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刑法志

Ⅰ 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九赵豫的翻译

译文：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朱棣起兵攻下保定后，豫以生员身分而受命催督赋税，守卫城池。永乐五年，赵豫被授予泌阳县主簿，未上任又提升为兵部主事，再升为员外郎。母死守丧，期满复职，洪熙年间晋升为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选拔五个朝中大臣出任知府，赵豫被派往松江府,接受皇帝诏令上任。当时松江卫军恣意横行，赵豫逮捕了其中最恶劣的，施以杖刑后流放边疆，其余的都服服帖帖。赵豫为政注重安抚，让百姓休养生息。

挑选谨慎厚道的良家子弟为吏，用礼法教育他们。他还均平徭役，节省费用，裁减吏员十分之五。巡抚周忱有什么举措，都一定先跟赵豫商议。清军御史李立到松江，专门扩充军队，甚至牵连被征发者的亲戚、同姓，稍有异议，就酷刑拷打，一时人心大乱，申诉冤枉者多达一千一百余人。

盐司稽查盐丁，也连累到其他民户，成为百姓的大害。赵豫上书极力抨击这些弊端，百姓都因此获救。朝廷还下令减轻苏州、松江两府官田的繁重的租税，赵豫所管辖的华亭、上海两县减去十分之二、三。

正统年间，赵豫九年任满，考核政绩。松江百姓五千余人上书请求他留任。巡按御史告朝廷，朝廷给赵豫增加两级官俸，命令回松江担任知府。到正统十年春，朝廷考核全国各地官吏，将政绩卓著者列为典范，赵豫和宁国知府袁旭都入选。

皇帝设宴款待并赐予他们成套衣服，让他们回去任职。赵豫在松江任职十五年，松江府始终安定太平。离开松江时，老幼挽住车子，要求留下一只鞋来记住他留下的恩惠，后来把他的神位供奉于周忱祠内，共享祭祀。

当赵豫告倒松江府的时候，忧虑那里喜好诉讼的民俗。凡来诉讼者，他总是以好言开导，告诉他“明日来”，众人对此一笑，于是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过了一夜，起诉者忿怒渐平，或被劝阻，不再来起诉了。赵豫除政绩斐然外，还以和乐平易著称。

这时候，各郡的长官因为仁政著名的：

湖州知府祥符人赵登，任期届满应当升迁。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朝廷提升他官级第二次湖州知府，从宣德至正统年间，先后在湖州任职十七年。赵登的同乡岳璿接替他在湖州任职，也有良好的政绩，百姓称他们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人彭远遭受诬陷应当罢免，民围住中官的船，请求替他们上奏皇上，宣帝下令又让他留任。

正统六年被破格提拔为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人刘永父亲去世，本该去职居丧，军民一万八千多人向朝廷请求挽留他，英宗下令他留任。巩昌知府鄞县人戴浩擅自发放边防储备三百七十石赈济饥民，遭到弹劾而去请罪，景帝原谅了他。

徽州知府孙遇任期届满应当升迁，百姓到朝廷请求挽留他，英宗下令提升他的官级留任原职。他先后在任十八年，提升到南布政使。只有袁旭在宁国被督学御史程富诬陷弹劾，被逮捕死在狱中。但宁国人爱惜他，设立祠庙祭祀他。

原文：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诸生督赋守城。永乐五年授泌阳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内艰起复。洪熙时进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简廷臣九人为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时卫军恣横，豫执其尤者，杖而配之边，众遂贴然。一意拊循，与民休息。择良家子谨厚者为吏，训以礼法。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巡抚周忱有所建置，必与豫议。及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姻戚同姓。

稍辨，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盐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户，大为民害。豫皆上章极论之，咸获苏息。有诏灭苏、松官田重租，豫所辖华亭、上海二县，减去十之二三。

正统中，九载考绩。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巡按御史以闻，命增二秩还任。及十年春，大计群吏，始举卓异之典。豫与宁国知府袁旭皆预焉，赐宴及袭衣遣还。在职十五年，清静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辕，留一履以识遗爱，后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豫皦皦著名绩，尤以恺悌称。

