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论司法

① 关于法律的古人的名言

1、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2、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

3、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5、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6、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6、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
7、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孟子》

8、法者，定分止争也。

9、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10、禁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所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其乱也——《商君书·赏刑篇》

11、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2、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
13、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盐铁论》

14、惩其未犯，防其未然——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15、销恶于未萌，弥祸于未形——司马光

16、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顾畏,不敢妄行——康熙《清圣祖实录》

17、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
18、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19、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
20、立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立国于20世纪文明竞进之秋，尤不可以无法，所以障人权，亦所以过邪僻，法治国之善者，可以绝寇贼、息讼争——孙中山

21、法是关于人世和神世的学问，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科学---《法学阶梯》

22、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中】《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

23、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陈弘毅

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霍姆斯

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
——波斯纳

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鲁纳

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庞德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边沁

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
——拉德布鲁赫

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
——阿奎那

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亚里士多德

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
——劳伦·却伯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

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德沃金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
——埃利希

自由是一种必须有其自己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式。
——李普曼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
——斯宾诺莎

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
——西塞罗

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举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举止才能维护法律。
——马基雅弗利

② 王者已逝来者可追古人的治国理政经验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何重要启示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实施，首先在于得民心。无数史实证明，“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建立以后，国王禹制作了五种乐器，民有求见者，可以击（摇）不同的乐器，禹听到不同乐器的声音就知道是何人以何事相告。这就是后世传颂的“五音听治”。由于来见者多，以至于吃一顿饭竟然十次接待来访者；沐浴一次竟然束发三次以应对觐见的百姓，正所谓“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

由于禹如此重视民众呼声与要求，因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顺利传位于儿子启。启即位后在一段时间内也沿用了“五音听治”的做法，从而巩固了夏王朝。但自孔甲以后，“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的愤怒呐喊。夏终为商所灭。这可以说是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的第一个史证。

商是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却为“小邦”周所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商末代国王纣“重刑辟”，实行法外极刑等暴政，以致民怨沸腾。关键性的牧野之战，“前途倒戈者亿兆夷人”，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间覆亡。胜利者在惊喜之余，深深感到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

继起的周朝执政者周公，一再告诫其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并把民心与天命联系起来，借助天命渲染民心的重要性，“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公重民思想的核心在于重视民心，他的一切施政都可归结为得民心。因此，他实行礼乐刑政综合治国方略，创立以德主宰刑罚的法律制度，谱写了中国古代法文化史绚丽的一章。后世以德辅刑导源于此。

周公提出“明德慎罚”，“慎罚”即旨在保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则和司法原则，比如区别用刑、罚当其罪等。由于周初立法体现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因此法制兴带来了国家兴。周初的法制彰显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设，可以说是各文明古国中仅有的，其影响至为深远。春秋时，孔子赞颂以礼乐（德的具体内容）指导司法的重要性，“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可见，周初统治者的一系列主张，把“敬天”落实到“保民”上，凸显了民的价值，其所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治理措施都可归结到重民、保民和如何得民心上。在这里，第一次宣示了立法与司法的目的不在于刑人，而在于定是非、明曲直，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民不受损害。这种刑罚目的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兼并战争连年不绝。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民的价值进一步受到重视。得民者兴、失民者亡的政治现实丰富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内涵，如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进一步总结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他还将民与君比喻成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孟荀此论，既是夏商周兴衰之由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对古代治国理政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精彩阐发。后世论者，大都仿此，只是带有时代烙印而已。例如，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并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

③ 与法治有关的名言警句

1、宪法复，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制——列宁

2、法律有权打破平静。——马·格林

3、法宽则刑者少，刑者少则民为耻矣。――崔敦礼

4、法是一套权威性的审判指南或者基础。――庞德

5、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

6、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傅玄

7、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个的法。——西塞罗
8、法律面前是人人有发言权。——西塞罗
9、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刘禹锡
10、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秩序。――凯尔森
11、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卢梭

