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江刑法

㈠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法律规定是怎样的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法律规定是在原则的基础上，对认罪认罚的人员进行从宽处理，但是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

根据《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一条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要尽量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办理；

探索相适应的处理原则和办案方式;对因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真诚悔罪并取得谅解、达成和解、尚未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要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对其中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

一般应当体现从宽;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应当慎重把握从宽，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第二条 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既要考虑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又要考虑其所犯罪行的轻重、应负刑事责任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照法律规定提出量刑建议，准确裁量刑罚，确保罚当其罪，避免罪刑失衡。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主犯认罪认罚，从犯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注意两者之间的量刑平衡，防止因量刑失当严重偏离一般的司法认知。

第三条 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证据裁判要求，全面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证据。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作出有罪裁判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的，依法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或者宣告无罪。

第四条 坚持公检法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依法推进从宽落实。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强化对自身执法司法办案活动的监督，防止产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

(1)王其江刑法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

第二百七十九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㈡ 刑法修正案九最新消息

目前还没有消息，以下是关于刑法修正案九最新动态的最新动态：
6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纷纷表示，这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充分吸纳了一审时很多委员、代表和群众的意见，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同时，他们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意见建议。

其中，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关于行贿犯罪规定了第二种情形，即“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此，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此款很容易成为行贿犯罪者的免罪理由，放纵行贿犯罪行为。受贿和行贿都是犯罪，没有行贿才没有受贿。对行贿犯罪，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以减轻处罚，但不可以免除处罚。

毒驾建议入刑

“毒驾”入刑是很多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共同呼声。“据统计，我国现在吸毒人口达1400余万，比2008年增长了6.8倍，而且吸毒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吸毒人员驾驶车辆，会有方向感、距离感和时空感的错乱，发生事故风险明显增加。与酒驾相比，毒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更大，但是按照现行法律，与酒驾相比，毒驾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明显偏轻。”方新委员说。

韩晓武委员表达了类似观点，并且指出，“据有关部门检测，酒后驾车比正常反应时间慢12%，而毒驾比正常反应时间慢21%，特别是毒瘾发作时驾车更加危险。另一方面，目前吸毒快速检测技术已获得突破，公安机关采用唾液检测法，在路边就可以进行吸毒筛查。毒驾完全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应纳入刑法范畴。”

对于收买拐卖妇女建议删除“免除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进行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此，张平委员表示，“新的规定仍保留了‘可以从轻处罚’，这一规定的最初动机是好的，从具体案例看，这样可以降低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儿童的难度。但这种‘从轻’不利于震慑拐卖儿童犯罪，不利于彻底肃清被拐儿童的买方市场。”

“我支持将收买拐卖妇女和收买拐卖儿童区分开来，但是对于收买妇女，建议删除‘免除处罚’。”
列席本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甘善泽说，因为在买卖妇女过程中，都会有违背妇女意愿，胁迫妇女、欺骗、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出现性侵犯行为，都会造成受害人的精神伤害。

有关恐怖犯罪的量刑偏轻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对有关恐怖活动犯罪作出了新的规定。“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对恐怖犯罪等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惩处保持了高压态势，也对社会危害较轻或者有从轻情节的犯罪，留下从宽处理的余地和空间，总体上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能够较好地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需要。”王其江委员说。

同时，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目前有关恐怖犯罪的量刑仍然偏轻。其中，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将刑法第三百二十条的部分内容修改为，“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㈢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体现反腐败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在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有什么重要修改和完善，对中国的反腐败会有怎样的促进作用?”这是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表示，刑(九)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法网，完善了有关制度，加大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

那么，刑(九)相关条款是怎样体现惩治腐败犯罪法网“严密”性的?接下来，将会为反腐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日前，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数额+情节”

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在8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介绍，刑(九)进一步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将以前规定的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完善为“数额+情节”标准，更符合实际情况，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适应。

“对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使其更具弹性，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9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彭新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现行刑法过于突出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彭新林分析说，1997年刑法修改时确定的5000元起刑点，与我国自古以来“计赃定罪”的立法传统有关。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具体标准早已脱离实际，而且也会令公众产生“量刑不公”的质疑。比如，“为什么受贿500万元的与受贿2000万元的，判处的刑罚一样?”“为什么有的贪官受贿几百万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的受贿几千万元只是死缓?”

“在单纯数额标准之下，人们很容易忽略犯罪情节，如是否对国计民生产生恶劣影响，是否有索贿情节，是否抗拒、干扰调查，是否拒不认罪等。”在彭新林看来，“数额十情节”的弹性标准确立后，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也更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数额十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待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即无论贪污受贿数额多少，只要情节严重，就要受追究;在打击腐败和量刑时，可以避免一些争议和误解;非常重视腐败的后果和影响，能提高反腐败力度，也让腐败分子减少侥幸心理。

“‘数额+情节’标准，也符合国际反腐大趋势。”庄德水表示，国际上对腐败行为也不规定基本数额标准，而是综合考量结果。从现在反腐败发展趋势来看，一些利益输送、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可能具体金额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对此应加以严惩。否则有的官员觉得自己没有拿到那么多钱，就不会受到惩处。

根据刑(九)，起刑点在个案中可能会高于5000元，对此该怎么看?“威慑作用不会减弱。”彭新林说，以往的5000元和现在是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危害性的衡量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在“数额十情节”标准下，同样的贪污受贿数额，但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可能比以往处罚得更重。刑(九)对贪污受贿定罪的二元、弹性标准，更科学、更有威慑力。

“终身监禁”

