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第3次任务0076

① 民国时期民商法中的社会本位原则，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说明下和国家本位，个人本位有什么区别，

国民政府民事立法社会本位指导原则

社会本位观念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对传统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现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对无限财产制限制的主张；对契约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张；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思想的确立，等等。

1.限制个人财产权的指导原则

保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不仅是社会对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务，只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人们对财产权保护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时期那样的绝对化，而是认为财产所有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应当具有社会性。基于这样的思想，十九世纪晚期各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设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权利的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的滥用。在美国，如果说十九世纪是最大限度地放任获取和使用财产，那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它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了。一个法理学家在这一情况时说：“过去，财产价值高，人的价值低，现在，财产的价值低了，而人的价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法院倾向于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倾向于对财产权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会的方式使用财产。在这段时期，尊重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祉，被强调为所有权行使的指导原则。

中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说明中有较为明确的体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权，乃物权的一种”，“但所有权固该尊重，而为社会一般公益起见，法律上也应同时予以相当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护各个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于为社会的安全，而不是纯粹为个人的安全。所以个人的利益，必定置诸社会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权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围之内，便是所有权亦须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说明中立法者就物权所应受到的限制以土地为例进一步说明道：对于土地所有权，“如果漫无限制，也会损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无碍于其所有权的行使时，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对于因为公益事业而为之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损害，立法者解释说：“土地所有人对于他人直接间接之动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业大兴以后，事实上便无法完全维持此种私权了。如煤气、蒸气、臭氧、烟气、灰屑、喧嚣、振动等等。”又如装置电线占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权，铺设地下水管占了土地私有权的地下权，建立公共设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杂草、树枝，寻找并请求索还遗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绝、干涉和阻碍。不仅如此，立法者还主张对所有权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都要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立法者看来，对土地所有权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两层意义：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为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第二，积极地通过限制和干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物权法的制定，“是根据党义，以社会利益为生，采取各国法理之长。”

