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联邦刑法典

A. 法律上判刑所说的"缓刑"是什么意思

法律上判刑所说的"缓刑"的意思是刑法的暂缓执行，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执行所判处的刑罚。

缓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缓刑适用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时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刑期到中期的情况下，若其中一罪有判处缓刑的量刑，应附加吸收原则，使缓刑不再执行），中期和长期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累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通常称为“死缓”，是收监，注意区分。

(1)瑞士联邦刑法典扩展阅读：

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新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适用缓刑情形予以规范，以列举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四种情形一般不适用缓刑。

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

但是，司法解释同时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不具有悔罪表现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

刑法修正案八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B. 我国性贿赂犯罪立法的历史

无现行立法
摘 要：性贿赂因其独有特征,成为贿赂犯罪中一种新犯罪方式,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将性贿赂犯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十分必要。

关键词：性贿赂犯罪 立法争论 立法构想
贿赂犯罪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1]，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贿赂罪作为职务犯罪重点予以打击。但是贿赂的范围问题在各国的刑法理论中及立法体制上有很大差别。在刑法学界，有三种主要观点：1．财物说，认为贿赂仅指金钱和财物。2．物质利益说，认为贿赂通常指金钱和物品，但在特定场合，贿赂可指财产性利益。3．需要说，认为“贿赂应包括一切能满足人们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无形利益在内”[2]。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受贿罪目的物限定为财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贿赂犯罪出现新形式:权色交易。有学者统计，发生在上世纪末十年上千例腐败犯罪案件中竟有九成以上夹杂各种形式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正成为和权钱交易不分伯仲的腐败交易方式。[2]性贿赂危害性不亚于财物贿赂，但因法无明文，使此种贿赂犯罪成法律死角 ,此立法形势不利于反腐倡廉和对贿赂犯罪的打击预防。

一、关于性贿赂罪的立法争论

在我国，对“性贿赂罪“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和公民对“性贿赂罪”立法持反对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和大部分公民持支持态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至少有四种理由：其一，“性贿赂”与“有感情”难界定。其二，“性贿赂”定性取证难。性行为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故所收集的证据形式往往只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很难取得其他形式证据,即形成“孤证”。因此, 对“性贿赂”定罪的证据采集,法律上就形成瓶颈。[3]其三，“性贿赂”定罪量刑难。此观点认为，从现行刑法来看，贿赂行为罪与非罪，贿赂的量刑轻重都视贿赂财产数额多少而定，而“性”无法量化，所以“性贿赂”定罪量刑依据就成问题。其四，“性贿赂”立法有违刑法谦抑性。“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4]若将“性贿赂”纳入犯罪体系,会扩大刑法“杀伤面”,破坏刑罚均衡性。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认为：其一，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特征。性贿赂成为法律空白与死角，不利于反腐倡廉。其二，“性贿赂”犯罪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调整己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必须用刑法加以约束。这也完全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的条件,即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5]其三，从功利角度而言，性贿赂实不能量化，但不能为追求量刑便利而排除贿赂犯罪的现实性、危险性，忽略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其四，从犯罪构成上说，在本质特征及其目的上，性贿赂均属于贿赂犯罪形式，都反映了贿赂犯罪实质—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笔者赞同此观点，利用性为贿赂标的物，具有诱使受贿者滥用权力为己谋利的社会危害性。从立法角度看，对此行为进行规制非常必要。

二、性贿赂的刑法学理基础

法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立法、执法及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笔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及国外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性贿赂立法提供刑法学理解释。

1.我国古代已将性贿赂纳入律法调整范围

女色贿赂的相关律文最早似可溯至舜时。以后各代直到春秋时一直沿用此罪。行贿者犯法为“昏”,即有事者用女色行贿主司之官以求胜诉;受贿者违法称“墨”,即主管官吏贪图美色渎职卖法。后来的律法将财物贿赂和女色贿赂同等看待,是有其渊源的。唐以前的相关律文多亡佚,故不得其详。就完整保存下来的唐、明、清律法来看,当时统治者对女色贿赂的危害深有警戒。《唐律疏议》曰：“有事之人，或妻或妾，而求监临官曲法判事，娶其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亲属知行求枉法，而娶人妻妾及女者，自依本法为从坐。”[6]此后的元律和大清律也有类似规定。国民党时期对官吏性犯罪也制定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对防止官吏腐败作用非常明显。

2.国外和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足可借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内容，且在各国刑法典中予以明确规定。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19条规定“公务员对其不执行职务或迟延执行或违背职务之行为,而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或期约金钱或其他利益者”,可构成违背职务之受贿罪。[7]1971年修订的瑞士刑法第315条规定“当局成员、官员、法官……为将来的违背职责的职务行为索要、接受或让他人允诺不属于他们的利益的，处3年以下重惩役或监禁刑。”[8]1976年联邦德国刑法典第331条规定“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和收受利益者，均为受贿罪”。[9]法国刑法典第433—1条、第433—2条、第434­—9条均规定禁止“直接或间接索要或者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

我国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2条规定,公务员索取和接受任何其他服务等利益的构成受贿罪;其第5条规定,任何人士无合法权力或适当理由,向公共机构雇员提供利益,诱使其以任何方法滥用其职权的行为,构成行贿罪。而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21条规定:“公务员或者仲裁人对于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或者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

通过对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立法研究，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典中关于规制贿赂行为的条款有所疏漏。

三、惩治性贿赂的立法构想

1.性贿赂犯罪的认定

性贿赂受贿主体无性别限制。实施这种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殊主体,即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受贿者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性服务.性贿赂犯罪既遂应以发生性关系为主要标准, 同时兼顾不正当利益实现的次要标准。因通常情况下以性关系的发生为既遂标准,但特殊情况下当事人约定事后性贿赂,应以不正当利益实现为标准。立法上，应采取增设条款方式，在第385条下增设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接受他人或第三人提供性服务，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按第一款规定论处。在第389条下增设一款，作为第二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情节严重的，按第一款规定论处。

2.性贿赂罪的量刑

与财务贿赂犯罪相比,对“性贿赂”犯罪主体的定罪量刑不仅要看到受贿人获得了什么物质利益,更要看受贿人利用职务给国家集体造成怎样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行贿、受贿数额较小但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现象。因此,以贿赂数额来确定构成犯罪与否及作为量刑依据不可取,对“性贿赂”犯罪更不能单纯用贿赂数额衡量。因而，在异性行贿人直接以色相贿赂,或受贿人主动索取权色交易情况下,要把性贿赂行为所致的社会危害程度作为量刑主要标准,把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的非法利益大小、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的大小及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造成的破坏大小等情况综合起来考虑确定刑事处罚。

将“性贿赂”犯罪真正纳入法律范畴,还需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司法解释以规制现存权色交易,以待时机成熟之时由立法机关修改现行刑法，将其真正纳入刑法典。

