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加害者

① 刑法把共同犯罪人分为哪些

1.任意共犯与必要共犯
前者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本可以由一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后者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只能以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即该种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主要是包括聚众性犯罪(如《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法》第317条聚众劫狱罪等)、集团性犯罪(如《刑法》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罪)。
2.事先(事前)共犯与事中共犯
前者是指事前有同谋的共犯，即共犯人的共同犯罪故意，在着手实行犯罪前形成。后者即指事前无同谋的共犯，共同犯罪人的共犯故意，是在实行着手之际或犯罪过程中形成的。
3.简单共犯与复杂共犯
简单共犯亦称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直接实行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人都是实行犯，不存在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问题。而复杂共犯是指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着犯罪分工的共同犯罪，不仅存在直接着手实施共犯行为的实行犯，还有组织犯或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分工。
4.一般共犯与特殊共犯
一般共犯是指没有特殊组织形式的共同犯罪，共犯人是为实施某种犯罪而临时结合，一旦犯罪完成，这种结合便不复存在。特殊共犯亦称有组织的共同犯罪、集团性共犯，通称犯罪集团，是《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的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上述共犯的分类形式是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的，某一共同犯罪，完全可能属于多种形式的共犯形式。例如，甲乙密谋深夜盗窃，一人入室行窃，一人在门口望风。就共犯形式而言，甲乙共同盗窃，属于任意共犯、事前共犯、复杂共犯、一般共犯。

② 刑法中的被害人老年人多少岁

作为酌定从轻处罚量刑情节的“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不应依据60周岁的年龄版界定，而权应依据《刑法》第17条之一、第49条第2款、第72条的规定，将刑事案件中的“老年人”界定为年满75周岁的人。
《刑法》中的老年人，是指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刑法》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四十九条、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审判的时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③ 刑法认可什么人对被害人有保护义务

刑法意义上被害人的过错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主体的相对性。即过错必须是由被害人所为。由于过错行为具有无可替代性，过错行为的主体只能是被害人，而不可能是有过错的被害人亲属等其他人或被害人所在单位，而被告人因此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是针对有过错行为的被害人。
第二，行为的不当性。也即被害人主观上出于故意或过失的心理，实施的一种显而易见的依社会常理即能作出否定性评价的行为。这种行为不符合社会一般伦理要求，超出社会共同认可的范围。这种行为必须受到社会的严厉否定性评价而非一般否定性评价，才具有刑法中过错概念的意义，如违反法律法规、严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故意不履行应尽义务的行为等等。
第三，过错的程度性。指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不仅应当具有不当性，而且应达到一定程度，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被害人行为的轻微过失或错误，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责任。所以不是被害人所有不谨慎行为都能够认定为过错从而被刑法所评价，如被害人保管财物不当或者故意炫耀财富的轻微不当行为，就不应成为影响被告人量刑的情节。
第四，作用的关联性。即被害人的过错行为虽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或犯罪后果的造成不存在必然性，但其对犯罪结果施加的影响力却是无法抹杀的。只有在客观上能够直接影响犯罪行为的产生、发展和结果的才属于刑法意义的被害人过错。如果对犯罪行为影响不大，也就不必在量刑中考虑。所以诸如因轻信而误入犯罪圈套等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

④ 刑法人物问题

菲得: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06055
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先前曾是龙布罗梭的学生，后转为刑事社会学派，是刑事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刑法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三元论：他放弃了刑事古典学派“自由意志” 与“行为选择”的观念，认为，某人犯罪，绝非由于自愿，而是必然存在另外的原因。他将导致犯罪的原因分为三类：人类学因素（生理、心理、种族方面的个性特征）、自然因素（气候、土壤状况、昼夜相对长度、四季平均气温、气象情况、农业状况等）和社会因素（促使人们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环境）。这些原因可以说是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表征的描述，其理论特色是“综合作用”。反对仅用其中某一类去解释犯罪，与其师龙氏有别。提出“犯罪饱和法则”来解释社会全部犯罪。认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原因十分复杂，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对于犯罪，不能指望通过刑罚予以消灭，而只能尽可能地将其控制在不危及社会根本生存条件的限度之内。大部分犯罪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尽管“犯罪饱和”。他也主张刑罚个别化，对待犯人及预防犯罪，要对症下药。