2.防止契约自由滥用的指导原则

契约理念的变化是这一时期民法发展变化的最显著的表现。有人撰文描述这种现象时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契约在西方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对社会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着眼点方面的私人商业活动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经济主体对普通的商业活动及其私有权利仍不受拘束，缔结契约时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学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书中强调，契约法庞大复杂，并未死亡，不能对契约中的某些缺点加以攻击，就认为契约法已经完结。“20世纪以来，法学界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过分强调契约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这一变化被描述为“从契约到身份”。契约自由原则，是自由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必然产物和本质特征，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这一时期里民商法对契约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现为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它带来的结果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方面，无限制的契约自由给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带来一些损害，(法学家们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导致了类似于《德国民法典》中第138条、第242条、第126—129条等条款的出现)，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到失业威胁的工人来说，“契约自由”无异于一种为摆脱饥饿而出卖权利、自由的委婉辞令。由于经济主体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悬殊，所谓的完全“自由”的契约在经济生活中已经给人们的权利带来诸多的损害，伴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缔约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众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契约自由虽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已经不是从前的状况，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对契约的某些条款加以明确的限制规定，舍弃契约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作为判决的依据，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契约的自由从形式到内容加以限制。在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则也同样规定：“契约自由，不得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化。”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汉民在立法院讲述《民法债篇的精神》，作为立法者对民法债篇的解释。其解释“系完全依据总理三民主义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护”，，胡汉民解释说，“盖以”“债权”二字，意为专指保护债权人”，胡汉民认为“债务人常处于经济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专为保护债权人，斯为霸道”，因此《民法债篇》不采用一般所惯用的“债权篇”，而用“债篇”为名。在立法说明中胡汉民列举了雇佣、租赁、赠与、著作权合同等几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对于私人契约行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例如租赁一事，“在许多国的都市都无不拼命保护所有权人，把所有权看得神圣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经济上的弱者，如此却逼到他弱而又弱。现在我们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规定，买卖契约不能破坏租赁契约，这已是所以保护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赁物如遇损害，如被火烧，必须承租人有重大过失时，才对于出租人负赔偿之责；倘不管他有无过失，租赁物一有损害，即须赔偿，那就不王道了。”对于土地的租赁契约，立法者基于国民党“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所采取的也是这样的主张：“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减少全无时，可以请求减少或免除租金”，并且明确主张“这种租金减免请求权，不得预先抛弃”，从而避免耕地承租人无知地抛弃此种权利。3.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指导原则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思想较典型地体现出其社会本位的特点。立法者在《民法债篇的精神》中说明道：“如因故意过失而予人以损害时，照理应由加害人负赔偿之责，但有时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被害人也有相当的过失，那就不能专归责加害人了。”“又如债权者对于债务者的行为，认为有妨害其债权时，得请求对于此种行为加以制止，此为保护债权者一方面的，但有时债务者虽有过失，致发生对方的损害，而其事件于债务者本身并无利益，那就不能专责债务者怎样赔偿了。”基于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如遇到类似的案例应采取这样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害者、债务人赔偿或处分，而并不一味以压迫债务者为能事。“普通债务者负了债，照理是应依契约按价偿还的，但有时债务者没有依照契约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失却，事实上以不是故意的过失，那么，法官也可斟酌其经济情况，于不甚损害债权人利益之相当范围，令其分期偿还。”而对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立法者说明道，这种人“在许多的法律中”，对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他是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好象一个精神错乱者，在他无意识的行为中，致他人受了损害，他可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损失倘若很大，甚至承当不起，难于恢复原状时，加害者固然毫不负责，此外更无负责之人，事理岂不太不公平?被害者岂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张规定：这种损害，虽然法定代理人对于行为人已尽了监督之责，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请求，斟酌两方经济情形，判定赔偿。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美，国家要求和鼓励个人进行风险投资以建立新企业、开发新领地，因此，以个人为焦点的社会经济伦理观受到挑战，人们试图修正过错责任原则而以无过失责任原则取代之。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不断向新领域开拓，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给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副产品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绝对责任原则在客观上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侵权行为法中责任原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变化，过失责任原则作为近代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得以确立，是私法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德国，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立法是从普鲁士时期1838年的《铁路法》最初确立的。在英国，1868年上议院通过的赖兰兹诉弗莱彻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上议院在其后的判决中又把严格责任原则扩大到新的领域。在美国，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有几个州采用了英国赖兰兹诉弗莱彻案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原则。1909年，纽约州制定的《劳工赔偿法》规定了雇主对发生于雇佣过程中的损害事故负严格责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国民党中央会议提交的债编立法原则说明书中，对侵权行为的无过失责任也有类似的立法思想。以雇佣契约为例，受雇人因执行职务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佣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的责任。但雇人已尽监督之责的，可不负赔偿责任。在某种情况下，单由受雇人负赔偿之责，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时，法院得因其申请，斟酌雇佣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雇佣人为全部或一部之赔偿。对于这样的思想，胡汉民曾举例加以说明详细：“例如某人用一个汽车夫，平时开车本来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闹出祸来，损害了人的生命，在雇佣人方面，原可不负什么责任，但是受雇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怜时，法官为主持公道计，可以斟酌双方经济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当赔偿”。

