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目的

A. 司法审查特有原则

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一）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15］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七个：（1）证据是否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6）是否滥用职权；（7）是否显失公正。 对于上述标准，我国学术界又有不同的归类。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标准可归结为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两方面，其中合法性标准包括主要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合理性标准包括是否滥用职权、是否显示公正。［16］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有合法性标准，没有合理性标准，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都属于合法性标准的范畴。［17］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第二种观点既不符合立法原意，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还容易造成《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关于“合法性”理解的严重冲突。 （二）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 从形式上看，上述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国外司法审查的标准基本相似，如都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都采用程序标准和合理性标准。但仔细分析，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国外相比则存在重大区别，进而表现出我国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 1.既重视对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审查，也重视对行政行为的法律问题审查，采用了全面、严格的审查标准。这一点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相同，但与英美等国家根据司法审查的强度来确定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不同。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事实问题的审查规定了非常全面、宽泛、严格的审查标准，即证据是否确凿。证据确凿是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它包含着对证据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要求。它要求法院不仅要对已有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查判断，而且必要时可以主动收集证据或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不仅要审查事实的合理性，而且要审查事实的正确性。这一全面、严格的审查标准是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追求客观真实与实事求是的诉讼理念以及行政程序制度不发达的产物。对于法律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如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行为法律适用的审查标准应归为严格标准，法院往往是用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选择来衡量行政机关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在此基础上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18］ 应当说，“由于我国司法审查的历史不长，政府本位意识强烈而守法意识淡薄，加之缺乏完备的行政程序的约束，面对无孔不入而又常常出轨的行政权，在司法审查中实行严格的审查标准是必要的。”［19］但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实施严格的、同等强度的司法审查，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本质区别，致使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衡量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挥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各自优势，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调动行政机关的积极性。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行政事务的专业性、技术性等特点，决定了在很多时候法院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辨能力可能并不比行政机关高明。因此，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进行适当区分，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便显得尤为重要。 2.即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实体性审查，也重视对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但是，与国外不同，我国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仅仅局限于法定程序的审查。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就把是否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众所周知，我国具有长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行政诉讼法》把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第一次把程序提高到与实体并重的地位，体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历史上立法观念与立法技术的重大突破。［20］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程序。［21］而行政程序除了法定程序外，还包括非法定程序。《行政诉讼法》把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表明对于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但是违反了非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法院不能判决或撤销。目前，我国法定程序不违法而非法定程序违法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行政程序立法极不完善，除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行为应遵循的程序，其他大多数行政行为尚缺乏严格的程序性规定。实际上，即使将来我国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以及立法技术、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等因素，行政程序立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会有程序方面的漏洞。因此，如果仅以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序性标准，那么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序标准将过于狭窄，不能给予相对人应有的司法救济。 3.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淡化或忽视合理性审查标准，这一点也与国外不同。 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既包括合法性标准，也包括合理性标准，适应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的潮流。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合理性标准的规定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发展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既有《行政诉讼法》立法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机关过于自抑的原因。（1）以合法性标准排斥合理性标准。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就确立了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行政诉讼法》的这种规定容易造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这就造成《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合理性标准经常处于虚置状态。（2）缺乏合理性审查的明确标准。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这两大标准，但尚无缺乏明确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于什么是“滥用职权”，什么是“显失公正”还缺乏明确的界定，这对于过于自抑或过分依赖规则的法院来讲，这两大标准就过于抽象与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经常处于被束之高阁的境地。譬如，从近年来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情况看，尚未有依据“滥用职权”作出判决的案例，依据“显失公正”作出的判决也很少见。（3）合理性标准适用范围狭窄， 并造成《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脱节。《行政诉讼法》规定，显失公正标准只能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但是，在行政执法领域，并不仅仅在行政处罚领域才存在合理性与否的问题。《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复议决定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后的结论，又包括对不当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而得出的结论。在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以外的不当行政复议决定，是否也可以起诉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很显然，在这一点上，《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甚至《行政诉讼法》内部条文之间是脱节的。因此，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膨胀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不利于其应有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三、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 针对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存在的上述问题，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适应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予以完善。 1.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的法律传统与诉讼理念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因此，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大陆法系相近。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传统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已逐步消解，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已初步确立，这要求我国的司法审查标准作出积极的回应，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作为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关系的“调节阀”，既不能过于宽松，也不能过于严格，必须结合行政案件涉及问题的性质，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一般说来，对于一个问题，它既可能是事实问题，也可能是法律问题，还有可能既涉及法律问题，也涉及事实问题。因此，（1）对于事实问题，进行有限审查，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和公平。即使对于同一证据事实，法院自己作出判断时得出的结论和行政机关不同，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合理，法院仍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22］但是，法院也不能完全放弃对事实问题的审查。（2）对于法律问题，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外，法院应进行完全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越权、是否违反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问题。对于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等问题，法院只进行合理性审查，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法院应给予相应的尊重，不得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随意否定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院在许多情况下，尊重行政机关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并不表明法院放弃了对法律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它只意味着法院可以认可行政机关对法律问题的判断，最终决定权仍由法院掌握。［23］（3）对于既涉及法律、又涉及事实的问题，法院应当发挥其司法能动性：对于重要的社会公益性、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问题可以主要作为事实问题，进行有限审查；对于其他问题，可以主要作为法律问题进行审查。这样，根据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适当区分，来确定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与标准，既有利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发挥各自的优势，调动行政机关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当然，法院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审查强度并不是机械的，而是要根据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 2.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以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序性标准，致使司法审查的程序标准将过于狭窄，不能给予相对人应有的司法救济。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程序性标准的经验，引入正当程序标准。一方面，我们应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融正当程序原则于行政程序立法之中；另一方面，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确立正当程序标准在我国司法审查中的应有地位。这样，就可以发挥正当程序标准在弥补法定程序不足时出现漏洞的作用。 在我国，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不仅是弥补行政程序漏洞的需要，也是我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的基本要求。WTO规则主要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它必然受这些国家法律制度的影响，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表现在正当程序原则方面亦是如此。WTO在协定文本虽然并未直接使用正当程序这一概念，但在很多地方对行政行为程序的正当性有着原则性的规定。如GATT第10条第3款、TRIPS第41条第2款关于公平、公正、合理的总体要求；GATT第10、13、16、19条、GATS第3条关于透明度的要求；TRIPS第41条第2款、GATS第6条第3款关于程序经济、及时的要求；等等，都体现着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WTO是以带有强制性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应当履行WTO的基本规则。因此，确立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应成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方向。 3.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审查标准。 实际上，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体现了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度。从法的正义、理性的价值出发，我国应当扩大合理性审查标准的适用范围，加深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度，使合理性也成为与合法性标准相并列的行政行为审查的基本标准，这既体现了世界各国行政行为审查标准发展的共同趋势，适应了现代行政法治已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发展为实质主义法治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这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根本要求。现代行政法治已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发展为实质主义法治。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力的运作不仅在形式上要符合实在法的要求，即行政之合法性，而且要符合理性、公平、正义的要求，即行政合理性。其次，这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合理性审查标准是因应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而出现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容易造成滥用，并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侵害。而合理性标准的确立，为司法机关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从而也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免受自由裁量权的侵害提供了依据。第三，这是保证《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相衔接的需要。如前所述，我国《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行政诉讼法》内部条文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行政诉讼法》中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使合理性成为与合法性并列的标准，从而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最后，这也是应对WTO的必然要求。WTO协定中的许多规定对我国司法审查的现有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GATS规定，各成员方应确保对行政决定的审查程序在事实上会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审议。GATT也规定了对各成员国的行政救济体制进行国际审查，如果受到要求，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应当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对这种程序是否符合GATT的规定要求作出判断和决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标准是这些业已存在的机制和程序是否能够做到事实上的客观和公正。这就说明，司法审查不仅要符合合法性标准，还要符合客观和公正的实质性标准，即合理性标准。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对自由裁量行为进行任意的、无限度的司法审查，而是存在程度的问题。一方面，对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的目的不是以司法权替代行政权，而是制约行政权。合理性审查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于保障个人权益的需要，而且是“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行使权力”，［24］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情。那种认为合理性审查就是要由司法机关寻求最合理、最完美行政决定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对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的程度问题应当通过合理性标准的具体化来体现。也就是说，对自由裁量行为能够审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标准的确立。因此，确立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如德国的比例原则、英国的越权无效原则，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不合理”的表现，如目的不当、专断与反复无常、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和未考虑相关的因素、不作为和迟延等，从而使合理性审查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为了避免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漏洞，增强合理性审查的灵活性，我国也应尽快建立司法审查判例法制度，以适应行政案件多样化、复杂化的要求。