二、身危险性与犯罪类型说：在研究和理解犯罪之前，必先了解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人分为五类：1天生犯罪人；2精神病犯罪人；3习惯性犯罪人；4机会性犯罪人；5激情犯罪人。犯罪预防对策是建立在“退化与进化”“二分法”基础之上。退化型犯罪是出于利己动机，进化型犯罪是基于利他动机的。

三、社会责任论：否定旧刑法学体系中的道义责任论，提出社会责任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行为人反社会的危险性格，应受社会防卫的是行为者，不是行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防卫社会。刑事责任就是依据刑罚的方法可以达到防卫社会目的的能力，即刑罚适应能力。对于实施犯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给予刑罚处罚；对于实施犯罪、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之人，给予防卫社会的处分，即保安处分。

四、个别预防与“刑罚替代物”：由于古典学派的刑罚威吓无效，所以他否定一般预防，主张个别预防。刑罚效力有限，只是社会用以自卫的次要手段。强调建立刑罚之外的补充策略。在刑罚学说上，否认国家具有惩罚犯罪人的刑罚权，主张根据造成犯罪人不同人格的社会情形，用不同的方法取代刑罚，此即“刑罚替代物论”。

这个是关于费尔巴哈的,不能粘贴,给个链接:
http://www.cnlyjd.com/falv/Article/yuwaisifa/200605/548084.html

贝卡利亚:http://www.puhra.cn/chinese/printpage.asp?ArticleID=665
是意大利刑法学家.
近代资产阶级刑法学鼻祖，于1738年出生于米兰的没落贵族家庭，
从小在帕尔马的教会学校读书，青年时代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正如
他在1766年写给他的著作的法文译者莫雷莱（Moree-llet）的信中所
讲： “我把一切都归功于法国人所写的书。这些书唤起了我心灵中8
年来一直遭受溺信教育扼制的人道情感。仅仅 5年的功夫，我就完全
转而相信这些哲理，并且成为（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信徒。
促使我完成头脑中革命的第二本书是爱尔维修的著作。是他猛然把我
推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他第一次唤起我对人类的迷惘和灾难的注意。”
（转引自《贝卡利亚及其刑法思想》，黄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23页）23岁加入“拳头社”， 于1763年3月到1764年1月
写出了《论犯罪与刑罚》。1768年被授予米兰宫廷学校的政治经济学
教授，1771年被任命为最高经济委员会顾问，几年后又担任了财政法
官，接着又接受了朱塞培二世的任命，领导国务委员会第三厅的工作。
虽然在此期间写了几部美学和经济学的著作及一些有关刑法改革方面
的谘询意见，但再也没有写出像《论犯罪与刑罚》那样的传世之作。
《论犯罪与刑罚》在世界许多地区版本和译本很多。

本书包括序言和47篇专题。作者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抨击了封
建社会以罪刑擅断、司法专横为主要特征的刑法制度，阐述了资产阶
级的刑法原则，宣告了近代刑法学的诞生。

