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合体

⑴ 请问春秋战国以前是否有诸法合体

从法制文明的历史考察，伴随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法典化编纂的高潮，中国也不例外。考察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过程，肴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奴隶制的夏、商、周三代积累了丰富的刑事立法经验，开始酝酿制定法。例如，规定了三国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规定了疑罪从赎、疑罪从赦等刑罚适用原则。同时，开始制定《禹刑》、《汤刑》、《九刑》、《吕刑》等，并初步区分狱、讼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形成法典化的渊源。但由于统治阶级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律秘密主义观念，所以阻碍了成文法公布的进程。与奴隶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适应，当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体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设立了中央司法机构，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诸侯国家，还有乡、州两级地方司法机构。
当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伴随地主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剧烈变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郑国子产、魏国李悝等人，在他们主政期间，打破奴隶主阶级对法律的垄断，揭开了法典化的序幕。通过铸刑书和铸刑鼎以及制定《法经》等各种方式，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诸于世，从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历史阶段，成为普遍遵守的法律规则。这一时期李悝制定的《法经》，成为当时法典化的突出代表。从《法经》的内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说，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规定，也包括了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看，该篇法典首先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导原则，主张用法律的手段对于“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杀人无忌”等恶性刑事犯罪，以及抢劫盗窃等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列为刑事镇压的重点，作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务。此外，《法经》规定了《盗法》和《贼法》，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上述两篇实体法的实施，又特别规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后，《法经》还专门规定了具有“具其加减”作用的《具法》，作为全篇的总则，指导各篇的行用。从形式上看，《法经》确实有“诸法合体”的特点，但在内容上也有相应的分工，也就是说，在“诸法合体”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导原则；第二，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规定了总则的基本内容，即各篇有关犯罪的量刑与行刑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进程具有典型价值，虽然它与世界各国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处，即“诸法合体”的形式，但不同之处，它也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领悟到法典原则和法典制定的关系、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关系、总则和分则的关系，虽然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阶段的一些特点(诸法合体、程序法与实体法并立等)，但毕竟把法典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国家的阶段。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二)秦汉社会转型与法典化运动
西周以下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开始形成。进入秦汉，社会转型期后，为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改革上层建筑，特别是法律制度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成为地主阶级奋斗的目标。从有关秦朝的历史文献的记述，到云梦秦简的发掘，人们都可以看到，统一的秦王朝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春秋战国的水平。从当时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导原则来看，秦朝提出“以法为本”、“垂法而治”、“一断于法”、“轻罪重刑”、“事皆决于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则，对于封建刑事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商鞅改法为律，认为“律者，’常也”，“律者，罚罪也”，律的功能作用还在于“范天下之不一归于一”，这样就把封建国家的刑书定位为国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经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诉讼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内容。
汉承秦制、萧何在制定《九章律》时承袭了秦律的传统，在盗、贼、囚、捕、杂、具六律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体例。对于《九章律》，后代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九章律》对秦律作了重要的发展，增加了惩治违反户籍管理，以及财赋征收方面的犯罪内容，增加了惩治违法擅自兴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调动军队的犯罪行为，又增添了惩治违犯牲畜管理规定的各项犯罪，使得封建刑书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又将某些单行刑事立法，经过中央立法部门的整理，上升为国家大法的内容。另一种意见(曹魏时代之刘劭)认为，《九章律》的问世，在体例上有严重的失误，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经》，具法排列最后，也能起到总则对分则的指导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适。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于篇中，从而使总则的地位有所降低，总则的作用也难以发挥。由此可见，在秦汉转型期内，承袭了春秋战国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继续推进法律改革。但从法典化的过程看，秦汉立法仍属于初创阶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这就为后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单纯的国家大法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秦代创造了令、诏、廷行事等，汉代创造了科和比(比又称“决事比”)，于是出现了以多种法律形式调整社会关系，惩治社会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年间，创设了一种“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断案的形式，即所谓“诸夜半无故人人家，主人登时杀死，勿论”。