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的性质

1. 民法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顺应什么要求的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

2. 请问我国民法中对按照性质不同对公司的划分有哪些

我国《公司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可见，我国法律上的公司仅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前者是指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后者是指其全部资本分成等额股份，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3. 要一篇论文题目是 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性质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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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民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尤其是集中表现了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从民事活动的角度看，平等原则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循自愿协商的原则。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平等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奉行“行为立法”的原则（即以主体的行为为制定法律规范的出发点），而不能采用“主体立法”（即以主体的不同身份为制定法律规范的出发点），亦即一切民事主体，无论其经济能力如何（大公司或小企业），所有制性质如何（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其行为均应遵循同样的准则，其权利在法律上应得到同样的保护。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指民事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创设其权利义务，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制度中的表现即合同自由原则，其赋予合同当事人以订立合同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以及选择合同形式及合同相对方的自由。
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法律表现，它反映和保护了市场主体人格的独立、财产和责任的独立，是对民事关系（尤其是合同关系）一般法律准则的高度概括。我国民法确立这一原则，有利于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法律观念，有利于弥扬尊重民事主体合法权利之风，促进我国具有充分开放度和自由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意思自治原则表现了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在经济活动领域内依法获得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法律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称“公序良俗”）的规定，则是对这一自由的法律限制。
意思自治排除了他人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不法干预，也排除了不当行使的国家权力对民事权利的侵犯，集中反映了民法之私法的性质。
（三）诚实信用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分别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出了规定。
对于“诚实信用”一词，不能仅从其字义去理解，认为它仅指“恪受信用，不搞欺诈、胁迫”。历史上，“诚实信用”作为法律用语，是根据德文翻译的。作为外来语，诚实信用本身的含义是以维持法律秩序（即利益平衡）为目的，以抽象的公平要求为内容的规则。因此，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目的是维持民事主体双方利益的平衡，维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了民事主体的一般行为标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必须“善意”地实施民事行为，在民事活动中应尊重他人利益，不得进行欺诈、胁迫，不得恶意地损害他人利益或者放任他人合法利益遭受损害，以诚实的态度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民法上的“善意”与“无过错”不同。一般情况下，“过错”是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但过错是指当事人实施不法行为（如侵权行为）时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以当事人实施某种违法行为为前提。而“恶意”则与当事人是否实施违法行为无必然联系，其指的是其实施民事行为的动机不正当以及对于影响其民事行为效力的因素知情或应当知情（例如，明知是赃物仍然予以购买）。因此，善意是指行为人行为动机正当以及对于他人利益有可能受损之事实不知情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四）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指当事人在行使民事权利时，必须尊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不得破坏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不得损害他人依法享有的正当利益，否则，当事人的权利将依法被限制、剥夺或承担民事责任。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原则，主要用于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失衡，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对于权利（特别是所有权）不当行使的必要矫正，是对所谓“私权绝对性”的一种必要限制。

5. 我国民法的性质是什么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万民法(jus gentium)与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区分。市民法调整具有罗马市民资格者的各种法律关系，万民法调整罗马市民与异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公元3世纪起，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对立逐渐淡化。罗马法中完备的平权主体法律规范，经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复苏。在欧洲法典化运动中，先后产生了《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法典。在对《法国民法典》的引进中，日本学者津田真道错误地将“市民法”一词翻译为"民法"。清末变法，由中国学者直接抄自日本，译作今称。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一词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在我国古代典籍《尚书》中就已有“民法”一词。《尚书·孔氏传》：“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词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的起源（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近代以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词，如法语中的droit civil，德语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兰语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转译而来。

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为直接与间接法源。在台湾，民法第一条便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即是对民法的法源规范。当中的法律、习惯、法理即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谓的间接法源，指学说与判例而言。现今大陆法系民法在内容分为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内容上包括契约法、财产法、家庭法、侵权行为法、信托法等等。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法、商法也属于民法范畴。

关于如何规律司法上的关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规律个人关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规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国、法国、二战前的日本，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国民政府立法之际，决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于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现今中国广义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还有其他关于私法事项的法律，称为特别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狭义的民法仅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止于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属于传统商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民法典是按一定的体例、系统地将民法的各项制度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尚未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动急需要规定一些基本行为准则，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于1986年制定并颁布了一部《民法通则》。从中国民法通则的内容来看，尽管其条款较之于各国民法典的条文要简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了一些民法总则的规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则的部分内容。

