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城市法和商法

『壹』 城市法的主要渊源有哪些

城市法的主要渊源

作者：叶秋华

1.特许状。特许状是国王和城市所属辖区的封建主承认自己领地内城市的自治地位并授予其相应权利的法律文书。主要内容包括确认城市的自治权和经商特权，明确市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例如，在确定领主征税权和市民应缴纳税款的前提下，承认城市自治权，允许城市有权制定法律和建立行政管理机关与司法机关，确认市民人身自由，并赋予市民享有经商、组织商会行会、使用城市土地等权利。特许状均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国王与领主对城市的权力，满足了市民阶层的某些经济政治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封建权利的转让证书。特许状是城市法的主要渊源，提出了城市法的主要原则和制度，在城市法中居于根本法的地位，类似近代宪法，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全面反映和规定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

2.城市立法。指自治城市的权力机关——城市议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颁布的法令、条例等。内容广泛，涉及城市的建设、财政、商业、手工业、粮食供应、学校教育、社会救济、治安维护和军队等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立法不断增多，成为城市法的重要渊源。

3.城市习惯和判例。指西欧各城市在长期社会生活和商业交往中形成的各种习惯及城市法院的判例，是城市法的重要渊源之一。西欧许多城市法汇编实际上是习惯法和判例的记载。这些汇编在调整城市商事活动、规范市民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中罗马法及地中海商法等的影响十分明显。

4.行会章程。指西欧各城市中同一行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建立的行会所制定和通过的规范。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共同维护自己的权益、保障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而组成的社团。各行会均有由会员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章程。行会章程对本行会的组织、活动规则以及行会会员的权利义务等做出详细规定，不仅对行会人员具有约束力，而且由于在西欧各城市中，行会是一种普遍存在且不依附于任何权力的自治团体，它虽不是官方正式的管理机构，却承担着管理和支配城市基本群众生活，组织领导各项事务的具体任务。因此，凡是属于城市议会和城市法院权限之外的各种政治与经济活动，均受行会章程的制约。行会章程实际上具有法律效力，成为城市法的渊源之一。

5.城市同盟法令。中世纪后期，各城市同盟，如《汉萨同盟》、《莱茵同盟》等制定的城市间的协议和公约，以及其他要求参加同盟的各城市共同遵守的法令，具有各城市共同法的性质。

『贰』 中世纪的商法于10-12世纪首先形成于什么

11世纪晚期以前教会法是分散性的，教会所参与的社会事务主要局限在有关灵魂和精神事务上，教会的普遍性主要不是依靠政治或法律的统一，而是依靠共同的精神传统、共同的教义和崇拜以及一种共同的礼拜仪式。教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与神学学说、礼拜仪式和各种圣礼交织在一起。在涉及诸如财产法、犯罪和侵权行为、程序、继承等领域教会法常常与世俗法结合在一起，而世俗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习惯之中。伯尔曼先生认为，11世纪的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这个国家是指由教皇所统治的教会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教会成为独立于王权和领主的公共权威，行使着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具备了近代国家大部分的特征。11世纪末，在意大利北部欧洲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创立，在这所大学对当时发现的罗马法文本已开始予以研究和传授。罗马法的发现与研究以及法律在大学里被自觉的逐渐构筑成知识体系等因素，对于教会法体系的创立产生了直接影响。在12～13世纪间，5部主要的教会法汇编陆续编定，被统称为教会法大全，第一个近代西方法律体系即近代的教会法体系就此产生。教会法体系不仅从形式上被赋予了逻辑连贯性的外观，内容上被划分为社团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财产法、契约法以及诉讼程序，而且在精神和原则方面贯穿着宗教教义。随着教会法体系创立，各种新的世俗法———封建法、庄园法、王室法、城市法、商法也模仿着教会法的许多概念和技术而体系化和精致化，教会法和世俗法体系的分别创立所附带产生的是一个职业的法律家和法官阶层，分等级的法院制度，法学院，法律专著，以及把法律作为自治的、完整的和发展的原则和程序体系的概念。