贝卡利亚在本书中是从刑罚权的问题开始入手探讨的，解决刑罚
的根据问题。在封建社会，刑罚以封建统治阶级的个人好恶为转移，
罪刑擅断。要建立资产阶级刑罚，首先必须解决刑罚是建立在什么基
础之上，他引述了孟德斯鸠的一句话：任何刑罚只要不是绝对必要的，
都是专制的。他指出：“主权者惩治犯罪的权力是以必须维护公共福
利的保护机构，使它不受人们的侵犯为基础的。而安全愈是神圣不可
侵犯，主权者所保护的国民的自由愈多，刑罚也就愈公正。”（见本
书第 2篇）所以刑罚存在的根据不能从已经发生的犯罪中去寻找，而
应从公共福利的保护的需要中去寻找。他还系统地提出了罪刑法定主
义理论，即只有法律禁止的行为才能称作犯罪，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
治犯罪的刑罚。为实现罪刑法定，他又提出了立法权问题、法律的解
释权、法律的准确性问题，他认为“颁布法律的权力只能属于立法者
——根据社会契约形成的整个社会的代表。任何法官——他只是社会
的一个成员——都不可能既为社会的其他成员规定刑罚而又不违背公
正的精神”。（见第3篇） “法官不是立法者，只根据这一点，解释
刑事法律的权力就不能属于法官。法律不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作为家
庭的传说或者遗嘱——它让后代只是服从——传给法官的”。（见第
4篇） “如果说解释法律是一种弊害，那么很显然，促使人们进行这
种解释的法律的含混不清也是一种弊害。如果法律是用人民难以理解
的语言写成的，而这种语言又把法律书籍由大家的公共财富变成私有
的家庭财富，而且使人民不能判断出自己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的界限，
并从属于少数人，那么这种弊害就将达到极点。”（见第5篇） 他还
提出了衡量犯罪轻重的唯一标尺就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程序，指出：
“使民族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因此，那些认为犯罪
人的意图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的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同时还批判
了以被害人的身份和罪孽的轻重作为犯罪标准的错误做法。 （见第7
篇）他也提出了刑罚与犯罪相适应的思想，“在这两端中间，由上到
下排列着一切违反公共福利的犯罪行为—由最大的一直到最轻微的犯
罪行为。如果几何学可以应用到人类行为的无数模糊不清的结合上面。
那么就应当有一个相应的刑罚—由最重的到最轻的—阶梯”。（见第
6篇） 根据罪刑相适应原理，因此犯罪人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同样的
罪应受同样的刑罚，不能因犯罪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同罪异刑。他
还提出了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论和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指出：“刑
罚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实施的犯罪成
为不存在。……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会遭受到危害
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因此，应当采用的只是这样的刑罚，
即在保持刑罚同犯罪行为相均衡的条件下，它给人们的精神上的影响
是最强烈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的身体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见
本书第12篇）他还提出了犯罪分类的思想：“有些犯罪行为是直接破
坏社会或使它的代表者死亡的；而另一些犯罪行为是侵犯公民的个人
安全、生命、财产和荣誉的；第三种罪行是同法律为了社会的福利而
规定的每一个公民应当作或不应作的事情相抵触的行为。”（见本书
第8篇） 此理论对后来资产阶级刑法岔体系的建立有重要影响。在结
论篇中，他把他所有的刑法理论归结为一句话，又称之为定理：“要
使刑罚不成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对个别公民的暴力行为；刑罚必须是公
开的、即时的、必要的，在该种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中最轻的、同
所犯的罪相均衡的、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

贝卡利亚的刑法思想为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刑法理论体系，完成了刑法史上一次重要
革命。

⑤ 被害人一根肋骨折断，手腕处多处受伤，应该判加害人什么刑法

如果认定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不太可能
如果认定故意杀人未遂，一般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特殊情况可能超过十年甚至无期（参考郭支红案）
如果是交通肇事造成的，一般不逃逸就不会判刑

⑥ 刑法属人原则问题

刑法中的属人原则以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不论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刑法》第7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第7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的，无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亦无论罪行是轻是重，以及是何种罪行，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中国公民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才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不是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此外，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国司法机关都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管辖应从严要求。
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⑦ 加害人非法入侵住宅，受害人出于防卫使加害人受伤的怎么办

无论是出于防卫还是防卫过当都需要立刻报警，警察会来判定和采集证据。
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刑法关于特殊防卫权（无过当防卫权）的规定。在受到暴力犯罪侵害的情况下，由于防卫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往往采取较为激烈的防卫手段，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后果。对此，刑法明文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刑法为了鼓励公民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在第20条第3款规定了无过当之防卫，即在刑法所列举情况下，实行正当防卫的，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刑法所列举的情况是：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根据刑法规定，对上述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⑧ 刑法问题!