让“巨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审稿新增一大亮点，即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规定“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内容被保留至表决稿并获通过。

“这不是一个新的刑种，它的对象只是针对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具体执行中的一个特殊措施。”臧铁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

“这在我国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将载入史册。”刑(九)草案三审时，任茂东委员对“终身监禁”内容表示肯定。这一内容，源于部分常委会委员的建议。草案二审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王其江委员建议增加终身监禁刑罚，赵白鸽委员建议对此进行专题讨论。

三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简称“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规定“终身监禁”等问题召开座谈会。最高检、公安部赞成死缓不得减刑的规定，认为对严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与此同时，刑法室也通过外交部致电我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1国使馆，了解这些国家终身监禁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调研发现，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就是最严厉的刑罚。该11国法律都规定有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就是‘不许他出来’，相当于死刑，但基于人性的尊重又没有剥夺其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信威慑力会很大。”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李景平分析说，司法实践中，一些贪官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通过减刑、假释得以重返社会，“这是老百姓对反腐效果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让一些贪官有了‘越狱’的侥幸心理。”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让受贿数额不等的人的刑期产生差别。”李景平说。

“刑法中明确写入‘终身监禁’，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诉记者，规定“不得减刑、假释”，是终身监禁落到实处的双保险，一方面可以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我国死刑的负面压力，更好地开展国际追逃。

彭新林认为，“终身监禁”体现了严厉惩处腐败的方针，高压反腐会成为常态。同时也体现慎用死刑精神，发挥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对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慑作用，“想到没有出来的希望了，心理震慑会很大。”

严惩行贿

让“围猎”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过向国家工作人员陈某行贿30万元、向对水务局相关官员有影响力的市民张某行贿70万元等手段，接近、拉拢水务局相关官员，违规向该市一水库倾倒残渣余土。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七)，认定陈某、张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徐某的行贿行为，法院仅认定其向陈某行贿30万元构成行贿罪，而对其向张某行贿70万元的行为则未定罪量刑。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则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后，类似徐某行贿张某这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行贿的行为，也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庄德水表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是近年来滋生的腐败现象，一些行贿中介“围猎”官员无效的时候，会转而向官员身边的人，如亲属或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如高薪聘请、重金送礼、合作经营等，以“曲线”行贿的方式达到目的。“刑(九)的这一条款相当于切断了行贿渠道，压缩了行贿犯罪的空间，对行贿人将给予沉重打击。”

记者看到，刑(九)对行贿犯罪增加了财产刑，在每一档量刑中新增“并处罚金”。“这是让行贿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项惩处。”庄德水认为，很多行贿人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和需求才行贿，现在让他经济上受损、无利可图，相当于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贿人行贿目的是获取更高收益，如果给予单纯的自由刑，其财产没有损失，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利于遏制寻租行为发生。而有了财产刑以后，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会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贿行为。

此外，刑(九)还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依据现行刑法第390条，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九)则规定，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行贿人加大惩处力度，是从源头上打击腐败，从而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那么，对行贿人“免除处罚”门槛的提高，是否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挑战?

“这对司法机关办案会有一定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获取犯罪证据。”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官员的惩处，另一方面加大对行贿犯罪空间的压缩，“两头掐，才能真正减少腐败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应该服从于司法的实质正义。”庄德水表示，换个角度看，刑(九)的这一修改，也是倒逼侦查机关、司法机关提高反腐败查案能力，不依赖口供，更多依靠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

“受贿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别是一对一的受贿犯罪人不供述的时候，行贿人如果不指控，会给侦查带来挑战。”彭新林分析说，但是刑(九)的修改也并不是说行贿人指控了受贿人就没有回报，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现时还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参考：网页链接

㈣ 谁知道刑法修正案的消息最新消息跪求

“毒驾”入刑是很多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共同呼声。“据统计，我国现在吸毒人口达1400余万，比2008年增长了6.8倍，而且吸毒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吸毒人员驾驶车辆，会有方向感、距离感和时空感的错乱，发生事故风险明显增加。与酒驾相比，毒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更大，但是按照现行法律，与酒驾相比，毒驾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明显偏轻。”方新委员说。

韩晓武委员表达了类似观点，并且指出，“据有关部门检测，酒后驾车比正常反应时间慢12%，而毒驾比正常反应时间慢21%，特别是毒瘾发作时驾车更加危险。另一方面，目前吸毒快速检测技术已获得突破，公安机关采用唾液检测法，在路边就可以进行吸毒筛查。毒驾完全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应纳入刑法范畴。”

对于收买拐卖妇女建议删除“免除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进行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此，张平委员表示，“新的规定仍保留了‘可以从轻处罚’，这一规定的最初动机是好的，从具体案例看，这样可以降低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儿童的难度。但这种‘从轻’不利于震慑拐卖儿童犯罪，不利于彻底肃清被拐儿童的买方市场。”

“我支持将收买拐卖妇女和收买拐卖儿童区分开来，但是对于收买妇女，建议删除‘免除处罚’。”
列席本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甘善泽说，因为在买卖妇女过程中，都会有违背妇女意愿，胁迫妇女、欺骗、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出现性侵犯行为，都会造成受害人的精神伤害。

有关恐怖犯罪的量刑偏轻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对有关恐怖活动犯罪作出了新的规定。“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对恐怖犯罪等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惩处保持了高压态势，也对社会危害较轻或者有从轻情节的犯罪，留下从宽处理的余地和空间，总体上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能够较好地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需要。”王其江委员说。

同时，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目前有关恐怖犯罪的量刑仍然偏轻。其中，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将刑法第三百二十条的部分内容修改为，“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