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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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查权指司法裁判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的审查，具体说来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在我国，由于司法机关从属于权力机关，因此，其所谓的审查只能限于个案审查，且其形式只能采取司法建议的方式。
行政领域内的司法审查也限于个案审查，法院不享有直接改变行政机关行为和代为作出某项决定的权力，因此，只能表明在个案中不适用某项规章或者认定某项行政行为违法，案后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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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法审查的范围
法律分析：所谓司法审查的范围指的是司法审查的程度或深度。司法审查的范围与审查标准是相互对应的，审查标准高，则审查程度深，反之则浅。按照美国行政法理论的传统分类，司法审查所针对的问题被区分为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在事实问题上，行政官员具有技术和专业的优势，要求法官作出比行政官员更合理的事实裁定，显然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注定法院在此领域只能进行有限程度的审查；在法律问题上，法官以法律知识见长，其有能力进行更深程度的审查，甚至可以以自己对法律问题的理解代替行政机关的理解。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第三十三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3. 实践中对行政程序进行司法审查的几个方面
法律分析：所谓司法审查制度，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司法审查，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侵害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4. 司法审查的作用是什么
审查违宪或者一般违法事件
尤其是审查立法机关的违宪问题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违宪问题
5. 司法审查范围
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机关应受到行政行为不法侵害或不利影响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请求，审查相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撤销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并对相对人因不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补救的法律制度。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与起源于法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有许多共同特点，两者的实质和核心都是通过审判式程序来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作出相应的裁决，以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行为。在我国，司法审查与行阶诉讼通常被视为同一制度，司法审查范围，是指哪些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司法审查机关对哪些行政行为拥有作出司法裁决的权力。司法审查范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影响司法审查范围界定的相关因素
司法审查制度是与一国的民主政治和宪政体制关系极为密切的法律制度;作为司法审查制度重要方面的司法审查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公民、法人的关系。因此，司法审查范围绝对不是法学家或者立法者凭空想象的结果，司法审查范围的界定必然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政治状况和宪政体制。民主政治是司法审查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审查制度首先在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最早的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足以证明这一事实。虽然在古罗马、古希腊已经出现近、现代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的历史胚胎，但是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中，君主独揽国家大权，他既是立法者、执法者，又是法律监督者，君主之下的官吏只需对君主负责，而无须向“子民”有所交待。在这种政体下，不可能产生分权观念，更不可能建立权力制?约制度，当然也不可能建立作为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重要法律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范围也就根本不存在。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初期，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当有限，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扩大。在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当中，由于各国的宪政体制不同，对待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态度不-样，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也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互相平衡、互相制约其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宽的。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根据宪法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2、历史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的思想条件，而思想条件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必然借鉴以往的法律传统，或者受以往法律传统的限制和影响。综观世界各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司法审查范围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受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影响。英国和美国早期的司法审查范围均受“国王不能为非”的法律传统限制，随后由于“越权无效”原则和“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复审”原则的确立，而进一步扩大了司法审查的范围。“越权无效”原则则以盂德斯鸠的权力滥用和控制学说为理论基础。我国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已规定了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宪法依据，但由于长期深受封建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影响，司法审查制度却迟迟未能建立，司法审查范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直到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才正式确立。我国：行政诉讼法在界定司法审查范围肘，由于受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影响，采取较为谨慎的做法，审查范围规定得比较窄，而且对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司法审查范匿未作具体明‘确的规定。
3，诉讼价值观念和现实条件。影响司法审查的价值观念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学界中起主导地位的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价值观念。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形成各种各样的行政诉讼价值观念。例如，英国和美国。主流的价值观念是“控权”和“制衡”，法国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保障行政权免受普通法院干扰;我国因受域外多种价值观念的直接影响，价值观念是多重的，反映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规定中有效率、人权保障、保权、控权四个方面。任何国家在界定其本国的司法审查范围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谆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影响，此外，一个国家的现实条件即基本国情也是决定其司法审查范围的重要因素。我国行政诉讼法在界定司法审查范围时很大程度上考虑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行政审判庭人员素质不高、我国是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影响的大国等基本国情。
