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826

1. 违背公序良俗，就等同于违法吗

不一定。一般来说，公序良俗类似于大众心里的道德标准，不一定和法律相同，也没有法律效力。

2. 福清民事纠纷电话是多少

0591-85222346 这是福清市法院的电话，地址：东门街与清荣大道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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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国民法典的内容

前面说过，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迟了将近百年，在法典编纂与民法学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足资利用，它在内容上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是当然的，也是应该的。
从前面关于分编的叙述可知，德国民法典分为五编，确实比法国民法典合理得多。这种编制也就使德国民法典的整个内容要更具条理。对于法国民法典第三编的那些批评（说该编是大杂烩，见本文第二节），绝不会施之于德国民法典。其次，德国民法典的内容比法国民法典充实得多，这是时代进步的当然结果。一些在法国民法典中极其简略的规定，在德国民法典中都发展成为体系严密的整套规定。即如关于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法国民法典沿袭罗马法，只规定了包括管理他人事务与非债清偿两种情形的11个条文，而且不适当地称之为“准契约”（第1371—1381条）。德国民法典将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各规定为一节，各有11条（第677—678条，第812—822条）。各设有定义规定、原则规定与特殊情形。又如侵权行为，法国民法典仅有5条（第1382—1386条）德国民法典有31条之多(第823—853条），而且创设了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规的行为（第823条第2款）与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的行为（第826条）均属侵权行为的规定。只举这两点，就可见德国民法典内容充实之一斑。
德国民法典中有些规定是法国民法典中完全没有的。这些几乎都是社会经济发达与潘德克顿法学发展的结果。例如法人制度完全是法国民法典没有的。又如代理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中，代理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制度，与委任混淆不分。德国民法将代理与委任分开，而且从性质上加以区分。德国民法典债编中规定了债务约束及债务承认、指示证券、无记名证券，并从而建立了一套“抽象法律行为”的理论和制度。德国民法典不承认法国民法典中的“原因”（第1131条），而承认“无因债务”。
德国民法典采用了许多法国民法典所没有的概念，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最重要的是“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法律行为是对民法中许多行为的高度概括，是民法总则的核心。法律行为的要素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也是德国民法典首先采用的。意思表示理论为近代民法的个人意思自治原则树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各种法律事实中突出个人意思的地位，这正是近代民法的特点）。法国民法典只就合同讲错误、诈欺等问题，德国民法典则就意思表示讲这些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22]。
有的问题，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很不相同。例如在买卖、赠与等行为中，物的所有权的移转，法国民法典实行意思主义，规定所有权在合意成立时移转（第1583条、第938条）。德国民法典实行表示主义，规定所有权在交付或登记时移转（第873条、第929条）。这种不同以后成为大陆法系中德法系与法法系的差异。
法国民法典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初期，德国民法典出现时，资本主义已在向垄断阶段过渡，工业已高度发达。这种情况对两个法典关于所有权的规定有显著的影响。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这里对所有权的限制只有一点，即“法令所禁止的使用”。到德国民法典，对所有权的限制增加了许多。第903条规定：“物之所有人在违反法律或第三人权利之范围内，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人对物之一切干涉。”这两条的不同表示所有权绝对原则（民法三大原则之一）在这一百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于德国民法典第904条、905条、906条，都规定的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像第905条和第906条显然是保护日益发达的产业资本家和大企业家的利益。
德国民法典对契约自由（合同自由）原则作出一些限制。第310条至第313条规定某种约定无效或应经裁判上或公证上的认证，就是一例。又如第315条、第319条、第343条都限制个人意思，加强了法院对个人意思的干预。第393条规定对于因故意为侵权行为所生的债权，不得主张抵销。这也是对个人意思的限制，是法国民法典所没有的。德国民法典较之法国民法典扩大了契约及于第三人的效力。法国民法典于第1165条明文规定“契约仅于缔约当事人间发生效力。”德国民法典专门规定了一节《向第三人给付的约定》，这当然是适应发展了的经济的需要。
德国民法典的一大特点是规定了一些“一般条款”（Generalkausel）。所谓一般条款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与那些规定具体情况的条文显然不同，因为法官可以把一般条款用到各种具体案件去以解决他要解决的问题。最著名的是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德国民法典有两个条文规定了诚信原则。一是第157条规定：“契约应依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解释之。”另一是第242条：“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法官可以运用这两条来处理他认为依许多具体条文处理时有失公平的案件。事实上，以后德国法院就利用这一原则处理了第一次大战后因通货膨胀、德国马克贬值而发生的债务案件。另一种一般条款是关于善良风俗的，也有两条。第138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为违反善良风俗的无效。”第826条规定：“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故意加损害于他人者，应向他人负损害赔偿义务。”这种规定使法律与道德接近，与法国民法典第6条不同。后者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这条要求不得违反的是表现善良风俗的法律，而德国民法典则直接要求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善良风俗。还有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这条规定：“行使权利不得只以加损害于他人为目的。”这就是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德国民法典中一般条款的作用，要到几十年后才发挥出来。德国法学家还从这些一般条款出发，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如缔约过失、情事变更、法律行为基础丧失等。所以有人说：“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一般条款已经成为使契约法适应于那个社会已经改变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法国，使法官有发展法律的机会是法国民法典的缺漏和技术上的缺陷而德国法院则主要依靠民法典第138条、第157条、第242条和826条的一般条款。这些一般条款起着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没有它们，德国民法典的一些僵硬的、严谨的条文可能已经在社会变化的压力之下爆炸了。[23]

4. 如果别人侵犯了我的隐私，最大的惩罚是什么

一、侵犯隐私权责任的构成

归责原则是确定责任成立和归属的核心，其所要解决的，乃是依据何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归属问题。[3]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并且也以过错作为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自由意志理论的主观过错说假定每个理性人都有自由意志，其行为决定于其意志，每个人仅为其意志负责，无意思则无责任。诚如德国法学家耶林：“使人负责任者，非为损害，而系过错，就如使蜡烛发光者，非为火，而系氧气一般。”一个人应该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害负责，这几乎是一种自然法则，也是公正的基本要求。因而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是法律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是“理性的胜利”。[4]虽然有观点认为，侵犯隐私权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要件。[5]但笔者认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应当属于一般侵权，适用过错归责的原则。在该种侵权行为中，仅是侵犯之客体不同，并不存在高度危险行为、转承责任等情形，其归责无法适用报偿主义、危险主义等无过错责任理论。