秦汉法律都规定，杀人者斩。但出于正当防卫，将入室犯罪者在格斗时当场杀死，判例规定不追究责任。这种减免处罚的判例规定，对于同类案件具有示范作用。换句话说，可以进行类推，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对同类案件作出科学的、符合逻辑的推理判决。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发展，即将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共同构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体系，它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只承认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传统，又不同于大陆法系只承认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传统，从法律渊源的意义上看，这是中华民族先人的一种创造，它们不固守某种不变的成式，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法律形式，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内，无论是中央的司法体制，还是地方的司法体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在中央，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成为最大的司法审判官，皇帝以下，设立廷尉，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长官。但廷尉已经和商、周的大司寇在执掌上有明显的不同，按照《周礼》、《秋官·大司寇》的记载，大司寇主掌司法审判，同时兼管“刑暴乱”，即负责社会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时期，由于旧贵族的反抗，和社会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剧增，加重了刑事审判工作，从而导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审判权与中央治安管理权的两权分离。于是，在廷尉之外，又设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国治安管理大权。秦汉司法体制的这一变革，意义重大，曾影响了封建后世两千年。此外，秦汉时期还设立了监察机构，即御史大夫和监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这种垂直监察领导方式，有力地巩固了封建集权制度，有效地制约了官吏的不法行为，为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法制文明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中国封建法典化的第一个高潮。隋朝采用中典治国的方针，在《开皇律》中确立了十二篇的法律体系，其中以《名例律》作为律文首篇，充分发挥了总则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改变了萧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状况。与此同时，将秦汉、魏晋以来《囚法》、《捕法》、《捕断》、《系狱》改造成为《捕亡律》与《断狱律》，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律文当中的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内容和行刑规则。封建刑事法律体系改革的成功，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一个标志，此外，隋唐时期，随着社会文明与法制文明的发展，采取了以轻刑主义替代重刑主义的原则，从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这种捌度的进步性表现在：采用身体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残酷野蛮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劳役刑替代野蛮残酷的荆刑和宫刑，以绞、斩两种死刑替代以往残酷的死刑制度，诸如具五刑、枭首、车裂等。从中可以看到，隋唐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保护犯火的劳动力价值出发，推进了刑罚制度的文明化改革，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二个标志。隋唐法律中，特别是唐律当中，虽然确定了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国家大法中，对刑讯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严格限制的。《唐律》之《断狱律》规定：凡刑讯，必须向上级提出申请，上级批准后才能实行；在实行刑讯时，必须有同僚共同参与，才能够动用刑罚，而刑罚总数为杖二百，同时规定要分三次进行。这说明，唐朝统治者认识到，刑讯逼求口供的审讯方法，是存在着很多弊病的，必须严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现冤、假、错案。与此同时，《唐律》之《断狱律》又规定，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如果罪犯“赃证露验”，经审判人员反复推敲研究，理无可疑，即使无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据证据定案。《唐律》的这项规定，是当时刑事诉讼法理科学的重要发展，也是审判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根据。对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三个标志。此外，隋唐确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负责中央司法审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负责流刑以下的审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须上报皇帝，由皇帝最终裁决；刑部负责对大理寺审案的复核工作；御史台则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用以纠正大理寺和刑部审案的失误。隋唐在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审判制度，州县长官就是该地方的司法长官和行政首脑。他们掌握两项主要权力，即案件的批准权和上报权，州县长官以下，设立法曹参军和司法参军，具体审理各类刑事案件，审判结果要报州县长官，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无误，可以批准执行，但审判和执行的案子只限于笞杖和徒刑。如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案件过于复杂，难于定案者，可以上报中央，请求处理。此外，唐朝还规定了死刑的复奏制度，在京实行“五复奏”，在京外实行“三复奏”，通过复奏的形式，尽量减少死刑执行中的冤、假、错案，以此缓和社会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从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和谐司法秩序上，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统治时期，达到了封建统治的巅峰，也可以视为封建法典化进人高潮的第四个标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时代进入了晚期。它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封建中期的特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长在民间，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长期的征战和统治中，形成了带有自身特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他的思想当中，更多的带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在洪武十三年发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后，朱元璋针对此案得出结论，宰相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于君主专制统治不利，应当予以废除。他还强调，今后有人提出要恢复宰相制度的“定斩不赦”。