参考文献

[1] 梁根林．《受贿罪法网的漏洞及其补救——兼论刑法的适用》[J]．中国法学．2001,（6）．

[2] 王作富．《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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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勇,徐彬．《性贿赂探讨》[J].河北法学2001年第5期第111页．

[6]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一四）〔M〕．户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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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久生.瑞士联邦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00．

[9] 徐久生，庄敬华．德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27

C.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什么时候能实行

截至2020年12月6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中国没有实行，具体实行日期尚未可知。

2003年12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在全国首开先河地提出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方案，并提出了具体措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

办法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的人，由原审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在服刑期间、服刑期满后的悔过表现，是否达到了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等项进行考核、调查，经法院审查通过后，对申请人作出决定撤销前科裁定，为申请人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

此时，该未成年人的前科归于消灭，视为未曾犯罪，并依法恢复其先前的法律地位。但对构成“累犯”的，不能取消其前科，对虽然是偶犯、初犯，但性质较为严重，也不在“消灭”之列。

(3)瑞士联邦刑法典扩展阅读：

世界法制先进国家大都在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对被判处刑罚或认定有罪的未成年人依法视为无刑事前科。

如：1948年《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予执行，适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另一种为法官依据一定的情况和程序宣布消除其刑事污点，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

如：1974年《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97条规定：“如少年刑法官确信，被判处少年刑罚的少年犯用无可指责的行为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就以官方的名义，或者根据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告取消刑事污点。

根据检察官的申请，或者在提出申请时，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尚未成年的情况下根据少年刑事诉讼办理机构的代表的申请，也可以取消刑事污点。”

《瑞士联邦刑法典（1996年修订）》第96条第4款规定：“被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英国前科消灭法》也规定了撤销犯罪记录的制度。这些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进行了确认，给犯罪后真心悔改的未成年人融入社会重新做人提供了有力保障，避免了其某些“资格”的丧失和人格遭受歧视。