B. 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有什么关系

司法审查是司法救济的一种。我仅按字面逻辑意思解释，因为司法审查的目的就是调查事件原委，为当事人的权利获得救济找寻途径。

C. 什么是违宪审查

违宪审查制度 由有关国家机构对法律、法令、法规、
规章以及行政行为等进行审查以就其是否违宪作出
裁决的法律制度。为了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
和保持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先后
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又称司法审查，最初含义
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某种权威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对立法
和行政措施的合宪性与否作出的审查裁决。各国行使此
种权力的机关不同，审查权限和对象也不完全一样。作为
一项制度或原则，最早加以确立的是美国。

D. 违宪审查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

三、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的可行性 “综观各国的宪政发展史，加强违宪审查制度是普遍的趋势。用违宪审查制度维系宪政生活的健康发展是宪政的重要经验”。那么，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下，能否建立起确有实效的宪法审查制度呢？ （一）模式选择――无法回避的话题 所谓违宪审查模式是指在宪法实施监督理论指导下，由违宪审查主体、对象、方法、原则等构成的可供人们理解、把握和仿照的固定形式。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审查模式，以违宪审查权的归属为标准来划分，有以下几种：一是由立法机关负责宪法审查模式，如英国。二是由司法机关负责宪法审查模式的，如美国。三是由专门的政治机关负责宪法审查的模式，如法国。四是由宪法法院负责宪法审查模式，如奥地利。上述四种宪法审查模式都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它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均得益和受制于审查主体的不同。从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尽管各自采用的宪法审查模式不尽相同，但只要建立起了有效可行的宪法审查制度，就会对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和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对保障民主、法治与人权，对维护国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起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国采取何种宪法审查模式，应当与该国的宪法理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国情相符，并能满足现实需求和富有实效。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自1954年宪法颁布至今已是半个世纪，然而我们的宪法审查制度却尚末建立，原因何在？这是我们在模式选择时应当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其次，我们所要建立的宪法审查制度，必须有宪政理论和宪法本身的依据，不能突破现行的法律制度，违宪建立起来的宪法审查制度是绝对不可行的。第三，这种宪法审查制度，不能突破现行的国家制度，又要富于操作性。 基于上述考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中国应当建立起由司法机关，即最高法院负责宪法审查的模式。首先，这种宪法审查模式的下列优点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第一，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争议往往在处理具体案件中表现出来，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审查，使宪法的实施置于法院的经常地和有效地监督之下；第二，法院的诉讼活动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则，由法院审查违宪，使宪法争议的解决具有了有效的司法程序的保障；第三，法院的宪法审查以发生诉讼为前提，普通公民可以成为宪法诉讼的主体，更有利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第四，它具有“宪法司法”的性质，把宪法直接纳入司法适用范围，使宪法的选用和普通法律的适用结合起来，有利于强化宪法至上、宪法是法律的观念。至于采用这种宪法审查模式的理论与宪法依据以及会不会突破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下面逐一予以阐述。 （二）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宪法审查模式的可行性 1、从权力必须受监督的角度看。 经典宪法理论认为：“任何统治者，无论是具体的个人还是抽象的集体，都享有至尊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持有者，都必须受限制；宪法承认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旨在抵制国家权力的专横武断”。宪法是民主的结果，民主社会对宪法的要求就是保障权利和实行分权”。因此，不管分权与否或分权的形式如何，政治权力要受到控制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可以说任何权力必须受监督，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便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大及常委会其的权力也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这才符合宪法的理论。此其一。其二，我们国家虽然不承认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理论，但从我国宪法关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权限的规定上看，实际上就隐含了权力分立和制衡的理念。其三，各国成功的宪政实践也证明了：要对立法和行政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只有由相对中立的司法机关来进行，才能保证这种制衡的有效性。 2、从宪法的法律性上看。 宪法首先是法，然后才是国家的最高法。既然是法，宪法就应当成为司法机关办案的依据，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体现在守法上，就是要求所有国家机关、任何组织和公民都要遵守宪法规定；体现在司法上，宪法是行为评判的最高标准。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其他一切法的制定依据，体现在宪法中的价值取向、行为标准是最高的，不仅其他法律或规范性文件不得与之冲突，在司法中，宪法也应当成为法官评判是非的最高准则。如果宪法不被适用，不能成为司法机关办案的依据，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就不能成为法，更不用说是“根本大法”、“最高法”。因为任何法只有通过司法机关的适用、执行，才具有生命力和权威，才具有约束力，才能得到尊重，宪法更不能例外。所以，宪法的法的性质要求应当由法院来行使宪法审查权。 3、由人民法院负责宪法审查的宪法依据。 现成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哪一个国家机关享有违宪审查权。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我们能否从这里得出宪法已将宪法审查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正确地解读“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句话。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里的“解释”与同条第四项的“解释”含义是否相同呢？如果相同，为什么宪法不把这两项职权列于同一项里？且“解释宪法”的职权为什么要放在“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之前并与之列为同一项呢？这和规定全国人大职权的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写法有明显的不同，其用意又何在？从整个宪法来看，“解释宪法”里的“解释”与“解释法律”里的“解释”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根据宪法和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进行解释其实就是一种立法，所解释的法律与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如果把这两个“解释”等同来看待，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解释宪法”这一职权时，实际上是在行使立宪与修宪权，这显然违反了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那这里的“解释宪法”又当如何理解呢？这里“解释宪法”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宪法的实施”，而为了监督宪法的实施（这种监督仅针对国家机关、正党和社会团体），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解释”宪法：一是被监督的机关、组织对宪法的理解出现分歧，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作出最终解释；二是被监督的机关、组织在工作中遇到宪法问题，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很显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享有的宪法解释权和宪法实施监督权并不是宪法审查意义上的解释和监督，因为它不是针对违宪所作出的解释和监督。那么，宪法到到底把宪法审查权交给哪一个国家机关？答案要在宪法中找寻。 现行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上述规定表明，宪法是根本法，国家的任何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以及任何公民和组织都不能违反宪法，一旦违反宪法，“必须予以追究”。问题是一个行为的合宪与否应当由谁来断定？