针对此次宰相的变乱活动，朱元璋进行了改革，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响，实行皇帝亲抓六部的垂直领导体制，而且，通过变更法律的体制，实现皇帝运用法律规范约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体例，具体说，就是《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次法律体例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科学的角度看，总则的指导地位固定，依然可以发挥统率作用。此外，这次变革，在分则的领域实现了行政法律规范相对的集中于《吏律》，财政、金融、经济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户律》，礼仪科考等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礼律》，惩办军官、军士犯罪的军事法律相对集中于《兵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刑律》，违法建筑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对集中于《工律》。我们结合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可以看到，这次变革的重要价值即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诸法合体”过渡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就是沈家本所说的“六部分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六部分律”体制的出现，是十二篇体制的重大发展，也是走向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封建法典化进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标志。明清时代是封建晚期社会，在明朝存在厂卫特务干预司法的厂卫制度，在清朝存在着思想高压与文化专制的文字狱制度，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并不能以偏概全，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考察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就会发现，在死刑的复审、复核方面，明清时代步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众所周知，死刑是剥夺人们生命的最高刑罚，一旦执行死刑，便会出现死而不可复生的局面，如果执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话，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明清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死刑复审复核制度上作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划分死刑的两种类别，即立决和监候制度，凡死刑属于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恶性的杀人案件等，一般采取斩立决和绞立决的处刑方式，而对于一般的死刑案件，则采取斩监候和绞监候的处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审或朝审时再作处理。其次，建立临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即九卿会审制度，由中央六部尚书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长官，会同审理绞监候和斩监候案件。具体的形式有两种，即秋审和朝审。所谓秋审，是指在立秋以后，由九卿在天安门西面的朝房会同审理全国上报的死刑案件(绞斩监候案件)。所谓朝审，是指由九卿出面，会同其他官吏审理中央刑部处理的绞斩监候案件，以及京师附近发生的绞斩监候案件。从最后处理的结果来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数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怜因素的死刑案件)、缓决(因证据不足推迟审理案件)，以及留养承祀(独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惟有情实这类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属实无误，故上报皇帝勾决执行死刑。明清时期对死刑案件的重视，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总括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化运动，渊源于夏、商、周三代，初创于战国秦汉，完善于隋唐，变化于明清。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所限，特别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得当时的法典只能是诸法合体、诸法并存，而不可能产生独立的部门法，但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法典化的运动中看出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法典的体例来看，由杂乱无章到体系化，由繁杂到简明，由总则置于篇尾到总则调整到篇首，显示了立法技术的提高与司法经验的丰富和积累，从法典的内容来看，由单纯的刑律的调整，发展到判例与刑律共同调整，采取多种手段调整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日益完善的过程。此外，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央司法机关由单一机构执行法律，到多个机构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执行法律；地方司法机关由长官行使司法权，到长官掌握批准权和上报权，具体案件由司法参军或法曹参军审讯，反映了司法机构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在执法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特别是唐朝的三复奏、五复奏，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都表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社会文明的要求，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草菅人命的态度，而逐步转到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由于本书研究的是刑诉法典化问题，而古代不可能分离出刑事诉讼法，也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刑诉法典，对于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诸法合体的条件下，来研究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变化过程。中国古代初步分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产生了狱和讼的区分，这说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意识到刑事诉讼同民事诉讼，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具体争端的解决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历代的刑书和刑律中，都包含了总则的相关内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断狱》，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所解决的程序问题越来越集中，这同样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走向文明的过程。但是，这一项进步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一种进步，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部门立法的进步不可同日而语，而后者则是前者质变的结果，也是客观发展的必然。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法典化发展历程〔china16300〕