11世纪晚期，广泛的商业活动是与庄园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存的，商人在封建等级体系中获得了一种合法身份，成为独立的阶层，商人法在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并得以发展，正是在那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新出现的商法体系与教会法、王室法、采邑法、城市法相并列，彼此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时期商法总体性特性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客观性，商事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这种关系的参与主体要广泛的多，多涉及彼此并不相识而安全由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联系在一起。从事海上贸易，远航千里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进行商业贸易最足以说明此点。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中所形成的传统、习惯、风俗等社会规范显然不敷要求的。11世纪末12世纪初，欧洲商法已从商业交易习惯过渡到成文法，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而较少任意、模糊。商法作为客观规则体系，为商人安排经营活动，期待或预测交易相对人的行为奠定基础，且商法确立客观的交易程序，并通过商事法院在对商事纠纷的裁判时引为裁判依据而得以强化。第二，国际性，11世纪晚期以后，规模巨大的国际集市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在全欧洲各个指定的地点或者云集了各国商人的永久性市场镇和市场城举行。较之于地方贸易，跨国贸易常常占优势，并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提供一种重要的模式。那个时期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具有世界性或国际性。商法上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在地方适用中变得更加统一、更加普遍，而较少差异、也较少歧视。“商人法乃是一种形式上的国际法，基本点在于，有容许签订约束性契约的自由，又有对契约安全的保障，还包含有建立、转移和接受信贷的种种办法，在整个中世纪时代，贸易纠纷采用商人法这办法，曾通行于王室法庭、教会法庭、甚至封建领主法庭。对于国际商人和贸易者，商人法尤为必需。商人法至少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交易一律通用的。”[5]第三、创新性，如上文所述，欧洲中世纪第一个法律体系是教会法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以其形式上的逻辑性为世俗法提供了榜样，而且在内容上教会将罗马法的“自然理性”转化为“自然法”，在教会社团法、财产法、契约法中包含着大量的取自于罗马市民法、万民法的交易规则。教会要求在交易中恪守信用和讲求公平，商人们接受了这些概念和原则，并把它们纳入到商法当中。在商人自治的大环境下，商人的经营手段会不断翻新，大量新型的交易方式和经营模式不断产生，当现存法不备时，商人、公证人或商事法院便根据所谓“自然法”或“良心”创制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则。根据伯尔曼先生的归纳在此期间商人创制出：1.动产与不动产（土地和附属土地的固定物）法截然分离；2.承认诚信的动产买主的权利优先于真正的所有者的那些权利；3.更换了较古老的货物交付要求，以便用一种象征性方法转移所有权，即通过移交运输单据或其他单据来转移所有权（和损失或损害的风险）；4.创立了一种独立于所有权的动产占有权；5.承认非正式的动产买卖口头协议的有效性；6.引入一种以契约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为基础的，对未交付货物的损害的客观估量标准，随之还引入对违反某些类型契约的定额罚款制度；7.产生了诸如汇票和本票这样的商业票据，将它们转变为所谓的无因契约可以独立的提起诉讼；8.创立了汇票和本票的可转让性概念，据此，诚信的受让人有权从出票人或立据人那里获得支付，即使后者对原持票人做出了某些抗辩（如抗辩其欺诈）也如此；9.创立了动产抵押权；10.产生了一种破产法，它考虑的是一种复杂的商业信用体系的存在；11.产生了提单和其他运输单据；12.扩大了古希腊-罗马的海上借贷，并创立了以对货物的留置权或以船舶本身的股份作为担保的冒险借贷，以此作为支助和保证商人的海上买卖的手段；13.用比较集体主义的合伙概念取代了比较个人主义的希腊-罗马的合伙概念；14.产生了类似于一种股份公司的联营，每一个投资者的责任限于它投资的数额；15.创立了各种商标和专利；16.以保证书和其他担保形式担保的流动公共贷款；17.产生了储蓄银行业务。近代商法体系的结构性要素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形成于这个时期，那么至少也有许多是形成于这个时期。[6]
西方很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肇始于11世纪，自生产关系而言，11世纪以后欧洲经济生活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发生莫大的变化，开始从农业经济向商业、金融经济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在世俗社会由商人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等价有偿的理念开始向全社会蔓延，并逐步深入人心引导社会趋于全面革新。“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其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7]由此，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中后期，商法的完备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叁』 谁知道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管理机构是什么