④ 古人对贪腐的态度

第一类，诸葛亮型，身正不怕影子斜。腐败归根到底是法律问题，律法是否严明，关乎到国家的腐败程度，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列子就是三国时期的蜀汉，蜀汉丞相诸葛亮如今已成为智慧与忠诚的化身，千百年来备受推崇，不仅如此，诸葛亮在清廉方面也是楷模，针对腐败的问题做到了八个字"公正律法，以身作则"，鉴于乱世用重典的原则，蜀汉的法律是相当的严格，由于诸葛亮的公正无私，蜀汉行政虽峻，而无怨者，严格的法律是反腐反贪的前提，诸葛亮本身就以身作则，身前曾说过："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 《三国志》中留下这样一句话："及卒，如其所言"，就是其所说俱是属实，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员公开财产记录。现今虽然说也有官员公布财产的情况，但是每次只有要贪官被抓，公布出来的都是巨额资金，1900多年的诸葛亮都能做到，后世的贪官不觉得羞愧吗？由于诸葛亮的表率，蜀汉官员都很清廉，费祎家不积财，董允两袖清风，姜维宅舍壁薄，资财无余，这种状况在历朝历代都是罕见的，说蜀汉政府是中国最清廉的政府也不为过，由此可见律法的严格和道德的表率是反贪的关键手段。

第二类，朱元璋型，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道德教育虽然是反腐的关键，但是对于那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官员还是要拿出点硬手段，才能震住宵小。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朝朱元璋，朱元璋之所以这么暴力的反腐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大众的家庭，可谓是又红又专，从小便受到各种贪官地主们的欺压，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阴影，朱元璋当了皇帝后由于体验过腐败对政治的危害，于是拿贪官开刀，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就是这么个道理。朱元璋的反腐办法堪称前无古人，创下了很多反腐记录：1.标准严格。他规定贪污60两就够判死刑。2.持续时间长。这个整顿吏治的事件持续了30年，直到朱元璋死亡。3.涉及人数多。反腐前后共杀了15万的贪官。4.反腐手段创新。比如他经常把贪官尸剥皮塞草，做成稻草人示众，起到警示的作用，这可能就是最早的暴力美学吧。他还规定百姓们只要头顶一本国家法典《大诰》就能把贪官从办公室里拉出来，押送京城，这是一场全面参与的反腐风暴。朱元璋反腐拿掉了很多重量级的贪官，比如：开通将领朱祖亮，驸马欧阳伦，宰相胡惟庸等，但这种暴力反腐起到作用并不理想，等朱元璋死后贪官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暴力反腐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第三类，雍正型，左手棒槌，右手面包。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反腐案例当属雍正反腐了。康熙皇帝凭借他的雄才大略开创盛世，但到了晚年由于吏治松弛，政务慵懒，造成了严重的腐败情况，所以雍正接手的清朝看似强大，实则问题重重，因官员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面对这些问题，雍正决定苍蝇老虎一起打，杀手锏就是抄家，发现一人腐败立马全家抄光，连亲戚都一网打尽，雍正不但抄抄活人的家，死人的家也不放过，有些贪官恶行暴露后，畏罪自杀，雍正下旨让其家人承担赔偿，全家都要为腐败分子买单，被拿下的贪官如山西巡抚诺敏，恩科主考官张廷璐等等。可别小看这一招，几年下来，大清的国库储银达到了5000万两，这都靠贪官们的功劳，雍正反腐不像朱元璋一样，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他是想马儿跑必须给马喂草，于是他又施行了养廉银的政策，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高薪养廉，雍正年间，总督的每年俸禄只有155两白银，但养廉银竟然高达2万两，依次逐减，布政使的养廉银为1万两左右，按察使为8千两左右，雍正反腐一手棒槌一手面包，贪污就一棒子打死，听话就给你唯点面包，因此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有一点点夸张，但是也能看出来当时反腐的成效。

反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古代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到如今的“诚信立身 廉洁自律”，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一直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也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同贪污腐化势力做斗争。各级官员更是要时刻警醒，远离贪污，要铭记党和人民交与的历史使命，更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愿我们敬爱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

⑤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叫什么

古代法院沿革

中国古代类似今天法院的机构最早叫什么称谓，史无可考。据后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称“司寇”，这与古人所说的“刑起于兵”关系密切。“司寇”两字的本意是“负责抵御外来侵略”，管理曰“司”，外敌曰“寇”（例如日本入侵中国者称之为日寇）。三代的司法官称皆与军旅有关，也印证了“兵刑同源”这一古人的判断。
西周时期，从机构上讲，其时官署与官员是同一物，同一称谓。周天子作为国王，按今天的权力概念，他不仅是最高行政权，也是最高立法权和审判权的享有者。他下面的贵族官员既是行政的，也是司法的。确切地说，在周人的观念中，无法理解我们今天常言的行政与司法之别。但他们自有一套设官分职的理论和方法。在王朝中央天子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机关就是“司寇”，这一机关的长官也叫“司寇”，成为天子之下的最高一级审判机关。史书《周礼·秋官》上说“司寇”又叫“大司寇”，他的辅佐官称“小司寇”，前者助天子掌全国司法，后者助前者“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其下属有“士师”、“士”等十几种官员。地方上设“士”为司法官，也是初审机关，掌其辖区内狱讼。据史书所载，一般审级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级，重大案件及诸侯间诉讼由周天子或“司寇”裁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不遵旧制。《史记·李斯列传》讲，到战国时，齐国称“大理”，楚国称“廷理”秦国称“廷尉”，等等。

