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对出生的标准

⑴ 民法上出生时间的依据是什么

有出生证明以出生证明为准，是8月30日。

⑵ 民法上关于出生的定义是什么谢谢啦~

这个国家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就我国而言，就是指婴儿脱离母体。

⑶ 2017.10.1日生效的民法通则对公民出生年龄认定是法律。所有部委对人的出生年龄认定必须依法

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没有规定公民出生、及年龄的认定办法，回只是规定了“答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十三条 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⑷ 求民法上出生标准认定的法律意义

在继承上尤为重要，认定出生是活体就获得继承权。
出生后就是个独立的人，就享有了相应的权利义务

⑸ 民法对出生时间的确定以婴儿什么为准

我选A

⑹ 论述出生标准认定的法律意义

出生标准的认定，涉及到该民事主体究竟属于“胎儿”，还是“婴儿”，由此决定，它是否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问题。
“胎儿”无民事权利能力，属“婴儿”则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理论上，有“断脐说”、“脱离母体说”、“独立呼吸说”，我国民法通则采“独立呼吸说”。即，只有在其能够独立呼吸之后，才能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才能属“婴儿”，而不再只是“胎儿”。

提供一个案例，供你参考。

http://www.law.s.e.cn/child/mss/case/2010-06/1022.html

⑺ 我国民法对出生时间的认定采取哪种学说

一、权利能力
（一）权利能力之由来与演变
在罗马法中，自然人称homo。除homo外，罗马法另有两个表示人的概念：caput和persona。caput原指人的头颅或书籍的一章。罗马早期，只有家长在户籍册上占有一章，家属则名列其下。当时只有家长享有家族权，caput就被转指权利义务主体，以区别homo，并引申为法律上的权利资格，即主体资格。persona表示各种身份，如家长、官吏、监护人等{1}。
在法学史上，权利概念的提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严格地说，法学之成为法学，就是从提出权利概念开始的。在提出权利概念以前，法学实际上不能算作一门“学”，只是一种“术”，即专制术。然而，作为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权利和行为一样，存在于法律的现象中。提出权利概念，不需要深入到法律现象的背后，难度相对较低。而权利资格是一种资格的资格，存在于法律现象的背后。提出权利资格概念的难度要高得多。从作为血肉之躯的homo，到作为身份的persona，在关于法律的认识上，没有明显的提高。但从homo到作为主体资格的caput，是人类关于法律的认识的巨大飞跃{2}。
罗马法为大陆法系之鼻祖，罗马法中见不到“权利能力”之文句，但可以看到“Persona”之辞汇。“Pexsona”译为“人”或“人格者”，亦可译为“面具”，意即演员所扮演之角色。正如“人生如戏”，每一个人在戏剧中扮演如所带面具之角色，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之法律关系中，同样演出面具所象征之角色。究竟现代民法中相当普遍被认同之权利能力一辞，由何而来，追根探底，似与罗马法上之Persona，有所瓜葛{3}。
法国民法开现代民法立法之先河。《法国民法典》完成于1804年，当时还没有提出权利能力的概念。从《法国民法典》的安排看，第8条实际上处在规定民事权利能力的位置，但立法者把这一规定表述为“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而且至今未改。人们实际上是这样理解第8条的：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所有法国人都享有取得民事权利的资格——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所有法国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都不受侵犯，即不受限制——所有法国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平等{1}。法国民法主体制度的一个主要发展，是放弃了罗马法之人格等级制度，原则上采取一切法国人人格平等原则。
德国民法首先创设权利能力之制度。第1条以权利能力之一辞而开端，规定权利能力始于出生[2]。德国民法虽创设权利能力之用语，并使用该辞句以建制度，然并未对于权利能力加诸定义。一般论著解释权利能力为“足堪拥有权利或肩负义务之能力”。{2}《德国民法典》承认了个人的法律主体性，个人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不存在任何问题。法律上采取了权利能力是每个人的固有属性的观点，也确立了个人人格平等原则，任何个人，甚至不分国籍，均不受限制成为主体，平等具有权利能力。
《瑞士民法》第11条第1项规定：“自然人享有权利能力”，第2项规定：“在法律之范围内，人人均有同等之能力，有其权利与义务”。亚洲国家，尤其中、日、韩继受德国法之结果，就德国民法开发出之权利能力制度，当然全盘继受{2}。
caput在英文中被译为personality，日本学者译为人格{1}。在现代法学理论中，主体资格、人格、权利能力三个概念经常互相替代{1}。
前述可以简要看出权利能力之演变与由来。
（二）权利能力的作用之肯定
要从权利能力制度的角度探讨未出生地位，必须对权利能力制度在法律中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众所周知，现代民法以权利能力确定自然人的法律属性，确定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权利能力制度是民法主体中不可或缺的制度。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怀疑，比如台湾学者曾世雄先生对“权利能力制度为民法上不可或缺之制度”持怀疑态度，因为{2}：
1．从权利能力发展成形之过程，了解其根源可溯至罗马法上Persona及法国法上“人格”之概念，设计之目的依旧在于提供适用或不适用民法之标准：有权利能力者，适用民法，无权利能力者，不适用民法。目的既然如此单纯，则于民法总则中径予规定适用（主体）之范围，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民法在其规定与适用于何主体之间，加设权利能力之制度，似属多余。
2．刑法无主体能力之规定，学说上虽有之，终属学理上之尺寸；其他如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外出现之第三领域社会法，均未见相当或类似权利能力之设计。民法外之其他法律体系，虽无相当或类似权利能力之设计，却也适用自如。此种现象，已足引发民法学者之思维：权利能力之制度，非不可或缺，甚至事属多余。