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国家的审判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要依照法律规则对发生在国境内的各种纠纷进行审理，做出判断和裁判，这种审判活动包括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和查明，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依照所理解的法律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的审慎判断。根据审判权的应有之意，既然宪法将审判权授予人民法院，其中必然就包括了审判活动中所不可缺的法律解释权――并非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所言的司法解释权，而是法官在审判活动过程中对所适用法律进行的理解和解释。关键是这种法律解释权是否包括宪法解释权呢？根据宪法与立法法的规定，任何法律、法规、条例和规章都是从宪法中诞生出来的，是对宪法中的一般原则和内容加以具体化，其内容必须在宪法中找到依据，并且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从这个意义上讲，“审判机关在具体的案件中适用具体的法律、法规或者规则，可以理解为在适用宪法，当然不是适用宪法文本中的某个具体条款，而是在适用整个宪法的原则和要求。人民法院对整个宪法的原则的适用实际上以一种隐含的方式适用宪法中的具体条款”。“而人民法院以隐含的方式适用宪法正是人民法院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权的必然结果。”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合宪性的原则来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除非这些法律、法规本身与宪法相冲突。而对于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应当根据宪法与立法法关于法的适用的规定不予适用，转而适用其上位法。因此，只有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种案件的审判活动中对宪法所进行的理解和适用，才是宪法审查意义上的解释和适用。 4、从现实需求看。 按照现行法律，我们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权交由法院行使，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则交由权力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行使。随着我国加入wto后，这一局面将不得不予以改变。因为wto的规则要求成员国必须有一个中立的司法审查机关，来审理挑战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案件。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改变现有的司法审查模式，把司法审查权交由法院统一行使。 此外，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七、八项和《立法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虽然规定权力机关可以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条例、法规、规章，上级行政机关可以改变或撤销下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规章及其相应的操作规程（立法第九十、九十一条）。但由于我们立法技术比较落后，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上述职权的规定，只设定行为模式，缺乏后果模式，再加上这些规定欠缺可操作性，形同虚设，问题不少：假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履行其上述撤销权，应当如何予以监督或制裁？如果法律违宪，谁是提请审查的主体？对于违宪的法规、条例、规章，提请审查的主体除了提出建议外，在整个监督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否可以介入审查程序，如何介入，对审查的过程和结果是否享有知情权？在这种监督制度下，提请审查的主体又有多少动力才启动监督程序？所以，中国法治现状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宪法审查制度。 5、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宪法审查权不会突破宪法框架。 首先，人大作为人民选举出来的一个代表机关，其立法不能突破宪法规定的范围。而人大无法对自已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宪做出判断――如果人大自已会判断某项法律是否违宪的话，就不可能去制定这项法律了；人大制定了法律，就意会着该项法律是合宪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再说，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已问题的法官是法制国家的一条重要原则。由立法机关对自已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就如同“用自已的手来监督自已的大脑”一样，只能是形式和摆设，不会有任何实质效果和意义。所以人大的立法也必须受宪法审查机关的监督。人大受到制约并不意味着其最高权力的动摇，也不是推翻了民主集中制，而只是为了其能更好地合理发挥最高权力，保证在宪法框架下在各方面发挥其权威。这也不违反社会主义制度，相反，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理制约权力从而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宪法审查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要义。而且，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对该案件所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不但没有排斥人大的监督，还得对人大负责。因为人民法院的宪法审查权仅仅否定违宪的法律、法规在该案件中的实质效力，无法否定其在其他案件和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实质效力。另外，全国人大还有可能通过制定宪法修正案来推翻最高法院对宪法的适用。所以最高法院行使宪法审查权并不等于其凌驾于全国人大之上。 第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它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分工和制约不是“三权分立”。 6、将宪法审查权交由最高法院行使的缘由。 审判权中所包含的法律解释权，对各级法院而言，应当是完全一致的。但从中国的法院设置来看，最高法院除了通过上诉审、提审来监督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履行其具有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的职责来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因而，同样都是审判机关，最高法院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有别于地方各级法院，由其作出的裁判的权威和效力自然也高于其他法院。这是其一。第二，进行宪法审查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专业性极强的司法活动，它需要由学识渊博、阅历丰厚、训练有素的法官来进行，从中国法院的设置及人员配置来看，只有最高法院才拥有此等法官。第三，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全国通行的宪法，与此相适应，应当把宪法审查权交由最高国家审判机关统一行使，才能保证司法的权威和统一。同时，由最高法院行使宪法审查权，还能够加强其审判权，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四、实践之路 通过对我国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的可行性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宪法审查制度的，即由最高法院负责宪法审查的制度，对于这一模式，审查的主体及理由已在上文述及，下面从审查范围、方式及后果谈谈这一模式的运行。 （一）审查的范围 宪法审查应当有其严格的范围限制，否则难以为挥其功效和作用。因而，能进入宪法审查视野的，只有以下两方面： 1、抽象审查：审查各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决定或解释是否合宪；审查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 2、具体审查：审查国家机关、组织及公民侵害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及公民的宪法职权或权利而无法依照部门法予以救济的行为。 （二）审查的方式及效力 1、具体审查采用诉讼的方式。 国家机关、组织及公民认为其宪法职权或权利受到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及公民的侵害，而该职权或权利又未受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保护时，可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宪法诉讼，由法院按诉讼程序进行审查，并作出被诉行为是否违宪的裁决。 2、抽象审查是在审判活动中对相关法律法规是否违宪进行审查。 抽象审查相对于具体审查要复杂一些。一般而言，地方各级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发现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能违宪，即中止对该案件的审理，将其提交给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对该案件中的法律法规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违宪则不予适用，违宪的法律、法规对该案件不具有实质的效力。因为判例还不是中国法的正式渊源，所以对于违宪的法律、法规，最高法院还要将其提交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予以撤销，使其最终丧失普遍约束力。如果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经审议，认为最高法院对宪法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准确，则作出相应的解释，要求审判机关在以后的司法活动中遵照执行。