秦代一统天下，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整套皇帝控制下的司法机关体系，对一切重大案件，皇帝有最后决定权，并可派丞相、御史受命问案；二是皇帝直接审案。史书中载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呈决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每天阅读的文件很多，以石来计算。按当时的重量，史书讲：“石，百二十斤”，约合现在六十斤。秦简一般长约尺二，合现在23至28厘米，每简30至40字，可见始皇对政务的勤勉。

秦代统一了战国时各诸侯国中央最高司法官（即最高司法机构）的名称，沿用秦国旧称“廷尉”，属中央官员九卿之一。“廷尉”负责全国法律、法令及司法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廷尉”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二是审理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和对重大案件的复审。“廷尉”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机构和司法长官，作为最高法律官员，“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叫“廷尉”，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故称廷尉”；另一种说法是：“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廷尉”下设“正”和“左右监”等属官。但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均须皇帝最后裁决方可定案。

秦代地方司法机关也进一步完善，地方司法由属于行政性的郡守、县令（长）兼理。地方的郡、县、乡、亭各级政权机关都设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司法官员，处理本地区范围内的司法事务。郡有专任司法官员“决曹掾”，但案件的裁决由郡守决定；县以下设丞，主管文书、仓储、司法事务；乡设有“秩”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秦范阳县令在任十年中，审判案件，“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证明郡、县长官对自行管辖的一般案件，皆可作最终裁决，有司法审判刑杀之权，只是在案件有疑难时才上报中央“廷尉”。

由于秦代要求各级官吏都要知法、学法、宣传法律，因此凡官吏都有宣传、执行法律、法令的职责，即使是最基层的“里正”、“求盗”等小吏，也可以处理轻微的民事、刑事案件。

到了汉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体制为基础，在中央，除皇帝总揽最高司法权以外，其中“廷尉”又称“大理”（汉景帝、哀帝时曾一度称“大理”。宣帝时增设 “廷尉平”）是中央最高专职司法机关，同时也是中央最高司法长官，仍作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丞相作为行政长官，御史大夫作为监察长官，与中央其他高级官吏也经常参与司法审判，名曰“杂治”，即非专任之义。

汉代地方司法机关除东汉后期一段，在地方主要为郡、县两级司法机关。汉末州由监察区一变而成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遂形成州、郡、县三级。此后，州、郡、县三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各自配有专职的司法属吏。如郡设“决曹掾”为专职司法官等。两汉郡县司法权承秦之旧，仍有很大的终审裁决权。《陔余丛考》一书讲：“汉郡县守令皆有专杀权”，“刺史、县令杀人不待秦”。只是疑重案才呈“廷尉”，或交由丞相等大臣共议后由皇帝裁决。

⑥ 古代人是如何论述志向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哲学家张载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授祁州司法参军，调丹州云岩令。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神宗熙宁二年（1069），除崇文院校书。次年移疾。十年春，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同年冬告归，十二月乙亥卒於道，年五十八。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明公。
事见《张子全书》卷一五附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史》卷四二七有传。

⑦ 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时期的判决是中国法律儒学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古典注释的高潮。这样的法律与原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形成了儒法合一的法律体系。

(7)古人论司法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强调德治。

2、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已经确立。在中国法的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精髓被注入法律，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4、中国法律的儒家思想促进了司法的儒家思想。春秋战国判决书的广泛运用，使一大批具有儒家经典素养的官员变得越来越重要。

