定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三是公司经营管理如果发生困难，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它途径不能解决，出现公司僵局难以进行经营的，有10％的股东就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

E. 法律的历史和发展

法的历史发展
一、法的历史类型
法的历史类型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基本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具有活跃性、革命性，当其向前发展变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生产关系发生与之相对应的变化。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当生产力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化出现了一定量的变化时，那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就会发生局部的变化。当生产力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也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时，则会导致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发生历史类型的更替。
1、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即是法的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
2、(1)法的历史类型是按照法所据以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和体现的阶级意志的不同，对人类社会的法所作的分类。
(2)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凡是建立在相同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相同阶级意志的法，就属于同一历史类型。
(3)划分法的历史类型，有助于认识和揭示法的阶级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
3、(1)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社会形态的划分相一致，人类社会存在四种历史类型的法，即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
(2)前三种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社会的法，体现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和意志，通称为剥削阶级类型法。社会主义法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是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法。
4、(1)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法都一定经过法的这四种历史类型。
(2)但法的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表明，从奴隶制法到封建制法，继而发展为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是法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的历史类型也由低级类型的法向高级类型的法依次更替。
5、(1)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必然，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运动是法的历史类型更替的根本原因。
(2)但是，这种更替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实现的。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先进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并实现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
二、关于法的历史阶段的其他划分方式
英国的梅因 “身份”的法和“契约”的法 2
美国的庞德 原始的法，严格的法，17、18世纪的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的法，社会化的法，以及下一阶段的世界法 5+1
德国的马克斯•韦伯 形式不合理的法、实质不合理的法、实质合理的法、形式合理的法 4
美国的昂格尔 习惯法、官僚法、法秩序(法治) 3
日本的田中成明 自治型法、普遍主义型法、管理型法 3
我国的不少学者 自然经济类型的法与商品经济类型的法 2
义务本位的法与权利本位的法 2
人治的法和法治的法 2
专制的法与民主的法 2
三、资本主义法
(一)资本主义法的产生
资本主义法的产生有几种典型的模式：英国式模式、法国式模式;
1、在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步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
(1)商法的兴起：这些商法渊源于习惯法，最为典型的是海商法，以后又有一些票据、保险、公司、破产等方面的法规。
(2)罗马法复兴：罗马法原先是统一的、拥有世界霸权的帝国的法律;罗马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简单商品生产关系极为发达基础上的，对这方面的法律关系作了详尽规定;罗马法代表了相当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3)资本原始积累的法律的出现：
(4)宪法性法律的开始制定：限制王权，试图以政治契约形式确立国王与臣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
2、总的来看，资本主义法主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1)维护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原则。
(2)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和代议制政府，规定资产阶级民主制、政党制、代议制等法律制度。
(3)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保障资产阶级法治。
(二)资本主义法的发展
1、除法西斯时期这样的特殊发展外，资本主义法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自由竞争时期到垄断时期的变化。
2、从自由竞争时期发展到垄断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法从“个人权利本位”变化为“社会本位”
(1)法律原则有了许多变化，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加入了“所有权的限制”的内容，并制定了不少调整经济、文化关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出现了“法的社会化”的趋势。
(2)但资产阶级法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的发展表现为：
(1)法律基本原则的变化，私有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等有不少限制的内容。
(2)法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仅仅只是“看守人”、“守夜人”，国家、政府通过法律来干预经济。同时，出现了法的社会化趋向。
(3)法的运行方面的变化，如委托立法、授权立法的出现，行政机关权力日益扩大;准法院组织的出现。
(4)两大法系逐步靠拢，国际立法增多，出现了像欧盟法律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的法律。

四、社会主义法

1、(1)社会主义法是在推翻旧政权、摧毁旧法体系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2)社会主义法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

2、(1)新中国的法是在摧毁国民党法律的基础上创立的，是革命根据地法的继承和发展。

(2)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建立还经过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

五、法的继承与法的移植

法的继承是指不同时间条件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击。

法的移植指不同空间条件下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击。

(一)法的继承的含义与根据

1、法的继承是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延续和继受，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和新法对旧法的承接和继受。

(1)法的继承是客观存在的，法就是在继承中发展的。

(2)法作为文化现象，其发展表现为文化积累过程，其继承是不可避免的。

(3)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法的继承性，社会主义法可以而且必然要借鉴资本主义法和其他类型的法。

2、法的继承的根据和理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法的继承性。

(2)法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的发展过程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3)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决定了法的继承的必要性。