E. 什么是”WTO司法审查制度的内容”啊

WTO与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是WTO各项规则（协议）得以实施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没有司法审查允，WTO的很多规定将是空中楼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认为，WTO的宗旨是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消除各国政府对贸易的壁垒，WTO规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政府行为的，是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的
http://www.emagister.cn/cursos-%22wto%E4%B8%8E%E5%8F%B8%E6%B3%95%E6%9C%BA%E6%9E%84%22%E6%AF%94%E8%BE%83%E7%A0%94%E7%A9%B6%E5%9B%BD%E9%99%85%E7%A0%94%E8%AE%A8%E4%BC%9A%E7%BB%BC%E8%BF%B0-simcour-1456221.htm

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倾销（Dumping）是国际贸易中一种经济行为，WTO《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将其界定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而反倾销（Anti-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主要是指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对进口国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情况看，欧美国家对中国众多出口产品和企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从各类生活用品到各式各样小商品等等，而这些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产品”。但在中国，反倾销案件却寥寥无几，由于行政部门采取或者不采取反倾销措施而引起司法审查的案件还未出现。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将急剧增加，如何遵循WTO反倾销协议，确立司法审查的规则体系，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国际贸易自由方面的作用，是一个日趋重要的问题。笔者将在文中着重论述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问题。
WTO反倾销协议第十三条（司法审查）规定：“各成员， 其国内立法包括有关反倾销措施的规定，根据本协议第十一条的内容规定，对最终裁决和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可特别要求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者通过诉讼程序，迅速进行审议，该法庭或诉讼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该裁决或复审决定的当局。”WTO 除了在反倾销协议中规定了司法审查，还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二十三条、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六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三十二条、 装船前检验协议第四条中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源于关贸总协定（GATT）的规定。GATT第十条第3 款（乙）项规定“为了能够特别对于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缔约各国应维持或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这种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而它们的决定，除进口商于规定上诉期间向上级法院或法庭提出申诉之外，应由这些机构予以执行，并作为今后实施的准则；但是，如果这些机构的中央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它们的决定与法律的既定原则有抵触或与事实不符，它可以采取步骤使这个问题经由另一程序加以检查”。从字面上看，WTO 规定了三个司法审查的主体：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由于WTO 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主体及其司法审查权的规定不是十分明确，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不应当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而由其他行政机关对反倾销行为进行最终审议或者由作出反倾销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最终审议。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与WTO的司法审查的原则不相符。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在我国应当明确法院对反倾销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司法审查权。
WTO反倾销协议没有排斥法院拥有最终司法审查权的原则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法院都拥有对行政行为的最终司法审查权。著名的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是这样解释司法审查的概念的：“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政府的另一部门或另一级政府决定的权力。从行政机构向法院提起的上诉，以审查事实认定或法律，或审查两者。也指上诉法院审查初审法院或中级上诉法院的裁决。”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代表了英美法学的普遍认识。王名扬先生认为，“在美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及法律而言”。在英国，司法审查通常是指，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请求高等法院根据其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具有的传统的监督权，对后两者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当然，司法审查并不专门指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在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由国际贸易法院管辖，上诉法院是联邦上诉法院，后者为普通法院），也包括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如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便是如此。在德国，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行政法事务的管辖权（jurisdiction），行政法方面的事务由专门的法院即行政法院（the administrative court）管辖。因此，在德国，司法审查是指行政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力。在法国，行政法院同样具有司法审查的权力。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看来，行政法院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与其它法院共同地行使国家的司法权。行政法院像普通法院那样，与行政机关是相互独立的。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对行政行为都拥有司法审查权。那么，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产生的WTO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了司法审查三个并列的主体呢？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中， 法院对行政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 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该项规定，能够对行政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的机构，即使不是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司法机构，或者在形式上不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机构，也不必然是不合格的主体。这种审查主体和程序是否符合第十条第3款（乙）项的规定，由缔约国全体决定。 这种规定主要是基于缔约国的司法、行政和仲裁体系的不统一。允许在有的国家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或者仲裁机构过渡性地替代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决，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国家，可以排除法院对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二是基于WTO 规范的行政行为涉及的行政专业性很强，WTO规定了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审查程序， 体现了很多国家行政法上行政救济穷尽的原则。WTO 中规定的独立的“行政的法庭”，可以理解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还可以被理解为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the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普通法中的行政裁判所尽管被认为是政府行政部门的组成部分，但享有自己的法律地位。美国行政机关依正式听证程序裁决行政争议时，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它们的裁决仍然受普通法院的监督。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相同，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不同。从形式上看，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决定的机构，并且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家们对于WTO有关司法审查规定的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 而是分层次的理解，即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对行政法庭的裁决不服，可以再寻求法院的司法救济。两者的区别是，行政法庭可以审查行政决定的合理性问题，而法院只能审查合法性的问题；行政法庭的审查是初步的，而法院的审查结论具有最终裁决性质。
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应当明确法院对WTO 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审查是一个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概念。在很多国家，司法审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这通常被称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后者。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一国法院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救济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本原则，系统的、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状况，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其他提起诉讼的条件。我们在判断反倾销行为是否应当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审查法典即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一）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WTO 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一国的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接到国内产业的申请后，应当对外国进口产品进行调查，确定国内产业的损害程度，并决定是否对外国产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的调查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裁决等。主管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一般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反倾销申请。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反倾销申请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的产量不足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全部生产量的25％的，则调查不应发起”。二是中止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开始后， 一旦确认没有充分的倾销或者损害证据以证明有理由继续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应当驳回申请，并尽速终止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的基础上可以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有关倾销或者损害的初步行政裁决。在初步裁决的基础上，主管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和价格承诺措施。最终行政裁决则是指主管行政机关最终确认进口产品倾销并造成损害而作出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决。这三种行为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
（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WTO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反倾销行为一般涉及两个主体，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国内产业或者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在特定条件下，诉讼主体还可能是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第三国企业。通常请求司法审查的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WTO 反倾销协议规定当事人可以寻求司法审查，对于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当事人的利益，防止反倾销行政当局滥用权力十分重要，这是国际反倾销立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在我国，允许进口国产业拥有诉讼主体资格，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由于WTO反倾销协议属于国际条约，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 主要适用于出口国寻求司法救济的程序。国内产业对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不调查、中止调查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不服，则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寻求司法救济。
当然，反倾销行为还可能涉及其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这些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WTO 反倾销协议第六条第11款规定，“本协议所称‘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应包括：（a）受调查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产品的进口商，或其大多数成员是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商会或同业公会。（b ）出口国成员政府。（c）进口成员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商， 或者其成员的大多数是进口成员地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商会和同业公会。除上述列举的名单之外，这个名单并不排除将国内或国外的当事人包括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之列。”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反倾销行为的利害关系人， 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基本一致，只是出口国成员政府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排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国内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是常有的。WTO 反倾销协议中“出口国成员政府”，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案件中，代表的是出口国产业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而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请求进口国法院司法审查。
（三）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碍。WTO 规则和国内立法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有关WTO 反倾销协议与国内立法关系上，存在同样的冲突与选择的问题。国内立法排除法院行使对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往往被有的学者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一个重要理由。我国国务院1997年曾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我国有关主管行政机关可以初步裁定倾销成立和最终裁定倾销成立，“最终裁定倾销存在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征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由海关执行”。例如，2000年8 月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聚酯薄膜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用的就是“最终裁定”的概念。但我们不能据此得出“最终裁定”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WTO反倾销协议用英文final determination（直译为最终的决定）表述最终行政裁决，但这只是行政程序中的最终裁决， WTO反倾销协议还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对反倾销行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条例》与WTO反倾销协议不同的是， 没有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反倾销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人据此认为，《条例》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法律依据。理由有二。第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八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尽管反倾销行为不包括在第（一）项至第（七）项内，但该款第（八）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不能因为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中没有列举反倾销行为而否定这类行为的可诉性。第二，即使《条例》规定的“最终裁定”不是指行政程序的最终裁定，也不能排除司法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法律规定的。而这里的“法律”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作过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排除司法审查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决定，若允许行政机关（国务院也是一个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排除司法审查，则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的精神。
（四）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讨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时候，应当明确，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行政的、 仲裁的机构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前提是，某个特定国家的法院不具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目前仍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也应当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来进行司法审查。这种观点的存在，与我国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威性和信任度的低下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与法治程度相当的法院的尊严不是通过放弃权力而可以取得的。这是我国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一个重要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在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行政的裁决机构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如果我们排除法院的司法审查，但为了遵循WTO 的规定，应当由独立的行政的裁决机构对反倾销的最终裁决进行审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的法制工作部门都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机构。其一，国务院是作出反倾销最终裁定的上级行政机关而不是与之相独立的机构。其二，国务院的实际审查机构是国务院法制工作部门，而这些机构只能通过复议程序进行审查。而我国的复议程序，很显然不是WTO 所称的司法审查的程序。第三个理由是，法院有充分的能力进行司法审查。尽管反倾销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但这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司法审查的理由。因为，任何行政行为对于法院来说，都具有行政专业性，但都是可以审查的。这关键不在于法院的法官具有很强的相关行政专业知识，而是在于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和法官的法律判断能力。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不能因为行政的专业性而被放弃。我国新的专利法赋予法院对专利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正是法院的司法审查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

