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司法

A. 日本司法制度的变迁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其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纪后半叶即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契机，以欧洲大陆法系为基础，并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主要是引入了美国的法律制度），又继承了自身传统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国唐代律令为蓝本的“大宝律令”制度）而逐步演变发展起来的。
（一）二战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日本是由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掌握着国家政权。由于日本当时采取锁国政策，与外国的邦交及通商都处于停止状态。直到19世纪中叶受欧美各国开放的压力，才打破了锁国政策，并从“明治维新”建立新政权后，才开始了近代国家的建设，并借鉴法国和德国的法律制度，开始建设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国对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最为明显。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仿照法国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时，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国的影响，1890年的《法院组织法》就是以德国《法院组织法》为蓝本的，并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宪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构成法》，也是借鉴德国宪法制定的。此外，日本还借鉴英国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审法，从1928年开始，实行了15年陪审制度，后来由于案件逐年减少，加之二战爆发，为了节约由于陪审所需要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于是1943年取消了陪审制度。
（ 二）日本二战以后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后，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的规定，日本废除了《明治宪法》。美军作为联合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后，在美国的参与和扶助下制定了实行国民主权原则的日本宪法。以此为契机，日本进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谓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现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赋予法院（日称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权和违宪审查权，禁止设置二战前行政法院那种特别法院；增设了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的审判机构体系；在审判程序方面，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制度中采用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原则；将司法“三曹”（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又称“法曹”）合而为一，实行同一的严格的司法考试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关于“国民权利义务”一章中，规定了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权利，如沉默权、令状主义、质问权等，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骨架。这些规定是以《美国联邦宪法》为根据制定的，并成为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各种原则的基础。因此，二战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带有美国司法制度的色彩。

B. 一）孟德斯鸠：社会与法的精神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最早提出“和谐”一词的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而“和谐社会” 这一用语则是由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次提出的，他主张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

而最早给法治界定内容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假设为达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当我们将法治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意识、观念，而且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法治的“软件系统”——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法治精神的内涵。

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的社会，不是法律虚无主义横行的社会，不是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的个体消失的社会，它与法治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法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内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标，是和谐社会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这种一体化的联系根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

1、公正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指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就是最大的恶。尽管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但历代法学家仍保持着探索的狂热；尽管法学家对正义有不同的表述和标准，但他们总是将正义观念与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联系起来。就笔者而言，本人赞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标准：（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它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所以，公正是和谐社会、法治精神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弘扬法治精神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是任何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2、秩序

秩序与和谐有着紧密的关联——秩序往往意味着起码的和谐，而法律构建的初始动因起源于人们对秩序（安全）的强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类神经系统在节省能量与减少精神紧张方面的需求，解释了人对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见取向。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西方中世纪神学主义奥古斯丁承认：“无论天国还是地上之国，也无论社会还是个人，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追求和平与秩序，以便获得社会和个人的心灵安宁，法律正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法律产生的直接价值追求，就如同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所认为的“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秩序优于无政府主义”。

3、自由

无论从社会的变革历史，还是从科技发展的进程，无不能看到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必然包含着自由的价值目标，否则社会不可能有序，也就不会有和谐局面的产生，因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同时，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所以，一个追求和谐与法治的社会必然要充分彰显公民的自由权利，限制政府的强权干预，保证人的能力不为压制性的桎梏束缚，从而建立一种有益于尽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谐社会和法治精神对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经济的考虑。按照社会学的思维路径，人们对某种价值追求的偏向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效率决定社会内部的稳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长久和平共处，有限政府应当鼓励市场主体通过提高效率减少外部不经济效应，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法治从来都存在着对效率的向往：法治将社会主体之间重复博弈的行为固定，给人以稳定的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这种预期进行选择，就当然地节约社会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时的正义，尤其体现在司法上要及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尽快确定财产归属并尽快使其进入流通领域。

总之，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涵相同：直接宣扬公平正义，确立核心价值定位；要求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对秩序的基本价值追求；强调民主法治，满足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满活力，更大程度上则是对效率的追求，以保证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平衡需求