⑧ 中国古代官方的息讼之术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具体体现。

立法体现
第一，限制诉讼主体。首先，禁止以卑告尊、以奴告主、以贱告贵、以下告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如《唐律疏议》将状告祖父母、父母列为“十恶”之“不孝”，并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另外，限制妇女作为原告。“妇人必真正孀妇无嗣，及子幼而事不容缓待者，方许出名告状，⋯⋯如有夫男之妇，擅自出头者，定拿夫男重责。”第二，限制起诉时间。例如宋代制定“务限法”，规定一年中只有农历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三十之间可以进行民事诉讼。第三，严格规定诉讼程序。一般情况下当事人须经书铺或代书书写状辞，且言词不得超过二百字；须交纳足够的诉讼费用；须双方到庭，甚至用刑逼取口供；一般不得越诉。这些无疑加大了诉讼成本，增加了平民进入司法程序的困难。第四，打击教唆诉讼的行为。古代法律设专条打击怂恿他人兴讼的行为。如《唐律·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得罪重于笞五十者，减诬告罪一等。⋯⋯即受雇诬告人罪者，与自诬告同，赃重者坐赃论加二等，雇者从教令法。若告得实，坐赃论，雇者不坐。”这导致古人不敢轻易助人诉讼，而对于目不识丁的百姓而言，得不到必要的诉讼帮助，便加深了其对诉讼的畏惧和疑虑
司法实践
(一)消极应诉 1．拒绝古代官方拒绝受理案件的理由不仅是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无明文，当事人行为如被视为败坏伦理、睚眦必报，都足以让官员将呈诉兴讼者逐出公堂。例如清朝《樊山政书》记载了一段批词：⋯⋯为买卖田地之故，与族众结讼不休，辄欲本司提人于千里之外，居心阴毒已极，不准！尔以紫阳县民，不远千里来省上控，而所控者无非买卖田地钱财胶葛之事，辄敢指控被证九人之多，其健讼拖累已可概见。本应惩责押递，姑宽申饬。本案中当事人“为买卖田地之故”，“指控被证九人之多”，且
“提人于千里之外”，都成了官员“不予受理”，乃至“惩责押递”的理由。 2．拖延通过长期不办案的方法来促使当事人主动放弃和撤销诉讼请求，是古代官员惯常采用的息讼之术。据《明史》记载：“赵豫为松江太守，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这位太守深知百姓好争一时之气，于是采用拖延的办法，百姓气平了便撤诉了。
（二）积极调解 1．调解形式 (1) 官府调解。它是指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审理时常常先在州县官的主持下对争讼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予以判决，是典型的诉讼内调解。但官府调处带有一定强制性。如当堂调解不成，则令亲族乡邻堂下调解，而后再到堂上具结定案，调动国法族规，法理人情综合处理案件。 (2) 官批民调。它是一种半官方性质的调解，指官府接到诉状后，认为情节轻微或事关亲族伦理关系及当地风俗习惯，不便公开传讯，便将诉状交与族长、乡保进行解决的调解制度。族长、乡保接到诉状后，应立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成功，则须上呈说明案件事实及处理意见，请求官府销案；调解不成，则需说明理由，然后交与官府处理。 2．调解方法首先是一般性的劝告。官员要么向当事人剖明利害关系，要么说明事实真相，消除误解，但都以使百姓撤诉为目的。其次就是感化。在古人看来，诉讼源于道德的堕落，所以一旦遇到词讼，官吏往往抛开实体问题，以儒家伦理道德、民间习俗来教育感化当事人，使其为自己因一己私利而争讼的行为感到羞愧、自责，进而做出让步或干脆放弃争执，恢复原有的“和谐”。还有的官员在接到诉讼后痛加自责。如东汉时许荆任桂阳太守，有兄弟二人为财争讼。许荆认为兄弟争财是因为太守推行教化不称职所致，于是提出辞职，使当事人悔悟撤诉。
马作武. 古代息讼之术探讨[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 (2):47-51.
华工传统法律。。。。

⑨ 古代司法文书的特点是什么

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具有统一、固定的行文格式，以保证其合法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有回效性。

（2）具有实答事求是、严肃庄重、准确精练、逻辑严密的语体风格。

（3）内容主要包括叙事、举证、说理和结论等，必须符合哲理、事理、法理、文理四者统一的原则。

（4）结构相对固定，字迹端正。除标题、首部、尾部外，正文多数按照事实、理由、结论的顺序排列。

⑩ 论汉朝的治狱思想

一、引言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司法官根据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其应起源于汉以前，并盛行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遇疑难案件应以儒家经义来决断，实际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决狱”的明显案例到唐代基本结束。中国法律人对“春秋决狱”多有诟病，但笔者认为其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断案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春秋决狱”的精神要义植根于中国法律的深层土壤，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无疑有较大的借鉴价值。本文简要阐述“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评价其积极作用，结合现代司法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分析，寻求汉代春秋决狱与现代法制的渊源联系，进而试图思考中国现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