D. 教唆犯的教唆犯之本质

通过对大陆法系各法域刑法立法例与刑法理论的探讨可知，大陆法系各法域坚持教唆犯的从属性原则及其处罚的独立原则。而在中国，通说认为，教唆犯的性质为从属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二重性，但是根据中国刑法及相关理论可推知，中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教唆犯性质在本质上是与大陆法系各国的从属性说一脉相承的，即根据中国刑法立法例可以认为中国坚持教唆犯的从属性质，而教唆犯的处罚亦属于处罚独立原则。
“人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一切的主人，却比一切更受奴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大声疾呼。千百年来，人类为了挣脱枷锁与奴役而不懈奋斗，尤其在反对思想犯罪方面，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到近代的法治国，从西欧的理性文化到中国的“西学东渐”，人类前赴后继为争取自由而努力。然而经历了警察国、法治国直至后现代的文化国，我们的法律中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思想犯罪”的“痕迹”。教唆犯，古中华法系称为造意犯，在黑暗时代该犯罪形式曾作为公权力吞噬私权利的有力工具，但在现代法治国家保障私权利抑制公权力的背景下保留该犯罪形态也必然使教唆犯的性质发生质的变化。
然而，现代关于教唆犯的性质问题，中外法学家众说纷谈，莫衷一是，主要有教唆犯独立性说，教唆犯从属性说等学说。但教唆犯的性质究竟为何，具体而言，在中国法域内，在现有刑事法律规制下，教唆犯的性质究竟如何界定才能符合中国现实刑法之精神。笔者试图以境外关于教唆犯的刑法法条及理论为依据，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刑法第29条所规定教唆犯之性质问题。
一、大陆法系关于教唆犯的立法例及其相关学理
1、德国现行刑法典在第二章行为之第三节行为人共同体和参与中具体规定了教唆犯。其中第26条规定：“故意的确定了他人达于其故意实施了的违法行为者，作为教唆者与行为人同样处罚。”
同时关于教唆犯的处罚问题，德国刑法第29条规定“参加者的独立的可罚性。对每一个参加者，都不考虑他人的责任而根据其责任予以处罚”。（1）力图确定他人去实施重罪或者去教唆重罪者，根据有关重罪的力图的规定予以处罚。但是，其刑罚必须根据第49条第1款予以轻处。相应地适用第23条第3款的规定。（2）就实施重罪或者教唆重罪，表示愿意、接受他人的请求或者与他人约定者，同样处罚。”
德国刑法第26条规定了教唆犯的法定含义，从中可以看出德国对教唆犯的立法采取共犯从属性原则，即教唆犯的犯罪成立从属于正犯，而且根据麦耶对共犯从属形态的划分，德国教唆犯立法例采取的是限制从属形式。
根据德国刑法第29条，德国学者认为德国现行刑法对共犯人采取同等处罚原则。即对共同犯罪人实行独立责任制。根据德国刑法促进理论，教唆犯因为唤起了正犯的犯罪故意而促成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和违法的行为，因而其本身就是有责的。由此可知，在被教唆人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罪或者虽实施但没有达至既遂时，由于教唆犯“力图确定他人去实施重罪或者去教唆重罪，根据有关重罪的力图予以处罚”。
2、现行意大利刑法在第四章罪犯和被害人之第三节第115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果两人或两人以上为实施犯罪目的而达成协议，并且该犯罪没有实施，不得仅因协议行为而对任何人予以处罚。但是，在为实施某一重罪而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适用保安处分。在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教唆已被接受，但犯罪没有实施，适用同样的规定。如果教唆没有被接受，并且属于教唆实施某一重罪，对教唆人可以处以保安处分。”据此可知，对于“被教唆人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犯罪”之教唆犯，意大利刑法并不对其处以刑罚，即并不认为此时的教唆犯构成犯罪。
由于第117条之规定即“如果由于犯罪人的人身条件或身份或者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对某些共同犯罪人改变罪名，其他人也对相同的犯罪负责”，我们可以认为，意大利刑法典对共犯也采取共犯从属性原则。
意大利刑法第110条关于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规定：“当数人共同实施同一犯罪时，对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人，均处以法律为该犯罪规定的刑法，以下各条另有规定者除外。”可见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而无论其既遂、未遂、或者实行中止，意大利刑法均对教唆犯以其所教唆的犯罪定罪处刑。但根据第115条之精神可知，意大利刑法对教唆犯的刑罚处罚原则并不如德国那样对教唆犯一概以其所教唆的罪定罪处罚，而是分别不同情形实施不同处遇：
首先，在有企图的教唆情况下，包括被教唆人没有接受教唆即教唆失败，以及被教唆人虽接受教唆但没有实施所教唆之犯罪行为即教唆无效两种情况，刑法并不对教唆犯以其所教唆的罪定罪处罚，而是认定其无罪。
其次，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无论其既遂、未遂、实行中止、实行过限、打击错误或者目的错误，对教唆犯均以其所教唆的罪定罪处罚，即采取独立处罚原则。
3、瑞士联邦刑法典第二章可罚性第24条规定：“（1）故意教唆他人犯重罪或轻罪的，是教唆犯，对教唆犯的处罚于正犯相同。（2）教唆他人犯重罪未遂的，依该重罪之未遂论处。”据第一款可知，瑞士刑法对教唆犯意在采取处罚独立原则。对于该条第二款，笔者以为应包含有两种解释意义：一为教唆他人犯重罪而教唆未遂的情况，另一为教唆他人犯重罪而被教唆人犯重罪未遂的情况，此时以教唆犯所教唆罪的未遂犯论处。
4、瑞典刑法典第23章第4条规定：“本法典对犯罪规定的处罚，不仅适用于实施犯罪的人，而且也适用于对以建议或行为帮助犯罪的人。……诱使他人犯罪，自己没有实行的，以教唆犯罪或帮助犯罪处罚。每一共犯应当根据可归于其故意或过失来评判。法律对经理、债务人或其他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犯罪规定的刑罚也适用于犯罪的共犯。”
据该条款之“法律对经理、债务人或其他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犯罪规定的刑罚也适用于犯罪的共犯”可知，瑞典刑法对共犯采取的是最极端从属形态，然而该条同时规定“本法典对犯罪规定的处罚，不仅适用于实施犯罪的人，而且也适用于对以建议或行为帮助犯罪的人”，这表明刑法对共犯的处罚采取独立处罚原则。当然，瑞典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也必定采用独立处罚原则。
5、中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第29条教唆犯之犯意及其处罚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但以所教唆之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根据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刑事庭会议决议所认定教唆犯之成立条件即一为教唆犯以教唆行为终了时即为犯罪成立；二为教唆犯在新刑法内规定为独立犯罪，以其教唆行为时为犯罪行为时。即台湾司法机关对教唆犯采共犯独立性说而非与德国、意大利等国法律一样采共犯从属性说。但是台湾学者陈朴生等认为，“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其所谓他人犯罪，显系指正犯之实行行为，并非教唆行为，此即预想实行行为所构成之概念。故教唆犯之成立，以有实行行为之存在为前提，即从属于正犯而成立，亦即采共犯从属性说，认教唆犯，系从属的犯罪。”台湾学者柯庆贤亦认为台湾刑法29条之规定“足见对于教唆犯之成立，系采犯罪共同说。”而依同条第二项之规定，“亦足见对于教唆犯之处罚理论基础，系采共犯独立性说”。此处的共犯独立性说，应为共犯的处罚独立性说。而只有少数学者认为台湾刑法第29条关于教唆犯的规定系采共犯独立性说，该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法理基础是近代学派的犯罪征候说。
据上述诸法，均坚持教唆犯从属性说，而对其处罚一概坚持处罚独立主义。但该种立法例并没有导致大陆法系学者认为教唆犯存在独立性。
二、中国关于教唆犯性质之争鸣
纵贯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教唆犯性质问题的理论争议，主要有从属性说、独立性说、独立罪名说、机械的二重性说、辩证统一的二重性说等八种观点。