社会科学从来都没有停止思考“善社会”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和法理学者关注社会控制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应然的社会和实然的社会辩论从来未停止过。正义、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从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价值被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称为社会的最高价值。

实际上，在我们一直追求“善社会”的过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有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智慧加以解决；思想家们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不平等极为凸显并引发威胁社会基础的强烈不满的时代，有洞见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价值目标会着重强调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危及的社会制度，必会期望秩序（安全）；在一个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时代，人们则可能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确定的限制范围内或在无视这种限制的情形下强调社会价值中反专制主义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平衡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公平正义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目标；而对于秩序、自由、效率的价值平衡问题无法给予一个“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须针对具体时代、具体职能部门及具体事件来确定他们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门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法治精神的关键体现，公正处于当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价值追求当然对效率提出了要求。而当我们的司法体制能够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时，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

我国司法体制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设置的，其司法体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系统构成。在此所探讨涉及的司法及司法体制，主要指我国专司审判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和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

1、司法权设置的地方化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样一种宪政安排，决定了地方司法系统隶属于地方的客观属性。虽然我国宪法又同时规定司法权的国家专有性和专属性，但地方司法系统的人、财、物大权、生存和发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际上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利益张力的存在使审判权非常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博弈的对象，设在地方的国家审判机关成为地方的审判机关。在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占主导性的行政机关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为维护地方利益而竭尽全力，这就为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活动的功利化提供温床。

司法权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这一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专属权力，其地方化设置会阻碍资源在全社会的自由流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统一有序市场的形成；会干预平常主体交易的自由，甚至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提供司法保护；会影响法制的统一实施，破坏司法权存在的最高价值——公正。而司法主动的功利化是对司法中立的严重挑战，因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的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为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架构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时，共同遵循将司法权的行使与司法行政事物相分离的原则，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处于一种超脱、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权或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扰。但我国的法院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从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关系上看，法院的人、财、物是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员和法官是依照统一的《公务员法》进行录用、确定工资福利待遇和职级；法院的资金由地方行政机关拨付；法院的物资装备必须由地方政府支持。这种与行政人员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无异于鼓励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或介入纠纷之中，或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追求“政绩”、获得晋升，确保“饭碗”甚至得到更丰厚的利益回报——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法官职务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内部请示和批复制度、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议职能、案件指标管理制度都严重违背审判权的“亲历性”规律。这种缺乏亲历性的审判必然会提高错判率，造成案件不断地请示、发回重审，严重影响“高效司法”的实现，浪费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限制财产流转速度。而对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权利的刑事案件，错判对司法公正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即使他们最终被昭雪，但“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内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使法官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案件形成内心确信断案，这就增加了干预司法的机会，而这种干预必然导致各种利益的较量——增加社会成本，降低办案效率，阻碍公正的实现。

3、法官职业的大众化

我国法官队伍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有专家学者型的精英法官，还有姚晓红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选拔制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定关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进法院，并名正言顺地当法官。这种先天不足并没有通过后天的培训机制得到很大改观，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将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东西上。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懂法律这架精密仪器的人，怎么会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会生产出大众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这些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内容格格不入，与法治精神及和谐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南辕北辙。因此，重构我国司法体制势在必行。

三、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面对背离法治精神的不和谐现象和行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选择；同时，我们在构建司法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法治精神，符合其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本文仅就司法体制中主要的具体制度构建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司法独立，改变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独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对审判独立或司法独立起着决定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1、通过立法确立两级产生体制，即全国人大产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省级人大产生中级和基层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省级财政保障，同时规定中级以下法院经费保障标准，必要时中央可采取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经费和待遇不均。

2、将其他机关、组织监督司法的程序明确化、法定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司法必须坚持的，但党的领导有一个科学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法官坚持体现党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其次，虽然司法体制改革后，省级以下的人大将不产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监督的权力。该监督权不是个案监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请求产生该法官的人大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弹劾权。

3、取消案件的审批签发制度，确立主审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制。院长不需要为自己不办理的案件负责。当责任具体明晰到个人时，迫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尽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谨慎细致地处理案件。

