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价值

① 罪行法定原则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是西方国家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罪
刑擅断斗争中提出来的刑法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
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支撑罪刑法定的根基是
三权分立论和心理强制说。三权分立是罪刑法定的
前提,而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社会,也必然
要求罪刑法定。在罪、刑明文法定情况下,也才有可
能确保三权的分立,也才得以实现防止立法权和司
法权的滥用,从而达到保障公民自由之目的。心理
强制说为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费尔巴哈首倡,该说认
为,人们有“趋利避害”之心理,当罪、刑明文法定,便
使二者之间产生一种必然联系,欲实施犯罪之人便
会在权衡犯罪之乐小于刑罚之苦之后放弃犯罪。心
理强制说事实上为罪刑法定在预防犯罪上的实效作
用作了坚实辩护,也为罪刑法定得以在刑法中存在
奠定有力的理论基础。总之,罪刑法定为西方国家
所推崇的根本原因在于罪刑法定在保障公民自由方
面的独一无二的意义(尽管这里的“公民”是有局限
性的)。三权分立论从限制自由裁量权,也即从限制
国家对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论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对
保障公民自由的意义;而心理强制说从预防犯罪,也
即从遏制个人对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论证了罪刑法
定对保障公民自由的意义。

一、学术价值

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
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段朴素严谨的文字，充胀着正义、自由等法的基本价值，蕴涵
着实现刑法特有价值的“美德”。
“自由”，就哲学范畴而言，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变。就政治范畴而言，是指
从被束缚、被虐待中解放出来。就法律范畴而言，则是获得法律上规定和保障的一定行为的权
利。根据历史记载，英国大宪章是罪刑法定的最早渊源，具有保障人权的意义，所以罪刑法定是
以个人自由为价值的。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越过法定的范围去行使自由，即严禁“越界行
权”。它将什么行为是犯罪、具有何种刑罚、如何惩罚等基本规范，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并昭告于天下，从而给全体公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罪与非罪行为表，使人们明白，何者当为或
不当为，把刑法所保护的自由突显出来，使人们能够根据刑法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规避法
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在刑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而免受刑法
的意外打击。正如洛克所说:“法律与其说是限制人们自由的，倒不如说是指导着一个自由而充
满智慧的人去追求他所应当追求的利益”。⑥一句话，罪刑法定的公示性、可知性、确定性便于
人们正确认识刑法、运用刑法，不论人们对刑法有怎样的误解，刑法决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
是保护和扩大公民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是以法定界限为标准的，诚如西赛罗所言:“我们都
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强加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
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毁灭”。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通过罪之法定、刑之法定，最终
确保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也是刑法发展的轨迹。
“正义”一词的辞源含义为“公正的道理’，⑦，意寓平正、不偏斜。它既是一种道德标准，又是
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法律规范，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阻挡不了人们对正义的强烈要
求。刑法关乎于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正义更应当是它的基础和生命，而罪刑法定原则恰恰也
体现了这一点。现代社会，人们对法治的推崇，已达到了顶峰，为什么?就是因为法治体现了正
义、平等，而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则标志着刑事法律成熟法治的开始，也是刑法形式正义的里程
碑:它表明在我国，定罪量刑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国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
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员、司法人员和公民个人感情的变化而改变，定
罪量刑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刑法的明文规定。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廓清了一个长期困
惑中国老百姓的问题，法比权大;它表明，在我国废除了曾经具有合法地位，并运用了17年之
久的司法类推制度，宣告了在刑法明文规定以外也可以对某些行为定罪处刑制度的彻底终结，
从而消除了在“法律层面上”最不能体现公正的司法制度;它还表明，不允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
刑法，处罚刑法实施前的行为。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已经施行了的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
依行为当时的法律不构成犯罪，他的行为就是合法，如果将行为后的法律，用以对他处罚，可以
说是“不教而诛”有失正义，而罪刑法定高举正义之旗，绝对禁止事后法;它还否定了全国性第
一轮“严打”中，曾被明文允许广泛使用的“重法溯及既往”的规定，重新肯定了从旧兼从轻原
则，从而避免了以往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所谓“吃风头官司”的状况，维护了刑法的公正、
稳定价值。这如同一个“巨人”的宣言，掷地有声地宣告着，正义是一种绝对价值，而且是一种不
可能来自任何其他价值的价值，罪刑法定代表着正义!