(4)法的发展的历史事实验证了法的继承性，如资产阶级的《法国民法典》即是以奴隶制的罗马法为基础制定的。

3、法的继承的内容：

(1)法律术语、技术、形式。基本的法律概念、术语;立法、执法和司法程序;法律解释方法;法律体系的结构、形式，法律机构的设置等都是可以继承的。

(2)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定。其中有许多属于技术性规范或者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规范是可以继承的。

(3)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原则和规范。

(4)反映法的一般价值的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都是可以继承的。

(二)法的移植

1、法的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

(1)法的继承体现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法的移植则反映一个国家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鉴，

(2)法的移植的范围除了外国的法律外，还包括国际法律和惯例。

(3)法的移植以供体(被移植的法)和受体(接受移植的法)之间存在着共同性，即受同一规律的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纳为前提。

2、法的移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1)社会发展和法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必要移植先进国家的某些法律。

(2)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场经济要求冲破一切地域限制，一个国家借鉴和引进别国的法律，特别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法律原则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3)法制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动力，而法的移植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途径，是法制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

(4)法的移植是对外开放的应有内容。

3、法的移植有以下几种类型：

(1)经济、文化和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吸收对方的法律，以至融合和趋同;

(2)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先进国家或发达国家的法律;

(3)区域性法律统一运动和世界性法律统一运动或法律全球化。

4、法的移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1)要注意国外法与本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

(2)注意法律体系的系统性，

(3)同时法的移植要有适当的超前性。

F. 公司法的社会现实意义

我国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得以初步建立的主要标志，与其说是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的建立，毋宁说是公司和公司制度的萌芽和发展。
我国《公司法》计有230条之多，颁布于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9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薄弱、起草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条文存在着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法律漏洞较多的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放松了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允许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辟第二板块市场。这些修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正。《公司法》的修改既要立足于我国的公司实践，还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例、判例与学说，考虑到全球化时代和因特网时代的新情况，突出新公司法的前瞻性、可预期性、严谨性、开放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抓住“入世”机遇，保护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热情的需要。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变成没有国界和“国籍”的高度流通资源。川流不息的国际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那些法律环境比较好、投资预期比较稳定以及投资者的权利较有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我国《公司法》不作出相应调整，不但有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而使我国错过难得的商业机会；而且有可能导致国内民间资本的外流。虽然尚无确切的内资外流统计数字，但内资外流的现象已经存在，这与《公司法》的不完善不能说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利益屡屡受到损害，就是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也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法治的需要。现代公司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缩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衡量资本市场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看，公司法治的完善程度如何。为了更加公平、高效地协调好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雇员、供应商、债权人、竞争者、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等诸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通过建立健全主体制度、行为制度、权利制度和责任制度落实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其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公司的设立、投融资和治理结构等诸多领域能否摆脱人治的烙印，步入法治轨道，关键在于是否有一部现代化的公司法。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提高公司竞争力，乃至民族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公司是民族经济的细胞。公司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公司对资本、劳动力和管理等生产资源的整合和开发能力。公司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法人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提高公司和投资者的商事活动效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无不是公司法健全的国家。

修改《公司法》应遵循的原则

（一）既强调公司与股东自治，也要维护交易安全。

新《公司法》与现有《公司法》相比，应当进一步突出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加大民事法律规范、任意性法律规范和保护性规范的比重，并慎重拟订禁止性规范。为扩张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间，新《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就公司内部的治理关系作出安排。新《公司法》还应废除或者限制传统的经营范围制度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不合理限制。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自由，有必要简化公司设立、重组程序，对各类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设立采取以登记制为原则，以审批制为例外的立法态度，限制审批制范围，取消不合理的登记前置程序，进一步扩大公司登记制的适用范围。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也应采取这一立场。原则上，对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股权转让行为，都不应当再以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为生效条件。为确保投资者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认一人公司等多种公司组织形式。又如，股东协议可以规定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享有分取股利。例如，甲乙两股东可以约定，出资比例为90％的股东可以享有60％的股利，出资比例为10％的股东可以享有40％的股利。

当然，为维护公司对外关系中的交易安全，《公司法》需要纳入一些必要的行政法律规范、强制性法律规范和管理性规范。例如，新《公司法》应当进一步健全公司资本制度，规范股东出资形式，强化资本减少限制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新《公司法》还应进一步改进公司公示制度，确保公司债权人和投资者的知情权。在扩张公司自治和股东民主范围的同时，更要注重强化登记机关和登记行为的公信力。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也应进一步与国际会计标准接轨。