⑵ 民法典将从21年1月起施行，在哪几个方面做了相关调整

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施行，从10个方面做了调整，比如禁止高利放贷，见义勇为免责，设置离婚冷静期等等。

经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而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合同法，民法总则等等同时作废，不再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由民法总则和各分编的合体，它为社会治理赋能，为人权保护加成，为家庭和睦聚力，这是民法典的亮点之处，还新增了与疫情防控有关的三个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⑶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利与弊

2月16日，法制日报三版《法制时空》刊登的《追款追成贪污犯》一文，报道了唐山市开平区陈庄村一位盲人村干部，为村里追回长期追不回的巨额债款后按协议提成，被公安机关以职务侵占罪查处，后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以没收财产的案例。 此案就事论事地讲，无论是以“职务侵占罪”还是“贪污罪”定性判处，都是说不过去的。按照刑法的规定，这两种罪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窃取、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不同的只是犯罪主体分别为企业等单位中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而有所区别。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人员，到底是何种主体，目前法律界有不同的认识，在此可以不说。但从行为的主观上看，本案中的盲人村干部是想以自己的努力为村里追回债款之后据此获取经济利益，并无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从行为的客观上看，他是在履行了协议规定的义务之后，按照协议规定的提成比例而取得财物，并未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秘密窃取和以其他手段骗取公共财物。所以，他的行为不符合这两种罪的主观、客观要件。此案是因为他拿钱多，有人怀疑他和村委会串通起来，以协议为掩护而攫取公共财物。但怀疑毕竟是怀疑，一审判决书中“并没有明确举出相关证据”。 既然“串通骗钱”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他拿钱多了还是少了的争执，就完全是民事问题了。协议是本案的关键，因为他拿钱是按协议规定的比例拿的。本案中的协议，是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本应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却采取了分别向村民发放“征求意见明白卡”（获得全村116户中74户的同意）的做法，对此可以认为是不规范的。对这种未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操作而订立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内容是否合理，如果认定为无效或者内容不当时应当如何处理因协议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应当依照这些法律去解决。 这种本应由民事法律调整的问题，却要用刑事法律去解决，说明在我们的司法工作中还存在着刑民混淆不清的问题。“诸法合体，刑民不分”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最显著的特点，由此形成司法中的传统是重刑事轻民事，遇有纠纷和违法之事，先从刑事上考虑是不是治罪，民事官司输了也要“挨板子”。这种刑民混淆的危害，首先是扩大了刑法的适用范围。刑法作为国家严格规范和约束公民行为的重要法律，其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等。如果随意扩大它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对公民行为干预过多，动辄处以处罚，势必降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度，给公众造成心理压力，使其过于谨小慎微，不能发挥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如本案中，这位盲人村干部，拄棍探路、自负开销、百般辛苦地为村里讨回巨额债款，却仅仅因为他与村里签订合同的程序有所不当或者取酬多了一些就被逮捕判刑，那以后还有谁愿意为众人之事挺身而出、甘愿吃苦、甘冒风险？ 其次，把本应由民事法律解决的问题交由刑法处置，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也不利于民事纠纷的解决，这是为许多司法实践中的教训所证明了的。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意思自治，我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即是此意。本案中，在“串通骗财”无实据之后，如何处理该村干部追款的报酬问题，就应当先由双方当事人去协商解决，可以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他们自行解决不了时可以启动民事诉讼程序，何劳刑事司法人员？