二、现实意义
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罪刑法定原则在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意义又是
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1)我国国体所决
定。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并
不是决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它同样也能为
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确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则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必然在我国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国政体的
必然要求。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中,将国家机关分
为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司法权。要确保司法权不
逾越立法权,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国”之需要。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的核心,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纳
入法制轨道,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坚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机关有法不依,随心所欲地处罚他
人,以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目的。(4)实现刑罚
目的之使然。将罪、刑明确法定,建立罪与刑的必然
联系,对社会上一般人起着重要鉴别功能;对欲犯罪
之人也起着心理强制作用,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
总之,罪刑法定在实现我国刑法的两大机能,即保护
社会和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有着重大
意义。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② 刑罪法定原则的内涵和意义

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即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对犯罪处什么刑，均须由法律预先明文规定，也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拉丁语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含义的高度概括。

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所明确的“适当的法定程序”的原则，而后，罪刑法定思想逐渐与西欧近代启蒙思想相结合，形成一种与当时封建刑法擅断相抗衡的一种思潮，广为传播，并以三权分立学说和心理强制说作为其理论基础。从罪刑法定原则近两百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可以发现，其基本精神乃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以积极地保障人权；其基本要求乃是通过刑法的确定性和绝对性来实现其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机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随之进一步增强，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会呼唤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条中庄严宣告了这一基本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但对于这一表述，有的学者揭示了其中的“中国特色”；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其积极侧面，第二个方面是消极侧面，并且积极侧面优于消极侧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适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这是第二位的。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中国特色”的存在，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应然性与实然性的冲突。

我国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即思想基础①）是由刑法与民主的关系、刑法与自由的关系、刑法与秩序的关系决定的：是为了实现人民意志，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实行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折射出当代中国是以依法治国、保障人权为其价值取向的，其核心是实现刑法对人权价值的有力保障。

③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及其价值定位

罪刑法定原则即行为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1997年刑法回确立了罪刑法答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个基本方面：1、积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2、消极的罪行法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积极的罪刑法定从积极的方面要求，正确地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保护社会；消极的罪行法定基本精神和主要意义是从消极方面限制刑法权的适用，防止国家滥用刑法权侵犯人权，从而确保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消极的罪行法定派生以下原则：禁止类推、禁止事后法、禁止习惯法、禁止不定刑、明确性原则。
两个基本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价值定位为，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以保护社会，与约束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现代刑法的首要价值和任务是维护个人自由，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和保障个人自由，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特殊情况下，当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发生冲突时，应以消极方面为优先考虑，在此前提下寻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

④ 阐释97刑法典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与刑罚。“法官要认定犯罪和判定刑罚，必须依据预衔规定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并可以以人何种刑罚的法律

:(1)我国国体所决
定。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并
不是决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它同样也能为
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确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则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必然在我国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国政体的
必然要求。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中,将国家机关分
为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司法权。要确保司法权不
逾越立法权,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国”之需要。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的核心,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纳
入法制轨道,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坚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机关有法不依,随心所欲地处罚他
人,以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目的。(4)实现刑罚
目的之使然。将罪、刑明确法定,建立罪与刑的必然
联系,对社会上一般人起着重要鉴别功能;对欲犯罪
之人也起着心理强制作用,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
总之,罪刑法定在实现我国刑法的两大机能,即保护
社会和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有着重大
意义。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⑤ 如何理解罪行法定原则