（二）既要大胆移植国际立法经验，又要着力解决国际立法经验的本土化。

公司和公司制度是舶来品。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留住内资，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并不一定写入WTO规则），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例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内容只涉及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效力问题，而未对成员国的一般投资政策作出系统规定。但为了强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国《公司法》修改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要求。而是要主动借鉴WTO主要成员国（包括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当然，对发达国家公司法经验的吸收借鉴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在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外立法例（如英美法系的单层制与大陆法系中的双层制）进行借鉴时，应当本着洋为中用、择善而从、实用优先的原则，决定取舍。

（三）新《公司法》应当涵盖公司设立与运营中发生的主要法律关系。

新《公司法》既要解决好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简化公司设立程序；也要解决好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填补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资中的难点问题。例如，我国现行《公司法》以若干股东设立独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为假定调整对象。当时，立法者尚未预料到公司作为股东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复出资设立孙公司、孙公司又出资设立曾孙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从规范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建立公司集团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制度、保护子公司债权人与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方面，实现对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及小股东利益的均衡保护。从单纯规范单一公司，到同时规范单一公司与公司集团，反映了立法者对公司法律现象的认识规律，体现了现实经济生活对立法的迫切需要。对于现行《公司法》的漏洞均应予以弥补。

（四）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公司法历来把最大限度地营利，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公司的最高价值取向。近现代公司法的历史就是一部为股东权保护而奋斗和努力的历史，公司法实际上就是股东权保护法。股东权的保护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股东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公司制度本身的存废，并进一步波及于公司的劳动者、经营者、消费者、债权人、交易客户、公司所在地居民、公司所在地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股东权保护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国际公司法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日趋热烈，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考虑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正确处理好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与强调股东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是修改《公司法》不断变革和前进的动力。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与强调股东权保护在新《公司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例如，既要保护股东的权利（含自益权与共益权），也要强化股东的足额出资义务。又如，为制裁投资者在投资及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导入公司法人资格否认理论或者掀去法人面纱理论，明确规定滥用法人资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公司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兼顾的原则。

为保护中外投资者的合理法律预期，《公司法》理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因此，凡是看准的《公司法》制度改革，应当尽可能一步到位，避免由于逐步推出改革而干扰投资者对法律环境的长远预测。当然，实在不具备一步到位条件的立法改革，也应逐步推进，避免立法偏激冒进，缺乏可操作性。但立法者并非圣贤，无法对未来的公司法律现象先知先觉。因此，只能随着对公司法律现象的不断认识，而不断修改立法。例如，马车时代的公司法与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法应当有所不同。新《公司法》理应对股东大会的电子化等问题作出回应。难怪，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公司立法变化频仍。就《日本商法典》而言，近年来每隔一两年就修改一次，在1997年时竟然先后于5月、6月和12月修改了三次。

此外，《公司法》修改还应坚持保护股东权利与预防股东权利滥用相兼顾、立法目标理想化与公司现实多元化相统一、压缩行政权作用空间与鼓励司法权适当介入相兼顾的原则。

G. 一人公司法人制度的发展历史

一人公司的由来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从学理上划分，一人公司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至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最低人数的要求，或是为了“真正股东”的利益而在名义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而已[2] .此种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本质上是“真正的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规避法律。

一人公司获得承认肇始于英国1897年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萨洛蒙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由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萨洛蒙本人拥有20001股（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为担保向萨洛蒙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一年后公司因亏损而进行清算，萨洛蒙提出了优先于其他公司债权人获得清偿的要求。法庭终审判决：公司是一个独立于其成员的法人，因此萨洛蒙持有的10000英镑担保公司债应予以优先受清偿[3].

这一判决为公司法学及商业界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显示了个体经营者组建公司与大公司一样有实际价值，而且还揭示出个体经营者既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认购公司债券从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经营风险。而从萨洛蒙案所确立的规则来看，公司与其成员在人格上完全分离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以后的一些实践中，立法者或法院偶尔也允许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为了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通常是不会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法人格与其成员或者说股东的人格相区别，充分体现了法技术的绝妙之处，即“法人格本身乃是为了使法律关系单纯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项法技术”[4]，由此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进步意义。