6. 民法的性质

论民法的性质
【内容提要】民法的性质集中表现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是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是法律主体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种基本分类。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关 键 词】民法/性质
【 正 文 】 民法乃一国法律体系中之基本法，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共同构成一国之部门法体系，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
一、民法的性质：市民社会的法 民法的性质表现在四个方面：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实体法；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中，市民社会的法是民法性质的集中体现。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通过对民法一词的语意与渊源考察我们已经得知，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何谓市民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直接面对其他社会成员而发生，包括家庭成员，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发生。由此形成两种社会关系，前一种社会关系因直接发生于社会成员之间，故其有关内容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而后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了国家的中介，国家必将其意志体现在其中。体现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个人或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人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乎此两种类型，而社会也就因此可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证上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即所谓市民社会，而另一种为有国家参与的社会，即所谓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所以说，民法（市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这一判断在今天已是学界之共识，然而这一共识的取得在我国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当然，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过程， 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尽管向无统一的标准，有利益说、效力说、主体说、统治关系说、意思说等，但自罗马法以来人们都承认将法作这样的划分，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即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设计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设计个人利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公法就是关于政治权力的结构、 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关于市民权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护等的法。一般认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则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法等。究其实，私法乃关于私权利与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法，所以观察个人相互间享有某种特定权利和负有之司法是否适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规定的立法着眼点。私法所保护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人之个人利益。
（三）民法是实体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其划分标准在于法律的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体性权利义务还是规定法律主体在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诉讼关系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如属前者则为实体法，如属后者则为程序法。是故，实体法乃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常态交往时的具体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异态交往时即纠纷状态时的诉讼权利义务。民法之内容在于规定私法主体在市民社会交往中具体的财产与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所以民法属于实体法。
与民法这一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学者多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主法与助法的关系，自不无道理，然须注意，程序法自有其价值与生命，而程序公平与程序正义本身即为法律公平与正义之应有之义，切不可以主助关系而牺牲程序价值以求实体价值。
（四）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按照经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可以综合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即：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以说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正如经典经济学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主体独立人格的物质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权演变而成的他物权制度又进一步丰富了所有权的实现途径，促进了社会分工。
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便是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
由此观之，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7. 请教民法的性质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学者津田真道将荷兰语“Burgerlykregt”译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学者箕田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时采用“民法”一词。德国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罗马法“Juscivile” 、法国“code civil”直译都是“市民法”，荷兰语“burgerlyk ”与德语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关法律都可译为 “市民法”（注：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劝解》，第70—71页。岩波书店，1998年。）。日本虽译为“民法”，但民法理论均承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词清末传入我国。新中国民法理论因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更不承认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讲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词。从语源分析，我国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体——国家，是指政治社会。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调整市民间关系的法被称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体性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资本主义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被称为是“天赋人权、人赋国权”的社会，其理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的市民社会”，始自1790年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民法在立法上虽然规定人人平等，但具体规定并不平等，家长制被保留下来，妻、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长制的限制，经济上也不享有独立的平等的所有权，不能独立订合同，但较古代市民社会和中世纪专制等级社会进步。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保留家长制。随着家庭经营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过渡，家长制逐渐削弱并最终崩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的市民社会”，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公司制使家长制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渐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别是二战之后，美、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别、种族歧视，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实现。日本是封建传统比较顽固的国家，在民法实行100 年之际（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会各界关于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对妇女的歧视条文的呼声很高。学者认为日本虽进入现代市民社会，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的市民社会（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社会主义是否是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民法是否是市民法？这些有待取得共识。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说到底是怀疑发展市民社会是发展资本主义，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然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市民社会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要发展民主、依法治国，均应以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更应发展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要发展市民社会，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错误方面。继承黑格尔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均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作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结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又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相对分离的，法国革命已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但他又认为仅有政治解放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解放。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从封建的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而社会主义恰恰是废除了私有，实现了市民的社会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财产权不完全是私的财产权，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加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但这不妨碍社会主义的个人与法人成为市民，因为他们都可以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从私的所有发展到独立的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区别，也是资本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民法的一个区别。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根除了家长制，男女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另一个不同，也是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但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均有矛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存在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的矛盾，实质是工人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立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决定的，即受垄断财团控制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使国家经济、政治活动的中心由垄断财团控制、国家中心主义和官僚中心主义发展为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这一发展趋势具有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矛盾，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致，是该体制的遗留问题。计划经济否定市民社会，企业受制于国家计划，依附于政府，没有独立的法人格。改革开放之后，实行法人制度、实行公司制，但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现在，行政部门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对企业干部的控制，尚未使企业真正独立，这就决定我国民法的任务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确立企业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保证按民主的程序选任企业干部。尽管矛盾不同，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共同趋势都是从国家中心或官僚中心发展到以市民活动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不同市民社会的矛盾决定着民法的任务。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就必然是调整私人间关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还有商法。民法为一般私法，商法为特别私法。我国以往的民法理论，由于不承认市民社会，因此，不承认民法是私法，关于民法的定义，被说成是调整平等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样的定义无非是指出了调整对象和一堆法律规范，与调整对象同语反复，没有太大区别，学理上也未与商法相对区别，是从法规范的外观解释法，没有揭示出民法的社会基础，没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质。从本质上给民法下定义，应解释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