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一 反倾销司法审查在我国缺乏具体法律规范
自从1997年12月10日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决定对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正式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我国有关主管当局就不断收到关于反倾销案件司法审查问题的质询。倾销是指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当倾销给进口国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进口国可以决定对该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达到保护本国工业及国内市场的目的。反倾销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采用的保护本……
在1997年5月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我国现行的反倾销法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司法审查程序，实际上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行政机关就反倾销案件做出的行政决定涉及当事人的财产权，所以当事人有权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而且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由人民法院进行，符合1994年反倾销法典关于进行司法审查的机构要独立于进行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规定。不过当事人对哪些具体的反倾销行政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哪些人可以提起诉讼，具体由哪个法院受理此类案件还是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法院予以受理，则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也是各方存在争议的问题。
二 世贸组织及欧美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范
世贸组织1994年反倾销法典第13条规定：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这一司法审查的规定对保障当事人的利益，特别是被征收反倾销税当事人的利益是有利的，是国际反倾销立法上的一次有意义的突破。同时该规定也是强制性的，随着关贸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均必须在其反倾销立法中贯彻该条规定的内容。
相形于反倾销法典的原则规定，美国的相关法规更加具体。现在各国负责反倾销调查及决定反倾销税征收的一般都是行政机关，只不过有的实行双轨制，有的则实行单轨制。美国选择的是前者，主管反倾销事务的行政机构分别是商务部（确定倾销是否发生）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损害的存在）。美国认为反倾销裁决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裁决，属于行政行为而非司法行为，按照美国有关法律规定，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应受司法审查，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在1974年美国《贸易法》修订前，只有美国进口商对于财政部（当时由财政部认定倾销）裁定认为倾销的案件，有权请求海关法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前身）审查，至于财政部裁定驳回的倾销案件，不得请求司法审查。经过1974年法律修改后，美国国内制造商和批发商在接到财政部否定的裁定通知后30天内，也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1979年颁布的《贸易协定法》特立司法审查专篇，于第1001条修正关税法第五篇，增订第516A条，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自此实行新程序规定，更加正规化。
司法审查的机关。根据美国的反倾销法，国际贸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注：国际贸易法院的前身是海关法院，据美国1980年海关法易为现名。它由9名法官组成，法官由总统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后任命，首席法官由总统委任。一般案件由首席法官委派独任法官审理，重大案件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国际贸易法院设于纽约市，按规定可以在美国任何法院或全国任何联邦法院开庭审判，不过一般是在美国一个主要口岸进行。国际贸易法院实行陪审团审理，其拥有地区法院所享有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一切权力，包括赔偿损害令和禁止侵害令。其管辖权包括进口业务产生的一切民事诉讼以及由美国政府提起的各种民事诉讼。——摘自龚柏华编著《美中经贸法律纠纷案例评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107页。）对反倾销案件享有专属管辖权。如果当事人不服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还可向联邦巡回法院（其前身为美国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上诉，甚至可通过调卷令由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注：参考Yi Dong,Huijun Xu and Fang Liu著《Anti-mping and the WTo:Implications for China》第25、26页，载于《JOURNAL OF WORLD TRADE》NO.1,98.）涉及加拿大产品的裁决可以提交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专家组审查。
司法审查的内容。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反倾销决定分为两类，每类各有不同的审查标准。依美国关税法第516A(a)(1)条，下述中间决定受司法审查：
（一）商务部不开始进行调查的决定。
（二）商务部认为案件特别复杂的决定。
（三）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依关税法第751(b)条规定，拒绝审查有关停止调查的协议，或拒绝审查依情事变更所作的决定的，这些驳回的决定。
（四）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否定损害决定。
（五）商务部初步否定倾销决定。
以上案件的审查标准，是由法院判断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武断、反覆无常、滥用裁量权、或违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废弃原决定，发回有关机关重新决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驳回原告之诉。
至于第二类决定，依关税法第516条A(a)(2)条，包括下列几项：
（一）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后肯定裁决。
（二）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后否定裁决。
（三）依第751条所为的行政审查决定，但上述第一类中的第（三）小项不在此限。
（四）商务部根据出口商所作的协议而停止调查的决定。
（五）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协议是否已完全消除损害性的决定。
以上决定的审查标准是，该决定是否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或有违法情形。国际贸易法院对案件的司法审查只审查法律依据，不对事实进行重新调查。（注：参考黄庆源著《美国贸易法——如何因应美国贸易保护主义》，1981年1月初版，第91～96页。）
司法审查的提起人。凡不满反倾销裁决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起诉，对主管当局的裁决提起司法审查。所谓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
1.外国制造商、生产者、出口商、美国进口商或工商业同业公会，其中大部分会员是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
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所在国家的政府；
3.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
4.合法成立的工会或工人团体，其在产销同类产品的美国产业中具有代表性；
5.工商业同业公会而其多数会员是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
一般来说，凡具有上述合法资格的当事人都可以加入他人提起的诉讼，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通知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司法审查的过程。当事人如果对上述裁决提起诉讼，必须在该项裁决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后30天内提出。在诉讼过程中，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发布禁令，禁止进口产品通关。法院在决定是否发布禁令时，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1.原告可能胜诉；
2.如果不发布禁令，原告人将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
3.发布禁令符合公共政策的要求；
4.发布禁令利大于弊，即不禁止通关所造成的损害将大于禁止所造成的损害。
如果法院经过司法审查判决原告胜诉，案件将发回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重新调查并作出新的裁决。国际贸易法院在其判决10天内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注：参考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常常要用好几年的时间，国际贸易法院审查一个案件往往就需要20个月，半数案件经审查后退回商务部或委员会重审，这也需要6、7个月的时间。商务部和委员会认为，法院的司法审查并不会很大地改变他们的结论。
欧盟的司法审查。（注：这部分参考了Dr.J.F.Beseler and A.N.Williams 《Anti-mping andAnti-subsidy Law: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第241-258页，1986年SWEET§MAXWELL LTD.出版。）欧盟最新的反倾销规则是1994年12月颁布的《欧共体理事会关于抵制非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倾销进口的规则》，不过该规则没有专门规定司法审查的条款，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在于欧共体条约的有关条文。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7条规定，欧洲法院有权对共同体机构的法律的有效性和解释进行初步裁定。任何成员国的法院或仲裁庭审理案件时，如果当事人对共同体机

