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刑法

⑴ 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以什么为核心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克己复礼”、“为政以德’提倡“和谐”、“无讼”。他的法律思想经过孟子、荀子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的继承、发展和改造，成为了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本文仅就孔子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一“仁学法律思想”和“德主刑辅”思想加以简要论述。
1．仁爱一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和灵魂。了解孔子的一切思想都必须从仁开始。在孔子思想最可靠的著作，也是儒家的经典一《论语》中，讲“仁”达109次之多。
“仁”是什么?《论语．颜渊》有云：“仁者爱人”。这种“爱人”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平和、谦恭和亲热之情，虽然它可能最早来自血缘亲情，不过在此时已经扩展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感情，如果“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外在的礼节，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对“人”的平等与亲切之情和“人”应当尊重“人”的观念的体验。《论语．里仁》中孔子也说到“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爱人”可以说是孔子对“仁”的总体概括，“爱人”就是同情人，关心人，爱护人，“爱人”是仁的灵魂的内核，是仁的根本之所在。“爱人”思想体现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和关心。《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孔子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他的马，充分表现出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孔子把人的性情中的“爱人”之心追溯到了血缘亲情。《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孔子看来，人的本性中，血缘之爱是无可置疑的，儿子爱他的父亲，弟弟爱他的哥哥事实人之共有从血缘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与真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孝…‘弟”。
《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它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于依据，人有这种真感情并且依照此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所以孔子断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始乱者，未之有也。’孔子认定这就是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心理基础。他要求每一个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德圭刑辅思想一孔子法律思想的主旨
德刑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思想起源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初年。孔子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提出了以德政教化为主，以政令刑罚为辅的主张。
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神权政治动摇，重民思想兴起。他总结了春秋以来统治者实行“折民惟刑”已不足以维持其统治的教训，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人民生活贫困是反抗统治的原因，一味用刑罚杀戮并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德主刑辅思想才在孔子手中得以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完善，“德主刑辅”的思想与西周的“明德慎罚”一脉相承，构成我国封建时代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
“德主刑辅”并非孔子的原话，而是汉代人对孔子思想的一个概括。关于德刑关系，孔子这样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论语．为政》)。有人认为这是孔子不重视法治的显明例证。其实，只要联系《论语》中另一段记载来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民而民善矣。’可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用刑杀威吓人民来治理国家的主张的。孔子并不反对用刑，只不过“德”、“刑”相比，他更重视“德”的作用而已。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认为德是本，刑是末，凭借德政来治理国家，就会使百姓像重型环绕北极一样归顺，而不需要刑罚去压服。所以，第二在治斟旌政方法上，他认为德在先，刑在后，基于德先刑后的认识，孔子反对不加德而用刑罚，反对不加训诫而只要归顺，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并把这种违反德先刑后的行为放在四恶之首来斥责，斥之为“暴”、“虐”。第三，从实际作用来看，孔子认为德大刑小，仅用刑罚只能暂时制止犯罪，却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铲除犯罪根源。综上所述，孔子在德刑关系上认为：德本刑末，德先刑后，德大刑小。这分别从指导思想、治国措施、实际作用三方面总结出来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
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不但是提高统治者思想境界的修身养性的“德”，而且更是一一种治国施政措施的“德”。就是说，对于统治阶级提出“德”的要求，既要他们正其身，又要他们施仁政。施仁政的内容也就是“德治”的内容。这从孔子和冉有的一段对话中能够看出一些。可知，德治的内容部外二条，一是使百姓富庶的富民政策，二是富庶之后教之德教民政策。“富之”是治国的第一步，是条件，是基础，“教民”是治国的第二步，是手段。虽然他还有“富而无骄易”的统治阶级偏见，但能够认识到“贫而无怨难”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孔子所谓的德治到了统治者身上也不外是要求为国不要横征暴敛。在司法实践中，孔子主张“哀矜务喜”，这种司法和刑罚原则要求把法律和情理结合起来，不仅要看犯罪行为的结果，还要看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表现了孔子要求司法中重视民命，贯彻“道德齐礼”原则的良苦用心。同时，他反对严刑酷罚，主张刑罚适中。《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中所含的“刑罚中”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定罪准确、量刑恰当、不枉不纵、不偏不袒、不轻不重，做到了公正公平。孔子的“刑罚中”思想代表了文明的方向，体现了人道的价值。若从社会控制、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德礼为主，刑罚为辅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一学说中有着明显的道德至上论的倾向。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这与现代法治“法律之上”的精神相违背。