对我国司法审查范围界定的评价
前面已经提到，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在我国通常被视为同一制度。同样地，司法审查范围一般也被等同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在具体使用上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司法审查的主体是法院，司法审查主要是作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权运行的一项法律制度;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打，行政诉讼多数情况下是作为项重要的行政救济制度。司法审查范围，严格地说也不完全等同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广义上的司法审查包括直接审查与间接审查两方面。直接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间接审查的对象是较低层次的抽象行政行为，或称微观抽象行政行为。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关键和实质在于较低层次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在确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之前首先要判断据以作出该行为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这实质上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但司法机关对间接审查对象投有直接作出司法的判决的权力。
所以间接审查对象不属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司法审查范围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司法审查范围应当包括审查的对象范围(广度)即通常所说的受案范围和审查的程度、强度(深度)即通常所说的审查标准两方面，但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学者所定义的审查范围仅指审查的对象范围，而且是直接审查的对象范围。在对有关概念作必要说明之后，笔者现就我国法律(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司法审查范匮作粗浅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述两条规定一般被认为是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的“概括式”规定。这种认识也许符合立法的本意，但笔者认为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看，第二条规定，理解为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是正确(因为起诉范围应当与受案范围一致)，而第五条规定，实际上应当是关于司法审查范围(准确地说是直接审查范围)的“概括式”规定，包括审查的对象范围和审查的程度。
虽然直接审查与间接审查的划分，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法律对此并无规定，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实际上赋予司法机关对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权力，所以应当说间接审查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对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即间接审查的对象)进行审查并作出司法评价，是解决相当一部分行政争议的关键。承认司法机关对这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而否认司法机关具有直接作出判决的权力，实际上是将审判权的两项密切关联的权能“审”与“判，”截然分开，这显然是一种拘泥于形式而不顾实质效果的做法。笔者认为，合理的行政诉讼制度所界定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应当与司法审查(包括直接审查和间接审查)的范围一致，而且赋于法院对间接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判决的权力。有的学者认为，成熟的行政诉讼，不应该有受案范围的规定，什么行政行为都可以起诉，法院管不了的不审查就行了。这种观点对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的，起诉权，避免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行政行为作实质性审查，有其合理性，但可能导致相对人滥用诉权，或者造成相对人不必要的诉讼费厨负担，以及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并不可取。
我国现行司法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未作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最高法院的上述定义，似乎仅指作为的行政行为，末将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纳入其中。该定义将不属于行政主体“单方行为”的行政合同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虽然与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但本人对此持肯定态度。
因为行政合同是建立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具有民事合同最本质的特征;虽然行政合同的订立是行政机关出于执行公务的需要，但是既然行政机关选择了合同的方式，就应当接受民法的调整，我国是长期深受封建制度影响的大国，行政权空前强大，在公民、法人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公民、法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处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争议中，面对“控权”、“保权”、“效率”和“人权保障”多种目的性价值，我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权衡、比较的基础上，采取“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不应当强调行政机关的单方面特权，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采取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而现行法律对行政合同没有具体规定，或者将行政合同作为一般民事合同予以规定，如果以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合同纠纷，必然造成审判缺乏依据，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通常被认为是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者司法审查范围)的“列举式”规定，而该条文的本身实际上又包括两个“概括式”规定，即第一款的第8项和第二款。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是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排除事项的规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规定相结合并加上排除事项规定的界定方式，已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界定清楚，并且为以后进一步扩大审查范围留有余地，同时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行政争议列入法院受案范围留有余地。但通过认真分析行政诉讼法第二、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这四个条文之间的。
逻辑关系，我们会发现这种界定方式有欠陷。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作为“列举式”规定的第十一条本身又包括“概括式”规定，给人一种界定混乱的感觉。其次，如果第二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包括本法的第十一条的话，第二条规定显然毫无意义;如果第二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不受本法第十一条的限制，则第十一条规定就是多余的。在审判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是按第一种情形理解第二条与第十一条的关系，即实际上执行第十一条的规定而不考虑第二条的规定对审查范围一般都作限制性解释，以致一些明显属于司法审查范围的行政争议(如对劳动教养、收容审查不服引起的争议)，也必须由最高法院再以司法解释作出规定，才敢受理。此外，第十二条关于司法审查排除事项的规定，实际上并不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全部事项，很容易造成理解错误。笔者认为，只要将排除事项规定完整，再加上“概括式”的规定，即可将司法审查的范围界定清楚，再以“列举式”的规定加以界定，显然是画蛇添足。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度(深度)原则上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性、合理性不作审查，但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合法性标准，不限于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不超越职权，还包括主要证据确凿、不滥用权力。后面两个标准，作为合理性标准似乎更为恰当。行政处罚显失公平，属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这种情形可以进行合理性审查，为何其他明显属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恐怕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明显不合理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的公正、公平精神。在我国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允许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必须将合理性审查限定在一定范围和幅度内。