是时，列郡长吏以惠政著闻者：

湖州知府祥符赵登，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统，先后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继之，亦有善政，民称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彭远被诬当罢，民拥中官舟，乞为奏请，宣帝命复留之。正统六年超擢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刘永遭父丧，军民万八千余人乞留，英宗命夺情视事。

巩昌知府鄞县戴浩擅发边储三百七十石振饥，被劾请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先后在官十八年，迁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宁国为督学御史程富所诬劾，逮死狱中。而宁国人惜之，立祠祀焉。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1)明史刑法志扩展阅读：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对于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

对于一些实在避不开的人物，清朝干脆让他们从历史记录中人间蒸发了。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

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又如赞理征东军务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和后金总兵刘爱塔所关明金辽海战事尤重，《明史》均不为立传。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列传 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之一。司马迁撰《史记》时首创，为以后历代纪传体史书所沿用。司马迁《史记》索隐：“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张守节《史记》正义：”其人行迎可序列，故云列传。”

一般用以记述帝皇以外的人物事迹（凡侯王而能世袭的，《史记》原列入“世家”，后代的纪传体史书则取消“世家”一类，统称为“列传”）。也有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前者如《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传》，后者如《明史》的《外国·日本列传》。

简而言之，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是记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一种题材。

“列传”是历代有影响的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明史·刑法志》仅三卷。明初太祖极重刑律，后因循日久，虽视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点。《刑法志》三卷，每卷无题类之别，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

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此卷内容本易与《职官志》诸法司重复，而史官姜宸英撰写得体。《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点，开首便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此卷记厂卫之事较详，史论甚佳。厂卫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锦衣卫镇抚司狱，末年废罢，至永乐中复置，且立东厂。立东厂事实录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隐晦遮掩，《刑法志》颇予详述，此举甚当，亦补《职官志》之所难述。

《艺文志》四卷，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黄虞稷撰有《千顷堂书目》，于目录之学甚为博知。《艺文志序》另出倪灿之手，文中申明本志体例，仅录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与前史不同。“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

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修，搜罗历代图书，考其存亡，为目录学整理之大功业。《明史·艺文志》不采用此种修纂方法，专取有明一代之书，似简而实详，确是颇有用心者。然智者百虑，不免一失，如其著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体例而论，必为误录之书。

《艺文志》四卷，依经、史、子、集排述。一曰经，共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二曰史，共十类：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三曰子，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

四曰集，共三类：别集、总集、文史。其经部收书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计收书四千五百八十九部。虽然并未能将有明一代图书尽收其中，仍不失为一大功绩，而为了解明代目录书籍之不可少者。

Ⅱ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汉族，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少时穷苦，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治国理想---1、发展生产，阜民之财
2、节约开支，省民财力
3、节省工役，减轻负担
4、宣传教化，加强法治
5、打击贪官，澄清吏治
除了两汉、南宋三朝皇帝较为重视法制外，其余的皇帝，无一有如朱元璋那样重视法律，其对法律的思考和见解，可以说是独步古今。
一、重视法律，以法治国。

明太祖虽然布衣出身，起于微末，但是在参加和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军的反元斗争以及在和其农民起义军的杀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败坏，官吏贪蠹，民不聊生，深刻认识到了法律的治国作用。太祖曾告诫群臣说：“从前朕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要严立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国作用。他说：“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于是在朱元璋即吴王位时（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这便是最早拟定颁行的《大明律》。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义，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作为制定大明律的依据。事实上，早在吴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时，朱元璋就专门发布了上谕，要求议律官“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诏诸臣赐坐，讲论律义”。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时，朱元璋诏赐刑部尚书，“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即对律条亲自审定。明朝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崇法精神和有关作法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重视，经过吴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订，最终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颁始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

二、注重法律的继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从其言。事实上，由于《唐律疏义》所表现出的盛唐文明对中华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对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诏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别强调了“朕仿古为治”的立法继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书刘惟谦、翰林学士宋濂在《进明律表》中宣称大明律“篇目一准之于唐…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会典》中专门申述说：“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圣之德驱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举，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议之，遵古法，酌时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会典序》中也说：“我太祖皇帝稽古创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创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袭唐宋旧制的。正是由于对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借鉴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条例简于唐律，精神 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绳”。