罪行法定原则的选择与适用
韩克芳

一、历史考察
(一)国外罪行法定的渊源和发展罪行法定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适用法律必须根据法律实体”的规定。但作为一项原则立法的最早渊源，可算是英国大宪章。而作为一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刑法思想，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当时，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思想家，以自然法思想为理论基础，基于追求人的解放和保护人权的价值目标，针对当时的封建司法专横、罪刑擅断，提出了罪行法定的思想。后来，这一思想得到了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贝卡利亚在1764年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到：“只有法律才能对犯罪者规定刑罚……超出法律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另一种刑罚。”同时，德国刑法学家冯·费尔巴哈也对罪刑法定的思想作过系统而全面的阐述。近代意义上的罪行法定由一种法律思想被确立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最早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该《宣言》第5条明确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同时，该《宣言》第8条也明确规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颁发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后来，法国在1791年的刑法典和1801年的拿破仑刑法典中均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此，罪行法定由思想变成法律制度并被近代欧美各国所普遍采用。二次世界大战后，罪行法定逐渐扩展为国际性法律原则。至今，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受新派教育型思想和社会防卫论的影响，在刑法或其他附属法律中推行缓刑、不定
期刑、保安处分等措施，使罪刑法定思想受到一定程序的冲击。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各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仍被明确规定在多数国家的宪法或刑法之中，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欧美，并传入了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二)我国罪刑法定的传入和发展
在我国，罪行法定作为一种思想，最早传入是在清末。但作为一项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却是近几年的事。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司法上强调司法机关的专政职能，把惩罚、镇压刑事犯罪当作刑法的唯一功能，认为无产阶级要维持统治，就不能容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任何行为，哪怕这种行为未被法律所禁止，也不能让其逃避刑事惩罚，否则，危害社会的罪恶行为就难以禁绝。因此，国家的职责就是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灵活运用刑法这一专政工具，打击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1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罪行法定被认为是束缚无产阶级手脚的东西，有碍于无产阶级对敌人的专政，从而不能被刑法所确认。1979年刑法由于受当时特殊立法背景和具体历史条件的影响，也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其某些条文中也隐含有罪刑法定的思想，但是体现不鲜明，内容不全面，贯彻不彻底，实际上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它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仅仅是受到了一些理论上的承认而已。这种没有得到立法确立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一直影响着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妨碍着司法公正。2
二、现实选择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是否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中，一直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的争论。其争论时间之长久、程度之激烈，这在当代世界是少有的。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审慎的思考之后，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全面、认真总结79年刑法实施近二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国外有关刑事立法的经验，并结合现代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终于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从而使我国对罪刑法定的争论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突破性进展，成为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重大胜利。归纳起来，确立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实践证明，法治是治国安邦之道。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乱国。只有依法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要依法治国，就必须有完备的法制并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担负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民主、促进改革、服务四化的任务。为了有效地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和惩罚功能，修订后的刑法典明确规定了罪行法定原则，把要惩罚的犯罪和要对犯罪行为适用的刑罚作为专条规定下来，实现了罪刑法定关系的明确化、规范化，从而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依据，便于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操作，便于根除司法擅断、刑罚不公、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弊端，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便于司法机关顶住和消除来自各方面权力的司法干扰，严格依法定罪并依法用刑，保证国家刑罚的正确实施，充分发挥刑法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这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二)是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
罪刑法定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法律应当在事先就为人们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标准，使人们在法律范围内，能够充分享有自由，行使权利，免受刑法的意外打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权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也是运用法律来限制国家刑罚权，杜绝法官的恣意、专横和擅断，防止了滥定罪、乱施刑，有利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实践证明，只有罪刑法定，人权才有保障，法律才有权威。如果法律事先并未告之公民不能实施某种行为，也就没有规定实施该行为后将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那么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国家就没有权力惩罚这种行为。若惩罚了这种行为，必会失去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有了这个原则以后，公民的多余担心就没有了，即只要不实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就不必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这样，公民的个人自由就免受司法侵犯，人权就得到了最切实的法律保障。
(三)是立法理念的重大进步
97年刑法典，把罪刑法定明文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取消了类推制度，这是刑法理念上的重大转折和更新。长期以来，由于受国家主义的影响，刑事立法一直坚持从国家本位出发，把惩罚犯罪当作刑法的唯一功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使人们注意到，刑法的功能不单是“专政”，而且具有惩罚与保护、惩罚与教育的双重性，并且二者还必须趋向平衡。可以这样说，1997年刑法确立的罪行法定原则体现了以依法治国、保障人权为价值核心的新刑法观的确立。这一新刑法观的确立，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刑事立法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的立法能够及时地、正确地适应社会实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可以规范我国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使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所界定的范围，从而使我国的刑事司法能够彻底摆脱封建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实施依法治国。
(四)顺应了国际刑事立法的趋势
罪行法定已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个基本刑法原则，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确认。有些国家不仅在刑法典中加以规定，而且在宪法中也加以规定。可以说，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广泛地规定在各国的立法中，也更严格地施行于各国的司法中。早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明文规定：“任何人实行的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不作为，不得认为犯罪，不得科处该犯罪实行时应适用的刑罚为重的刑罚。”随后，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7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这充分说明，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的不断增加，在理论上的日益完善，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潮流。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有利于推进我国刑法同国际刑法的接轨，有利于开辟我国刑法发展的新时代。
三、司法适用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科学的立法，而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和遵守，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检验法制成败的标准，并不是立法的规模和数量，而是执法的实效，即法律被执行和被遵守的程度。我们不能认为只要取消了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在刑法中确立了罪行法定原则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比在刑法典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罪行法定原则。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在当前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罪行法定原则的实质内涵
罪行法定原则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对刑法的指导意义也甚为广泛，我们不能只对其作简单化的教条理解。笔者认为对新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的附属刑法。刑法典，包括刑法总论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单行刑法是指立法机关为应付某种特殊情况而专门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规范性文件。附属刑法是相对于单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为了保护该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规定的、刑法典和单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规定的总和。3第二，对于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必须定罪处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罪行法定原则既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禁绝司法机关法外施“法”，也排斥有罪不罚的情形，这与新刑法第4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相互一致的。
(二)补充刑事立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
刑法典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载体，但由于刑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犯罪的形式也是在变化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刑法典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变化来适时而科学地通过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来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但是，这种修改和补充“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立法机关的补充刑事立法应当在罪行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在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与其相抵触。今后应特别注重坚持以下几点：第一，补充增加新的罪名应当以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为标准。只能将那些在刑法中未规定但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上升为犯罪；第二，对新增罪名规定的法定刑应当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保持协调与均衡，既不能显得畸轻也不能显得畸重；第三，对补充立法的效力是否溯及既往的规定，应遵循新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不能采用“从新”原则，或附条件地采用“从新”原则，否则，就与刑法所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不溯及既往”的精神相冲突。4
(三)刑事司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应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罪刑法定并不排斥执法者的司法裁量，它应当也能够容纳司法裁量。但是，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裁量是应受到限制的，因而刑法对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一种无法司法，是一种人治的表现。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应严格适用刑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认为罪行法定就是简单地“对号入座”，不加以区别地定罪量刑。
(作者单位：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⑥ 如何理解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解答如下：
关于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一、罪刑法定原则能制约刑法司法解释，主要表现在：
（1）对刑法司法解释主体的制约。作为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在加强司法独立的法制条件下，司法解释权归属于司法机关是必然的。
（2）对刑法司法解释范围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禁止习惯法的排斥原则都表达了“法定”罪刑的宗旨。因此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解释行为的性质, 依照规定的刑种和刑度裁量，犯罪构成没有规定的行为不得以犯罪处理，不得超越刑种和刑度量刑。
（3）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制约。罪刑法定的排斥原则之一就是禁止刑法解释的溯及既往。因此，刑法司法解释的根据应以行为时的法律文本为基准进行适用解释。解释的效力只能对以后发生的行为适用。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例外。
（4）对刑法司法解释方式的制约。根据不同的标准，刑法司法解释的种类可以划分出很多种。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又一派生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排斥类推解释的理解，这在各国刑法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也是辩证统一的
罪刑法定的价值目标是在形式公正中实现刑法的安全价值，而刑法解释的价值目标则是如何突破罪刑法定的束缚寻求实体公正。前者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后者则是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样，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其实，如果我们将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置于刑法的价值目标之下，将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现实层面上,而且表现在观念层面上。罪刑法定强调形式公正,，求刑法的安全价值。为了防止司法擅断，严格限制司法权就是其必然选择。因而作为一种价值目标,罪刑法定之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刑法解释在价值选择上是偏向于刑法的公正价值的，并以此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从司法实践看，司法行为不仅要接受立法者的评判，更重要的它要接受全体国民的评判。因为法律不仅是立法者的法律，它更应当是全体国民的法律。刑法解释应当立足于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实践，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刑事立法的权威性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解释的积极作用。因此，法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以刑法的价值目标为终极归宿，以积极的态度趋向于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之不足的功效。