6. 司法审查的完善措施
1、需进一步扩大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受案范围。（1）将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交司法审查。中国《行政诉讼法》推行十五年后，通过大量的司法实践，很快发现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过窄。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切合实际，作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扩大了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现有的受案范围仍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可以尝试将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治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交司法审查，以最大限度的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2）可以适当地将某些抽象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鉴于中国目前的现状及体制，也可以有条件地将人民法院的下级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这样就极大地克服了某些行政机关和部门自己制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自己又执行这些规定，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局面。（3）将行政机关内部具体行政行为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由于中国的《行政诉讼法》法律未将行政机关内部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所引起的争议，仅仅依靠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人事部门和监察部门裁决，因行政相对人在法律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又不能通过劳动争议途径解决，显然不利于争议的圆满解决，有必要通过司法审查的形式予以裁判。
2、适度放开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在以往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是作为合法性审查的例外，只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才作出变更判决。可以适度对除行政处罚外的其它具体行政行为及“显失公正”的放宽一定限制，这更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3、扩大检察机关对行政审判的监督。在行政审判中，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主要限于对严重违法乱纪，可能构成犯罪的国家公务员的监督，但对于行政审判来说，检察机关只是通过申诉及其它法律监督的情况下，被动地实施监督，这种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后监督，不能完全实现行政审判公正、公平。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些措施，针对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诉讼，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也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诉直接派员参与行政诉讼，以使行政争议得以更加圆满地解决。
通过以上对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考察和分析、论证以及对中国司法审查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主要特点及现状、缺点和完善发展的一些粗浅的探索，有理由相信《行政诉讼法》作为我国的司法审查法，必将使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更加确保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最终达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7. 司法审查特有原则
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一）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15］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七个：（1）证据是否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6）是否滥用职权；（7）是否显失公正。 对于上述标准，我国学术界又有不同的归类。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标准可归结为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两方面，其中合法性标准包括主要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合理性标准包括是否滥用职权、是否显示公正。［16］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有合法性标准，没有合理性标准，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都属于合法性标准的范畴。［17］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第二种观点既不符合立法原意，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还容易造成《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关于“合法性”理解的严重冲突。 （二）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 从形式上看，上述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国外司法审查的标准基本相似，如都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都采用程序标准和合理性标准。但仔细分析，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国外相比则存在重大区别，进而表现出我国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 1.既重视对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审查，也重视对行政行为的法律问题审查，采用了全面、严格的审查标准。这一点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相同，但与英美等国家根据司法审查的强度来确定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不同。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事实问题的审查规定了非常全面、宽泛、严格的审查标准，即证据是否确凿。证据确凿是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它包含着对证据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要求。它要求法院不仅要对已有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查判断，而且必要时可以主动收集证据或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不仅要审查事实的合理性，而且要审查事实的正确性。这一全面、严格的审查标准是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追求客观真实与实事求是的诉讼理念以及行政程序制度不发达的产物。对于法律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如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行为法律适用的审查标准应归为严格标准，法院往往是用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选择来衡量行政机关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在此基础上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18］ 应当说，“由于我国司法审查的历史不长，政府本位意识强烈而守法意识淡薄，加之缺乏完备的行政程序的约束，面对无孔不入而又常常出轨的行政权，在司法审查中实行严格的审查标准是必要的。”