自此以后，一人公司迅速发展，各国也开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从各国的公司立法史来考察，传统的公司立法并不承认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态度仅是就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仅公司设立必须具有法定的股东人数，而且公司设立后也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如果公司股东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将导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开始于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继而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对各国和地区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11月5日制定并于1926年1月20日实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开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该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设立，并可以一个股东维持公司的存续。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并且这些董事都必须由公司的股东担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人数降至一人，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自动解散。并且，公司的单一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个人责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国 德国因1892年首立《有限责任公司法》而著称，但当时也要求至少应有两个出资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出资在转让或赠予、继承中集中于一人，仍承认存续的合法，而不导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按本法规定，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从而使一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德国1884年颁布的《股份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至少须要5人，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开始承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的1994年，认可了由唯一股东设立的股份公司。
一人公司的由来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从学理上划分，一人公司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至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最低人数的要求，或是为了“真正股东”的利益而在名义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而已[2] .此种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本质上是“真正的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规避法律。

一人公司获得承认肇始于英国1897年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萨洛蒙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由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萨洛蒙本人拥有20001股（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为担保向萨洛蒙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一年后公司因亏损而进行清算，萨洛蒙提出了优先于其他公司债权人获得清偿的要求。法庭终审判决：公司是一个独立于其成员的法人，因此萨洛蒙持有的10000英镑担保公司债应予以优先受清偿[3].

这一判决为公司法学及商业界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显示了个体经营者组建公司与大公司一样有实际价值，而且还揭示出个体经营者既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认购公司债券从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经营风险。而从萨洛蒙案所确立的规则来看，公司与其成员在人格上完全分离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以后的一些实践中，立法者或法院偶尔也允许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为了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通常是不会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法人格与其成员或者说股东的人格相区别，充分体现了法技术的绝妙之处，即“法人格本身乃是为了使法律关系单纯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项法技术”[4]，由此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进步意义。

自此以后，一人公司迅速发展，各国也开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从各国的公司立法史来考察，传统的公司立法并不承认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态度仅是就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仅公司设立必须具有法定的股东人数，而且公司设立后也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如果公司股东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将导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开始于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继而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对各国和地区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11月5日制定并于1926年1月20日实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开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该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设立，并可以一个股东维持公司的存续。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并且这些董事都必须由公司的股东担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人数降至一人，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自动解散。并且，公司的单一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个人责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国 德国因1892年首立《有限责任公司法》而著称，但当时也要求至少应有两个出资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出资在转让或赠予、继承中集中于一人，仍承认存续的合法，而不导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按本法规定，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从而使一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德国1884年颁布的《股份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至少须要5人，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开始承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的1994年，认可了由唯一股东设立的股份公司。
一人公司的由来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从学理上划分，一人公司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至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最低人数的要求，或是为了“真正股东”的利益而在名义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而已[2] .此种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本质上是“真正的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规避法律。

一人公司获得承认肇始于英国1897年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萨洛蒙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由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萨洛蒙本人拥有20001股（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为担保向萨洛蒙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一年后公司因亏损而进行清算，萨洛蒙提出了优先于其他公司债权人获得清偿的要求。法庭终审判决：公司是一个独立于其成员的法人，因此萨洛蒙持有的10000英镑担保公司债应予以优先受清偿[3].

这一判决为公司法学及商业界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显示了个体经营者组建公司与大公司一样有实际价值，而且还揭示出个体经营者既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认购公司债券从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经营风险。而从萨洛蒙案所确立的规则来看，公司与其成员在人格上完全分离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以后的一些实践中，立法者或法院偶尔也允许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为了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通常是不会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法人格与其成员或者说股东的人格相区别，充分体现了法技术的绝妙之处，即“法人格本身乃是为了使法律关系单纯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项法技术”[4]，由此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进步意义。

自此以后，一人公司迅速发展，各国也开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从各国的公司立法史来考察，传统的公司立法并不承认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态度仅是就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仅公司设立必须具有法定的股东人数，而且公司设立后也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如果公司股东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将导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开始于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继而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对各国和地区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11月5日制定并于1926年1月20日实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开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该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设立，并可以一个股东维持公司的存续。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并且这些董事都必须由公司的股东担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人数降至一人，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自动解散。并且，公司的单一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个人责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国 德国因1892年首立《有限责任公司法》而著称，但当时也要求至少应有两个出资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出资在转让或赠予、继承中集中于一人，仍承认存续的合法，而不导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按本法规定，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从而使一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德国1884年颁布的《股份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至少须要5人，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开始承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的1994年，认可了由唯一股东设立的股份公司。

H. 公司法全文内容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五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六条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
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I. 中国公司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公司法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清末(1904-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回(1912-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答国时期(1949-2004年)三个阶段。

其中，中华民国时期又可分为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分为前期(1949-1978年)和后期(1979-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