（一）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备法律化的条件

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职、没有实践儒家政治抱负的条件有关系。孔子本人长期在多个国家间巡游讲学，同时也寻求做官机会，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个官职，但终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游学生涯直到68岁，5年后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仅存在于民间，原因还可能是当时那么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儒家“仁、礼”等思想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确实，秦王赢政以韩非的“法、术、势”法家思想纵横天下，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为后来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大一统奠定了理论依据。法家治国，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张用重典、轻罪重罚，这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灭埋下了伏笔。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横征暴敛，终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及“春秋决狱”的提出

秦灭后，由于法律的延续性及统治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汉代法律多抄袭秦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逐步趋于稳定，这样的酷刑就不能再适应当时社会，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民间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张，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人逐渐进入到封建官僚队伍中。汉朝初期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曾宣布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并采取“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等积极措施。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志在探索新的治国之策，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选拔人才，使越来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选拔到高层。董仲舒在参加人才选拔的“求贤良策问”中，以“《春秋》之义大一统”为题参加策问，取得汉武帝的赞赏后被提拔重用，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过大中大夫、江都相、胶西相等职，就连辞官回乡之后，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会去请教，使其有机会、有条件更多地参与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为统治思想，必将以极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任何领域。既然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那它就必将成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而实现统治思想法律化，使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好比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的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法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因此，“春秋决狱”虽为董仲舒提出，可他无非就是顺应了当时政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

（三）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一般用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适用儒家经典义理决断，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时，如果某个案件的审判如果适用法律时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违背，那么，儒家经典义理就有高于法律的权威。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经》等，其中放在特别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经》。为了后人决断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选232个典型案例编辑《春秋决事比》，司法官以《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在《春秋决事比》中没有类似案件时，再以儒家经典义理判决。

《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现多以遗矢，但仍能从尚有记载的几个案例中管窥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原则。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么即使他的行为产生了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使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仍然可以处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亲和别人发生口角而斗殴，对方用刀刺杀父亲，这时，儿子用棍子相救，本来要打对方，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件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有司法官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当时的法律规定殴打父亲必须处死，因此这件案件中的儿子应判处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认为儿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故意殴打父亲，儿子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会有“正当防卫”、“过失伤害”等思维，司法官们觉得很为难，因此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疑难案件报给董仲舒来处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相反是为了救父亲，还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即使同样的案件发生在今天，当今的各国法官们的判决结果应该和董仲舒所处理的差别不大。二是“亲亲相首匿”，即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其犯罪行为，除非是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权。《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没有儿子，从路上拣了个婴儿乙并把他养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匿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要受到重罚。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为不属于犯罪。

三、“春秋决狱”的影响与价值

董仲舒首先倡导的“春秋决狱”无疑是具有较大负面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第一，导致了封建司法腐败。由于当时法律十分的不完善，许多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春秋》等儒家经典又有较大的解释空间，还有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且《春秋决事比》作为当时的判例法，仅200多个案例，更是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全部，这就为封建司法官根据自己的好恶解释儒家经典提供了方便。第二，不利于封建法制的完善。笔者认为，汉朝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这本身并无坏处，可无论成文法还是判例法，均没有以应该有的速度继续完善、充实，如果说没有“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那么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后，不按照儒家经典来决断的话，虽然会暂时增加审判难度，可也会逼着司法官们去思考如何完善现有法律的问题，从而促进法律的修改、充实、完善。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司法官们可依据儒家经典决断，这就给司法官们带来了思想和实践上的极大惰性。

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对“春秋决狱”同样应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评价。实际上，“春秋决狱”的贡献和价值远远超过其缺陷，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亦可为现代司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对古代司法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推动法律儒家化、纠正法律人性化不足、缓和社会矛盾、推动了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等方面，笔者则从促进了社会和谐、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对现代司法的一些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促进了社会和谐