侵犯隐私权的归责基础决定了其构成要件。传统民法认为，侵权行为的要件主要包括：责任能力、主观过错、行为之违法性、客体被侵害、因果关系、损害事实。[6]由此简化而来我国现在侵权法的通说四要件说（主观过错、违法行为、因果关系、损害事实）。具体言之，侵犯隐私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

（一）过错

所谓过错，是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具备一种意志上的缺陷，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类型，表明其违反了伦理义务，因而具有可责难性和不可原宥性。但过错作为一种纯粹的内心状态，不可能为法官所把握，这无疑增加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并使加害人易于免责，有失公正。客观过错说遂应运而生，主观过错被认为是古典意志自由哲学在法律上的不恰当影响。客观过错说认为，过错不是对内心状态的事实判断，而是对行为有欠缺的价值判断。“过错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一种法律问题。法院认定过错并不是把过错这种状态揭示给人看，相反，法院是对已经认定的某些事实做出评价，评价的标准除了法律，还有政治的、伦理的因素，有时仅仅是为了公平的分担损害结果”。[7]

（二）违法性

关于违法性要件的有无及其与过错要件的关系，笔者认为，德国侵权法的违法性要件是以主观过错说为前提的。在法国法系和英美法系，由于采用客观过错说和侵权三要件说，客观违法性已包含于客观过错之中，因此谈不上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问题。由于客观过错理论的兴起，主观过错的基础日渐动摇。而在所谓违法性的判断上，不仅限于成文法规定的义务，任何违背公序良俗，“社会共同生活准则”，违反诚信原则，滥用权利的行为，都可构成违法。奥地利民法对违法性的解释是“不法意味着依法不应当如此的任何状态，故应予禁止。它可能是确定的或有弹性的，这种禁止须是法律上的，即或依法律明文规定；或根据习惯，或根据法理”。[8]违法性的扩大使得它与客观过错中一般人的行为标准已经大体重叠。过错的客观化以及违法性的扩大化使得两者已近于融合，可责性要件与违法性要件的统一，其都旨在表明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标准人”的注意义务与行为准则，侵害了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应当负担赔偿责任。至于具体行为准则与客体范围的判定，应由法官自由裁量，依据具体情况，按社会常识与学者所谓的“法律感情”确定，从而使抽象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具体化适用。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在损害赔偿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往往决定赔偿责任的成立与否以及赔偿范围。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先后相继出现的客观现象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先出现的引起某种现象为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为结果。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才是因果关系的本来意义。[9]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目的、功能、判断标准上都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我国以往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源于前苏联，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学上的因果关系等同，认为因果关系是行为与损害之间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已为我国学者所摒弃。

英美法传统学说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这是由英美法的陪审团参与的审判模式决定的。事实上因果关系被称为“actual cause”，是指致害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引起关系。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事实问题，由陪审团予以认定。事实上因果关系的意义在于确定加害行为在造成损害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而确定行为人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采条件说，即适用“若无此行为即无此损害”的“but for”检验公式。但并非所有的事实上的原因均能够在法律上作为损害的原因，因此要进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被称为“proximate cause”或“legal cause”，是指在法律上有意义、能决定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法官认定，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而属于法律政策的范畴。其判断标准学说众多，有相当说、直接结果说、可预见说、充分原因说、必然因果关系说、危险说、法规目的说等。[10]在英美法中，主流学说是“可预见性”理论，即以行为人能否预见到损害的发生，决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大陆法传统学说将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这是与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陆法区分“权利受侵害”和“损害”，因而将违法行为与“权利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界定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而将“损害”与“权利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界定为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11]前者是一事实问题，属于责任的构成要件，旨在解决责任的成立的问题，以条件说为通说；后者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因果关系，更是一种法律政策的工具，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归属之法的价值判断，[12]其旨在解决责任的范围问题，以相当说为通说。

可见，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就因果关系而言都采取“两分法（bifurcated approach）”予以把握。在侵权和违约等民事责任中，实际上往往注重后者，即在法律上决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这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损害概念过于抽象，为了防止因果关系和损害范围的无限扩大、漫无边际，损害赔偿的具体化的任务只能由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或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来实现。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上应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无此行为，必不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以生此损害者，则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虽必无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13]

（四）损害事实

损害作为一种事实状态，是指因一定的行为或事件使某人受侵权法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遭受某种不利益的影响。[14]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损害事实具有确定性，损害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损害须现实存在。损害概念在学说上有利益说（差额说）与组织说之争。利益说较为抽象，以德国学者Mommsen认为损害是被害人因该特定损害事故所损害之利益，该项利益，依其所言，乃被害人之总财产状况，于有损害事故之发生与无损害事故下所生之差额。组织说由Oertmann所倡，认为损害乃法律主体因其财产之构成成分被剥夺或毁损或其身体受伤害，所受之不利益。[15]两者个有利弊，然都限于财产损害，在侵犯隐私权行为中，并无实质意义，因为侵害隐私权主要发生羞辱、苦恼、不安等精神痛苦，该损害无法以利益差额或财产毁损、人身伤害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在非法获取、公开个人隐私的情况下，精神损害往往是该行为的必然结果。因为隐私权人隐匿和隐遁的行为即可推定其非常担心个人隐私遭受侵犯，而实际的侵权行为使这种担心转为现实的痛苦。因此对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实际上仅认定加害行为与侵害隐私权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所谓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即可。例如，根据法国判例，对于侵害私生活，判例似乎在偏离1382条，而是根据民法典第9条，仅仅要求证实对于私生活的侵害行为，而不要求证明实际损害的存在。[16]

二、侵犯隐私权形态的类型

隐私权为各国所普遍承认，但因其内涵极度模糊，故其具体范围及保护模式并无定制。在首倡隐私权的美国学界，对于隐私权这一新型权利的界定，存在普罗瑟教授的“分散的隐私权”和布罗斯坦教授的“统一的隐私权”两种理论之争。[17]在大陆法系的框架下，我们在以侵权行为法一般规则保护隐私权的同时，也需要结合具体判例进行隐私权类型化的整理。所谓类型化，简而言之，就是分类。人类的思维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就是从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开始的，所以，德国法学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强调“对事物的本质的思考是一种类型学的思考”。格雷说：“分析法学的任务就是分类，包括定义，谁能够对法律进行完美的分类，谁就能获得关于法律的完美的知识。”[18]类型化能够弥补法律概念抽象化的不足。如拉伦茨认为，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辅助思考形式是“类型”，德国民事法学今日的特征是一种独有的抽象概念及类型混合并存的情形。[19]在侵犯隐私权行为的的体系整合过程中，借鉴英美法归纳性思维的经验积累，适当地融入类型化的方法，能够有效的克服体系化的刚性和封闭性。