② 中日商法 比较

日本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最新修改案之特点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为了进一步确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于2001年底进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监事（会）机能，缓和董事责任减轻的要件以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对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机制；修改动态 日本商法（以下简称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最新修改案已于2001年12月12日作为法律第149号正式颁布，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确保公司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监事机能的强化；二是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三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 具体讲，强化监事机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②监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长为四年（商法第273条第1款）；③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条之3之2）；④公司外监事人数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严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⑤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监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新设了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条第7款～23款，第280条）。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30日变为60日（商法第267条第3款）；②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可以和解作了明确规定（商法第268条第4—7款）；③对公司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参加诉讼的申请规定了监事的同意权（商法第268条第8款）。 一、监事机能的强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修改前的商法规定，“监事可以出席董事会，并陈述其意见”（修改前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根据这一规定，一般认为，监事作为负有监查公司业务执行义务和善管注意义务者，自然负有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这一义务明确化，将第260条之3第1款修改为“监事应当出席董事会，并认为有必要时应当陈述意见”。以此进一步明确监事的责任，从而保证公司业务执行的公正有效。 监事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作为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损失，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法第277条、280条、266条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实现了此项职权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规定了监事在股东大会就其选任或解任陈述意见的权利。这一规定也是为了明确和加强监事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但为了防止监事的辞任是由董事强制所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增加新条款明确规定，“辞任监事者，可出席辞任后第一次召集的股东大会，并陈述其辞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条之3之2第1款）。并且为了使辞任监事确保这一机会，商法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向辞任监事通知召集股东大会的意旨①（同条第2款）。当然，其他监事同样可以陈述意见（同条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长了监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监事即独立监事的人数，并对独立监事的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修改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3年，此次修改将监事的任期延长为4年②（商法第273条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两年，1993年商法修改将这一任期 由两年延长为3年，此次修改又从3年延长为4年。这一连贯措施旨在不断加强监事的身份保障，进一步确保监事实施监督的实效性。具体讲，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规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监事中，1人以上应当是就任前五年间未担任过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强化监事相对于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监事监督公司业务执行的机能，将独立监事的人数由原来的1人以上增加为监事总数的半数以上，并且将独立监事的要件由原来的“就任前五年间”修改为单纯的“就任前”，实现了要件的严格化。 最后，此次商法修改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修改前商法只设对会计监察人的选任，赋予监事会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即“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选任会计监察人的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条第2款），“监事会可通过其决议，请求董事将会计监察人的选任作为股东大会的议题，也可通过其决议提出选任会计监察人议案”（同条第3款）。而对监事的选任只规定监事可在股东大会就此陈述意见（商法第275条之3）。 为了防止董事随意进行监事的人事安排，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有必要对监事的选任事项采取同会计监察人选任相同的法律规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准用上述有关会计监察人选任之规定的办法，就监事的选任事项同样赋予监事会同意权和议题等的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④ 二、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 日本现行商法规定，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5款）。这样一来，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况下，实际上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几乎等于不可能。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许多情况下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冒着一定的风险作出大胆的经营判断。可是，按照商法的规定，事后经营者只要有轻微的过失行为，须承担高额的损害赔偿责任。经营者考虑到这种后果，必然不敢大胆经营，这对企业经营是很不利的。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日本商法通过增加条款的办法，从两个方面采取了适当减轻董事等责任的态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只要是善意的，且无重大过失，就以从该董事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该董事四年的报酬额后所剩额度为限度，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或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免除其责任（商法第226条第7～18款）。另一方面，考虑到公司外董事即独立董事①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使公司较容易地确保经营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规定同独立董事缔结以该董事不承担双方提前约定的金额以外的责任为内容的契约（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适当减轻董事责任外，还规定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减轻董事责任。这是因为在由众多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中，仅仅为了免除董事的责任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从费用和召集程序两方面考虑都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东大会来作出决议，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到底能否免除将处于长期的不明确状态之中，这对公司的经营极为不利，甚至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建立通过随时可以召集的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实质上是根据股东的授权（因为章程变更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由经营专家董事构成的合议体组织即董事会，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否妥当合理的角度，对该董事是否应该免除其责任首先作出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为上述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的担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对提出的相关议案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7～11款）。同样，通过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首先必须对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为此需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公司章程变更议案，以及向董事会提交的相关决议议案，在正式提出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独立董事缔结旨在减轻其责任的契约时，对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为此，向股东大会提交公司章程变更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时，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7～11款）。由董事会对董事责任作出免除决议后，除上述事项外，还要公告或通知股东若对免除有异议可在一定期限（不低于一个月）内提出的宗旨。并且，如果拥有全体股东表决权的3% 以上的股东提出异议时，董事会不得通过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规定，独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缔结的契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在最初召集的股东大会上也应当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股东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此项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据日本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商法学的理性思考，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日趋国际化和多样化，经营者的经营判断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因此，为了使受理了股东请求并代表公司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的监事，有足够的时间对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专业化的董事的经营活动作出慎重判断，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原来的30日延长为60日，即明确规定，公司自股东提出请求之日起60日内不提起诉讼时，提出请求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诉讼（商法第267条第3款）。 另外，根据现行商法的规定，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时，股东或公司可以请求参加该诉讼（商法第268条第2款），但作为公司了解诉讼审理的机会，现行商法只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向公司告知诉讼的义务（日本商法第268条第3款）。为了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能够建立公司提起诉讼时的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提起诉讼时的其他股东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诉讼审理情况的知情机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受到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时，应当对此进行公告或通知股东。即将诉讼进行公告或向股东发出通知规定为公司的义务（商法第268条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没有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主要指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作出规定。所以，这种诉讼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且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较有力。而在现实的法院审判中，作为迅速且恰当的纠纷解决手段，也有诉讼和解的情况。但对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释上的异议。此次商法修改大胆地排除了这种解释上的异议，认为从正面认可诉讼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也对降低诉讼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确规定，在严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条件下，诉讼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条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 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 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 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 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国民党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