三、注重和强调法律的稳定性

法律作为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其不断更改和变动自然而然地会对社会统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导致统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鉴于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无所适从的弊端，从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法律的稳定性尤加重视。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以后，朱元璋即“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变更，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正是在此严旨之下，《大明律》成为“万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历代相承，无敢轻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初编时，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诰序》中，特别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后的明朝诸帝，总是坚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谕内阁》：“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违越”。万历四年《皇帝敕谕内阁》强调“唯我祖宗之旧章成宪，是守是遵”。正是由于后世坚持了太祖遗训，从而保障了明律对社会关系调整结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尤其从明宪宗到熹宗前后长达160余年里，在皇帝避居深宫而不愿临朝听政期间，明王朝统治却相对稳定性，这可以说无不得益于《大明律》的稳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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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转）

四、力求法律的简明科学

鉴于元末法制“条格繁冗”，“其害不胜”的教训，朱元璋在吴元年便对议律官发布上谕：“法贵简当，使人为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更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颁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简明的思想，敕文中说：“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悯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大明律》的制定从吴元年 的律285条、令145条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条，再到最终的三十卷、460条，相比《唐律疏议》的12篇、500条，《宋刑统》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条、213门来看，确实简明多了。另从体例发展变化上讲，《大明律》源于唐律但细于唐律，新创了《公式》、《课程》、《人命》等十篇。采取律、诰、令、条例并行的法典式立法与编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与案例法相配合、原则性与解释性相配合、惩治性立法与训诫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体例编排呈现极为科学。法律史学家杨鸿烈曾说：“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惧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楷模…可见得，这书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

五、立法因时制宜和重典治国

明太祖的立法简明虽然有利于民众知法懂法，但由于法律的过于简单，在很大程度上却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状况难以适应。太过于简明的法律针对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社会统治矛盾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对此，明太祖于初便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在具体的治国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纲纪败坏，官吏骄恣，从而致使元朝倾覆，顺帝北迁作为教训，立国后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朱元璋始终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解除自身周围一批农民出身的武将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间互相争斗而对皇权产生的威胁和实现其急于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经乱世，欲度兵荒，务习奸滑致难齐也”。又说：“今之臣民，凡所作为，尽皆杀身之计，趋火赴源之筹”， “若不律以条章，将必仿效者多，则世将何治”。在朱元璋看来，“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倾崩正是由于“元政驰极，豪杰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因而太祖主张“反元攻，尚严厉”。以此思想作为指导，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的犯罪量刑轻于唐律，但对“盗贼”及“帑项钱粮”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则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诛滥罚，制定了族诛、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挑筋去膝盖等一系列法外刑。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儋州陈逢愆起义，陈被斩，部属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礼明理，以礼导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后来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及“出礼入刑”以来，“礼”在封建统治中所占的地位绝不亚于“刑”的作用。对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导“明礼以致民，定律以绳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礼法，国之纲纪。礼法定，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并指出“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朱元璋在给皇太孙的上谕中又说《大明律》“首列二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实行严刑峻法同时，又注重倡礼明理，礼刑并重。

七、注重发挥和强化法律整肃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来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则不然，可能由于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知“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不禁贪墨，则民无以遂其生”的缘故。因而对于官吏贪污，他有着一种近似乎变态的痛恨和彻底惩治的执着。洪武二年曾告诫群臣：“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说：“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脏吏”。由于明初特定的政治条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使其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坚决、更严厉地整肃吏治。如对官吏的职务犯罪规定，《唐律》把官吏犯脏罪的处理列在《职制》篇中，未设专篇，《明律》专设《受脏》一篇计十一条，同时，还专设《课程》篇十九条，从重论处官吏犯罪。如规定监守盗仓库钱粮四十两即判斩刑。难怪清代刑部尚书薛允升对比《唐律》条文后直呼《大明律》“太严”。如果说朱元璋的《大明律》惩处脏吏十分严厉的话，那么他亲手制订的《大诰》则应属于惩治官吏贪墨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官吏贪污、盗窃、受贿等脏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条。在惩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认为“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因而“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贪污巨额粮食案，所牵连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波及各省的官吏达数万人。在对脏墨官吏的刑罚适用方面，明《大诰》列举了阉割、断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为残酷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即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吏（价值约折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然后摆在官府公座旁边，警示后继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于民众力量来惩治贪官污吏，他诏告天下：“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即允许百姓对那些违旨扰民的官吏进行抓捕，然后送往京师问罪。为了反贪，明朝初期牺牲的御史达以数百。可以说，经过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顿，虽然明朝官吏的俸银是历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传