就侵害隐私权行为的类型化而言，其大体可分为不作为与作为两类，前者是“当为而不为”，后者是“不当为而为之”，具体侵害形态如下：

（一）不作为侵权

对隐私权的侵害一般都是以积极作为的形态存在，但例外的情形下，不作为也会构成侵犯隐私权。不作为侵权须以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为前提。所谓法律上有作为之义务，不仅指法律有明文规定者而言，其依公序良俗，由法律全体之目的及精神观之，有作为义务者，亦属之。一般而言，其包括：（1）基于法律之规定有作为义务：（2）基于服务关系而有作为义务；（3）基于契约关系而有作为义务；（4）因自己先行行为所生之危险而有防止的义务；（5）有防止危险的机会，依公序良俗之观念有防止危险的义务。[20]

不作为侵犯隐私权的具体情形主要包括：媒体对涉及隐私的报道应尽到审核义务而未尽到；个人资料收集机构保留错误的个人资料，未及时修正；在个人资料收集时未履行告知或通知义务；保管他人资料，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致使信息流失或失窃，如档案管理部门储存的电子数据因未采用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而被黑客窃取、散布等。

（二）作为侵权

1．侵入

未经允许非法侵入他人私人空间，破坏他人居住安宁。侵入的空间不但包括所有人的不动产，而且占有人租赁、借用的房屋、旅店，甚至还扩及私人的信箱、电子邮箱、电脑硬盘空间。这种侵入不仅包括物质的接触和实体的进入，而且无形的目光、信息、电波、噪音的侵入构成广义的侵入，例如重复性电话接入、手机短信发送、垃圾邮件传输、借助望远镜远眺他人住宅等。著名的“延安夫妻观黄碟案”即属于典型的侵入侵权。

2．骚扰

骚扰是以侵入之外的方式侵害他人私生活安宁，如跟踪、尾随他人，在他人住宅之外盯梢等。再如现代愈来愈严重的性骚扰问题，“性骚扰”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凯瑟琳·麦金农在上个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其指出，性骚扰就是通过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医院或其他公共领域，以欺凌、恐吓、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要求或举动的行为。[21]其表现为语言调逗、图文展示、眼神及姿势等，以及身体接触、暴露性器官等以言语或动作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或猥亵的情形。性骚扰在生理、心理和感情上会对受害者的私人安宁等隐私利益造成严重伤害。[22]

3．窥视、拍摄

非法偷窥视他人私生活，或者擅自拍摄、录制他人私生活情景。例如，现实生活中一度沸沸扬扬的“璩美凤光碟”事件；深圳某企业在厕所内装摄像头监视职工；上海某中学安装摄像头拍摄了一对早恋的学生在教室里拥抱、亲吻的镜头，在学校电视台播放。

4．窃听、截取

这是针对他人的通讯秘密和交流隐私的侵犯。窃听和录音是对他人话语交流的侵犯；截取信息是针对电报、传真、信件、邮包、电子邮件等，在传送过程中截获、扣留、拆看。对他人信息通讯过程的窃听和截取，规制的是该不当取得信息的行为，而非注重知悉该信息的结果，即便没有实际知晓被窃听和截取的信息，也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

5．刺探、调查

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私人经历、行踪、通信、财产状况、家庭生活等，例如私自翻阅他人日记、记录。

6．搜查、检测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财物或住所；非法强迫他人按指纹、验血，进行酒精检测、基因检测、健康检测等。此外，翻检、分析他人丢弃的垃圾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存在争议。在美国Colorado v. Hillman案中，法院根据隐私的合理期待理论，认为警方搜查垃圾时不必取得许可，因为垃圾制造者对与其垃圾有关的隐私不再具有合理期待。但大多数国家的隐私法禁止该种行为。笔者认为，虽然该动产因所有人抛弃已为无主物，但其中蕴含着他人的私人信息痕迹，故意以不当方式提取该信息应构成侵权。

7．公开、传播

未经允许非法向第三人披露他人的婚恋史、疾病史、受害经历等私人信息，或传播扩散其知悉群体的范围，均构成侵犯隐私权，无论是以口头方式或者书面方式，还是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络等现代通讯技术以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均可。

8．不当的个人资料收集

收集、储存、使用涉及自然人隐私的身份、地址、信用等个人资料，须征得其本人的同意，若本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则必须得到其近亲属同意。这是个人资料为生成主体所有的原则所决定的。收集个人资料必须以合法及公平的方法实施，并保证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在收集时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告知当事人：其是否有义务提供资料；收集该资料的目的；该资料可能移转和披露的范围；其查阅、修改资料的权利。并且，未经资料主体的同意，资料使用也不得超出当初收集目的所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不当的个人资料收集行为，属于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

9．违反保密义务

医生、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专家向社会公众提供特定的专业服务应负有勤勉谨慎、克尽职责的高度注意义务和为相对人计算的忠实义务，其基于其职业关系获悉他人隐私的，负有保密义务，不得非法利用和公开该他人的隐私。例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4条：“(1)任何人如果揭露因其职业获知的事实会导致其背叛或有可能有背叛第三人正是因其职业赋予给他的信任时，他不得被强迫揭露有关事实。(2)已吐露或披露此等事实者可以得到它们不会被其赋予信任者泄露的保证。”

10．歪曲报道

权利人可能被指称某一虚假事实与其本人有关，即是该事实不构成对其名誉和私人秘密等人格利益的侵犯，但这种不真实的关涉可能使他人处于遭受公众误解的境地，侵害其私生活的安宁和自由。即1960年普罗瑟教授所归纳并编入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歪曲报道（false light）”：公开不正确或不真实的讯息，使当事人遭到他人怜悯、讥笑或鄙视，导致身心受创。如1951年的Leverton v. Curtis Publishing Co.案，某报将一张小孩在大街上被摩托车撞伤倒地的照片用作报纸插图，但标题为“他们自寻死路”，使小孩被认为不小心的行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第81条（个人资料真实权）规定：“任何人均有权受保护，以免被他人指称某一虚假事实与其本人或其生活有关，即使该事实不侵犯其名誉及别人对其之观感，又或不涉及其私人生活亦然。”

11．干涉自主决定

以欺诈、强迫等手段，违背权利人的意志，非法干涉他人的避孕、堕胎、分娩、性别改变、性取向等私生活自由，也构成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三、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检讨