3．人类社会演变迄今，对于人权之保护，几成举世之共识。保障人权之前提，即承认自然人不分种族、国籍、性别、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准此，自然人不分国内外，均为人，均有人格，均具权利能力，则权利能力之制度，在自然人之范围内，几无价值可言。假如勉强肯定权利能力之制度纵在自然人上仍具价值，惟有从权利能力范围之问题探讨之，亦即同为自然人，例如本国人与外国人，或是否受破产之宣告等，彼此之间得享有之权利或负担之义务，尚有相距，权利能力之制度在此问题上可以充当规范之标准。然则，权利能力制度之价值假如仅残存于范围问题之规范上，雷大雨小恐与当初权利能力制度设计之初衷不符，更何况如此残存之价值，尚可以直接规定之立法取代之。
4．民法为规范人类社会生活之组织体，设有法人之制度。法人制度与权利能力制度，各为独立之制度，两种独立之制度交叉运用之结果，获得如下之答案：组织体有经承认为法人者，有未经承认为法人者，经承认为法人者，有权利能力，未经承认为法人者，无权利能力。直觉上权利能力之制度在组织体中找回其价值。细加推敲，却又不是{2}。
5．民法上权利能力之设计，对自然人而言，似属多余，对于组织体而言，平添不少待克服之问题。民法总则在来日之规划上，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其一，根本删除权利能力之制度，以直接规范民法适用（主体）之范围替代之；其二，依旧保留权利能力之制度，但对于组织体之权利能力应作重大之修正，不以登记成法人为要件，改以实际社会生活需要为衡量之基础，俾期法律之规定与社会生活一致。
对于曾先生的观点，本人不能苟同，理由在于：
1．人格或民事权利能力类似的概念在古罗马发挥了身份划分的功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发挥了价值宣誓的功能。罗马法时代的等级制已不复存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人人平等”。权利能力用于区分主体法律地位和价值宣誓的功能已经消失。但是从前述生命物质、生物的人、社会的人、法律的人和民法自然人相区分的角度来看，权利能力仍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权利能力在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基本上不再有作用；但从纵向各类“人”的划分来看，其作用是显然的。在讨论未出生者民法地位时，权利能力还是能发挥作用的。
2．行政法、刑法、社会法等无主体能力制度之规定，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在需要时可以借用民法上的有关规定。
3．权利能力一词不仅用于民法自然人，而且用于法人。法人的权利能力并非“人人平等”。从这方面说，在民法理论中“权利能力”还是有理论存在价值的。
4．这种观点忽略了法律是应然秩序的事实，忽略了法律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立法者精神产物的事实，忽略了主体制度与立法政策的直接联系，使主体问题单纯化，以为它是当然的事物而不是观念的产物。法律确认每个人均可平等地成为法律主体，是基于人权和平等思想影响的结果，不是由于个人存在当然直接生成的。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忽视坚持个人主义，法律很可能又要失去民法自然人这个主体概念。如果人类哪一天失去人权思想，法律对个人主体的承认范围将转为限制甚至放弃．这种情形不是不可能的。德国在出现民法典和魏玛宪法之后，曾令人惊异地出现过法西斯的反个人的独裁法制就是明证。
（三）民事权利能力开始的时间
对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问题，各国的民事立法规定不一，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4}：
1．多数国家的民事立法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即自然人一旦出生，就意味着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如《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第1条都明确规定，“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因此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前苏联的民事立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
2．有的国家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开始于受孕时，即胎儿以活着出生为前提，也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匈牙利民法典》规定：“人，如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应从受孕时算起，出生前300天算作受孕时间，但是允许证明受孕时间早于或迟于第300天，出生日包括在300天内”。原《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7条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发生。胎儿如果活着出生，也具有权利能力。”
3．对民事权利能力具体开始的时间不作规定，如《法国民法典》、原《民主德国民法典》。例如《法国民法典》第8条仅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二、各国立法中的未出生者地位
对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问题，各国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体例{5}：
1．采取个别主义的作法，仅在某些事项上对胎儿予以保护。
《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世但是已经受孕者，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出生。”《德国民法典》第844条“因侵害致死时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中规定“在受害人被害当时第三人虽为尚未出生的婴儿的，亦发生赔偿义务”，对未出生者人身权保护也做了规定。
《法国民法典》第906条规定“胎儿在赠与时已存在者，即有承受生前赠与的能力。胎儿在遗嘱人死亡时已存在者，即有受遗赠的能力，但赠与或遗赠仅对于婴儿出生时能生存者，发生效力。”该法第725条规定“必须在继承开始时生存之人，始能继承。因此，下列人不得继承：1．尚未受胎者。2．出生时未成活的婴儿。”这意味着继承开始时已受胎者，就享有继承的权利。
《日本民法典》第886条规定“（一）胎儿就继承视为已出生；（二）前款规定不适用于胎儿以死体出生情形。”第783条第（一）项规定“父对胎内子女，亦可认领。于此情形，应经母的承诺。”第721条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
《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在“购置不动产、接受赠予、遗产和遗赠”（第906条）、认领（第254条）、代理和管理（第320条）、被动遗嘱能力（第462条）、由于意外出现的子女而作出的撤销决定（第687条）、对未出世的受赠人的赠予（第784条）等方面，承认胎儿取得权利。