⑷ 民法典的内容。

一、民法典包括什么内容(《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民法典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包括七大篇章，分别是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二、公民民事权利内容
1、根据民事权利是否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民事权利可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人身权，是指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与主体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
2、根据权利的作用，民事权利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
支配权，是指主体对权利客体可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都属于支配权。
请求权，是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抗辩权，广义上是指抗辩请求权或否认他人的权利主张的权利，有的称为异议权;狭义上是指对抗请求权的权利。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得以自己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
3、根据民事权利的效力范围，民事权利可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
绝对权，又称对世权，是指其效力及于一切人，即义务人为不特定的任何人的权利。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都为绝对权。
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是指其效力及于特定人的权利，即义务人为特定人的权利。债权为典型的相对权。
4、根据两项相互关联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民事权利可分为主权利与从权利。
主权利，是指两项有关联的权利中不依赖另一权利可独立存在的权利。
从权利，是指两项有关联的权利中其效力受另一权利制约的权利。
5、根据相互间是否有派生关系，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利与救济权。
原权利为基础权利，是权利性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
救济权是由原权派生的，为在原权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的现实危险而发生的权利，是保护性法律关系中的权利。
6、根据权利有无移转性，民事权利可分为专属权与非专属权。
专属权，是指无移转性，权利人一般不能转让，也不能依继承程序转移的权利。人身权就属于专属权。
非专属权，是指具有转移性，权利人可以转让，也可依继承程序移转的权利。财产权多为非专属权。

⑸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认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征的观点，至今被不少著述视为“定论”广泛沿用，未曾受到质疑。对于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中国古代在诸法合体的结构形式中，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

我赞同中华法系是“民刑有分”、“历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论断，但以为律典的特征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观点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诸方面的法律并未包括在其内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承认中华法系是由诸部门法构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认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时又说律典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是否以刑调整法律关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诸部门法的根本区别。倘若律典是“诸法合体”、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内容在内的话，怎么能把它仅归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呢？倘若历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话，又怎么能把中华法系的特征概括为“民刑有分”呢？显然，这一观点混淆了律典的性质和无限地扩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内容的范围。

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历朝的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内容极其丰富。从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汉代、明代的行政、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数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内。其它朝代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设置了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以“简当、稳定”为编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无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进去。

其二，律典调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关系
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认为我国古代始终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这种论点是不符合史实。从先秦到明清，刑事与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是不同的。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吕侯制刑，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刑、礼）相为表里者也”。自商鞅“改法为律”， “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礼的名称虽数千年以一贯之，但其性质却颇有变异。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其内容含盖了包括民法在内的诸部门法。自秦汉以后，还出现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采取“应为”、“不应为”的方式，从正面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生活规范。魏晋以后，大量制令，“令”愈显独立，统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规范在内的法律法规，多归于“令”。礼、令与规定如何处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规定具体的刑罚。正如《晋书》卷三0《刑法志》云：“军事、田农、酤酒，……不入律，悉以为令，违令有罪则入律”。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
在我国古代法律中，虽然没有象现代一样出现专门的民事诉讼法典，但在诉讼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划分，《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即为民事诉讼；“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即为刑事诉讼也。民事、刑事诉讼自古有别，历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区分。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类著作，对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 在阐述历代法制时，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等法律制度 列为专章进行研究的，该书中对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的民事法规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因此，不能仅以刑事法典为据，就断定我国古代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类法律关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别，这些立法原则古今是一样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现代法学理念看来，应以民事、行政法等调整的社会关系却用刑法处理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是与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儒家礼教、家族观念对立法的影响有关，也与古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有关。历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内容的刑罚规定，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都是属于"出礼而入刑"的范围，与所谓的"民刑不分"无关。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就不能说其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一样，也不能因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问题，就断定它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其三，从历朝法典的编纂情况看，综合性的编纂形式是我国成文法典普遍所采用的，并非为律典所独有。
我国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类法典的编纂也很发达。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编纂。据史载，晋国赵盾“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是有文字可证的我国古代编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记载，然这部法典当时尚未公布。战国时李悝所撰《法经》，是我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于秦汉；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于魏晋；以会典形式记载典章和法律制度，始于唐而继于明清。魏晋以后的大多数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设范立制”，与律典并行。令典是以行政类法律为主、包括有经济、民事、军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唐六典》和历代《刑法志》记载，魏修律18篇时，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180余篇。
秦汉主要法律形式及代表性法律举要