4、将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职能转变为法律咨询职能。不仅可以避免审判委员会间接判案，避免权责不明、无法找到真正责任人，而且可以调动法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5、取消请示和批复制度，确保二审终审和上诉制度的存在意义。司法裁判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官的知识、经验和良知，没有理由认为同样是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级法院的法官。

6、单立《法官保障法》，对法官的人身、工资福利待遇、权利救济等方面作明确的规定。司法无权威的极端表现是法官被殴打、法庭被冲击，此类现象务必杜绝。

（二）法官职业精英化

构建精英化的法官职业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除了制度设计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体的法律意识、现代社会的执法与司法意识、操守和品质等全面素质的提升，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质、精神和人才准备。

1、建立完备的法律教育体系和丰富的法律教学内容。“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体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我们的法律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将法律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坚持担任法治有益的传播者。同时健全法官职业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须每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培训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还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论理学甚至现代的一些尖端技术的介绍。因为“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独立审判后，对承受压力的能力、法官素质、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定高度，这样，从事法官职业意味着首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支出更多的费用，依据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从事法官职业的必要物质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状况，高于一般公务员的5—6倍。

3、精简分流现有的法官，严格法官职业准入，规范法官选任程序，统一法官选任标准。针对法官队伍大众化的现实，按照“学历+经验”的标准，将一部分不符合任职标准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规模配置法官。然后通过考核，安排从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在法官职业准入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门槛——在法律精英竞相进入法官职业时——是必然的。

4、确定准入和退出法官职业的年龄标准要科学。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我们确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龄标准也只能根据一般情况。这个标准同时应考虑到法官职业对经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职业的准入年龄应为28-30岁，退出年龄一般应在70岁。

综上，笔者就重构司法体制的具体制度提出以上看法，仅仅是司法体制大厦中某个房间甚至窗户的建构，而要将我国的司法体制重构成一座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还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与惰性力量，为那些可能成为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来最低程度的损害。

作者：admin
出处：中国法院网

C. 请问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好吗近视500度能进吗

(10)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5．0(1．0)者，不能报考工科的海洋运输、民航管制、海洋捕捞、海洋渔业资源专业及刑侦专业。

(11)屈光不正(近视眼或远视眼，下同)，任何一眼矫正到5．0(1．0)，镜片度数大于400度者，不能报考精密仪器、精密机械、印刷机械及印刷工艺、海关各专业。

(12)屈光不正，任何一眼矫正到5．0(1．0)镜片度数大于800 度；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5．0(1．0)，镜片度数大于300 度者，不能报考工科，理科(数学、理论物理专业除外)，医科，农、林科各专业(理、工、农、林科各管理专业除外，基础医学专业除外)，艺术类表演、电影摄影专业。 这类属于军警学校，裸眼视力统一要求是0.4以上。

D. 元朝刑罚方面的变化

朝末年，统治腐朽，经济崩溃，黄河决口，灾难连年。农民无法生存，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出生佃农的朱元璋率领的一支红巾军，不久在江南地区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极为贫寒，从小给地主放牧牛羊，岁时旱蝗大饥，父母兄弟相继饿死，朱元璋无所依照，投奔寺庙当了云游和尚。当元军围剿义军，滥杀无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时候，不得已，17岁那年，投奔郭子兴的农民起义军，他作战勇敢，富有才干，足智多谋,受到郭子兴的器重,被召为女婿。后来，这支起义军就由朱元璋领导。他善于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为京城，称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统一封建国家之后，采取了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加强封建法制，整顿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经济又呈现出暂时的复兴景象。为巩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势力尤其强大.明太祖死后,朱棣为争夺帝位与建文帝发生了“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夺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后，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由宦官掌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预示着明王朝的衰败。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灾。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被清军打败。明朝灭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参与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观点。当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仅将大权集于一身，还以他个人的思想统一全国，立法思想与他的出身相关。他崇尚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暴力镇压主义，主张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酷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刑礼并用。这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适应了极端专制统治的需要。