③ 国际商法案例分析

1．我公司与国外一家大公司签订一笔进口精密机床合同，该公司在欧盟区内共有3家工厂 生产这种机床。临近装运日期时，对方一工厂突然发生火灾，机床被烧毁，该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撤销合同。问：可否撤销？说明理由。
原则上不能撤销合同。此案涉及到不可抗力的后果。一般说来，不可抗力的后果有两种， 一种是撤销合同，一种是延期履行合同。什么情况下解除合同，什么情况下履行合同要看所发生事故的原因、性质、规模以及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影响程度。 本案中，火灾虽然是当事人无法预料的，应该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但由于对方还有两家 工厂可以生产合同项下的产品，因此，我方要求对方延期履行合同。
2．我国某公司与外商签订了一份CIF出口合同，我国公司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了保 险。货物发出后，银行议付了货款，但货到目的港后发现严重破损，而保险中没有投保破损险（因为买方没有指明），买方要求我国公司到保险公司办理索赔事宜。问：我方应否办理？
买方要求不合理。此案涉及到CIF合同的性质。 ①根据《2000年通则》，CIF属于象征性交货术语，即卖方只要交出符合合同或信用证规 定的正确完整的单据，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而无须保证到货，所以不是到岸价。 ②CIF虽然由卖方办理保险，但投保金额和险别必须事先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只能按照 国际惯例办理，即按FOB货价×（1+10％）投保平安险。 ③在CIF术语下，卖方办理保险仅为代理性质，应由买方处理索赔事宜。如果买方要求卖 方代替办理索赔事宜，但责任和费用用由买方承担。 本案例，买方显然是在推卸责任。因此我方不能答应对方要求。
3．某年11月，我国某外贸公司与一外商签订了出口5000公吨钢材的合同，价格条款为 CIF温哥华。支付方式为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我方按合同规定办理了租船定舱和保险并支付了相关费用，取得了全套合格单据并到议付行付货款，不料货物在航行途中遭遇海啸，全部灭失。外商以货物灭失为由拒绝付款赎单，问我方如何处理？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案例。在CIF术语中，买卖双方风险划分地点是装运港船舷，越过船舷 后的风险由买方承担，卖方办理保险仅仅是代理性质，出险后应由买方办理索赔事宜。另外CIF属于象征性交货，即凭全套合格单据，买方就不得拒付货款。还有，信用证业务属于银行信用，应由议付银行承担第一付款责任。 处理措施：我方首先应向议付行议付货款，再由议付行向付款行申请付款，只要全套单据 合格，付款行不得拒付。其次我方应向买方讲明道理，提出严重交涉，只要对方不无理取闹， 就会按照国际惯例迅速支付货款。最后，我方可以协助买方办理向保险公司索赔事宜，但责任坏人费用要由买方承担。

④ 关于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课程等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课程有法学引论，思想道德修养，写作，宪法，逻辑学，民法总论。全国各大法学院来说，西北政法的民商法专业是首屈一指的。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是以从事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教学和科研为主要任务的二级学院，是我国民商事法律研究和教学中规模较大、学科门类齐全、民商事实体法学和程序法学相结合的专门学院。
学院设有一个法学（民商法学方向）本科专业，民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两个硕士学位点。现有在校本科生1938名，硕士研究生216名，共2154名学生。学院现有教职工70名。55名专任教师中五分之四以上具有高级职称，其中教授16名，博士研究生导师2名，硕士研究生导师33名，具有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的教师29名，有15名教师分别在全国性的学术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等学术职务。
学院所辖的民商法学科和民事诉讼法学科均为陕西省重点学科，并设有两个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基地和陕西省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学院设有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亲属法学等教学研究机构，设有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9个研究所和6个研究中心。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主干课程均为省级精品课程，民法学教学团队为省级教学团队。
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民商法学科在民法基础理论、商法基础理论、物权法理论、债权法理论、公司与证券法理论和婚姻家庭法理论方面，民事诉讼法学科在民事诉讼法理论、仲裁法学、公证律师法学、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民事强制执行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初步形成了私法文化与法典化、物权法与土地制度、商法基础理论与公司制度、婚姻家事制度、侵权法律制度、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等领域的研究特色，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