F. 司法审查范围

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机关应受到行政行为不法侵害或不利影响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请求，审查相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撤销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并对相对人因不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补救的法律制度。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与起源于法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有许多共同特点，两者的实质和核心都是通过审判式程序来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作出相应的裁决，以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行为。在我国，司法审查与行阶诉讼通常被视为同一制度，司法审查范围，是指哪些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司法审查机关对哪些行政行为拥有作出司法裁决的权力。司法审查范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影响司法审查范围界定的相关因素

司法审查制度是与一国的民主政治和宪政体制关系极为密切的法律制度;作为司法审查制度重要方面的司法审查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公民、法人的关系。因此，司法审查范围绝对不是法学家或者立法者凭空想象的结果，司法审查范围的界定必然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政治状况和宪政体制。民主政治是司法审查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审查制度首先在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最早的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足以证明这一事实。虽然在古罗马、古希腊已经出现近、现代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的历史胚胎，但是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中，君主独揽国家大权，他既是立法者、执法者，又是法律监督者，君主之下的官吏只需对君主负责，而无须向“子民”有所交待。在这种政体下，不可能产生分权观念，更不可能建立权力制?约制度，当然也不可能建立作为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重要法律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范围也就根本不存在。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初期，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当有限，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扩大。在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当中，由于各国的宪政体制不同，对待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态度不-样，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也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互相平衡、互相制约其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宽的。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根据宪法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2、历史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的思想条件，而思想条件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必然借鉴以往的法律传统，或者受以往法律传统的限制和影响。综观世界各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司法审查范围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受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影响。英国和美国早期的司法审查范围均受“国王不能为非”的法律传统限制，随后由于“越权无效”原则和“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复审”原则的确立，而进一步扩大了司法审查的范围。“越权无效”原则则以盂德斯鸠的权力滥用和控制学说为理论基础。我国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已规定了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宪法依据，但由于长期深受封建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影响，司法审查制度却迟迟未能建立，司法审查范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直到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才正式确立。我国：行政诉讼法在界定司法审查范围肘，由于受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影响，采取较为谨慎的做法，审查范围规定得比较窄，而且对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司法审查范匿未作具体明‘确的规定。

3，诉讼价值观念和现实条件。影响司法审查的价值观念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学界中起主导地位的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价值观念。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形成各种各样的行政诉讼价值观念。例如，英国和美国。主流的价值观念是“控权”和“制衡”，法国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保障行政权免受普通法院干扰;我国因受域外多种价值观念的直接影响，价值观念是多重的，反映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规定中有效率、人权保障、保权、控权四个方面。任何国家在界定其本国的司法审查范围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谆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影响，此外，一个国家的现实条件即基本国情也是决定其司法审查范围的重要因素。我国行政诉讼法在界定司法审查范围时很大程度上考虑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行政审判庭人员素质不高、我国是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影响的大国等基本国情。

对我国司法审查范围界定的评价

前面已经提到，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在我国通常被视为同一制度。同样地，司法审查范围一般也被等同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在具体使用上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司法审查的主体是法院，司法审查主要是作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权运行的一项法律制度;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打，行政诉讼多数情况下是作为项重要的行政救济制度。司法审查范围，严格地说也不完全等同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广义上的司法审查包括直接审查与间接审查两方面。直接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间接审查的对象是较低层次的抽象行政行为，或称微观抽象行政行为。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关键和实质在于较低层次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在确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之前首先要判断据以作出该行为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这实质上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但司法机关对间接审查对象投有直接作出司法的判决的权力。

所以间接审查对象不属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司法审查范围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司法审查范围应当包括审查的对象范围(广度)即通常所说的受案范围和审查的程度、强度(深度)即通常所说的审查标准两方面，但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学者所定义的审查范围仅指审查的对象范围，而且是直接审查的对象范围。在对有关概念作必要说明之后，笔者现就我国法律(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司法审查范匮作粗浅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述两条规定一般被认为是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的“概括式”规定。这种认识也许符合立法的本意，但笔者认为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看，第二条规定，理解为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是正确(因为起诉范围应当与受案范围一致)，而第五条规定，实际上应当是关于司法审查范围(准确地说是直接审查范围)的“概括式”规定，包括审查的对象范围和审查的程度。

虽然直接审查与间接审查的划分，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法律对此并无规定，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实际上赋予司法机关对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权力，所以应当说间接审查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对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即间接审查的对象)进行审查并作出司法评价，是解决相当一部分行政争议的关键。承认司法机关对这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而否认司法机关具有直接作出判决的权力，实际上是将审判权的两项密切关联的权能“审”与“判，”截然分开，这显然是一种拘泥于形式而不顾实质效果的做法。笔者认为，合理的行政诉讼制度所界定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应当与司法审查(包括直接审查和间接审查)的范围一致，而且赋于法院对间接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判决的权力。有的学者认为，成熟的行政诉讼，不应该有受案范围的规定，什么行政行为都可以起诉，法院管不了的不审查就行了。这种观点对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的，起诉权，避免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行政行为作实质性审查，有其合理性，但可能导致相对人滥用诉权，或者造成相对人不必要的诉讼费厨负担，以及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并不可取。