1．立法因时制宜

明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到明神宗，都主张法律要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确定刑罚的轻重。朱元璋对皇位继承人太孙朱允炆所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即虽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为一时的权宜，并要求子孙们适时而变，采用轻刑，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随着专制政治的日趋腐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刑罚不断加重。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败亡，在于中央昏暗不明,软弱无力,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纲纪败坏，法纪无存。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地主豪绅盘剥兼并，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均达到疯狂局面，只有采用重刑，威慑臣民，才能巩固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2．立法必须礼律结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时明确指出：“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明礼和定律相结合，从而治理天下，这是朱元璋一贯思想。他的继承者建文帝进一步宣传崇礼赦疑，礼重于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礼律结合，巧妙使用。这是从历代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独刑罚可以压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时之效，但并非长治久安之策。就是说，刑事镇压和德礼教化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E. 北京警察学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这类的院校要求视力吗

对视力要求严的，高考报名表会体现出考生视力情况，做视力矫正要在高考报名前进行。视力不合格不予录取。报考该类院校需要面试。

北京警察学院公安专业招生的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察工作由市局统一组织实施。志愿报考学院的考生，均须参加由学院组织的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或政治考察结论不合格的考生，不能被学院录取。

学院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对考生从高考分数、政审、面试、体检复查、体能测试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择优录取。

F. 司法如何精密

前一段时间，日本著名刑事诉讼法学者松尾浩也教授在为其专著《日本刑事诉讼法》举行的中文版首发式上，向我们介绍了最近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走向。其间，一个中国学界已十分熟悉但又研究不多的学术名词———精密司法突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精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精确细密。词典为其搭配的词组是：精密仪器、精密的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科学研究中及日常使用中，精密一词更多的被用在了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工程机械类中，对精密一词的使用更为频繁。小到手表，大到导弹。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十几年前的海湾战争中，“精密制导”、对敌目标的“精密打击”的导弹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现今精密又和司法结合在了一起，“精密司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密司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是一个用来形容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专有名词。它意指一种严密而精确的司法程序。这种程序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其非常之高的有罪判决率。在精密司法的控制下，日本的检察官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获得有罪判决的比例可以达到99%。而这仅为精密司法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如此之高的有罪判决率还是要以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严格审查、控制为前提。以此对被告人的权利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因此，在我看来，精密司法这一概念下所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内容，还是整个司法结构设计的精密化、司法程序运行过程的精密化。以此来保证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司法结果的正确性乃至司法本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
199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将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从164条增加到了225条，且不说法律条文规定是否准确和确定，从法条数量的增加上，应当说是一个进步。毕竟如果没有足够的法条作为支撑，司法结构设计及司法运行程序的精密是无从谈起的。但实际上区区225个条文还并不能满足刑事司法精密化的要求。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共506个条文；我国所师从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刑诉法有477条，法国更是有803条。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相较与那些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显得有些“单薄”了。难以想像，立法技术明显高于我国的法治发达国家仍需要四五百个条文来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仅需225个条文就可以涵盖方方面面。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若如此的简单、粗略，也就难怪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总是存在大量的问题，在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方面难以发挥其应有功效了。
近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使得我国的立法者、司法实践部门以及学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存在及需要解决已不存在疑问。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曾经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司法解释可以很好地解决法律规定不够“精密”的问题，以至于一时间司法解释大行其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纷纷就本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相关的司法解释达到一千五百多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反而湮没其中，司法解释成为了刑事司法程序中“隐性的法律”。然而，以司法解释为解决我国刑事司法欠缺精密性的良药虽然有一定的功效，但更多的是因其先天不足而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的“副作用”。首先是其以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甚至以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立法权之上。现行法律被虚置，司法解释拥有最高话语权。这无疑将使人们对司法解释本身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其次，司法解释由不同的主体分别作出，必将导致令出多门，出现适用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出现冲突时如何解决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同时，由于司法解释作出时，各部门之间不可能进行最全面的沟通，仍然无法解决司法程序出现漏洞的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要使我国的司法程序更为精密化、科学化，重新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被列入人大的“十五”立法规划也正印证了这一想法。应该如何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又成了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此次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除了在诉讼模式、证据立法、对法学研究成果及国际条约的吸收、司法解释的整理方面有所作为之外，法律条文在数目上的突破也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如上文所述，一部法律是否精密，与其法条的数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法条当然不是韩信点兵，但由于文字的多义性，使得法条必须达到一个适当的数量。在我看来，将来的《刑事诉讼法》应当需要有四百到六百条文，才有可能准确地表达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才有可能使整部法律可以基本上涵盖所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以确保不会出现法律一颁布就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保驾护航”才能得以运行的尴尬局面；也才能保证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更有操作性、实用性的法律规范；确保司法运行自身的统一性；确保刑事诉讼法理论中的那些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价值能有一个坚实的成文法律的支撑。如此，才能保证我国的刑事司法能够朝着精密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使得我们的刑事司法的构建更加科学、合理。