8. 论民法的性质和作用。

民法乃一国法律体系中之基本法,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共同构成一国之部门法体系,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民法的性质表现在四个方面: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实体法;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中,市民社会的法是民法性质的集中体现。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
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何谓市民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直接面对其他社会成员而发生,包括家庭成员,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发生。由此形成两种社会关系,前一种社会关系因直接发生于社会成员之间,故其有关内容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而后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了国家的中介,国家必将其意志体现在其中。体现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个人或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人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乎此两种类型,而社会也就因此可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证上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即所谓市民社会,而另一种为有国家参与的社会,即所谓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任何人都总是扮演两种角色、具有双重身份,他一方面作为市民社会的人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作为政治社会的人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规范市民社会关系的法律就发展成为市民法,它以保护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即私权为己任;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所以说,民法(市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
尽管人总是既要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要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然而市民社会是其生存之本,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与人身关系是每一个人都生而必须进入的,所以,市民社会的生活对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市民社会中权利的享有与保障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国家中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而是为市民即为民众而存在的,国家行使公共权力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市民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万不可颠倒。同时,在法治体系尚非尽善尽美的情况下,政治权力的膨胀与扩张必然会导致对私权的挤压与限缩,使政治权力成为凌驾于市民权利之上的强暴工具,所以,必须在对政治权力与市民权利进行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这是实现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政治民主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这一判断在今天已是学界之共识,然而这一共识的取得在我国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十余年前这还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即使当时颇具影响的学者与民法教科书都认为“民法即私法的观点已难以成立”)。当然,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尽管向无统一的标准,有利益说、效力说、主体说、统治关系说、意思说等,但自罗马法以来人们都承认将法作这样的划分,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即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设计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设计个人利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公法就是关于政治权力的结构、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关于市民权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护等的法。一般认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则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法等。究其实,私法乃关于私权利与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法,所以观察个人相互间享有某种特定权利和负有之司法是否适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规定的立法着眼点。私法所保护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人之个人利益。 但是,上述现象只表明公、私法的相互渗透与交叉,而决不意味着相互取代,法律社会化也好,私法公法化也罢,都只说明公、私法之间的界限不再象以前那样清晰了,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可行的、基本的法律分类,公法就是公法,私法就是私法,不能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渗透与交叉而否定二者的本质区别。关于这一点,美浓部达吉有精彩之论述:“公法和私法在其相接触的区域极为近似,欲截然区分为二,殊非易事,但是,这和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动物和植物于其相近的领域境界内,彼此的区别也
不常明了一样,不能成为否定两者的区别的理由。”民法的私法属性是民法性质的主要体现,并由此决定了民法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的理念与功能。
(三)民法是实体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其划分标准在于法律的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体性权利义务还是规定法律主体在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诉讼关系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如属前者则为实体法,如属后者则为程序法。是故,实体法乃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常态交往时的具体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异态交往时即纠纷状态时的诉讼权利义务。民法之内容在于规定私法主体在市民社会交往中具体的财产与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所以民法属于实体法。
与