1、从属性说。该说又称教唆犯的借用说，它以行为主义、犯罪共同说、客观主义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只有实行犯构成犯罪，教唆犯才能构成犯罪。而且教唆犯与正犯的成立阶段方面是同步的，正犯的行为构成未遂，教唆犯亦成立未遂。中国赞同共犯独立性说的学者都认为教唆犯的从属性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从属性。
2、独立性说。中国坚持该说的学者认为，教唆犯具有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独立的地位，而非从属于实行犯，教唆行为本已构成犯罪，是独立的犯罪行为，而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之成立影响不大。
3、独立罪名说。有学者认为刑法应将教唆犯单独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和罪名。它与独立性说的区别在于，独立性说是在共同犯罪的前提下探讨教唆犯的性质，而独立罪名说则是将教唆犯作为单独之罪名予以规定。
4、机械的二重性说。该说认为，教唆犯的性质是变幻不定的，刑法对教唆犯的不同规定决定了教唆犯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从属性，而在某种情况下则具有独立性，而且教唆犯的从属性和独立性是可以分离的。他们认为，根据现行刑法第29条第2款之规定，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下，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之间便不具有共同犯罪关系，而刑法对其规定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刑事责任，表明这里的教唆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而只具有犯罪的独立性。
5、辩证统一的二重性说。此说现在理论界占据通说地位。该说认为，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辩证有机统一。一方面教唆犯处于相对从属地位，另方面，教唆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教唆犯向被教唆人传输翻译，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一起暴露，因而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教唆犯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的二重性。
虽然该说中有具体的二重性说与抽象的二重性说之分歧，但抽象的二重性说目前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即其认为教唆犯的独立性与从属性无主次之分，二者不可分割，辩证统一。
6、非独立共犯人说。中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类，而教唆犯并不属于此三类人，而是依据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予以定位，有些教唆犯是主犯，有些教唆犯则可能是从犯。
7、不作为说。教唆犯的犯罪方式是不作为，而教唆犯使被教唆人产生犯意，从而对刑法保护的客体造成威胁，所以教唆犯便负有排除危险的义务，而教唆犯没有履行其义务，故构成犯罪。
8、摒弃性质说。教唆犯没有任何属性，没有所谓的从属性、独立性和二重性，这种探讨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任何意义。
纵观以上八种学说，其共同的缺陷在于未能根据教唆犯的所有形态对教唆犯有整体性把握。教唆犯的未遂形态不但包括通常所理解的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即教唆未遂指教唆行为已经实施，正犯尚未至于着手实行犯罪的场合，而未遂教唆是指一开始就以使被教唆者限于未遂的目的的教唆，而且还包括其他形态如目的错误、打击错误、中止犯罪、更犯他罪、改犯他罪等。易言之，上述诸说所揭示的教唆犯性质仅限于对中国刑法所规定的教唆犯的局部理解，未能全面认识中国刑法对教唆犯的全部涵义，所以他们得出的论点均有一叶障目嫌疑，故存在有待商榷之处。
三、中国刑法范畴内教唆犯之本质
目前在中国刑法学界占据通说地位的是上述的教唆犯的抽象二重性说。然而，根据中国刑法第29条之规定似难以推论出该学说。以外法域刑法规定及理论为依托，笔者试从中国刑法第29条之解析入手进一步探讨，在中国现行刑法规定之前提下教唆犯之性质究竟为何。
（一）法条解析
1、中国刑法第29条第1款
中国刑法第29条关于教唆犯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即在法条首段明文规定了教唆犯含义之法定解释。该界定与台湾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有极大相似之处。如上所述，台湾学界认为“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之规定为法律采取犯罪共同说、共犯从属说的明例。那么根据中国刑法之规定是否也可以认为，在现行刑法之法域内，中国刑法上的教唆犯亦采取犯罪共同说呢？
不可否认，台湾刑法的犯罪构成采取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标准，此与大陆法系各国相同。因此，分析台湾与大陆法系各国教唆犯含义的法定解释不能离开其刑法理论土壤。
台湾刑法界定教唆犯为“教唆他人犯罪”，很明显，根据其构成要件理论，必须是实行犯的行为构成犯罪始能认定，易言之，须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而最终成立犯罪，才能认定教唆犯构成犯罪。显然，此处，台湾刑法在教唆犯性质上采取极端从属形式的从属说。此规定与德国刑法之界定“故意的确定了他人达于其故意实施了的违法行为”相异，即德国刑法认为教唆犯亦从属于正犯，只是德国刑法采取的是限制从属形式而已。
反观中国对教唆犯之法律解释，“教唆他人犯罪”方可构成教唆犯。显然，教唆犯的成立，必须实行犯的犯罪行为构成犯罪，即其行为须符合中国犯罪理论的平面的构成要件。所以可以认为中国教唆犯的立法界定所采取的是极端从属形式的教唆犯从属性说。
在处罚方面，中国刑法亦规定教唆犯的处罚以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而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中国没有和大陆法系刑法一致即没有明文规定对教唆犯采取处罚独立原则，而是依据教唆犯在共犯中的作用处以不同的刑罚。此处，我们必须注意，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从属性的。恰恰相反，中国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是采取独立处罚原则的。例如，乙本来与丙有隙，向甲诉苦，甲听后便教唆乙杀丙，而乙按照甲所教唆的内容杀害了丙，那么该案中，甲为教唆犯，乙为实行犯，而同时乙也是该案的主犯，而甲则是从犯。那么，对乙便可能按照刑法第232条以故意杀人罪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对于从犯甲则可能按照情节较轻，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从二者的处罚上看，也并不是教唆犯从属于正犯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处以刑罚。故教唆犯的刑罚并非从属于被教唆人。故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对教唆犯的处罚亦采取处罚独立原则。
2、中国刑法第29条第2款
有学者认为，中国刑法29条第2款“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在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罪的情况下，教唆犯独立成罪并处罚的根据，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所规定的教唆犯具有独立性。
与德国刑法有教唆犯的力图规定不同，也和意大利刑法关于有企图的教唆等教唆形态特殊规定相异，中国刑法只是简略的规定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而无相关其他教唆形态的规定。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制定以后，其所使用的文字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含义，而且言不尽意的情况总是存在”，“虽然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刑法的全部真实含义”。故而我们必须深入到刑法文字的背后发掘刑法该条款的真正涵义。
尽管对于该条款的涵义，中国学者存在诸多争议，包括预备说，既遂说，成立说，特殊教唆犯说，以及未遂说等，但笔者认为其共同缺陷在于均未能穷尽教唆成功之外的所有形态，故有失偏颇。