G. 许身健的科研成果

《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基本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律师职业行为规则论》（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政府律师》（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司法与传媒》（参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诉讼原理》[第二版]（参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程序现代性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07-16完善法学教育，知识产权，2011-10-16实践性法学教育论丛，知识产权，2010-10-16农村法律诊所教学手册，法律出版社，2010-06-16共和国法学论争（刑诉卷），厦门出版社，2011-01-16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02-16法心如秤，上海三联书店，2009-06-16电影中的律师执业伦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09-18抗制酷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03-16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03-16律师公证制度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05《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基本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律师法〉修改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参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律师职业行为规则论》（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政府律师》（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司法与传媒》（参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诉讼原理》[第二版]（参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程序功能研究》（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历史考察》（韩文），韩国《法史学研究》2007年第4期
《精密司法的两面》，《人民检察》，2007年9月
《律师职业价值的核心在于实现社会正义》，《中国律师》，2007年第4期
《好律师若良医》，《检察日报》，2007年11月14日
《刑事和解的理智与情感》，《检察日报》，2007年10月24日
《对色狼化学去势的法理之辩》，《检察日报》，2007年8月29日
《法律人一定要争口气》，《检察日报》，2007年9月26日
《律师回避，很有必要》，《检察日报》，2007年8月22日
《公众人物应当成为遵纪守法的表率》，《检察日报》，2007年8月24日
《马背法庭也能实现正义》，《检察日报》，2007年8月8日
《准确定罪才能实现精确打击》，《中国医药报》，2007年6月23日
《完善执业医师法，强化医师协会作用》，《医师报》，2007年7月19日
《新生男婴医院被盗，家长院方共同担责》，《医师报》，2007年
《法学教育要对法科生的未来负责》，《检察日报》，2007年6月27 日
《宽容可遇不可求》，《检察日报》，2007年5月30 日
《被害人一方有权零宽容》，《检察日报》，2007年4月25日
《吓阻虚假广告，不妨引入惩罚性赔偿》，《检察日报》，2007年4月4 日
《演戏才需穿行头》，《检察日报》，2007年2月14日
《不要无视“沉默的大多数”》，《检察日报》，2007年1月24 日
《迈向回应型刑事诉讼模式》，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5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死刑复核程序功能之检讨》，载《死刑复核程序专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2月
《法律人既要有专业更要有伦理》，《检察日报》，2006年12月20 日
《 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之间并非正相关关系》 ，《检察日报》，2006年11月22 日