民法这一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学者多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主法与助法的关系,自不无道理,然须注意,程序法自有其价值与生命,而程序公平与程序正义本身即为法律公平与正义之应有之义,切不可以主助关系而牺牲程序价值以求实体价值。
(四)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按照经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可以综合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即: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以说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正如经典经济学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主体独立人格的物质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权演变而成的他物权制度又进一步丰富了所有权的实现途径,促进了社会分工。
交换是私有制存在的土壤,没有交换就没有商品经济,而交换的前提是进行交换的人均具有平等的身份和独立的人格,能自由自主地让渡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财产,处分自己的权利。民法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就是确立市民社会主体的这种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平等人格。自然人制度如此,近代民法创立的合伙制度如此,现代民法创立的法人制度也如此。
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便是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由此观之,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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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复:我国民法的性质是什么

民法的性质对于正确适用民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法的性质是指民法的基本属性和民法所体现的基本理念。有关民法性质的探讨,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对民法的价值、原则、制度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和设计.
民法最基本的原则是私法自治，这也是市民社会本质特征在法律上的反映。在意思自治原则的规范下，民事主体在法定的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自由，也就是说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国家就不得对其进行干预。行政机关也不得限制和干预民事主体依据民事基本法律享有的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所以，意思自治原则构建了民事主体和行政机关的权限划分，确定了二者之间的正确关系。“在私法自治范围内，法律对于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即依其意思而赋予法律效果；依其表示而赋予拘束力；其意思表示之内容，遂成为规律民事主体行为之规范，相当于法律授权民事主体为自己制定的法律。”

10. 下列有关民法的性质概括

性质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根本属性。

⑴民法性质无疑应是其与他法律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体现。但民法历史悠久，体系庞大，内容纷繁复杂，要概括出其根本属性并得到普遍认同，确非易事。可以说，学界至今对民法性质具体表现尚无公认的定论。有的认为民法本质应反映为市民社会法、私法、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实体法。

⑵有的认为民法性质是国内法、私法、普通法、实体法。

⑶有的认为民法是权利法、私法（原则上）、市民法。

⑷而更多的大陆法系学者仅强调民法是私法。何况，在我国大陆对民法性质研究始于20世纪末，

⑸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的确，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可从不同角度切入评析，但若要揭示事物的根本属性，则应紧紧抓住该事物内在固有属性予以考量。事实上将民法性质定位于国内法、实体法、普通法、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均无法反映民法独有属性，如普通法与特别法实质是适用依据问题；又如凡法律均应是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只不过不同法律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深究民法性质，应以市民社会法（或称人法）、私法和权利法等民法独有属性人手。以下就这三方面及其关系分述之。

民法性质的具体表现形式

1．民法为市民社会法。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一般都是以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通过对人的行为调整，以达规制人的行为之目的。但当出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后，人在群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了，这也就产生了法律对人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要求。譬如，在政治国家，人被称为公民，法律对公民的要求是强调奉献，一切听从国家召唤。而在市民社会中，人被称为市民（行为主体最初是自然人，以后才有法人等），则具有自利性，受利益驱动，为生存而努力。法律将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称为“经济人”，通常对其提出不得为恶的“毋害他人”的较低要求，而不以道德和宗教“爱你邻人”为标准。但为追求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和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尽力达到社会和谐团结的目的，法律亦会对“经济人”加以限制，要求当事人“爱人如己”，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处理他人事务，如无因管理等。⑹法律对人的不同要求，必然使之所规定的内容、涉及的利益以及逻辑起点等有所不同。为此，我们将以市民社会中经济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并以人为出发点，以规制人的行为和关怀人为其终极目的，亦即将使命定位于确定和保护合理人性的法律，称为市民社会法。

那么，为何仅将民法定为市民社会法呢？关键在于民法调整的人（行为主体）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这须从法律、经济和人性三方面进一步说明。这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是经济，经济的背后是人性。⑺具体地说，首先，在所有法律中，唯有民法将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将平等原则作为贯穿于民法始终的基本原则，以体现平等、自由和博爱精神为其最终目标。其次，民法重视当事人地位平等，迎合了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市场是各种不同主体间不同商品（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交换的总和。商品要在市场交换，前提是有人将该商品带到市场，且他对该商品可直接支配；不同商品的交换必然应取决于双方的合意，而达成合意的基础是当事人地位平等。这用民法术语表达，即表现为人格或能力、所有权和契约。因此，人格、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制度是民法的精髓所在，自民法产生以来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这些内容则始终被保留。这也表明民法演进与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最后，民法关注平等是人的本性使然。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主义强调“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但其未回答人为何生而平等。事实上，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其有意识，有独立意志。意志虽属主观范畴，但不同个体的意志是各自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独立和自主的，任何个体的意志都无法直接支配其他个体意志的实践或形成却是客观的，体现了天然和固有的平等关系。⑻同时，人的“理性”，不仅是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在康德看来，道德要求的本质就是理性本身。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的尊严，就是以人所有的这种能力为基础的。⑼因此，意志独立，即在意志实践或形成时不受他人干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在，每个人要受到别人尊重，必须先尊重他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要求。“人生而平等”所体现的人格可称为自然人格，由法律赋予并调整的主体资格是法律人格。正因民法所确认的法律人格是强调当事人地位平等，故与自然人格相接近。⑽换言之，确认当事人地位平等并尽力让其独立意志得以充分体现是市民社会独有现象，而民法又恰是以此为己任，这是其他法律制度所不具备的。