如果说宋太祖刊印《宋刑统》颁行天下达到了普法宣传的效果的话，那么明太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强调法律的讲读和宣传。早在吴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桢将刚刚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众生活的部分用口语写成《律令直解》发布郡县。尤其是明《大诰》颁布以后，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规定有《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即规定有《大诰》者可以以该书折抵刑罚。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诏命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大诰，乡民集会宣讲大诰。明刘三吾曾在《御制大诰后序》中说：“载劳圣虑，条画成书，颁示中外臣民，家传入诵，否者罪之”，从而使“天下有讲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遗还”。此外，为了加强法律宣传，朱元璋下令每岁正月、十月或逢节日时，让专人讲读律令。可以肯定，正是于他对法律宣传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明律法精义深入人心，为民所知而遵之。
参考书目：

《明太祖实录》实录卷。

《明 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实录》

《进明律表》。

张晋藩主编：《中国刑法史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下，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46页。

转引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页。

《皇明祖训序》。

《大诰·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卷 14。

《明通鉴》卷1。

《明太祖实录》。

《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

《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

Ⅲ 空印案的处罚

《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
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 “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Ⅳ 明朝洪武四大案共牵涉了多少人

七至八万人，胡惟庸案（3万余人）、空印案（数百人）、郭桓案（数万人）、蓝玉案（超过1.5万人）。

1、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

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2、空印案

空印案是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此案在当时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

3、郭桓案

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发生在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属于官吏贪污案件。户部侍郎郭桓等人，通同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盗卖官粮。

后被揭发，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对此，明太祖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

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地主对此怨恨极深，朱元璋为了平息怨气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

《明史·刑法二》记载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4、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 朱元璋为加强集权借口凉国公蓝玉欲图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名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逾1.5万。

(4)明史刑法志扩展阅读：

空印案与郭桓案中遭牵连诛杀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提到“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

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所以一般皆认为应有七至八万人被杀。

然而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

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余辈”的其中一个。

郑士利在案发之初就想上疏，但为了避免受人怀疑是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郑士原出狱之后才敢上疏，就是为了替留在狱中的死囚申辩。在《叶郑传》文末提到郑士利失败，朱元璋还是“竟杀空印者”。

郑士原任官湖广，却因从前任河南任内之事入狱，说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官员。所以被逮捕的人数其实也不过数百人之谱。

全文末也未提到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逮捕行动。且在这数百人中还有部分是被充军而非处死。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而一般所称的数万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几个大案推测而来的。

明朝之初整个官员阶层的人数并不多，而经手空白盖印文书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数万人来推算，官员人数应该会严重不足，造成政务运转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难，这也不可能会是朱元璋所乐见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洪武四大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郭桓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蓝玉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空印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胡惟庸案

Ⅳ 关于明朝时的锦衣卫和东西二厂。

东厂，官署名。即东缉事厂，中国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 地点位于京师（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 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后，朱棣即位。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组织机构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 《明史·成祖三》记载 “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 王振 刘瑾 冯保 魏忠贤 都曾统领东厂。 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职能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的异同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属于外臣。而东厂、西厂的首领是宦官，即内臣。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 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即“巡查缉捕”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东厂、西厂与锦衣卫都是这样的机构。