仅供参考！

⑦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意义

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解释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防止无权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可谓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诚然，这些规定都有各部门的职责所在，且该解释是对程序法的解释，但是，它从侧面说明了无权解释的存在。
其次，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有权解释的司法机关之间不发生越权解释。我们知道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明文说明了审判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检察解释归最高人民检察院，但是现实中，“两高”的联合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释，虽然联合解释让法律的适用更为统一，但难免有检察院介入审判解释和法院介入检察解释的嫌疑。
再次，坚持罪刑法定有助于划清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创制，因此司法解释不能成为二次立法。另外笔者还认为，对于最低追诉标准最好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因为这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的根据，应属于“明确含义”而不是“具体适用法律”。虽然“进一步明确含义”和“具体适用”不能绝对的区分，但笔者仍认为在无法明确区分时应推定为应该进行立法解释，而不是司法解释，因为立法解释更能更好的显示罪刑法定原则。实践中我们甚至出现转授权的现象，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笔者认为此类规定欠妥当，不可否认，同样的盗窃金额在不同的地区造成的社会危害肯定会不一样，但把数额标准确定权授权给高级人民法院难免有失偏颇。
当然上述这些意义应该只是形式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对解释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义，此意义应该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司法解释的实质意义：有助于司法机关在忠于法律规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规范含义的范围之内正确进行司法解释，也就是可以让司法机关在合法的范围内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释，让司法解释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实现实质法治。以此进一步推不难得出以下几点：
1、赋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价值的最顶端，合理的解释法律可以让公民在可预料的禁止的范围内不为一定的行为，反过来讲，公民可以将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司法解释则是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和“准准绳”。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权的发动。司法解释中诸如追诉标准的规定即是对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对应追诉的犯罪进行追诉。犯罪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理应受到惩处，合理的司法解释有利于更好的打击犯罪，以此保护人民。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规定不等于机械的明确规定，而应是逻辑上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必须避免此类理解误区。
总之，坚持以罪刑法定原则指导刑事司法解释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确解释：即由正确的解释主体在正确的权限内解释其应解释的内容并用正确的方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其正是通过正确解释法律为实现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据并以此促进人权的保障。