2．民法属私法。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是自罗马法以来西方法律史上源远流长的分类，但分类标准众说纷纭，且各说均有利弊。目前，特别法规说（即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所适用的法律是公法，对任何人皆可适用的法律是私法）旨在克服其他各说不足已渐受重视。⑾尽管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标准存有争议，但其区分意义不容忽视。具体实益如下。

其一，可大致分清公与私两条主线，即以国家为公，则人民为私；以政府为公，则社会为私；以行政为公，则民事为私；以政治为公，则经济为私；以团体为公，则个体为私。由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正确理解民法的精神，协调好“公”和“私”的利益。⑿故可将民法、公司法、票据法等定为私法，与私法相对应的公法，可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等。
其二，可认清公法与私法在实体法上的基本特性。一般在私法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决策自由。即通常不需要说明理由即可自由决定，具体以契约自由和权利行使自由为支柱。而公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受约束的决策。即法律对大部分决定都作出了具体详尽的明确规定，对决策自由进行严格限制。这是因为，国家或国家机关因拥有权力而实力远在个人之上，如对此不予限制就会使之过于极端而无法忍受。此外，在私法范畴，每个自主决定者都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而在公法领域中，决策所生法律后果都不归属于决策者。⒀
其三，可明确公与私不同的救济程序和调整手段。⒁即在我国，私法纠纷由民事审判庭管辖，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公法案件则由刑事或行政审判庭管辖，适用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而且，在公法中应体现国家的直接干预，而在私法中则应体现国家的间接干预。也就是说，对私的利益纠纷，国家原则上不直接干预，主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只有在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时，才由司法机关以中立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判。
其四，为处理公法与私法的并存关系明确方向。即当公法和私法关系并存时，如强调公法优位，将私法包含在公法中，实质上是专制国家的法制。
在现代法治国家，应遵循“有疑义时为自由”的原则，强调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国家政府无法律明文规定，无重大正当事由，不经法定程序不得干预或限制。因此公与私关系冲突时应体现私法优位。⒂
由此也说明，划分标准的争论，或有公与私融合的现象，甚至有人反对公法与私法分类，也不影响将民法定为私法。
民法旨在规范私人利益，以平等为基础，其主体非基于公权力的地位，且对任何人皆适用。⒃但应注意，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须将任何法律均作此划分，⒄更不是在任何法律秩序中均存在此种划分。⒅

3．民法是权利法。民法是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学就是权利之学，将民法称为权利法似乎不言而喻，这也许是多数学者在论述民法性质中未提及此点特性的原因所在。该性质可从如下方面得到证实。⒆

首先，就民事立法的体系而言，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而构建。譬如，民法规定了民事权利主体和客体的范围；规定了民事权利的种类，如各种人身权和财产权及产生原因（各种法律事实）；规定了民事权利的行使方式（如可代理行使）及权利行使的限制，包括实质限制（如权利不得滥用等）和时间限制（如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等）；规定了权利转让、保护方式及民事责任等。诸如此类均说明民法基本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形成。

其次，从民事立法的法条性质来看，是任意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居多。⒇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即肯定被授权者有完成这样或那样积极行为的权利）与禁止性规范或强制性规范不同，前者注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强调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精神；注重鼓励民事主体积极主动参与民事活动并对此予以引导。后者则体现为主体不为或必须依法定方式为一定行为的义务，重在对民事主体行为的限制。二者立足点的不同，决定了民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法规范都是任意性和授权性规范。

最后，就民事立法目的而言，它是实现人权的手段。人权作为人的应有权利，只有由制定法加以规定才能变为现实权利。民法中规定的人身权（如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和财产权（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