与中世纪教会和国家的历史相位随而生的是两套并行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即世俗国家的法律与教会主持下所制定的法律。基督教所致力阐明的宇宙神圣秩序和蕴含在圣经中的伦理道德，是上帝为人类指明的方向，而人类的法律则应当充分和完全地成为上帝正义的体现和载体，不管是现存拥有的还是将来要制定的，都应当如此。同时，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哪些具体的有罪行为、欲望或思想应当受到惩罚，应当科以什么种类和程度的现实苦难，不公是基督教的教会法，而且还是基督教国家的世俗法律所必须也难以关注的。中的法律，由于被人们普遍地认为来自于神的启示，所以它具有绝对的权威。来自于人的心灵或思想中的自然法则必须由教会的实在法圆心办公室，因为教会法来自于神法。世俗国家丘山之功的法律，必须在礼法和自然法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 但是，世俗国家的法律和教会法律并非截然不同的两套体系，都被视为完成基督教世界使用的一种途径－在俗世建立上帝正义的王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的教义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法律来自于且植根于各种矛盾冲突中的和作用，使依照法律而治的观念变得日益深入人心。[1]这是因为：道德，每个教会团体和世俗团体各处的首脑（教皇和国王，封建领主和教区主教）应当采取维护他们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法律，建立完备的司法制度，组织各种司法的职能部门，衽普遍的依照法律的治理。其次，每一个教会的首脑和世俗的统治者应当受到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虽然他们可以合法地改变法律，但在法律变革是必须服从法律－他们必须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法律之上进行统治。敏感，征程管辖权都必须相对于其它管辖权的存在而存在，每一个基督教国家都处在一种多种管辖权的政权体系当中，如果教会应当具有各种不可侵犯的要得，那么，世俗国家就必须把这些权利当作对他们自己的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国家的很吃香权利构成为对教会权利的一种合法限制，两种权力只有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即承认来自于神的正义的法律高于他们二者，教会和世俗国家才能和平共处。因此，格拉提安及其追随者认为。如果教皇违犯法律，那么就应当废除教皇。象布拉克顿这样的王室法学家也认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国王处于上帝和法律之下。”[2]人们认为国王服从法律是理所当然的。“国家根据法律而建立”，第一部斯堪的那维亚的法律著作就曾经以这样的话开头。[3]同时广泛传播的滑雪者牟信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者支持依法而治。这种信念是指国王本身是受法律的约束的。如果国王的命令是错误的，国王的臣民在有些情况下有权拒绝服从他的命令。[4]十二世纪索尔滋伯里的约翰和其它的人以及十三世纪的爱克·冯·瑞普高、布拉克顿、博马努瓦尔等都曾经表达过类似于下面的信念： “存在有一些法律的敌方具有一种永恒的必然性，它们在所有的民族中间都具有法律的效力，违犯它们绝对不能不受到…让那些给者涂脂抹粉的人…才到处宣扬说国王是不爱法律约束的，并且说不公在按照公正的模式而且在绝对不爱任何限制情况下的制定的时候，无论他意愿或喜欢的是，都具有法律的…但我还是坚持…国王是受这个法律的约束的。”[5] 这种信念是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首先，这种信念植根于世界本身服从正义、服从秩序或者说服从政府与秩序之体现的法律的神学集装箱。其次，这种信念植根于对每一种权力都施加了实际的和理论的限制的世俗与宗教的二元性。基督教在赋予了国王们神圣权力的同时，草绿色地这种权力的被动和盲目的服从，这便利欧洲中世纪几乎所有的王国都了教权与王权的紧张状态，即使是强有力的世俗统治者，也不得不经常认真地考虑教皇们的意见。不公在他们的对外事务中是这样的，而且在包括他们建立其法律体系在内的对内政策上也是如此。这部分地是由于以下事实的存在：在整个十二和十三世纪，国王的主要官吏都是基督教的僧侣，国王和僧侣必须部分或全部地效忠于教皇。敏感，法律至上的信念植根于每一个王国内部世俗权威的多元性，尤其植根于王室、封建领主和城市的政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的的紧张关系。宗教政治体（如教会）和封建政治体（封建诸候）虽然存在着由于职能和领地等诸方面的划分，但二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互动团体，各处权力的行使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各处独立的利益，彼此可能深入对对方的深处。这便利基督教的观念不公可能通过教会组织的努力，胜败乃兵家常事可能借助于世俗的权威涌入每一个工具书的日常生活，进驻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多元存在的世俗权威，除了共同服从于一个基督教权威之外，相互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欧洲的城市便是建立在公社自治和公民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些多元存在的自治单位也不断地借助于法律或其它手段抵制王权对他们自治权势侵犯。经过许多世纪以后，王权专制主义考古欧洲一些地方街心确立。不过，尽管经济、政治社会的权力极其分散，暴君仍然可能出现。因此，其它地方对法律至上信念不仅仅是对当时物质生活条件、生活状况的反应，而且法律至上有助于从积极的方面对这些实际善进行维持。最后，对法律至上的信息与在封建造纸中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相互义务密切相关，也与承认与地方当局之间以及官方和民众的管理机构之间辩证的互动关系相联系。运载工具反抗他的领主的权力以及农民基于庄园习惯而享有的，在发展出可以对抗专制权力的法律意识的过程中，趁着极为重要的作用。[6] 部分地由于基督教理论和教会实践的作用，西方中世纪法律的发展表现为同一社会内部各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与竞争。司法管辖权与法律体系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权柄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同时它的复杂性促进了法律的成熟与精致。哪一类法院具有管辖权？哪一种法律是可以适用的？如何协调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异？在技术问题的背后，有关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教会权力与国王权力相对，王权与城市选举权相对，法律是解决冲突的手段，但法律在有些时候也能加剧冲突。教会宣布它不爱世俗法律的控制，并宣布对某些事务具有韧性的司法管辖权和在哪一些事务上具有并行的管辖权。世俗人士虽然受世俗法律的，但在婚姻家庭关系、继承、宗教犯罪和以信仰作为保证的契约关系方面以及许多其它的事务上，也存在受基督教教会法和教会法院的管辖。反过来，神职人员一般虽受教会法，但关于某些类型的犯罪和某些类型的财产争议等，也受到世俗法律和世俗法院的管辖。世俗法院也分成各种彼此竞争的类型，包括王室法、封建法、封建庄园法、城市法和商法。同一个人可能在一种类型的案件中受到基督教会法的管辖，在另一类案件中受王室法院的管辖，在第三类中受到领主法院的管辖… 西方法律的多元性，已经反映和强化了西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多元性。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法律的多元性一起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成长的一个源泉，人们得以从不同的修面和角度对法律进行探索，并探索不断地丰富、完善法律，而法律的丰富和完善，无疑为西方世界后来的步入法治化轨道铺平了道路。