E. 瑞士联邦刑法典 2003修订主要在哪些方面

瑞士民法典 一、概说 瑞士民法典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法典，对我国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响，值得我们专门对之加以研究。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则之下进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则是受瑞士民法的启示而确立的。虽然旧中国的立法院当时采行这个原则的背景与瑞士当时实行民商合一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在法国和德国的民商分立原则影响到所有的大陆法国家(包括日本)，也影响到清朝末年的立法者的情形下，瑞士的先例对旧中国的民事立法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国还没有瑞士民法典的全译本，以致研究民法的人不能看到瑞士民法典的全貌，因而影响到我们对瑞士民法的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对瑞士这个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不如对法国德国那样了解得多。这一点也使我们对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理解不深。 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就是在民法典之外，没有一个商法典，把规定在法国商法典和德国商法典里的一些内容纳入民法典之中。在习惯于民商分立的人看来，没有一个“商法”，好像总少了点什么。所以在旧中国也实行了民商合一之后，仍有人对把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称为“特别民法”感到不安，而要称之为“商事法”。有的西方法学家对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也不重视。例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在他们的《私法领域里的比较法导论》中的《瑞士民法典》一章中，就只说了一句：“没有商法典”，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瑞士民法的特点。但是瑞士的这一做法确实开创了民事立法中的一条新路。欧洲也有国家(早一些的如意大利，近一点的如荷兰)走上这条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我国，这几年来，“商法”又为人津津乐道。因此，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作些研究，仍然有其意义。而这种研究则要从研究瑞士民法典开始。 二、“民商合一”模式的形成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属于“民商分立”的模式，就是在民法典之旁，存在一个商法。实际上，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制定这两个法典时，都曾考虑过如何处理当时早已存在的商事法律(在法国是17世纪就公布的《陆上商事条例》和《海事条例》，在德国是《普通商法典》)。结果是相同的：保留了商法典，使之与民法典并存。 其实瑞士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是结果不一样。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模式。 瑞士是联邦国家，组成联邦的各个州在15世纪末逐渐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出来，集合到一起，在17世纪中叶得到欧洲诸大国的承认，但直到1848年才最终组成为瑞士联邦，制定了联邦宪法。在此之前，各州大多已有了自己的民法，有的是在法国民法典的基础之上制定的，有的是以奥地利民法典为范本制定的。在各州的法典中，伯尔尼法典(1826—1831生效)和苏黎世法典(1853—1855生效)较有特色。因此，在联邦成立后，分权的传统仍很牢固，联邦宪法并不赋予联邦有统一私法之权。到19世纪初，虽然由于各州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与各州法律不同带来的不便，统一私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但限于宪法的规定，这种要求无从实现。直到1874年，修改宪法，联邦取得在自然人的能力、婚姻、债法(合同与侵权行为)、汇票、破产等方面的立法权。据此，联邦于1874等制定《婚姻法》，于1881年制定《(自然人)行为能力法》(这两个法后来为民法典所吸收)，又于1881年制定《瑞士债务法典》。后者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典式法律，包括契约总则、各种契约、公司、商号、商业帐簿、汇票、本票、支票等规定。这个法典既包括了在法德各国属于民法的契约总则和各种契约，也包括了在法德各国属于商法的公司、票据、商号等规定，事实上就是一个民商合一的法典。它本来可以称为“商法典”，但为了与宪法的规定相一致，称为《瑞士债务法典》。 进一步统一私法(民法)的运动并未就此停止。1884年，瑞士法律家协会委托法学家欧根•胡贝尔(Eugen Hubel)研究瑞士各州的私法，为制定统一私法进行理论上的准备。[1]欧根的研究成果就是他著名的四卷本著作《瑞士私法的体系与历史》(前三卷《体系》于1885—1889年发表，后一卷《历史》于1893年发表)。这个著作实际上奠定了瑞士统一私法的理论基础，表述了作者的意见。1892年，瑞士联邦司法与警察部委托欧根起草民法典草案。 1898年，瑞士联邦宪法再次修改，规定联邦有制定全部民法的立法权，欧根受任正式起草民法。欧根于1900年完成了由人、亲属、继承、物权四编组成的民法草案，称为司法部草案。1902年，政府—方面将此草案附以理由书公布，一方面交付由31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讨论。1904年将讨论修改后形成的联邦议会草案提交联邦议会。1907年12月10日联邦议会全体一致通过该案，将《瑞士民法典》公布，于1912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此之前，联邦政府对原有的债务法典略加修改(只对契约法部分略修改，其余部分未动)于1905年提交议会。议会于1911年5月30日通过，将之改名为《关于补充瑞士民法典的联邦法律(第五编：债务法)》公布，与民法典前四编同日施行。 其后，1930年对契约法部分又作了修改，1936年对其他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由于《债务法》的条文是从第1条编起的(没有接着前四编编条文号数)，又有它自己的施行法(《结束规定与过渡规定》)，债务法在整个民法典中，虽称为第5编，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习惯上人们常常把“瑞士债务法”与《瑞士民法典》并列，也有人把瑞士民法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前者有5编，后者只有4编。但是从官方公布的法律名称来看，我们应该说，瑞士民法典共有5编，其第5编是《债务法》。 一部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就是这样形成的。不管立法者当初保留债务法的内容(将《债务法典》改为《债务法》)的原因和理由如何，这是一种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不同的模式。 从以上的叙述看来，瑞士民法典的民商合一的模式，与法国德国民法典的民商分立的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并没有如何深刻的理论存于其间。但是，两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发生了理论上的意义，并引起了理论上的讨论和争论。 三 瑞士民法典的编制 瑞士民法典的开首是一个不列入序列的《导编》，包括第1条至第10条。[2]规定法律的适用、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各州法律的关系等。 接着是第l编《人法》，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章。 第2编《亲属法》，包括婚姻法、亲属、监护3章。 第3编《继承法》，包括继承人、继承2章。 第4编《物权法》，包括所有权、限制物权(役权及土地负担、不动产担保、动产担保)、占有及不动产登记簿3章。 下面又是不列入序列的《终编：适用规定与施行规定》。这一编的条文另行编序号。 第5编《债务法》分为5部分： 第l部分《总则》，包括债之发生(契约、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债之效力(履行、不履行、对第三人的关系)、债之消灭、特别的债之关系、债权移转与债务承担。 第2部分《各种契约关系》包括买卖与交换、赠与、租赁、借贷、劳动契约、承揽、出版契约、委任、无因管理、行纪、运送契约、经理人与其他代办商、指示、寄托契约、保证、赌博与打赌、终身定期金契约、合伙。 第3部分《公司与合作社》，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 第4部分《商业登记、商号与商业帐簿》，包括商业登记、商号与商业帐簿。 第5部分《有价证券》，包括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汇票(包括本票)、支票、其他指示证券、货物证券(仓单与提单)、债券。 最后又是另编条文序号的《终编与过渡规定》。 以上第1编到第4编共977条(约数，其中有删除的和增订的)，第5编共1186条。 从这种编制可知： (一)瑞士民法第5编《债务法》的第3—5部分在法、德是属于商法典范围的。瑞士另有单行的破产法。这样，瑞士就完全抛开了民商分立的模式而走上另一条道路——民商合一。虽然有的学者在法、德模式的影响下，仍然把债务法的后3个部分称为“商法”，但这究竟只能是一个学术方面的用语。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谁也不能忽视《关于补充瑞士民法典的联邦法律(第5编：债务法)》这一法定标题所表明的意义。 瑞士民法典这种模式的出现，至少使一直在法、德民商分立模式影响下，认为民商分立是天经地义的人们认识到，民商合一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模式。由此进一步，人们开始思考，这两种模式各有何种意义，各有什么优缺点。民商究应合一还是分立就由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问题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上的课题，吸引了以后的法学家和立法者去探讨、去研究。终于，在法学中形成了“民商二法统一论”。[3]影响所及，有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荷兰)在制定新的法律时，不再在民法典之外另订商法典(或商法)，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的学者提出废除他们已有的商法典而实行民商合一。[4]这种后果大概不是当初瑞士的立法者所能预料到的。 （二)瑞士民法把“人法”和“亲属法”放在“物权法”之前。这一点沿用了法国民法典的模式，与德国民法典有所不同。特别是瑞士民法没有“总则”。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而出于立法者的精心安排。因为瑞士民法典第4条规定：“债务法中关于契约的成立、履行与解除的一般规定，对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也同样适用。”这种规定方式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方式又形成两种模式。德国民法典把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先放在总则里，而后在亲属编和继承编里规定一些例外的和不适用的情况。我国台湾的民法沿用了这个办法。例如台湾民法总则编规定意思表示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无效(第75条后段)，又在亲属编中规定，当事人之一方于结婚时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者，得于常态回复后6个月内向法院请求撤销之(第996条)。这种办法是以总则编里的规定为原则，原则当然应适用于一切情况，只在有例外规定或不同规定时才不适用。瑞士民法典的办法是把契约法中的规定推广适用到“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去。既然是推广适用，就与当然适用有点不同，而且也只限于“成立”、“履行”、“解除”3点，“撤销”就不在内，要将契约的撤销的规定适用于其他(契约法所规定的)情形，就需要专门的规定(如第638条)。 (三)关于瑞士民法典的编制，有人从形式上指摘说，债务法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可是从量方面说，这一篇的条文数比前面四编的条文总数还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一点确实如此，而且把“公司”、“商业登记”等作为“债务”，也不十分妥当，不过这也是历史形成的，不是理论问题，就也无法去苛求了。 四 瑞士民法典的内容 (一)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内容之丰富，远超过了法国德国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编2000余条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规定的事项外，还包含有德国一些单行法所规定的事项，例如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据法》、《区分所有权法》、《不动产登记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还包含有关于劳动法的内容(集体劳动合同)、关于户籍法的内容(身份登记)、关于合作社的规定、关于债券的规定等。如此丰富的内容，为其他国家的一个法典内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实体法规定外，在许多地方规定了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瑞士民法典没有集中规定时效，而将时效分散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各种登记制度也分别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这样的规定方法在适用时较为方便。 瑞士民法典关于法人的规定比较宽松。以政治、宗教、学术、艺术、慈善、社交为目的的及其他非经济性的社团，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时，即取得法人资格(第60条第1款)。 瑞士债务法的内容极为丰富，例如劳动契约中，分别规定了个人劳动契约、集体劳动契约．标准劳动契约、学徒契约、推销员劳动契约、家务劳动契约。 最具特色的是有价证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国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单行法里规定的各种有价证券，真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有价证券法”，在其他国家还少有其例。