我国现行司法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未作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最高法院的上述定义，似乎仅指作为的行政行为，末将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纳入其中。该定义将不属于行政主体“单方行为”的行政合同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虽然与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但本人对此持肯定态度。

因为行政合同是建立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具有民事合同最本质的特征;虽然行政合同的订立是行政机关出于执行公务的需要，但是既然行政机关选择了合同的方式，就应当接受民法的调整，我国是长期深受封建制度影响的大国，行政权空前强大，在公民、法人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公民、法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处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争议中，面对“控权”、“保权”、“效率”和“人权保障”多种目的性价值，我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权衡、比较的基础上，采取“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不应当强调行政机关的单方面特权，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采取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而现行法律对行政合同没有具体规定，或者将行政合同作为一般民事合同予以规定，如果以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合同纠纷，必然造成审判缺乏依据，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通常被认为是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者司法审查范围)的“列举式”规定，而该条文的本身实际上又包括两个“概括式”规定，即第一款的第8项和第二款。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是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排除事项的规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规定相结合并加上排除事项规定的界定方式，已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界定清楚，并且为以后进一步扩大审查范围留有余地，同时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行政争议列入法院受案范围留有余地。但通过认真分析行政诉讼法第二、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这四个条文之间的。

逻辑关系，我们会发现这种界定方式有欠陷。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作为“列举式”规定的第十一条本身又包括“概括式”规定，给人一种界定混乱的感觉。其次，如果第二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包括本法的第十一条的话，第二条规定显然毫无意义;如果第二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不受本法第十一条的限制，则第十一条规定就是多余的。在审判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是按第一种情形理解第二条与第十一条的关系，即实际上执行第十一条的规定而不考虑第二条的规定对审查范围一般都作限制性解释，以致一些明显属于司法审查范围的行政争议(如对劳动教养、收容审查不服引起的争议)，也必须由最高法院再以司法解释作出规定，才敢受理。此外，第十二条关于司法审查排除事项的规定，实际上并不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全部事项，很容易造成理解错误。笔者认为，只要将排除事项规定完整，再加上“概括式”的规定，即可将司法审查的范围界定清楚，再以“列举式”的规定加以界定，显然是画蛇添足。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度(深度)原则上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性、合理性不作审查，但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合法性标准，不限于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不超越职权，还包括主要证据确凿、不滥用权力。后面两个标准，作为合理性标准似乎更为恰当。行政处罚显失公平，属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这种情形可以进行合理性审查，为何其他明显属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恐怕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明显不合理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的公正、公平精神。在我国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允许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必须将合理性审查限定在一定范围和幅度内。