⑵ 孔子为什么反对“铸刑鼎”

是否“铸刑书”、“铸刑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关于国家治理的不同立 Ｍ保谡飧鑫侍獾谋澈螅导噬鲜窍质抵饕逵肜硐胫饕宓亩灾牛治家伦理与思想家伦理的分野 □喻中在中国法律演进史的初期，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的“大讨论”：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于众。率先提倡法律公开，并把这个理念付诸实践的著名人物是郑国的子产；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有同样的举动。明确反对子产观点的是晋国的叔向；当晋国人自己准备“铸刑鼎”的时候，孔子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子产、赵鞅要把刑法铸在铜鼎上，让公众知晓，叔向、孔子则明确反对“铸刑鼎”，这就是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在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法律公开是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为什么在中国法律史的源头，一个小国的政治实践者(子产)就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法治理念？为什么泽被后世数千年的大思想家(孔子)反而要拒斥这种“先进”的法律措施？有一些教科书把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落后、保守，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症结，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也无助于同情地、语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倾向。按照《左传》的记载，子产是那个时代杰出而理智的政治家，在郑国的政治舞台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即使在个人生活中，子产也足以为人楷模。譬如，他遵循各种礼仪，过着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因而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赏。但是，作为政治人物，子产心中还有一个致命的隐忧，那就是郑国的生存危机。在相互倾扎的列国环境里，郑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却地域狭小，实力不足，始终处于强大的邻邦楚国与秦国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身为郑国政界的中流砥柱，子产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障郑国的生存权。然而，当时的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礼崩乐坏的大潮中：上层的肉食者们相互谋杀，离心离德，冲突不断；下层民众也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漫无目标，一片混乱。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郑国的国力日渐衰败，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子产出台了多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铸刑书”：把法律刻在铜鼎上，让法律向所有人公开。根本的目标就在于以统一的法律来重建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由乱而治的转向。获悉子产推行的这项改革措施之后，晋国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子产并认为：古代的圣王不制定刑事法典，主要是害怕民众滋生讼争之心；民众若有讼争之心，必然抛弃传统的礼义，纷纷引征刑法文本；为了毫末之利，必将争执不休。这恐怕不是国家长久之征兆。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在回信中写道：“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就是说，我的才能很有限，不能为子孙后代考虑，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拯救当下的危局。没想到在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要“铸刑鼎”，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议。虽然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孔子对子产的批评，但在《左传》的“昭公六年”与“昭公二十九年”中，分别记载了叔向对郑国子产“铸刑书”的批评以及孔子对晋国赵鞅等人筹划“铸刑鼎”的批评。把这两个相去不远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关于是否“铸刑鼎”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子产、赵鞅主张制定并公布法律，叔向、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为什么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在他的代表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提供了一个颇有新意的分析：按照孔子的逻辑，法典提供的行为模式可以支配民众的行为，而作为伦理先锋队的贵族，也可以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支配民众的行为；如果将法律公之于众，以之强化法律对于民众的支配地位，就必然会削弱贵族对于民众的支配地位。如此，贵族相对于民众的引领地位、楷模作用、先锋队的功能，又将从何谈起呢？窃以为，这样的观点不能解释成为孔子的私心：希望维护贵族阶级的私利。更公允的解释应当是：孔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坚信自己的“职业伦理”的必然结果。仿照韦伯所谓的“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的著名论断，我们也可以说，孔子在恪守“以伦理为业”，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孔子对于贵族的伦理先锋队的信心，强调“伦理先锋队”对民众的领导，类似于真正的政治家对于政治的信心，真正的学者对于学术的信心，真正的宗教信徒对于宗教教义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布道的宗教领袖。与之对立的子产身处庙堂之高，耳闻目睹的尽是礼崩乐坏的现实，对于当时的“贵族先锋队”早已失去了信心；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另辟蹊径，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超越于贵族与民众之上的法律。这就是双方各自的长处与局限。是否“铸刑书”、“铸刑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关于国家治理的不同立 Ｍ保谡飧鑫侍獾谋澈螅导噬鲜窍质抵饕逵肜硐胫饕宓亩灾牛治家伦理与思想家伦理的分野。