我国自建国之后，囿于历史原因，民法典起草屡受挫折，私权利长期蒙受压制，更遑论隐私权。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隐私权乃至人格权的研究较之财产法仍偏薄弱，据学者考证：“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23]在立法实践上，我国缺乏统一的隐私权制度，零散见于各单行法规定，如诉讼法明确规定，以司法解释和其他法规作为补充。

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没有就隐私权做出规定，无疑是一个立法的疏漏。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采取间接保护方法，通过名誉权涵盖隐私权，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也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即将隐私等同于阴私，通过名誉权涵盖隐私权提供救济，这种模式有失完善。名誉权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并排斥他人贬损自己的名誉的权利。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区别如下：

第一，权利主体不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为自然人，通说认为，法人不是隐私权的主体；名誉权能够为法人所享有。

第二，保护客体不同。名誉权保护的是个人的社会评价，名誉依赖于社会公众的认知与评价，名誉权是个人不受歪曲和贬损的权利；隐私是个人与公共领域无关的私生活领域，隐私权是个人不受干扰和公开的权利。

第二，侵害方式不同。侵犯名誉权行为以散布虚假事实为特征，其侵害方式主要为诽谤和侮辱行为；而侵犯隐私权所公开的恰恰是真实、客观的信息，并非捏造虚构而出，其侵害方式主要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公开权利人隐私，或者骚扰、干涉他人私生活。

第三，责任形式不同。对于侵害名誉权行为一般有五种责任形式：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在大众传播活动中，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主要是采取发布声明予以更正的形式；而隐私是一旦宣扬公布就无法收回，所以致害人不可能采取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方式来承担责任，主要应该强调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

第四，免责事由不同。除了共同的公共利益、公众人物之外，侵犯名誉权的主要免责事由是据实报道和公正评论；而侵犯隐私权则据实报道和公正评论都不能免责，因为隐私披露即构成侵权，内容真实与否在所不问，其主要免责事由是知情权、正当的公众兴趣等。

第五，专属性强弱不同。名誉权不得自由处分或抛弃；隐私权当事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处分，自愿公开，或允许他人披露。

第六，侵害动机不同。侵害名誉的方式主要为诽谤和侮辱，行为人往往主观上存在故意，其动机有加害他人的意思；侵害隐私往往可能怀有良好的动机，未必具有恶意。例如，1992年轰动一时的杨沫诉汪兆骞名誉侵权案。纠纷是因汪以“东方笑”为笔名在《知识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梅开二度访杨沫》引起的，作者本人在庭审期间一再强调，“他从小学起就一直对杨沫怀有敬仰之情……他写这篇文章，目的是歌颂杨沫这位文坛前辈。”[24]

第七，侵害后果不同。侵害名誉将导致客观上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隐私造成的后果未必会毁损当事人的名誉，损害的主要是本人的感情和心理。[25]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抛弃了以名誉保护隐私的传统模式，对于保护隐私权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解释”区分了隐私权与名誉权，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究其实质，仍未承认隐私权为一独立的私法权利，而是将隐私作为一般法益，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而为加害行为时方得予救济。言外之意，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就可以肆无忌惮。这是以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为旗号公然漠视个人隐私权，构成了对隐私权不应有的限制。就其渊源考察，该条款借鉴了德国民法第826条的“背俗加害”侵权，而德国其实已通过一般人格权使隐私权受到第823条第1款一般侵权的保护。因此，隐私权为独立的权利类型，以过失归责的一般侵权行为即可构成侵害，在此添加了一顶所谓“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帽子”，实属蛇足。

5. 哪些行为属于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人伤害

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于飞
内容提要:"背俗故意致损"，是在权利和利益区分的基础上进行侵权法思考必然会遭遇的一个问题。德国民法典立法者设立第826条时,并不具有利用该条将法律与道德、习惯等法外规范相连通的直接目的。第826条的功能在后世学说的解释中形成了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两大功能群。试图为"背俗"设置实质判断标准的实质功能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批判,并且在学说上出现了将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作为第826条核心功能的观点。故意要件的本质是在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纯粹经济损失领域维持行为人的预见性。法解释对该要件有所软化,但不宜将故意降低为重大过失。背俗要件的判断标准存在于判例之中。应当借鉴动态系统理论,以本土判例为素材,建构我国的"背俗故意致损"判例类型。
一、问题的提出
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是德国侵权法关于过错责任的"三个小概括条款"之一（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三个小概括条款"系在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的基础上，将一般侵权行为划分为"过失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和"背俗故意致损"三个基本类型。其中，"过失侵害权利"原则上保护绝对权，"背俗故意致损"虽在形式上可以同时保护权利和利益，但由于"过失侵害权利"在权利保护上的要件要求更低，故"背俗故意致损"实际上仅对利益保护有实践意义。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沿袭了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使我国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更接近于法国模式，即"一个大概括条款"。在该概括条款中，权利（绝对权）和利益形式上受到平等对待，同受过错责任之保护。因此，我国基本法律层面未出现专门保护利益的"背俗故意致损"的规定。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第1条将人格权利与人格利益区分为两款，并为侵害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特设"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要件。参与起草该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称，"《解释》参考有关国家和地区立法将侵权行为类型化的方法，将侵害隐私纳入违反公序良俗致人损害的侵权类型中予以规定同时涵盖了不能归入第1款'权利侵害'类型中的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案件类型。……鉴于我国法律没有'公序良俗'的提法，《解释》根据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采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的提法，其规范功能与'公序良俗'原则基本是一致的。
确立"背俗故意致损"侵权类型的出发点是侵权法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王利明教授明确表示，"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在民法中享有不同的地位，较之于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对民事利益的保护应受到严格的限制。"[2]2009年民法学年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侵权法中，债权和利益与绝对权相比，在保护的程度和构成的要件都是不同的"。[3]侵权法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已经在民法学界形成了一定共识。权利与利益区分的原因，在于保护程度与保护要件的差异。权利依过错责任全面保护当无疑义。问题在于，如何对利益进行妥当的、有别于权利且弱于权利的保护？此时，"背俗故意致损"这个前人实践已久、具有加强要件的保护方法就会跃入我们的眼帘。若对利益再作进一步深究，又可将其区分为权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人格利益由于其高位阶性，已被普遍认为应当受到类似权利的保护。通过转化为一般人格权（德国）或人格权（我国台湾），人格利益已被纳入过错责任的保护范畴。当今真正被留在"背俗故意致损"侵权类型中受保护的，主要是各种非因侵害绝对权而导致的财产利益损失，也即纯粹经济损失。于是，"背俗故意致损"对利益加以保护这一问题，就基本转化为"背俗故意致损"对纯粹经济损失加以保护的问题，"背俗故意致损"与纯粹经济损失也就直接勾连了起来可以说，"背俗故意致损"是在对权利、利益设计不同保护条款以及讨论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方法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侵权法上的权利与利益有区分的理由，也有区分的方法。[7]然而，若欠缺了对"背俗故意致损"这个问题的透彻说明，权益区分的侵权法保护体系便总是会在"如何保护利益"这个问题上遇阻，过错责任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这两大热点领域，内部始终会存在盲点或灰色区域本文意图追本溯源，以"背俗故意致损"条款的诞生地及发展最成熟的地域德国的相关法解释为背景，探究该条款的机理和操作方法，尤其试图结合纯粹经济损失保护进行讨论。