［19］但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实施严格的、同等强度的司法审查，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本质区别，致使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衡量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挥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各自优势，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调动行政机关的积极性。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行政事务的专业性、技术性等特点，决定了在很多时候法院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辨能力可能并不比行政机关高明。因此，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进行适当区分，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便显得尤为重要。 2.即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实体性审查，也重视对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但是，与国外不同，我国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仅仅局限于法定程序的审查。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就把是否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众所周知，我国具有长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行政诉讼法》把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第一次把程序提高到与实体并重的地位，体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历史上立法观念与立法技术的重大突破。［20］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程序。［21］而行政程序除了法定程序外，还包括非法定程序。《行政诉讼法》把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表明对于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但是违反了非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法院不能判决或撤销。目前，我国法定程序不违法而非法定程序违法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行政程序立法极不完善，除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行为应遵循的程序，其他大多数行政行为尚缺乏严格的程序性规定。实际上，即使将来我国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以及立法技术、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等因素，行政程序立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会有程序方面的漏洞。因此，如果仅以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序性标准，那么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序标准将过于狭窄，不能给予相对人应有的司法救济。 3.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淡化或忽视合理性审查标准，这一点也与国外不同。 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既包括合法性标准，也包括合理性标准，适应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的潮流。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合理性标准的规定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发展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既有《行政诉讼法》立法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机关过于自抑的原因。（1）以合法性标准排斥合理性标准。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就确立了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行政诉讼法》的这种规定容易造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这就造成《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合理性标准经常处于虚置状态。（2）缺乏合理性审查的明确标准。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这两大标准，但尚无缺乏明确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于什么是“滥用职权”，什么是“显失公正”还缺乏明确的界定，这对于过于自抑或过分依赖规则的法院来讲，这两大标准就过于抽象与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经常处于被束之高阁的境地。譬如，从近年来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情况看，尚未有依据“滥用职权”作出判决的案例，依据“显失公正”作出的判决也很少见。（3）合理性标准适用范围狭窄， 并造成《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脱节。《行政诉讼法》规定，显失公正标准只能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但是，在行政执法领域，并不仅仅在行政处罚领域才存在合理性与否的问题。《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复议决定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后的结论，又包括对不当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而得出的结论。在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以外的不当行政复议决定，是否也可以起诉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很显然，在这一点上，《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甚至《行政诉讼法》内部条文之间是脱节的。因此，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膨胀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不利于其应有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三、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 针对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存在的上述问题，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适应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予以完善。 1.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的法律传统与诉讼理念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因此，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大陆法系相近。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传统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已逐步消解，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已初步确立，这要求我国的司法审查标准作出积极的回应，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作为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关系的“调节阀”，既不能过于宽松，也不能过于严格，必须结合行政案件涉及问题的性质，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一般说来，对于一个问题，它既可能是事实问题，也可能是法律问题，还有可能既涉及法律问题，也涉及事实问题。因此，（1）对于事实问题，进行有限审查，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和公平。即使对于同一证据事实，法院自己作出判断时得出的结论和行政机关不同，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合理，法院仍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22］但是，法院也不能完全放弃对事实问题的审查。（2）对于法律问题，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外，法院应进行完全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越权、是否违反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问题。