⑤ 什么是一商法

一商法指的是传统的货物销售方法。以柜台的形式出现，物品摆放在柜台里，等待四面专八方的顾客前来购买。

还有二属商法，三商法。二商法中，销售主体以公司的形式出现，从全国各地招来大量的员工为其销售货物，公司与员工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三商法中公司与员工是合作关系。是一商法的进步二商法的升华。

(5)商法第3次任务0076扩展阅读：

商法的历史沿革：

商法虽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今天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近代商法却是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鉴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⑥ 经济法的任务是什么

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 ABC)。
A促进经济发展
B维护市场整体的自由竞争秩序
C维护市场整体的公平、高效、安全运行

⑦ 商法怎么解释

第一节 商法的概念
1 商法的调整对象
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 商事关系
指一定社会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商事组织关系和商事交易关系。
（组织法和行为法的结合，就是商法）。
3 商事关系的主要标志是商人和商行为。
商人，是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在我国，商人主要包括
（1）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
（2）合伙企业：与独资公司相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业法人；
（4）联营企业：联营企业(Associated Enterprises)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
（5）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投资或者仅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商行为，就是适用商事法律规范的营利行为。从本质上讲，商行为就是市场中经常化、专门化和规范化的行为。
4 形式的商法和实质的商法
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5 商法与民法、经济法既有紧密联系，也有一定区别。
简单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对商法具有领导指导的意义，而商法对民法具有补充、变更、限制的作用。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商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性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介入，并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第二节 商法的历史沿革
商法虽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近代商法却是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鉴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第三节 商法的一般原则
商法的一般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现代商法主要有四大基本原则。
一 强化企业组织
1 提高企业素质。主要依靠两套法律机制，一是，企业融资和确保企业财产基础的法律机制，
如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资本三原则。二是，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实现资产优化组合的法律机制，如破产、重整、兼并制度。
2 完善企业结构。包括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合理分配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协调企业内部关系（主要保护职工利益，加强职工民主管理）。
二 提高经济效益 即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收益。商法的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维护信用、促使交易便捷三个方面。
1 商法保护产权，主要体现在界定产权（明晰产权）和维护其权威上；包括在产权受侵害时，给予及时、充分的救济。
2 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着可以低成本地进行交易，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破产法对维护信用有积极的作用。
3交易便捷可以节约时间成本。为此，商法提供了不少制度支持。如商事交易的技术化（定型化），大量运用默示行为、证明形式自由、时效短促、商事促裁等。
三 维护交易公平
就是要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主要体现为平等原则和诚信原则。 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权原则、禁止内幕交易等，体现了平等原则。 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等，体现了诚信原则。
四 保障交易安全 商法为此提供的制度主要有：
1、强行主义；
2、公示原则；
3、外观法则（客观主义）；
4、严格责任；
5、保护善意买受人（第三人）。
第四节 商法的种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l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1994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6号发布 根据2005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0号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 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4号公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决定》修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2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4号公布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作者： 柳经纬 主编
出 版 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 字数： 版次： 1 页数： 799 印刷时间： 开本： 16开 印次： 定价：￥65.00I S B N ： 9787561519806 内容简介
伴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法学教材建设也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在民商法学科，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组织编写出版的各种系列教材，不仅大大促进了民商法学科的教材建设．而且也为法科学生学习民商法选用教材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民商法学理论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宽度还是研究领域的深度，民商法理论的进步g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令人欣喜的。我国民商法理论的进步与发展也充分反映在我国民商法学科教材的建设之中。进入本世纪以来出版的民商法学系列教材逐步改变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的一本民法教材贯穿全部民法课程学习过程的状况，不仅出版了民商法学的系列教材，而且教材的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理论深度也比过去大得多。进而，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商法学教材建设也逐渐摆脱了80年代民法教材所具有的前苏俄民法学教科书的影响，在构建我国科学的民商法学理论体系方面发挥着其他出版物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本系列教材是我与我过去的厦门大学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的同事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与厦门大学出版社良好合作的结果。自2000年陆续出版以来，多次重印，陆续再版，逐渐被多所高校法学院系采用，作为本科教学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有的还被选作硕士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参考书。2007年在教育部组织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评选中，本系列中的《民法总论》和《商法》还被选定为规划教材。
目录
总序
第一编 商法导论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第二章 商主体概述
第三章 商行为
第二编 公司法
第一章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第二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一）
第三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二）
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章 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章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第八章 公司集团
第三编 证券法
第一章 证券法概述
第二章 证券发行法律制度
第三章 证券上市与交易法律制度
第四章 信息公开制度
第五章 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
第六章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七章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服务机构与证券业协会
第八章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九章 证券法律责任制度
第四编 票据法
第一章 票据法概述
第二章 票据法律关系
第三章 汇票
第四章 本票
第五章 支票
第五编 保险法
第一章 保险与保险法概述
第二章 保险合同
第三章 财产保障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
第四章 保险公司
第五章 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与保险中介
第六编 海商法
第一章 海商法概述
第二章 船舶与船员
第三章 海上运输
第四章 船舶租用合同和海上拖航合同
第五章 海上侵权
第六章 海上遇险的处理
第七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第八章 海上保险合同 [编辑本段]《商法》新版作者： 中国法制出版社 编
[1][1]出 版 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1
字数： 245000
版次： 1
页数： 311
印刷时间： 2009-11-1
开本： 64开
印次： 1
纸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09314920
包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法律 >> 法律考试 >> 司法考试
定价：￥11.00 [编辑本段]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05年10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2006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2008年5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2006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2001年3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2000年10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2000年10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006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2004年8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05年10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2003年10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009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09年9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1992年11月7日）
附录：综合比较记忆图表
1.股东诉讼
2.汇票、本票、支票比较
3.《保险法》重要条文新旧对照