特别是在这部分的开头，给有价证券规定了定义，即“有价证券是与权利相结合的一种证券，离开证券即不能主张该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这个定义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现在已成为大陆法国家法律中有价证券的典型定义。 总之，瑞士民法典的条文数少于德国民法典，而其内容，即所规定的范围、事项远远超过了其他民商分立国家的民商法典。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二)瑞士民法典条文数较少而内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条文写得比较简单，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瑞士民法典的“条文规定得有意识地不完备”，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前面4编。他们比较了瑞士民法典前4编与德国民法典在同一事项上所用的条文数，例如关于收养，瑞士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有18条和32条；关于夫妻财产制，有74条和145条；继承法有192条和464条。他们得的结论是：“瑞士民法典总共(包括债务法的前两部分，相当德国民法典的债编)约用1600条规定了德国民法典用2385条所规定的事项，而后者的条文一般地还要长些。”[5] 瑞士民法典的这一特点与德国民法典恰巧成为两个正相反对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而后者有力求包罗万象，力求完备无遗。这两种典型的后面存在着两种立法思想，存在着两种国情。德国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学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问题予以解决，不给法官以裁量权。瑞士民法典是“大众化的法典”，要让那些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非法学家的法官读得懂、会运用。德国民法典要用全帝国(德意志帝国)的法律去统一、去扼制地方的旧法和习惯，达到“定于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则要尽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旧法和习惯，只要求“基本一致”。这里表现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尊严(这种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展到极点)与一个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地方传统的联邦的不同气势。 (三)法典既然简单，就必然要赋予法官以“补充”、“充实”的权力。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个特点。 这一点表现在法典的第1条。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条文，包括3款：“(1)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2)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应依据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裁判之。(3)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 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 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法律不够用时，法官应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变万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样只限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那些种类。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规定得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办。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同时又把规定“法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第5条)，但是法官究应怎样办，法国民法典未予解决。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条曾经规定：“法律无规定之事项，准用关于类似事项之规定。无类似事项之规定时，适用由法规精神所得之原则。”但以后德国民法典对此仍不作规定。可见这个问题在那个时代不是很好解决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规定法官可以“作为立法者”而制定规则并据以裁判。这确是一个异平寻常的规定。这个规定不仅在它以前和它当时是没有的，就在它以后也没有，真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说，瑞士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没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终究不得不承认，这一条仍然是“令人惊异而赞赏的”，因为它“在清晰了然的位置，并以鲜明出色的语言形式表述了这种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这一条规定的价值仅仅归结于其位置和语言，这种显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表示对本国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选的，他们和议会的议员一样直接来自人民，让他们“作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这样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责备了。 其实，瑞士民法典还是很慎重的。这一条里的第3款就是对法官在“作为立法者”时应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应该“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而不能任性胡为。 在瑞士民法典以后，很少有采用这一条的。这说明别的国家不具备瑞士所具有的条件，并不是这一条有什么不妥，因为从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来，这一条规定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流弊。 (四)瑞士民法典较之德国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运用了一般条款。这就是它把诚实与信用原则提高到整个民法的最高原则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它用来供法官补充和充实法律具体规定的一种手段。但意义不仅在此。诚实与信用原则在德国民法典里的适用局限于债法的范围。瑞士民法典突破了这一局限，在第2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这种规定不仅不再限于债法范围中适用，而且也不仅规范义务人的行为，并要规范权利人的行为。这样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则。40年后(1947年)，日本把这一规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条中。 瑞士民法的这一规定，以后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展现出它的理论意义和在实践中的价值。论者认为这是对19世纪个人主义民法的纠正，民法走向社会本位的标志。事实上，德国虽没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规定，但它的判例和学说也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五)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传统立法与制度． 瑞士也是个联邦，不过各州有分权的传统，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异也不易统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将许多问题交给州法去处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传统。瑞士民法典在许多条文中，特别在有关物权和监护继承方面，把许多权力交给州、甚至交给更下级的地方。例如在继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许各州自行规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条)，在所有权的范围方面，先许按照“地方通常习惯”或“地方通常见解”决定何为物的组成部分或者何为从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标准(第642、644条)。在相邻权(相邻关系)方面，更是多处准许州法自行作出规定(第702、703、705、709条)。 从瑞士民法典对地方法制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一个地方传统习惯甚至连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国家里，“统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协调的。 五 瑞士民法典的语言与体例 关于瑞士民法典的语言，首先要指出，由于瑞士宪法规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三种语言是正式语言，瑞士民法典以三种文字公布，三种文本有同等效力。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三种文字的文本，都是正式文本，不是翻译文本。 只要见到瑞士民法典的德文本的人，把它和德国民法典一比较，马上就看出，两种法典的文句、文体太不相同了。德国民法典用的是典雅的文体、冗长的文句、谨严的词语，俨然是一位咬文嚼字的法学家在向你说教。瑞士民法典绝然相反，简短的语句，浅显的言词，每个条文都短得只有一行、半行．原来立法者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个未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能读懂这部法典。讲到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是“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第1条)。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是，“每人有权利能力”(第11条第l款)。前者用名词“权利能力”(Rechtsfahigkeit)，后者用形容词“Rechtsfahig”，这一点不同就显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 德国民法典力求概念的确切谨严，而瑞士民法典常常用一些比较不确定的概念。这样的结果，瑞士民法典在运用时显得灵活多了。 瑞士民法典在体例方面最受批评的是把公司、有价证券等都纳入“债务”的范围。因此，以后旧中国的立法者学习了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却把公司、票据分离出来制定单行法。 六 结论 (一)前面说到，瑞士把民商分立的模式打破了，引起了以后的人从理论上去研究这个问题。主张民商分立的人找出种种理由来从理论上去论证民商分立制度。这种理论当然不完全是从瑞士民法典得到的，但是从瑞士民法典得到启示，则可以肯定。 民商统一论的主要论据不外是下面两点：(1)近代商法典的前身是中世纪欧洲商人团体的习惯，也就是商人的法。但现在所谓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已不存在，甚至特殊的商行为也失去其纯粹性。像票据制度、保险制度已普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全社会的人所利用与参与。因此，仅为只规范社会生活中某一特殊方面、或规范社会中某一特殊阶层的商法已失去存在的依据。(2)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划分民事与商事的严格界限也不清楚，有的国家只以民事法庭和商事法庭的管辖来划分，这种划分有很大的任意性[7]，因而两法典并存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甚至混乱。 20世纪以后制定私法法典的国家，差不多都是以瑞士民法典为模式，或对瑞士民法典加以变通的。我国在清末一度采民商分立模式，以后改采民商合一模式。20世纪的一个最新的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也采取民商合一模式。今后我国也不会走民商分立的道路，大致可以肯定。 (二)瑞士民法典没有总则编，这又是对德国民法典的一个冲击。德国民法典问世以后，赞赏其体例的人对之推崇备至，而瑞士民法典独树一帜、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之外另备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研究民法的人认识到，大陆法系内部，多样性仍是存在的。法国法系与德国法系并不能将大陆法系瓜分。现在比较法学家在法国和德国之外，不仅注意到瑞士，也注意到北欧诸国和亚洲诸国立法者也不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所限，各自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开创新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瑞士民法典的启示。 (三)从法国民法典到瑞士民法典，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每一个法典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学派、一个法学家集体、乃至一个或几个著名的法学家。我们一方面应该说，这些法典都是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法学发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说，这些法典是某一个或某些法学家的著作。人们对瑞士民法典特别有这种看法，说这是一部个人的作品[8]。这种说法当然不需要去附和，但是应该引起立法者的注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法律、法典是学术著作，不是行政文件，不由行政长官依行政程序(下级起草、上级批准)去“核定”。拿破仑在促进法国民法典的加速制定这一点，功不可没；但是根据他的意志而加进法典的少数条文(有关军人身份的、有关外国人地位的)，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过了些年就被删除或改过了。瑞士民法典没有这种情况。