《司法考试，何必难上加难》，《检察日报》，2006年11月1日
《借鉴西方法律制度要睁大眼睛》，《检察日报》，2006年9月6日
《从法心如秤看职业精神》，《检察日报》，2006年8月2日
《司法改革不能只重表面功夫》，《检察日报》，2006年7月5日
《 有关商业贿赂问题的法律探讨》，《中国医药报》，2006年6月6日
《除恶务尽是应有的执法理念》，《中国医药报》，2006年6月6日
《建立国家补偿制度让父亲杀女的悲剧不再重演》，《检察日报》，2006年5月24日
《法官为什么要“白玉无瑕”》，《检察日报》，2006年4月19日
《法大校园逸事》，《检察日报》，2006年4月14日
《和解不是“和稀泥”》，《检察日报》，2006年3月22日
《冲突中的平衡：媒体监督与独立审判》，《人民检察》，2006年3月
《鞋子再好别乱穿》，《检察日报》，2006年2月22日
《死刑复核程序功能之检讨》，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2月
《看美国怎样解决“执行难”》， 《检察日报》，2006年1月25日
《 强化程序意识，科学严谨执法》，《中国医药报》，2006年1月21日
《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与律师事务所管理研讨会纪要》，《中国司法》，2006年1月
《看美国怎样解决“执行难”》检察日报，2006年1月25日
《搜身必须讲规矩》，检察日报，2005年12月21日
《加入<公约>催生反腐新理念》，检察日报，2005年11月11日
《干嘛要和律师过不去》，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日
《激浊扬清中警惕媒体审判》，检察日报，2005年10月26日
《援用“污点证人”及“证人保护”制度——善待迷途知返的揭黑者》，检察日报，2005年9月21日
《非法贩卖安定注射液一案引发的思考》，中国医药报，2005年8月27日
《防止错案，单靠制度远远不够》，检察日报，2005年8月24日
《206个县为何竟没一个律师》，检察日报，2005年7月20日
《惩恶扬善，也不必罚秦桧跪拜岳母》，检察日报，2005年6月22日
《侦查监督与人权保障》，检察论丛，2005年6月第10卷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保安处分程序的建构与完善》，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4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5年6月版
《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地位：欧洲视角》，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与展望（刑事审前程序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6月版
《美国<新闻周刊>为何只需道个歉》，检察日报，2005年5月25日
《胥敬详冤案剖析》，检察日报，2005年4月20日
《三条途径入手审查口供的真实性》，检察日报，2005年3月30日
《现代程序法讲究程序正义》，法律与生活，2005年第1期
《社会转型与中国刑事法制秩序的建构》，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5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5年版
《不是犯罪，但决不放任》，健康报，2004年12月14日
《律师在刑事审理中的策略与技巧》，律师文摘，2004年10月
《从杜培武道李久明》，法律与生活，2004年9月
《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3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4年9月版
《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卷，2004年第9期
《认真对待职业精神》，律师文摘，2004年5月
《我们一定要封杀辩诉交易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律师，少挣点钱如何？》，律师文摘，2004年3月
《米兰达警告之来龙去脉》，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15日
《米兰达规则走向穷途末路了吗？》，诉讼法论丛，2003年第8卷
《刑事搜查程序研究》，检察论丛，2003年第5卷
《试论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12月
《英国警察的秘密侦查》，检察日报，2002年12月19日
《关于劳动教养程序立法的构想》，犯罪研究，2002年第6期
《刑事程序中的声纹证据》，证据学论坛，2002年第5卷
《美国辩诉交易案例两则》，法制日报，2002年4月28日
《中英刑事审前程序研讨会纪要》，政法论坛，2002年第4期