『肆』 现代商法与欧洲中世纪商法，近代商法相比较有何演变性特征

觉得商法规制的商业形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比如中世纪欧洲已出内现了商人团体容和商人合伙、家庭合伙，但近代属于商法规制的又包含了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公司……欧洲现代商法又出现了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可见商法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社会实际发展之需要自己也从而发展，其所规制之商业形式日后必然更加丰富。
此外，现代商法也经历了从过去商事惯例、习惯但逐步成文化并进而法典化的形式渊源的演变。
请采纳。

『伍』 为什么说城市法和商法既有封建主义的性质，又有资本主义的因素

因为就法律而，城市法中的很多具体法规、条例和规则，明显地是与封建等级制的特权法相对立的。例如，它基本上废除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取消了封建领主的特权，使土地可以自由地出租、买卖、交换、抵押和让与；废弃了那些复杂而又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诉讼程序；证人的证言取代了誓证和司法决斗；罚金取代了赎命金，等等。此外，城市法中有关财政、、商业等方面的法规也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法律关系的性质。但是否由此可以断言，中世纪城市法应归于资本主义早期法律的范畴呢？全面分析西欧中世纪城市法，又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城市法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中世纪时代完全冲破封建的藩篱，它还包含着不少封建性质的因素，也还调整着不少封建性质的法律关系。
（一）中世纪城市法的形成与发展
城市法（CityLaw）是指西欧中世纪伴随城市的兴起与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法律体系，适用于城市、自治城市、半自治城市和城市共和国。它既不是统一的国内法，也不是统一的国际法，而是由一些涉及城市组织结构和管理、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以及商业、手、征税等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法规组合而成。
城市的兴起与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是城市法应运而生的根本前提。引起城市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则主要是：
其一，城市商业贸易中出现的争端需要相应的法规来调整，市民阶层与商人的利益需要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而领主法庭或教会法庭却没有相应的规范来解决这类；
其二，城市的形成大都跨越一个或几个封建领地管辖范围，而各封建领地却各有自已的地方习惯法，这就使城市居民同时要受多个封建领地法律的约束，这种司法管辖权的极端混乱现象，束缚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其三，“司法程序中僵硬的和传统的形式主义，延误时日，裁判决斗以及免诉宣誓的流弊，全凭偶然性判决的神意裁判等等，对商人来说是无休止的折磨，他们需要一种比较简便、比较迅速和比较公平的法律”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迫切希望获得人身自由和城市的自治， 拥有能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和调整城市正常经营活动的法律，以摆脱封建教俗贵族的横征暴敛和领主司法审判权的束缚。至11世纪，西欧大多数城市通过武装起义或金钱赎买，先后迫使各国国王和封建领主作了让步，使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
主要有三种类型：
（1）城市共和国，它拥有独立的军队和管辖领域，不仅在城区拥有自治权，而且控制城郊农业区域；
（2）城市公社，只在拥有的城区中享有自治权；
（3）享有不完全自治权的城市，由国王或所属区域的封建领主派人和城市代表共同管理。由于城市自治地位的确立，城市立法、司法机构的形成，使城市法的制定和发展有了和组织的保证。