从法律制度上来分析，汉朝初期法律由于在很大一部分范围内抄袭秦朝的法律，即“汉承秦制”，致使当时的法律过于严酷，继续使用黥、劓、宫、斩左右趾等肉刑，对劳役刑亦无明确固定的刑期规定。严刑酷法在战乱纷争的年代或许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也肯定有其明显弊端），有利于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安宁。可随着汉朝的大一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酷法就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人们必然对其十分仇视，从而引发社会动乱。经过汉初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犯罪现象大为减少。残酷野蛮的刑罚制度，愈来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废除酷刑，改革刑制，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许多繁酷的法律应该废除而没有废除之前，董仲舒适时提出“春秋决狱”的法律主张，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儒家倡导的“仁、爱、孝”等思想，具有相当的人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严酷的法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纠纷。从“春秋决狱”的审判实践上来看，以儒家经典义理审判的案件多以“从宽”为主，这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比如，《春秋决事比》中记载的一个案例：甲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乙送给了别人，乙长大后，甲对乙说“你是我儿子”，乙一气之下打了甲。按照当时的法律，乙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应判决死刑。如果真的判乙死刑，那么，矛盾纠纷就“升级”了，乙的养父、妻儿等与甲就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同时也导致他们仇视法律。董仲舒不按照死板的法律条文来决断此案，董认为甲生了儿子不抚养，其父子关系已名存实亡，所以乙不应处以死刑。实际上，甲作为乙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处死刑，因此，笔者认为该案是一个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典型案件。

从社会制度上来分析，汉初吸取秦朝苛捐杂税繁多而逼民起义的深刻教训，以老子无为思想为指导，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长期的休养政策，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非常富裕的商贾和地主，富裕商贾和地主的子弟多无法无天、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目无尊长，导致纲常败坏，社会矛盾越发突出。汉王朝比较清醒地看到了这点，顺势“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纲常理论在当时确实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春秋决狱”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儒家的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发挥了司法对政治、社会应有的作用。因此，“春秋决狱”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均有十分重大的贡献。

（二）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

“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从多个方面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是尊重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儒家特别强调亲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为了亲人而做的某些虽然不合法的事情也应该体谅，即“亲亲相隐”等。在前面提到的养子杀了人，养父把养子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应处以重刑，但董仲舒考虑到父子之间的亲情，在任何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难以选择的，因此他认为养父藏子是人之常情，不应判罪。二是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诗经》中说：“食色，性也”，也就是把食、色作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春秋决事比》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不依据法律规定，而可能是根据这句话来决断的。有个年轻女子的丈夫在坐船时掉到大海里，找不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这个女子的父母做主将女子改嫁。按照当时法律，在丈夫的尸体未安葬前改嫁应判处死刑，当时就有司法官这样认为。法律的原意是惩罚女子的淫荡和为了财富等私利而改嫁的行为，但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属于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无罪。董仲舒判女子无罪，可能是从如下三个方面考虑：1、该女子的丈夫尸体掉到大海里，根本找不到，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尸体很显然是永远找不到了，那么，该女子就得永远守寡，不得再改嫁吗？很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唐的，所以该女子无罪。2、该女子改嫁是遵从父母之命，儒家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反而说明该女子遵从孝道，显然不是为了私利。3、“食色，性也”，这也应该是人家的基本生理需求吧。这个案例显著的反映了“春秋决狱”的尊重客观实际和朴素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结合现代司法的一些思考

从2006年起，中央政法委决定在全国政法系统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领导”，就是说全国政法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我们的提法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之上，只有法律”等，这话本来是不错的，但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新情况新问题迅息变化，法官在审判中往往遇到根据法律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来处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依靠党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而不仅仅依靠法律。当前，通过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大学习”活动，各级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机关深刻认识到：不能仅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而要寻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例如在许霆恶意取款案中，许霆在自动取款机程序出错的情况下，恶意取款17.5万元，广州中院依照《刑法》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案件在全国影响了许多思考、轰动，在媒体及广大法律人和群众的关注下，此案二审广东省高院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广东省高院的判决，许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此案在一审中不得不机械适用法律，但广东省高院顺应民意，判处许霆法定刑以下刑罚，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结合“春秋决狱”来思考现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初期，我们强调的是“严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严打”制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央适时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意思是“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但在实际操作中注重“宽”的一面，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执行方式由枪决改为注射及缓减免诉讼费用、实行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制度，则表明法治的人性化方面。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全国各级政法官员和司法机关负责人反复强调不要死搬法律条文，要注重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这总体是好的，有利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同时，我们也要借鉴因“春秋决狱”而导致司法腐败的教训，尽量避免主观办案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2、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 2003年2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Z]。

4、赵晓耕，《春秋》与“春秋决狱”，2003年1月13日《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