对于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等问题，法院只进行合理性审查，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法院应给予相应的尊重，不得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随意否定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院在许多情况下，尊重行政机关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并不表明法院放弃了对法律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它只意味着法院可以认可行政机关对法律问题的判断，最终决定权仍由法院掌握。［23］（3）对于既涉及法律、又涉及事实的问题，法院应当发挥其司法能动性：对于重要的社会公益性、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问题可以主要作为事实问题，进行有限审查；对于其他问题，可以主要作为法律问题进行审查。这样，根据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适当区分，来确定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与标准，既有利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发挥各自的优势，调动行政机关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当然，法院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审查强度并不是机械的，而是要根据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 2.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以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序性标准，致使司法审查的程序标准将过于狭窄，不能给予相对人应有的司法救济。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程序性标准的经验，引入正当程序标准。一方面，我们应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融正当程序原则于行政程序立法之中；另一方面，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确立正当程序标准在我国司法审查中的应有地位。这样，就可以发挥正当程序标准在弥补法定程序不足时出现漏洞的作用。 在我国，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不仅是弥补行政程序漏洞的需要，也是我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的基本要求。WTO规则主要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它必然受这些国家法律制度的影响，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表现在正当程序原则方面亦是如此。WTO在协定文本虽然并未直接使用正当程序这一概念，但在很多地方对行政行为程序的正当性有着原则性的规定。如GATT第10条第3款、TRIPS第41条第2款关于公平、公正、合理的总体要求；GATT第10、13、16、19条、GATS第3条关于透明度的要求；TRIPS第41条第2款、GATS第6条第3款关于程序经济、及时的要求；等等，都体现着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WTO是以带有强制性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应当履行WTO的基本规则。因此，确立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应成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方向。 3.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审查标准。 实际上，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体现了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度。从法的正义、理性的价值出发，我国应当扩大合理性审查标准的适用范围，加深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度，使合理性也成为与合法性标准相并列的行政行为审查的基本标准，这既体现了世界各国行政行为审查标准发展的共同趋势，适应了现代行政法治已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发展为实质主义法治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这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根本要求。现代行政法治已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发展为实质主义法治。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力的运作不仅在形式上要符合实在法的要求，即行政之合法性，而且要符合理性、公平、正义的要求，即行政合理性。其次，这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合理性审查标准是因应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而出现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容易造成滥用，并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侵害。而合理性标准的确立，为司法机关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从而也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免受自由裁量权的侵害提供了依据。第三，这是保证《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相衔接的需要。如前所述，我国《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行政诉讼法》内部条文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行政诉讼法》中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使合理性成为与合法性并列的标准，从而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最后，这也是应对WTO的必然要求。WTO协定中的许多规定对我国司法审查的现有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GATS规定，各成员方应确保对行政决定的审查程序在事实上会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审议。GATT也规定了对各成员国的行政救济体制进行国际审查，如果受到要求，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应当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对这种程序是否符合GATT的规定要求作出判断和决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标准是这些业已存在的机制和程序是否能够做到事实上的客观和公正。这就说明，司法审查不仅要符合合法性标准，还要符合客观和公正的实质性标准，即合理性标准。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对自由裁量行为进行任意的、无限度的司法审查，而是存在程度的问题。一方面，对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的目的不是以司法权替代行政权，而是制约行政权。合理性审查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于保障个人权益的需要，而且是“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行使权力”，［24］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情。那种认为合理性审查就是要由司法机关寻求最合理、最完美行政决定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对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的程度问题应当通过合理性标准的具体化来体现。也就是说，对自由裁量行为能够审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标准的确立。因此，确立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如德国的比例原则、英国的越权无效原则，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不合理”的表现，如目的不当、专断与反复无常、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和未考虑相关的因素、不作为和迟延等，从而使合理性审查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为了避免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漏洞，增强合理性审查的灵活性，我国也应尽快建立司法审查判例法制度，以适应行政案件多样化、复杂化的要求。
8. 司法审查的门槛