『陆』 中世纪城市法、商法的出现对于近代西方法治的形成有哪些重大意义

体现了新来的经济关系和阶自级关系的要求，是现代资本主义民商法的重要渊源，具体的可参见http://www.dss.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64905

『柒』 简述中世纪商法发展历程

中国世界商法现代书院与这个历史地方已经是特别巨大的，还是可以的。

『捌』 欧洲中世纪城市复兴的原因

“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个概念，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来的。[9](P119 - 125)“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政，投身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向往共和国，捍卫祖国独立自由。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政治生活。古希腊城邦的主权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公民大会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由于绝大多数公民实际上都参与了公共事务，所以这种共同体格外坚强，体现出各城邦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独立的正义感。在古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员，都要一年一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参与意识、爱国精神，不仅没有由于中世纪的到来而泯灭，相反在长期的“人乡(罗马)随俗(选举)”中发扬光大，成为中世纪“公民人文主义”复兴的源泉。巴伦在《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古典主义和专制政治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派自由》①中认为，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于1389-1402年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对专制者加利佐?维斯康提统治的米兰的斗争。当时的意大利权力把握在少数贵族手里，具有积极参与政治传统的公民为争取组织行会和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lo](P194- 197)在斗争中产生了不同于14世纪之前的人文主义精神，即把自己关闭在宁静的书斋，淡漠政治，沉迷于烦琐哲学和修辞学研究。这种新的公民人文主义主张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的公民精神，捍卫城邦国家的独立，积极参政，为共和国城邦服务。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既是对古典时代的公民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复兴，又是产生中世纪后期的共和国思想的源泉。从布鲁尼到彼德拉克再到马基雅维里，都提出了共和主义思想。“布鲁尼将一部罗马史当作最明显地证明他的这样一种信念的证据:人民只要有参加政府事务的自由便能创造伟大业绩，一旦这种自由从他们手中夺走便必然沦于堕落。"[4](P139)早期人文主义者基本都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过多的专制权力，但布鲁尼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公民精神”的丧失。彼德拉克把爱国精神和行为看成是公民的能力和美德，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德的宝库，他和布鲁尼等人都呼吁“恢复古代的美德”，称赞佛罗伦萨共和国再次出现。[4](P143- 157)在当时的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心目中，共和国是造就公民美德的最好政体。历史上，佛罗伦萨人民一直在为恢复共和国而斗争，并于1527年驱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复了共和国。所以，昆廷?斯金纳认为:“政治学说的共和传统不仅保持了它在威尼斯的从未间断的延续性，而且于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恢复了。%, I41(P225)就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而言，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城市民主生活的复兴