⑶ 孔子为什么反对"法治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时间： 2012-06-08 16:52责任编辑: 任子鹏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在中国法律演进史的初期，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的“大讨论”：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于众。率先提倡法律公开，并把这个理念付诸实践的著名人物是郑国的子产；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有同样的举动。孔子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子产、赵鞅要把刑法铸在铜鼎上，让公众知晓，叔向、孔子则明确反对“铸刑鼎”，这就是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
在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法律公开是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为什么在中国法律史的源头，一个小国的政治实践者(子产)就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法治理念？为什么孔子反而要拒斥这种“先进”的法律措施？有一些教科书把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落后、保守，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症结，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也无助于同情地、语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倾向。
按照《左传》的记载，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的政治舞台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即使在个人生活中，子产也足以为人楷模。譬如，他遵循各种礼仪，过着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因而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赏。但是，作为政治人物，子产心中还有一个致命的隐忧，那就是郑国的生存危机。在相互倾扎的列国环境里，郑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却地域狭小，实力不足，始终处于强大的邻邦楚国与秦国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身为郑国政界的中流砥柱，子产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障郑国的生存权。然而，当时的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礼崩乐坏的大潮中：上层的肉食者们相互谋杀，离心离德，冲突不断；下层民众也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漫无目标，一片混乱。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郑国的国力日渐衰败，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子产出台了多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铸刑书”：把法律刻在铜鼎上，让法律向所有人公开。根本的目标就在于以统一的法律来重建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由乱而治的转向。
获悉子产推行的这项改革措施之后，晋国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子产并认为：古代的圣王不制定刑事法典，主要是害怕民众滋生讼争之心；民众若有讼争之心，必然抛弃传统的礼义，纷纷引征刑法文本；为了毫末之利，必将争执不休。这恐怕不是国家长久之征兆。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在回信中写道：“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就是说，我的才能很有限，不能为子孙后*虑，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拯救当下的危局。
没想到在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要“铸刑鼎”，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议。虽然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孔子对子产的批评，但在《左传》的“昭公六年”与“昭公二十九年”中，分别记载了叔向对郑国子产“铸刑书”的批评以及孔子对晋国赵鞅等人筹划“铸刑鼎”的批评。把这两个相去不远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关于是否“铸刑鼎”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子产、赵鞅主张制定并公布法律，叔向（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春秋后期晋国贤臣，公族大夫，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
为什么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孔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坚信自己的“职业伦理”的必然结果。我们也可以说，孔子在恪守“以伦理为业”，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孔子对于贵族的伦理先锋队的信心，强调“伦理先锋队”对民众的领导，类似于真正的政治家对于政治的信心，真正的学者对于学术的信心，真正的宗教信徒对于宗教教义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布道的宗教领袖。与之对立的子产身处庙堂之高，耳闻目睹的尽是礼崩乐坏的现实，对于当时的“贵族先锋队”早已失去了信心；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另辟蹊径，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超越于贵族与民众之上的法律。这就是双方各自的长处与局限。
是否“铸刑书”、“铸刑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关于国家治理的不同立场。同时，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峙，政治家伦理与思想家伦理的分野。如果说子产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伦理的思维方式，那么孔子的态度，则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伦理的思维方式。

⑷ 孔子杀少正卯给他定了什么罪

此案最早见之于《荀子.宥坐》，原文曰：

“孔 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 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玉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当了宰相（应该还仅仅是代理宰相）才7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门人不理解，问他：“这位少正卯先生，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老师代理国政才开始，就杀了他，会不会得不偿失呢？”（据《论衡.讲瑞》记载，问这话的是死心眼的子贡，别人都不敢问。）

他作了一篇演说似的慷慨激昂的辩解。

他首先缓缓道来：“你们都坐下来，我给你们说说原因。”接着，他给少正卯列举了五大罪状：一曰，心达而险；即为人通达而用心险恶。二曰，行辟而坚；就是行 为异常而意志坚强。三曰，言伪而辩；是观点不对却善于狡辩。四曰：记丑而博；是宣扬邪说却非常博学。五曰，顺非而泽；是顺从异端且扶助庇护。