⑧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和司法适用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在其第79条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1997年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了类推。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内在要求，在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分为绝对罪刑法定与相对罪刑法定。绝对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认为法官应当逐字地适用刑法。而相对罪刑法定则并不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司法裁量。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罪刑法定，因而给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在空白罪状和概括条款的情况下，法官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裁量。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应当将司法裁量权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只有这样，罪刑法定原则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1、正确把握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认识。
2、正确进行司法解释。
3、规范在刑事司法领域党的领导及人大的监督，使之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原则。
4、以国家制定法的形式通过对劳动教养的立法，并将其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
5、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⑨ 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法律的什么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国刑法由偏重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国刑事与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只将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刑法中。97年刑法修订以前，我国宪法规定法和刑法对于罪刑法定原则都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我国刑法是倾向于罪刑法定主义的。97年刑法在第三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规定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活动的又能一重大成果。我国刑法典自始自终体现着这一原则，下面从总则与分则两个方面分别予以阐述。
（一）从总则方面看。刑法规定了犯罪的概念。97年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以及其它危害社会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犯罪的法定概念，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为什么这些行为是犯罪的问题，它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总的标准。这一定义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违反刑法的行为，使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犯罪概念具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在立法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选择地赋予刑事违法性的属性，使社会危害性在刑法规范中得到明确具体的反映，这就是为追究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危害性起到了指示作用。其次，通过刑事违法性反映社会危害性，应以刑法的规定为准绳。司法人员只能依法定罪量刑，不能依司法工作人员的好恶而任意出入人罪，这就为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起到了保障作用。最后，立法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确认为触犯刑律的行为，使之在刑法中得到不定的法律评价，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张应受刑罚的行为的清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模式，对人们的行为起着指引作用。
刑法还有对犯罪主体的规定。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不仅规定了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还对精神病人以及醉酒的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作了规定。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除了对自然人主体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外，97刑法还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刑法第30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刑法就为处罚单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解决了因对单位定罪无法可依而不得不不了了之的问题，寸步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刑法对刑罚种类也做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我国刑法不仅规定了刑罚种类，而且同时对适用某一种的条件作了限制，例如死刑，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刑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不仅如此，刑法对量刑原则也作了明确规定。刑法第61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量刑方法上不仅对量刑的总的原则作了规定，还对量刑的具体原则作了规定，（例如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则，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原则，犯罪预备、未遂与中止的量刑原则，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的量刑原则，累犯、自首的量刑原则，等等）。
此外，我国刑法总则对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刑罚以及具体的刑罚刑罚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不仅如此，新刑法还废除了类推制度。这些都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此处不再作赘述。
（二）从分则方面看，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光靠犯罪概念是不够的，要具体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离不开犯罪构成。总则中规定了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而另外三个要件-------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则须要从分则中才能找出。比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这一规定，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犯罪故意，客观上必须实话了杀人的行为，并且可以推出该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再联系到刑法总则第17条的有关规定可以确定：犯罪主体是年满十四周岁的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根据上述要件，就可以正确地认定故意杀人罪了。不仅如此，上述故意杀人罪的罪状还规定了该罪的法定刑。对具体犯罪的法定刑规定的形式，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存在着三种情况：第一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第二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第三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我国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立法例，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这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
由上而论述可以看出，从什么是犯罪到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我国刑法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再加上我国废除了类推制度，可以说基本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将有利于我国刑法立法司法和行刑活动，有利于我国奉行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打击犯罪的政策思想，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新阶段。