⑧ 商法题目

1.AD
2.BCD
3.AB
4.BC
5.BCD
6.ACD
7.ACD
8.AC
9.BC

⑨ 商法系统包括哪些法律

商法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或商事行为的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等。第一节 商法的概念 1 商法的调整对象 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 商事关系 指一定社会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商事组织关系和商事交易关系。 （组织法和行为法的结合，就是商法）。 3 商事关系的主要标志是商人和商行为。 商人，是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在我国，商人主要包括 （1）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 （2）合伙企业：与独资公司相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业法人； （4）联营企业：联营企业(Associated Enterprises)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 （5）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投资或者仅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商行为，就是适用商事法律规范的营利行为。从本质上讲，商行为就是市场中经常化、专门化和规范化的行为。 4 形式的商法和实质的商法 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5 商法与民法、经济法既有紧密联系，也有一定区别。 简单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对商法具有领导指导的意义，而商法对民法具有补充、变更、限制的作用。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商法以当事人意识自治为主导性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介入，并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第二节 商法的历史沿革 商法虽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近代商法却是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鉴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第三节 商法的一般原则 商法的一般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现代商法主要有四大基本原则。 一 强化企业组织 1 提高企业素质。主要依靠两套法律机制，一是，企业融资和确保企业财产基础的法律机制， 如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资本三原则。二是，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实现资产优化组合的法律机制，如破产、重整、兼并制度。 2 完善企业结构。包括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合理分配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协调企业内部关系（主要保护职工利益，加强职工民主管理）。 二 提高经济效益 即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收益。商法的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维护信用、促使交易便捷三个方面。 1 商法保护产权，主要体现在界定产权（明晰产权）和维护其权威上；包括在产权受侵害时，给予及时、充分的救济。 2 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着可以低成本地进行交易，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破产法对维护信用有积极的作用。 3交易便捷可以节约时间成本。为此，商法提供了不少制度支持。如商事交易的技术化（定型化），大量运用默示行为、证明形式自由、时效短促、商事促裁等。 三 维护交易公平 就是要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主要体现为平等原则和诚信原则。 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权原则、禁止内幕交易等，体现了平等原则。 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等，体现了诚信原则。 四 保障交易安全 商法为此提供的制度主要有： 1、强行主义； 2、公示原则； 3、外观法则（客观主义）； 4、严格责任； 5、保护善意买受人（第三人）。 第四节 商法的种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l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1994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6号发布 根据2005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0号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 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4号公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决定》修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2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4号公布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