孔子振振有词地说：“这五条中，占了一条，就该杀！可是，少正卯五条全占了，你说该不该杀？他在家里聚众结党，意图谋反，这是小人中的枭雄，不杀不得了啊，同志们！就像汤王杀尹谐，文玉杀潘止，周公杀管叔，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一样。这7个人，都对当世怀有异心，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最后，孔子颇为煽情地说道：“《诗经》有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结队，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对于这个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最广为流传的是 孔子是以公泄私愤 杀死了不同政见的少正卯

⑸ 孔子 朱熹 刑罚

《论语》中的孔子是纯粹的仁政德治论者，刑罚不是《论语》中孔子政治主张中的义项。《论语·里仁》中孔子有“君子怀刑”之说，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怀刑”解为“畏法”，即畏惧法度，而这个法度主要是指礼仪规范。
朱熹继承了孔子的徳刑并举，以德为重，提出“为政以德”“为政以刑”，朱熹认为人性是善的，因其善就应先以德感化人，再以礼齐感化的人，若不服从，以至违反礼，就要立法制禁令：再不服从而违法，便动用刑罚。

⑹ 孔子的仁政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量刑以宽大教育为主。

⑺ 孔子认为礼和刑罚是相对立的 这句话错在哪里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⑻ 孔子学说

孔子学说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是打破“学在官府”局面，开创“私学”的第一人。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删《诗》、《书》，编《春秋》，钻研《易》、《乐》、《礼》，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的言论和事迹保存在《论语》和先秦其他典籍中。
孔子的思想体系以礼为出发点。他认为礼治是社会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唯有实行礼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论语·季氏》〉他认为春秋时期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己，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因此要使社会由乱变治，就必须恢复礼治。他明确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也就是恢复周朝礼治，而恢复周礼首要的一条就是正名。孔子在卫国时，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莫先？”他直接了当地回答:“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尽义务，作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作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作父亲的要像父的样子，作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总之，正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环节。复礼、从周、正名等主张反映出孔子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但他并不抱残守缺，他一面维护传统，一面超越传统。这表现在他从新的视角看待礼法，对周礼作了损益。他认为礼不仅仅是礼仪条文的总汇，不是一套死板的规定。
礼作为形式来说，是要表现深刻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仁”。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实质，复礼是行仁的手段。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子路》）这样，孔子便从“礼”这一传统观念中引申出“仁”这一新的观念。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关于仁的种种说法中，这一条最精辟。
所谓爱人，也就是主张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这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发现了人类的存在。他承认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强调道德意识是人普遍具有的特质。因此，他主张用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恕之道，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在躬行仁道的道德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成就理想人格。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圣贤、君子。如果说礼是孔子学说体系的出发点，那么，仁才是这－体系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方面，仁受礼的制约，行仁不能超出礼规定的范围。孔子不赞成没有差等的仁爱，因为这将模糊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界限。另一方面，仁又规定着礼，只有与仁紧密结合的礼才是合理的。有些陈规陋习虽有礼仪方面的根据，如杀殉、专横、暴敛等，在孔子看来也是非礼之举。孔子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既是理想的道德境界，又是一种方法论原则。中有中正、中和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合起来说，中庸也就是“用中”。
孔子在评论他的两个学生时说，“师也过，商也不及”，结论是“过犹不及。”因为无论是“过” 还是“不及”都离开了中道，这也就是说只有排除极端，维系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和平衡才算达到中庸。他还指出，礼是衡量中庸与否的具体尺度。他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这样，孔子便把“礼”、“仁”、“中庸”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就是孔学的基本框架。
孔子认为，“礼”、“仁”、“中庸”等观念的形成，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他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耻下问”等名言隽句，被后世学者视为座右铭。他创立的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于天道谈得不多。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明确否认传统的天命观念，他在不得志或懊丧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道之将行也歇，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但他并没有把天看成有意志的人格神。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把天描绘为四时交递、万物繁衍的自然过程，一点也没有神秘色影。对于鬼神，孔子则抱着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态度。学生向他请教神鬼方面的问题，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他看来，现实的此岸世界比虚幻的彼岸世界重要得多。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神论观点，但也表现出相当鲜明的理性精神。这就在天命鬼神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开始分化。据《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这八派中，以孟柯为首的“孟氏之儒”和以苟况为首的“孙氏之儒”在理论上的贡献较大。

⑼ 孔子为什么反对“法治”

孔子主张行孝善慈宽仁，有些法治是反孝善慈宽仁的，所以他反对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