表一

朝代
法律形式
法律名称举例
文献出处

秦
律
秦律除《盗》、《贼》、《囚》、《捕》、《杂》、《具》六律外，尚有下述单行律

置吏律 效律 传食律

行书律 内史杂律 属邦律

除吏律 除弟子律 游士律

田律 厩苑律 仓律

金布律 关市律 徭律

赍律 公车司马猎律

藏律 傅律 军爵律

中劳律 戍律 屯表律

尉杂律 工律 均工律

司空律等
睡虎地秦墓竹简

令
焚书令 谥法令

田令 垦草令

津关令

夷三族令
《史纪·秦始皇本纪》

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书·惠帝纪》张晏注

《汉书·高后纪》

程
工人程
睡虎地秦墓竹简

式
封诊式
睡虎地秦墓竹简

课
牛羊课
睡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

答问
法律答问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告
语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
律
1. 正律

九章律 （9篇，综合编纂类）

傍章 （18篇）

朝律 （6篇）

越宫律 （27篇）
《汉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吕后）二年律令

（律令名28种，综合编纂类）
江陵张家山汉简

2．杂律（单行律）

大乐律
《周礼·春官·大胥》注

尉律
《汉书·昭帝纪》注

上计律
《周礼·春官·典路》注

酎金律
《续汉书·礼仪志》注

钱律
《史记·将相名臣表》

田律
《周礼·秋官·士师》注

田租税律
《史记·将相名臣表》

左官律
《汉书·诸侯王表》

挟书律
《汉书·惠帝纪》

令
1．以甲乙丙为名（综合编纂类）

令甲

令乙

令丙

2．以地区为名（综合编纂类）

乐浪挈令

北边挈令

3．以官署为名（综合编纂类）

光禄挈令

大尉挈令

廷尉挈令

廷尉板令

大鸿胪挈令

御史挈令
《汉书·宣帝纪》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说文·系部》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0·28

《汉书·燕王刘旦传》

《敦煌汉简释文》982

《汉书·张汤传》

《晋书·刑法志》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496

《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8

4．以内容为名（多为单行法）

秩禄令

宫卫令

品令

任子令

予告令

功令

受所监临令

（以上为职官管理类）
《汉书·文帝纪》注

《汉书·张释之传》注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汉书·哀帝纪》

《汉书·冯野王传》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景帝纪》

田令

水令

马复令

金布令
《后汉书·黄香传》

《汉书·儿宽传》

《汉书·食货志》

《汉书·高帝纪》注

缗钱令 （以上为经济管理类）
《汉书·食货志》

祠令
《汉书·文帝纪》注

祀令
《汉书·郊祠志》注

斋令 （以上为礼仪类）
《汉书·祭祀志》注

戍卒令
《史记·将相名道表》

公令

卖爵令 （以上为军事类）
《汉书·何并传》

《史记·平准书》

狱令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箠令
《汉书·刑法志》

谳狱令 （以上为司法类）
《汉书·平帝纪》

胎养令
《后汉书·章帝纪》

养老令 （以上为养老、胎养类）
《汉书·文帝纪》

科

谳法科
《后汉书·郭躬传》

首匿科
《后汉书·梁统传》

宁告科
《后汉书·陈忠传》

钻钻科

亡逃科

异子科

投书弃市科
《后汉书·陈宠传》

《后汉书·陈忠传》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品
仪品

守御器品
《汉书·梅福传》

《散见简牍合辑》203简

复作品
《居延新简》EPT56·280-281

就品

赎品
《敦煌汉简》1262简

《居延新简》EPT56·35-37

烽火品约
《居延新简》EPF16·1-17

比
决事比
《周礼·秋官·大司寇》注

死罪决事比
《汉书·刑法志》

辞讼比
《东观·汉记·鲍昱传》

法比都目
《汉书·鲍昱传》

嫁娶辞讼决
《晋书·刑法志》

决事比例
《晋书·刑法志》

司徒都目
《晋书·刑法志》

廷尉决事
《新唐书·艺文志》

⑹ 民法与民法典的区别与联系

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一本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摆放在与会人员面前，提请会议审议。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民法总则“合体”，成为过去一年来国家立法工作中耀眼的一道印记。