H. 哪个医院可以做DNA

这个检查通常不是做医院做，是生物科技公司做。

I. 缅甸的死刑一旦判定，为何执行那么快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材料，再次对全案进行审查。作出核准的裁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署死刑执行的命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死刑执行命令，逐级送达至执行死刑的法院。在受到死刑执行命令后七日内，由该法院执行死刑。如果该死刑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作出的，死刑立即执行。

J. 急需~!~08年司法考试十大热点案例考题!~

（五）
甲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情况如下：（）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由A企业、B企业、C企业共同投资于2006年1月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A企业认缴的出资为600万元，B企业认缴的出资为300万元，C企业认缴的出资为1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A企业、B企业、C企业的首次出资额为各自认缴出资额的25%，其余75%的出资在2007年7月1日前缴足。
（2）2006年2月，甲公司为A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提交股东会表决时，A企业、C企业赞成，B企业反对，股东会通过了该项决议。
（3）2006年3月1日，甲公司股东会通过了公司分立决议，在股东会表决时投反对票的B企业请求甲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但B企业与甲公司在60日内未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
（4）2006年4月，甲公司采取欺诈手段，与乙公司签订了1000万元的买卖合同，乙公司依约发货后，甲公司股东蓄意转移公司财产，以甲公司财产不足为由拒绝支付乙公司的货款。
（5）2006年5月，丙公司侵犯了甲公司的商标专用权，给甲公司造成了200万元的经济损失。B企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丙公司赔偿损失。
（6）2006年6月，C企业拟将自己的全部出资对外转让给D企业，C企业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A企业、B企业征求同意，但A企业、B企业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40日内未予以答复。
问题：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分别回答以下问题：
（1）甲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出资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说明理由。
（2）甲公司股东会对担保事项的表决有哪些不符合规定之处？并分别说明理由。
（3）B企业还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并说明理由。
（4）乙公司能否要求甲公司的股东承担债务责任？并说明理由。
（5）B企业能否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说明理由。
（6）C企业能否转让自己的出资？并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1）出资期限符合规定。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在本题中，甲公司股东的首次出资额、出资总期限均符合规定。
（2）A企业不应参加表决。依据是《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由于B企业反对，因此，该项决议未经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B企业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是《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
（4）乙公司可以要求甲公司的股东承担债务责任。依据《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
（5）B企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公司法》152条的规定。
（6）C企业可以转让自己的出资。依据是《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
（六）
案情： 甲公司、乙公司、宋某和王某共同设立丁有限责任公司，其中甲公司是大股东，占到丁公司50％的股权，乙公司占到30%的股权，宋某和王某各占10%的股权。甲公司的总经理刘某是丁公司董事长。公司成立后，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丁公司向全体员工发行了公司内部职工股。规定内部职工股不能流通，只能由本人持有，年终可以分红。为了更好地奖励在职职工，公司决定员工因为辞职或者退休等情况离开公司均要退股，由公司将其本金连同利息一并返还，公司章程还规定，未经股东会同意，公司对外签订的投资合同数额不得高于100万元。在一次公司董事会上，董事会认为医疗器材销售行业利润极高，于是授权董事长刘某向销售医疗器材的普通合伙企业投资500万元，现在刘某根据该决议代表丁公司与该合伙企业签订了投资合同。
2006年3月，公司召开了股东全。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确定了各股东的增资数额，但由于宋某持有股权比例太低，并且经常无故不参加股东会，所以这次股东会没有通知宋某参加，其他股东均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盖章，并均缴纳了增加的资本金，按照增资决议。宋某的股权比例降到3%。之后，股东王某购买自住房向张某借款，并将股权质押给了张某作为借款的担保。后王某无力还债，张某便请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在法院依程序降股权转让给了张某并且公司变更了股东名册，但是公司因为事务繁杂，一直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1个月后，王某又将出资证明书转让给了李某，李某依据和王某签订的股权买卖协议向公司主张股东权，才发现上述情况，于是发生纠纷。
丁公司成立后，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均持续增加，但经营性收入却逐年下滑。后来股东发现丁公司在执行董事刘某的操纵下，将公司产品低价出售给了甲公司，并以高于市场数倍的价格从甲公司购买原料，股东要求刘某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的今后发展，但刘某认为公司生产稳定，召开股东会太耽误时间，一直对股东的提议不予理会，并且甲公司为了弥补自己的亏损，授意刘某将丁公司的资金转到甲公司的账户下。到2007年8月，甲公司准备向银行贷款300万元，遂要求丁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丁公司董事会通过了该担保议案。在丁公司和银行签订了连带责任的保证合同后，银行遂向甲公司放贷，现在甲公司到期不能偿还，银行即要求丁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这导致丁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根据以上案情，请回答：
问题：
1．丁公司要求员工因为辞职或者退休等情况离开公司均要退股的规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2．丁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向合伙企业投资的决议效力如何?签订的投资合同是否有效?
3．宋某如果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不满，他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4．张某和李某谁能取得王某的股权成为丁公司的股东?法院解决二人股权纠纷时，要查明哪些事实?
5．针对刘某损害丁公司利益的行为，其他股东可以采取何种措施?
6．丁公司在大股东甲的控制下经营持续恶化，其他股东欲向法院起诉解散公司，其他股东应当如何提起诉讼?
7．假设在丁公司依法解散过程中，发现公司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转入到破产清算程序，银行可否要求申报债权并主张优先受偿权?
法条依据：公司法第143条、第22条、第32、33条、第152条；破产法第7条；合伙企业法第3条。
考点预测：以上两道试题综合了公司法和民法上的考查难点，是综合性很强的考题。考生可以以试题为线将相关的考点串起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