G. 为什么违宪审查是最重要的保障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特定的程序或者方式，针对违反宪法的行为或者规范性、非规范行文件进行 审查并进行处理的制度。违宪审查体制通常分为四类： 第一，最高代表机关审查体制，代表国家，英国、前苏联。 第二，司法审查制。是指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附带的对适用该案件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代表国家有：美国、日本。 第三，宪法法院审查制。是指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法院是1920年的奥地利宪法法院。代表国家：德国、俄罗斯。 第四，宪法委员会审查制。是指设立专门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代表国家：法国。我国并未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 ，但在我国有一个专门的法规审查机构——法规审查备案室。法规审查备案室隶属于全国人大法工委，它不仅负责法规备案，更重要的是审查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下位法与宪法之间的冲突问题。 我国法律中还有一些条文涉及到违宪审查的问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91条部分条款等，在这些条文中似乎都能看待违宪审查的影子，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并不是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提案主题的程序性权利不够健全；第二，违宪审查的范围狭窄；第三，法规审查备案室缺乏独立性和权威。目前，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违宪事项的范围未做具体界定，使宪法监督缺乏最起码的标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与这一根本原则相悖的违宪事件屡屡发生却没有有效的程序和途径纠正，因此宪法的实施需要监督，违宪审查制度必须建立。但是如何界定违宪事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违宪审查的范围包括：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其它社会主体行为的合宪性。也有学者将有关选举的诉讼（包括选举活动的合宪性及代表资格争议）、公民个人的宪法诉愿和政党违宪案纳入违宪审查的范围。此外，还有学者则明确提出公民个人的行为一般不构成违宪，因而不属于违宪审查之列。违宪审查的范围关系到宪法的监督能否真正发挥效用，范围过宽则失去审查的意义，过窄则无法实现保障宪法权威的目的。但凡违反宪法规定、违背宪法精神的事件和行为均构成违宪，但并非所有的违宪的事件和行为都要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来解决。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范围应包括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以及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公民个人行为是否违宪不应纳入违宪审查的对象，否则必将损坏违宪审查制度的权威和效率，最终达不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第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如果又担任宪法监督机关，就是一种立法的自我监督，往往会使违宪审查流于形式。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违宪审查机制，就其主体来看，主要有两类违宪审查制度：一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负责审查违宪问题的司法机关监督制；另一类是以德国、法国的为代表设立专门宪法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的专门机关监督制。从我国法律的实际发展来看，在全国人大以外设立专门的机构或由普通法院来负责违宪审查都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选择一种折中的方法，可以在全国人大下面组建一个宪法委员会，由该宪法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审查违宪事件及行为。该宪法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是一种相互平行的关系，同时比其他委员会的地位要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同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人大下面也可以设立相应的宪法委员会，作为从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并代表其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的委员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其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宪法监督实施的各项内容。
第三，对审查的方式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没有做出规定，使违宪审查制度难以有效运行。违宪审查的方式根据具体审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人大下设的宪法委员会来说，对各级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两高”司法解释的审查应采取事先审查的方式。即在规范性法律文件颁布实施以前，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定职权先由宪法委员会予以审查，以确定其是否违宪，如若违宪，不得颁布实施。而对于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则可主要采取宪法诉讼审查和附带性审查方式，也就是对通过司法程序提起的宪法侵权诉讼，经过具体的审理活动，对违宪事件做出具体裁决，并附带性审查该案所涉及的立法是否合宪。
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所做出的违宪审查结论，应具有法律强制性，一经做出，立即生效。经审查被认定为违宪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不马上失效，而由宪法委员会要求制定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立法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修改，否则失效，在修改期间，该规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结论，有关机关不服，可向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申请复审，复审期间该规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具体公权机关的行为一经裁定违宪，其行为立即无效，由宪法委员会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交由有关主管机关具体处理。因公权力造成对私权利侵害的，则应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除此之外，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也不能落到实处，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未被真正重视过。这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自2003年孙志刚案件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如果建立起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这样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对于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则更应注重事先的违宪审查权的行使，这样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H. 如何理解西方国家违宪审查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是在以严格遵循三权分立制度的美国比较明显和完善，我做过这方面的结业小论文，就把论文复制给你看吧，我个人觉得已经论述的比较清晰，违宪审查的原因、建立过程、特点、内容简述、意义都有。
简述美国违宪审查制度
摘要：美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对于维护美国宪法的权威、促进美国宪政国家的建设、完善分权制衡体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考美国司法违宪审查制产生的理论基础、确立过程和历史作用，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关键字：违宪审查 美国 借鉴 分权制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效通过审查有关案件，解释宪法，审查联邦和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联邦和州采取的行政措施，宣布违反联邦宪法的法律和行政措施为无效。
独立战争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美国法律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美国在接受普通法传统的同时，赋予古老的法律以惊人的活力，并以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建立了符合美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在普通法法系中，美国法占有重要地 位，成为普通法系中与英国法并驾齐驱的又一代表性法律，而美国对宪政理论的独特贡献是违宪审查制，美国最高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司法审查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它以资产阶级的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为基础，很好地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调整了联邦和州的法律冲突，有效地调整行政，立法、司法三机关，促进三机关的有效运作。
违宪审查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
首先，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应该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如果宪法不能由法院实施，它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些空话。”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宪法虽然有较为浓厚的政治性，但是它的主要特性仍然是法律性，这就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司法机 关 的职责 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司法机关才能把握法律(包括宪法)的真正涵义。正因如此，汉密尔顿认为：“……法院 的职责就是审查一切违背宪法原意的法案并宣布其无效。”在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 下，“解释法律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美国的一位大法官同样认为：“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 。”
其次，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是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要求。美国宪法贯彻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三权分立理论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宪法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别赋予国会、总统和法院，并使三权之间互有重叠和交错以达到权力互相制约监督，从而防范各部门滥用权力，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但是分权制衡的宪政格局中，司法部门处于弱势，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 的一个部门。正如汉密尔顿指出：“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会招致其他两方面的侵犯、威胁与影响；而且，立法机关的性质 决定了立法机关有侵权的可能性，“因为立法部门单独有机会接近人民的钱袋，对于其他部门任职者的金钱报酬有全部决定权，这在所有宪法中有极大影响，于是在其他部门造成一种依赖性，这就为立法部门对它们的侵犯提供了更大便利。”因此为了与强大的立法权、行政权相抗衡，保持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制衡的宪政格局，司法部门必须要有抗衡的权力作为武器，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便是这种强有力的武器。汉密尔顿等人认为：“如谓立法机关本身即为自身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其自行制定之法其他部门无权过问，即对此当作如下答复：此种设想实属牵强附会，不能在宪法中找到任何根据。不能设想宪法的原意在于使人民代表以其意志取代选民的意志。远较以上设想更为合理的看法应该是：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 者只能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立法机关的潜在威胁客观上需要由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来抑制立法的专横。
著名的180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开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先例，确立了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最高法院是一个连续开会的制宪会议。”(伍德罗·威尔逊)，独立的法官拥有司法审查权而成为重要的宪法解释者。
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裁决，是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的首次实践，它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开创了“美国司法审查立法”的先例。从此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 中，有权宣布州法律或联邦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权力 。
二、违宪审查制的特点
美国首创的违宪审查制真正赋予宪法以根本法的地位，它将一切法律都置于宪法精神的统治之下，一切法律权利最终都起源并归结于宪法权利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均可依据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分别对联邦立法和州立法进行审查；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所审查的是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行政命令，而非国会提交的议案；
第三，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联邦最高法院无权主动审查某项法律或法令，而是仅就宪法权利受侵犯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进行审查，即审查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的法律或法令；
第四，联邦最高法院经审查只能作出“合宪”或“违宪”的判决，而不能撤消某项法律或法令；
第五，宣告某项法律或法令违宪，须经联邦最高法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法官同意；
第六，经宣告违宪的法律或法令并未完全丧失效力，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后的判例中改变意见，仍可管用该项法律或法令；
第七，联邦最高法院在行驶司法审查权时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政治问题回避”，司法审查权的行驶仅限于司法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
这些特点反映出联邦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宪法的最后解释者，拥有保障宪法正确实施的特殊权力——违宪审查权。
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
自从司法违宪审查制确立以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判例遍布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各个领域，对于维护宪法权威、影响社会发展、捍卫宪政精神乃至推动美国的宪政建设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从法律作用看，司法违宪审查制对保障美国宪法200多年的顺利实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宪法是刚性成文宪法，原文仅7条，修正案也不过20几条，如此简短，竞沿用200余年至今，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违宪审查制。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中动用司法解释权，对宪法中有关弹性条款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深化了其含义，有效地补充和发展了联邦宪法的内容，并通过灵活的遵循先例原则将古老的宪法原则与新时代的法律需求联系起来，使美国宪法成为一部不断发展的“活”的法律。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大约4000件关系到宪法解释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宣告了由美国议会制定的80余件法律为违宪，至于州法律被宣告为违宪的就更多，从而有效维护了美国宪法的最高权威。可以说，美国宪法沿袭200余年不变，与违宪审查制度的作用密不可分。)
第二，从社会作用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的判例，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不仅如实记载了美国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实际变化。例如：早期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加强联邦权力并促进了自由竞争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迎合了垄断时期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从政治作用看，司法违宪审查制在相当程度上完善了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分权制衡模式，强化了司法权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力，有助于协调美国政权组织内部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当总统软弱无能，而且与国会的多数派关系不协调时(如2O世纪20年代哈代与柯芝执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便奉行司法能动主义，积极通过违宪审查权干预立法和行政管理活动；反之(如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罗斯福执政时期)，法院便奉行克制主义，对维持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违宪审查制度的进程。首先，从直接影响来说，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据统计，在全世界目前142部成文宪法中，明文规定实行司法审查的就有40个，暗含规定的有24个。这就是说，在全世界现有64个国家实行这种违宪审查方式。其次，美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对其他没有建立这种审查制度的国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其他许多国家，原来都没有建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下，这些国家也先后建立了各自的违宪审查体制。当然，由于各国的信念及国情不同，它们没有对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进行简单地移植。

总之，具有实效性质的违宪审查制是维护宪法权威、建设宪政国家的必要制度。原文仅7条的美国宪法沿用200余年至今却只有很小的变动，除了制宪会议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更重要的是违宪审查制度对于这部宪法的解释和维护。美国违宪审查所采用的平衡原则也值得我国借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实际案件时，通过判例发展起来而逐步得到广泛承认的原则，该原则的核心在于通过目的与手段间的考量，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求衡平的正义。因此，平衡原则在宪法领域的运用及作为我国违宪审查的参考标准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