Ⅵ 准五服以治罪的五服指什么

准五服以治罪的五服指什么

1、自董仲舒根据大一统时代的需要改造儒学之后，“忠”与“孝”相互联系，宗法社会中的“亲亲”原则和“尊尊”原则在君主专制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2、由此开始，“亲亲”原则与“尊尊”原则中蕴含的人伦精神在几千年的大一统时代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决定了中国法律传统的性格与特征。其中，充分体现传统法保护人伦秩序的制度就是自晋律至清律一直贯彻其中的“准五服以制罪”。

“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体现

1、所谓服制，是中国古代通过丧服等级表明亲属范围和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礼仪制度。服制始见于礼，后入于律，成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内容，赋予服制以法律效力，是维护人伦秩序的中国传统法的一大特点。

2、服制有五等，根据服制之轻重依次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亲者，近者，其服重；疏者，远者，其服轻。在中国的传统法律中，以当事人之间服制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案件的性质乃至于罪行的轻重，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

3、“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正式进入律文，始于《晋律》，《晋书刑法志》认为，《晋律》之一大立法特色就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唐律》中对亲属相犯的处罚规定虽然极为繁琐，但却充分体现了古代“服制定罪”的特点。

4、如卑幼殴击尊亲属而未折伤时，殴缌麻尊亲属徒一年，殴小功及大功尊亲属各再加半年，殴齐衰尊亲属徒三年，殴斩衰尊亲属则斩，反过来，若是尊长殴击卑幼而未折伤，则均为无罪；折伤时，殴伤缌麻卑幼减常人罪一等，殴伤小功卑幼减常人二等，殴伤大功卑幼减三等，如果是殴伤了齐衰及斩衰卑幼则不论罪。

5、于此，人伦关系之亲疏远近，人们在人伦关系中所占据的位置，就成了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和理据。此后，中国历代刑律和司法都贯彻了这一原则，只要诉讼案件事关伦常，“明服制”便成为司法审判的第一道程序。

6、在实际的诉讼过程中，官府审案必须首先问明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称呼，以确定双方是否存在亲属关系，然后必须查明属何服制，查实亲属关系后方能进行裁判，清人徐栋说，审理诉讼案件时，“凡事关宗族亲谊，必须先问明是何称呼，系何服制”。

7、如果当事人双方的服制关系搞不清楚，案件就往往难以裁判，清乾隆年间，王重义无嗣，妾王赵氏只生有一女，遂以胞侄王必俭兼祧。王必俭摔伤王赵氏身死，案件发生后，关于王必俭与其胞叔之妾究竟属何服制关系成为确定案件性质的关键问题。

8、然而，清律所附的服制图中并未规定兼祧子与兼祧父妾之间的服制关系，刑律内亦无兼祧子殴杀父妾作何治罪明文，刑部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颇费踌躇：如果以子殴杀生有子女之庶母的法律规定，便当拟斩；而按殴杀期亲尊长之妾的法律规定拟断，则以凡论拟绞。

9、相同的行为因为服制的不同而导致定罪或量刑上均相去甚远，刑部无法决定，于是就将案件移交礼部，礼部官员斟酌再三，才确定其服制为小功，并报请皇帝批准，在服制确定后，案件进入实体性的审判阶段。

10、刑部以服制既与庶祖母相等，所犯罪名自应比照殴死庶祖母例科断，王必俭被拟处绞监候，秋后处决，此案充分体现了服制在案件定性上的重要性——如果搞不清楚服制关系，涉伦常的案件就难以定性。

11、司法官员之所以如此慎重对待此案当事人的服制关系，就是因为服制事关伦理纲常，更尤关诉讼宗旨，并影响案件性质的确定和量刑，因此不能不先厘清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再进入审理程序。

12、“准五服以制罪”虽是定罪量刑中的刑法原则，但其中所体现的却是传统法中保护人伦亲情秩序的核心精神，此种维系人伦秩序的法律精神贯彻了中国法律传统的始终，渗透到立法，司法甚至古代政治法律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法中的核心精神与基本原则。

13、诚然，维系人伦秩序的法律也有以纲常伦理扭曲人性的时候，也会成为压抑人性，固化尊卑秩序的桎梏。但不可不知的是，传统法律所维系的人伦秩序是以人伦亲缘之间的自然情感为基础的。