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城市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公民平等地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传统，城邦的公民人人平等的意识深植民心。但在中世纪，这种传统和意识曾经被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的观念所侵袭。文艺复兴也使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平等意识得到复兴。市民民主社会和平等意识，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产生而复兴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大多始于10世纪后期，特别是11世纪，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和东西方贸易有联系的城市，早在8世纪就已经兴起。12世纪，因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意大利北部涌现出一大批饮誉西欧的城市。14世纪，西欧五千人以上的大城市占不到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五，而最大的城市大多在意大利，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伦那、罗马、热那亚的人口均达五万左右。几个较早发生文艺复兴的城市，都是工商业发达之地。②随着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荣，意大利市民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独立主宰诸城市国家政治舞台的社会力量。1266年，佛罗伦萨由贵族与平民平分政权，一百名新兴工商业市民组成的“市民会议”拥有立法和监督行政大权。1293年，佛罗伦萨工商业者行会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取得城市共和国政权。由市民上层制订的《正义法规》的颁布，确立了大工商业者对城市共和国的统治。13世纪末，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以法律形式将贵族排斥出市议会，标志着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形成。14世纪，“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的政府是人民的，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之外”o [11](P76)在市民阶级力量日益壮大、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市民意识得到了复兴和发展，构成公民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新兴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12](P449)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是资产阶级成长的前提。

3. 古代罗马法典的复兴

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民主活动的复兴，还带来了罗马法典的复兴。当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尚以“特许状”来保有城市的权利时，意大利城市尤其是北部建立城市共和国的城市已有了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与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动产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许多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需要给予法律上的确认和调整，即市民阶级需要新的法律和运用这些法律来确认和保障市民所有制，调整市民阶级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意大利诸城市条例》是西欧制订最早的城市法，其内容涉及市场管理如征税、铸币、贸易、工艺，以及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从10世纪到13世纪，热那亚、毕士拖瓦、比萨、米兰、佛罗伦萨、波伦那等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法。11世纪左右，中世纪西欧第一部维护海上贸易的海商法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订立。在《阿马尔菲法典》影响下，比萨和威尼斯分别于1100年和1255年编成“海上习惯法”和“航海条例”。之后，取代《阿马尔菲法典》的“康梭杜地美尔法”(即“海上习惯法”)可谓集意大利商法与海商法之大成。该法典广泛流行于欧洲各国，被认为是近代国际法和国际私法的渊源。可见，罗马法对中世纪的影响，早在罗马法复兴之前就已经很广泛。所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指出:“要使一个为现存社会提供一套有生气的法律的冲动，不是在复活罗马法的任何行动中找到它的最初出路的，在8世纪的时候，罗马法高悬在当时人们的头上，就像挪亚的方舟高踞在已死的古代希腊文化的壮丽灵庙的屋顶上一样。”[ 81(P297)随着意大利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需要修正、充实、完善，因而，意大利在西欧率先“复兴”罗马法。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了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原稿。这一发现，立即引起意大利法学家的普遍关注和浓厚兴趣，不论是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还是人文主义法学派，都投人到这场罗马法的复兴工作中。[131(P133一139)因为，“市民阶级所有制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变成纯粹的私有制。这种改变理应在罗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131(P454)市民阶级借罗马法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了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在“复兴”罗马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世俗的法学家阶层，即市民阶级的法学家。“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131(P380)可以说，罗马法典的复兴，是近代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前奏。昆廷?斯金纳认为，“把《罗马法》看作是近代立宪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此说貌似荒唐、却符合事实。"[141(P175)而就对当时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来说，意义更直接。首先，罗马法的复兴再现了罗马人关于理性、正义和平等的法治思想。其次，重申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十分流行的“一切服从法律”的观点。再次，罗马法关于人身和财产的规定及其精神的阐释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和增强了一般民众的权利和平等意识，人们从罗马法中意识到他们渴望的平等、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联系。总之，罗马法的复兴是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法的共同理念和信念，即关于法律与正义、法律与理性、法律与权利等之间关系的思想，以及社会应当建立法律统治的思想等等告诉人们，让人们恢复或重建对法的尊重和信任。[ 151 (P32一35)这是西方在政府制度改革和革命中，能够始终把政府制度置于法律框架下的社会基础。

文艺复兴的时间不是短暂的，它持续了二三百年;更不是地区性的，而是整个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对古典时代政治文明的复兴的意义，决不仅仅在“复兴”本身，而在于它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推动民主制度发展的“创新”活动，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而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

『玖』 中世纪西欧城市法的基本内容具体是什么它的商法是怎样形成的

中世纪西欧城市法的形成及其表现形式（法律渊源）：
①特许状；②城市立法；③行会章程；④习惯和判例
中世纪西欧城市法的基本内容（为什么说城市法广泛涉及到公法和私法的各个领域？）
①市民身份；②城市机关的组织；③行会组织；④所有权和债权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