F. 请问世界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在司法层面废除死刑的国家、保留死刑的国家有哪些

140个国家废除或不使用死刑

废除所有死刑88个

部分国家废除死刑时间：英国，1969年，加拿大，1976年

法国，1981年澳大利亚，1985年菲律宾，2006年

一般状况下、非战时废除所有死刑

巴西、智利、萨尔瓦多、斐济、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秘鲁

法律尚未废除但超十年未执行死刑

亚洲8个：文莱、老挝、马尔代夫、蒙古、缅甸、韩国、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欧洲1个：俄罗斯，非洲21个：阿尔及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厄立特里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塞拉利昂、斯威士兰、坦桑尼亚、突尼斯、赞比亚，北美洲1个：格林纳达，南美洲1个：苏里南，大洋洲3个：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

仍在使用死刑的国家与地区：58个

阿富汗、孟加拉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朝鲜、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伊朗、伊拉克、马来西亚、阿联酋、叙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也门、科威特、黎巴嫩、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约旦、巴林、阿曼

白俄罗斯

埃及、乍得、科摩罗、刚果（金）、津巴布韦、索马里、乌干达、南苏丹、苏丹、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利比亚、莱索托、博茨瓦纳、冈比亚、几内亚

古巴、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多米尼克、危地马拉、圣基茨和尼维斯、圭亚那、巴巴多斯、伯利兹、牙买加、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部分国家或地区死刑罪名

美国

联邦刑法规定，谋杀罪39项，非谋杀罪4项，主要与危害国家安全有关

日本

刑法典12项，特别法5项。其中，9项与杀人、致死有关。排序第一的是刑法典第77条第1款“内乱罪”

中国台湾地区

“刑法典”19项，其中12项的具体适用条件是致人死亡或重伤，另外7项可分为侵犯国家法益和毒品犯罪两类。

G. 请问common law （普通法）和statue law（制定法）的关系

不知道你是问英美法系中一国之内普通法与制定法的关系还是分属的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关系？
一：下面是两大法系的关系：
两大法系概述：

（一）民法法系

民法法系（civil law system）是以古代罗马法特别是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为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各国和地区法的总称，所以称为罗马法系，由于它首先在欧洲大陆各国兴起，所以称为大陆法系；由于它也受到中世纪日耳曼法的影响，所以又称为罗马--日耳曼法系或罗马--德意志法系。至于称为民法法系，乃是因为该法系的主要内容是民法。

属于民法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意、比、西、葡、瑞士、奥地利等。

民法法系有三大渊源：一是古代罗马法，这是民法法系的主要历史渊源。二是法国民法法典，三是《德国民法典》

（二）普通法法系

普通法法系（common law system）是以英国中世纪至资本主义时期的法特别是普通法为基础和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各国和地区法的总称，故称为普通法法系、英国法系，亦称英美法系，由于它以判例法为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故称为判例法系

普通法法系的渊源主要有三个：

其一是普通法。普通法是普通法法系的一个主要历史渊源，它是自11世纪法国诺曼底人入侵英国后开始逐渐形成的适用于英格兰全境的一种判例法。判例法产生于法官的判决，是法官从判决中所揭示的原则，是法官创造的法，由于它是适用于英格兰全境的判例法，通称为普通法。

其二是衡平法。衡平法是与普通法相对称的一种法，意指公平的法。它从15~16世纪开始出现，并与普通法平行发展，并产生了与普通法法院并行的衡平法院，亦称大法官法院。

其三是制定法。到18~19世纪时，制定法大量增加。

两大法系的比较

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是资本主义的两个传统，两者在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总的指导思想、基本功能和基本原则等方面都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却存在许多差别。

（一）法的渊源方面的差别

主要是判例是否正式意义上的法的渊源。在民法法系国家，制定法是主要的法的渊源，法院的判决，在法律上或理论上不被认为是正式的法的渊源，并不存在判例法。判例也可以说是非正式意义上的法的渊源。在普通法法系国家，判例被认为是正式意义的法的渊源之一。

（二）在适用法律技术方面的差别

在民法法系国家，首先考虑有关指定法如何规定。这一法律适用过程中，表现为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普通法法系国家，除确定事实外，首先要考虑以前类似案件的判决，将本案例事实与以前案件事实加以比较，然后从以前判例中找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作为判决本案的法律根据。这种法律适用的推理方法是一种归纳法。

（三）在法典编纂方面的差别

民法法系国家的基本法一般采用较系统的法典形式。普通法法系国家一般为单行法律、法规。

（四）在法的分类方面的差别

民法法系国家的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普通法法系的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

（五）在法的体系构成上的差别

民法法系国家法的体系一般由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程序法等部门法构成，实体法与程序法界限清楚。而普通法法系国家的法的体系构成则不同，尤为明显的是没有民法法系中的民法这一重要而独立的部门法。在普通法系，有宪法、刑法、诉讼法，还有类似民法法系的民法的侵权行为法、契约法、财产法、买卖法等。普通法法系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往往结合在一起。

（六）诉讼程序不同

民法法系是审问制的而普通法法系是对抗式（也称抗辩式）

两大法系的融合

（一）在立法权的归属和法的渊源方面的融合

两大法系在立法权的实际归属和法的渊源方面的差别在逐渐缩小。近些年来，有些民法法系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某些方面也采取判例法或承认判例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普通法法系国家制定法大量增加

（二）欧洲共同体的出现

欧洲共同体是兼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特点的跨国法，共同体法不仅适用于成员国，也适用于成员国公民。在共同体与国内发生冲突时，共同体法优先于国内法