14、《论语》中曾记载一段孔子与其弟子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孔子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15、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从孔子的回答中可以发现，孔子将“三年之丧”的周礼，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正是由于孔子将社会规范的正当基础直接诉诸于生活情理而非神意，使中国传统法律的合理性直接建立在这种心理情感基础之上。

16、因而国法与天理、人情才有了沟通的基础。清代名吏汪辉祖对中国古代的法律运作有一段十分精妙的结论：“读律尚己，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

17、这其中的人情，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的人伦情感，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中关于人伦秩序的保护，实质在于发扬其中基于人伦纲常的自然情感。

18、《大学》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认为，任何良好政治的出发点都是一个个家族的亲情与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秩序的稳定，因此，王者之政首先就是保证家族伦理秩序不受侵犯。

19、法家对人伦关系的主张是三纲：“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在法家的人伦秩序中，最为优先的价值是君臣之间的忠而非父子之间的孝，就亲情与秩序相比，法家更重国家的公法秩序而非血缘亲情之私。

20、故此，汉代董仲舒以后以人伦秩序重塑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以儒家式人伦间的亲情秩序逐渐取代法家式的公法秩序。中国传统法的实践中不乏以“情”屈“法”来维护人伦秩序和人伦亲情的例子。

21、《明史刑法志》说：“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屈法以伸情。”明太祖朱元璋在亲理案件时遇到一个父亲为犯了死罪的儿子能够减刑而行贿的案件，御史的意见是按照法律将父子二人一并处理并各论其罪。

22、而太祖却说：“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子，赦其父，”《明史》将此短短的案例记载于其中，无非就是为了彰显“明刑弼教，屈国法以伸人情”的正当性。

23、自汉以后中国历代法典都有“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传统法之所以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主张制度化，其意义就是在于保障家族作为共同体的自治权，说明法律保护家族秩序中的人伦关系。

Ⅶ 明初的空印案，为什么朱元璋明知道有人冤枉也要处罚上千人

空印案与郭桓案中遭牵连诛杀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提到"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所以一般皆认为应有七至八万人被杀。然而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

Ⅷ 姜宸英的个人成就

姜宸英擅书法，与笪重光、汪士鉴、何焯并称为“康熙四家”，为清代帖学的代表人物。宗米芾、董其昌，书法以摹古为本，融合各家之长，七十岁后作小楷颇精。山水笔墨遒劲，气味幽雅。楷法虞、褚、欧阳，以小楷为第一。惟其书拘谨少变化。包世臣称其行书能品上。杨宾 《大瓢偶笔》 评曰：“西溟少时学米（芾）、董（其昌）书有名，至戊辰后，方用第四指学晋人书，丁丑后方用大指，专工小楷，是时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劳功后一人哉？”。《频罗庵论书》言：韦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 。亦兼精鉴，名重一时。家藏籣亭石刻，至今扬本称姜氏兰亭。“
“韦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频罗庵论书》 姜宸英曾参与修纂《明史》，史称为文“宏博雅健，但叙事稍差”。姜宸英深谙经史之学，为文有根柢，善于通过史论阐发一些颇有意义的见解。如《楚子文论》中“自古人才难得也；用一人百人得而挠之，则功不可以成。”《二氏论》评述佛道二教源流，结尾抨击当世一些儒者，如同“舍其家千金之璧而羡人之瓦缶釜瓮以为美，然且不惜穿穴而求得之”。此外，如《张使君提调陕西乡试闱政记》，揭发科举考试的弊病；《明史刑法志总论拟稿》，历数明代刑法种种弊端；《江防总论拟稿》、《海防总论拟稿》概论水域边防利害，显出作者博学多识；《五七言诗选序》论述诗体通变，明白贯通，成一家之言。
他也能诗词，如《赠陆翼王征君》、《偶题有讽》、《杂咏》等诗，〔临江仙〕《秋柳》、〔蝶恋花〕等词，或抒愁怀，或感身世，颇有寄托。
姜宸英著有《湛园未定稿》、《湛园题跋》、 《苇间诗集》、《西溟文钞》 等。另有《姜先生全集》33卷由后人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