,B,ABCD,BC,ACD,ABCD,BCD
29,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

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本罪为选择性罪名，具体包括

窝藏罪和包庇罪。
30,这个是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那一章里。显然是B。
31，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

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32，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

刑期之后，因其遵守监规，接受教育和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

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
33,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

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

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34，本罪是指为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

，进行诈骗，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的行为。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两者都表现为欺骗行为，而且招摇撞骗

罪也可以如诈骗罪那样骗取财物，因而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主要表

现在： (1)侵害的客体不同。招摇撞骗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的

威信及其正常活动；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仅限于公私财产权利。(2)行

为手段不同。招摇撞骗罪的手段只限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

或职称进行诈骗；诈骗罪的手段并无此限制，而可以利用任何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进行。（3）犯罪的主观目的不同。诈骗罪

的犯罪目的，是希望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招摇撞骗罪的犯罪目的，

是追求非法利益，其内容较诈骗罪的目的广泛一些，它可以包括非法

占有公私财物，也可以包括其他非法利益占有；（4）构成犯罪有无数

额限制的不同。只有诈骗数额较大以上的公私财物的，才可构成诈骗

罪；而法律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构成并无数额较大

的要求，这是因为，这种犯罪未必一定表现为诈骗财物，而有可能是

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和集中地表现为由特

定的犯罪手段所决定的对国家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的破坏。尽管招

摇撞骗罪与诈骗罪有上述区别，但在行为人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或职称去骗取财物的情况下，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罪名，属于想

象竞合犯。处理想象竞合犯的案件应当按照从一重罪处的原则。
35,这题就是指行为犯。多少的危害国家犯罪，都是行为犯。A.盗窃罪
我需要解释的是，
C.伪证罪与E.骗取出口退税罪。
伪证罪，虽然如果伪证的事实无关紧要、对案件的处理影响不大，不

能以伪证罪沦处。但是通过伪证罪的定义来看，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

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

因此前者不认为是犯罪，而后者只要实行就构成犯罪。所以是结果犯

骗税罪既遂形态认定
目前实践中对骗税罪既遂形态的认定有行为犯与结果犯两种观点。

持行为犯观点的学者认为，在骗税中只要犯罪行为人实施了骗税行为

都构成既遂，而不要求物质性或有形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即不必要

取得出口退税款；但行为并非一着手即告完成，必须有一个实行过程

。[1]持结果犯观点的学者认为，(2)该罪的既遂不仅要实施符合犯罪构

成具体要件的骗税行为，还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在赞成结果犯

为既遂形态的观点中，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当以外贸企业是否取

得出口退税款为法定危害结果；另一派则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取得非法

利益为依据。
我们赞同应认定结果犯为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既遂形态，且认为应当

以行为人是否取得非法利益为法定危害结果的判断依据。理由如下：
首先，一些外贸企业虽然在出口退税犯罪环节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

用，但参与实施骗税犯罪的主体中，除了外贸企业还包括一些自然人

或其他单位犯罪者，他们在出口退税犯罪中的作用、危害性也很大，

是骗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以外贸企业取得退税款作为既遂依据

，难免以偏概全，忽视了骗税犯罪主体结构的复杂性。因此，不能以

此为依据。
其次，判断犯罪既遂还是未遂应当以法定结果的发生(在骗税罪中就

是行为人非法利益的取得)为依据。这主要看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预

期收益是否得以实现：如果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实现了其预期收益或部

分地实现了其预期收益，应认定为结果犯既遂；反之，应为犯罪未遂

。
综上所述，将骗税罪的既遂形态认定为结果犯既遂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