司法审查的门槛即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指的是一个争议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成为法院可以审理的行政案件。美国进入20世纪以后，行政权的不断膨胀，使“三权分立”这一宪政基石一度动摇，自由和人权受到威胁，为维持权力平衡和权利保障之需要，司法对行政加强了控制的力度，其重要表现之一，降低司法审查的门槛，让起诉变得更加容易。具体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被诉行为标准：从不可审查的假定到可审查的假定20世纪以前，法院基于对“三权分立”原则的严格解释，为避免干预行政，在行政案件的受理上持不可审查的假定立场，即私人只能对法律规定可以起诉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律对于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未作规定的，法院应作不可诉的推定。20世纪，法院放弃了不可审查的假定，将可审查的假定确立为受理行政案件的指南，即在法律对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未作规定的，应作可诉的假定。那么，有什么理由支持可审查的假定呢？最高法院判例揭示了两点理由，第一，“确认法律授予行政机关权力范围的责任，是一个司法职能。”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有多大，不能由行政机关自己做最终判断，而应由司法来最终决定；第二，“国会建立法院审理侵害人民权利的案件和争议，不问这种侵害是来自私人的不法行为，或由于行使没有授权的行政行为。”也就是说，按照宪法关于司法权的规定，法院有权审理一切案件和争议，而不看涉及到谁。
在可审查的假定之下，法院受理案件没有正面障碍，而主要看是否属于排除司法审查的事项。按照美国行政程序法第701节规定，排除司法审查的事项有法律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除此之外，美国联邦法院认为以下事项在性质上不宜进行司法审查：国防、外交行为、政治任命、行政机构内部事务、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为、司法部的追诉行为。
与扩大受案范围的努力相一致，法院在界定排除司法审查事项时，往往持严格解释标准。关于法律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最高法院认为，只有在法律规定达到“明白的和令人信服”的程度时，才能排除司法审查。关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法院借助于行政程序法第706节规定的授权，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大大缩小了行政程序法第701节关于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司法审查之规定的适用余地。所谓的排除事项都不是绝对的排除，如果当事人以损害其重大利益或者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为由起诉，法院也应受理。比如，据Bryson法官介绍，行政官员对于行政机构对其采取的惩罚行为如停薪两周以上、解雇等行为不服，可以向其工作地法院提出上诉。未获得行政职务任命者一般无权起诉，但如果其认为其未获任命的理由是因为自己是黑人，违反宪法上的平等保护，则起诉可以受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受案范围不但包括裁决（即具体行政行为），也包括规章（即抽象行政行为），对于受理规章的理由，美方专家的看法基本一致。David教授认为，行政机关都有扩大自己权力的倾向，仅有政治制衡是不够的，司法审查的关键作用在于抑制这种倾向，并令行政当局真正负起责任。美国行政法的关键在于问责制。联邦政府发布规章时须阐明原因，而且预测所能达到的效果，但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对此，政治审议很难解决，而司法审查则可以提供出路。Jerry·Mashaw教授认为，赋予法官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有一个重要理由，法官在解释法律方面比行政官更有优势。在美国，对正当程序的重视程度往往超过对专业知识的重视，而法官所处的地位中立、独立，更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当然，即使不承认规章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具体案件中也涉及到对作为政府行为依据的规章，法院也可以做一定的审查，但这种审查与将作为诉讼对象的审查不可同日而语。Bryson法官认为，司法审查是根据国会授权的立法严格进行的，但要判断一个行政决定是否合法，行政当局不是最好的评断人。
（二）原告资格标准：从权利损害到法律利益损害
归纳起来，原告资格标准经历了从权利损害标准向法律利益损害标准的转变。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前，法院坚持权利损害标准，即当事人只有法定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其他利益受到损害时，没有原告资格。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后，法院以法律利益损害标准界定原告资格，即当事人在法律保护的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具有起诉资格。1970年，最高法院将此标准概括为双层结构标准，即宪法层次的标准和法律层次的标准。第一，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要符合根据宪法规定的“案件”或“争议”，而只要被挑战的行为对当事人“产生了事实上的损害”即构成“案件”或“争议”；第二，被侵害的利益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与扩大原告范围的政策相适应，法院对“法律保护”持宽泛的解释标准，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仅限于法律明确设定的权利，而且包括法律所明示或隐含调整意图的利益。
以上是对原告资格发展的粗线条概括，实践中的情况并非一目了然，据美方专家介绍，原告资格问题已经被搞得非常复杂，联邦最高法院在起诉资格方面的判例时而出现彼此矛盾或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据说，法院并不希望界定标准（包括前述受案范围的标准）太明确，比较模糊的标准使得法院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可以避免法院介入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
中方起草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稿在原告资格的规定中增加了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请美方专家介绍了美国的相应情况。美国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公益诉讼这种形式，但法院判例创造了“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保护公共利益，国会既可以授权检察总长，也可以授权私人对行政行为申请司法审查，这里的私人就起到了检察总长的作用。根据这项理论，竞争者、环境消费者等当事人可以对不法行政决定提起诉讼。应当注意一点，这里的“私人”并不是“任何人”，也就是说原告资格并没有放宽到没有限制的程度，起诉人仍须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定损害（仍应符合法律利益损害标准）。
（三）适格被告：取消“主权豁免”原则
美国法制源于英国普通法，英国长期奉行的“主权豁免”原则在美国也根深蒂固。该原则在司法审查上表现为：司法审查不能以国家和政府为被告，只能以官员个人为被告。这种状况直到1976年修改联邦行政程序法才有了转变。该法明确放弃了“主权豁免”原则，并规定：“在没有能够适用的特定的法定审查程序时，司法审查的诉讼可以对美国、对机关以及以其机关名称或者适当的官员提起。”
据美方专家介绍，适格被告在美国已不成问题，实践中因错列被告而败诉者几乎不存在。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如上所述，修改后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很宽的被告资格范围，原告可以在起诉行政机关、官员甚至美国政府之间作出选择，为了保险起见，原告可以将他们全列为被告；第二，辩护制度。无论被告是哪个行政部门，代表政府进行辩护的律师都是司法部统一派出，被告是谁不重要，只要原告胜诉，执行没有问题；第三，即便原告所列被告错误，则法庭书记官会修改为正确的被告，也就是说，在美国，法庭有义务指出正确的被告。
9. 什么叫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指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的侵害。例如在行政诉讼中，经当事人起诉后，法院需要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
第二十二条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10. 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是通过法院对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行为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进行审查．通常指对其合宪性进行审查，即宪法审查．
当某个国家行为，例如立法、行政机关的行为表面上符合法律时，对特定行为不服的当事人就只有进一步去挑战相关法律正当性，即其合宪性了。这时，尤其是在民主国家里，司法审查其实是对代表多数人的立法机关的行为的干涉，防止多数人通过立法这种表面上合宪的作法，过分地压制少数人的利益，从而产生多数人暴政。与此相关，在设有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里，宪法中通常规定有权利法案。
我们国家目前只有针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制度，即行政诉制度，还没有建立针对法律的违宪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