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这种立法例的优点在于法律适用上的简单、明确：对于法律规定予以保护的，则加以保护；法律未作规定的，则不予考虑。但这种体例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我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几国的规定来看，对于胎儿应受保护之利益，我国和法国仅规定1项、法国和德国2项、日本3项、意大利6项。条文的多寡，内涵的大小，体现胎儿受保护利益范围的不同，显然立法者很难穷尽对胎儿权益的罗列，因此，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也不足可取。
2．采取概括主义的作法，但又分为两种情形：
（1）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即溯及地取得民事权利能力。《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终止。”“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原《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如果活着出生，也具有权利能力。”《匈牙利民法典》等也有类似规定。这种立法例的优点是对胎儿权益的保护相当周延。但是，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具有权利能力不仅意味着法律保护其权利，同时也可能为其设定义务。这样，胎儿有可能成为义务主体，显然对胎儿不利。而且，此种立法动摇了传统民法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信条，从而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整个法律体系内部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因而此种立法不足取。
（2）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对其利益之保护，视为出生。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即已出生。”此种立法例也采取了概括主义的做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比较系统、全面。但它并不泛泛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从而避免了胎儿成为义务主体的可能。
三、纯利益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说
（一）纯利益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说
综观上述规定，本人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更适合我国大陆借鉴。但是，对台湾地区规定之性质却有两种看法，本人赞同附停止条件说。
王泽鉴先生谈到对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即已出生”的性质理解时认为：关于胎儿权利能力之性质，计有二说：一是附解除条件说，认为胎儿出生前既已取得权利能力，但将来如系死产时，则溯及丧失其权利能力。二是附停止条件说，认为胎儿须待出生后，始溯及出生前取得权利能力。学者多采前说。这是因为附解除条件说对胎儿之保护较为周到，胎儿虽未出生，已享有权利能力。准此而言，胎儿因他人故意或过失之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者，即得由胎儿之父母以法定代理人之地位，请求损害赔偿或与加害人和解之。惟倘胎儿死产者，其父母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返还其以胎儿名义所受领之损害赔偿，自不待言{6}。
王泽鉴先生和众多学者多采附解除条件说的重要理由在于“得由胎儿之父母以法定代理人之地位，请求损害赔偿或与加害人和解之”。这个要为代理人找到代理依据的问题，与死者亲属为何能为死者名誉起诉的“困扰”是一样的。利用本文中的“利益关联说”可解决这类困扰。所以，本文作者认为，在我国，胎儿的权利能力应仅涉及纯利益[3]，并且应采“附停止条件说”，统称之为“纯利益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说”。理由在于：
1．这种做法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传统说法相吻合，有利于维护我国民法概念的严谨性，不致造成民法体系过大之变动。
2．台湾民法判例中也有采附停止条件说的。1955年台上字第943号判决谓：“黄瑞耀于和解时尚未出生，而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此为第7条所明定，黄瑞耀在和解时既系胎儿，将来是否死产无从悬揣，是黄林敏亦无从代理而为和解”{7}。显然，“将来是否死产无从悬揣，是亦无从代理”是附解除条件说的不足之处。
3．对上述附解除条件说的不足之处，王泽鉴先生的解决办法是“惟倘胎儿死产者，其父母应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返还其以胎儿名义所受领之损害赔偿，自不待言。”对此，本文作者也不能苟同。胎儿死亡了，对胎儿损害所做的赔偿就成了不当得利了吗？就应当返还吗？显然不妥。这正是把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依据完全系于胎儿的权利能力所造成的悖论。“伤害胎儿”的行为，既侵害了胎儿的健康利益，也侵害了胎儿母亲的生命健康权（或父母的生育权），而且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并不完全竞合。
4．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款规定，在继承开始之时已经孕育，但尚未出生的胎儿，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出生。梅迪库斯认为“在胎儿根据上述规定享有未来的（更确切地说：附出生并且成活之延缓条件的）权利情况下，通常由胎儿的父母行使这些权利。”{8}停止条件又称延缓条件{9}。可见，梅迪库斯也赞同附停止条件说。
总之，从“纯利益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说”来看，未出生者既不是权利主体，也不是毫无主体地位，而是“权利主体地位待定者”。这与合同有些类似，既非合同根本不存在，也非合同已生效，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但是，此说也并未彻底解决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问题，在本章第二节中，结合“利益关联说”再做较全面的阐述。

⑻ 中国民法是如何判断公民出生和死的标准

在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