二、"背俗故意致损"的功能变迁

从字义上看，"善良风俗"似乎具有明显的道德色彩，也多有学说认为"背俗故意致损"的功能是继受道德等法外规范。[8]若要将"背俗故意致损"的主要功能定位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不能不有一个透彻的解说。"对于善良风俗诸概括条款，非历史的意义追寻是不恰当的，这些概括条款作为空白公式，具有纯粹的工具品格，只有在历史背景中才能明确其功能。
（一）德国民法典立法者的初衷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债法部分起草人库贝尔，于1882年向民法典第一草案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20个简明条文的侵权法草案，并附有近80页说明，被称为"库贝尔草案"。[10]库贝尔草案第1条第1款规定："以故意或过失的不法作为或不作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人，应向该他人负损害赔偿义务。"以后世眼光来看，这一过错责任的"统一条款"显然更接近于法国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模式。然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正是在认为这一"统一条款"对受害人保护不够全面的前提下，对该条款进行一系列补充和修正，最终却形成了实质保护范围更狭窄的"三个小概括条款"模式。
为了给受害人提供足够的保护，立法者增设了"背俗致损"条款。其思考的出发点是：原则上应当认为，凡行为未不法造成他人损害的，即属于一般行为自由领域。但立法者在这里又考虑，是否一般行为自由范围内的活动一概不产生责任。出于最大程度地救济受害人的目的，立法者遂认为，该范围内仍存在一个保护例外，此即加害人行为违反善良风俗。[11]最终立法者在第一草案中增设了"背俗致损"条款，即第705条："即使是基于一般自由而被允许之行为，若该行为导致他人受损并且违背善良风俗，则一样具有违法性。"
第二草案对"背俗致损"条款又作了两点调整。其一，立法者将基于一般行为自由的行为与行使权利的行为区分开来。对于前者，行为人有可能因违背善良风俗而负赔偿义务，而后者则不会因此产生责任。其二，立法者将过失违背善良风俗的赔偿义务删除，仅保留了故意的情况。[12]立法者增设"背俗致损"条款，本意是扩大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而这两点修改实际上限缩了赔偿的可能性。可能立法者觉得这一步跃得有点过大，因此又往回走了两小步。由此形成了第二草案的"背俗故意致损"条款即第749条："其行为非为行使其享有的权利，而是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人，对该他人由此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
在帝国议会委员会的讨论中，由于众议员格约伯的反对，一般行为自由与权利行使这一区分被取消，[13]但故意要件被保留了下来。最终形成了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对该他人负损害赔偿义务。"
从以上可以看出，立法者只是在追求法典条文对应然调整领域的周延覆盖。"背俗故意致损"起源于立法者对原"统一条款"可能存在保护不足的担心，因此在一般行为自由范围中又划出一块可导致责任的领域，后又对该领域反复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第826条。与道德、社会相连通之类的功能并非立法者的直接目的。
那么立法者有无在"违背善良风俗"的判断上对法官设置实质性标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立法理由书》中宣称，"在个案中检验，是确认过失违反善良风俗还是否认之，这正是法官的任务。"[14]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议事录》中记载，"该原则射程甚远，其适用要求谨慎小心，然而人们似可相信，法官知道如何完成该原则赋予他们的任务。"[15]可见，立法者并未对何为违背善良风俗预设实质性标准，表现出对法官的充分信任。
（二）学说对第826条功能之整理
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第826条有补充功能、合法化功能与限制功能。补充功能是指，第826条能够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无法适用的情况下，仍基于一定前提产生损害赔偿义务。合法化功能是指，第826条使判例能够灵活发展法律体系以适应价值观的变迁，故对法律续造有合法化功能。限制功能是指，第826条的强要件可以防止侵权责任的泛滥。
多伊奇、阿伦兹认为第826条有克服功能与发展功能。克服功能是指，一个形式上的法律权限不可以以背俗的方式去滥用，典型如一个以背俗手段取得的判决不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依发展功能，背俗性是形成中的违法性，若某种行为尚未被立法者确定为违法，便可利用背俗性加以规制。[17]
《埃尔曼民法典评注》认为，第826条具有补充功能、克服功能、发展功能、合法化功能。其中发展功能又引用了托伊布纳（Teubner）的再分类，细分为继受功能（Rezeptionsfunktion）和转化功能（Transformationsfunktion）。[18]托伊布纳所著的《概括条款中的标准与指示私法诸善良风俗条款具体化中经验社会研究的可能性与限度》一书，是研究善良风俗条款功能的重要著作。该书的主要内容即是详细阐述善良风俗条款的三个功能继受功能、转化功能与授权功能（Delegationsfunktion）。继受功能是善良风俗条款的"最初功能"，系指通过善良风俗概括条款继受既有的、法外的"社会规范"。而若这种现成的社会秩序规则尚不存在，法官须在"集体价值观"中探索并进行规则的"编制"，以形成判决的基础，此即转化功能。从以上两功能中，授权功能也自然凸显出来，善良风俗条款据此将立法者的工作委托给了法官，从而使该条款成了一个纯粹的授权规范。[19]为便于以下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前述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上、体系上的功能，如对第823条进行补充（补充功能），用严格要件来限制侵权责任（限制功能），排除主体以背俗方式利用一项法律权限（克服功能），授权法官进行实质性立法活动（授权功能）。另一类是实质性功能，即试图建立违背善良风俗的实质性判断标准。实质性功能主要反映在发展功能及其两项子功能继受功能和转化功能之上。在此，违背善良风俗须依据社会规范、集体价值观这些与习惯、道德密切相联的因素来判断。
必须强调，以上整合德国学者论述的努力，只是为了帮助认识。事实上，德国学者对以上功能群也存在诸多质疑，尤其表现在对实质性功能的批判上。道德与习惯是解释善良风俗的两条基本进路，[20]德国学者对这两条进路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摘。