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到 “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民法典立法之路蹄疾步稳。

2019年，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拆分审议密集进行。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进一步完善防止性骚扰有关规定、合理确定无效婚姻的情形、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规则……努力倾听人民心声、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回应社会诉求、满足新时代人民法治需求、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让立法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最大共识。

民法典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13718位网民提出114574条意见。社会公众普遍认为，编纂民法典，以法典化方式确认、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取得的法治成果，充分彰显、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优势。

随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临近，民法典草案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几代人热切期盼的中国民法典，即将迎来历史性时刻。

⑺ 什么是合体法

认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征的观点，至今被不少著述视为“定论”广泛沿用，未曾受到质疑。对于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中国古代在诸法合体的结构形式中，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

⑻ 中国民法系统更新完毕了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被称作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一系列关乎中国民众婚姻、居住、网络生活，甚至是如何起名的新规也正式施行。如何看待这些新规？如何理解这些改变背后的意义？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全程参与民法典立法的权威专家孙宪忠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现在已有现行法律300多部，涉及民事商事的法律也有20多部，为什么还要再立一部民法典？

孙宪忠：简单说有三方面的价值。

第一是因为以前20多个法律显得很零散，不成系统。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民法典，而我们是碎片化的法律。民法典立法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把这些法律编在一起，使得法律内在的系统比较协调。

第二是提升法律本身的时代性。这(部)法律是人类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的法律，而以前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很少照顾到。我们现在制定的民法典，其中规定数据资产的问题，尤其现代化信息化社会条件下隐私保护的问题等，实际上就适应了现代化的要求。

第三是要弥补原来法律立法的短板。我们过去有些法律，像民法通则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它在投资制度、人民权利制度很多方面都跟市场经济体制、跟人民权利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甚至连《合同法》都有这样的缺陷。通过这次新的立法，把这些制度短板都给弥补了。

所以民法典可以说从思想性、技术性、体系方面都实现了极大的飞跃和更新，这就是它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王珊珊 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法典非常重要，您之前多次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他一生的功绩并不在于打了多少胜仗，而是他为法国制定了民法典。为什么这么讲？

孙宪忠：这是法制史上一段佳话。

法国民法典编撰之前，法国有50多个省，民法领域的法律体系有400多个。所以当时伏尔泰说，你(骑马出行)上马的地方是一个法律体系，下马的地方就(是)另一个法律体系，换法律比换马还频繁还复杂。法律体系不统一，国家经济怎么发展？这个话对拿破仑有很大的刺激。拿破仑执政以后，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民法典搞出来，推进社会进步。他用系统性的法律，实现了法国市场规则的统一。

虽然在法国民法典之前也有法律，但是没有像法国民法典影响这么大。从现在来看，我们从(这个)法典也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⑼ 在《民法典》颁布前,我们一直使用的民事法律叫什么

颁布之前，普通案件适用民法通则，各专门案件有各专门法律，比如婚姻继承法，合同法，物权法。各法之间因为编纂时间和编纂者不同，难免存在矛盾之处。民法典把他们重新统一修订整编。

民法典由民法总则与各分编“合体”而来，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及附则。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物业费、离婚纠纷，民法典涵盖了民事活动的方方面面。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9)民法合体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同时废止。民法典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增加了人格权编。

创造性地将关于人格权的规定独立成编，这在世界民法典的立法史中具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在更好更充分地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目标的同时，也必将为世界法治发展提供新的样板，扩充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