二：一国之内
以美国刑法为例，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中，各州有权在宪法范围内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普通法和制定法。因此，州和联邦立法机关颁布不同的制定法，法院也各自解释英国的普通法原则。结果，美国刑法，虽然有共同基础，但也十分不同。1960年以前，就很难说“合众国刑法”。
1962年美国法学会（ALI），这个由杰出的律师，法官和学者组成的民间组织，编制了《模范刑法典》，意在作为立法以供各州采纳或不予适用。自从1962年《模范刑法典》公布以来，已有超过35个州全部或部分采纳《模范刑法典》。由于已为普遍接受，因此考查当前刑法时就不能忽视《模范刑法典》。本书对模范刑法典的原则与先前的法律原则作了比较。那些早先的原则，无论是制定法的还是普通法的，在此通称为“普通法”。但是，应该注意——我们是用ALI编制的《模范刑法典》作比较。没有一个州精确地采纳ALI建议的《模范刑法典》，许多司法区（最主要的是，联邦刑法典和加利福尼亚刑法典）仍旧完全没有采纳《模范刑法典》。因此，虽然《模范刑法典》是“美国刑法”可能是一般事实，但一些特殊的规定可能不是特定司法区的“刑法”。还有，即使在那些没有颁布《模范刑法典》的州，法院有时也会参照《模范刑法典》以此作为指导，因为它被认为体现了审慎而中立地解释刑法的原则。
普通法（由法院发展）和制定法（由国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美国法官不能再“创制”罪行，因为他们的英国先辈早已创制（见第10章的（盗窃罪）和第13章的（共谋罪））。除非行为被制定法禁止否则就没有犯罪也已是人们公认的原则。还有，法院可以扩张或限制解释制定法，因而可有效地扩大或缩小成文刑法的范围。

H. 我爸和我嫂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快十年了，生了个孩子。我哥智力不好，妈两年前被他们逼死。我能告他们什么犯

社会由千百万个家庭细胞所组成，家庭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也是承担法律义务、体现法定权利的一个基本单位，因此，家庭的稳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正确调整与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伦理原则是国家政治、法律的基本出发点之一，理所当然，家庭关系应列为立法、司法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不容小视。

马来西亚的刑法将乱伦罪视为强奸罪，乱伦罪犯最高可被判入狱20年，并且在狱卒监管下于监房内接受藤打。另外，政府已修改2001年儿童法令，任何受害者家属或人士若企图隐瞒儿童被性虐待的事件，将会依法受到惩处。

《德国刑法典》第173条规定:“一、与卑亲属通奸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二、与尊亲属通奸的，处两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亲属关系消除的，仍适用本规定；兄弟姐妹通奸的，处相同之刑罚;三、卑亲属和兄弟姐妹在犯罪时不满18岁的，不以本规定处罚。”

《瑞士联邦刑法典》第213条（乱伦）规定:“一、与直系血亲或与同父母姐妹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姐妹性交的，处监禁刑;二、未成年者被引诱为性交行为的，不处罚;三、本罪的追诉时效为两年。”

中国有着几千年发达的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民俗良序一度为历代法典之精髓，家庭和睦尤为国人所启重。

但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对这种亲属间的乱伦行为的定罪并没有彰显于现行的《刑法》条款之中。事实表明，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亲属间乱伦”罪款实为必要。对于通奸行为是否定罪，在新刑法出台前曾有过激烈争论，但最终出于对这一行为的普遍性和社会的危害性两方面考虑，未使其罪刑化，再次被纳入道德范畴之内。实际上，亲属、血亲之间的乱伦却远远突破了道德规范的底线，理应列入刑法条款，给予严惩

I. 减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减刑、假释2014年规定

【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文字号】法释〔2014〕5号 【颁布时间】2014-4-23 【施行时间】2014-46-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2014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1次会议通过）为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程序，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合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1817年，美国纽约州的一项法律最早对善行折减制作出了规定。根据该项法律的规定，监狱当局可以对表现良好、服刑超过5年的罪犯实行减刑（对短期监禁犯不适用该法），所减去的刑期总计不得超过原判刑期的1/4。这一制度很快在美国各地得到推行。须明确的是，19世纪中期以前，善行折减制就是减刑制度。但自19世纪后期出现假释制度后，善行折减制便逐渐成为确定假释日期的一种客观标准，即所判刑期减去善行折减期便是出狱的日期。在美国刑法，虽然减刑与善行折减并存，但善行折减实际上已成为确定假释日期的标准。
美国刑法中规定的减刑理由大致有：（1）服刑人的健康状况出现恶化；（2）服刑人的家庭出现特殊情况；（3）减刑主管当局根据服刑人犯罪的性质、情节或者社区舆论确认原判刑罚过重；（4）服刑人在服刑期间实施了英雄行为或者自我牺牲行为，如拯救了他人的生命，为了社会利益而甘愿接受有生命危险的医学实验，等等；（5）个别情况下出自政治的考虑。由此可见，上述减刑理由已经不是根据罪犯的良好表现而减轻相应的刑罚，而只是根据一系列主客观情况来缩短刑罚的执行。
世界各国皆明文的罚金易科（以俄罗斯为典型）为解决罚金执行难的问题，罚金刑适用率高的国家几乎都采取了罚金易科制度。所谓罚金易科，是指对犯罪人宣告的罚金刑在不能执行的情况下，以其他刑罚或者强制措施代替所宣告的罚金刑。罚金易科制度实际上是罚金刑的一种救济制度，是一种压力刑。
罚金刑易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当被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不能缴纳罚金时，易科自由刑以代替罚金的缴纳。德国、印度、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的刑事立法均有这样的规定。(2)罚金刑易科劳役。如被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不能缴纳罚金，则易科限制自由的劳动以代替罚金的缴纳。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刑事立法均有此规定。(3)易科自由劳动。如被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不能缴纳罚金，则易科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以代替罚金的缴纳。俄罗斯、瑞士等国家的刑事立法均有此规定。（4)易科民事拘禁。根据《法国刑法典》第131-25条的规定，在规定期间内，未能完纳罚金者，应予关押，其实施方式同民事拘禁。这里的民事拘禁虽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但又不同于自由刑。 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判刑人没有可能一次交清罚金，法院可以根据被判刑人的请求和司法执行员的意见书规定延期交纳和分期交纳。”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6条第5款则规定：在被判刑人恶意逃避支付罚金时，可以用强制性工作、劳动改造或扣押与所处罚金数额相当的财产代替罚金。
又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9条也规定：主管机关可允许被判刑人以公益劳动，尤其是为国家社区劳动替代罚金刑。被判刑人未缴纳罚金也未以劳动代替罚金刑的，法官可命令将罚金转处拘役刑。当然，也有不作详细区分而统一表述的，如《日本刑法典》第18条第1、2款规定：“不能缴清罚金的人，应在一日以上两年以下的期间内，扣留于劳役场。不能缴清科料的人，应在一日以上三十日以下的期间内，扣留于劳役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