对于道德进路，学者从多元社会中支配性价值确认的困难性上提出质疑。拉伦茨、卡纳里斯称："何种社会道德是决定性的，并不清楚；直接不批评地继受居优势地位的社会道德，恐怕也与法律秩序的任务及正义观念不符。"[21]《埃尔曼民法典评注》对善良风俗的传统解释"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当感受"[22]及相关转义评论道，此类解释"至少部分地陷入以下错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常常不可能形成道德标准上的一致意见。此外，也不能把对行为的法律判断建立在法律共同体成员的感受之上。作为法官理性论证的基础，该标准过于不确定"。[23]

对于习惯进路，《埃尔曼民法典评注》在否定了经验确认的社会道德的作用之后，同样认为社会一般习惯的确认没有意义，甚至认为"拒绝真正的习惯，并且在有必要时把真正的习惯宣告为第826条意义上的背俗，恐怕这样的善良风俗标准在此才真的适宜"。[24]

与我们可能较易接受的、将家庭法作为善良风俗主要适用领域之一的观念[25]不同，德国学者通常不把家庭法列入第826条的判例类型。[26]司法实践中，"对于在家庭法领域适用第826条，联邦最高普通法院持最大的保留态度"。[27]真正适用"背俗故意致损"的主要是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中，决定人们判断的主导因素显然是利益而不是道德。这又构成了对实质性功能进行批评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埃塞尔（Esser）、威尔斯（Weyers）在讨论第826条的适用时说，"在抵押品转让与被延长的所有权保留的冲突中何者具有优先地位，同一债务人的某个债权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损及他人并使自己获得保障，或是反之被他人优先？此处的判断标准并非通过道德解释，毋宁说是通过经济政策判断而确立的。"[28]更典型的例子是竞争法。德国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以"违背善良风俗"作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根本标准，正是在此善良风俗遭到了可能是最激烈的批评。施里克（Schricker）在引述鲍姆巴赫（Baumbach）的观点基础上作以下评论，"德国竞争法中的违背善良风俗'扮演了可怕的、灾难性的角色'。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是一个'招致不幸的规定'，是'不确定性的不竭之源'，在此'道德歇斯底里在放纵狂欢'。……不公正的判决会由此产生，此种判决将与道德无关的事物强制于美德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进行裁剪。"[29]2004年修订的德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将包含有"善良风俗"概念的第1条废止。

虽然托伊布纳把实质性功能（继受功能）看作第826条的"最初功能"，但他显然对于形式性功能（授权功能）更重视且评价更高。他从三方面总结了善良风俗的理论发展，"善良风俗诸概括条款在内容上从善良风俗发展到公共秩序，在具体化的方法上从继受技术发展到利益衡量，在功能上从引致规范发展到授权规范，以上发展变化可以一言以蔽之：'善良风俗'的标准变成了'良好秩序'的指示。"[30]以实现国家所意图的良好秩序为目的，以授权规范为手段，以利益衡量为具体措施，这些形式功能的注入实际上已经排挤了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引致。但是，托伊布纳并不打算否定实质性功能，而是力图将其与形式性功能统合起来。旧事物受到了新事物的冲击，但至少在托伊布纳看来，旧事物还未过时，新旧事物应当妥协共存。然而，托伊布纳的著作出版于1971年，40余年过去了，第826条的功能还在继续变迁并且已臻新境。

（三）对第826条功能的新定位--纯粹经济损失保护

在2009年出版的《慕尼黑民法典评论》和2010年出版的《侵权法》（与科茨合作）教科书中，瓦格纳阐述了其对第826条功能的认识。

瓦格纳针对法院就善良风俗树立的诸如"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当感受"等实质性标准，作出如下批评："事实上，在多元社会及复杂的经济法律关系中，查证'市民'对正当行为所持的观念，一般是不可能的。甚至就算能够查明，此类观念恐怕也意义不大，因为恰恰无法以相关交往领域的某种特定行为的普遍性来排除背俗性判断，正如对一种'陈规旧习'的接纳并不能阻碍将其评价为过失一样"。[31]可以理解，以一般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观来解释善良风俗，至少会遇到以下三个难解之处：其一，多元社会中，普遍价值观是否存在？其二，即使存在，是否可以查证？其三，即使可以查证，也不能因为一种观念或行为方式被普遍接受，而认为它一定合乎善良风俗，反之，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恰恰可能是背俗的。

对于继受功能，瓦格纳认为这种观点会"诱使谨慎的一般主体把道德观运用于纯粹财产利益之侵权保护中的困难领域"。[32]纯粹经济损失保护领域的困难之处在于利益计算，而非道德判断。

于是，瓦格纳认为第826条的唯一功能即纯粹经济损失之保护。"第826条的功能在于，对那些不能受到一般侵权保护的、受歧视的纯粹财产利益，在它们未被承认处于保护性法律范围内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一个可选择的侵权法上的财产保护。"[33]或者换个角度，第826条的功能在于，"把纯粹财产损害选择性地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从而把合法的、不产生侵权责任后果的纯粹财产损害与应当避免的、由加害人承担后果的纯粹财产损害区分开来"。[34]

德国侵权法过错责任的"三个小概括条款"中，第823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原本只为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即我们所说的物质性人格权）和主观绝对权利（所有权与其他权利，后者仅指类似于所有权的财产权）提供保护。非物质性人格利益及纯粹财产利益，在缺乏保护性法律的情况下，就只能从第826条寻求救济。然而，二战后非物质性人格利益形成了"一般人格权"，成为第823条第1款"其他权利"之一种，脱离了第826条。于是，第826条只剩下纯粹财产利益这一项调整范围。接下来，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纯粹财产利益又发展成为"营业权"，也成为"其他权利"；竞争领域中的纯粹财产利益则被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独立出来予以特别规制。于是，第826条对纯粹财产利益的调整也被分裂。但无疑问的是，营业权要求一个"经营相关性侵害"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调整竞争领域中的纯粹经济损失问题，当上述特别条件不能具备时，"第826条仍然扮演了一般的侵权法上概括财产保护的基础规范的重要角色"。[35]

以不引致任何法外判断标准的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作为唯一功能，堪称第826条功能上的一个重大革新，因为在纯粹经济损失之保护上，不涉及道德性判断，只有经济上利害得失的考量。本来第826条的绝大部分适用领域就是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中，就应当以经济的方式言说。决定性、主导性的标准就应当是"利"与"不利"，而不是道德上的"善"与"非善"。德国民法典立法者设立第826条的目的是为了立法周延，与社会、道德相连通并非其直接追求；纯粹经济损失之保护只是一个体系确定后附带产生的后果。而现在德国学者正是要把这一附带性后果作为目的，意图以此清除在法律解释长河中附着在第826条船体上的、不适宜的历史沉积物。

三、"背俗故意致损"中的故意要件

正确适用"背俗故意致损"，以求妥当实现其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之功能，要求准确把握其两个核心要件故意和背俗。这两个要件都充满了困惑和争议。故意要件中的典型问题可以列举如下：立法者为何要设立故意要件？当下第826条故意要件的妥当解释论又该如何构成？它是不是严重限制了第826条的适用范围及对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范围？实践中，显然有很多纯粹经济损失判例仅以过失为要件，这些判例又如何与第826条中的故意要件相协调？

（一）故意要件的发生

前文已述，"背俗致损"最初出现于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条，而该条文中是不包含故意要件的。在"帝国司法部预备委员会"草案第705条中，出现了故意要件，理由是该要件符合"理论与实践中的通说"。[36]第二草案沿用之。

在第二草案的讨论中，普朗克（Plank）委员提议回到第一草案的方案，即将故意要件删除，使故意与过失的背俗致损都能产生侵权责任，但因未过半数而被否决。理由是过失背俗致损的情况很少发生，且与公共道德并非严重相悖。[37]然而，过失违背善良风俗致人损害是否很少发生，德国民法典立法之时的情况可能难以考证，但至少与当下情况明显不符。专业人员的"错误信息"责任常常是依过失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也一样被评价为违反善良风俗。

（二）故意要件的必要性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条未设故意要件，这一史实总不免使后世学者产生"该要件并非必不可少"的遐想，尤其在判例屡屡突破故意要件时更是如此。瓦格纳即对第一草案第705条十分肯定："该草案若能成为法律，德国法就能拥有一个既精确又有灵活性的侵权法了，而这样的侵权法能为一般财产保护和一般人格保护领域中的法律续造留下空间。"[38]缺乏故意要件的第826条还能否妥善完成对纯粹经济损失的选择性保护？瓦格纳认为："第二委员会并未充分注意到，第826条确切地说第一草案的第705条中已经有了一个用以排除对纯粹财产的一般过失责任的过滤器，也即背俗要件，因此出于同一个避免责任泛滥的目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设置另一个补充性限制，即故意致损要件了。"[39]

本文认为，瓦格纳的观点可容商榷，故意要件对于第826条纯粹经济损失保护功能的妥当实现仍有重要意义。容分三点详述之：

1．对行为人合理预期的维护

纯粹财产利益为何不能如绝对权般受到过错责任的全面保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权利有社会典型公开性，而纯粹财产利益则无。[40]所谓社会典型公开性，是指某类型侵权法保护对象对社会一般主体而言的可感知性或可识别性。[41]行为人在可识别某保护对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预见自己行为的损害后果，也才能够要求其防免。对能防免而未防免者科以责任，才有意义。若令主体就无法预见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人们就无法通过加强注意来避免这种损害再度发生，社会损害总量就不会因这种制度设计而减少；主体只能通过减少行为来降低赔偿机率，从而造成对行为自由的过度限制。

纯粹财产利益一般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故不宜概括地赋予侵权保护。然而，若加害人存在致损故意，则其无论如何都能预见到损害。如债权欠缺社会典型公开性，在侵权法中属于纯粹财产利益。但若加害人在个案中有损害债权的故意，自然仍能预见损害的发生，故不能免于损害赔偿。质言之，"背俗故意致损"中的故意，用意不在于惩罚主观恶性，而在于在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纯粹财产利益领域，依靠加强主观要件来维持行为人的预期。

第826条若缺少了故意要件，理论上将导致人们在无法预见的情况下，大量承担纯粹财产利益领域中的侵权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第826条有通过强要件来防止侵权责任泛滥的限制功能，诚有道理。

2．维持"三个小概括条款"的侵权法体系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看似列举了一张权利清单，但却留有一个弹性阀门，即"其他权利"。二战以后，德国侵权法最重要的修正，就体现在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这些原本属于第826条保护的利益，披上了"权利"的外衣，成为"其他权利"的一员，受到过错责任的保护。

然而，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原本是不具有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这些权利特征的利益，披上权利的外衣并不能改变其内质。它们一方面不具备明确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另一方面"总是与加害人同位阶的财产利益和自由利益相冲突"，[42]如一般人格权总是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相冲突，营业权保护总是与自由竞争相冲突等。由于缺乏明确的内容和边界，立法者便无法事先对"何为侵害权利"进行明确规定；由于总是与其他同位阶利益发生千变万化的冲突，结果只能放手让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去个别判断行为的违法性。于是，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侵害中的违法性，不是被引征的，而是被"积极确定"的；它们属于所谓"框架权"。[43]

一旦第826条中去除了故意要件，其核心要件就剩下"背俗性"。前文已述，背俗要件现在越来越远离道德等实质标准，呈现出纯粹的工具品格。褪去了实质性标准的背俗要件，与作为自由裁量工具的框架权中的违法性，已经没有实质区别。于是，框架权依"过失＋积极确定的违法性"来保护，纯粹财产利益依"过失＋积极确定的背俗性"来保护，结果一切纯粹财产利益都变成了框架权，都在实质上成为"其他权利"，德国式"三个小概括条款"也就坍塌了。这样的第826条就沦为第823条第1款的一部分。

3．法史原因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一些著述认为第826条的渊源是罗马法上的"恶意诉讼"（actiodoli）。[44]而恶意诉讼中，故意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要件。除非能够有力地证明这一制度渊源关系不存在，否则否定第826条中的故意要件显然有困难。

（三）故意要件的法解释论

首先，间接故意即可满足该要件，在这一点上德国学者没有争议。

其次，故意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第826条要求对什么有故意？这里不要求行为人对背俗有故意，即不要求当事人明确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善良风俗，而只要求对评价为违反善良风俗的事实有所认识。这实际已经突破了民法的故意理论。依通说，民法上的故意不仅包括事实因素，还包括违法性认识。[45]第826条的故意实际降低了该要件的严格性。可以想见，由于个人价值观念的差异，要求背俗认识等于许可加害人以个人内心评价为由而免责，并不合理.
来源:《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6. 辽宁大学法学研究生需要考什么

考试科目：101思想政治理论，外语（201英一、202俄、203日），615法学专业基础课，824法学专业综合课（版一）／825法学专业综合课（二）／826法学专业综合课（三）。

辽宁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成立于1981年，并于当年注册。

构建和还原几乎是同步的。作为当时省内唯一招收法学本科生的教学基地，它集中了辽宁省的高层次法学教育和科研人才。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法权学院在全省形成了一支专业完备，结构合理，教学科研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

辽宁大学法学院现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9个硕士学位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7.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8. 考研614法理学、826民法学是教育部命题还是学校

1、考研614法理学、826民法学是学校自主命题。

2、初试科目代码以6、8数字开头的科目都是各个学校自主命题。

9. 我国民法有规定先占取得制度吗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上没有先占制度，《物权法》并没有规定。

先占制度是最为古老的取版得财权产的“自然方式”之一，早在罗马法中已成为一项被罗马法学家深信不疑的原则。

先占是指以所有的意思，先于他人占有无主的动产，而取得其所有权的法律事实。换言之，是蓄意占有在当时为无主的财产，目的在于取得财产作为己有。

先占的性质属于事实行为。先占制度的价值在于：实现物有所归，有利于物尽其用，同时它提供了一个关于私有财产起源的假说。

(9)民法826扩展阅读

先占的性质属于事实行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核心区别在于：后者不依赖行为人的意图而产生法律后果，而前者的法律后果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行为人表示了这种意图，即法律使其成为事实行为人意图的工具。

而基于先占取得所有权，先占人对标的物的主观认识，存在与否,正确与否，在所不问。故采事实行为说，更为妥当。

事实行为说认为先占中的以所有的意思同取得时效中的以所有意思一样，非指效果意思，而是指事实上对物有完全支配管领的意思。基于先占无主动产的事实，法律赋予占有人取得所有权的效果。

10. 民法总则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是什么意思

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解读

就第1款而言，重点需要理解的是但书规定，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这其实是将强制性管理性规定排除在外，因为强制性管理性规定并不影响法律行为效力。但这种提高强制性规范位阶（如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将强制性规范限制在效力性规定的做法，并不可取。究其原因，有兴趣的同学可查阅朱庆育：“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评注”，载《法学家》2016年第3期。比较法上认为，出于对大众利益的保护，需要限制自由制定合同内容的可能性，为此内容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德国法上类似于第153条第1款规定是第134条。若要适用第134条使法律行为无效，一方面需要存在禁止性法律，另一方面对该禁止的违反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然从第134条本身无法得出某法律规范是否包含禁止性规定以及违反该规定是否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因为这必须根据各个法律条款的意义及目的，最终解释确定。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的法律逻辑是违反了某一强制性规范且若让其有效则有违该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故必须使其无效。而不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认为的那样，因违反强制性效力性规定而无效。换言之，德国法是结合规范目的及法律行为综合判断法律行为效力，而我国现行法是先判定某一规定属于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然后因为某一法律行为违反，故无效。

关于违反禁止性法律的后果，只有当该条款未作出其他规定时，该法律行为才因违反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于此需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有些禁止性法律反对的只是法律行为被缔结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而并不希望阻碍法律行为的效果。因此违反此类禁止性规定，并不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第二，其他禁止性规定因反对法律行为内容，故禁止其发生效力，即违反此类内容禁止的法律行为通常是无效的。但也存在两个例外：（1）如果禁止性法律只反对法律行为中一方的行为，则要特别审查该法律行为应当无效还是考虑到无过错方的利益而使之有效。比如被欺诈而缔结的购买赃物的合同。如果使之无效，则对善意的被欺诈人似乎不利。（2）若禁止性法律规定所针对的是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原则上无效，但为履行该无效负担行为所实施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因为处分行为价值中立，原则上并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但也存在例外。若禁止性法律规定既否定了负担行为内容又不允许商品的移转，那么不仅负担行为无效，处分行为同样无效。

就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负担行为无效角度看，除负担行为无效外，为缔结被禁止的负担行为而授予的意定代理权的行为同样无效。

鉴于禁止性规定文义限制，某一法律行为虽未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形式要求，但所实现的法律效果却被该禁止性规定所禁止，为实现禁止性规定之立法目的，应当使该法律行为无效。这就是典型的规避行为。换言之，不管规避行为采取何种方式实现法律禁止的目的，即使这种方式并不违反禁止性规定，但只要目的违反就要无效。于此这就意味着禁止性法律规定必须超出其文义适用于按照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而应适用的情况。比如，根据法律规定，甲不得购买经济适用房，然后甲授意符合条件的乙前往购买，然后赠与给甲。虽然甲没有直接购买经济适用房，但却获得经济适用房的所有权，故应当使该赠与行为无效。

就第2款而言，吸收了《民法通则》第58条第5项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内容，确定了“公序良俗”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标准。

于此需要掌握的是：

1.公序良俗是一个需要进行价值填补的概念，应根据普通人的价值观念进行判断，经过德国司法实践的发展来看，违反善良风俗的常见类型如下：（1）目标在于实施被普遍否定的行为；（2）过分的束缚性合同；（3）过分利用垄断地位可能违反善良风俗；（4）给某一债权人提供过分的担保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5）违反婚姻家庭法规；（6）暴利行为（采用卑鄙的手段致使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严重不对称）。

2.无效的前提需要违反善良风俗。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必须知悉违反善良风俗的事实情，但不以其认为违反善良风俗为必要；就合同而言，原则上需要双方当事人的行为都违反善良风俗。否则如果只有一方违反善良风俗，那么若让合同无效，对正当的当事人而言就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违反公序良俗正好体现在向行为相对方实施的行为中，那么例外情况下单方面违反风俗即已足够。

3.判断违反善良风俗的时间，这要区分法律行为缔结时间与法律效果发生时间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以缔结法律行为时为准，故即使善良风俗嗣后发生变化，也不影响法律行为效力。但如果不一致，则以发生效果的时间为准，毕竟违反善良风俗的目的并非在于惩罚卑鄙的道德观念，而是阻止应被否定的法律后果，因此当事实发生变更时，产生法律后果的时间同样重要。比如，为报答与自己通奸的情人，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将其作为唯一继承人。这一遗嘱显然违反了公序良俗要求。但若之后两人结婚，则被继承人死亡时，该遗嘱就不能被视为违反公序良俗。

就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效果看，第一，法律行为无效，合同请求权不成立。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一样，原则上无效的只是负担行为，而不包括处分行为；但若违反善良风俗恰好存在于对财产归属的变更中，则该处分行为无效。比如，为了担保债权人债权，债务人将其所有责任财产均转让给债权人作为担保，这对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产生重大不利，属于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应当无效。

第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定，受到悖俗行为侵害且不可归责者可对加害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我国现行法虽然没有《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之规定，但《民法总则》第157条第2句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这里的责任最起码可包括如下两种类型：缔约过失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